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论文文献综述）
夏提古丽·肖开提[1]（2021）在《南疆四地州产业结构发展与劳动就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黄志[2]（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钟玉婷[3]（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进一步见识到科技进步的力量,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分水岭,将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引向更加智能高效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发展与进步给社会经济带来正面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机器排挤人”的现实问题。表面上该现象只是智能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实质上“机器排挤人”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乃至社会宏观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因此,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国家,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指导的有效发挥,事关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对人工智能发展与宏观经济效应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分为6章:第1章为导论,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对研究综述进行回顾与评析、介绍了研究内容和方法、点出创新点及不足;第2章为承上启下的章节,综合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对本文研究内容进行范围界定;第3-5章是本文核心章节,分别以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技术进步理论、货币流通规律为基础理论,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分配、劳动就业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在探讨其影响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其相关理论,并对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的调节、劳动就业的改善以及通货膨胀的预防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第6章则为全文的研究结论与展望。论文研究得出一些创新性结论:（1）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看,人工智能发展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起资本变动,继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2）从技术进步理论看,人工智能发展将引起就业结构调整,对传统就业产生显着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和激励效应;（3）从马克思主义货币流通规律理论看,人工智能发展必然引起支付交易需求增加和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导致物价上涨。
杨朝舜[4]（2020）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将对劳动就业产生深刻影响。若不处理好这一问题,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将受到消极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影响问题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研究的现实背景、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提出本文研究的方向,为后文奠定基础;第三章是介绍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现状,结合最新文献提炼出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为第五章的研究做下铺垫;第四章是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就业的影响机制;第五章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构建工作岗位可替代性评价体系,利用KNN和朴素贝叶斯两种机器学习算法对岗位的可替代性进行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归纳出未来工作岗位衍变趋势的特点;第六章通过构建省际面板模型对替代弹性进行了估计,并选取了可替代性较高的快递员岗位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预测未来快递员岗位的数量变动情况。第七章是总结本文研究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人工智能主要通过四个机制对劳动就业形成替代。本文对劳动经济学中多要素投入的劳动力需求模型进行拓展,将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技术通用两大特性融入模型后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降低名义要素价格、降低要素实际价格、转变要素生产关系和改变消费者偏好,进而对劳动就业产生影响。也正由于这四个机制,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更甚于以往的技术进步。同时,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也产生了补偿效应,但两种效应所涉及的劳动力需求可能具有异质性,从而引发就业结构极化和“结构性失业”。二是替代风险较高的岗位主要分布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而难以替代的岗位主要分布在专业技术类岗位。基于第三章提炼的人工智能发展三方面瓶颈,本文改进了Frey等人（2013）构造的工作可替代性评价体系,利用KNN和朴素贝叶斯两种机器学习算法对从美国职业信息网（O*NET）采集到的939个有效岗位样本进行分析。对测算结果按照《中国职业分类大典》进行分类,发现替代风险较高的岗位主要分布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而难以替代的岗位主要分布在专业技术类。进一步地,本文结合这些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特点,将未来工作岗位发展衍变的趋势归纳为工作过程去分工化、操作技能高端化、工作内容非标准化、知识结构复杂化、专业服务定制化。三是2000年至2017年期间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对我国部分劳动力的平均替代弹性为-0.385。本文构建了30个省级地区2000年至2017年的省际面板模型。模型以每千用工人数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作为人工智能运用的衡量指标,并作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用工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选取了工业增加值、城镇化水平、外商投资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控制工业发展水平、劳动力供给、技术溢出等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投入的增加将对工业企业的劳动者产生显着的替代效应,每千用工人数工业机器人保有量每增加1%,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将减少0.385%。以快递员岗位为例,在配送机器人商业化推广时间、配送机器人保有量增速、快递员数量增速、人工智能技术未发生重大突破四个假定前提下,与无机器人影响的岗位增长路径相比,2025年和2030年快递员岗位用工需求增量分别减少57万人和86万人。
鲁晓璇[5]（2020）在《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关税的大幅度削减和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以运输、通讯为代表的服务成本的下降,以全球性生产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了若干生产工序,并依据各工序生产成本的不同分散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来完成。这种因全球生产分割而导致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价值链贸易（垂直专业化贸易、产品内贸易、外包）作为国际贸易领域中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这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在价值链贸易中,由于大量中间产品需要以国际贸易的形式从生产价值链的上游国家移向下游国家,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移动使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存在“双重统计”（或重复计算）问题,导致各国对贸易量的统计与实际价值投入存在偏差,这一问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低端,主要承担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大背景下,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加工贸易曾经占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发展中贸易大国,传统的基于对外贸易总量来测算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及其结构的方法,已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一国对外贸易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收益的变化。因此,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从附加值结构的角度,来具体、深入地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研究拟从附加值结构的视角,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作为分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分析,来进一步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趋势。相对于单纯地从贸易量上来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问题,本文的研究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与主要特点。本文主要包括如下七章内容:第一章,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重要概念的界定、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重点难点和方法步骤以及研究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首先,对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述评;其次,基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最后,以李嘉图的连续统模型为基础,构建决定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理论模型。第三章,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首先,基于贸易总量数据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其次,根据国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中国总贸易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在此基础上,基于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基于出口额和出口比重数据,从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及其占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比重两个维度,在总产品、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三个层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变化特点和变化趋势。第四章,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在这一章中,同样首先基于贸易总量数据对中国货物贸易商品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其次,基于贸易附加值数据,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基于出口额和出口比重数据,从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及其占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比重两个维度,在总产品、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三个层面,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总量（出口额）和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这两个维度,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特点。第五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第五章的结构与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结构相似,只是研究的内容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第六章,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在本章中,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额、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占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比重为分析对象,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第二章理论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第七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和建议。在凝练从以上各章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的基础上,从进一步优化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提高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中国出口贸易收益）,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具有一定价值的政策启示和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研究视角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对外贸易的收益不再由其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所决定,而是由其出口和进口中的附加值所决定。传统的基于贸易总量来研究一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方法已经无法反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背景,从结构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构成、现状特点和变化趋势,具备一定的创新意义。同时,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理论分析表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对于一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决定因素的分析仍然适用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对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分析,只是分析的对象由产品变为生产环节。2.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从作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系统地进行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论述和文献资料还比较少。
冯鹏程[6]（2020）在《人工智能、去技能化与劳动就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文中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革命和生产组织变革,日益对经济增长、劳动技能、就业、收入分配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连带着也使得那些为了生产和消费而创造出来的“长寿”且往往不可移动的“死”劳动越来越多,“活”劳动遭遇“死”劳动的控制力、排挤力和剥削力也越来越强。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幼年”时期,劳动和知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知识源于劳动经验的积累,具体来说,源于那些工匠和手艺人;从资本挤进家庭开始,从劳动之间的简单协作开始,从劳动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开始,知识和劳动就此开始分解,且从未停止过。例如: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工人相对立;而“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向技术转化,迫使技术为资本服务;自动化技术则把机器连接成一个生产系统,生产线就成为“自动的”了,而过去机器的布局都要遵从于操作流程,以便完成机器间工件的交接。这一番演变可以说成是资本对小到机器动作、大到劳动过程控制的加强,是对工匠技艺的摧毁,是对工人和技术之间的纽带的撕裂。总之,技术革命使得劳动过程比过去越来越复杂,而工人的技能不是随之提高,而是降低到劳动过程的水平以下;而且,相比之下,他们每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的比过去单独干活的工人不是多些,而是少得多。这亦是布雷弗曼笔下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的结果。布雷弗曼（1979）认为“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尽可能地脱离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都变成简单的劳动。与此同时,对那些还能有专门知识和能受专门训练的少数人,就尽可能地摆脱简单劳动的负担。”从资本支配的意义上讲,资本应用技术分工的好处在于,掌握和巩固“概念”的各个环节,以实现对“执行”进行有等级的控制。而资本驱动下的科技进步,始终在导演着这一劳动的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具体来讲,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迁遵循了从机械化到自动化,继而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这一发展轨迹,在这一进程中,劳动日渐明显地呈现出布雷弗曼意义上的“概念”的高技能劳动和“执行”的低技能劳动的极化分离趋势,而且,还未等到劳动分工的好处消失殆尽,概念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就会再次跳出来。长此以往,劳动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将呈现幂律分布,而且,头部将不断“萎缩”,尾部将不断“膨胀”。这就预示着,就业的不断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必然趋势,而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又是主要依靠技术革新实现的,自然,就业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看起来就成了技术革新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就技术变迁对劳动技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马克思早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分析工具,尤其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比如,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本身讨论的就是劳动的组织管理与控制、劳动的去技能化以及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等问题;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推导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人口的相对过剩——作为分析技术进步的整体而言,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对分析人工智能现象有其突出的适用性和价值:从资本有机构成出发,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本质上只是一种技术构成变动及其相应的价值构成变动现象,其目的就是直接针对活劳动的构成及其所对应的劳动资料的总量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一种全局性和系统性变动的整体思考;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意味着,活劳动相对死劳动的占比下降以及活劳动的相对过剩。但相对于劳动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研究而言,这些理论的人工智能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前的应用价值并未得到有效体现。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尝试从劳动过程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时代,低技能所对应的常规性操作和高技能对应的非常规性认知岗位不断增加,而中等技能所对应的常规性岗位的不断流失;就业极化导致的技能要求的提高非但没有否定劳动的去技能化,恰恰相反,技能要求的提高预示着劳动去技能化的不断加深,尽管技术的进步和迭代演化仍会不断激发对高技能工作的需求,这不仅仅源于客观意义上技能内容的变化,还源于布雷弗曼笔下的“过度教育”和“社会化控制”的需要,但从根本上说,仍源自资本的逐利性,这将驱使着资本不断追求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而使劳动阶层不断历经着提高技能、去技能和再技能的轮回往复。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并不能带来大失业。即使推测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对劳动的大冲击乃至完全替代,也不能保证企业最终选择新技术。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分析的因素,如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成本以及对应的工资率的调整额度,也不单单取决于个人所处的部门和职位,还取决于阶级斗争、制度建设和政府抉择等因素。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问题并不在于新技术以及用智能机器人代替劳动本身,而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置身于”资本为其所专设的社会环境中了,在于被资本——准确的说是资本家——当作生产剩余价值、加强劳动剥削并替代劳动的手段。就未来技术是否会带来大失业,我们不得而知。但,文章就自动化和智能化有利于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有利于资本和少数高技能劳工,是否会带来工资的极化进行了验证——在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高技能自动化技术引入增长模型,解释了就业极化并不会带来工资极化,因为当偏向性的技术无利可图时,资本家将转而开发技能无偏性技术,以抑制高技能劳工技能溢价的上升,但资本与劳动间的收入不平等会进一步深化,这源于资本对技术的控制,源于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源于对劳动剥削的加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研究了人工智能带来的企业生产过程与组织变革:过去几十年,人工智能及其次级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一种新技术范式的典型技术特征,人工智能提高了组织间信息获取与信息传递的效率和灵活性,有效地解决了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人工智能通过挖掘组织间数据异质性与关联性价值,给出生产与管理的决策,促使组织的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的同时,使得组织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发生结构性变革,进而重塑组织内与组织间的关系,引发组织形态的变迁;第二,在低技能自动化技术的基础上,导入高技能自动化技术和鲍莫尔成本病,研究人工智能对资本与劳动、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间的收入分配问题,结果表明,低技能自动化确实扩大了高技能劳工和低技能劳工的收入差距,但随着低技能自动化技术的完成和高技能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对技能溢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第三,求证了技能要求的提高与劳动去技能化的一致性:技能要求的不断提高非但没有否定劳动的去技能化,恰恰相反,技能要求的提高预示着劳动去技能化的不断加深,尽管技术的进步和迭代演化仍会不断激发对高技能工作的需求,这不仅仅源于客观意义上技能内容的变化,还源于布雷弗曼笔下的“过度教育”和“社会化控制“的需要,但从根本上说,仍源自资本的逐利性,这将驱使着资本不断追求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而使劳动阶层不断历经着提高技能、去技能和再技能的轮回往复;第四,尝试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模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融合。比如,将广义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融合,求证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分析了大失业实现的条件以及大失业所面临的反制力量;第五,本文试图将劳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相融合:针对新技术发展对技能这一问题的影响进行讨论和评述——过去有布雷弗曼的统计维度（职业分类）,现在也需要新统计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澄清;恰恰,政治经济学中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缺乏统计验证,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文章尝试将劳动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中,难免出现内容衔接和过渡上的问题,但文章研究思路明确——首先梳理相关研究,讨论两个学科对技能定义、技能评价指标（技能溢价和技能要求）和技能测度方法的异同;进一步,站在劳动经济学的角度,讨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就业结构和技能溢价的变化与去技能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刘文娟[7]（2020）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失业问题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失业现象大规模发生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技术基础的提高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业问题,这是一个关乎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质量的极具挑战性的重大问题。即使我国人口红利优势不如往昔,但我国人口众多,目前仍旧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发展动力正发生深刻变革的新的历史环境中,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在形成和发生机制、内在结构、解决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特点及矛盾,从而使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复杂与突出。解决失业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如何破解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失业难题,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相符合的失业治理机制,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上亟需解决的课题。本文以探讨解决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失业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对马克思失业理论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失业理论为指导,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失业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本文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失业的研究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失业问题的生成机理以及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论文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失业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及时代背景做了系统的梳理,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失业产生的机理、失业人口的不同形式、失业人口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等五个方面相关论述归纳为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为解决现实失业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全方位多层次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发生的机制,既有我国内部问题也有外部国际环境,既着眼于经济因素也关注政治因素,并阐明各因素间的联系,为文章后续章节做铺垫。第三部分提出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通过分析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得出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失业问题,在发展中协调各方力量,为治理失业问题破除障碍。第四部分落实到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失业实际,提出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的主要路径。
李蝶[8]（2020）在《工业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累积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凸显,面对日益严峻的减排压力,在达到环境承载力之前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又可能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冲击。随着中国环境管制的加强,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被迫关停,溢出了大量失业人口,部分企业面临减排和去产能的压力,其经济效益受限,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从短期来看环境保护可能引起的失业问题十分严峻。技术创新对实现经济长期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机制具有改善民生的效果。技术创新是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双重红利”的有效途径吗?如何利用合理的环境政策和创新政策来应对环境保护和就业冲击的矛盾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和破解目前环境保护和就业增长的“两难”抉择的迷惑和困局。2009年《世界劳工报告》提出了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说”,即通过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刺激劳动力需求,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增长的双重红利。但是,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红利,现有研究尚未达成共识。根据波特假说,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而企业改变生产技术或者治污技术会对就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本文将技术创新引入环境规制与就业增长关系的讨论中,在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直接影响的同时,作为一个新视角,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间接影响,将使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加精确和全面。本文以全球环境危机为背景,结合中国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现状,沿着理论研究→机理探源→实证分析→政策设计的基本路线对论题进行研究。首先,在理论研究上,以波特假说、双重红利假说、创造性破坏理论和就业补偿理论等相关理论假说为基础,通过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梳理,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其次,在机理探源方面,通过数理分析和归纳提炼得出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揭示技术创新影响环境规制与就业增长关系的传导渠道。其次,在实证分析层面,以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甄别不同技术创新类型如何协调环境规制和就业增长的关系。最后,在政策设计中,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的历史阶段和演进轨迹,结合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中国利用技术创新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的政策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就业,还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的就业效应。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存在两种机制,即负向的成本效应和正向的替代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地,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是破坏就业的替代机制,二是创造就业的补偿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三者的作用机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061,-0.183）（其中,0.061为二次项系数,-0.183为一次项系数）,等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总效应系数（0.535,-1.622）减去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效应系数（0.474,-1.439）。同样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系数之和为（0.06,-0.18）,进一步验证了三者的作用机理的可靠性。技术创新能够有效缓解或者抵消环境规制潜在的就业负效应,要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增长的双重红利,应根据不同行业环境规制与就业U型曲线的阈值,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策略;适当提高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带动经济绿色发展和就业增长;促进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灵活匹配,降低环境规制社会成本。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环境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导出包含环境政策和研发投入的就业影响因素基本模型,通过理论综合和归纳提炼,揭示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影响机制,有利于在理论上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的复杂关系;二是选取2006—2015年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按照不同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行业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有助于为政府部门在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针对不同行业实际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策略提供实证支持和参考。
张晓旺,王璐瑶[9]（2019）在《基于PCA方法和VAR模型对内蒙古城镇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就业政策,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9年以来,更是把促进就业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影响劳动就业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
赵渊博[10]（2019）在《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和欧洲地区出现了中等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下降、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就业极化现象。以受教育年限和工资收入为技能划分标准下的就业结构分析均得出一致结果。就业极化现象导致的中等技能就业比重下降是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后就业复苏困难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而言,就业市场出现了“技工荒”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了就业极化现象?就业极化对“技工荒”和收入差距扩大是否与就业极化有关?就业极化的产生机制和其影响就业与收入不平等的过程是本文回答的问题。现有研究认为,美国和欧洲就业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均受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使得高技能劳动相对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工资不平等也不断扩大。然而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就业极化现象开始显现。由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就业极化产生的机制或许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础上,对中国就业结构是否呈现就业极化特征进行验证,并分析中国就业极化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2008-2017年间,中国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就业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章对中国是否存在就业极化现象进行特征事实验证。首先从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和工作任务三个角度对技能进行划分,对每种技能划分下的就业结构情况进行分析,观察不同产业、部门和细分行业在某些年份是否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其次从技能溢价变化情况对工资不平等进行分析。第二章分析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第三章首先分析国际贸易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其次结合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特征分析国际贸易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第四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分析就业极化产生的机制,并结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特征从就业弹性、就业偏离度和要素投入三个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最后一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中国在2008-2017年间已经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在受教育水平、平均工资和工作任务性质三种技能分类标准下,中国就业市场在2008-2017年间呈现轻微的就业极化现象。对产业部门内部的技能结构变化分析发现,农业就业结构呈现就业升级特征,制造业内部呈现了就业极化特征,而服务业中多数低技术行业呈现就业升级特征,高技术行业呈现就业极化特征。其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常规化假设引起了我国就业极化现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互补、与非技能劳动替代。随着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技术进步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完成中等技能劳动从事的重复性工作,从而对中等技能劳动产生了替代。对中国而言,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企业对中等技能劳动的需求不断下降。另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的生产率差异扩大,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第三,国际贸易下的技术引进引起了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了各类技能劳动就业比重的变化。中国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引起了中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另外,软件服务业在离岸外包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增加了中国高技能劳动需求。第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过快增长的资本投入引起了中等技术行业的从业者就业下降。一方面,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较低,制造业中等技术行业的就业结构偏离度最大,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和带动作用最小;另一方面,制造业资本投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速在放缓。因此,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过程中,快速增长的资本投入对中等技术行业从业者产生了替代作用,促进了就业极化的形成。降低就业极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快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职业教育培训质量,提升整体高中低技能劳动生产率,并扩大各类技能劳动供给;第二,利用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加快中国技术进步进程;第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让各类技能劳动配置在生产率各异的行业中;第四,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各类技能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自由流动的限制;第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和福利制度来缩小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工资差距。
二、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既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1.5 小结 |
| 第2章 人工智能发展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综合分析 |
| 2.1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技革命 |
| 2.1.2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发展 |
| 2.1.3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影响 |
| 2.2 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 |
| 2.2.1 人工智能与收入分配 |
| 2.2.2 人工智能与劳动就业 |
| 2.2.3 人工智能与通货膨胀 |
| 2.3 小结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收入分配 |
| 3.1 理论基础分析 |
| 3.1.1 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阐释与延伸 |
| 3.1.2 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人工智能发展 |
| 3.1.3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发展 |
| 3.2 基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收入分配 |
| 3.2.1 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 3.2.2 人工智能发展的收入分配干扰机制探析 |
| 3.2.3 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阶段性演进 |
| 3.3 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调节的相关对策 |
| 3.4 小结 |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就业 |
| 4.1 理论基础分析 |
| 4.1.1 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理论的阐释与延伸 |
| 4.1.2 基于技术进步理论的人工智能发展 |
| 4.1.3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 |
| 4.2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1 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替代效应 |
| 4.2.2 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创造效应 |
| 4.2.3 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激励效应 |
| 4.3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就业改善的相关对策 |
| 4.4 小结 |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工智能发展与通货膨胀 |
| 5.1 理论基础分析 |
| 5.1.1 马克思主义货币流通规律的阐释与延伸 |
| 5.1.2 基于货币流通规律的人工智能发展探析 |
| 5.1.3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货币流通规律的发展 |
| 5.2 基于货币流通规律的人工智能发展与通货膨胀 |
| 5.2.1 人工智能发展的通货膨胀效应 |
| 5.2.2 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2.3 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传导机制的影响探析 |
| 5.3 人工智能时代预防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论文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4）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意义 |
| 1.2 全文结构安排 |
| 1.3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 |
| 1.3.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研究概述 |
| 2.1.1 人工智能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综述 |
| 2.1.2 人工智能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综述 |
| 2.2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2.1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产业分布影响综述 |
| 2.2.2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岗位数量影响综述 |
| 2.2.3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岗位要求影响综述 |
| 2.3 总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 人工智能概念简介和发展历程 |
| 3.1.1 人工智能的概念简介 |
| 3.1.2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
| 3.2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特点及未来趋势 |
| 3.2.1 机器学习技术 |
| 3.2.2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
| 3.2.3 来自人工智能专家的证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替代的理论分析 |
| 4.1 基于经验事实的描述性分析 |
| 4.2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替代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1 降低要素实际使用价格 |
| 4.2.2 转变要素间的生产关系 |
| 4.2.3 改变消费者的现有偏好 |
| 4.2.4 更变等产量曲线的形态 |
| 4.2.5 影响机制总结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工智能技术对各类劳动岗位的替代可能性分析 |
| 5.1 前提假设和评价体系构建 |
| 5.2 算法选取和模型简介 |
| 5.2.1 朴素贝叶斯算法介绍 |
| 5.2.2 K临近算法介绍 |
| 5.3 模型处理及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预处理 |
| 5.3.2 模型结果分析 |
| 5.4 各类岗位替代可能性的进一步分析 |
| 5.4.1 风险岗位的职业分布 |
| 5.4.2 无风险岗位的职业分布 |
| 5.4.3 岗位发展的趋势总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弹性测算 |
| 6.1 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处理 |
| 6.1.1 计量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
| 6.2 模型设定检验 |
| 6.2.1 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
| 6.2.2 协整回归的模型设定检验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稳健性和时间异质性分析 |
| 6.4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影响预测——以快递员岗位为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1 风险岗位列表 |
| 附录A-2 无风险岗位列表 |
| 后记 |
（5）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内容与目标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以及方法步骤 |
| 五、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对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进行分解和测算的相关文献 |
| 二、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研究的文献 |
| 三、关于中国出口贸易附加值结构研究的文献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二节 一国对外贸易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理论分析 |
| 一、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相关论述的分析 |
| 二、对基于Ricardian连续统模型相关论述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总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出口比重变化 |
| 三、中国总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一、测算方法 |
| 二、相关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比重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总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六节 中国总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比重变化 |
| 三、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 |
| 一、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货物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变化 |
| 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第二节 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总产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最终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 |
| 一、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额变化 |
| 二、中国服务贸易中间品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变化 |
| 第五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变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设定和数据来源 |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择 |
| 二、相关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总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货物贸易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额的影响因素 |
| 二、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和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启示和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人工智能、去技能化与劳动就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 |
| 二、人工智能与劳动就业 |
| 三、人工智能与收入分配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技术创新理论 |
| 二、劳动过程理论 |
| 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四、失业理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的定义 |
| 一、人工智能的定义 |
| 二、人工智能的分类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的组成 |
| 一、算法 |
| 二、数据 |
| 三、芯片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1956-1980):人工智能的诞生 |
| 二、第二阶段(1980-1997):早期产业化 |
| 三、第三阶段(1997-至今):人工智能大爆发 |
| 第四节 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
| 一、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
| 二、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分工与就业结构变化 |
| 第一节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 |
| 一、数据作为一种商品 |
| 二、数据的生产与流通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与劳动分工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工 |
|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
| 二、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 |
| 第四节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极化现象 |
| 一、常规性工作的收缩 |
| 二、非常规性工作的膨胀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组织管理与控制 |
| 第一节 企业组织的扁平化 |
| 第二节 企业生产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
| 一、企业生产的数字化 |
| 二、企业生产的网络化 |
| 第三节 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化 |
| 一、对私人数据生产工具的占有和使用 |
| 二、对私人其他生活资料的占有和使用 |
| 第四节 劳动的局部性与片面性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工智能与劳动的去技能化 |
| 第一节 关于劳动去技能化的争议 |
| 第二节 去技能的技能含义及其测度 |
| 一、技能的定义 |
| 二、技能的测度方法 |
| 第三节 技能溢价与去技能化 |
| 第四节 技能溢价与总体技能要求变化 |
| 一、高技能溢价与总体技能要求 |
| 二、代表性行业相对工资的再核算 |
| 第五节 再技能化与去技能化——劳动自主权的得与失 |
| 第六节 去技能化理论被证伪了吗? |
| 第六章 人工智能对不同技能劳动部门有机构成的影响 |
| 第一节 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对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对常规劳动部门有机构成的影响 |
| 第四节 人工智能对非常规操作劳动部门有机构成的影响 |
| 一、一般性非常规操作劳动部门有机构成变动:以教育行业为例 |
| 二、共享经济模式下非常规操作部门有机构成变动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对非常规认知劳动部门有机构成的影响 |
| 一、弱人工智能时代 |
| 二、强人工智能时代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 |
| 第一节 技术进步与大失业的争论 |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的相对过剩人口及其表现形式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会带来大失业吗?条件及其反制力量 |
| 一、模型的构建 |
| 二、大失业:实现条件及其反制力量 |
| 第四节 经验数据的检验 |
| 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速度变慢 |
| 二、人口增长率下降 |
| 三、总体检验 |
| 四、人工智能时代:失业的若干新特征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就业极化与收入不平等 |
| 第一节 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综述与经验数据的考察 |
| 第三节 理论模型 |
| 一、最终产品的生产 |
| 二、第一阶段:低技能自动化的完成 |
| 三、第二阶段:高技能自动化的应用 |
| 四、高技能自动化技术创新的一般均衡 |
| 五、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
| 第四节 部门间技能溢价:基于鲍莫尔-福克斯效应的考察 |
| 一、自动化与技能溢价 |
| 二、技能溢价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
| 三、资本-劳动之间的分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挑战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重点 |
| (二)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失业理论概述 |
|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思想理论来源 |
|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及根源 |
|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 |
| (三)失业人口的存在形式 |
| (四)失业人口的双重效用 |
| (五)关于失业消亡的设想 |
| 第二章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失业问题的发生机制 |
|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及基本特征 |
| (一)经济新常态的涵义 |
| (二)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
|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失业问题发生的内部因素 |
| (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 |
| (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
| (三)失业救助难度较大 |
| (四)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 |
| (五)教育、培训体制机制与人力资源有效开发的矛盾 |
|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失业问题发生的外部因素 |
| (一)阶段性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 |
| (二)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贸易壁垒 |
| (三)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我国传统产业的冲击 |
| (四)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 |
| 第三章 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的重要意义 |
|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导向 |
| (二)必须充分尊重市场对劳动力的调控配置 |
| (三)有效履行政府职能,提升就业质量 |
| (四)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
|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重要启示 |
| (一)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的关系 |
| (二)完善劳动力市场治理结构 |
| (三)崇尚劳动,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 |
| (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 (五)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 第四章 经济新常态下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路径 |
| 一、推进就业优先政策,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
| (一)提供促进就业的金融政策支持 |
| (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 (三)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就地就业 |
|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
| (一)坚持教育在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 |
| (二)开展职业教育转变就业思维 |
| (三)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 |
| 三、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拓宽就业创业的渠道 |
| (一)畅通人才市场就业信息发布渠道 |
| (二)鼓励劳动者创业 |
| 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的环境 |
| (一)建立城乡统一平等就业的劳动力市场 |
| (二)建立劳动者工资的浮动机制 |
| 五、健全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
| (一)坚持党和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协调 |
| (二)以建立企业劳动冲突管理系统为着手点 |
| (二)强化工会组织在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工业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环境规制 |
| 1.2.2 技术创新 |
| 1.2.3 劳动就业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环境规制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 |
| 2.1.1 就业双重红利假说的检验 |
| 2.1.2 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
| 2.1.3 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
| 2.2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
| 2.2.1 环境政策和技术创新诱发 |
| 2.2.2 环境政策和创新绩效:波特假说的检验 |
| 2.2.3 有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 |
| 2.3 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 |
| 2.3.1 技术创新的就业数量效应 |
| 2.3.2 技术创新的就业结构效应 |
| 2.3.3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就业效应 |
| 2.4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中介作用影响就业: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的现状 |
| 3.1.1 中国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 |
| 3.1.2 中国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及处理情况 |
| 3.1.3 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 |
| 3.2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现状 |
| 3.2.1 中国工业行业R&D活动特点与现状 |
| 3.2.2 中国工业行业产品创新特点与现状 |
| 3.2.3 中国工业行业工艺创新特点与现状 |
| 3.3 中国工业劳动就业现状 |
| 3.3.1 中国劳动力就业现状 |
| 3.3.2 中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特征 |
| 3.3.3 中国工业行业就业的变化趋势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就业的相互作用机理 |
| 4.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就业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1.1 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数理分析 |
| 4.1.2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数理分析 |
| 4.1.3 技术创新影响就业的数理分析 |
| 4.1.4 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影响就业的数理分析 |
| 4.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就业的作用机理分析 |
| 4.2.1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作用机理 |
| 4.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
| 4.2.3 技术创新对就业的作用机理 |
| 4.2.4 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 |
| 4.3 环境规制通过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工业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基于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建立与变量界定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1.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计量结果分析 |
| 5.2.1 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分析 |
| 5.2.2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分析 |
| 5.2.3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工业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基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中介作用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建立与变量界定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1.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2 计量结果分析 |
| 6.2.1 环境规制的产品创新效应分析 |
| 6.2.2 环境规制的工艺创新效应分析 |
| 6.2.3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规制下利用技术创新促进就业增长的政策选择 |
| 7.1 分行业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 |
| 7.2 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激励技术创新 |
| 7.3 构建市场导向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
| 7.4 促进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灵活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论文的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9）基于PCA方法和VAR模型对内蒙古城镇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选择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处理 |
| （四）研究方法选择 |
| 二、对内蒙古城镇就业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
| （一）对内蒙古城镇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1. 对各变量的共线性诊断。 |
| 2. 对影响因素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
| （二）VAR模型分析 |
| 1. 对变量做单位根检验。 |
| 2. 对变量做Johansen协整检验。 |
| 3. 建立VAR模型。 |
| 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5. 对影响劳动就业因素的方差分解分析。 |
| 三、主要结论 |
| 四、对于促进城镇劳动就业的对策建议 |
| （一）统筹谋划，结合实际制定就业优先政策 |
| （二）创新驱动，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带动就业增加 |
| （三）补齐短板，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优势 |
| （四）完善服务，加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
（10）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就业极化发展现状的研究 |
| 二、关于就业极化产生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问题、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论文的研究问题 |
| 二、论文的分析框架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技能劳动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 |
| 第一节 总体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一、基于受教育水平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二、基于平均工资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三、基于工作任务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产业层面的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一、农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二、工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三、服务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工资不平等的演变特征 |
| 一、实际工资变化特征 |
| 二、技能溢价的变化特征 |
| 第二章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现实 |
| 一、技术进步的发展现状 |
| 二、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 |
| 三、技术进步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三、常规化假设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
| 一、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供给 |
| 二、技术进步与劳动需求结构 |
| 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 |
| 第三章 国际贸易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现实 |
| 一、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贸易的发展阶段 |
| 三、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企业出口对各类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二、离岸外包对各类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国际贸易的就业效应 |
| 一、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 |
| 二、国际贸易对高、中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三、离岸外包对高、低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四、逆向外包促进了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事实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
|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资本积累对不同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三、人口增长对不同技能劳动供给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 |
| 一、产业层面就业结构的变化特征 |
| 二、产业要素投入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快提升教育质量,提升高中低技能劳动技能和供给 |
| 二、深化国际贸易,加快技术进步进程 |
|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
| 四、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
|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技能间的收入差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论文参考文献）
- [1]南疆四地州产业结构发展与劳动就业关系研究[D]. 夏提古丽·肖开提. 新疆大学, 2021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钟玉婷.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12)
- [4]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影响研究[D]. 杨朝舜.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5]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商品结构问题研究[D]. 鲁晓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人工智能、去技能化与劳动就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D]. 冯鹏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失业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探析[D]. 刘文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工业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D]. 李蝶.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9]基于PCA方法和VAR模型对内蒙古城镇劳动力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J]. 张晓旺,王璐瑶. 内蒙古统计, 2019(06)
- [10]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D]. 赵渊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