一、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赵玉卿,周永泽[1]（2021）在《陈应时先生学术编年行述》文中研究说明陈应时先生为我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中国音乐史学家,他的研究涉及乐律学、音乐史学、琴学、中国传统音乐、中外音乐交流等多个领域,在敦煌乐谱、琴律理论、宫调体系等方面都有创建性的探索。文章以时间为序,梳理陈先生的学术成果,对其学术生涯进行编年,便于读者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弘扬先生的学术精神,并以此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陈占山[2]（2021）在《《马庆贤收藏杜经国往来书札》述论》文中认为杜经国教授生前留下大批书札,经申请被确定为汕头大学潮汕社会文化研究课题。杜经国是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他的往来书札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较高的史料、文物价值,值得重视。
章燕辉[3]（2021）在《李志超教授学术成长经历及其贡献》文中认为李志超（1935—2020）先生长期从事科技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当代着名科技史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研究的开拓者。李先生1935年出生于内蒙古开鲁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教。1974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教授光学、光谱学并领导高级物理实验课;1975年进入《梦溪笔谈》译注组,从而开始进行科技史研究。1980年与陈光共同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81年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与结构中心多位老师共同成立科技考古协会,1988年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第四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会理事等职位。就学术研究而言,李先生长期致力于科技史研究,在天文学史、古代仪器复原、中国科学思想以及科技古汉语等方面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科技古汉语的重新释读是其中很多重要成果的基础,也是李先生科技史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李先生发表科技史相关论文几十篇,参与撰写或者编撰的着作10余部。代表性成果有刻漏精度模拟实验、机发论等。刻漏精度模拟实验证明了中国古代相关计时技术世界第一;关于机发论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对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控制机理有独特的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中国科大科技史学科的早期发展中,李先生承担学术组织工作,为学科的创立和初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科技史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带着学科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李先生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学科和全国科技考古协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为科技考古专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率先发展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晓梦[5]（2020）在《古代济南城址变迁与要素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济南,因地处古济水南岸而得名,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公元前六世纪起,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持续上升,由一座采邑逐渐发展成为省级治所。由于“山、泉、湖、河、城”的共生关系,其城址亦非常稳定,自奠基以来不曾迁移,已历2700余年。本文尝试从物质空间角度,研究济南古城址的形态变迁,考证古城城市形态要素和功能要素的空间布局,填补古代济南城市形态研究不足。本文通过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史稿》等古文献的系统梳理,从济南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建置沿革入手,提出了其行政地位提升的三个关键时点,将济南城址建设过程划分为萌芽初现、奠基崛起、发展成熟和稳定完善四个阶段;依据《历乘》《历城县志》等地方志和《水经注》《元和郡县制》等地理志,阐述了古代济南兴起与发展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基础,论述了古代济南城址变迁的七个关键时间节点,分别是汉高帝六年（前201）、西晋永嘉年间（307-311）、刘宋元嘉九年（432）、唐元和十五年（820）、明洪武四年（1371）以及清咸丰十年（1860）和同治四年（1865）。在此基础上,以古文献记载为依据,以历史事件和考古报告为佐证,分别考查了秦汉至明清时期七个关键时间节点济南城址的范围、形制和规模,推演古城外廓形态的演变过程,总结其发展演变的时间分布特征、空间位置特征和形制规模特征,并归纳影响城址变迁的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军事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本文以清同治四年（1865）为重点,依据地方史志的记载,辅以历史地图佐证,对古城的墙圩边界、骨架要素、水系景观和重要单元的功能布局进行考证,从形态结构和功能结构两个方面对要素布局的结构关系进行研究,并分析总结了特殊自然地貌约束下,济南古城形态要素布局的防御性、适应性、实用性特征。论文研究期间,本人查阅了先秦至明清时期的三十余部古文言文献和地方史志,尤其是从史书中,将这一历史时期济南城市的建置沿革按照时间和朝代进行了详细梳理,一一列举了文献出处和相关原文等,形成的列表附于文后,期望对后续古代城市研究有所裨益。
刘微[6]（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张文毓[7]（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文中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考察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播具有借鉴价值。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角度,考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的着作《自然辩证法》是其自然辩证法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体现,因此,本文以这一着作为主线进行考察。按照事物的发生学原理,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19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先进分子中传播,传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二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在我国的初步建制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初步建制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建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三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1978年至今）。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启的建制化进程,我们把此阶段称为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再建制化。在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奠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成果之上,吸收融合了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最新研究成果,由恩格斯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为主的内容体系,逐渐扩展到以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框架。此外,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1）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思想有迫切的时代需求,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上升为哲学的典范;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质,在内容上适合我国国情。（2）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互交织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传播,很难将思想传播与思想发展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不断扩大,传播方式从偶然性、不确定性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3）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进入新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更需要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裴世东[8]（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余柏青[9]（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侯叶[10]（2019）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临成熟与转折并存的时代大背景,中国体育建筑在实际建设发展层面已取得丰厚成绩,却面临转型需求;在学科发展层面有了多元扩展,却亟需理性总结、回顾得失。此时,将中国体育建筑的发展历程进行尽可能完整、客观的回顾总结,不但有利于体育建筑学科的完善,也有利于我们理性地应对这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体育建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外延广阔,却又专业性强的研究课题。本文针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命题沿着两个轴向进行研究:在纵轴上,基于时间线索,从线性历史观视角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体育建筑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梳理。在横轴上,基于要素脉络,从系统视角对体育建筑的发展背景、发展概况、演变特征进行总结和分析。其中,演变特征则主要包括功能、形式、技术（结构技术、材料技术、设备技术、数字化技术等）三要素,以形成多层次的研究系统。本文采用跨学科研究法、文本研究法、实地考察法和访谈法作为研究方法,引入系统论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以时序系统、空间系统、背景系统、建筑系统为内容的多层次系统构架,从而形成清晰明确的研究框架。本文第一章为绪论,指出课题的时代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范围、相关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章为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发展基础,从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建筑与文化和西方现代体育建筑与文化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发展来源及发展土壤。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分析了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各时期包括近代时期、现代时期、改革开放到新千年间的当代时期、新千年后的当代时期的发展进程,对每一时期的发展概况以及功能、形式、技术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体育建筑体系演变解析及未来发展预判。一方面从要素的角度总结分析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演变特征,探讨现状问题;另一方面结合未来社会发展背景预判中国体育建筑发展趋势,并提出理性设计策略。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从薄弱的基础开始发展,经历四个时期,功能、形式、技术均有所演变发展。在新常态的社会背景下,基于未来体育事业和建筑事业的发展,中国体育建筑将面临功能、形式和技术的理性回归。
二、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陈应时先生学术编年行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总 叙 |
| 二、学术编年 |
| 三、后 叙 |
（2）《马庆贤收藏杜经国往来书札》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杜经国教授的生平事业 |
| （一）生平 |
| （二）事业 |
| 二、杜经国教授《往来书札》的撰写者和主要内容 |
| （一）信札的撰写者 |
| （二）信札的主要内容 |
| 三、杜经国教授《往来书札》的价值 |
| （一）可用以观察和研究当时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史学从业者的精神风貌 |
| （二）能为汕头大学校史的建构提供某些重要信息 |
| （三）是了解杜经国教授家庭和交游的第一手资料 |
（3）李志超教授学术成长经历及其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由 |
| 2. 研究综述 |
| 3. 研究资料与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和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家世和主要经历 |
| 1.1 家世和教育经历 |
| 1.2 在北京大学的工作经历(1960—1974) |
| 1.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作经历(1974—1998) |
| 1.4 退休生活(1998—2020) |
| 小结 |
| 第二章 科技史研究 |
| 2.1 科技史研究的肇始及尝试 |
| 2.1.1 科技史研究的肇始 |
| 2.1.2 科技史研究的尝试 |
| 2.2 关于古代仪器的考证、复原 |
| 2.2.1 有关黄道游仪的考证、复原 |
| 2.2.2 有关水运浑象仪与候风地动仪的考证、复原 |
| 2.2.3 有关水运仪象台的考证、复原 |
| 2.3 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
| 2.3.1 关于机发论的研究 |
| 2.3.2 关于《灵宪》天体物理思想的研究 |
| 2.3.3 关于《管子·水地》的研究 |
| 2.4 关于科技汉语史的研究 |
| 2.4.1 缘起——“一字师” |
| 2.4.2 实践——科技训诂 |
| 2.4.3 集裘——《科技古汉语》 |
| 小结 |
| 第三章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
| 3.1 科技史学科建设 |
| 3.1.1 筹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
| 3.1.2 主持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工作 |
| 3.2 科技考古早期的建制化 |
| 3.2.1 组织建立考古协会 |
| 3.2.2 科技考古教学工作的尝试和学术交流 |
| 3.3 人才培养 |
| 3.3.1 人才培养的理念 |
| 3.3.2 人才培养结果 |
| 小结 |
| 结语与展望 |
| 1. 结语 |
| 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李志超先生年谱 |
| 附录2 李志超先生着作 |
| 附录3 李志超先生指导的科技史研究生名单及学位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古代济南城址变迁与要素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
| 1.1.2 城市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实证 |
| 1.1.3 济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城市形态具有唯一性 |
| 1.2 研究对象、范畴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范畴 |
| 1.2.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1.3.2 关于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 |
| 1.3.3 关于济南城市历史的研究 |
| 1.3.4 关于济南城市形态的研究 |
| 1.3.5 现有研究不足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资料及内容 |
| 1.5.1 研究资料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1.6.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古代济南城市营建概述 |
| 2.1 古代济南的建置沿革 |
| 2.1.1 先秦时期:齐国边陲军事据点 |
| 2.1.2 秦汉时期:县级政区地位确立 |
| 2.1.3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政等级升降反复 |
| 2.1.4 隋唐五代时期:统县地位基本稳固 |
| 2.1.5 宋金蒙元时期:北方重镇脱颖而出 |
| 2.1.6 明清时期:山东省府地域核心 |
| 2.2 古代济南兴起与发展的基础 |
| 2.2.1 地理环境基础 |
| 2.2.2 人文环境基础 |
| 2.3 古代济南城址变迁的历史分期 |
| 2.3.1 萌芽初现期 |
| 2.3.2 奠基崛起期 |
| 2.3.3 发展成熟期 |
| 2.3.4 稳定完善期 |
| 第3章 古代济南城址的历史变迁 |
| 3.1 济南古城城址的历史形态 |
| 3.1.1 汉高帝六年:历下县城 |
| 3.1.2 西晋永嘉年间:济南郡城 |
| 3.1.3 刘宋元嘉九年:冀州州城 |
| 3.1.4 唐元和十五年:齐州州城 |
| 3.1.5 明洪武四年:济南府城 |
| 3.1.6 清咸丰十年:山东省城 |
| 3.1.7 清同治四年:山东省城 |
| 3.2 济南古城城址变迁的特征分析 |
| 3.2.1 时间分布特征 |
| 3.2.2 空间位置特征 |
| 3.2.3 形制规模特征 |
| 3.3 济南古城城址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3.1 自然因素 |
| 3.3.2 政治因素 |
| 3.3.3 军事因素 |
| 3.3.4 文化因素 |
| 3.4 本章总结 |
| 第4章 古代济南城市形态的要素布局 |
| 4.1 济南古城空间形态的构成要素 |
| 4.1.1 边界要素 |
| 4.1.2 骨架要素 |
| 4.1.3 景观要素 |
| 4.1.4 重要单元 |
| 4.2 济南古城形态要素的结构关系 |
| 4.2.1 形态结构 |
| 4.2.2 功能结构 |
| 4.3 济南古城形态要素布局的内在特征 |
| 4.3.1 防御性 |
| 4.3.2 适应性 |
| 4.3.3 实用性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的成果与结论 |
| 5.2 论文的创新点 |
| 5.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 |
（6）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理论品质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和《自然辩证法》着作译介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初步建制化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曲折中传播和发展 |
| 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规范化 |
| (一)现代科技促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再建制化 |
| (三)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中促进社会和科技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2 中国体育建筑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针对整体历程的发展研究 |
| 1.2.2 针对部分时间段的发展研究 |
| 1.2.3 针对部分区域的发展研究 |
| 1.2.4 针对世界体育建筑的发展研究 |
| 1.2.5 体育建筑学科丰富的研究成果 |
| 1.2.6 细化的研究类型和多元化的研究意识 |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基于系统论的理论架构 |
| 1.3.4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未尽事宜 |
| 本章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发展基础 |
| 2.1 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建筑与文化 |
| 2.1.1 中国古代体育运动 |
| 2.1.2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
| 2.1.3 中国古代“体育建筑” |
| 2.2 西方现代体育建筑与文化 |
| 2.2.1 西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历程及场馆建设 |
| 2.2.2 西方大众体育运动发展 |
| 2.3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三章 近代时期中国体育建筑的萌芽 |
| 3.1 西方体育建筑的被动输入 |
| 3.1.1 满足西人娱乐休闲需求的体育建筑 |
| 3.1.2 青年会主导下的体育文化传播及体育设施建设 |
| 3.1.3 教会学校中的体育建筑 |
| 3.1.4 殖民政权主导的体育建筑 |
| 3.2 本土体育建筑的主动发展 |
| 3.2.1 现代建筑师的培养与成熟 |
| 3.2.2 现代体育概念的本土萌芽及发展 |
| 3.2.3 华商建设的娱乐体育建筑 |
| 3.2.4 公立学校体育建筑的建设 |
| 3.2.5 城市公共体育场建设及发展 |
| 3.3 现代体育建筑功能的泊来与探索 |
| 3.3.1 竞技体育功能标准化探索 |
| 3.3.2 从单纯到复合的功能演进 |
| 3.3.3 总体规划思想的萌芽 |
| 3.4 西式风格的泊来与“中国固有式”的探索 |
| 3.4.1 西式风格的泊来、模仿与改良 |
| 3.4.2 ―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与创造 |
| 3.4.3 风格承载的文化意义 |
| 3.5 现代大跨体育建筑技术的初步探索 |
| 3.5.1 现代材料和传统本土材料的互补应用 |
| 3.5.2 屋架体系的初步应用与发展 |
| 3.5.3 现代设备设施的设置与自然通风采光措施的结合 |
| 3.6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四章 现代时期中国体育建筑的探索 |
| 4.1 建国初期体育建筑的建设探索 |
| 4.1.1 过渡时期的简易场馆建设 |
| 4.1.2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场馆建设起步 |
| 4.2 “大跃进”及“大调整”时期的体育建筑 |
| 4.2.1 大跃进时期的场馆建设 |
| 4.2.2 调整时期体育建筑的收缩简化方针 |
| 4.3 “文革”时期的体育建筑 |
| 4.3.1 ―文革‖期间建筑事业的停滞与体育事业的低潮 |
| 4.3.2 不退反进的体育建筑建设 |
| 4.3.3 作为外交手段的援外体育建筑 |
| 4.4 适合中国国情的功能体系的初步建立及坎坷发展 |
| 4.4.1 从―引入‖到―研究‖的体育建筑学科萌芽 |
| 4.4.2 政治运动影响下功能定位 |
| 4.4.3 平面形式的初步丰富 |
| 4.4.4 多重使用需求下的多功能拓展 |
| 4.4.5 总体规划与整体布局思想的起步 |
| 4.5 政治风潮影响下的形式制约与探索 |
| 4.5.1 民族形式——从推崇到批判 |
| 4.5.2 现代主义——夹缝中的艰难探索 |
| 4.6 大跨建筑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创新 |
| 4.6.1 结构技术研究潮流及大跨结构的创新发展 |
| 4.6.2 饰面材料及性能材料的初步丰富 |
| 4.6.3 基于功能发展的设施设备技术探索 |
| 4.7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到新千年间中国当代体育建筑的发展 |
| 5.1 以“亚运会”为核心的体育赛事举办及场馆建设 |
| 5.1.1 重点保障的竞技体育事业 |
| 5.1.2 洲际级别的赛事及场馆建设 |
| 5.1.3 逐渐稳定的国家级别赛事举办及场馆建设 |
| 5.1.4 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及场馆设施规划 |
| 5.2 竞技场馆建设的初步丰富 |
| 5.2.1 体育馆的丰富发展 |
| 5.2.2 体育场的建设开展 |
| 5.2.3 游泳馆的建设开展 |
| 5.2.4 冰雪体育建筑在东北区域的建设 |
| 5.2.5 其它小众竞技体育建筑的零星建设 |
| 5.2.6 体育中心的建设开展 |
| 5.3 校园体育建筑与大众体育建筑的起步 |
| 5.3.1 校园体育建筑的起步 |
| 5.3.2 大众体育建筑的发展 |
| 5.4 理论及作品的输入输出 |
| 5.4.1 国际体育建筑发展成果的输入 |
| 5.4.2 援外体育建筑的输出 |
| 5.5 市场经济改革下的功能新发展 |
| 5.5.1 市场经济对赛事举办及场馆建设的影响初显 |
| 5.5.2 基于经济因素的场馆多功能研究与探索 |
| 5.6 多元思潮涌入下体育建筑的创作繁荣 |
| 5.6.1 现代主义的形式新探索 |
| 5.6.2 与结构紧密结合的形式创作 |
| 5.6.3 体育建筑中的地域性思考 |
| 5.6.4 环境意识与城市意识的思考觉醒 |
| 5.7 开放交流中的技术发展 |
| 5.7.1 国产材料的创新及国外材料的引入 |
| 5.7.2 结构技术的创新 |
| 5.7.3 新型设施设备的应用 |
| 5.7.4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 |
| 5.8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六章 新千年后中国当代体育建筑的飞速发展 |
| 6.1 奥运策略下的竞技体育建筑发展高峰 |
| 6.1.1 奥运争光计划及竞技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
| 6.1.2 国际级别赛事的举办及战略扩展 |
| 6.1.3 国家级综合赛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1.4 国际单项赛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1.5 省级运动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1.6 其它类型盛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2 竞技体育场馆类型的进一步丰富 |
| 6.2.1 传统综合型体育场馆的丰富建设 |
| 6.2.2 专项体育建筑类型的建设兴起 |
| 6.2.3 体育中心的蓬勃发展 |
| 6.3 校园体育建筑及大众体育建筑的发展新契机 |
| 6.3.1 校园体育建筑的飞速发展 |
| 6.3.2 大众体育建筑的发展进步 |
| 6.4 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下的发展转变 |
| 6.4.1 建筑行业的开放及体育建筑创作的全球化 |
| 6.4.2 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下的体育建筑发展转变 |
| 6.4.3 快速城市化下的建设机遇 |
| 6.5 体育建筑功能发展新特征 |
| 6.5.1 总体布局的新特征 |
| 6.5.2 复合化的功能模块设置 |
| 6.5.3 灵活化的功能设计 |
| 6.6 体育建筑形式发展新思潮 |
| 6.6.1 建筑形态的有机化 |
| 6.6.2 立面设计的表皮化 |
| 6.6.3 结构美学的新表现 |
| 6.6.4 对地域性的丰富思考和追求 |
| 6.6.5 生态理念下的形式探索 |
| 6.7 体育建筑技术的飞跃发展 |
| 6.7.1 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
| 6.7.2 张拉、混合结构的发展潮流 |
| 6.7.3 材料的性能挖掘与创新 |
| 6.7.4 设施设备技术的发展革新 |
| 6.7.5 生态节能技术体系的探索 |
| 6.8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七章 “新常态”下中国体育建筑发展面临问题及设计策略探讨 |
| 7.1 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系统元素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1.1 社会背景发展脉络分析 |
| 7.1.2 功能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1.3 形式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1.4 技术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2 目前体育建筑发展面临的问题 |
| 7.2.1 体育建筑建设存在误区 |
| 7.2.2 对现存体育场馆历史价值和保护意识不足 |
| 7.2.3 体育产业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
| 7.2.4 建筑形式的"形而上学" |
| 7.2.5 技术利用的不适宜 |
| 7.3 基于“新常态”社会背景的体育建筑发展背景 |
| 7.3.1 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背景 |
| 7.3.2 新常态下的体育事业发展趋势 |
| 7.3.3 新常态下的建筑事业发展趋势 |
| 7.4 新常态下平衡化的体育建筑发展趋势探讨 |
| 7.4.1 综合竞技场馆与专项竞技场馆的平衡 |
| 7.4.2 竞技体育建筑、校园体育建筑与大众体育建筑的平衡 |
| 7.4.3 新建场馆与改建场馆的平衡化发展 |
| 7.5 新常态下中国体育建筑理性设计策略探讨 |
| 7.5.1 适宜化的总体布局策略 |
| 7.5.2 灵活、整合的功能设置策略 |
| 7.5.3 多样化的形式创作策略 |
| 7.5.4 理性的技术发展策略 |
| 7.6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中国蒙古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陈应时先生学术编年行述[J]. 赵玉卿,周永泽. 音乐文化研究, 2021(03)
- [2]《马庆贤收藏杜经国往来书札》述论[J]. 陈占山.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6)
- [3]李志超教授学术成长经历及其贡献[D]. 章燕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8)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古代济南城址变迁与要素布局研究[D]. 李晓梦. 山东建筑大学, 2020(11)
- [6]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D]. 张文毓.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9]《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发展研究[D]. 侯叶.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