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银行业合并风潮始末（论文文献综述）
赵前[1]（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荣晓峰[2]（2021）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贸易而兴盛、由战争而变革调整、由政府强力废除而解体的过程。开埠之后,在国内外贸易的推动下,天津银两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实银两制度层面,从开埠前各种银锭混用的状态演变为以化宝银为主的实银两体系,炉房建立起由其主导的改铸制度,19世纪末天津出现了由改铸制向公估局制的演进趋势,但由于炉房阻碍而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虚银两制度层面,库平银和关平银构成天津官用银两的主体,民用银两呈现出明显的整合趋势,行平和公砝平成为主要的银两平砝,992成色成为化宝银的标准成色。行化银产生并发展为天津的标准银两,成为与上海规元银、汉口洋例银并行的国内三大虚银两。以银两票和银两拨码为主的银两信用制度形成,银两票主要由天津钱局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信用稳定且流通广泛,但受到外国银行纸币的冲击。拨码制度便利了钱业资金清算,扩大了银号信用,是近代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庚子事变”对天津银两制度产生重大冲击,战乱对天津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破坏,白银严重匮乏,金融秩序紊乱。天津相继爆发两次规模较大的银两货币危机即“贴水风潮”和化宝银危机,银两货币在信用货币和实体货币两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天津银两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与调整。首先,实银主体发生变化,化宝银遭遇信用危机而被停止铸造,被白宝银取代退出货币市场。其次,关平银制度出现调整并导致关税补色风波。第三,天津的银锭保证制度正式由改铸制演变为公估局制,天津众商公估局终于成立,但发挥作用有限,由于外国银行低色化宝的公估重铸问题而引发风波,中外各方力量为维护自身利益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形成损害天津银钱业利益的方案而解决,公估局制度也得以巩固。第四,银两信用制度发生变化,天津银钱业发行的银两票遭遇严重信用危机,外国银行趁机大量发行银两票以控制货币市场,货币主权进一步丧失。天津拨码制度也同样遭遇危机,在经历短暂的废止后又重新恢复。民国之后,天津银两制度进入衰落期。银元在天津经历了以外国银元为主演变为以中国银元为主的过程。废两改元在天津经历了较为充分的酝酿,天津银行公会积极推进币制改革,推广孙像银币的使用。银行与钱业合组公库共同应对银元过剩危机,积极参与财政部开展的币制调查并提出中肯建议。1933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天津有力地执行了中央废两改元的决议,关平银和行化银先后被强力废除,天津银两制度最终解体。天津银钱两业多次向财政部申请重开天津造币厂以缓解银元短缺问题,但遭到拒绝。炉房和公估局在天津并没有立刻消亡,直到1935年才被勒令关闭。天津拨码制度转变为以银元记值而继续运行。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金融机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国民政府掌控的中央银行在金融领域的统制力继续增强;天津银号代表的传统金融势力虽然损失部分利益,但整体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华商银行代表的新兴金融势力摆脱钱业的束缚,力量进一步壮大;外国银行势力遭受一定打击,丧失了部分金融市场的主导权。近代天津的银两货币是在实银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货币体系,整体呈现出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演进的特征。通过信用扩张机制,发展出银两票、银两拨码、银两支票、银两汇票等信用货币形式,并承担不同的货币职能。天津银两票的发展总体呈现出外国银两票对本国银两票的“货币替代”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建立的基础,行化银在近代天津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天津的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在银两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外金融机构在天津银两制度的型塑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传统金融机构、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分别扮演了银两制度的主导者、改造者和“终结者”的角色。近代天津的银两制度是在钱局、银号、炉房、公估局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主导下构建起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推动了银两制度的改造,并成为实际操纵者;华商银行势力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币制变革。银两制度对近代天津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银两制度在推动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行化银对银两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天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银两货币为基础的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拆借市场和拨码制度的构建又便利了商业和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银两制度的不完善、“两元并用”的格局以及银两制度在全国范围的不统一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增大了市场交易成本。银两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征。以库平银为主的官用银两体系支撑着王朝政权以及直隶和天津府县各级衙门的运转,银两制度也被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利用,逐步渗透到天津的贸易和金融领域,以达到其操纵和控制天津经济的目的。银两本来为我国的主权货币,但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之下,却逐步成为了它们控制中国经济和金融命脉的工具,这是银两货币主权丧失的表现,也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货币制度中的真实写照。本文在近代中西交汇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将微观和宏观分析视角相结合,既深入微观层面剖析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核心要素的变化,又从宏观层面将银两制度置于货币金融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中进行考察,将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出狭义和广义银两制度的概念并努力在框架和范式上进行创新。本研究表明,贸易、战争和强权三种力量是推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整体呈现出从称量制度向记账和信用制度演进的主要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洋厘市场、国内汇兑市场、外汇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传统金融机构在银两制度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较好地验证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操控进而控制天津经济发展。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是我国区域银两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变迁、运行及影响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区域银两制度的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演变以及各区域代表性银两制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卢建昊[3]（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王雨霏[4]（2021）在《晚清海关官银号研究（1842-1911）》文中研究指明清朝规定收税当收足银,因此商户必须到银炉将散银倾镕成足色整银以便交税,1814年粤海关率先设立海关官银号,专司倾镕税银。开放五口通商后,条约规定海关要选择殷实铺户设立银号,发给执照,代收洋商关税,此后随着开埠口岸增多,海关官银号也推广到其他口岸,海关税务司制度成立之后,海关官银号仍沿旧例。海关官银号一般为民间商人承办,其主要经营内容就是代清政府收取并存放关税。同光年间,各省、关开始借票号汇兑京、协各饷,有些海关官银号则直接由票号承办。海关官银号每年开支大约需要上万两,其收入一方面来源于从税款中提取的官给经费,另一方面就是依靠一些非正当收益。盛宣怀筹划通商银行时曾想拉拢严信厚作商董,借机将粤、闽、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归为通商银行分行,但因严信厚不愿官款被通商银行垄断而失败。1903年清廷下令将江海关征收的华洋各税及各省、关汇解江海关道用于偿付洋债的款项在未经拨用前,分存各钱庄按月按日生息。1910年源丰润票号倒闭,牵连源丰润票号承办的多个海关的海关官银号通通倒闭,清廷趁机下令嗣后一律由大清银行分行来接办海关官银号,到1911年10月大部分海关关税征收都由大清银行分行接办,海关官银号从民间承办正式变为清政府官办。然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国公使以保证外债偿付为由,议定将海关关税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管理之下。
武琦[5]（2020）在《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文中提出近代以降,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内部开始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交易所制度的引进便是其中之一。交易所,日本称之为取引所,欧美则称之为交易所。日本在华设置取引所自1906年始,至抗战胜利后,约共存39年。青岛取引所,又称株式会社青岛取引所。1914年日本占据青岛后,1919年日本商人唆使青岛日军官署成立官办取引所,1920年8月成立,9月正式营业。青岛主权收回之际,1921年2月21日日本民政署将官办取引所改为商办,由此引发了青岛取引所改归商办及收回取引所的外交交涉。鉴于日本商人控制青岛取引所,青岛华商提议创设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由此引发了青岛取引所与华商交易所之争。青岛取引所被日本视为青岛重要的金融机关,其地位自然与众不同。本文以青岛取引所为个案研究,对青岛取引所进一步进行动态性考察与分析,通过青岛取引所的设立,青岛取引所组织架构和交易活动,1922年中日之间青岛取引所的外交交涉以及和华商交易所的竞争,进一步探讨青岛取引所是如何更好的“本土化”,进一步窥视“后殖民地”时代的青岛商业活动和地方社会,进而探讨中日之间的商业合作、竞争与政治摩擦。
章琴丽[6]（2020）在《近代苏州与上海经济关系论析（1843-1937）》文中指出近代上海开埠通商,不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苏州城市命运改变的重要转折。明清时期苏州不仅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米谷转运贸易中心,同时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丝、棉手工业品的加工中心及最大集散地,成为了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当时的上海正依附于以苏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圈,被誉为“小苏州”。进入近代以后,上海在通商开埠的契机下逐渐崛起,不仅逐渐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的贸易转运中心,同时又取代了苏州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等江南市镇则成为了上海的经济腹地,苏州则变成了“小上海”。虽然苏州与上海在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但苏州与上海两地之间的经济交往却只增不减。尤其是民国以来到抗战爆发的二十七年间,江南水运及陆路交通日益发达,这不仅有利于苏沪间的商品流通,同时便利了苏沪两地在金融、工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联系。随着苏沪两地经济联系的逐渐加强,苏州与上海间的相互依附关系由早先上海依附于苏州逐渐转变为苏州依附于上海。上海近代经济得以发展,一方面是西方经济侵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依托于江南地区的经济腹地。与此同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圈下,近代苏州的近代化进程逐渐加快,但由于近代苏州传统的经济特性,苏州并没有在上海经济辐射作用下完成近代工业化,而是走上了以消费型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
余治国[7]（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认为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王珊珊[8]（2019）在《钱新之与民国时期的交通银行》文中认为钱新之,名永铭,字新之,作为中国近代杰出银行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钱新之是中国近代金融业和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凭借在银行业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被称为民国时期的“四大花旦”。钱新之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之,若欲对中国近现代金融史进行全面认识与了解,那么对钱新之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纵观钱新之的一生,对银行事业的经营主要有三段:1922年-1925年整顿交通银行。该时段是交行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下,钱新之对中央银行的经营,闪烁着其熠熠生辉的改革和创新的火花;1926年-1949年经营四行储蓄会。该时段是金融市场处于国民政府垄断状态下,钱新之对具有私营商业储蓄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的经营;1938年-1949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主持交行。该时期是钱新之在国民政府金融垄断、全国抗战背景下对交通银行的维稳和管理。相较于任职交行的前一时期,因为该时段是处于在四联总处的统一指挥下,所以钱新之对交行实施的经营创新和自由经营理念要淡一些,但是同样闪烁着钱在战时金融垄断状态下自己独特的银行经营理念和爱国思想。对交通银行的经营是钱新之银行事业生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钱新之银行事业的半壁江山。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钱新之与交通银行的“缘起”,依次介绍了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崛起、作为近代银行家群体一员的钱新之的早年生活和留日求学背景及其与交通银行的结缘。第二部分为钱新之与北洋时期的交通银行,依次叙述了钱新之在交通银行极其窘迫形势下的临危受命以及面对如此不堪形势钱新之对交通银行实施的一系列创新与整顿,最后论述了钱新之经过这一时期在交行的金融创新之后,其在金融界地位的提高及其阅历的丰富。第三部分是钱新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交通银行。该时期全国抗战打响,钱新之义不容辞接下了交通银行董事长的重担,并在四联总处的指挥下,殚精竭虑,对交行的维稳与经营做出了重大贡献,表现出了热忱的爱国情怀。第四部分为钱新之交通银行经营事业评述,首先简单地比较了钱新之于前后两个时期经营交通银行的概况,其次从钱新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角度对其交通银行经营事业做了客观评述。
王飞[9]（2019）在《民国官办与商办银行效率研究（1924-1936） ——以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3年3月23日,官商合办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拆分为完全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完全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本文以此切入,考察了两家不同产权结构银行1924-1936年的效率,基于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重点比较了1932-1936年的效率,并分析了效率差异原因。本文发现,1933-1936年,浙江地方银行的效率高于浙江实业银行。这表明,与对企业效率的一般认识不同,官办或国有银行甚或国企效率未必低于商办或股份制银行甚或民企。由此,本文认为,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委托代理问题,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影响的显着与否取决于委托代理问题作用的大小。作为官办银行,浙江地方银行突出的效率表现能给现代银行及企业经营甚至国企改革带来很多参考、启示和借鉴。本文主要有6部分。第1部分为导论,介绍了选题,所用史料、数据与方法和论文结构,综述了相关文献;第2部分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拆分始末,详细论述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拆分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熟悉历史背景;第3部分为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运行方式比较（1932-1936）,考察了 1932-1936年两家银行的运行方式,试图寻找效率表现差异的原因;第4部分为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效率比较（1932-1936）,比较了1932-1936年两家银行的财务指标和效率;第5部分为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效率差异原因,重点论述了支撑浙江地方银行突出效率表现的四个因素（人才与制度保障、政府支持、经营助力和历史机遇）,并分析了这四个因素对四个主成分（y1-y4）的影响从而使浙江地方银行在1933-1936年有了更高的综合得分Y（效率）;第6部分为结论与启示,给出了结论和由此带来的启示。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1.基于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发现1933-1936年官办浙江地方银行实现并保持了对商办浙江实业银行的效率反超,即国有银行或企业效率未必低于民营银行或企业。这打破了现在对企业效率的一般认识,也能给现代银行及企业经营带来很多启发。2.通过梳理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的已有文献,结合浙江地方银行的相关史实和表现,发现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委托代理问题,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影响的显着与否取决于委托代理问题作用的大小。这能统一解释已有研究文献中支持传统产权论、环境压力论和超产权论等理论的实证结果,很大地增强理论解释力。3.实现了研究视角与时间范围的双扩展:从不同产权结构的银行效率角度研究了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扩展了有关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的研究视角和文献;国内外对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样本都在1950年之后,而本文的研究时期为1924-1936年,扩展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时间范围。
孙翔[10]（2019）在《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文中提出当今世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每次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日益高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爆发的“泡沫经济危机”中断了日本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其陷入长达二十余年的衰退之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血洗东南亚各国,使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实力遭受重创,政治也处于长期动荡之中。最近的2007年年底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祸及全球,危机1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余毒未清”。金融危机由来已久,最早的金融危机可以追溯到1619-1623年的“普鲁士铸币危机”和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其中“郁金香泡沫”不仅使着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遭受沉重打击,也让荷兰的经济陷入混乱,加速了荷兰走向衰落的步伐。1880-1910年的清末中国也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导致当时的金融机构大量倒闭、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其中尤以1883年金融危机、1897年金融危机和1910年金融危机为最。这三场金融危机不仅成因复杂、规模巨大,而且对实体经济和政府治理都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冲击,深刻影响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的研究思考。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对1880-1915年间清末中国三次主要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爆发原因、演化机制和后果影响进行了史料分析与数据分析,通过研究危机过程中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者的兴衰得失,详细分析当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市场紧缩流动性等问题,来尝试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对危机演化机制、危机影响以及危机中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机制等的分析,来试图理清缺失的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机制、滞后的政府市场监管和摇摆不定的救市措施等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经研究发现,清末三场金融危机本质均为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由货币贬值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逐步引致。危机爆发的关键在于金融体系流动性的一再收缩,而流动性收缩是经常项贸易逆差、新设工矿企业吸纳资金、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缺失等几个核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美国银行业合并风潮始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银行业合并风潮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材料与方法 |
| 五、中国实业银行简介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实业银行内迁与改组 |
| 第一节 战时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内迁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增资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与清理 |
| 第一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接收与复员 |
| 第二节 财政部对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清理与回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中国实业银行的改造与转型 |
| 第一节 解放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公私合营改造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政治动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相关说明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银两制度研究 |
| 1.2.2 货币金融研究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银两制度概论 |
| 2.1 基本术语及界定 |
| 2.1.1 银锭与银两 |
| 2.1.2 实银两与虚银两 |
| 2.1.3 化宝银与行化银 |
| 2.2 我国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2.1 古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2.2 近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3 银两制度的主要内容 |
| 2.3.1 银两价值构成 |
| 2.3.2 银两制度分类 |
| 2.3.3 实银两制度 |
| 2.3.4 虚银两制度 |
| 第三章 开埠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发展 |
| 3.1 实银两制度的发展 |
| 3.1.1 实银两体系的建立 |
| 3.1.2 改铸制度的形成与式微 |
| 3.2 虚银两制度的构建 |
| 3.2.1 官用银两的发展 |
| 3.2.2 民用银两的整合 |
| 3.2.3 行化银向标准银两的发展 |
| 3.3 银两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银两票的产生与发展 |
| 3.3.2 拨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庚子事变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变革 |
| 4.1 天津银两制度变革的背景 |
| 4.1.1 八国联军对天津的破坏 |
| 4.1.2 租界的扩大和外国金融势力的扩张 |
| 4.1.3 天津金融中心的转移 |
| 4.2 银两货币危机的爆发与影响 |
| 4.2.1 “贴水风潮” |
| 4.2.2 化宝银危机 |
| 4.3 化宝银实银主体地位的丧失 |
| 4.4 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 4.4.1 津海关道对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 4.4.2 关税补色风波的产生与解决 |
| 4.5 改铸制度的破坏与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 4.5.1 炉房势力的衰落与改铸制度的破坏 |
| 4.5.2 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 4.6 外国银行低色化宝补色风波与中外力量的博弈 |
| 4.6.1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产生 |
| 4.6.2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僵持期” |
| 4.6.3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谈判期” |
| 4.6.4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化解期” |
| 4.7 银两信用制度的变化 |
| 4.7.1 外国银两票的泛滥 |
| 4.7.2 拨码制度的废止与恢复 |
| 4.8 小结 |
| 第五章 废两改元与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 5.1 银元在天津的兴起与发展 |
| 5.1.1 外国银元主导时期(1860~19世纪末) |
| 5.1.2 天津自铸银元和中外银元并用时期(19 世纪末~1914年) |
| 5.1.3 中国银元主导时期(1914~1933年) |
| 5.2 天津废两改元的历史背景 |
| 5.2.1 清末的“两元之争” |
| 5.2.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酝酿 |
| 5.2.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实施 |
| 5.3 废两改元在天津的酝酿 |
| 5.3.1 天津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
| 5.3.2 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 |
| 5.3.3 孙像银币在天津的推广 |
| 5.3.4 天津银钱业合组公库 |
| 5.3.5 积极参与财政部币制调查 |
| 5.4 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 5.4.1 虚银两的废除 |
| 5.4.2 银元的兑换与重开天津造币厂的努力 |
| 5.4.3 炉房和公估局的消亡 |
| 5.4.4 拨码制度的演变与废除 |
| 5.5 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的影响 |
| 5.5.1 白银货币的统一 |
| 5.5.2 金融市场的变化 |
| 5.5.3 金融机构的消长 |
| 5.6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金融的关系 |
| 6.1 银两制度与货币信用 |
| 6.1.1 银两形态的演进与货币职能的发挥 |
| 6.1.2 银两货币的信用扩张机制 |
| 6.1.3 货币替代与天津银两票发展的特征 |
| 6.1.4 天津拨码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作用 |
| 6.2 银两制度与金融市场 |
| 6.2.1 近代天津银钱比价的变化 |
| 6.2.2 天津洋厘市场建立的基础 |
| 6.2.3 构建国内区域性汇兑网络 |
| 6.2.4 推动天津外汇市场的建立 |
| 6.2.5 同业拆借市场建立的基础 |
| 6.3 银两制度与金融机构 |
| 6.3.1 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银两制度的主导与构建 |
| 6.3.2 外国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影响与改造 |
| 6.3.3 中国新式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抵制和终结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 7.1 银两制度与经济发展 |
| 7.1.1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促进作用 |
| 7.1.2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消极影响 |
| 7.2 银两制度与社会政治 |
| 7.2.1 天津地方官府维持统治的基础 |
| 7.2.2 外国势力操控天津经济的工具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晚清海关官银号研究（1842-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海关官银号的建立 |
| 第一节 银号、票号与官银钱号 |
| 第二节 海关官银号的设立 |
| 第二章 海关官银号的经营 |
| 第一节 税款的征收与存储 |
| 第二节 补水贴水问题 |
| 第三节 海关官银号汇兑关税 |
| 第四节 海关官银号的收入 |
| 第五节 海关官银号与中国通商银行 |
| 第三章 海关官银号的衰落 |
| 第一节 江海关生息银两 |
| 第二节 票号倒闭牵连海关官银号 |
| 第三节 海关官银号的结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 华商交易所研究 |
| (二) 在华外商交易所的研究 |
| (三) 关于青岛取引所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四)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青岛取引所的设立 |
| 第一节 民初青岛的基本概况 |
| 一、青岛的早期地理概况及德租、日占 |
| 二、德租、日占后的青岛金融、贸易 |
| 三、青岛早期的交易场所 |
| 第二节 青岛取引所的创设 |
| 一、官办动议及商民之因应 |
| 二、青岛取引所的设立 |
| 三、合办之路:青岛取引所创设模式的探讨 |
| 第二章 青岛取引所的组织架构及运营状况 |
| 第一节 青岛取引所的组织架构 |
| 一、青岛取引所资本构成及股东 |
| 二、青岛取引所主体架构 |
| 三、青岛取引所各部门 |
| 第二节 青岛取引所的交易活动 |
| 一、“物产先行”:交易物种类及物品 |
| 二、青岛取引所的交易情形 |
| 三、青岛取引所交易纠纷处理 |
| 第三节 成效几何:青岛取引所的营业状况 |
| 第三章 1922年中日之间青岛取引所改归商办案的外交交涉 |
| 第一节 1922年青岛主权的收回 |
| 一、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
| 二、鲁案善后交涉与青岛主权收回 |
| 第二节 青岛取引所改归商办案的中日交涉 |
| 一、青岛取引所官办改归商办缘起 |
| 二、改归商办案的中日交涉 |
| 第三节 青岛取引所交涉的结果 |
| 一、公产抑或私产?青岛取引所交涉中的定位 |
| 二、了犹未了:青岛取引所交涉后续风波 |
| 第四章 青岛取引所与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 |
| 第一节 革命、利权争夺、中日矛盾与青岛取引所 |
| 一、日本对山东的政策调整 |
| 二、日商资本的扩张与青岛取引所 |
| 第二节 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设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交易所政策的调整 |
| 二、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设 |
| 第三节 青岛取引所与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竞争 |
| 一、青岛取引所力阻交易所设立 |
| 二、青岛取引所与交易所的冲突与调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近代苏州与上海经济关系论析（184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嬗变与转移:近代苏州与上海区域中心地位的变动 |
| 一、明清时期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的发展 |
| 二、上海开埠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成长 |
| 第二章 近代以来苏沪两地经济交流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交通网络的建立与信息流通 |
| 一、苏沪间交通网络的建立 |
| 二、苏沪信息交流的联结 |
| 第二节 商品流通及人员往来 |
| 一、商品流通及路径 |
| 二、苏沪人员往来 |
| 第三节 金融资本流通 |
| 一、苏沪两地金融分支机构的互设 |
| 二、苏沪间银钱业汇划、调度及投资 |
| 第三章 近代苏沪城市间经济辐射与依附关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上海对苏州的经济辐射 |
| 一、近代上海商业辐射 |
| 二、生产设备及技术辐射 |
| 三、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辐射 |
| 第二节 苏州对上海经济的依附 |
| 一、苏州对上海的信息依附 |
| 二、苏州金融市场的变动 |
| 三、苏商在上海的其他行业 |
| 结语 |
| 一、上海经济辐射下苏州卫星城地位之确立 |
| 二、区域市场体系中的消费型城市缓慢发展的城市命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文章结构 |
| (四)制度与体系 |
| 第一章 厘捐的产生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的财税制度与特点 |
| 一、财税制度与法外之法 |
| 二、财税体系的刚性化回归 |
| 三、财政制度内含的潜在危机 |
| 第二节 晚清的内外财政冲击与厘捐的肇始 |
| 一、内外冲击对财税体系的动摇 |
| 二、厘捐之缘起 |
| 三、民间自愿捐输的近代变异:厘捐 |
| 第三节 地方财权的兴起过程 |
| 一、战时中央财政集权化制度的削弱 |
| 二、洋务新政对地方督抚厘捐控制权的巩固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央地税权之争及地方税的初步成型 |
| 第一节 清廷清理财政得失及地方税的孕育 |
| 一、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清理 |
| 二、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厘捐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央地税权分配的角逐 |
| 一、各省对地方税权的意见 |
| 二、混乱的税捐及税收支配权的多方竞力 |
| 三、央地税权分配的各方争论与清廷的尝试 |
| 第三节 北洋时期的央地税权胶葛 |
| 一、袁世凯政府的税权分配方案 |
| 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政权的财税中央集权化 |
| 三、地方税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厘捐盛行背景下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子口税制度的设立 |
| 一、厘捐兴盛对开办子口税的刺激 |
| 二、子口税制度的初步建立及效果 |
| 三、复进口税制度对地方税权的侵蚀 |
| 四、修约谈判与子口税制度的调整 |
| 第二节 子口税制度引起的央地纠纷 |
| 一、海关的划一管理与子口税的中央控制 |
| 二、地方争夺子口税控制权的失败 |
| 小结 |
| 第四章 子口税与厘捐之间的此消彼长 |
| 第一节 三联单制度与厘捐 |
| 一、土货出口三联单制度的不统一 |
| 二、三联单制度之修订及其结果 |
| 三、对三联单制度的整顿及挫败 |
| 第二节 产地税对三联单制度的抵制 |
| 一、土货出口产地税的举办 |
| 二、行商包税形式的产地税 |
| 三、假名落地税的产地税 |
| 第三节 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对厘捐的保护 |
| 一、镇江关土货名目限制办法的形成 |
| 二、镇江关《土货限制章程》的局部推广 |
| 三、区域性零星土货的名目限制办法 |
| 第四节 华洋合伙对厘捐与子口税的双重规避:以新泰兴案为例 |
| 一、华洋合伙与新泰兴羊毛贸易网的建立 |
| 二、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起因 |
| 三、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结局 |
| 第五节 满足地方财政之需的区域性厘捐 |
| 一、广东台炮经费引发的中外交涉 |
| 二、吉林省七四厘捐与九厘捐的征收与改办 |
| 三、江西省九九商捐的征收 |
| 小结 |
| 第五章 落地税的演变及其与子口税的冲突 |
| 第一节 近代之前传统落地税的构成与特点 |
| 一、州县落地税 |
| 二、税关落地税 |
| 三、边疆落地税 |
| 第二节 清代后期落地税的延续与变动 |
| 一、传统落地税的存续 |
| 二、落地税与厘捐的合流 |
| 三、工业产品的落地税 |
| 第三节 洋货落地税的形成与普遍化 |
| 一、洋货落地税的产生 |
| 二、中外续订商约的影响 |
| 三、清末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第四节 落地税的分化与裁撤 |
| 一、落地税在北洋时期的变化 |
| 二、北洋时期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三、落地税之消亡及余波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方之间的财权博弈:以津浦货捐为个案 |
| 第一节 铁路货捐的兴办与多方角力 |
| 一、铁路货捐的起始及中外交涉 |
| 二、铁路路权与货捐税权之内在矛盾 |
| 第二节 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的制度确立之曲折过程 |
| 一、苏皖直鲁四省津浦货捐局的设而复废 |
| 二、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津浦线厘捐征收的外国干涉 |
| 一、津浦货捐的外交纠葛 |
| 二、津浦铁路沿线厘捐征收之中外纷争 |
| 第四节 地方军阀对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一、地方军阀对津浦货捐的截留 |
| 二、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七章 厘捐与子口税的裁撤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加税的过程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裁厘加税的延滞 |
| 二、中原大战后裁厘加税政策的推行 |
| 三、裁厘加税政策的成效 |
| 第二节 现代税制的初见雏形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变革 |
| 二、国地税的划分及地方税的现代化进展 |
| 三、变相厘捐的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钱新之与民国时期的交通银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动机及研究综述 |
| 0.2 基本内容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
| 0.3 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
| 1 钱新之与交通银行的结缘 |
| 1.1 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崛起 |
| 1.1.1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出现 |
| 1.1.2 中国近代银行家的特点 |
| 1.2 钱新之的早年生活与留日求学背景 |
| 1.3 钱新之与交通银行的结缘：从上海分行副经理到经理 |
| 1.3.1 上海分行副经理的任职 |
| 1.3.2 从上海分行副经理升任经理 |
| 2 钱新之与北洋时期的交通银行(1922-1925) |
| 2.1 钱新之于困窘形势下的临危受命 |
| 2.2 钱新之对交通银行的创新与整顿 |
| 2.2.1 实行行务公开及添设总秘书一职 |
| 2.2.2 裁撤机构与冗员,推行稳健之策 |
| 2.2.3 整饬行风行纪,崇尚节俭 |
| 2.3 钱新之金融界地位与阅历的获得 |
| 3 钱新之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交通银行(1938-1949) |
| 3.1 非常时期下交通银行董事长的出任 |
| 3.2 金融垄断下钱新之对交行的维稳与经营 |
| 3.2.1 扶助西南建设,奖掖生产 |
| 3.2.2 注重人事管理 |
| 3.3 战争环境下钱新之的爱国情怀分析 |
| 3.3.1 钱新之与废止内战运动 |
| 3.3.2 钱新之与战时公债劝募运动 |
| 4 钱新之交通银行经营事业评述 |
| 4.1 钱新之前后经营交通银行之比较 |
| 4.2 银行家钱新之的社会责任之履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民国官办与商办银行效率研究（1924-1936） ——以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研究文献 |
| 1.3.2 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研究文献 |
| 1.3.3 研究文献评述 |
| 1.4 史料、数据与方法 |
| 1.5 论文结构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拆分始末 |
| 2.1 源起:削减官股 |
| 2.2 发展:增资改章 |
| 2.3 高潮:收归省办 |
| 2.4 结局:官商分股 |
| 3. 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运行方式比较(1932-1936) |
| 3.1 业务种类 |
| 3.1.1 浙江实业银行业务种类 |
| 3.1.2 浙江地方银行业务种类 |
| 3.1.3 业务种类比较 |
| 3.2 经营区域 |
| 3.2.1 浙江实业银行经营区域 |
| 3.2.2 浙江地方银行经营区域 |
| 3.2.3 经营区域比较 |
| 3.3 组织与决策 |
| 3.3.1 浙江实业银行组织与决策 |
| 3.3.2 浙江地方银行组织与决策 |
| 3.3.3 组织与决策比较 |
| 4. 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效率比较(1932-1936) |
| 4.1 财务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盈利性指标 |
| 4.1.2 流动性指标 |
| 4.1.3 安全性指标 |
| 4.1.4 营业成本控制指标 |
| 4.1.5 发展能力指标 |
| 4.2 财务指标比较 |
| 4.2.1 盈利性比较 |
| 4.2.2 流动性比较 |
| 4.2.3 安全性比较 |
| 4.2.4 营业成本控制比较 |
| 4.2.5 发展能力比较 |
| 4.2.6 综合情况比较 |
| 4.3 效率比较——基于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
| 4.3.1 原始数据处理 |
| 4.3.2 数据检验 |
| 4.3.3 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 |
| 5. 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效率差异原因 |
| 5.1 人才与制度保障 |
| 5.2 政府支持 |
| 5.3 经营助力 |
| 5.4 历史机遇 |
| 5.5 综合解释 |
| 6. 结论与启示 |
| 6.1 结论 |
| 6.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爆发原因的文献综述 |
| 1.2.2 政府应对危机举措的文献综述 |
| 1.2.3 危机影响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金融危机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金融危机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1 金融危机概念界定 |
| 2.1.2 金融危机分类 |
| 2.2 金融危机宏观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危机理论 |
| 2.2.2 银行危机理论 |
| 2.3 金融危机微观行为基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三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背景 |
| 3.1 中国宏观经济概况 |
| 3.1.1 贸易与工业发展 |
| 3.1.2 国际收支与资本流动 |
| 3.2 中国金融体系概况 |
| 3.2.1 银行体系类型丰富 |
| 3.2.2 证券体系不断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及其比较 |
| 4.1 1883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1.1 国际贸易逆差的出现和加剧 |
| 4.1.2 大宗商品定价权抗争失败 |
| 4.1.3 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
| 4.1.4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缺失 |
| 4.2 1897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2.1 国际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加剧 |
| 4.2.2 马关条约巨额外债加剧收支失衡 |
| 4.2.3 新设工矿企业吸收流动性资金 |
| 4.2.4 钱庄广泛参与鸦片与合会投机 |
| 4.2.5 政府与协会事中调节和事后监管不足 |
| 4.3 1910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3.1 国际贸易逆差愈演愈烈 |
| 4.3.2 辛丑条约巨额外债加剧收支失衡 |
| 4.3.3 橡胶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
| 4.3.4 集资设厂高潮吸收流动性资金 |
| 4.3.5 最后贷款人角色缺位 |
| 4.4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比较 |
| 第5章 三次金融危机影响及其比较 |
| 5.1 1883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1.1 危机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
| 5.1.2 危机冲击企业制度和人的心理 |
| 5.1.3 危机冲击下企业制度转变的案例分析 |
| 5.2 1897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2.1 引发一时的社会震荡 |
| 5.2.2 倒逼新式银行的出现和发展 |
| 5.3 1910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3.1 民族资产阶级再遭沉重打击 |
| 5.3.2 间接引发辛亥革命 |
| 5.4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影响的比较 |
| 第6章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启示 |
| 6.1.1 一国货币体系要与世界经济形势相适应 |
| 6.1.2 金融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基础阶段相适应 |
| 6.1.3 金融监管体系要与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构建 |
| 6.2.2 加强混业经营下防火墙构建 |
| 6.2.3 注重对民众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美国银行业合并风潮始末（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D]. 荣晓峰. 山西大学, 2021
- [3]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4]晚清海关官银号研究（1842-1911）[D]. 王雨霏.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D]. 武琦.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近代苏州与上海经济关系论析（1843-1937）[D]. 章琴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8]钱新之与民国时期的交通银行[D]. 王珊珊. 辽宁大学, 2019(01)
- [9]民国官办与商办银行效率研究（1924-1936） ——以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为例[D]. 王飞.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10]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D]. 孙翔. 湖南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