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社会主义目标的伟大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梁庆周[1]（2018）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重要范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方面,研究共同主题有助于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畴体系,规范学科研究范式;实践方面,研究共同主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阶段的关系,正确对待和科学解决新时期新阶段遇到的困难危机和风险挑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始终围绕的共同内核。共同主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在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过程中形成,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领域的核心观点,表达了新时期各阶段的共同思想。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新时期时代背景、阶段特征、主要任务、理论成果等要素的概括抽象而被把握,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化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共同主题是一个由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系统,主要由主体要素、客体要素、理论要素和实践要素等因素组合而成。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具有深刻的哲学依据、理论渊源、历史和现实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观点、原理是其根本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主题的有关论述是其重要的理论渊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主题、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建设主题的探索是其重要的历史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政治、文化发展道路和社会实践是其主要的现实基础。按照客观性、抽象性、相对性、整合性、发展性等原则,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以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前提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并得到不断强化。始终坚持这个共同主题,是新时期近四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经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通过实践和理论两条路径发挥共同主题的作用。实践路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表现为阶段性主题,作用于民族复兴、国家治理、党的实践等活动,发挥其作为共同主题的统领作用。理论路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表现为几种具体样态,作用于理论创新、理论整合、生成理论主题等理论创新活动,表达其作为共同主题的重要地位。这两条路径综合作用,使新时期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坚强的定力。当前,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是在思想和理论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侵蚀坚持共同主题的思想基础;二是在社会性质、特征、任务等实践认识上存在一定偏离,动摇坚持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三是坚持共同主题的力量有所损耗,削弱坚持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和精神力量。以上问题和挑战如得不到有效应对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极易偏离共同主题,进而发生颠覆性错误,最终导致山河变色、江山易主等不可挽回的恶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毫不动摇地坚持共同主题,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理论武装,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保障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巩固新时期共同主题的思想理论基础;二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的时代特征、主体特征和任务特征,把握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三是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共同主题+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范式,推动共同主题与基本问题的互动,夯实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方法论基础;四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凝聚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五是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精神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进程中,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并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新情况,不断突出和强化共同主题,充分发挥共同主题的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开辟出宽阔的道路,创造出伟大的成就。
马珂琦[2]（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创新是任何一种理论的生命力所在。理论的丰富、深化、完善与发展,以及在实践的推程中仍然能够发挥内在作用,能够占据社会一定的理论地位,尤其是主流与核心理论地位,都离不开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时期,也是重要时期。新时代所处的新背景、新条件,社会实践面临的新问题、新特征、新目标、新要求,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与理论高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与实践起点,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对我国文化建设进行了新的思考、概括与总结,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意,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全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最新成果。不仅极大地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魅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先进性。无论在今天还是今后,都有着强大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我国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文化软实力已经进入白热化竞争、世界文化多样性成为趋势、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当前我国文化领域存在发展短板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下,在确立了对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及其实践创新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借鉴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此为理论渊源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全新概念,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系列创新型理论内容,从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凝结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全面推进我国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效的探析与概括,科学总结出了这一文化创新理论成果内在具有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融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交织、主体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基本特点,提炼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指出要在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要求,不断破除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基础上,继续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研究朝着更加繁荣的方向前进。
周颜玲[3]（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王海霞[4]（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刘燕妮[5]（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任福义[6]（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关乎一个政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本文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和科学研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态势和现实境遇,旨在有针对性地找准进一步加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全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本论文分六章节进行集中论述。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缘由及其意义,分析当前国内外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介绍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预期创新点,进而初步构造出全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线索。第二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概述。本章主要论述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概念的由来,它的科学涵义、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等,并由此揭示出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实质;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问题探析的基础上,分析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考察。概而观之,我们党的历代历届主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本章着重梳理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与实践及其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与实践及经验启示,并着重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思想和新举措进行初步整理和总结。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章主要从阐释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笔,辩证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来自内部消解以及外部冲击的严峻挑战,为后两章展开论述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考察。本章主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现状,主要包括取得的重大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深刻原因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重大成就部分从理论建设、实际效果和社会认同三个层面进行总结,存在的问题部分则主要从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探寻问题的症结所在。第六章,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积极探寻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科学路径是本课题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所以本章亦是论文的重头戏。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尝试从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社会主义主题实践活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等五个方面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路径。
周芸帆[7]（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和农村贫困实际,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开展了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由“发展”带动“减贫”的阶段转而进入“减贫”左右“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征途上,中国取得的成绩越来越辉煌,但伴随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问题和风险也正逐步彰显。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认真审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赋予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一是为从“人民”和“发展”的角度解释并解决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思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困境,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中国农村的现实难题,针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沉疴”与“新疾”,突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人本目的性,强化农村贫困治理的人民主体性,确定将防止贫富分化、促进内部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重点和关键任务,不仅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需求与新期望,也有助于把发展中的问题消灭在发展中。二是为引领时代进步和实现世界整体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减贫领域开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路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先后提出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打赢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战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全新境界,也承担起中国在新时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三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进入了攻坚期,一系列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难度也大大加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村贫困治理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提出了符合时代条件、反映时代脉动、突出时代主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农村贫困治理理念和方案,在更好地指导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得到发展与创新。
高晶华[8]（2019）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新高度,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此,习近平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观点、新理念和新方法,目标直指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诸多“老问题”与“新问题”,应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严峻“四大考险”。通过党的自我革新,应对党面临着的“四大危验”。核心要义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和广大党员保持“初心”,整体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这一切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的地位得以保障。正是在这一逻辑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真正地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创造了党的建设历史上乃至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奇迹,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中国化做出最新贡献,向世界各国政党政治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科学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围绕什么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一主线,呈现出丰富的内涵。首先,习近平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整体布局,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关于政治建设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水平。其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最鲜明特色。习近平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精神“补钙”论,理想信念“总开关论”,赋予了理想信念以新的内涵,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进行探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提高执政为民的服务意识。第三,习近平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认识高度,明确指出世界最大党组织建设于兴党兴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既要抓住关键少数,选拔任用好干部,又要优化党员队伍内部治理,提高组织的整体力量。第四,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论述,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大亮点。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始终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重点解决党内四风问题,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第五,习近平特别提到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新的部署。第六,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抓住了制度问题的症结。探索与推进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高管党治党的法治化水平,以严明的制度推进世界最大党成为世界最强党,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治党逻辑。第七,习近平还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打破了以往的潜规则,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努力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改变传统运动式、集中式反腐,构建腐败治理的三不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反对和克服一切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体现了辩证思维,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认识矛盾,分析并解决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这一管党治党的最新科学认识最鲜明的特点是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战略高度对党的建设作出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运用了创新思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创新精神。新时代党的建设趋向于法治化,政党治理步入法治轨道,开启了法治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征程。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德法共治的治理理念,将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梦想予以新的结合,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目的,服务于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治国理政的新需要,坚持自我革命与强化监督相结合,实现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又一鲜明特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在战略指导下做出重大策略,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与制度治党双管齐下,吸取一切优秀治理成果,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大党、老党的建设新道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好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回答了如何加强管党治党,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大时代意义。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准概括,对党的建设的核心要旨予以新升华新凝练。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学说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强化的重大举措,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习近平在新的条件下高度凸显出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性,以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党员干部,并把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良效。从世界性视角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具有典型的示范效果。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被越来越多的政党学习、借鉴。同时,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党的建设实践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党的面貌也开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加强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党的党性修养,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自我教育、自我革新的能力,从而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结晶,也进一步拓宽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眼界和战略思维。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能否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关系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否顺利推进。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党的政党功能的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引领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开辟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境界。
陆攀[9]（2014）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变研究》文中指出信仰是人类永恒的本性,每个时代的人都要用信仰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的信仰史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诞生,才真正实现了人类信仰史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即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并且他们以自身的行动积极传播和实践着自己创立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获得了初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它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指向,其主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诞生起,它就与劳苦大众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人民,以这一信仰体系为指导,在共产主义目标的牵导下,不断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发挥着目标导向、思想引领、精神动力、政治灵魂的作用,成为广大劳动人民追求自身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经历了极其坎坷的命运。19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传播,并逐渐为工农劳动大众所接受和认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俄国化,在信仰理论上,形成了第一个民族化的理论形式即列宁主义；在信仰实践中,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列宁积极推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他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导地位。斯大林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中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以及个人崇拜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巩固的同时也出现了扭曲。后斯大林时期,由于逐步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信仰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产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深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全面爆发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亡党亡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总体上看,获得了大发展。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经历了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个体形态向组织形态的演变,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革命党的政治信仰上升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实现了民族化、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实现了主导信仰与主流信仰的同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信仰主体那里过多地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并逐步掺入了个人崇拜的因素,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极其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畸形化发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引导人民群众逐步从个人崇拜的阴影中走出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了理性的归位。随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又经历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信仰困境以及“法轮功”的冲击等,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曲折中获得了进一步地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信仰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的信仰观念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信仰目标的确立,激发了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需要通过持续不断地信仰建设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都为这一信仰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一信仰建设又受到“资”强“社”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等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后者也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现实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在当代中国它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的迫切需要。为此,就要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相统一、示范引领与主体选择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相统一、批判斗争与吸收借鉴相统一的方法,并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加强党及党的信仰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途径来扎实推进这一信仰的建设。
赵聪聪[10]（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发展的经验,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发展逻辑”一词蕴意丰富,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要义所在。“逻辑”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是一个论证推理的系统过程;体现为一定的原则或规律;具有过程性与特殊性等特征。由此,我们确定“发展逻辑”研究即为注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揭示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涵盖各要素、各结构、各领域的纷繁复杂的过程,为了更清晰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本文选取现实、理论、价值与世界四个主要维度,分别从各自视角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必然性规律。这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框架与方法。正文共分五章,采用比较典型的总—分结构,研究思路比较清晰。第一章是基础理论的前提性阐释,是总论部分。本文研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主要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发展逻辑”主要体现在发展的历程性分析与规律性阐释。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世界逻辑的选择不是随意设置,而是有其各自提出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四个逻辑之间也不是各自孤立分离,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系列前提性理论阐释,为本文接下来分述四个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第二章重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面向现实”、“回应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哲学视阈下的“现实”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存在,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首先是面向中国问题、中国实践的现实表达。伴随改革开放实践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经了结构转型——整体转型——整体转型升级的现实演变进程。现实进程的演变内在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即对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规律、总体性辩证规律、历史性生成规律的遵循。立足“中国现实”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独特性与民族性。第三章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理论源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式表达。从邓小平理论实现“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化“富起来”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建构强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与时俱进、焕发出生机活力。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它始终坚持基本原则与历史生成的统一,坚持符合规律性与发挥主体性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四章着重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逻辑。社会发展不仅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物质生产过程,更是一个塑造人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围绕“人”这一价值主体,不断践行着以人民富裕为本——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演进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其精神的关系。第五章详细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逻辑。马克思提出“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思想,特别是在晚年时期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世界视野与多样选择。世界历史视阈下,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逻辑表现为“跟跑”、“追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进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历程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魅力与世界价值。本文尝试提出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世界逻辑出发,分别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与必然性规律,本身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不仅如此,四个逻辑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形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独特性、整体性所在。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实质上是我们积极主动建构中国理论的有益尝试。这不仅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有利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确立社会主义目标的伟大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确立社会主义目标的伟大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学理分析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哲学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理论渊源 |
|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
| （一）历史基础 |
| （二）现实基础 |
| 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概念界定 |
| （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主题与共同主题 |
| （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 |
| 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结构和要素分析 |
| （一）构成结构分析 |
| （二）构成要素分析 |
| 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概括表述 |
| （一）确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主题的原则 |
| （二）关于新时期共同主题的几种观点辨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 |
| 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历史考察 |
| 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转换的准备 |
| （一）历史准备 |
| （二）现实准备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形成与确立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形成与确立的标志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阶段性回答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检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承接与推进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跨世纪承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新阶段推进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新时代推进 |
| （一）彰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态度、决心和信心 |
| （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开展新时代的实践变革 |
| （三）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形成与推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必须紧密围绕共同主题 |
| （二）坚持和深化新时期共同主题必须妥善处理多种困难 |
| （三）坚持和深化共同主题必须努力回答好一系列基本问题 |
| （四）坚持和深化共同主题必须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
| 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实践路径 |
| 一、贯穿于新时期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主题 |
| （一）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 （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
| （一）统一于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
| （二）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
| （三）具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
| 三、贯穿于中国国家治理和改革的实践——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例 |
| （一）统一于治国理政五年规划（计划）实践 |
| （二）上升为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
| （三）融入国民经济与社会―三步走‖发展战略 |
| （四）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
| （五）作用于五年规划（计划）的调控 |
| 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实践——以重大会议和报告视角 |
| （一）通过党代会报告的题目显示出来 |
| （二）借助党代会的主题展现作用 |
| （三）通过大会发出的号召发挥力量 |
| 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理论表达 |
| 一、表现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具体形态 |
| （一）道路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三）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四）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发展与创新 |
| （一）推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特征认识的新发展 |
| （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全面拓展 |
| （三）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实现理论飞跃 |
| 三、促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生成和整合 |
| （一）贯穿于新时期理论成果的生成过程 |
| （二）促进新时期理论成果的整合 |
| （三）促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 |
| 四、促使新时期理论成果形成共同的理论主题 |
| （一）使创新成果保持相同的理论本质 |
| （二）使新时期理论成果围绕着相同的脉络 |
| （三）使新时期理论成果保持共同的方向 |
| （四）使新时期理论成果保持一致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面临的困难挑战和原因分析 |
|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面临的困难挑战 |
| （一）对共同主题的理论认识容易发生偏颇 |
| （二）对共同主题的实践认识容易发生偏离 |
| （三）共同主题的坚持力量容易发生损耗 |
|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国内方面的原因 |
| （二）国际方面的原因 |
| 第六章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对策思考 |
| 一、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思想基础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理论武装 |
| （三）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保障体系 |
|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 二、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 |
| （一）准确判断时代特征 |
| （二）深刻把握主体特征 |
| （三）准确把握任务特征 |
| 三、夯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方法论基础 |
| （一）问题导向是破解实践课题的科学方法 |
| （二）坚持―共同主题+基本问题‖的范式开展理论创新 |
| （三）在共同主题与基本问题的互动中推动实践创新 |
| 四、凝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 |
|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
| （二）增进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和手段创新 |
| 五、凝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的精神力量 |
| （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
| （二）改革创新精神是坚持共同主题的重要力量 |
| （三）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时代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选题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1 相关理论文章 |
| 1.3.2.2 相关理论着作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主要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新时代 |
| 1.4.2 文化创新 |
| 1.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 |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和拟突破的重点 |
| 1.6.1 研究的难点 |
| 1.6.2 拟突破的重点 |
| 1.7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点 |
| 1.7.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依据 |
| 2.1 文化软实力的白热化竞争 |
| 2.1.1 新科技革命的继续推进 |
| 2.1.2 知识爆炸时代的到来 |
| 2.1.3 人才资源的激烈竞争 |
| 2.1.4 国际话语权的广泛争夺 |
| 2.2 世界文化多样性成为趋势 |
| 2.2.1 西方文化中心论日益式微 |
| 2.2.2 文化多样性成为国际共识 |
| 2.2.3 中国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主张 |
| 2.3 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强大的文化支撑 |
| 2.3.1 新时代的到来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内容 |
| 2.3.2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助推人民更高的文化需求 |
| 2.3.3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需要发达的文化事业 |
| 2.3.4 文化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
| 2.3.5 党的执政担负着文化建设新使命 |
| 2.4 我国当前文化领域仍然存在发展短板 |
| 2.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深入人心 |
| 2.4.2 人民文化享受不均等 |
| 2.4.3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
| 2.4.4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灵魂 |
| 3.1.1 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文化的必要性与多样性 |
| 3.1.2 辩证法氤氲文化的平等性与发展性 |
| 3.1.3 实践观指引文化的人民性与时代性 |
| 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本 |
| 3.2.1 “天人合一”的价值旨趣 |
| 3.2.2 “家国同构”的崇高情怀 |
| 3.2.3 “崇德向善”的道德情操 |
| 3.2.4 “刚健自强”的精神追求 |
| 3.2.5 “协和万邦”的宽广胸襟 |
| 3.3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基础 |
| 3.3.1 红色革命文化 |
| 3.3.1.1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念 |
| 3.3.1.2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 3.3.1.3 永不止步的革命勇气 |
| 3.3.1.4 依靠人民的革命宗旨 |
| 3.3.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 3.3.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
| 3.3.2.2 坚持“三个面向” |
| 3.3.2.4 坚持民族性和大众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内容和基本特点 |
| 4.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内容 |
| 4.1.1 坚定文化自信 |
| 4.1.1.1 文化自信的主要内涵 |
| 4.1.1.2 以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步伐 |
| 4.1.2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1.2.1 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
| 4.1.2.2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机制 |
| 4.1.2.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 4.1.3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4.1.3.1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4.1.3.2 转化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4.1.4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4.1.4.1 以马克思主义固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4.1.4.2 以党管原则加强阵地建设 |
| 4.1.4.3 以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
| 4.1.5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4.1.6 讲好中国故事 |
| 4.1.7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
| 4.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特点 |
| 4.2.1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
| 4.2.2 继承性和创新性相融合 |
| 4.2.3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交织 |
| 4.2.4 主体性和包容性相一致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实践成效 |
| 5.1 全民族理想信念和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 5.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进一步加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 |
| 5.1.3 全民思想道德水平整体性提升 |
| 5.2 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扎实推进 |
| 5.2.1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
| 5.2.2 科技生产力活力迸发 |
| 5.2.3 国家创新体系逐步完善 |
| 5.3 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5.3.1 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
| 5.3.2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着提升 |
| 5.3.3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
| 5.4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不断增强 |
| 5.4.1 人民群众的文化享受日益均等化 |
| 5.4.2 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日益多样化 |
| 5.5 中外文化交往成果显着 |
| 5.5.1 中外文化交流合作更加频繁 |
| 5.5.2 中外文化贸易来往日益活跃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 |
| 6.1 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
| 6.1.1 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使命感 |
| 6.1.2 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紧迫感 |
| 6.2 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
| 6.2.2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要求 |
| 6.3.1 文化建设要依靠于人民 |
| 6.3.2 文化建设要服务于人民 |
| 6.4 不断破除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
| 6.4.1 善于发现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
| 6.4.2 不断探索解决文化体制机制问题的途径 |
| 6.5 强化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
| 6.5.1 自觉维护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 |
| 6.5.2 自觉落实党对文化领域的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解析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思想溯源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目标 |
| 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任务 |
| 三、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
| 四、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方法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二、列宁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第三节 中共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二、邓小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三、江泽民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四、胡锦涛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
| 第二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时代召唤: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时代背景 |
| 一、历史方位 |
| 二、国际背景 |
| 三、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历史借鉴: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历史依据 |
|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成败得失的反思 |
|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的借鉴 |
| 第三节 现实需要: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现实依据 |
| 一、顺应国内外意识形态教育形势发展的根本要求 |
| 二、解决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矛盾问题的必然选择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 |
| 第四节 发展历程: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一、孕育阶段 |
| 二、萌芽阶段 |
| 三、探索阶段 |
| 四、形成和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宏观设计 |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
| 二、意识形态教育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 |
| 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根本任务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 |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和原则 |
|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方针 |
|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原则 |
| 第四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具体部署 |
| 第一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理想信念教育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
| 四、党史国史教育 |
|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 |
| 一、宣传教育法 |
| 二、舆论斗争法 |
| 三、辩证分析法 |
| 四、示范警示法 |
| 五、滴水穿石法 |
| 第三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 |
| 一、宣传教育途径 |
| 二、制度建设途径 |
| 三、教育队伍建设途径 |
| 四、重要支撑构筑途径 |
| 第四节 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多维视角及具体要求 |
| 一、领域维度具体要求 |
| 二、群体维度具体要求 |
| 第五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价值和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意蕴 |
| 一、哲理深邃: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哲学意蕴 |
| 二、寓教于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话语隐喻 |
| 第二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价值 |
|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实践价值 |
| 第三节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特征 |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
| 二、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 |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5）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理论概述 |
| 2.1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建设 |
| 2.1.1 意识形态的由来及其科学涵义 |
| 2.1.2 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
| 2.1.3 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义 |
| 2.2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2.2.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及其涵义 |
| 2.2.2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领导权 |
|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
| 2.3.1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 |
| 2.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题 |
| 2.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本质体现 |
| 2.3.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灵魂 |
| 2.3.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考察 |
| 3.1 毛泽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及启示 |
| 3.1.1 毛泽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1.2 经验教训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及经验 |
| 3.2.1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2.2 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2.3 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2.4 经验启示 |
| 3.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探析 |
| 3.3.1 形成依据 |
| 3.3.2 主要内容 |
| 3.3.3 重大意义 |
|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必要性 |
| 4.1.1 保证党长期执政的内在需要 |
| 4.1.2 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
| 4.1.3 书写“四个伟大”时代篇章的客观需要 |
| 4.1.4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直接需要 |
| 4.2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 |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4.2.2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 |
| 4.2.3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 |
| 4.2.4 我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显着提升 |
| 4.3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
| 4.3.1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严重威胁 |
| 4.3.2 国内“多样性”的严重挑战 |
| 4.3.3 党自身存在问题的严重考验 |
| 4.3.4 互联网普及化的严重冲击 |
|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考察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 |
| 5.1.1 理论成果丰硕 |
| 5.1.2 实际效果显着 |
| 5.1.3 国际社会认同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 |
| 5.2.1 理论研究存在不足 |
| 5.2.2 宣传教育有些脱节 |
| 5.2.3 管理水平相对滞后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3.1 外因 |
| 5.3.2 内因 |
| 6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
| 6.1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以永葆先进性 |
| 6.1.1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创新 |
| 6.1.2 科学统筹国内国外文化资源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6.1.3 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
| 6.2 全力做好宣传工作以把控话语权 |
| 6.2.1 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 |
| 6.2.2 旗帜鲜明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 |
| 6.2.3 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认同 |
| 6.2.4 管好用好网络新媒体 |
| 6.3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培养认同感 |
| 6.3.1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
| 6.3.2 切实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 |
| 6.3.3 着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 6.4 倍加注重实践活动以增强说服力 |
| 6.4.1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活动 |
| 6.4.2 持续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两大实践活动 |
| 6.4.3 广泛开展各种主题鲜明的专项社会实践活动 |
| 6.5 建立健全保障措施以实现常态化 |
| 6.5.1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
| 6.5.2 倍加注重专门力量建设 |
| 6.5.3 努力构建科学体制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贫困概念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反贫困路径、对策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治理的基本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从本质规律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运行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 |
| 2.2.1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
| 2.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客观条件 |
| 2.2.3 列宁贫困治理的实践思路 |
|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1 毛泽东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2 邓小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3 江泽民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4 胡锦涛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和经验 |
| 3.1 建国初期广义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49-1977) |
| 3.1.1 实施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
| 3.1.2 变革农村生产关系 |
| 3.1.3 确立社会主义救济制度 |
| 3.1.4 阶段总结 |
| 3.2 改革开放初期小范围救济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78-1985) |
| 3.2.1 启动农村改革 |
| 3.2.2 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 |
| 3.2.3 实施专项扶贫计划 |
| 3.2.4 阶段总结 |
| 3.3 改革开放深化期大规模开发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86-2000) |
| 3.3.1 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问题 |
| 3.3.2 制定详细扶贫计划,成立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
| 3.3.3 鼓励自力更生,强化社会动员 |
| 3.3.4 阶段总结 |
| 3.4 新世纪以来攻坚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2001-2013) |
| 3.4.1 重新划定国家贫困县、贫困村适应新的扶贫形势 |
| 3.4.2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
| 3.4.3 巩固扶贫成果,缩小发展差距 |
| 3.4.4 阶段总结 |
| 3.5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 3.5.1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农村贫困治理的组织基础 |
| 3.5.2 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贫困治理道路 |
| 3.5.3 坚持人民立场,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农村贫困治理决策 |
| 3.5.4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符合地区实际的农村贫困治理措施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实的新境遇 |
| 4.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具备的有利条件 |
| 4.1.1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
| 4.1.2 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 |
| 4.1.3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
| 4.1.4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发展共识已经形成 |
| 4.2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严峻挑战 |
| 4.2.1 国家富强之路仍有突出“短板” |
| 4.2.2 民族振兴面临崛起难题 |
| 4.2.3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诉求 |
| 4.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 |
| 4.3.1 群体发展差别维度 |
| 4.3.2 地区发展差异维度 |
| 4.3.3 城乡发展差距维度 |
| 4.4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难题 |
| 4.4.1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 |
| 4.4.2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
| 4.4.3 减贫边际效益递减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思想的新内容 |
| 5.1 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 |
| 5.1.1 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 5.1.2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5.1.3 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和优势 |
| 5.2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 |
| 5.2.1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
| 5.2.2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
| 5.2.3 实现人民的主体利益 |
| 5.3 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
| 5.3.1 全民共享,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5.3.2 全面共享,提升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
| 5.3.3 共建共享,凝聚社会合力 |
| 5.3.4 渐进共享,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 5.4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基本要求 |
| 5.4.1 现实关切和未来关照相呼应 |
| 5.4.2 整体进步和个体发展相结合 |
| 5.4.3 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协调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新战略 |
| 6.1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底线”任务 |
| 6.1.1 “六个精准”的治理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 |
| 6.1.2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效衔接 |
| 6.1.3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塑造“大扶贫格局” |
| 6.1.4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治理成效,变“对上负责”为“对民负责”. |
| 6.1.5 总结与思考 |
| 6.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发展”要求 |
| 6.2.1 发展乡村产业,推动构建“富裕乡村” |
| 6.2.2 树立城乡等价思维,积极打造“幸福乡村” |
| 6.2.3 焕发乡风新气象,携手共筑“文明乡村” |
| 6.2.4 织牢社会“安全网”,统筹推进“和谐乡村” |
| 6.2.5 注重生态涵养,着力建设“美丽乡村” |
| 6.2.6 强化人才支撑,共同构筑“活力乡村” |
| 6.2.7 总结与思考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价值的新意蕴 |
| 7.1 赋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 |
| 7.1.1 符合中国由“大国”到“强国”的国际定位 |
| 7.1.2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7.1.3 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同频共振 |
| 7.2 为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
| 7.2.1 由减贫带动发展实现国家整体繁荣 |
| 7.2.2 以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构筑社会合力 |
| 7.2.3 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发展可持续化 |
| 7.3 契合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 |
| 7.3.1 “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
| 7.3.2 “内外兼施”推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向健康方向发展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8）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和过程 |
| 2.1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世情 |
| 2.1.2 国情 |
| 2.1.3 党情 |
| 2.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2.2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2.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3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以往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2.3.1 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回答了党的建设与伟大复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
| 2.3.2 给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3.3 以党的建设来解决如何驾驭资本逻辑的问题 |
| 2.4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 |
| 2.5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政治建设新认识 |
| 3.1.1 发扬优良传统统领党的建设 |
| 3.1.2 加强问题指向回答首要问题 |
| 3.1.3 加强政治建设推动政治发展 |
| 3.2 思想建设新境界 |
| 3.2.1 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3.2.2 创新意识形态服务治国理政 |
| 3.2.3 发展群众路线强化宗旨意识 |
| 3.3 组织建设新规定 |
| 3.3.1 落实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 |
| 3.3.2 抓住关键少数选好用好干部 |
| 3.3.3 优化组织结构提高整体质量 |
| 3.4 作风建设新征程 |
| 3.4.1 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 |
| 3.4.2 加强党性修养密切党群关系 |
| 3.4.3 重点解决四风净化政治生态 |
| 3.5 纪律建设新部署 |
| 3.5.1 更加突出位置前所未有高度 |
| 3.5.2 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 |
| 3.5.3 阐述基本要义加强纪律执行 |
| 3.6 制度建设新标准 |
| 3.6.1 权力关进笼子坚持依规治党 |
| 3.6.2 加强民主集中维护制度权威 |
| 3.6.3 补齐制度短板重在制度执行 |
| 3.7 反腐败斗争新要求 |
| 3.7.1 治腐败零容忍打老虎拍苍蝇 |
| 3.7.2 构建三不机制落实主体责任 |
| 3.7.3 反对特权思想克服特权现象 |
| 3.8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和鲜明特点 |
| 4.1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 |
| 4.1.1 以辩证思维破解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矛盾 |
| 4.1.2 以战略思维确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 |
| 4.1.3 以创新思维激发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 |
| 4.1.4 以法治思维树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法治精神 |
| 4.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
| 4.2.1 贯穿着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 |
| 4.2.2 以中国梦统领全面从严治党 |
| 4.2.3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新结合 |
| 4.2.4 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新统一 |
| 4.2.5 标本兼治的管党治党新思路 |
| 4.2.6 自我革命和增强监督相结合 |
| 4.3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把握维度 |
| 5.1 时代维度：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1.1 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 |
| 5.1.2 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须选择 |
| 5.1.3 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
| 5.1.4 加强党的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 |
| 5.2 理论维度：统一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2.1 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根本立场 |
| 5.2.2 以夯实领导核心地位为根本目标 |
| 5.2.3 协调推进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
| 5.3 实践维度：总结于“伟大工程”实践经验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3.1 突出党的建设的全面性特点 |
| 5.3.2 注重党的建设的治理化能力 |
| 5.3.3 强调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导向 |
| 5.3.4 重视党的建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重大时代意义 |
| 6.1 开辟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新天地 |
| 6.1.1 引领和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
| 6.1.2 拓宽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范围 |
| 6.2 发展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
| 6.2.1 总结和凝练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 6.2.2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的学说 |
| 6.3 指导党的建设实践收效显着 |
| 6.3.1 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
| 6.3.2 推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积极落实 |
| 6.3.3 开启了党领导现代化进程路径的重大创新 |
| 6.4 形成了成熟定型的政党制度文化 |
| 6.4.1 确立起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文化新理念 |
| 6.4.2 在培育政党文化过程中优化政党功能 |
| 6.5 为世界政党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
| 6.5.1 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 |
| 6.5.2 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及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本体研究 |
| 第一节 信仰基本理论 |
| 一、信仰的含义及特征 |
| 二、信仰的功能、分类 |
| 三、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
| 四、信仰与信念、理想及迷信的关系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基本概念 |
| 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特征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和功能 |
| 四、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 |
| 五、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 |
| 六、信仰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
| 第二章 共产主义信仰：一个没有公开言说的信仰 |
|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仰观 |
| 一、宗教信仰批判—对科学的“无神”信仰的呼唤 |
| 二、资产阶级理性信仰的批判—对无产阶级信仰体系的反面论证 |
| 三、空想共产主义信仰的批判—科学共产主义信仰体系的反面说明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信仰”一词的谨慎用法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信仰的创立和基本内容 |
| 一、科学共产主义信仰体系的创立和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信仰在革命运动中的传播和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运动中丰富、传播和实践着自己创立的信仰 |
| 二、共产主义信仰的广泛传播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的命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俄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一、作为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早期传播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与俄国各种思潮的交锋中传播和发展 |
| 三、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主导信仰的确立和发展 |
|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探索 |
| 二、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巩固和扭曲 |
| 第三节 后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产生、深化与全面爆发 |
| 一、赫鲁晓夫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产生 |
|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深化 |
|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全面爆发与苏联的解体 |
| 四、苏联解体的“信仰”反思和若干启示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信仰交锋和信仰选择 |
| 一、信仰选择的历程 |
| 二、信仰选择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革命话语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和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演变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从个体形态向组织形态的演变 |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发展 |
| 四、中国共产党信仰教育的集中开展：整风运动 |
| 五、马克思主义信仰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
| 第三节 建设话语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非理性曲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畸形发展：“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 |
| 三、“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归位：“文革”后信仰危机的出现和克服 |
| 四、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困境 |
| 五、邪教“法轮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冲击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时中国态 |
| 一、由传统社会主义信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信仰主导形式的变化 |
| 二、在当代中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时代课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有利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彰显：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说起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资”强“社”弱的挑战 |
| 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 |
| 三、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中劣势地位的挑战 |
| 四、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挑战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紧迫性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 |
| 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
| 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 |
| 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的迫切需要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基本方法 |
| 一、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的统一 |
| 二、坚持示范引领与主体选择的统一 |
| 三、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统一 |
| 四、坚持批判斗争与吸收借鉴的统一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途径 |
| 一、实践层面：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效 |
| 二、理论层面：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 |
| 三、教育层面：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 四、党建层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及党的信仰建设 |
| 五、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成果清理总结 |
| 三、问题、思路与方法 |
| 四、难点及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理论与“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前提 |
| 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时代 |
| 二、发展与发展逻辑 |
| 第三节“逻辑”分析 |
| 一、四个逻辑的提出依据 |
| 二、四个逻辑的划分标准 |
| 三、四个逻辑的辩证关系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依据 |
| 一、现实前提:坚持中国问题导向 |
| 二、现实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三、现实问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进程 |
| 一、结构转型——欠发展初期着重发展动力 |
| 二、整体转型——进一步发展促进社会平衡 |
| 三、整体转型升级——发展起来以后致力于国家治理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规律 |
| 一、立足中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规律 |
| 二、围绕中国发展的总体性辩证规律 |
| 三、融入中国实践的历史性生成规律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二、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运用 |
| 三、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认识与应用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生成 |
| 一、邓小平理论——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富起来”理论的深化发展 |
|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新时代发展的强国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质 |
| 一、坚持基本原理与历史生成的统一 |
| 二、坚持遵循规律性与发挥主体性的统一 |
| 三、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 |
| 一、最高价值追求:共产主义 |
| 二、终极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三、价值追求主体: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演进 |
| 一、以人民富裕为本——发展生产力 |
| 二、以人为本——推进科学发展 |
| 三、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发展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启示 |
| 一、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 |
| 二、科学对待人与人的关系 |
| 三、注重强调人与精神的关系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基础 |
| 一、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
| 二、现实力量:生产力发展与世界普遍交往 |
| 三、国际经验: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进程 |
| 一、基于现实国情的“跟跑”阶段 |
| 二、主体意识觉醒的“追跑”阶段 |
| 三、实践主体自觉的“领跑”阶段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贡献 |
| 一、贡献中国发展方案 |
| 二、宣告西方中心论破产 |
| 三、提供新型现代性文明 |
| 结语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需要继续拓展的方面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四、确立社会主义目标的伟大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D]. 梁庆周.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D]. 马珂琦. 西北大学, 2019(01)
- [3]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4]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任福义. 北京交通大学, 2018(11)
- [7]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D]. 周芸帆.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8]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高晶华. 西安科技大学, 2019(01)
- [9]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变研究[D]. 陆攀. 安徽大学, 2014(08)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D]. 赵聪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