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年(第5卷)主题词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认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马越[2]（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研究指明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葛厚伟[3]（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文中提出《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内容无比丰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担负着延续原作生命和传承原作思想的重任。译者风格可以赋予译作鲜明的个性,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语料库的运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得对不同译者个性化、规律性语言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切入,简述译者风格相关思想,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爬梳,全面、客观地展示了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学研究、《尚书》在西方传播以及《尚书》英译研究进行述评。语料库翻译学为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研究增加了新的范式,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十分必要,将有助于对《尚书》及其英译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尚书》译学研究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创建了《尚书》多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比较复杂,选取了《尚书》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理雅各、高本汉、彭马田和杜瑞清）的典型译本为语料,对语料进行输入、整理、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尤其是对语料逐字逐句校对,进行文本格式噪音处理,保证了语料的准确性,句级对齐的中英文语料能够自动呈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该平行语料库的建成将为更好地开展《尚书》英译研究提供实物平台,增强了《尚书》英译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基于已建成的《尚书》汉英文平行语料库,本文运用语料库工具软件对比分析了四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主要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词频方面,与英语翻译语料库前十词相比较,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和杜瑞清译本（简称杜译）有六词相同,高本汉译本（简称高译）和彭马田译本（简称彭译）有七词相同。在形符数量方面,理译最高,其次分别为高译和杜译,彭译最低,四个译本都比源语文本冗长,有趋向显化之特征。杜译的标准类符/形符比最高,词汇使用最为多样和丰富。理译本的词汇密度最低,显化特征最为明显。理译、高译和彭译的平均词长非常相近,接近于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平均词长,而杜译平均词长最长,词汇使用相对较难。四译本主题词均凸显了原文的主题思想。（2）从平均句长看,理译的平均句长最长,而彭译最短,杜译、彭译体现了源语特征,而理译和高译明显趋于易懂,强调信息表达;高译和理译句子长短变化更大,句子长短结构上更加多样化。句段长方面,高译和理译更擅长断句,语言凝练,更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在问句和感叹句使用上,理译数量远多于其他三位译者,再现原文中人物的情感和态度,同时生动展现了人物各自形象。理译本形合度最高,更具规范性和复杂性,杜译本形合度则最低,功能词数量不如其他三位英语母语译者使用得多,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3）语篇可读性方面,四译本的语篇阅读和理解难度均未低于英语普通文本,未表现出简化特征;相比之下,彭译更具可读性、更简单易懂。语篇功能方面,四译本均遵循《尚书》原文所采用的主位结构,尽量再现原文的信息推进模式;相比而言,理译和彭译在与原文保持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则更倾向于适当调整句子信息组织结构和措词,并使用了其他衔接手段来加强语篇连贯。理译的连接词总体数量最多,虽然彭译的连词总数最少,但具有类型多样、灵活多变的特色。理译和高译更注重译文的篇章衔接与连贯,运用更多的连接手段显现出原文中隐性的逻辑关系,比较符合英文的谋篇习惯。在显性的篇章连接词传递上,四位译者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四译本中使用最常用的连接词类型是表增补的连接词,以体现英语语篇衔接力,凸显连贯。基于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尚书》译本非语言微观翻译特征,主要包括对各译本的成语、隐喻、周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定性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理雅各和高本汉在翻译成语时,秉承忠实源语的翻译思想,更多采用直译法,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播,保持原作形貌,注重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传递。高译将成语部分译成英语习语,数量最多,而且注重保留原文的修辞形式。彭马田采用意译的比例在四译本中最高,彭译语言逻辑连贯、流利顺畅,多数情况下不完全拘泥于字面,在译文中传达成语的蕴涵意义。杜瑞清的手法和风格界于前两类之间,兼顾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方法上突出直译为主,适度采用意译、省译等方法,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2）《尚书》隐喻英译以直译为主,译者有意保留原作隐喻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尽量忠实地再现原语的独特文化内容,以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四个译本中,高译的风格更加注重直译,力求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再现源语独特的文化要素;彭译偏重意译与转换,去除文化间的陌生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3）在重塑周公人物形象方面,1)理译和高译把原文中的“曰”全部翻译为隐式报道动词,彭译和杜译的表述更加丰富,更多借助语义明晰的报道动词来显化原文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内容。2)理译和高译对“曰”的翻译并无语境和阶层变化,呈模式化特征,而彭译和杜译明示原文语境内涵,凸显周公话语对象的阶层差别,准确呈现出周公与交际对象之间的“距离”及“尊敬”程度。3)四位译者均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原原本本”地记录周公话语,保留其各种特征,准确地保留周公原话的风格和表达力。4)四译本对《尚书》的周公人物动作特征翻译,基本上是对原文字面之义的对应;理译更加明示了周公动作的文化信息和概念信息,杜译用显化动词意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再现周公忠心耿耿、坚毅英武形象。（4）在文化协调策略框架下,理氏、高氏翻译文化高频词“帝”时,注重功能对等,用译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取代源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杜氏与彭氏则注重文化对等,尽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内涵。为了实现目的语文化层面的语境顺应,四位译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尽可能地采用西方人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来翻译“德”。三位西方译家对原文中无标记之“德”基本理解为抽象意义的“美德”,大都采用直译,将载有文化特有概念的“德”直接转换成英语“virtue”,而杜氏在贴近原文语义的基础上,相对灵活采用保留原语文化的“变译”,努力再现源语高频词的文化意象,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翻译文本特征和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对《尚书》四译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数据统计、例句对比和归纳分析,这些统计结果揭示了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从整体印象来看,理雅各译本直译为主、译笔严谨、显化易懂、形神兼备;高本汉译本忠实原作、措辞通顺、追求字对句应、保持原作形貌;彭马田译本意译明显、传神达意、简洁流畅、灵活圆通;杜瑞清译本词汇丰富、人物生动、文化会通。翻译风格差异主要是与历史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目的、译者身份素养有关,四位译者有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共同动机,尽管历史文化背景各异,译者身份素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以促进中西交流为己任,以忠实于原着为标准,来传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尚书》的域外译介是中国文化传播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本文借助语料库技术辅助作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尚书》多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译者风格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翻译研究新路径,并为其他典籍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孙兴武[4]（2019）在《张梓生与《申报年鉴》》文中指出张梓生（1892—1967）,又名森,字君朔、子乔、朔一,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编辑、记者、出版家。1892—1936年可视作其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他结识鲁迅,时有来往,又赴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申报》馆并开始参与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主编《申报年鉴》（1933—1936）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力。1933—1936年的《申报年鉴》,是张梓生编辑生涯的重要“作品”。1932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60周年为契机,于当年11月30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拟定12项“努力计划”,其中第11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次年,首部《申报年鉴》问世。《申报年鉴》由多方合作编撰而成,既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4次《申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1000多万字。目前,学术界对张梓生及《申报年鉴》的直接研究论着甚少,现有成果的关注点鲜有创新,研究方向尚未完全展开,研究年限过于集中,史料零散但总数可观,故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论文以张梓生与《申报年鉴》（1933—1936）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阐明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下文论述作铺垫。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勾勒张梓生从绍兴出生到入职上海申报馆的主要经历,也涉及张氏与鲁迅的交往和此时期发表的各类着述。第三部分论述《申报年鉴》的创刊背景、内容,分析历年大事日志词频和广告,并以“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视角,将该年鉴与《中华年鉴》进行比较。第四部分从当时、当今两个角度,阐述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语,简要评析张梓生在全面抗战前的经历及张氏与《申报年鉴》的相互关联。第六部分为附录,涵盖与本论文相关的统计以及笔者通过搜集整理材料编写的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曹珍[5]（2019）在《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是类书的大发展时期,数量众多、规模空前,体制大备,分类缜密,流播广泛。尤其是和前代类书相较,有宋一代所编撰之类书,在承继前代类书编撰经验的同时,推陈出新,不仅仅局限于为作文提供检索词藻、典故之便,而是大大增加了其使用功能,如以备科考、书信笺启之用等。另外,宋代所编类书,不似前代多为敕撰,而是多为私修。宋代私撰类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在内容、分类、体例等方面也多有创新。南宋中期潘自牧编撰的以记言为主的类书《记纂渊海》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名言警句分类汇编,世称记言类书创自此书,在宋代类书中别具一格,编排体例极具创新性。它不像传统类书那样,多以“天、地、人、事、物”的顺序来安排部类,而是突出“人、事”两类,详于纂言。分为论议部、性行部、识见部等22部,每部之下又分类,每一类用一个词或词组作标题,如“颖悟”“包容”“方兴未艾”“一视同仁”等,突出引录内容的主题,每一个标题之下,又分经、子、史、传记、集、本朝六部,在每一部之下罗列相关材料,可谓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十分清楚,使得传统类书的类分原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极便于检索。另外它不仅辑录征引宋前古籍,而且设“本朝”部,对宋代的文献亦多有保存,故对于文献的校勘、辑佚颇具价值。基于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且学界未有系统研究的原因,本论文广泛搜求多领域的文献加以利用,首先考证、厘清编者潘自牧之生平家世等情况,进而对《记纂渊海》的编撰流传、版本情况,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征引文献等方面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论证其在类书编撰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设六章。第一章编者潘自牧的家世与生平。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潘自牧的生平、家世、交游及着述。由于《宋史》上无传,潘自牧的家世籍贯、生卒年、仕宦履历、交游着述等皆不甚明晰,文献典籍所涉其生平事迹亦存在错讹之处。本章在全面钩稽有关方志、家乘、序跋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前人所载之谬误,梳理出潘自牧生平之大概,厘清其宦迹、交游、着述等情况。第二章论述《记纂渊海》的编撰与流传。《记纂渊海》的成书得益于诸多方面:时代、家庭文化的影响;潘自牧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亲朋师友的参与与协助;发达的区域文化环境;前代类书的参照与取材。《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不久后即有福建书坊刊行,此后流播广泛,宋、元、明、清四代皆有刊刻,宋、明两代并对其进行了续补与改编。第三章《记纂渊海》版本叙录。《记纂渊海》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潘自牧亲自作序,195卷,是为宋刻原编本。淳佑戊申（1248）年稍前,南宋宋惠父对潘自牧《记纂渊海》作了续补,125卷,今存94卷,是为《记纂渊海后集》。明万历七年,王嘉宾在宋刻本《记纂渊海》及《记纂渊海后集》的基础上,更改原编本卷目编次,增删大量内容,改编为100卷,是为明万历刻本。宋元明清四代,《记纂渊海》多有流传,形成195卷宋刻原编本及100卷明万历改编本两种版本系统。第四章《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与前代类书相类比,详论宋刻本、明刻本《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突出其编撰特色,并将两个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进行比较,突出二者之不同,以证各自价值。第五章《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记纂渊海》部头较大,取材广泛,引文谨严,据考宋刻本所引文献达一千余种,通过考辨其引文方法,揭示引书所体现的时代风尚,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之特色,并证明《记纂渊海》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同时,也将对引文存在的一些疏漏及不足进行揭示。第六章《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所及。结合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通过列举例证的方式,指出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记纂渊海》的影响所及。
王南[6]（2018）在《高鲁早期天文科普活动 ——以《观象丛报》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鲁（1875—1947）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开创者,除发起组织中国天文学会、创建中研院天文研究所及天文台外,其主持创办的《观象丛报》（1915—1921）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天文、气象及地磁学期刊。《观象丛报》为近代中国的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成为高鲁早期天文科普实践的缩影。论文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与思路及创新点;第二章介绍高鲁及《观象丛报》,主要探究了高鲁本人的知识背景与教育经历,分析《观象丛报》的创办、发展及作者群;第三章主要分析《观象丛报》所刊文章的内容,将其分为论说、资讯及科学文艺三部分;第四章及第五章分别是两个选自《观象丛报》上的个案研究。个案一为《观象丛报》所载高鲁系列天文科普文章“晓窗随笔”,该文从《观象丛报》创刊开始至1919年,共连载34期,总计134页。个案二为《观象丛报》所载对格里历推广的文章,此类文章共26题,其中包括多题历法科普的连载文章。最后为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将高鲁在《观象丛报》上的天文科普活动放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做了一次再考察。本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第一个问题:分析高鲁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环境与知识背景下,如何运用本土知识资源解说西方科学?此问题主要集中于第四章“个案研究:‘晓窗随笔’运用本土知识解说西方科学”。本文研究了“晓窗随笔”的主要内容,列表分析其中对本土知识资源的引用情况,选取引用数量最多的《日知录》及《日知录集释》进行个案研究,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高鲁对本土知识资源的选择有两个选择标准,其一将本土知识资源与国际天文学时事相联系,其二对比考证详实的本土知识资源。最终得出结论:运用本土知识解说西方科学是不同于翻译、编译等科普的另一种科普模式。第二个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后正式颁行格里历,而旧历在民间仍得到广泛使用,从而形成历法上的“二元社会”（左玉河）。在此背景之下,高鲁及《观象丛报》如何普及格里历的相关知识,倡导与推动历法改革?此问题主要集中于第五章“个案研究:历法改革背景下格里历的推广策略”。本文研究了《观象丛报》推广格里历的26题文章,发现《观象丛报》一共运用了三种推广策略,通过文本分析,说明策略一是《观象丛报》结合时事普及格里历,策略二是《观象丛报》根据受众分层次普及格里历,策略三是《观象丛报》援引历法史文章说明旧历缺点。进而又研究了高鲁对格里历的普及工作,其一在编制历书的过程中,对历书进行了两项改革,其二分析了高鲁所写与改历相关的文章,从中可见高鲁的历法改革思想。从整体来看,本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1.对高鲁本人的知识背景与教育经历、《观象丛报》作者群的系统梳理以及两个个案研究,都是此前相关研究中所没有的,而这些对于研究高鲁及其《观象丛报》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该文在这方面有较大推进。2.将研究对象放在其所处的社会及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在具体研究中注意与当时的科普氛围与总体情况加以参照和比较,这也使得围绕高鲁及其《观象丛报》展开的个案研究成为观照民国时期科学传播史的一种视角。3.除了充分掌握大量第一手文献,还曾赴高鲁故乡进行实地考察并对高鲁的亲属进行访谈,从而为相关研究积累了资料。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高鲁在推动近代天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亦可为探究西方天文学及天文科普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一种线索,也可以为讨论西方科学的传播与近代中国变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科学传播在今天越来越得到各方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科学传播活动,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失败之处,对于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刘为[7]（2018）在《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也飞速发展。万维网（World Wide Web）作为互联网（Internet）的一种应用成为了人们在网络环境中最常用的平台与工具。在Web1.0环境中,人们只能单向被动地阅读和获取信息;在Web2.0环境中,所有人既可以作为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作为信息的创造者和提供者在这一全球化信息空间中进行信息交流。为适应人们不断升级的信息需求,语义网（Semantic Web）作为Web3.0的主要组成部分被提出。信息资源在语义网中被层层递进相互继承的置标语言在不同粒度、维度、层次上进行描述与揭示,从而使得这些信息资源能够被机器处理和理解。语义网打破了机器与机器之间、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壁垒,使得人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内容以及人类社会的运作模式呈现出全方位的关联性与智能化。在语义网环境下,利用相关语义方法与技术对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和管理,能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价值并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发挥其作用。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作为我国档案信息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知识资源中不可替代的部分,也应顺应这一趋势被开发管理。本文首先结合现有研究基础和傣族历史档案实际管理工作情况,对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进行了重新界定,并结合语义网的特性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赋予了新的内涵。接着,本文针对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实施进行了论述。微观层面,本文根据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特性对其进行了科学分类,设计了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元数据方案以期能够充分揭示其各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本体,并以傣族医药知识领域本体构建为例说明了该工作实施的方法和优越性,实现了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语义组织。中观层面,本文提出基于关联数据技术将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创建为关联数据集,并构建了基于关联数据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模型,实现了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在档案馆之间、与其他信息机构之间、以及语义网信息空间中其他信息源之间的资源整合与知识融合。宏观层面,为实现和保障前两个层面的工作,本文提出在语义网环境下传统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模式应实现转型,并融合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合作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构建了相关保障机制,从现实层面提供了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施策略。
霍颖楠[8]（2017）在《试论篇章语用学视域下的德国环境法篇章理解 ——一项语料库支持下的立法篇章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选题源自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绿色发展的目标。环保方面的法治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德国无论在法律体制还是环保成果方面都具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因此,本论文秉承跨学科研究的理念,选取德国环境领域的立法篇章为分析语料,旨在以篇章语用学为视角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德国环境法的基本概况,分析该领域的立法篇章如何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表达其核心理念。笔者基于钱敏汝提出的篇章与人和世界的三元互动关系理论构建了适用于本论文实证分析的立法篇章理解模型,并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对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中的10个关键词的语境信息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本论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在篇章语用学的视域下,如何基于体现篇章与人和世界的三元互动关系的动态篇章观来理解德国环境领域的立法篇章?其次,如何利用语料库的技术手段分析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核心理念?应如何运用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对此进行解释?最后,基于本研究可以提出哪些指导法律专业篇章理解及法律德语教学的建议?在篇章语用学理论框架下,笔者运用语料库技术手段进行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根据钱敏汝提出的动态篇章观及其相关理念,笔者认为对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理解必须把握如下几个方面:●对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理解必须结合其所处的“世界”。也就是说,要考虑到制定以及使用某个立法篇章时所处的空间和时间等场景因素。具体说来就是指法律体制的框架和立法时间,这是因为法律概念基本上来源于特定社会中的“现实生活情境”,包括处理这些情境所涉及到的法律条文。●本论文是在篇章语用学视域下进行的立法篇章理解研究,因此笔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立法篇章的功能特征。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笔者自建为语料库的德国环境领域的主要立法篇章。其基本功能是从联邦层面调节和监督德国环境领域出现的问题和纠纷,体现德国环境法的三大基本原则: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与合作原则。因此,对该语料库中任何一部单行法律的理解,都不能脱离这些原则,也就是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基本功能。笔者需要研究的立法篇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许多篇章通过主题上的关联而结合成一个立法篇章网络。立法篇章的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一种围绕法律规范而构建并具有互文关联的知识网络去完成理解的过程。●环境领域的立法篇章实现其功能的重要前提就是被相关的法律使用者理解并使用。法律使用者通过语言的使用形式——篇章而开展工作。立法篇章创建了一个法律的世界,它存在的理据是要作用于现实的世界,而人生产和接受立法篇章的行为是架构这两个世界的桥梁。这里的“人”主要是指立法者和法律使用者。他们通过将现实世界与立法篇章建立起关联,使立法篇章规定的法律效果作用于现实世界,从而改变现实世界的某些状态。因此,在理解德国环境领域的立法篇章时,“人”这个因素不容忽视。2.利用语料库的技术手段分析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核心理念。德国环境领域的立法篇章按照其不同管辖范围可以归属于不同的范畴,从而形成了一个逻辑比较严谨的法律体系（详见论文语料的分类图表）;从自建语料库的高频词表以及和参照语料库对比后得出的主题词表中,笔者遴选出本论文重点分析的10个关键词。通过分别对由其复合词以及搭配词组成的语境信息进行分类并细致分析之后,笔者发现了每个关键词所体现出的主题内容及结构。另外,通过结合全库的关键词语境信息,笔者对关键词进行了对比分析,较全面而深入地描述了关键词之间的关联以及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在内容上的侧重点,即以BImSchG为主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社会现实对立法篇章以及立法者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频发,才促使立法者去生产更多与环境治理密切相关的立法篇章。3.基于本研究可以对法律专业篇章理解及法律德语教学提出如下建议:从篇章语用学的视角去探讨立法篇章的理解问题就需要结合篇章内和篇章外的因素,尤其是考虑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专用场景因素对篇章理解的影响,探讨法律专业篇章的理解问题时必须重视作为立法者以及法律使用者在法律专业交际中所起的作用。在法律德语教学中,教师应该选取真实的立法篇章为教学材料,结合德国的法律体制及法律文化等因素进行讲授,同时应重视案例教学并使用立法篇章语料库。综上所述,本论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创新尝试:第一,本论文首先在篇章语用学的理论框架下将篇章与人和世界的三元互动关系与立法及司法过程结合创建了立法篇章理解模型,并依据此模型探究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理解问题。这是对篇章语用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本论文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创新。第二,本论文在分析和阐释问题的过程中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篇章语用学的视角来讨论与德国环境法相关的问题,运用语言学的概念与方法分析立法篇章;另一方面又运用法学的理论和原理来解释语言现象,将专用语的特点与其专业性内容紧密结合,并且将新近加速扩大运用范围的语料库方法运用于法律专用语的研究,为法律专用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这是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和创新。第三,本论文实证研究的基础是笔者自建的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语料库。该语料库不仅可以用于本研究,还可以作为实际的语言材料而用于法学研究以及法律德语教学,这是本研究在应用上的成果和贡献,也是中国学者在德语法律语言学领域的一项颇具开拓性的尝试。第四,笔者基于本研究所探讨的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的理解和自建的立法篇章语料库分别提出了改善法律专业篇章理解效果以及提高法律德语教学水平的建议,这些既是本论文的实践意义,也是对现有法律德语教学思路的拓展。
王燕华[9]（2016）在《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隋唐类书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共分八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类书兴起的时期,基本确立了类书的编撰思想和方法,官私类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类书,大多已散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敦煌类书研究成果的公开,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的脉络逐渐明晰,这为深入探究隋唐类书演进的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隋唐类书是中国类书进入宋代繁荣期的前站,处于积累发展阶段。隋唐类书的发展有赖于帝王盛世文化的功业、文化的融合、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各类知识查找的新需求。隋唐类书产生了“事文一体”的类书编撰新体例,形成了类书发展的新特点。隋唐类书众多,但至今尚存者不到十部,其中四大类书代表了隋唐类书发展的最高成就,表明其在中国类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唐时期,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类分思想的演进、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等方面。隋唐类书的“百科全书”思想,以包罗万象和事文兼收为特征。隋唐官私类书均以“天地人事物”顺序为部类,以容纳万物为收录的宗旨。隋唐类书文献应用的新理念,使编撰的类书成为汇聚知识的资料库和诗文创作、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等的工具书。隋唐类书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三级类目分类体系,呈现出了细密化、规范化的趋势。同时,韵编法的产生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类书分类法。此外,目录书对于类书着录的变化,也反映了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发展。隋唐类书编撰体例之精细超越了前代,在分类体系的安排上,主要表现为分类结构的完善和“事文一体”体例的演进,由此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类书的分类框架。隋唐类书“事文一体”的新体例,经《北堂书钞》之雏形,《艺文类聚》之初创,《初学记》之演进,逐渐趋于成熟。隋唐时期,类书编撰者创造性地将互着别裁法、参见法、按注法等目录学方法引入了类书编撰中,进一步完善了类书的编撰方法,提高了类书的使用价值。隋唐类书的本体功用和新功用日趋完善。隋唐时期大规模编撰类书,主要出于帝王夸耀文治之心,亦有借编撰类书达到安抚人心、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目的,同时隋唐类书汇聚各种资料,其临事取用方便检索、储材备用为文章之助的本体功用得到了充分发展。隋唐类书“事文一体”新体例的构建,集儒家经典、典故旧事、诗赋杂文于一体,进一步拓展了类书的新功能,也使类书应试备考和蒙学教材的新功用逐渐凸现。在目录书中,类书所处的位置多有变迁。《皇览》初创,即着录于史部“皇览簿”,此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类书在数量和类型上有了一定的拓展,遂脱离史部,于《隋志》中居子部杂家之末。隋唐类书数量大增,体例创新,其于目录书中单独辟类成为了必要,终于在《旧志》中取得独立地位,于子部之下辟“事类”类专收类书,《新志》则改“事类”为“类书”类收录类书,这是对隋唐类书重要变化的科学判断,客观地反映了时人的类书观和学术界对于类书地位、价值的判定。隋唐类书体例与内容的变化,更多地展现了实用性价值,这就为类书走向民间开辟了通道,成为普通士子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的工具书。隋唐类书广泛流传于民间、海外,甚至流传千年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是其地位、价值显着提高的明证。隋唐类书“资料汇编”的性质,对后世学者来说,利用其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明显是一种便捷的手段。同时,借助类书进行校勘典籍、辑录佚书等,也有着特殊的价值。当然,隋唐类书搜集的资料毕竟是第二手的,其体例安排时同样存在着引用资料无确切出处、分类重复和引用类书版本不精等诸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使隋唐类书成为后世学者治学的资料库和工具书。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成熟和分类体系的完善,为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类书史视域下,宋代类书发展繁荣的各个方面都能从隋唐类书中找到端倪,这足以说明隋唐类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确实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兰国帅[10]（2016）在《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国际教育技术已进入深入发展与全面反思阶段。一方面说明教育技术发展进入了较为成熟阶段,但另一方面说明教育技术的学科给养、学科结构、学科渗透等已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研究者与实践者对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的整体状况把握也许并不明晰。所以,探究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状况,捕捉其整体发展轨迹和大致走向,预测其前沿知识演变趋势等,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状况进行全方位扫描与盘点,以期理清脉络,寻找启示。本研究以科学引文数据库（WOS）为研究样本信息源,选取1960-2015年发表在SSCI、SCI-EXPANDED和A&HCI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文献信息为研究样本,基于引文与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视角,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引文空间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一个学科领域发展的学科给养、学科结构、学科渗透等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为研究主线,展开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状况探究,力求用可视化方法绘制系统的教育技术发展状况知识图谱,勾勒明晰的教育技术发展演化的网络图景,力图建构与探究:（1）教育技术“学科给养”发展知识图谱;（2）教育技术“学科结构”发展知识图谱;（3）教育技术“学科渗透”发展知识图谱。以期探究五十五年来国际教育技术国家（地区）分布及其演进发展特征、学术研究机构分布及其演进发展特征、基金项目资助分布及其演进发展特征、高产学者及其学术群体派系及其演进趋势,探测教育技术学科结构划分及其演化、主要学科分支结构及其演进特征、研究主题及其演进脉络、研究前沿热点及其发展演化趋势及新生长点,透视学科类别分布及其渗透现象脉络与演进、学科学术期刊分布及其渗透现象脉络与信息流动特征、学科主干理论及其关键路径经典文献、学科高影响力权威学者及其群体派系与演化特征等。分析发现:（1）教育技术早期研究集中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21世纪后逐渐向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延伸与拓展。国家（地区）合作网络可划分为十二个合作凝聚子群体,未来将呈现多元化合作态势。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在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高产机构与低产机构的“贫富”差距拉大。学术机构合作网络可划分为七十个合作凝聚子群体,且聚焦主题各异。代表性高产学者发挥着“领头羊”作用,其学术成就和科研队伍对教育技术研究贡献量巨大。其合作网络密度较小,合作网络聚集度不高,具有明显小世界效应特征,同时具有显着核心—边缘结构。合作网络可划分为多个合作凝聚子群体,内部派系复杂,规模较小,学者信息分享和科研合作机会差别较大。教育技术项目资金投入与产出呈现正相关关系。（2）国际教育技术已形成逐步走向成熟的十大学科分支,但其内部结构变化极其复杂,学科分支呈现“掘进式”与“发散式”进化特征,国内教育技术学科结构与国际差异较大。国际教育技术历年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变化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大。研究主题经历了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的起步探究、初步应用、转型升级、创新实践、创新整合和创新提升等六大阶段转换。研究热点集中于学习环境与资源类、策略与方法类、理论研究类、实践研究类和媒体技术类等五类主题内容。研究前沿聚焦于交互式与分布式学习环境设计、在线教育、认知工具设计、复杂性学习任务行为分析、技术接受模型、学习路径分析、专门知识反转效应、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教学/学习策略、智慧学习环境开发等新生长点。研究方法呈现由单一范式向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多元综合研究范式转型特征。（3）国际教育技术已形成一个相对较为成熟的学科研究领域,其知识生产模式已进入以“内生式”与“学科交叉研究”为主的发展阶段。其知识流量主要来自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七大源头。其学术期刊发展经历了“繁荣时期”、“黄金时期”、“学科交融期”和“鼎盛时期”等六个阶段。形成了以《计算机与教育》为中心的多个权威期刊凝聚子群。国际教育技术领域涌现了罗伯特·米尔斯·加涅、理查德·梅耶、戴维·乔纳森等五十位高影响力权威学者。其共被引网络密度较大;网络聚集度高,具有显着小世界效应特征;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西蒙·派珀特、理查德·梅耶、戴维·乔纳森、罗伯特·米尔斯·加涅、蔡今中等居于核心位置;具有明显社群结构,演化形成了三十四个权威学者群体合作派系,规模和大小不一;合着关系影响派系形成。演化形成了以《学习的条件》、《教学设计原理》、《多媒体学习》、《学习环境理论基础:从理论到实践》等学科经典文献为关键路径的学习条件理论、首要教学原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理论框架模型等四十种主干理论及其框架模型与方法,为学科分化与衍生提供了“内在动力”。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从研究方法与范式转型、研究对象与目标定位、学科性质选择与研究层面贯通、外部环境支撑与学科结构检测、国家（地区）学术机构合作、专业学术期刊打造和本土化理论体系建构等七个层面,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
二、1991年(第5卷)主题词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1年(第5卷)主题词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 一、集注本 |
| 二、北皮亭写本 |
| 三、独醒盦本 |
| 四、草堂本 |
| 五、旧山楼本 |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 三、训纂与辑佚 |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 小结 |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2）《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译者风格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尚书》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尚书》翻译传播及英译研究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尚书》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 |
| 第一节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范式 |
| 第二节 《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步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语言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尚书》英译本词汇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尚书》英译本句法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尚书》英译本语篇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第一节 《尚书》中的成语及其翻译 |
| 第二节 《尚书》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
| 第三节 周公人物形象对比 |
| 第四节 《尚书》文化高频词英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尚书》译者风格及成因探究 |
| 第一节 《尚书》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
| 第二节 译者风格的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尚书》原型结构成语出处及译文平行语料索引 |
| 附录二: 《尚书》中的隐喻及其译文平行语料索引 |
| 附录三: 周公动词描写及其译文平行语料检索统计 |
| 附录四: 《尚书》汉字高频词统计(前100个) |
| 附录五: 《尚书》文化高频词“帝”与“德”的意义分布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张梓生与《申报年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张梓生早年经历(1892—1936) |
| 第一节 绍兴时期 |
| 一、近代绍兴概况 |
| 二、桑梓岁月 |
| 第二节 上海时期 |
| 一、初到申城 |
| 二、任职申报馆 |
| 第二章 《申报年鉴》内容 |
| 第一节 创刊背景 |
| 一、申报馆的演变(1872—1932) |
| 二、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出版业 |
| 第二节 内容编写与年鉴改编 |
| 一、多方合作编撰,内容总体准确 |
| 二、张梓生对《申报年鉴》的完善 |
| 第三章 《申报年鉴》特点 |
| 第一节 历年大事日志词频探析 |
| 一、史量才治下申报馆风格 |
| 二、“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统计 |
| 三、“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变动原因 |
| 第二节 历年广告探析 |
| 一、广告刊载概况 |
| 二、广告分析 |
| 第三节 《中华年鉴》与《申报年鉴》比较 |
| 一、《中华年鉴》简介 |
| 二、两者之对比——以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例 |
| 第四章 《申报年鉴》影响 |
| 第一节 《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
| 一、对张梓生:融合工作与兴趣,巩固基础积累经验 |
|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
|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
| 第二节 《申报年鉴》当代价值 |
| 一、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
| 二、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申报年鉴》历年“国内/世界/国外大事日志”(样本部分)地名人名词频语温梯度 |
| 表2: 《申报年鉴》历年广告目录及数量统计 |
| 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编者研究 |
| 二、版本研究 |
| 三、体例研究 |
| 四、征引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潘自牧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潘自牧的家世与个人素养 |
| 一、潘自牧祖籍与先世 |
| 二、潘自牧父名考辨 |
| 三、潘自牧家庭教育与个人素养 |
| 第二节 潘自牧生平交游与着述 |
| 一、潘自牧之生平 |
| 二、潘自牧交游考 |
| 三、潘自牧之着述 |
| 第二章 《记纂渊海》的编纂与流传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编纂的背景 |
| 一、时代文化背景 |
| 二、宋代学术文化影响下的类书编撰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的成书与刊行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的流传与改编 |
| 一、南宋时期《记纂渊海》的流传及续补 |
| 二、元明清时期《记纂渊海》的流传及改编 |
| 第三章 《记纂渊海》版本叙录 |
| 第一节 一百九十五卷本版本系统叙录 |
| 一、宋刻本 |
| 二、宋钞本 |
| 三、元刻本 |
| 四、明钞本 |
| 五、明铜活字本 |
| 第二节 一百卷本版本系统叙录 |
| 一、明万历七年刻本 |
| 二、明钞本 |
| 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海外藏本及现今通行本 |
| 一、日本藏本 |
| 二、现今通行本 |
| 第四章 《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部类和体例 |
| 一、《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部类划分 |
| 二、《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体例 |
| 第二节 宋刻一百九十五卷本的编排体例及其内容 |
| 一、部目划分 |
| 二、编排体例 |
| 第三节 明万历刻一百卷本的编排体例及其内容 |
| 一、部目划分 |
| 二、编排体例 |
| 第四节 宋刻本与明刻本编排体例及其内容之比较 |
| 第五章 《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引书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引文方法考辨 |
| 一、主题词突出法 |
| 二、直引法 |
| 三、节引法 |
| 四、约引法 |
| 五、存异法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引书特色 |
| 一、反映时代之风尚 |
| 二、反映理学思想之影响 |
| 三、反映科举应试之实用特色 |
| 第四节 文献征引的缺陷 |
| 一、征引文献出处不一 |
| 二、征引内容不一 |
| 三、分类不够严谨 |
| 四、引书错误 |
| 第六章 《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的文献学价值 |
| 一、校勘价值 |
| 二、辑佚价值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的目录学价值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的史料学价值 |
| 一、史学史料价值 |
| 二、文学史料价值 |
| 三、理学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记纂渊海》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宋刻本《记纂渊海》引书目录 |
| 附录二 宋刻本《记纂渊海》所引部分已佚典籍叙录 |
| 附录三 明万历刻本《记纂渊海》所引佚书《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辑录 |
| 附录四 《记纂渊海》书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6）高鲁早期天文科普活动 ——以《观象丛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高鲁与《观象丛报》的创办及发展 |
| 2.1 高鲁生平及教育经历 |
| 2.2 《观象丛报》的创办及发展 |
| 2.3 《观象丛报》的作者群 |
| 2.4 小结 |
| 第3章 《观象丛报》内容分析 |
| 3.1 论说:解说知识,阐释问题 |
| 3.1.1 短篇:单个问题的释析 |
| 3.1.2 连载:成体系知识的介绍 |
| 3.2 资讯:用于交换的观测资料 |
| 3.3 科学文艺:趣味多元,雅俗共赏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个案研究:“晓窗随笔”运用本土知识解说西方科学 |
| 4.1 “晓窗随笔”主要内容 |
| 4.2 “晓窗随笔”中对本土知识资源的引用 |
| 4.3 对本土知识资源《日知录》及《日知录集释》的引用 |
| 4.3.1 《日知录》及《日知录集释》 |
| 4.3.2 对《日知录》及《日知录集释》的引用 |
| 4.4 高鲁对本土知识资源的选择 |
| 4.4.1 将本土知识资源与国际天文学时事相联系 |
| 4.4.2 对比考证详实的本土知识资源 |
| 4.5 小结:一种科普新模式 |
| 第5章 个案研究:历法改革背景下格里历的推广策略 |
| 5.1 历法改革的背景 |
| 5.2 《观象丛报》对格里历的普及 |
| 5.3 《观象丛报》几种传播策略分析 |
| 5.3.1 《观象丛报》结合社会热点普及格里历 |
| 5.3.2 《观象丛报》根据受众分层次普及格里历 |
| 5.3.3 《观象丛报》援引历法史文章说明旧历缺点 |
| 5.4 高鲁对格里历的普及工作 |
| 5.4.1 编制历书 |
| 5.4.2 高鲁着译与改历相关的文章 |
| 5.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主持完成的项目列表 |
（7）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评析 |
| 1.2.1 语义网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研究现状 |
| 1.2.3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思路设计 |
| 1.4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阐述 |
| 2.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相关概念 |
| 2.1.2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相关理论 |
| 2.2 语义网相关理论 |
| 2.2.1 语义网概述 |
| 2.2.2 语义网信息组织方法与本体理论 |
| 2.2.3 语义网最佳实践——关联数据 |
| 2.3 语义网和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关系 |
| 2.3.1 语义网是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外部环境 |
| 2.3.2 语义网为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技术方法 |
| 2.3.3 语义网的实现得益于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 |
| 3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总体方案设计 |
| 3.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管理工作现状 |
| 3.1.1 收集与保管的现状 |
| 3.1.2 整理、翻译和编目的现状 |
| 3.1.3 传播和传承的现状 |
| 3.2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
| 3.2.1 必需手段：充分实现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 |
| 3.2.2 必要条件：发挥档案工作作用和适应学科发展规律 |
| 3.2.3 必需方法：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利用需求 |
| 3.3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
| 3.3.1 实体储备与数字资源基础 |
| 3.3.2 业务规范与技术标准支持 |
| 3.3.3 理论研究和实现方法参考 |
| 3.4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内容与方法 |
| 3.4.1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内容与基本任务 |
| 3.4.2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施步骤与技术方法 |
| 4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语义组织 |
| 4.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分类 |
| 4.1.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分类现状 |
| 4.1.2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分类体系构建 |
| 4.2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元数据方案设计 |
| 4.2.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元数据方案设计原则与步骤 |
| 4.2.2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相关元数据方案分析 |
| 4.2.3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元数据方案构建 |
| 4.3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本体构建 |
| 4.3.1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本体构建原则 |
| 4.3.2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本体构建方法与工具 |
| 4.3.3 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本体构建的实现——以傣族医药本体构建为例 |
| 5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 |
| 5.1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目标与任务 |
| 5.1.1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目标 |
| 5.1.2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任务 |
| 5.2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模型设计 |
| 5.2.1 基于关联数据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优势分析 |
| 5.2.2 基于关联数据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参考模型 |
| 5.2.3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模型构建 |
| 5.3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实现方法 |
| 5.3.1 傣族历史档案关联数据创建模块的实现方法 |
| 5.3.2 傣族历史档案关联数据发布模块的实现方法 |
| 5.3.3 傣族历史档案关联数据融合模块的实现方法 |
| 6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现策略 |
| 6.1 面向语义网环境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模式转型 |
| 6.1.1 传统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模式的局限性 |
| 6.1.2 基于语义网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模式 |
| 6.2 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保障机制构建 |
| 6.2.1 意识观念与政策法规保障机制 |
| 6.2.2 组织管理体制与合作交流机制 |
| 6.2.3 标准规范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试论篇章语用学视域下的德国环境法篇章理解 ——一项语料库支持下的立法篇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辞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 |
| 1.3 语料的选择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篇章语用学的研究现状 |
| 1.4.2 立法篇章分析的研究现状 |
| 1.4.3 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与专用语语料库的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7 论文结构 |
| 2.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篇章语言学 |
| 2.1.1 与本论文相关的篇章语言学基本概念 |
| 2.1.1.1 篇章的定义 |
| 2.1.1.2 篇章与话语 |
| 2.1.1.3 篇章生产者与篇章接受者 |
| 2.1.1.4 篇章类型与篇章功能 |
| 2.1.2 与本论文相关的语用学基本概念:言语行为 |
| 2.1.3 篇章与法律 |
| 2.1.4 动态篇章观及篇章与人和世界的三元互动关系 |
| 2.1.5 篇章语用学视域下的立法篇章研究 |
| 2.1.5.1 基于人←篇章→世界三元关系的立法篇章理解分析及其模型 |
| 2.1.5.2 基于篇章←人→世界三元关系的立法篇章理解分析及其模型 |
| 2.1.5.3 基于人←世界→篇章三元关系的立法篇章理解分析及其模型 |
| 2.2 法律语言学 |
| 2.2.1 法律和语言的关系 |
| 2.2.2 立法篇章 |
| 2.2.2.1 专用语与专业篇章 |
| 2.2.2.2 法律专业篇章 |
| 2.3 语料库语言学 |
| 2.3.1 语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
| 2.3.2 语料库语言学与法律语言研究 |
| 2.3.3 语料库语言学与话语研究 |
| 2.4 本章总结 |
| 3. 本研究语料库的建设、语料库软件及语料分析原则 |
| 3.1 本论文所用的语料库 |
| 3.1.1 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语料库的创建 |
| 3.1.2 本论文的参照语料库 |
| 3.2 本论文所用语料库软件与技术 |
| 3.3 本论文语料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
| 3.3.1 找到典型的搭配组合 |
| 3.3.2 结合语料库驱动和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方法 |
| 3.3.3 从语言应用模式到话语 |
| 3.4 本章总结 |
| 4. 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理解的分析基础 |
| 4.1 德国环境法的发展历史 |
| 4.2 德国环境法的理念背景 |
| 4.3 德国环境法的结构体系 |
| 4.4 德国环境法的宪法基础 |
| 4.5 本章总结 |
| 5. 篇章语用学视域下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理解的语料库语言学实证分析 |
| 5.1 分析步骤设置 |
| 5.1.1 提出研究假设 |
| 5.1.2 统计语言数据 |
| 5.1.3 归纳语境信息 |
| 5.1.4 解释语言数据 |
| 5.2 关键词遴选 |
| 5.2.1 分析高频词表 |
| 5.2.2 分析主题词表 |
| 5.2.3 确定关键词 |
| 5.3 数据统计与实例解析 |
| 5.3.1 关键词Anlage |
| 5.3.2 关键词Stoff |
| 5.3.3 关键词Abfall |
| 5.3.4 关键词Behorde |
| 5.3.5 关键词Europa |
| 5.3.6 关键词Umwelt |
| 5.3.7 关键词Emission |
| 5.3.8 关键词Betreiber |
| 5.3.9 关键词Abwasser |
| 5.3.10 关键词Atom |
| 5.3.11 小结 |
| 5.4 本章总结 |
| 6. 对法律专业篇章理解及法律德语教学的思考 |
| 6.1 改善法律专业篇章理解的效果 |
| 6.2 提高法律德语的教学水平 |
| 6.3 本章总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本论文研究内容概述 |
| 7.2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7.3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德国环境领域立法篇章语料库一览表 |
| 附录2: 专家鉴定 |
（9）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类书的定义 |
| 二、类书的起源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兴起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类书初兴的背景 |
| 一、文化发展所需 |
| 二、开创新体裁的学术追求 |
| 三、文献的积累提供了资料来源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的兴起 |
| 一、《皇览》首创类书体裁 |
| 二、逐渐兴起的官修类书 |
| 三、初具规模的私修类书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主要特点 |
| 一、分类思想的形成 |
| 二、分类体系的初建 |
| 三、分类功用的凸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隋唐类书的修撰状况 |
| 第一节 隋唐类书演进的背景 |
| 一、盛世修撰类书的功业 |
| 二、文化融合促进类书的发展 |
| 三、科举制度催发类书的修撰 |
| 四、各类专门知识查找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隋唐官私类书的大量问世 |
| 一、官私类书的概况 |
| 二、《北堂书钞》 |
| 三、《艺文类聚》 |
| 四、《初学记》 |
| 五、《白氏六帖》 |
| 第三节 敦煌唐写本类书的发现 |
| 一、《励忠节钞》 |
| 二、《籯金》与《略出籯金》 |
| 三、《类林》与《琱玉集》 |
| 四、《兔园策府》 |
| 五、《新集文词九经抄》、《珠玉抄》和《应机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发展 |
| 第一节 “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 |
| 一、包罗万象之分类理念的深化 |
| 二、事文兼收之类书新理念的产生 |
| 第二节 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 |
| 一、可供借鉴的资料汇总 |
| 二、诗文创作备用的资料库 |
| 三、普通大众启蒙的教科书 |
| 四、科举应试的参考文献 |
| 第三节 类分思想的演进 |
| 一、类分方式的发展 |
| 二、部、子目分级方式的确立 |
| 三、部类设置的严密性 |
| 第四节 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 |
| 一、隋唐之前的目录分类 |
| 二、隋唐时期的目录分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类书分类的特点 |
| 第一节 分类结构模式的完善 |
| 一、综合类书结构框架的奠定 |
| 二、多级分类框架的形成 |
| 第二节 “事文一体”新体系的形成 |
| 一、“事文一体”之雏形 |
| 二、“事文一体”之初创 |
| 三、“事文一体”之演进 |
| 第三节 文献剪裁方法的创新运用 |
| 一、互着别裁法 |
| 二、参见法 |
| 三、按注法 |
| 四、目录卷法 |
| 五、类目注释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类书使用功能的拓展 |
| 第一节 类书的本体功用 |
| 一、体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
| 二、临事取用方便检索 |
| 三、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 |
| 第二节 隋唐类书新功用之应试备用 |
| 一、类书应试备用功能产生之特定背景 |
| 二、科举制度对类书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类书的新功用之蒙学教育 |
| 一、蒙学类书与蒙学教育 |
| 二、《初学记》之蒙学教材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隋唐类书目录学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类书的目录学归类 |
| 一、《皇览》的目录学归类及其疑问 |
| 二、《隋志》归类书于子部杂家 |
| 三、《旧唐志》首列类书为“事类” |
| 四、《新唐志》改“事类”为“类书” |
| 第二节 类书的大量出现需要独立类别 |
| 一、秉承文治理念之官修类书 |
| 二、私修类书凸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
| 三、类书质量的不断提高 |
| 第三节 类书实用价值的提高 |
| 一、受众下移的整体趋势 |
| 二、实用价值的提高 |
| 三、流传的广泛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与存在不足 |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 一、资料汇总 |
| 二、校勘古籍 |
| 三、辑录佚书 |
| 第二节 存在不足 |
| 一、引用不注出处 |
| 二、分类重复 |
| 三、版本不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隋唐类书发展对宋以后类书繁荣的影响 |
| 第一节 分类体系奠定了宋以后类书的格范 |
| 一、“事文一体”体例的继承 |
| 二、类分体系的发展完善 |
| 三、类书子目的丰富细密 |
| 第二节 “百科全书”功用确立了宋以后类书编撰的原则 |
| 一、综合性类书的大型化 |
| 二、包罗万象理念之范畴扩大 |
| 第三节 “资料汇编”特性促进了宋以后类书的繁荣 |
| 一、大型综合性类书功能的深化 |
| 二、科举应试类书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
| 三、专门性类书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相关概念界说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
| (一) 国际运用引文分析建构学科知识图谱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运用引文分析建构学科知识图谱的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运用引文分析建构学科知识图谱研究现状的评述 |
| 三、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框架 |
| 五、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一) 研究技术的创新 |
| (二)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三)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第二章 知识图谱方法及本研究数据来源 |
| 一、知识图谱的概念、类型及其发展历程透视 |
| 二、知识图谱绘制方法与常用构建软件 |
| 三、研究数据来源 |
| 第三章 教育技术“学科给养”发展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教育技术国家(地区)分布与演进发展分析 |
| 二、教育技术学术研究机构分布与演进发展分析 |
| 三、教育技术高产学者及其学术群体派系分析 |
| 四、教育技术基金项目资助分布与演进发展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育技术“学科结构”发展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教育技术学科结构分析 |
| 二、教育技术主要学科分支分析 |
| 三、教育技术研究主题与前沿热点发展演化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教育技术“学科渗透”发展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教育技术学科共现分析 |
| 二、教育技术期刊共被引分析 |
| 三、教育技术文献共被引分析 |
| 四、教育技术学者共被引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本研究结论及主要贡献 |
| 二、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启示与建议 |
| 三、本研究的局限 |
| 四、未来的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奖励 |
| (一)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 主持的课题 |
| (三) 获得荣誉与奖励 |
| (四) 参加的学术会议 |
| 致谢与后记 |
四、1991年(第5卷)主题词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3]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D]. 葛厚伟. 扬州大学, 2020(01)
- [4]张梓生与《申报年鉴》[D]. 孙兴武. 扬州大学, 2019(02)
- [5]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D]. 曹珍. 西北大学, 2019(01)
- [6]高鲁早期天文科普活动 ——以《观象丛报》为中心[D]. 王南.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3)
- [7]基于语义网的傣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研究[D]. 刘为. 云南大学, 2018(01)
- [8]试论篇章语用学视域下的德国环境法篇章理解 ——一项语料库支持下的立法篇章研究[D]. 霍颖楠.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9]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D]. 王燕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1)
- [10]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研究[D]. 兰国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