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彻底砸烂精神枷锁（论文文献综述）
张竑[1]（2019）在《虚拟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跨入新世纪后,以计算机科学与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越演越烈,一个集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于一体的“虚拟世界”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型实践形态——虚拟实践。虚拟实践是指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和愿望,运用数字化手段在数字化虚拟空间中进行的依据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双向对象化的感性活动。虚拟实践具有虚拟实在性、即时交互性、身心沉浸性和远程操控性等特点,具有超越限制与探索创新、场景重现与求真致美、娱乐休闲与心理调适、张扬个性与人格完善等功能和作用。虚拟实践的产生导致人类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等诸多方面发生巨大变革,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一次质的飞跃。第一,人们运用数字化手段创造出了特殊的人化自然——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型和探索创造型的虚拟实践,以此来完成模拟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实践活动,将过去只能在想象中存在的事物呈现在虚拟世界中;第二,虚拟实践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物质生产趋向自动化和数字化,精神生产趋向共享化和合作化,生产关系也实现了远程在场和虚实相生,并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工具;第三,虚拟实践的双重中介作用对人的主体性产生激增和放大作用,虚拟世界独特的智能性能够促进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升;第四,虚拟实践推进了“世界历史”进程,促进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全球化融合和文明交流互鉴,加快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效率;第五,虚拟实践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新的平台,使人的虚拟发展成为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过程和历史阶段。虚拟实践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概念的内涵得到极大丰富,实践范畴的外延得到积极拓展。人类实践形态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人类的实践形态从现实实践发展出虚拟实践,人类的社会形态也呈现出从实变虚的历史趋势。虚拟实践自身发展经历了从二维虚拟实践到拟三维虚拟实践,再到三维虚拟实践的历史过程。虚拟实践是现实实践发展的历史产物,反过来又为现实实践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虚拟实践对推进“世界历史”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虚拟实践及其生成的虚拟世界给人类带来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心理问题、主体性危机问题和人的异化问题。虚拟实践生成的虚拟世界已经与现实世界共同构成了虚实相生的二重世界,现代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处于二重世界的共同影响之下。必须坚持虚实共生、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避免虚拟世界成为新的精神枷锁和新的统治工具。在现实存在和虚拟存在的二重存在状态中,人存在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得到了高度统一,虚实相生是信息时代人存在于世的理想境界。本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廓清理论地平,详细阐述虚拟实践的内涵、层次、类型、特点、功能、作用和意义。梳理实践概念的演变历史,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及其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重现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从现实实践到虚拟实践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线索,揭示社会形态从实到虚与实践形态从实到虚的同步性现象。对比分析现实实践与虚拟实践的基本原理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论述虚拟实践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章研究虚拟实践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情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实践的三个基本形式切入,分别研究由于虚拟实践的产生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关系）变革、精神生产方式（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变革,以及虚拟实践在社会实践与科学实验活动领域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的科学研究工具。第三章关注虚拟实践带来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情况,构建虚拟存在论。以人为关注点,研究人在虚拟实践中的新型存在形态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论证个体虚拟存在、群体虚拟存在和类虚拟存在具有一致性。考察虚拟存在对推进“世界历史”的作用和影响,论述虚拟实践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作用与意义。探讨在现实存在和虚拟存在的二重存在状态中,人存在于世的理想境界。第四章考察虚拟实践引发的人的认识方式的变革情况,构建虚拟认识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视角,研究虚拟实践引起的人的认识方式的变革,辨析虚拟认识的运行机理,探讨虚拟实践与虚拟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虚拟实践的双重中介作用以及代理主体对人的主体性的巨大影响和复杂作用,总结虚拟实践带来认识方式变化的重大意义。第五章研究虚拟实践给人类世界带来的诸多新课题。辨析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剖析虚拟世界设计者和体验者的角色职能,分析由于虚拟实践的产生带来的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主体性危机问题和新的异化问题,针对异化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破解异化现象和虚实矛盾的路径和方法。
吴群涛[2]（2017）在《“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英美的朋克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青年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朋克便传入中国,在中国摇滚发展的推动下,于九十年代中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追捧。在近四十年时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融入朋克,并对其进行筛选、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亚文化。论文绪论部分对朋克文化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同时对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重难点、方法、思路、论文结构安排等进行了相应介绍。论文第一章从梳理英语中“punk”的词源及衍变入手,回顾朋克运动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出朋克的文化内涵。同时,由“punk”汉译上出现过的论争切入,对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概述——经过十余年的“道听途说”和近十年的“地火燎原”,目前朋克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平稳发展期。在此期间,国内主要有四种朋克传播方式,包括翻译、“打口”、“迷笛”和独立厂牌,它们的联合作用扩大了朋克的受众群体,促成了中国摇滚朋克时代的到来。论文第二章聚焦中国“朋克时代”,选取朋克先锋崔健和何勇,北京朋克乐队群“无聊军队”,以“盘古”、“舌头”、“苍蝇”和“生命之饼”为代表的外省朋克和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挂在盒子上”为核心的女子朋克乐队进行深入考察,解析朋克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和特征。论文第三章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乐评人与朋克紧密相关的活动与观点。主要分析涵括郝舫、李皖、颜峻三位知名乐评人的朋克乐评。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内乐评人在对待朋克文化主要的批评方式与态度,其作品受到了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中青年读者的认可,实质上参与了朋克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朋克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论文第四章先从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和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来论析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关系,再从文学书写与亚文化传播紧密关联的角度,连通卫慧与棉棉、宁肯与春树这两组具体的“朋克书写个案”的脉象,分析当代作家对朋克文化的接受差异。论文结论呼应绪论及正文各部分,强调指出朋克文化实践的最大意义是不断地敞开问题,让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地表达与争论的空间、方式与勇气,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韦韬,陈小曼[3]（1996）在《茅盾的晚年生活[七]》文中指出 十六 “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然而废什么,兴什么?怎样废又怎样兴?大家都翘首等待中央的决策。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揭批“四人帮”,人人拥护,“拨乱反正”,也深得人心,只是“乱”与“正”的界线,有的还使人糊涂。譬如文化大革命算不算“乱”,该不该“拨”?把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悼念活动定
中山大学大批判组[4]（1978）在《彻底砸烂精神枷锁 甩开膀子大干革命》文中研究指明 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国教育事业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彻底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砸烂了长期套在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我校广大师生衷心拥护,欢欣鼓舞,精神上又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几年来,围绕着“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全盘否定十七年,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诬蔑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
罗平汉[5]（2008）在《冰封文坛起惊雷——回眸1978年中国文学界》文中研究说明1、"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由来文学界是知识分子集中的领域。文化界的拨乱反正,是从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其实比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还要早。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
刘锡诚[6]（1998）在《饯腊催耕──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文中提出
胡建刚[7]（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李文静[8]（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黄巍[9]（2012）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文革”时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入手,通过阐释“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类型、特征、历史原因、文化内涵等情况,尝试考察“文革”时期女性形象与政治的互动问题,从而进一步理解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和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保证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女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显着成效。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观体系的重新确立,使诸如女英雄、女劳动模范等新女性形象成为新中国初期舆论媒体宣传的热门话题。“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了“以女替男”现象,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这样,政治舆论的引导,客观环境的需要,为“穆桂英”、“花木兰”等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阶级斗争”意识逐渐被强化,“文革”开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浪潮裹挟下,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推动下,女性形象逐渐开始发生政治化转向,并出现了本文研究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通过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化女性形象呈现出模式化、阶段性、短暂性的特征。“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究其缘由,既有中共对妇女解放认识的影响,又有教育力量的推动；既有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组织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对“男尊女卑”意识的批判；既有文艺作品的引导,又有舆论媒介的宣传作用。总之,“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发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和舆论导向的影响以及客观环境的促动,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本文尝试揭示“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个人崇拜情结、“血统论”入手,以便揭示出即使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不一定能随着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的客观现实。而国家政治仪式与国家符号的在场,也使民间社会呈现出“文革”时期的革命剧场情景,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使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政治仪式的规范,从而使女性形象逐渐发生政治化转向。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受到了国家权力和男权意识一定程度的挤压,女性性别意识在逃离,甚至出现“男性化”倾向,女性形象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并呈现出由自主性、多元性向被动性、单一性的发展脉络。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角色认同,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女性和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男性对其评价各不相同。而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女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也迥然两异。“文革”结束后,当政治化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时,又有太多的迷茫与困惑。所以,当理想与现实、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往往能呈现出人们的多维面相。
陈敏[10]（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二、彻底砸烂精神枷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彻底砸烂精神枷锁（论文提纲范文）
（1）虚拟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虚拟实践——人类实践活动的新形态 |
| 第一节 从现实实践到虚拟实践 |
| 一、实践概念的发展史考察 |
| 二、近代以来实践发展的历史回顾 |
| 三、从现实实践到虚拟实践 |
| 四、社会形态的转型与实践形态的转变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的内涵、层次、类型和特点 |
| 一、虚拟实践的内涵 |
| 二、虚拟实践的层次 |
| 三、虚拟实践的类型 |
| 四、虚拟实践的特点 |
| 第三节 虚拟实践和现实实践的关系研究 |
| 一、现实实践的基本原理 |
| 二、虚拟实践的基本原理 |
| 三、虚拟实践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
| 第四节 虚拟实践的功能和作用 |
| 一、拓宽实践领域——超越限制与探索创新 |
| 二、丰富实践内涵——场景重现与求真致美 |
| 三、延展实践功能——娱乐休闲与心理调适 |
| 四、丰富实践体验——张扬个性与人格完善 |
| 第五节 虚拟实践的意义 |
| 一、虚拟实践的理论意义 |
| 二、虚拟实践的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虚拟实践——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实践的三个基本形式 |
| 一、变革自然界的生产实践活动 |
| 二、变革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 |
| 三、以探索外部世界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实验活动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引起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 |
| 一、物质生产力的阶段性变革 |
| 二、生产关系全方位的数字化重构 |
| 第三节 虚拟实践引起精神生产方式的变革 |
| 一、精神生产力全面性重构 |
| 二、精神生产关系革命性演进 |
| 第四节 虚拟实践对变革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的创新与超越 |
| 一、虚拟实践塑造了新型社会关系 |
| 二、虚拟实践提供了新的科学研究工具 |
| 第三章 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的新形态 |
| 第一节 塑造人类存在方式的新形态 |
|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形态的理论 |
| 二、虚拟存在的三种存在形态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推进“世界历史”进程 |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二、虚拟实践对推进“世界历史”的作用 |
| 三、虚拟实践对完成“世界历史”的意义 |
| 第三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平台 |
|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二、虚拟实践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三、虚实相生:存在的理想境界 |
| 第四章 虚拟实践——人类认知方式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虚拟实践过程中的认识主体 |
| 一、虚拟认识主体 |
| 二、虚拟认识中的主体性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中的主体认知模式 |
| 一、主体认知的三种基本要素 |
| 二、主体认知的基本过程 |
| 三、主体认知能力的增强 |
| 第三节 虚拟实践中的认识主体虚拟化 |
| 一、代理主体 |
| 二、代理主体的基本属性 |
| 三、代理主体与现实主体 |
| 第四节 虚拟实践中认知方式变化的意义 |
| 一、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二、为人类认识活动提供了新的中介——数字化中介 |
| 三、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提供新的途径 |
| 四、突破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时空界限 |
| 第五章 虚拟实践——人类世界的新课题 |
| 第一节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研究 |
| 一、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形成 |
| 二、虚拟世界的设计者和体验者 |
| 三、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
| 一、道德问题:道德发展与道德失范共生 |
| 二、伦理问题:主体与代理主体及代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异位 |
| 三、心理问题:心理释放与身心问题丛生 |
| 四、主体性危机问题:人生意义的丰富与意义的再次失落并存 |
| 五、虚拟实践引起人的异化问题 |
| 第三节 产生异化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剖析 |
| 一、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 |
| 二、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 |
| 三、“数字鸿沟”背后的始源性因素 |
| 第四节 破解异化现象和虚实矛盾的路径探索 |
| 一、坚持虚实共生、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二、新型异化现象的解决路径 |
| 三、实现虚实相生的理想境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论文类 |
| 三、报纸类 |
| 四、电子数据类 |
| 致谢 |
（2）“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重点与难点分析 |
| 五、主要研究方法、思路及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嬗变与发展:朋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第一节 嬗变中的朋克 |
| 一、朋克文化身份的“三重变奏” |
| 二、国内对“punk”汉译名的论争 |
| 第二节 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
| 一、传播历程 |
| 二、主要传播方式及影响 |
| 第二章 喧嚣与愤怒:中国摇滚的“朋克时代” |
| 第一节 朋克先锋 |
| 一、崔健对“冲撞”风格的尝试 |
| 二、何勇与“性手枪”精神的契合 |
| 第二节 “无聊军队”朋克群体 |
| 一、“无聊军队”促进朋克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
| 二、建构“青春乌托邦”:无聊军队专辑音乐歌词分析 |
| 第三节 外省朋克 |
| 一、外省朋克:“盘古”、“舌头”和“苍蝇” |
| 二、武汉朋克:“生命之饼(SMZB)” |
| 第四节 女子朋克 |
| 一、中国摇滚中的女性朋克 |
| 二、“挂在盒子上”:中国第一(支)女子朋克乐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拨乱反正:国内乐评人对朋克的引介与批判 |
| 第一节 “比零还少,比最多还多”:郝舫哲评朋克 |
| 一、书写摇滚:《伤花怒放》与《灿烂涅盘》 |
| 二、论朋克的未来:《比零还少》 |
| 三、译介朋克:《上车走人》与《请宰了我》 |
| 第二节 “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李皖文评朋克 |
| 一、引介西方朋克摇滚诗歌 |
| 二、重申对朋克概念的认识 |
| 三、展开对中国朋克摇滚的批评与反思 |
| 第三节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颜峻怒评朋克 |
| 一、活跃在摇滚现场的诗人 |
| 二、论噪音与音乐 |
| 三、对中国朋克的批判性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书写与差异:中国当代作家对朋克的文学接受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 |
| 一、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 |
| 二、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 |
| 三、文化认同基础上文学审美范式的建构 |
| 第二节 卫慧、棉棉的朋克书写比较 |
| 一、浪漫遮蔽反叛:卫慧的“另类”文学 |
| 二、残酷彰显叛逆:棉棉对朋克精神的推崇与实践 |
| 第三节 宁肯、春树的朋克书写比较 |
| 一、歌声表达灵魂:宁肯对朋克的改造与演绎 |
| 二、狂欢追求独立:春树用朋克表述自由青春力量 |
| 结语 |
| 附录 |
| Ⅰ. 英美朋克亚文化年表 |
| Ⅱ. 朋克文化术语翻译及释义 |
| Ⅲ. 中国朋克亚文化年表 |
| Ⅳ. 历届迷笛音乐节概况(2000-2017)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茅盾的晚年生活[七]（论文提纲范文）
| 十六“拨乱反正” |
| 十七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 |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警察 |
| 二、警务 |
| 三、警务模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 |
| 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 |
| 一、新中国初期——新女性形象的产生 |
| 二、“大跃进”运动时期——“穆桂英”等女性形象的出现 |
| 第二节 “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及女性形象政治化形成 |
| 一、“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 |
| 二、《中国妇女》杂志——理解“文革”前后妇女问题的一把钥匙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类型与特征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类型 |
| 一、“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 |
| 二、“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 |
| 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 |
| 四、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 |
| 五、“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特征 |
| 一、模式化特征 |
| 二、阶段性特征 |
| 三、短暂性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形成的原因 |
| 第一节 中共对妇女解放运动认识的简单回顾 |
| 一、中共诞生后妇女解放运动焕然一新 |
| 二、新中国十七年中共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 |
| 三、“文革”时期强化妇女干部的“阶级斗争”意识 |
| 四、倡导男女同工同酬原则 |
| 第二节 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与“突出政治”的教育 |
| 一、强调共产主义理想的十七年教育 |
| 二、强调“突出政治”的“文革”教育 |
| 三、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想 |
| 第三节 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 |
| 一、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妇联组织 |
| 二、号召女性参与政治生活 |
| 三、动员女性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第四节 “批林批孔”运动对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强化 |
| 一、“批林批孔”运动批判的内容 |
| 二、“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 |
| 第五节 舆论宣传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侣导 |
| 一、“样板戏”中塑造的政治化女性形象 |
| 二、电影、话剧、音乐作品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提倡 |
| 三、电视、广播、报刊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倡导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新社会与旧观念 |
| 一、“文革”时期女性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解读 |
| 二、“血统论”制约下女性的无奈 |
| 第二节 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 |
| 一、国家政治仪式与国家符号的在场 |
| 二、演员与观众的双重角色 |
| 第三节 女性意识与男权社会 |
| 一、女性的“革命”理想遭遇男权社会 |
| 二、女性性别意识的逃离 |
| 三、女性的“男性化”倾向与女性文化心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和女性的多维面相 |
| 第一节 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 |
| 一、女性自身的角色认同 |
| 二、男性心目中的女性角色定位 |
| 第二节 女性的多维面相 |
| 一、个人利益遇到革命利益 |
| 二、光环背后的迷茫与困惑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转折的概述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初步成效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
| （一）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
| （二）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讨 |
| （三） 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起点 |
| （一）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二）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效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成果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成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轨的偏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历史考察 |
|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偏离 |
| （二） “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偏离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具体表现 |
| （一） 理论探索的失误与偏离 |
| （二） 经济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 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四） 文化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危害 |
|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 （二） 阻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原因 |
| （一） 思想根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 体制根源：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
| （三） 组织根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 |
| （四） 社会历史根源：封建余毒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转折的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与障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障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起步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转折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 |
| （一） 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思社会主义 |
| （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 在文化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 |
|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 |
| （二） 全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中的创新 |
| 一、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体现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依据 |
| 二、在转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 突破发展阶段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 突破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立生产力标准 |
| （三） 突破发展动力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 |
| （四） 突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 |
| （五） 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局限，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思想条件 |
| （一）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为转折实现提供思想动力 |
| （二）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转折实现提供认识基础 |
| （三） 澄清理论误区，为转折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政治条件 |
| （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转折实现指明方向 |
| （二） 推进民主政治，为转折实现提供政治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组织条件 |
| （一） 解放大批老干部，为转折实现准备坚实基础 |
| （二） 大胆提拔年富力强的干部，为转折实现注入新生力量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转折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 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力量 |
| （二）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 |
| （一） 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 |
| （二） 理论纠偏、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发展 |
| （三） 健康力量与“左”的力量的激烈斗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基本经验 |
| （一） 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五） 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彻底砸烂精神枷锁（论文参考文献）
- [1]虚拟实践研究[D]. 张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吴群涛. 武汉大学, 2017(06)
- [3]茅盾的晚年生活[七][J]. 韦韬,陈小曼. 新文学史料, 1996(03)
- [4]彻底砸烂精神枷锁 甩开膀子大干革命[J]. 中山大学大批判组.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01)
- [5]冰封文坛起惊雷——回眸1978年中国文学界[J]. 罗平汉. 时代文学, 2008(06)
- [6]饯腊催耕──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J]. 刘锡诚. 新文学史料, 1998(03)
-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8]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D]. 黄巍. 首都师范大学, 2012(12)
- [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