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规范（论文文献综述）
郭富青[1]（2021）在《论公司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立法协同》文中指出《民法典》是公司法的内在根据和目的,公司法则是《民法典》规定的营利法人的个性化呈现方式和实现手段。被《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公司法条款不能一概删除了事,而应具体条款具体对待,或删除或补充完善。公司法应废除以纸质为载体而设置的证券规范,确立无纸化证券规则体系,并在信息披露电子化、网络化,以及股东表决网络化方面与证券法同步现代化。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投资公司应由专门制定的《国有公司法》调整,对国有控股和参股经营的公司除适用公司法之外,国有股权则受《国有公司法》约束。在公司临界或出现资不抵债时,公司法应要求董事对公司的债权人负信义义务,相应地,《破产法》对迟延申请公司破产的董事应予以责任追究。
唐勇[2]（2021）在《论非法人组织的泛主体化及其教义学回正 兼论合手原理的引入与限度》文中认为非法人组织内涵的高度空心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主体泛化。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制度同样适用于第三民事主体,但应当予以必要的重述。权利能力并非概念空壳,权利能力与主体也并非同义反复。权利能力的内涵是意志,行为能力的内涵是理性,理性是意志的特别法。自然人成为主体的要义在于独立意志,组织成为主体的关键在于意志独立,而意志独立已经进入理性范畴,故而对于组织而言,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重叠。非法人组织区隔于法人的内在结构同一性,在于意志独立方式不同。德国法上的合手原理,去掉日耳曼法元素后,可兹借鉴。不仅不应当将合伙从非法人组织排除,相反,恰恰应当以合伙作为非法人组织的一般法,横向上与法人相区隔,纵向上以之为元规则渐次衍生、型塑甚至类推适用于各类其他非法人组织。以合伙为内涵的非法人组织,给实践中的疑难主体问题提供了更开放的解释空间,教义学上回正主体泛化趋势的同时,也使主体法上的双重二元结构得以证立。
王湘淳[3]（2021）在《论公司意思独立的程序之维》文中认为公司决策程序能够保障公司意思独立于股东。公司意思独立是公司法人人格的本质,有助于抑制有限责任制度存在的负面效应,保障有限责任制度在公司法中落实。各国公司法普遍对公司决策程序进行规范。公司意思的独立性随着公司决策程序的运行彰显、维持与强化。以股东会决议程序为代表的公司决策程序是公司意思形成的构成要件,有助于保障公司的意思自治。股东个人决定、股东协议等决策方式绕开了股东会决议程序,会损害公司意思的独立性。因此,股东个人决定、股东协议不应被视为股东会决议。为了更好地实现保障公司意思独立的目的,应在关联交易决议场合引入安全港程序规则以及应在董事罢免决议场合引入偏向董事利益的罢免决议程序规则。
王志祥,融昊[4]（2021）在《刑事合规中主体监管义务的教义学分析》文中认为刑事合规工作要求企业法人对其内部员工履行防范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监管义务。这一监管义务在刑法教义学体系内对企业犯罪刑事责任的影响是具备形式层面的规范性法理依据与实质层面的正当性法理依据的。该监管义务的本体内容既包括作为义务又包括客观注意义务,其规范构造为"保证人地位+结果避免义务所要求的行动冶。违反该监管义务的行为是一种过失不作为的危害行为,具备监督过失犯罪的行为特征。但是,这一义务违反行为不一定成立犯罪。当不法阶层出现客观归责阻却事由,或责任阶层因应罚性或需罚性阙如而阻却时,对该行为就可以在刑法教义学体系内实现出罪。
陈学禹[5]（2021）在《农村集体产权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以Q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贺若云[6]（2021）在《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商会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满足会员多样化需求、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在商会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商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商会在脱钩改革后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自主治理的问题。从法学角度研究商会治理能够为商会的长远发展提出具有可行性的立法建议,对商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商会影响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旨在立足于我国国情,通过梳理学界关于商会治理的理论观点,发现我国商会治理中存在的不足,为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的完善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文章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梳理现有关于商会治理的理论研究,了解我国商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对商会治理基础理论的系统分析和商会实际运行状况的综合考察。文章首先阐述了商会的概念,并通过比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我国立法在商会法律性质定位上的不同,明确商会自治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商会治理的内涵和必要性,确立了文章对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的分析思路。其次,通过论述商会治理的行为准则、组织架构和外部监督等内容,对商会治理的基础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再次,通过运用实证分析法论述我国商会治理的现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阐述。最后,立足于我国商会的发展情况,结合国家政策的相关措施论述了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商会是由营业主体自发设立的非营利法人,肩负着维护成员共同利益的使命,其组织运行和活动展开必须符合商会的设立宗旨。商会作为社会组织,实现会员的共同利益是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整合社会资源的主要目的,而商会治理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建立组织架构,明确商会组织机构的职责范围并加强外部监督,实现商会权力的规范运行和会员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然而,我国商会治理存在着商会基本法供给缺失、商会章程束之高阁、监督机关设置缺失和内部权力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加之外部监督不完善,导致商会的运行效率和会员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不利于商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去行政化的背景下,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的完善需要从多方面进行,一方面应在商会基本法中明确商会的法律地位、职能以及商会章程的核心地位等内容,另一方面应尽快完善监事会的设置、建立内部责任追究机制并加强外部监督体系建设。
杨丰一[7]（2021）在《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所伴生的诸多风险也在社会中逐渐显露。在法学尤其是刑法领域,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刑事风险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一时间,人工智能刑法研究蓦然兴起,“人工智能刑事责任论等”俨然成为最耀眼的知识增长点。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价值产生质疑,认为当前研究违反人类智力常识,甚至是一场为了追踪热点亦步亦趋的“学术秀”。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论题属性的讨论与争议,论争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概念能否界定、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是否存在、人工智能刑法研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等方面展开辩论。实际上,对于论题本体概念、属性与价值的辨析也构成具体研究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归属问题研究的前提性思考。只有充分回应相关质疑,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包括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的讨论才能扎实地开展与深入。对此,笔者认为:首先,虽然试图在科学意义上统一人工智能概念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但这并不妨碍在满足当下法学研究需要的程度上来描摹人工智能。其次,涉人工智能犯罪已经发生、正在发展并将进一步扩散。最后,风险理论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有诸多契合点,且当下社会的风险属性已经在不同学科领域中被广泛认识,在风险社会视阈下讨论人工智能相关问题具有社会价值。所以,以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为研究重心的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备研究基础与研究价值。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衍生的技术风险映射在规范层面会引发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困境,即当传统刑法无法全面地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时,就会产生部分刑事责任难以归属于适当的刑事责任主体的责任分配间隙。但归责困境并非存在于所有犯罪类型当中,在人工智能故意犯罪当中,现有的错误理论以及正犯理论完全可以避免归责间隙的产生。而在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当中,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和技术风险与我国过失犯罪理论中的归责要素相抵牾,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导致预见不能,冲击归责基础;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因果错综,阻滞责任分配;人工智能技术缺失前置规范,难断注意义务;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纵向关系,扭转归责维度;人工智能技术脱逸经验事实,虚化判断根据。由此造成了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归责的困境。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应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理论进路:其一是解释论进路,主张运用刑法解释原理抽象预见可能并设置宽泛的注意义务,以避免预见不能、回避不能的归责窘境。其二是立法论进路,主张通过立法在总则中确立严格责任原则,并在分则当中通过新增抽象危险犯等方式减省对因果关系的查明,以顺利将责任归属于相应主体。其三是对策论进路,主张赋予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并为其设置刑罚体系,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刑法的方式在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之间分配刑事责任。然而,无论是相对保守的解释、立法进路,还是较为激进的对策进路,在试图弥合归责间隙的同时都会诱发人工智能刑法体系风险。预见可能的抽象化、侵害结果的边缘化、因果关系的减省化、过错责任的局部化冲击了刑法体系的安全性、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动摇刑罚制度的正当性。基于对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与相关应对路径的具体分析,应对人工智能归责困境的有效理论进路应当能够体现以下三点基本立场:其一,排除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地位;其二,恪守刑法规避风险的理性姿态;其三,满足应对归责困境的现实需求。在抉择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应对方法的过程中,实现过失犯罪归责构造的理论转型,即由意志归责、主观归责模式过渡到规范归责、客观归责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且有益的尝试。“如果说在意志归责中,行为人的自由意志是考虑的核心,那么在规范归责中,核心的考虑则是行为与结果对于规范的违反。”与意志归责执着于预见可能性所不同的是,规范归责模式将风险管辖领域的判定作为逻辑前提,以行为人行为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与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作为刑事责任归属判断的实质内容。风险管辖的含义在于“适用规范归责模式进行过失判断时需要前提性地考察法所不允许之风险隶属于谁的风险支配领域”。如果风险隶属于行为人的管辖领域,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创设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即正向上判断行为是否创设了风险、反向上判断行为是否存在着排除事由。当肯定行为在客观面向具备非难可能性之后,仍需要考察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实现了行为所创设的不被允许的风险,即明确风险实现于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范围之内、风险创设与风险实现之间具备规范意义上的关联以及风险创设至少显着地增高了风险实现的可能性,如此才能最终确认责任的归属。客观归责理论在归责模式转型以及应对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归责间隙的意义在于:首先,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归责根据由经验事实向规范的转变,从而使归责的判断摆脱了预见可能和生活经验等在风险社会中难以明确的要素的依赖。其次,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归责思想由因果论向管辖论转变,赋予因果关系以规范意义与规范检验,缓解了事实层面因果查明不能所带来的归责困境。再次,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责任归属由纵向向横向维度转变,拓宽了责任分配的思路,使过失犯罪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成为需要考察的内容。又次,客观归责理论以合义务替代行为判断风险创设行为与风险创设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使归责摆脱对事实因果的依赖,同时对于规范关联概率化的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确定能够有效克服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归责不能,实现过失犯罪归责。最后,客观归责理论对于行为所创设的风险是否属于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范畴的检验可以合理限制过失犯罪的不当扩大,在实现对智能犯罪有效管控的同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萎缩。
陈诚[8]（2021）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对策研究 ——以洪泽区融资平台公司为例》文中提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形成,有着现行分税制造成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历史成因,又有预算法对地方政府不可直接举债的约束,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建设资金缺口而设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越来越多,所形成的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确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过去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改造、民生事业、招商引资等重要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是需要肯定的。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多年发展中,依托地方政府信用举借大量债务,加之经营管理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与影响,债务所对应的资产又多是公益性的,债务无法通过项目收益进行偿还,主要依靠借新还旧的方式越滚越大。在习总书记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原则下,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此后人民银行、财政部、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规范金融市场活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从金融市场筹集了巨量资金,使得债务与金融市场紧密相连,规范金融市场措施势必会通过金融市场快速传递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随着金融市场规范,以及财政部对地方债务的管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借新还旧的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存在巨大的债务风险。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如何适应新环境下的金融监管体系良性发挥金融市场杠杆作用,如何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如何持续有效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都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对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在前人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成果上,立足新时代背景,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地方国有企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和比较分析,再对研究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有关理论基础进行阐述。以洪泽区融资平台CZ公司为案例,从案例区域经济发展及财政情况、融资平台CZ公司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分析,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及平台公司从业经验,总结出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营特点。其次结合洪泽案例所表现的风险情况,从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个层面理论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风险及风险成因,阐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的必要性,落实好风险控制的防范措施作为转型基础工作。再次分析洪泽区JT集团转型方案及实践,找出转型实践中遇到难点和问题,分析问题根源。最后借鉴洪泽JT集团转型案例的经验及前人研究成果,提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要剥离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有效利用地方国有资产,向实体化运营、参与市场竞争、独立核算的地方国有企业转型的总体定位,并从法人治理、经营策略、组织制度、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五个方面提出转型的内部对策方案;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作为个体,与国家整体经济政策及环境息息相关,为使得转型顺利开展,提出了一些转型的外部环境支持建议。希望研究成果能够为类似于洪泽区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吴子熙[9]（2021）在《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金融作为技术与金融融合的创新模式,改变了传统金融的组织形态和行为模式。互联网金融降低了交易费用,满足了小微企业等“长尾人群”的金融需求,释放了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潜力,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资本流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作为新鲜事物,在发展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案件频出,互联网金融平台“爆雷”事件层出不穷,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重创了社会经济秩序,也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此背景下,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亟需调整和完善。制度变迁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制度全面清晰了解的基础之上,当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供给表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无法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提供全面的保障。并且,在国家已经确定将互联网金融全面纳入监管的前提下,如何使监管直击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创新的痛点,克服监管的路径依赖所带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低效率,也是制度调整和完善的难点。针对上述问题,为了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变迁更为有效率,依据法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作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的假定前提,使理论分析更加贴近现实;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确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有效性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对当前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指出我国现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低效性,同时给出了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问题上,运用博弈分析工具,对监管机关、互联网金融平台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进行三方动态博弈演化及稳定性策略分析,明确回应影响监管制度变迁的三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完善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若干建议。论文的章节安排和框架结构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整理和评价国内外相关文献,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总结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的理论框架。界定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概念,构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的理论依据可以概况为四个方面:（1）以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理论为研究的假设条件,使问题的探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2）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指出构建有效率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质量,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有效性标准的确立及其评价提供指引;（3）依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演化方向;（4）运用规制的经济分析相关理论研究监管机关如何对互联网金融交易主体进行干预,合理使用激励手段,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3章,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平衡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防止交易双方不平等地位的持续恶化、抑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变异对消费者的影响、弥补原有权益保护制度的不足四个方面分析了制度完善的必要性问题。同时,运用Va R-GRACH模型对中美互联网金融风险程度进行对比,得到中国消费者面临更高水平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结论,进一步确认了完善相关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4章,现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有效性分析。在分析确认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之后,仍然需要去构想更有效率实现该目标的制度选择方案。首先,给出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有效性标准,分别是制度供给能否满足需求以及制度安排能否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要求;其次,依据上述标准,对现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指出现行制度的低效性,为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第5章,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制度均衡演化路径的博弈分析。传统金融监管方式无法对互联网金融等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并且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当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鉴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目标涉及三方主体:监管机关、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任何一方的行动,既要考虑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其他当事方的影响。因此,运用三方动态博弈分析方法,探讨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困境的三个核心问题:监管定位问题、监管介入时点问题以及监管激励手段问题。通过博弈分析以及相关演化路径仿真,得出结论:需要明确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驱动作用;监管应于互联网金融相关业态或者业务开展之前介入;互联网金融监管激励手段应多样化,适时使用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直接激励以及间接激励,以达到最好的监管效果。此博弈分析试图解决导致监管及其制度困境的关键性问题,并且给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制度的变迁方向。第6章,完善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首先,明确将倾斜性保护与适度保护作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全过程;其次,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提高对互联网金融教育重视程度,革新互联网金融教育理念,丰富实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主体,强化青少年的互联网金融教育;再次,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制度。积极化解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建立统一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的准入制度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退出制度;最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解纷制度。建立以互联网金融平台内部解纷为优先,第三方非诉解纷为主体以及司法诉讼解纷为保障的多层次纠纷解决制度。论文的结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既关系人民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前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缺乏有效性且相关制度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无法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这一群体提供有效保障,表明国家在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中存在不足,阻碍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进行完善,在增加制度供给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的同时,采取兼顾制度效率价值的适度保护原则,进而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践行制度自信,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曹瀚予[10]（2021）在《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地方法之制定、修缮以及运行实践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士或许已经觉察到一种现象,即由地方立法直接推动的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和制度革新,无论是在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务工作者基于立法经验和实践建议建言中,会经常提到几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立法的创新性不足、立地方立法边界不明、“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等,而这些难题都与地方立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创制性立法有关。如果将我国整个立法体制视作一个国度,中央立法就是这个国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统摄管理整个立法国度,制定基本政策,把握发展方向,地方立法则扮演着“执行者”和“协助者”的角色。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地方立法起着“上通下达”的重要作用:协助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中央立法在地方的有效执行、解决中央立法无法独力处理或暂时不宜处理的问题、解决理应由地方自主处理的问题、为中央立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但随着改革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尤其在进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发复杂,急需新的规则去规范约束,此时国家对地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总结过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要求其在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执行性立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有引领意义的创制性立法。倘若地方立法丧失了创制性,只作为中央立法的实施细则紧随其后,就丧失了其地方性的本质属性。如此,地方立法增加了一个“改革者”、“实验田”的角色。创制性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类型和立法现象,客观地存在于地方立法之过程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未引起诸多学者之关注。诸学者所提创制性立法仅是为论证其他主题之需要,而附带说明或借鉴思考,无意作科学周延之诠释,且很多时候将“创制性立法”理解为“立法的创新性”。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中,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创制性立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属性,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类型。将其视作一种立法属性时,“创制性”等同于“创新性”,”“创制性立法”亦即“具有创新性的立法”。就地方立法而言,创制（新）性是一项基本特征,一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相较上位法若没有丝毫创制,则其必要性势必受到质疑,也很难通过备审制度的监督。此时的地方立法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分为执行性立法、先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等不同立法类型,即便在执行性法规中也会存在“创制性条款”,从而具备执行性和创制性双重属性,都可以一定程度超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而将其视为立法类型时,创制性立法是与执行性立法相对应的概念,“创制”的涵义在于“创设”、“增设”,以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为划分标准,地方立法仅包括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种类型。地方创制性立法是指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为了弥补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的空白或不足,解决地方出现的具体问题或满足某种需求,就不存在上位法或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运用自主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的活动。在从当前各地地方权力机关开展的立法活动境况来看,创制性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与执行性立法相比,创制性立法更能体现地方立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近年来地方立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必然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了试验治理理论、国家试错策略论、地方制度竞争论、地方性知识理论、地方法治观理论等诸多法学理论和国家政策。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创制性立法缺乏统一且完整的判定标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创制性立法的区分大致可以从法对制度和权利的设定、上位法依据、依附关系三种角度出发,但这三种观点都有所欠缺,无论是从逻辑行还是操作性上,很难明确合理地将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区分开。将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结合来看,判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中的具体条款,可以通过依据性标准、创制性标准以及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三个标准进行认定。而这三个标准又可以通过诸多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予以判断:依据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名称和法源条款进行判断;创制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权利性条款、义务性条款以及责任性条款加以判断;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可以通过立法目的条款和法规内容整体把握。这些标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很难仅通过其中某一单独标准对地方创制性立法进行准确判断,必须将三个标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对地方立法的属性进行判断。我们可以按照创制性立法的三个判断标准将创制性立法进行分类:按照依据性标准可以分成整体型创制和部分型创制,或者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其中后者可以看作是部分型创制的下级分类,这两种分类四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立法整部法规或具体条款与上位法的关联性;按照创制新的权利义务性标准,可以分成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这两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性法规中具体的创制内容;按照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可以分成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表现的是地方立法主体创制性立法的目的是“管理地方性事务”还是“先行先试”,其中自主性立法对应的是地方事务型创制,先行性立法对应的是先行先试型创制。基于无知论的假设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任何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建构出比由经济社会演化而来得更有效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山东省和几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实践进行考察剖析后可以发现,目前的地方创制性立法正面临着“形式增长”、“地方”着力不足、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不匹配、“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合法性质疑等困境。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央地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包括传统理解下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张力、创制边界模糊、创制能力短缺、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矛盾、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的冲突。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创制性立法亦是如此。面对以上如此困境,地方立法机关首先应从理论观念上进行革新,主要包括了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等。除了通过理念革新外,在新时期下还应当重视大数据技术在地方立法活动中的应用,切实提高地方创制能力外,例如提升创制性立法的公众参与能力、立法后评估水平等,同时还需完善监督和防范机制来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规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规范（论文提纲范文）
（1）论公司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立法协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司法与民法典的协同 |
| (一)基本内容的协同 |
| (二)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协同 |
| (三)《民法典》对《公司法》条款不当一般化的补正 |
| 二、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协同 |
| (一)公司法与证券无纸化的协同 |
| (二)公司法与电子化、网络化的协同 |
| 1.信息披露的电子化、网络化 |
| 2.股东表决网络化 |
| (三)股份设置类别化 |
| 三、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法的协同 |
| (一)采用附属立法模式一体化调整 |
| (二)采用独立立法模式分别调整 |
| (三)采用独立立法模式共同调整 |
| 四、公司法与破产法的协同 |
| (一)股东出资非破产加速到期与破产加速到期 |
| (二)董事的信义义务与申请公司破产的义务 |
（2）论非法人组织的泛主体化及其教义学回正 兼论合手原理的引入与限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论：问题与进路 |
| 二、权利能力制度重述：组织区隔于自然人 |
| （一）权利能力重述：意志作为理性的一般法 |
| （二）何以区隔：独立意志与意志独立 |
| 三、非法人组织区隔于法人：合手原理及其本土化 |
| （一）镜鉴：组织体意志的二元结构论 |
| 1．法人：组合式意志联合 |
| 2．合伙：排列式意志联合 |
| （二）法人之外：非法人组织法的教义学回正 |
| 1．非法人组织的内部结构 |
| 2．非法人组织的外部结构 |
| 3．对自然人意志的可回溯 |
| 4．对权利能力制度的反馈 |
| 四、效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 |
| （一）重申：另一种解释路径 |
| 1．非法人组织的内涵 |
| 2．非法人组织的外延 |
| 3．非法人组织的存续 |
| 4．类推法人的再解释 |
| 5．法典俭省与制度优选 |
| （二）检验：以业主团体为例 |
| 五、结论：主体法之双重二元结构 |
（3）论公司意思独立的程序之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司意思独立需程序保障 |
| （一）公司意思独立功能重思 |
| 1．有限责任制度符合股东与国家利益 |
| 2．意思独立保障有限责任制度落实 |
| （二）公司意思独立法定的意义 |
| 二、程序何以保障公司意思独立 |
| （一）程序客观存在于公司实践 |
| （二）公司意思经程序形成 |
| （三）程序保障公司意思自治 |
| 三、程序保障意思独立的适用场景 |
| （一）普通股东会决议 |
| 1．股东决定不属于决议 |
| 2．股东协议不能视为决议 |
| 3．书面决议不同于股东协议 |
| 4．一点延伸 |
| （二）特殊股东会决议 |
| 1．关联交易决议 |
| 2．董事罢免决议 |
| 四、余论 |
（6）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工作和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商会治理的概念界定 |
| 2.1 商会的概念及法律性质 |
| 2.1.1 商会的概念 |
| 2.1.2 商会的法律性质 |
| 2.2 商会治理的内涵 |
| 2.3 商会治理的必要性 |
| 2.4 小结 |
| 第3章 商会治理的基础理论 |
| 3.1 商会治理的行为准则:商会章程 |
| 3.1.1 商会章程是商会自治权的实现途径 |
| 3.1.2 会员权是商会章程的核心内容 |
| 3.2 商会治理的组织架构:三会四权模式 |
| 3.2.1 商会的权力机关:会员大会 |
| 3.2.2 商会的管理机关:理事会 |
| 3.2.3 商会的监督机关:监事会 |
| 3.2.4 商会的执行机关:秘书机构 |
| 3.3 商会章程与商会治理组织架构的关系 |
| 3.4 商会治理的外部监督 |
| 3.5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商会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
| 4.1 我国商会脱钩改革的历程回顾 |
| 4.2 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 |
| 4.2.1 商会基本法供给缺失 |
| 4.2.2 商会章程束之高阁 |
| 4.2.3 商会监督机关设置缺失 |
| 4.2.4 商会内部权力运行不规范 |
| 4.2.5 商会外部监督不完善 |
| 4.3 小结 |
| 第5章 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
| 5.1 明确商会法律地位及职能 |
| 5.2 确认商会章程在商会治理的核心地位 |
| 5.3 完善商会监事会的设置 |
| 5.4 建立商会内部责任追究机制 |
| 5.5 加强商会外部监督体系建设 |
| 5.6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32 家商会章程样本目录 |
| 附录2 商会访谈问题 |
| 附录3 太原市翼城商会访谈记录 |
| 附录4 山西省国际商会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7）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归属研究的前提思考 |
| 第一节 规范层面:人工智能概念能否合理界定 |
| 一、关于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争议 |
| (一)批判论者:人工智能概念难以界定 |
| (二)赞成论者:人工智能概念可以界定 |
| (三)争议焦点归纳 |
| 二、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分析与结论 |
| (一)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价值要求 |
| (二)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现实基础 |
| (三)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内涵外延 |
| 第二节 事实层面: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是否存在 |
| 一、关于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属性的争议 |
| (一)批判论者: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系主观杜撰 |
| (二)赞成论者: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系客观存在 |
| (三)争议焦点归纳 |
| 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属性的分析与结论 |
| (一)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本质 |
| (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现状 |
| (三)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类型 |
| (四)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特征 |
| 第三节 价值层面:智能研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 |
| 一、关于人工智能研究需求认识的争议 |
| (一)批判论者:人工智能研究缺乏社会需求 |
| (二)赞成论者:人工智能研究具备时代价值 |
| (三)争议焦点归纳 |
| 二、人工智能研究社会需求的分析与结论 |
| (一)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开展的社会背景 |
| (二)风险社会的定位与风险刑法的走向 |
| (三)风险社会理论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 |
| 第四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二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困境:过失的归责间隙 |
| 第一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基本解读 |
| 一、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涵义 |
| 二、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的辨析 |
|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间隙的存在范畴 |
| 一、故意犯罪中归责间隙的排除 |
| 二、过失犯罪中归责间隙的呈现 |
| (一)过失归责困境的表象 |
| (二)过失归责的理论透视 |
| 第三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间隙的形成原因 |
| 一、人工智能技术导致预见不能,冲击归责基础 |
| 二、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因果错综,阻滞责任分配 |
| 三、人工智能技术缺失前置规范,难断注意义务 |
| 四、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纵向关系,扭转归责维度 |
| 五、人工智能技术脱逸经验事实,虚化判断根据 |
| 第四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间隙的衍生影响 |
| 一、导致刑事责任无法有效分配 |
| 二、引发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研究 |
| 第五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三章 归责困境的解决可能:路径归纳与风险评析 |
| 第一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可能的解决路径 |
| 一、解释论进路:恪守传统刑法理论 |
| (一)解释论进路的基本认识 |
| (二)解释论进路的应对策略 |
| (三)解释论进路的理论评析 |
| 二、立法论进路:增设人工智能犯罪 |
| (一)立法论进路的基本认识 |
| (二)立法论进路的应对策略 |
| (三)立法论进路的理论评议 |
| 三、对策论进路:构建智能刑法体系 |
| (一)对策论进路的基本认识 |
| (二)对策论进路的应对策略 |
| (三)对策论进路的理论评议 |
|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解决的风险评析 |
| 一、规范内风险:传统责任要素的变迁 |
| (一)预见可能的抽象化 |
| (二)侵害结果的边缘化 |
| (三)因果关系的减省化 |
| (四)过错责任的局部化 |
| 二、规范外风险: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 |
| (一)冲击刑法体系的安全性 |
| (二)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 |
| (三)动摇刑罚制度的正当性 |
| 第三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四章 刑法回应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立场遴定 |
| 第一节 排除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地位 |
| 一、事实层面: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
| (一)人工智能运作机理考察 |
| (二)人工智能工具属性考察 |
| (三)人工智能发展脉络考察 |
| 二、规范层面: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
| (一)人工智能欠缺自由意志 |
| (二)人工智能欠缺责任能力 |
| (三)人工智能欠缺行为能力 |
| (四)人工智能欠缺受刑能力 |
| (五)人工智能欠缺拟制条件 |
| 三、价值层面:人工智能无需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
| (一)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理性评估 |
| (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应对预测 |
| (三)人工智能刑法主体的价值否定 |
| 第二节 恪守刑法规避风险的理性姿态 |
| 一、对于技术发展:理性干预而非感性干涉 |
| (一)警惕刑法调整对象的过度化 |
| (二)杜绝刑法立法目的的象征化 |
| (三)防范刑事入罪标准的模糊化 |
| 二、对于刑事风险:恪守谦抑而非畸重预防 |
| (一)风险应对恪守谦抑性的必要 |
| (二)风险应对预防走向性的警惕 |
| 三、对于应对选择:理论调整而非体系重构 |
| (一)风险应对解释论进路的提倡 |
| (二)风险应对立法论进路的疑惑 |
| (三)风险应对对策论进路的弊端 |
| 第三节 满足应对归责困境的现实需求 |
| 一、归责困境的解决需要弥合归责间隙 |
| (一)克服预见不能引发的归责困境 |
| (二)理顺因果关系的规范体系定位 |
| (三)应对注意义务缺位的现实情形 |
| (四)突破纵向关系的惯性思维束缚 |
| (五)回应经验事实缺乏的认定难题 |
| 二、归责困境的解决需要规避体系风险 |
| (一)戒备传统责任要素的异化 |
| (二)防范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 |
| 第四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五章 刑法应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方法抉择 |
| 第一节 过失归责构造的转型:从意志归责到规范归责 |
| 一、意志归责的发展脉络与核心特征 |
| (一)意志归责的发展脉络 |
| (二)意志归责的核心特征 |
| (三)意志归责的学说评述 |
| 二、规范归责的流派学说与基本要求 |
| (一)规范归责的流派学说 |
| (二)规范归责的基本要求 |
| (三)规范归责的学说评述 |
| 三、过失论由意志向规范的构造转型 |
| (一)构造基础:过失理论与意志归责、规范归责 |
| (二)为何转型:过失构造转型与智能风险的应对 |
| (三)如何转型:过失归责实现由意志向规范转变 |
| (四)转型意义:完善构成要件以及重构过失不法 |
| 第二节 归责的前提梳理:风险的刑法允许与否 |
| 一、允许风险的基础解读 |
| (一)允许“谁”:风险的实质 |
| (二)“谁”允许:允许的主体 |
| (三)不同语境风险含义的契合 |
| 二、允许风险的规范判断 |
| (一)允许风险的立法司法类型划分 |
| (二)不同类型允许风险的判断标准 |
| (三)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允许与否 |
| 三、“允许风险”的理论评述 |
| (一)允许风险理论能够赋予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以规范价值 |
| (二)允许风险理论能够杜绝以抽象危险预见为根据的归责 |
| (三)允许风险理论能够克服新过失论对于注意义务的依赖 |
| 第三节 归责的行为考察: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 |
| 一、风险管辖领域的划分与管辖判断 |
| (一)管辖思维于风险分配中的应用 |
| (二)人工智能风险管辖的领域划分 |
| (三)风险管辖领域判断的实例说明 |
| 二、行为主体注意义务的规范化展开 |
| (一)注意义务的本质与来源 |
| (二)填充规范的机能与解释 |
| (三)允许风险的实质化判断 |
| 三、行为创设不被允许之风险的判断 |
| (一)正向判断: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判断 |
| (二)反向排除:创设风险下的归责排除 |
| 四、“风险创设”理论评述 |
| (一)风险创设理论实现了归责根据由经验事实向规范转变 |
| (二)风险创设理论实现了归责思想由因果论向管辖论转变 |
| (三)风险管辖理论实现了责任归属由纵向向横向维度转变 |
| 第四节 归责的结果考察: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 |
| 一、风险实现于规范保护目的范围的检验 |
| (一)注意义务规范的确定 |
| (二)规范保护目的的探寻 |
| (三)风险实现的范围判断 |
| 二、风险创设与风险实现规范关联的考察 |
| (一)风险创设与实现规范关联的实质 |
| (二)行为与结果规范关联考察的方法 |
| (三)合义务替代行为考察面临的难题 |
| 三、风险升高理论对特殊情形的必要补充 |
| (一)确定避免与风险升高标准的争议 |
| (二)关联成立所要求风险升高的程度 |
| (三)风险升高理论面临的诘责与回应 |
| 四、“风险实现”理论评述 |
| (一)规范保护目的检验可以合理限制过失犯罪的不当扩大 |
| (二)行为与结果的规范关联使归责摆脱对因果考察的依赖 |
| (三)风险升高理论的价值选择能够有效实现过失犯罪归责 |
| 第五节 基本的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对策研究 ——以洪泽区融资平台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 |
| 2.1.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概念 |
| 2.1.3 地方国有企业的概念 |
| 2.1.4 地方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公司的区别 |
| 2.2 研究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权力制约理论 |
| 2.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3 融资平台CZ公司分析及融资平台公司运营特点 |
| 3.1 融资平台CZ公司分析 |
| 3.1.1 所在区域经济及财政情况 |
| 3.1.2 融资平台CZ公司的历史及现状 |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营特点 |
| 4 转型必要性分析及转型基础工作 |
| 4.1 转型必要性分析 |
| 4.1.1 融资平台公司层面风险及成因分析 |
| 4.1.2 地方政府层面风险及成因分析 |
| 4.1.3 金融机构层面风险及成因分析 |
| 4.2 转型基础工作 |
| 4.2.1 设立地方债务管理部门,厘清地方债务与平台公司债务 |
| 4.2.2 明确平台公司监管部门,理顺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关系 |
| 4.2.3 平台公司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注重内部风险控制 |
| 4.2.4 平台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流动性 |
| 5 洪泽JT集团转型案例分析 |
| 5.1 转型的方案及实施 |
| 5.1.1 转型的方案 |
| 5.1.2 转型方案的实施 |
| 5.2 JT集团运营情况及问题根源探析 |
| 5.2.1 JT集团运营情况 |
| 5.2.2 问题根源探析 |
| 6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的对策 |
| 6.1 转型对策的总体思路 |
| 6.1.1 已有转型路径概述 |
| 6.1.2 转型总体定位 |
| 6.2 转型的内部对策方案 |
| 6.2.1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资产实力 |
| 6.2.2 确定经营发展策略及盈利模式 |
| 6.2.3 组织架构及流程再造,完善管理制度 |
| 6.2.4 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
| 6.2.5 建立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 |
| 6.3 转型的外部环境支持建议 |
| 6.3.1 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出台存量债务化解方案 |
| 6.3.2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及运用 |
| 6.3.3 遏制金融错配及金融短期化,鼓励长期投资 |
| 6.3.4 金融机构对于平台公司转型的金融产品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相关文献评述 |
| 1.2.1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概念 |
| 1.2.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及制度供给 |
| 1.2.3 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演化路径 |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框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的理论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互联网金融概念界定 |
| 2.1.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 |
| 2.1.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内容界定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理论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2.4 规制的经济分析理论 |
| 2.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 |
| 2.3.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3章 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
| 3.1 平衡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
| 3.1.1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成因 |
| 3.1.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消费者一般”的关系 |
| 3.2 防止交易双方不平等地位的持续恶化 |
| 3.2.1 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
| 3.2.2 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垄断趋势明显 |
| 3.2.3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高度复杂性 |
| 3.2.4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维权困难 |
| 3.3 弥补原有权益保护制度的不足 |
| 3.3.1 消法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发挥保障功能不具有现实性 |
| 3.3.2 传统金融行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适用性差 |
| 3.4 抑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变异对消费者的威胁 |
| 3.4.1 互联网金融承袭传统金融的相关风险 |
| 3.4.2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传播模式出现变异 |
| 3.4.3 互联网金融衍生新型的“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 |
| 3.4.4 互联网金融网络安全风险凸显 |
| 3.4.5 出现价格歧视等新的操作风险 |
| 3.5 中美互联网金融风险水平对比的实证 |
| 3.5.1 数据选取依据及基本统计描述 |
| 3.5.2 平稳性检验 |
| 3.5.3 异方差检验(ARCH效应检验) |
| 3.5.4 GARCH模型建模 |
| 3.5.5 计算VaR值并进行对比 |
| 第4章 现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有效性分析 |
| 4.1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有效性的标准 |
| 4.1.1 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标准 |
| 4.1.2 制度安排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 |
| 4.2 现有制度供给总量的非均衡性 |
| 4.2.1 制度供给总量未满足互联网金融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
| 4.2.2 制度供给总量未满足保障特定权益的需求 |
| 4.3 现有制度供给结构的非均衡性 |
| 4.3.1 现行权益保护制度缺乏统一性且效力较低 |
| 4.3.2 现行权益保护制度集中在事中监管方面且不完善 |
| 4.3.3 事前保护制度不完善 |
| 4.3.4 事后保护制度不完善甚至缺失 |
| 4.4 现有制度安排的低效率性 |
| 4.4.1 制度未能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 |
| 4.4.2 制度未能降低单位交易成本以及提高交易量 |
| 第5章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制度均衡演化路径的博弈分析 |
| 5.1 互联网金融监管策略的嬗变历程 |
| 5.1.1 包容性监管阶段 |
| 5.1.2 原则性监管阶段 |
| 5.1.3 专项监管阶段 |
| 5.2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制度演化的困境 |
| 5.2.1 监管定位模糊 |
| 5.2.2 监管介入滞后 |
| 5.2.3 激励手段单一 |
| 5.3 三方动态博弈演化及稳定性策略分析 |
| 5.3.1 三方博弈模型构建 |
| 5.3.2 演化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
| 5.3.3 三方动态博弈演化路径分析 |
| 5.3.4 演化路径仿真 |
| 5.4 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制度的演化方向 |
| 5.4.1 明确监管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驱动作用 |
| 5.4.2 完善试验性监管机制以实现监管的提前介入 |
| 5.4.3 利用监管科技实现激励手段的多样化 |
| 第6章 完善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 |
| 6.1 明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 |
| 6.1.1 倾斜性保护原则 |
| 6.1.2 适度保障原则 |
| 6.2 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6.2.1 提高对互联网金融教育的重视程度 |
| 6.2.2 革新互联网金融教育理念 |
| 6.2.3 丰富实施互联网金融教育的主体 |
| 6.2.4 强化青少年的互联网金融教育 |
| 6.3 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制度 |
| 6.3.1 积极化解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互联网金融风险 |
| 6.3.2 建立统一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
| 6.3.3 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的准入制度 |
| 6.3.4 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退出制度 |
| 6.4 完善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解纷制度 |
| 6.4.1 将互联网金融平台内部解纷作为优先 |
| 6.4.2 将第三方非诉解纷作为主体 |
| 6.4.3 将司法诉讼解纷作为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10）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简析 |
| 三、结构安排与方法选择 |
| (一) 结构安排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对象的限定 |
| 第一章 地方立法的创新难题 |
| 一、“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 |
| 二、“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模糊 |
| 三、设区的市立法事项范围存在争议 |
| 四、“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 |
| 第二章 创制性立法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创制性立法的概念界分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概念诠释 |
| (二) 立法中“创制”涵义的多重性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辨析与定位 |
| (一) 地方立法的类型划分 |
| (二) 创制性立法的对应概念: 执行性立法 |
| (三) 创制性立法的相近概念辨析 |
| (四) 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基础 |
| (一) 试验治理理论与国家试错策略论 |
| (二) 地方制度竞争理论 |
| (三) 地方性知识理论 |
| (四) 地方法治观念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与创制维度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标准 |
| (一) 依据性标准 |
| (二) 创制性标准 |
| (三) 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方法 |
| (一) 法的非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二) 法的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类型 |
| (一) 整体型创制与部分型创制 |
| (二) 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 |
| (三) 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 |
| (四) 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创制维度 |
| (一) 对权力的创制 |
| (二) 对权利的创制 |
| (三) 对义务的创制 |
| (四) 对责任的创制 |
| 第四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现实境遇 |
| 一、山东省创制性立法的现状考察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数量和层级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领域和事项 |
| (三) 地方性法规的创制程度 |
| (四)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体例结构考察 |
| 二、立法事实与制度设计出现偏差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形式增长” |
| (二) 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 |
| (三) 立法的“地方”着力不足 |
| (四) 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选择不匹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暴露出的法治化困境 |
| (一) 传统理解下的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 |
| (二) 创制边界模糊与创制能力短缺 |
| (三) 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张力 |
| (四) 传统立法技术与数据转型的脱节 |
| 第五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规范上的边界厘正 |
| 一、省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基本底限: 中央立法保留之外 |
| (二) 外在界限: 不与上位法抵触 |
| (三) 内在界限: 地方性事务 |
| (四) 特殊限制: 行政立法的限制 |
| 二、设区的市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三类具体立法事项限制 |
| (二) “等方面事项”限制 |
| (三) 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专有创制空间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下的“不抵触”原则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行政行为的设置权限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空间的适度释放 |
| 第六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上的效果改进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念革新 |
| (一) 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 |
| (二) 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 |
| (三) 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 |
|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创制性立法公众参与水平 |
| (一)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技术优势 |
| (二) 大数据在立法公众参与中的应用趋势 |
| (三)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瓶颈制约 |
| (四)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领域的建议 |
| 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
| (一) 传统立法后评估技术存在的问题 |
| (二)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 |
| (三)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可行性 |
| 四、完善创制性立法的监督和防范机制 |
| (一) 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报批制度 |
| (二) 合理选择立法的体例结构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规范（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公司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立法协同[J]. 郭富青.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06)
- [2]论非法人组织的泛主体化及其教义学回正 兼论合手原理的引入与限度[J]. 唐勇. 中外法学, 2021(04)
- [3]论公司意思独立的程序之维[J]. 王湘淳. 中外法学, 2021(04)
- [4]刑事合规中主体监管义务的教义学分析[J]. 王志祥,融昊. 法律适用, 2021(07)
- [5]农村集体产权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以Q镇为例[D]. 陈学禹. 重庆理工大学, 2021
- [6]我国商会治理法律规制研究[D]. 贺若云.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7]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D]. 杨丰一. 吉林大学, 2021(01)
- [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对策研究 ——以洪泽区融资平台公司为例[D]. 陈诚.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9]中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D]. 吴子熙.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D]. 曹瀚予. 山东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