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有农业经营机制下政府行为的经验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永[1]（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苏荟[2]（2013）在《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干旱缺水，农业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农业主要依靠水利灌溉，水是新疆干旱区最稀缺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节水势在必行，新疆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96%，新疆节水关键在于农业。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疆在稀缺水资源诱导下大面积选择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现已成为了国内及世界最大的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示范区。本文针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不仅揭示和阐释了新疆成功选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内在动因、选择方式、行为表现和选择绩效，而且可以为其它地区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本文针对新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采用计量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调查分析的方法，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利用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国家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并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政府、企业、科研部门、农业基层组织和合作组织及农户作为技术选择的一个整体，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的视角运用理论和案例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行为、运行机制以及选择方式和路径，并利用计量和模型的方法评价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提出了研究的背景、问题和思路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指出水资源稀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特别是农业节水势在必行，新疆成为我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示范区，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过程和绩效值得探讨。此外，本章还陈述了本文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章概述了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界定了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概述了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公共品理论等理论，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作了界定。第三章阐述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阐述了现代农业、农业技术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的影响；概述了世界和我国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重点概述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为后续研究作好了铺垫。第四章对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作了分析，利用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以兵团棉花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建立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得出，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是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制度环境对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具有影响。本章又从制度视角分析了新疆兵团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优势，兵团特殊体制下的土地经营制度、农业生产制度、农业技术保障制度等对兵团农业高效节水技术选择有很大影响。第五章对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供给主体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以案例方式对各主体行为作了深入剖析。本章分析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供给主体的行为反应，通过政府、企业、公共科研部门、基层农业组织的案例分析和验证了各主体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了政府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八师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案例分析了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通过分析得出，政府是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核心，是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有效推动者。其次，分析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新疆天业集团为案例，分析了节水灌溉技术产品供给企业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指出企业是参与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大面积推广的关键主体。再次，分析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兵团组织所属科研部门联合攻关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为案例分析了公共科研部门的行为表现，公共科研部门是新疆兵团节水灌溉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承担者，是节水灌溉技术供给的重要主体。此外，分析基层农业组织和合作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玛纳斯县塔西河村和八师121团19连为案例，分析了基层农业组织行对节水技术选择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通过分析得出，不同体制下的基层组织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采用方式和手段不同，因“制”和“地”而宜采用强制性、诱致性和合作组织参与等技术选择方式可发挥出很好的效果。最后，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多主体参与的选择行为进行了评析。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是多主体参与下的动态反应，并形成了有效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机制，政府的强制性和诱致性技术选择及合作组织多方参与式选择等多种方式的运行和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种技术推广方式的作用下，农户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会主动选择节水灌溉技术。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多主体参与下多种方式的有效配合下，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可以应对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弥补组织缺失等。第六章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需求主体——农户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农户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以问卷方式得到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对农户选择或没有选择滴灌技术的原因以及选择的意愿、方式和绩效进行了调查，结果得出，农户选择滴灌技术主要是由政府强制性技术推广方式决定的，诱致性技术选择也发挥重要作用，由最初的强制性选择到自愿选择，政府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户选择滴灌的决策有很大影响。其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得出，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受其个人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节水技术特征和政府组织动员力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第七章评价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本章运用不同方法比较分析了不同制度下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首先，描述分析了新疆兵团与新疆地方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其次，通过对资源禀赋相似区域下制度环境不同的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用计量和模型的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它们的选择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改进和完善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能力和绩效，提出解决的政策建议和对策有重要意义。第八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的诱致性选择，是政府、企业、公共科研部门、基层农业组织、合作组织和农户等多主体参与行为下的共同反应的结果；制度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有重要影响，基于新疆兵团特殊体制和土地经营制度等影响，新疆兵团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比新疆地方有明显优势。基于以上研究和结论，针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提出了合理配置利用农业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稀缺对节水行为的诱导作用；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主体的选择能力，加强政府节水主导职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科研部门服务作用，加大基层部门组织能力，发挥合作组织动员能力，提高农户农业节水技能；优化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改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宏观制度环境，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方式，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郜清攀[3]（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秦学[4]（2004）在《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文中指出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世界性、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各地区近年来明显加快了旅游业区域合作的步伐，尤其以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中国旅游业的国内国际合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近年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了旅游开发合作、旅游研究合作，国内的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更是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迈上快速发展之路，促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旅游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旅游业“五个一起上”的方针政策，在经济发展、开放扩大、政策英明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国内旅游形成了的以广东开放地区为先导、以江南繁盛之地为中心，神州大地、自南向北、由东往西的蓬勃发展之势。全国各地区的旅游业潜能和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各地旅游业出现了突破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界限，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协作发展的良好开端和普及之势。进入90年代后，中国旅游业“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格局初步形成，国内各具特色、规模有别、层次不同的旅游区域层出不穷。这些旅游区域内各旅游经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民间）之间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旅游业合作，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合作内容日益全面，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合作效果越来越明显。 在国内各个旅游合作区域中，以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主体的“粤港澳大珠江三角洲旅游区”是旅游业区域合作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粤港澳旅游区位于我国华南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及南亚的过渡地带，处于极重要的战略位置。该区域以广东、香港和澳门三省（特区）为核心区域，辐射到周边的海南省、广西东南部、湖南和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形成我国目前范围最大、旅游经济最发达的跨省（区）旅游合作区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地提出的“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构想，形成三地旅游业合作的理论雏形；以1993年12月成立的“粤港澳珠江三角洲旅游联合推广机构”为标志，三地旅游业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港澳相继回归祖国，2003年广东与内地部分城市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市场的开放，2004年内地与港澳两个CEPA的实施，“泛珠江三角洲”概念的提出，粤港澳三地的旅游业合作进入迅速提升“广（度）深（度）高（度）速（度）”的阶段。10年来，粤港澳三地旅游业通过密切合作、荣辱与共，已高度融为一体，成为国内最活跃、亚洲知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区域。作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经形成，目前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500家旅行社销售这一旅游线路。“大珠江三角洲紧密整合型经济区”和“粤港澳旅游金三角”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本文根据以上背景，以粤港澳大珠三角地区为案例，全面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协调机制与对策等深层次问题。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合作是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论文首先按照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逻辑顺序，对国内外旅游业跨区域合作进行全面的综述。论文在简要分析世界旅游合作的背景和总体格局后，重点分析了中国旅游业区域关系总体态势、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概貌以及国内旅游业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中国区域旅游业合作的壮观图景，从中也可以了解到粤港澳旅游业合作的宏观背景。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首先分析了旅游业区域成长的一般规律，侧重分析区域旅游业的空间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空间竞争与合作原理。接着深入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地理学原理、社会学和文化学原理和系统理论等理论机制，并从区域利益机制、微观动力机制、产业空间扩张机制几个方面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动力机制。随后对中国及粤港澳地区的旅游业区域合作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从中国旅游业区域差异及问题、中国旅游业中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几个方面作了细致入微地分析;也对粤港澳三地旅游业合作存在的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作了深入探讨。使人们对粤港澳三地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对我国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论文第三部分，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旅游业跨区域合作的模式，包括区域模式、合作主体模式、合作领域、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并以粤港澳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不仅系统回顾了粤港澳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历史和发展阶段，并且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该地区的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进行了全面归纳，总结出该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模式。 论文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旅游业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首先分析了旅游业区域协调机制的特殊性，指出政府协调机制对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继而对粤港澳大珠三角地区旅游业合作协调机制的演变历程及特点、本区域旅游业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进行了详细
兰芳[5]（2020）在《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提出“人才聚则事业兴”,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攻坚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三期叠加时代的中国发展与人才的集聚共享有着紧密的联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人才管理曾指出:要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同时,在我国区域经济建设中,在国家的各项政策之下,区域金融集聚区纷纷被创建,随着其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区域金融的发展对于金融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通过金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手段也越来越明确。从理论上来讲,金融人才的集聚既要依靠市场,又要依靠政府行为的创新。所以,有效吸引金融人才、加快金融人才集聚成为当前政府关注的重点。在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筑巢引凤”正成为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吸引金融人才,着力在本地打造金融人才集聚区。本文之所以选择政府行为作为研究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切入点,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外部环境对区域人才集聚的效应至关重要,而区域外部环境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和绩效,它对人才集聚效应的产生与发挥具有宏观的支撑作用。这里的区域既是指行政区域,也指经济区域和地理区域。由于区域的差异性,不同区域的人才集聚模式只能借鉴,不能模仿,区域地方政府只有经过不断试错、多次博弈才能找到适宜于本区域人才集聚特点的合作机制。第二,政府提供的人才集聚环境表现为两种效应,分别是人才集聚的经济性效应和不经济性效应。当政府制定了合理的人才集聚政策和长期发展战略,为人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人才集聚在不断的动态博弈中处于一种和谐的发展机制下,人才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合达到理想状态时,人才集聚就表现为经济性效应;当政府没有制定或者制定了违背区域发展规律的人才集聚政策和长期发展战略,人才集聚中各要素就会相互冲突、形成内耗,使人才集聚总效应低于人才分散状态下的效应之和。如果人才集聚表现为经济性效应,那么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强人才集聚的相关政策和战略;如果人才集聚表现为不经济性效应,那么政府和企业就应该改变各自的战略政策或者采取措施防止人才集聚不经济效应进一步恶化。基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本文围绕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从理论、实证、对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分析。按照“政府行为的动因需求——现实考量——运行机制——绩效检验——路径提升”的思路,沿着从理论到事实,从事实到对策,理论结合事实并指导对策,事实检验理论和对策的途径,综合分析政府行为与人才集聚的逻辑关系问题,以期为区域金融人才的集聚与政府行为的良性互动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与参考。首先,理论层面。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现实背景、写作目的以及理论与实践意义,概括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以及所用的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随后对文章涉及的如政府行为、金融人才集聚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并分别对政府行为、人才集聚等相关基础理论做了归纳,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最后,梳理了相关文献。其次,事实层面。第一,对区域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动因需求进行分析。从行为对象层面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人才的积累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行为主体层面看,政府是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资源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同时,政府行为影响着组织和个体行为的选择。第二,对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考量。首先,利用区位熵系数法完成了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金融人才集聚程度的测定,总结了各省市金融人才的集聚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区域当前在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同时,通过对各区域间各级政府促进金融人才集聚的政府行为资料、政策文件的分析和对政府部门的深度访谈,整理分析了现有的政府行为内容,归纳总结当前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指出了政府在区域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主要的行为内容包含四个方面,分别是制度建构行为、组织协调行为、经济管理行为和社会服务行为。同时指出政府在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也面临着各种困境、存在着不足。第三,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政府行为的绩效。主要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从政府行为促进金融人才集聚的有效性,以及政府行为对金融人才集聚的区域联动效应检验两方面来分析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有效性。第四,对国外发达国家区域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经验梳理总结。选取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作为借鉴对象,比较了不同国家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具体政府行为模式,具体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法律环境建设举措及政府创新服务行为等。提炼国外政府在推动金融人才集聚中可供借鉴的经验,作为我国政府的参考借鉴。最后,对策层面。为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人才集聚,本文提出了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优化路径。首先明确了政府的角色定位,而后从制度建构、组织协调、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建议,完善政府政策体系、优化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以寻找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最佳契合模式。
付寿康[6]（2018）在《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发展的矛盾也在于资源。以生态与资源为中心,“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富饶的贫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富饶”的类型与层次多样。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富饶”的对象具体化为“碳”。从“碳”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碳资源富集”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探索“碳”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思考碳交易在民族地区减贫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资源禀赋理论、“两山”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两个共同”理论为指导。围绕碳贫困这个中心,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展开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生态保护正外部性与贫困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介绍碳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握其中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已有研究与调研,对新概念“碳贫困”进行界定。以贫困发生率高与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碳资源禀赋,发展的差距与不平等,以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实现为目标,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从地区以及人的发展权利与能力角度,探讨“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情况下的致贫原因、致贫机理。提出碳贫困是一种间接贫困,并指出碳贫困的特点、类型与应用,思考碳交易减贫的新方式。以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和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为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案例。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六盘水市灰碳贫困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排放的测算,量化碳源,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化,提出六盘水市应对灰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的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储量的估算,量化碳汇量及其价值,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正外部效应具体化,提出恩施州应对绿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以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思考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灰碳贫困与绿碳贫困问题,即通过碳交易破解碳贫困。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脱贫攻坚中政府难以解决,解决不好的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而对碳交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总体上介绍世界碳排放市场的结构及发展状况,论证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述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必要性,探讨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路。最后,提出破解民族地区碳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廖逸儿[7]（2019）在《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及其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财政精准扶贫是公共财政的价值体现,也是确保完成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任务的物质保障。历史经验表明,财政政策重在落地。从财政资金管理流程来看,明确绩效目标,以评价检验和驱动目标实现对于提升支出绩效,提高公共财政公信力和执行力,增强政治信任,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梳理我国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演变过程,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包含凸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和可以量化的技术目标,这种特征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谋而合。基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依据财政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的结构维度,构建结构化的目标检验体系,以2016-2017年广东省财政教育精准扶贫资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取得基础数源,对其量化目标的检验结果显示:专项资金总体绩效表现一般,存在补助对象识别不精准、部分基层财务合规性不足等问题;价值依附于个体而存在,从个体发展权考虑,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运用深度访谈法与观察法等手段,对财政教育精准扶贫进行价值目标检验发现,价值“扶贫”受到重视并收到成效,但扶贫对象基本生理保障不足、农村教育存在安全隐患、教学点学生社交得不到保障、贫困家庭拒绝扶助并表现“贫困无奈”、贫困生缺乏内生动力。究其原因在于:高强度考评与权责分立导致目标置换;扶贫与教育部门间职权错位与职能重叠;全国范围内教育系统间数据联通不畅;基层财政薄弱难以支撑教育精准扶贫长期性巨额投入;财政教育精准扶贫价值目标检验体系尚不成熟;等等。财政绩效评价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工具-价值”视角,依据存在问题,分析成因,要确保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目标实现,应高度重视价值目标与量化目标的融合;强调“人民满意”价值导向;建立“扶贫部门识别、教育部门提供在学证明”的贫困生瞄准机制;基于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全国教育数据联网;强化教育财政投入激励机制,构建“以省为主”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同时,应立足于基层实际,构建对目标的纠错纠偏机制,以及基层容错机制。本研究涉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范畴与教育精准扶贫领域。主要创新:一是选题跨公共管理学、财政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研究问题是国家推进扶贫攻坚的重大问题;二是研究区分价值目标与量化目标,并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4E”维度相对应,从形式上推动目标纠正纠偏。当然,本文研究涉及的样本量有限、产出目标检验较为单一等,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吴庆田[8]（2011）在《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研究》文中提出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而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信用环境恶劣、地方政府行为扭曲、农村金融基础性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等,导致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通过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成为当前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是从金融安全的视角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农村层面和金融效率视角的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研究不足。本文正是基于此,选择我国金融业中最薄弱的农村金融为研究对象,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试图就如何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为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提供理论和决策参考。论文首先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法金融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分别从农村金融制度环境、经济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几个方面,剖析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效率的作用机理。在此理论背景下,论文采用大量系统的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具体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效率现状。分析认为：第一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经济基础薄弱,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村金融产权、法律、监管等制度不健全,农村社会信用文化环境差,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干预行为强烈,造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第二,农村金融宏观效率、微观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均处于低水平状态。论文分别构建了由三个层级33个指标和20个指标构成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和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两者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级为“较差”级,而农村金融效率总体上“较低”。论文接着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实证检验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效率的关系,寻求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各构成因素对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以便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与优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农村经济环境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处于基础地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活跃度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贡献突出。第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储蓄动员力、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效率及农村金融市场的实现程度正相关。第三,农村产业结构与农村宏观金融效率指标正相关。第四,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金融效率有重要作用。第五,政府行为与农村金融发展负相关。依据以上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了基于金融效率改进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主要途径：其一,地方政府行为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优化途径。分析认为：地方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以及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等扭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现为对农村金融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和（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干预上。而现行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是其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理性选择。由此,依据机制设计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进行行政、财政、金融、投融资四大体制创新和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约束、协调三个机制设计,明确地方政府行为边界为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监管和为农村金融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等几个方面。其二,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其有效手段是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信用体系。论文提出建立强大的征信行业、扩大征信范围、丰富农村征信产品和服务方式,完善信用法规制度体系、构建由宣传教育、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共同构成的多层次农村信用教育传播体系。设计了自愿共享机制、强制共享机制、互利共享机制和市场共享机制四种类型的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提出金融需求主体异质性指数的概念。并以此为背景,构建了信息共享机制下农村微观金融需求主体融资模型,为实现农村金融供求均衡提出了一条有效途径。基于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设计了农村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共享的激励约束机制。论文将农户个人的社会资本纳入其信用评价体系中。建立了一个基于模糊模式识别（FPR）和不确定层次分析法（UTAHP）相结合的农户个人信用评价模型。其三,农村经济环境优化途径。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升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的同时,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抓好农村民营经济、高新技术两个亮点,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经营组织化；加强以农业水利工程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其四,农村金融基础性制度与政策环境优化途径。构建明晰安全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产权制度；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既要改革涉及金融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和适用于农村金融的一般金融法律,又要构建农村金融专门法律体系,还要实行农村司法和执法改革,提高执法效率；农村金融监管制度设计包括建立多层次监管框架体系,做到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全程监管。论文运用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长短期关系。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强化财政税收政策支农力度、实行城乡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
晏娇[9]（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陆俊杰[10]（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二、现有农业经营机制下政府行为的经验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有农业经营机制下政府行为的经验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4.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5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技术选择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集体行动理论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新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主体的界定 |
| 2.3.2 基本假设 |
| 2.3.3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3.1 现代农业、农业技术与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
| 3.1.1 现代农业、农业科技革命与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
| 3.1.2 我国现代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与节水灌溉技术 |
| 3.2 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3.2.1 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历程 |
| 3.2.2 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特征和趋势 |
| 3.3 我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3.3.1 我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3.3.2 我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前景 |
| 3.4 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3.4.1 新疆兵团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3.4.2 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 第四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及制度影响分析 |
| 4.1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要素稀缺诱致性选择分析 |
| 4.1.1 要素稀缺对新疆兵团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分析 |
| 4.1.2 新疆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要素稀缺诱致性选择的实证分析 |
| 4.2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市场需求诱致性选择分析 |
| 4.2.1 市场需求对新疆兵团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分析 |
| 4.2.2 新疆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市场需求诱致性选择的实证分析 |
| 4.3 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影响分析 |
| 4.3.1 兵团特殊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优势 |
| 4.3.2 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安排 |
| 4.3.3 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非正式制度影响 |
| 第五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供给主体行为分析 |
| 5.1 政府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 5.1.1 政府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动因 |
| 5.1.2 国家（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强制性选择 |
| 5.1.3 国家（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诱致性选择分析 |
| 5.1.4 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安排 |
| 5.1.5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一：政府行为的案例分析 |
| 5.2 企业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 5.2.1 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 |
| 5.2.2 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特征 |
| 5.2.3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二：企业行为的案例分析 |
| 5.3 科研部门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 5.3.1 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 |
| 5.3.2 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特征 |
| 5.3.3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三：公共科研部门行为的案例分析 |
| 5.4 基层农业组织和合作组织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 5.4.1 基层农业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的选择 |
| 5.4.2 合作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的选择 |
| 5.4.3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四：基层农业组织行为的案例分析 |
| 5.5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多主体参与选择行为评析 |
| 5.5.1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多主体参与下的动态反应 |
| 5.5.2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主体动态反应的运行机制 |
| 5.5.3 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主体动态反应行为评价 |
| 第六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需求主体—农户行为分析 |
| 6.1 农户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利益取向和行动反应 |
| 6.1.1 农户行为理论和农户技术选择行为 |
| 6.1.2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利益取向 |
| 6.1.3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动反应 |
| 6.2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农户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 6.2.1 农户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原因的描述性分析 |
| 6.2.2 农户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意愿和方式的描述性分析 |
| 6.2.3 农户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分析 |
| 6.3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3.1 研究假设 |
| 6.3.2 模型选择、数据描述和计量分析 |
| 6.3.3 结论和启示 |
| 第七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分析 |
| 7.1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 7.1.1 新疆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 7.1.2 新疆地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 7.2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计量和模型分析 |
| 7.2.1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计量分析 |
| 7.2.2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结构－行为－绩效”模型分析 |
| 7.3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分析简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的诱致性选择 |
| 8.1.2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是多主体参与的选择行为 |
| 8.1.3 制度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具有明显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合理配置利用农业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稀缺对节水行为的诱导作用 |
| 8.2.2 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体系和运行机制 |
| 8.2.3 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主体的选择能力 |
| 8.2.4 优化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导师评阅表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旅游研究进展及本文宗旨 |
| 一、 相关研究进展分析 |
| 1 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简述 |
| 2 中国旅游研究概要 |
| 二、 旅游研究的趋势展望 |
| 三、 本论文研究宗旨与研究范畴 |
| 1 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论依据 |
| 2 论文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
| 3 研究方法与特色 |
| 第二章 背景综述--世界旅游业区域协作联合浪潮 |
| 一、 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背景、总体格局 |
| 1 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组织 |
| 2 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的总体格局 |
| 二、 典型案例--世界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实证分析 |
| 1 区域层次的旅游业合作框架 |
| 2 次区域旅游业合作状况 |
| 三、 中国的实际--国际国内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总览 |
| 1 中国旅游业跨国(区域)联合发展概况 |
| 2 中国国内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蓬勃形势 |
| 第三章 机理分析--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动力机制 |
| 一、 基本概念与范畴 |
| 二、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
| 1 经济学理论 |
| 2 地理学原理 |
| 3 社会学和文化学理论 |
| 4 系统论 |
| 三、 区域旅游业成长与空间扩张机制 |
| 1 区域旅游业成长的一般过程与阶段 |
| 2 区域旅游业空间扩张与旅游业区域竞争 |
| 3 旅游业空间演进之趋势--跨区域协作联合 |
| 四、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
| 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的区域利益机制 |
| 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的微观动力机制 |
| 3 旅游产业空间扩张机制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区域反映 |
| 一、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
| 1 中国旅游业区域差异及问题分析 |
| 2 中国的旅游“行政区经济”剖析 |
| 3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 |
| 4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 二、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内在机理分析 |
| 1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自然基础 |
| 2 人文历史的悠久性与传承性--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文化渊源 |
| 3 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互补性--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社会必然 |
| 第五章 模式探讨--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形态特征 |
| 一、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模式的解析 |
| 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形态分析 |
| 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模式总结 |
| 二、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概述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历史回顾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典型案例 |
| 三、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模式探讨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内涵分析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模式探讨 |
| 第六章 协调机制及创新--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实施保障 |
| 一、 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分析 |
| 1 旅游业协调机制的特殊性 |
| 2 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调控机制简析 |
| 二、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机制分析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机制的演变轨迹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机制评述 |
| 三、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
| 1 “一国两制”--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硬性约束 |
| 2 “行政区经济”--珠江三角洲地区旅游业合作的最大障碍 |
| 3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广东旅游业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
| 4 现行协调机制:粤港澳旅游业联合发展中的不完善 |
| 四、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创新机制探讨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区域创新机制--支持系统创新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新机制探索 |
| 第七章 总结与思考 |
| 一、 本文主要观点总结 |
| 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方面 |
| 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形态模式方面 |
| 3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方面 |
| 二、 粤港澳旅游合作区域未来走向的思考 |
| 1 无障碍旅游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功能特征的未来定位 |
| 2 泛珠三角旅游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空间成长的必然走向 |
| 3 世界级旅游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业合作与发展的最终目标 |
| 三、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趋势之思考 |
| 1 中国国内旅游业区域合作趋势的思考 |
| 2 中国旅游业跨国(地区)合作前景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论文及相关成果 |
| 致谢 |
（5）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缘由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政府行为 |
| (二)人才与人才集聚 |
| (三)区域金融人才集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行为相关理论 |
| (二)人才集聚相关理论 |
| (三)区域集聚经济学理论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政府行为研究综述 |
| (二)关于人才集聚研究综述 |
| (三)关于政府行为对人才集聚作用研究综述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动因分析 |
| 一、金融人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效应 |
| (一)金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研究结果 |
| (四)研究结论 |
| 二、政府行为影响着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选择 |
| (一)从人才角度出发 |
| (二)从政府角度出发 |
| (三)从区域共享角度出发 |
| 第三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现实考量 |
| 一、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金融人才集聚比较 |
| (一)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现状分析 |
| (二)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共性问题 |
| 二、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政府行为实践 |
| (一)长三角地区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 |
| (二)珠三角地区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 |
| (三)京津冀地区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运行机制 |
| (四)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内容 |
| 三、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困境 |
| (一)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与人才流动障碍 |
| (二)人才集聚政策同质与引才留才机制保守 |
| (三)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与市场力量调动乏力 |
| (四)人才评价体系缺乏与政府政策效力不足 |
| (五)激励机制滞后与人才积极性不足 |
| 第四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绩效分析 |
| 一、政府行为促进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实证检验 |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与样本选取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二、政府行为对金融人才集聚的区域联动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与统计描述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三、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的政府行为绩效评价 |
| 第五章 国外区域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政府推动区域人才集聚的具体实践 |
| (一)美国 |
| (二)新加坡 |
| (三)日本 |
| 二、国外区域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典型模式分析 |
| (一)基础服务型政府行为模式 |
| (二)战略指导型政府行为模式 |
| (三)计划控制型政府行为模式 |
| 三、国外区域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经验借鉴 |
| (一)明确政府的角色地位,政府行为本土化 |
| (二)坚持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行为辅助化 |
| (三)遵循区域的个性发展,政府行为协同化 |
| 第六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优化路径 |
| 一、明确政府角色定位 |
| (一)领路者:完善科学目标规划 |
| (二)监督者:强化组织运行管控 |
| (三)服务者:重视载体环境建设 |
| (四)赋能者: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模式 |
| 二、创新制度建构行为 |
| (一)重视人才集聚的制度环境,宏观调控人才资源 |
| (二)健全人才集聚法治和信用体系建设 |
| (三)保持政策连贯性,升级迭代创新政策 |
| (四)强化政策协调性,加强区域的协同共生 |
| 三、完善组织协调行为 |
| (一)创新聚才引智机制 |
| (二)完善市场化引才育才机制 |
| (三)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
| (四)推进区域金融人才互认机制,创新人才共享渠道 |
| 四、提升经济管理行为 |
|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宏观经济环境 |
| (三)关注和引导优质企业发展,加强区域金融产业集聚 |
| (四)完善政府对人才的经济投入,建立多元化管理机制 |
| 五、优化社会服务行为 |
| (一)营造良好的金融人才环境平台 |
| (二)促进人才集聚服务机构发展 |
| (三)完善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体系 |
| (四)优化金融教育理念,实施科学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民族地区 |
| (二)碳贫困 |
| (三)碳交易 |
| (四)绿色发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有关水贫困的研究 |
| (二)从资源开发中人的权利能力视角解释贫困原因的研究 |
| (三)有关碳源、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碳汇、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两山”理论 |
| (三)自然资源禀赋论 |
| (四)可行能力理论 |
| (五)“两个共同”理论 |
|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碳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况 |
| (二)民族地区传统能源资源禀赋 |
| (三)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禀赋 |
|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自然资源富集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二)生态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碳源：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 |
| 一、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六盘水市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一)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碳源分析 |
| (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三)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影响 |
| 三、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测算 |
| (一)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 (二)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的测算 |
| (三)六盘水市煤层气抽采与碳减排 |
| 四、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 |
| 一、湖北恩施州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益 |
| (一)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种类 |
| (二)林业碳汇与恩施州碳汇林 |
| (三)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的外部性分析 |
| 三、恩施州碳储量的估算与价值量化 |
| (一)恩施州碳储量估算 |
| (二)恩施州碳储总量及其总价值的分析 |
| (三)恩施州户用沼气碳汇效应与碳交易 |
| 四、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恩施州绿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减贫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碳贫困的民族地区碳交易参与研究 |
| 一、世界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及发展概况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必要性 |
| (三)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可行性 |
| 三、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 |
|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 |
| (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困境 |
| 四、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优化的要求 |
| (二)民族地区挖掘生态正外部效益,碳汇资源变扶贫效益的需求. |
| (三)民族地区减小碳排放负外部效应,共享资源开发利益的要求. |
| 五、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与案例 |
| (一)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探索 |
| (二)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成功案例 |
| 六、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基于湖北恩施州的调研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碳交易破解碳贫困的基本路径 |
| 一、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 |
| 二、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
| 三、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
| 四、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 |
| 五、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
| 六、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经历与成果 |
| 附录B：生物量和蓄积量转换模型参数表 |
| 附录C：农作物根冠比、含碳量、水分系数和经济系数 |
| 附录D：碳排放系数及折标煤系数 |
| 附录E：六盘水精准扶贫背景下碳贫困破解路径研究的调研提纲 |
| 附录F：碳汇林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附录G：户用沼气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致谢 |
（7）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及其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
| (二)财政支出与财政政策 |
| (三)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支出 |
| (四)目标与绩效目标 |
| (五)目标检验 |
| 四、文献综述 |
| (一)文献来源 |
| (二)关于教育财政支出与扶贫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 |
| (四)关于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的研究 |
| (五)文献评析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地考察法 |
| (三)统计分析法 |
| 六、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逻辑思路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方法 |
| 一、教育精准扶贫理论 |
| (一)精准扶贫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制度保障 |
| (二)教育精准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长期性举措 |
| (三)公共财政是教育精准扶贫的物质基础 |
| 二、政策执行理论 |
| (一)政策目标实现是政策的终极目标 |
| (二)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经阶段 |
| (三)公共选择机制下政策执行偏误难以避免 |
|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绩效目标价值理论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引入、目的与功能定位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财政管理手段的双重理性 |
| (三)绩效目标价值决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科学性 |
| 四、财政支出绩效目标检验的技术体系与方法 |
| (一)绩效目标检验及其分类 |
| (二)公共价值的可得性 |
| (三)绩效目标检验的体系与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绩效目标 |
| 一、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支出政策阶段性演进 |
| (一)早期教育扶贫阶段 |
| (二)教育财政扶贫形成阶段 |
| (三)“两基”全覆盖与助学体系完善阶段 |
| (四)新时期教育精准扶贫阶段 |
| 二、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支出绩效目标 |
| (一)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支出目标需求 |
| (二)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支出绩效目标体系 |
| (三)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支出绩效目标特征 |
| 三、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价值目标与量化目标 |
| (一)价值目标 |
| (二)量化目标 |
| (三)作为财政绩效评价的目标界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目标检验体系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双重属性 |
| (一)以监督提效降耗为目标的工具属性 |
| (二)以公众满意度为主导的价值属性 |
| (三)评价适用的前提条件 |
| 二、绩效目标检验视角 |
| (一)第四代评价的提出与意义 |
| (二)“工具-价值”绩效检验视角 |
| 三、“量化-价值”绩效目标检验体系构建 |
| (一)体系构建 |
| (二)量化目标检验具体思路 |
| (三)价值目标检验具体思路 |
| 四、目标检验个案选择 |
| (一)广东贫困情况基本介绍 |
| (二)广东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量化目标检验 |
| 一、量化目标检验:以广东省财政教育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为例 |
| (一)资金概述 |
| (二)评价范围与对象 |
| (三)评价体系与评分标准 |
| (四)评价组织与流程 |
| (五)实地考察抽样与满意度调查 |
| 二、量化目标检验的基本结果 |
| (一)总体结果 |
| (二)区域结果 |
| (三)指标结果 |
| 三、量化目标实现偏差及其原因 |
| (一)量化目标实现偏差 |
| (二)原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价值目标检验 |
| 一、价值目标的构成与检验方法 |
| (一)价值目标的构成 |
| (二)检验方法 |
| 二、深度访谈结果 |
| (一)教育扶贫补助广覆盖下成效明显 |
| (二)学生教育需求保障难精准 |
| 三、满意度测量及分析 |
| (一)普通师生与家长的满意度 |
| (二)贫困户与扶贫干部的满意度 |
| (三)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
| 四、价值目标实现偏差的直接原因 |
| (一)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教育需求难保障 |
| (二)扶助对象强自尊与扶贫考核间矛盾导致低满意度 |
| (三)教育精准扶贫补助化导致教育扶贫效果不彰 |
| (四)信息系统维护不足与管理条块化导致瞄准偏差 |
| (五)农村生源流失给农村教育规划与保障带来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目标完善及绩效提升 |
| 一、量化目标与价值目标实现偏差的深层原因 |
| (一)高强度考评与权责分立引起目标置换 |
| (二)扶贫与教育部门间职权错位与职能重叠 |
| (三)全国范围内教育系统间数据联通不畅 |
| (四)基层难支撑教育精准扶贫长期性巨额投入 |
| (五)财政教育精准扶贫价值目标检验体系尚不成熟 |
| 二、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
| (一)强化“人民满意”价值导向 |
| (二)建立绩效评价纠偏机制与容错机制 |
| (三)形成“扶贫-教育”贫困生瞄准机制 |
| (四)实现全国范围教育数据联网 |
| (五)构建“以省为主”教育经费管理体制 |
| 三、延伸与讨论 |
| (一)2020 年全面教育脱贫的形式意义与实质内涵 |
| (二)未来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的支出重点 |
| (三)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及“量化-价值”绩效目标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S市问卷调查中师生与家长所提到关于当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问题 |
| 附录2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水平 |
| 1.2.1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效率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研究综述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金融生态环境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
| 1.3.2 金融效率与农村金融效率 |
| 1.3.3 地方政府的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效率作用机理分析 |
| 2.1 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效率作用机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
| 2.1.1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 2.1.2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对金融效率作用机理 |
| 2.1.3 制度环境的金融效率机制的AK模型构建 |
| 2.2 经济环境对金融效率作用机理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分析 |
| 2.2.1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思想 |
| 2.2.2 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经济环境对金融效率作用机理 |
| 2.3 金融发展环境对金融效率的作用机理 |
| 2.3.1 金融规模是实现金融效率的基础 |
| 2.3.2 金融结构直接决定金融的运作效率 |
| 2.3.3 金融自由度和开放度对金融效率作用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析 |
| 2.4 社会文化环境对金融效率的作用机理 |
| 2.4.1 行政环境与金融效率 |
| 2.4.2 社会信用环境与金融效率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效率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
| 3.1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1 农村金融生态的经济环境 |
| 3.1.2 农村金融生态的金融发展环境 |
| 3.1.3 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制度和政策环境 |
| 3.1.4 农村金融生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3.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综合评价 |
| 3.2.1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2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 |
| 3.3 农村金融效率现状分析 |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有待于改善 |
| 3.3.2 农村宏观金融效率不佳 |
| 3.3.3 农村微观金融效率低下 |
| 3.4 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模糊综合评价 |
| 3.4.1 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指标集建立 |
| 3.4.2 建立农村金融效率评语集 |
| 3.4.3 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权重集 |
| 3.4.4 建立农村金融效率模糊评价的隶属度矩阵 |
| 3.4.5 求解农村金融效率模糊评价矩阵得出评价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 |
| 4.1.1 现有分析方法的不足 |
| 4.1.2 典型相关分析的基本思想和优点 |
| 4.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效率的典型相关性分析 |
| 4.2.1 变量、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2 实证过程与结果 |
| 4.3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效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4.3.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3.2 变量的Garnegr因果检验 |
| 4.3.3 实证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规范 |
| 5.1 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
| 5.1.1 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 |
| 5.1.2 地方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行为 |
| 5.1.3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 |
| 5.1.4 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
| 5.1.5 地方政府行为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及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
| 5.2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体制创新和机制设计 |
| 5.2.1 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启示 |
| 5.2.2 行政、财政、金融和投融资四大体制创新 |
| 5.2.3 地方政府激励、约束和协调三个机制设计 |
| 5.2.4 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的行为边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金融生态的信用环境优化 |
| 6.1 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模式选择与框架构成 |
| 6.1.1 农村社会信用体系模式选择 |
| 6.1.2 农村社会信用框架体系的构成 |
| 6.2 构建强大的农村社会信用征信系统 |
| 6.2.1 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主体的培育 |
| 6.2.2 扩大并创新农村征信范围和征信产品 |
| 6.3 完善信用法规制度体系 |
| 6.3.1 现行信用法规制度缺陷 |
| 6.3.2 构建完整的社会信用法规制度体系 |
| 6.4 农村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设计 |
| 6.4.1 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农村金融供求均衡的实现机制 |
| 6.4.2 建立体现中国农村微观金融需求主体特色的信用评价机制 |
| 6.4.3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农村信用实施机制 |
| 6.5 建立多层次农村信用教育传播体系 |
| 6.5.1 加大农村信用道德宣传教育力度 |
| 6.5.2 建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信用教育体系 |
| 6.5.3 加强信用管理职业培训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村金融生态的经济环境优化 |
| 7.1 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
| 7.1.1 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
| 7.1.2 以农村工业化、服务社会化为目标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层次 |
| 7.1.3 整合区域资源优势优化农村区域经济结构 |
| 7.2 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 |
| 7.2.1 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模式选择 |
| 7.2.2 增强农业科技支撑能力 |
| 7.2.3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 |
| 7.2.4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
| 7.3 加快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 |
| 7.3.1 培育有经营自主权的高素质的农村市场微观主体 |
| 7.3.2 健全与城镇市场相衔接的农村市场体系 |
| 7.3.3 完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 |
| 7.3.4 加快农村物流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与政策配套 |
| 8.1 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制度设计 |
| 8.1.1 构建明晰安全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 |
| 8.1.2 完善以产权保护和效率优先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 |
| 8.1.3 建立动态严密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
| 8.2 影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宏观政策手段实证分析 |
| 8.2.1 实证方法的选取与说明 |
| 8.2.2 指标的选择及数据 |
| 8.2.3 实证过程与结果 |
| 8.2.4 实证结论 |
| 8.3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套 |
| 8.3.1 强化财政税收政策支农力度 |
| 8.3.2 进一步强化和稳定城乡差别化的货币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9.3 研究展望 |
| 9.3.1 论文研究的难点 |
| 9.3.2 论文有待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9）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10）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复杂背景下地方法治变革的动因 |
| 第一节 时代变革叠加驱动地方法治转型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
| 二、数字时代信息扁平化的喜与忧 |
| 第二节 内在结构失衡期待地方法治转型 |
| 一、法治变迁动力机制的结构失衡 |
| 二、权力纵横配置的内在关系失衡 |
| 第二章 治理现代化语境地方法治的合作型转向 |
| 第一节 基于“控制—依附”结构的地方法治类型 |
| 一、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 |
| 二、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 |
| 三、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有效法治的可能范式 |
| 一、逐步趋向合作的地方法治 |
| 二、合作型地方法治的法理证立 |
| 三、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内在特征 |
| 第三章 社会权力的法治合作及其法理意蕴 |
| 第一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在场 |
| 一、政社关系结构网络的社会权力实践连接 |
| 二、社会权力对法治合作机制的内生要素扩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语境社会权力的法理属性 |
| 一、域外关于社会权力的经典论述 |
| 二、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力的解读 |
| 三、合作意蕴的社会权力法理界定 |
| 第四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地方性社会组织 |
| 一、法律语境的社会组织 |
| 二、社会组织高质量转向 |
| 三、迈向治理的组织类型 |
| 四、变塑社会的特征优势 |
| 第二节 稳定性社会群体 |
| 一、社会群体的学理维度 |
| 二、虚实结合的多元社群 |
| 三、主体特征的社会面向 |
| 第三节 自治性社区组织 |
| 一、基于法定的主体地位 |
| 二、社区自治的力量条件 |
| 三、自治效应的典型实践 |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于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功能 |
| 第一节 控约地方政府权力 |
| 一、制约政府权力的传统机制及其式微 |
| 二、社会权力阻却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
| 三、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分解与转化 |
| 第二节 丰盈民间社会资本 |
| 一、社会资本与合作型地方法治 |
| 二、地方法治中社会资本的孱弱 |
| 三、社会权力重塑法治社会资本 |
| 第三节 生成地方社会秩序 |
| 一、社会权力生成地方法治的“民间法”资源 |
| 二、基于社会权力合作治理的社会秩序生成 |
| 第六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社会权力的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运行条件与场域 |
| 一、开放复合的民主社会实践空间 |
| 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资本 |
| 三、多样繁荣的地方社会理性文化 |
| 第二节 深度合作的有序运行方式 |
| 一、对话与协商: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
| 二、有序参与:政社权力的深层互动 |
| 三、自主治理:社会权力的自主实现 |
| 第三节 制度化网络的集体合作行动机制 |
| 一、自组织决策的项目绩效合作机制 |
| 二、制度化政社权力的集体行动机理 |
| 余论:对社会权力的法治制约 |
| 一、对社会权力保持政治警惕 |
| 二、防止社会权力的溃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现有农业经营机制下政府行为的经验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D]. 苏荟. 石河子大学, 2013(01)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D]. 秦学. 华东师范大学, 2004(04)
- [5]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研究[D]. 兰芳. 吉林大学, 2020(08)
- [6]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D]. 付寿康.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7]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及其实证检验[D]. 廖逸儿.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8]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研究[D]. 吴庆田. 中南大学, 2011(04)
- [9]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