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车匪覆灭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东人达[1]（2003）在《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以后，循道公会、内地会等基督教组织，在滇黔川边广泛传播。其中循道公会的信徒达6万之众，其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的宗教、教育中心被称为“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海外天国”。 本命题长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有大量成果问世。但这些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国外研究往往不能正确看待殖民侵略大背景及其影响；国内研究曾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史料方面与国外文献脱节。 在选题人的导师胡绍华教授指导下，在笔者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其意义在于： 如实恢复这段原本在国内已经残缺的历史。 对这场各族群众的基督教运动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 总结“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办学经验与得失，为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借鉴。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 在广泛占有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原型，填补史实。 从整体与全时段的高度，突破以往有些成果的地域局限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评判历史，探索规律。 本课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背景：基督教传播的历史大背景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柏格理等传教士出身于英国社会下层；西南各族群众身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苗族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对此进行综合分析，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前提。 主体作用的发挥：以往有人把近代基督教新教在滇黔川边民族地区传播并引发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笼统归之于外国传教士的作用。据一系列新发掘的资料可知：它的外因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浪潮下来华的出身于英国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的柏格理等传教士；但发挥决定性主体作用的为中国西南各族群众，没有他们，就没有这场在国内外影响深远的宗教与社会改良运动。 老苗文的创制及影响：在近代基督教新教传入西南后所创制的多种民族文字中，老苗文是各族群众最为认可的一种。究其原因，在于顺应了西部苗族和相关民族改变无文字状态的要求，并吸收了地域文化特别是苗族传统文化的要素。除了宗教作用外，老苗文的广泛传播还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苗族与相关民族社会变迁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民族教育：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滇黔川边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在4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政府与外来投资，主要凭借当地各民族自己的力量，使上万名青少年接受了规范的初等教育，使数万名苗族群众完成了扫盲教育，为苗族、彝族培养出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把学校办到山寨、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积极性等经验值得借鉴。 滇黔川边基督教运动的必然归宿是唯物主义：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滇黔川边各族群众，力图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们 1869年爆发反清起义、20世纪初办教会、40年代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一个不断升级的奋斗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曾选择了基督教，但由于主体作用的发挥，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增强，许多知识分子冲破宗教枷锁的程桔，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斗争。他们终于抛弃了幻想的幸福，找到了现实的幸福，实现了方法与目的的统一。 本课题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复原，在不少空缺处填补了新发掘的史实。如： 体现殖民侵略背景的经济法则——列强与旧中国不平等的货币兑换率，其实质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养活传教士并提供他们的活动经费。 循道公会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群体的英国劳动阶层与少数民族出身，及其自发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作用。 循道公会在华的早期活动；城镇汉人战略导致的困境。 在是否向少数民族传教问题上引发了传教团内部的争论，柏格理成为没有项目与经费的少数派；因此中国各族群众自力更生营建教堂与学校。 基督教在云南彝族葛泼支系、J！I南苗族中的传播。 石门坎小学的创建；1905年开始的双语教学；大众教育的开展。 创制老苗文的群体，苗文《圣经》1905－1936年的5次印刷发行。 等等。
陈和平[2]（1992）在《扫荡车匪路霸纪实》文中指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铁路上突然爆发一场空前猛烈的犯罪狂潮:一批又一批号称"东北虎","西北狼","川黔飞虎队","湘南敢死队"的犯罪团伙,明火执仗,持刀上阵,疯狂抢劫列车旅客。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在国际上也造成很坏影响。本文是这场惊心动魄的围剿"车匪路霸"的历史记录,也是中国铁
江盼盼[3]（2018）在《论帮会文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传统帮会文化在有组织犯罪中有广泛的生存空间,它是有组织犯罪的精神基础。帮会文化涵盖了帮会发展方式、运作方式、行为守则、阶级关系、价值观念等。有组织犯罪从根本上看就是帮会的另一种发展形式,因而帮会文化会深深扎根在有组织犯罪中,它不断浇灌和培育着有组织犯罪的方方面面。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与研究有组织犯罪,我们可以从帮会文化入手,在彻底了解它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后,有的放矢的采取针对性措施,并最终遏制有组织犯罪。本文有四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三个部分叙述了研究的主题和原因。第二章讲述的是目前有组织犯罪的几种基本形态。从时间角度将有组织犯罪分成三个阶段,并逐一分析它的形态。第三章讲述的是有组织犯罪中帮会文化形成的思想来源和再泛起的背景,首先从传统的宗法文化、游民文化和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三方面分析了对帮会文化形成的影响。其次阐述帮会文化在改革开放后再滋生的社会背景。第四章讲述了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从严密的帮规秩序、拉帮结派、逐利性、江湖义气、暴力性和野蛮性多方面分析帮会文化的影响,在本章节的研究中,可以得出帮会文化对有组织犯罪影响十分深远的结论。
张杰[4]（2012）在《火车的文化政治》文中认为铁路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核心标志。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引发了人们持久的争论、怀疑、排斥或追捧、迷恋。敏感的艺术家、思想家们马上意识到,它开启的是一个新的纪元,人的时空概念、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将因之而发生深刻的转变。可以说,铁路早已超出作为交通工具的单纯能指,而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社会文化氛围、国民性等问题的象征性指数,其文化影响至今仍广泛体现在各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中。在中国,如果说,轮船、大炮是清政府因军事溃败而主动引入借以实现自强之愿的现代技术,鸦片是被列强强行输送给国人用来麻痹其身体与灵魂的腐败性物质,那么铁路则是西方擅自在中国领土空间上开掘、试图将中国纳入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媒介。论文第二章将分三方面探讨晚清社会对铁路这种现代物质的接受态度。其一,大致从1863年起,清政府开始面对修还是不修铁路的困惑。论文以拆铁路现象为线索,以吴淞铁路事件、义和团为个案,分别探讨了晚清政府、官员、民众对火车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的文化想象与认知。文章还将铁道游击队与吴淞铁路事件、义和团进行了比较,以分析它们在意识形态评价、文化影响上的不同。其二,甲午战后,巨大的国耻引发了社会各界空前的“铁路热”,在部分官员和维新派的言论中,铁路被塑造成继轮船大炮之后又一个能使国富民强的物质神话。然而清政府本欲自主修路,却又不得不四处借债,从而自我颠覆了那种一开始就拆铁路的自尊姿态,造成因路割地、各帝国借铁路线划分势力范围的空前大分割。以日本等为代表的帝国还制造了一些“国中之国”。论文以卢汉铁路和南满铁路公司为个案详细分析了铁路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作用,认为在这众国瓜分的过程中路权的严重丧失造成了国人文化心理中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本节还会将中国铁路与同时期的印度铁路作对比,考察两者对这种殖民媒介的不同接受态度。第三节,作为国家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铁路线的规划是以政治中心为本位的。但当铁路真正进入封建帝国的内核与禁忌之区时,则标志着清政府已然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技术上、政治上,它都已经丧失对抗的资本和话语权。李劼人的长篇巨着《大波》和保路运动的史实显示出,铁路事件还激化了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政府、民众之间的权力冲突。清政府最初所担忧的铁路或可导致天下大乱最终完全演变成了现实。宏大叙事之后,第三章将探讨火车与一些现代经验的关系,比如火车与时间,火车与空间,火车与规训,火车与民主。铁路的大规模拓展促成了标准时间的出现,从而重新组织和规范了现代人的生活。1876年至1877年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有幸提前享受到了这种现代交通工具,体验到了“缩地”之乐。可见,对国家,是痛苦的谈判、赎买、拆除过程;对民众,则是持续了一年半的快乐一日游。铁路的确促成了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旅游、平民旅游,这本身构成了大众民主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不过火车在区分和融合社会等级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功效。同时,作为一种集体性、规模性的运营系统,它对现代社会规训氛围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论文认为,铁路系统的运营机制与福柯所研究的现代社会规训机制有很多相似、对应之处,尤其是体现在铁路对内部工作人员、对乘客都制定了严格的规范。而乘客与乘客之间也因为彼此陌生却要长久对坐这些现代社会已然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产生了紧张、怀疑、敌意、注视等问题。最后,论文指出,“铁路时代”已成过去:在中国,意味着那种将铁路视为殖民媒介和国耻、举国上下探讨铁路救国的时代已成过去;在西方,则意味着将铁路视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视为技术优势、启蒙和现代性的代表、全民迷恋铁路的时代已然消失在历史的回忆中。铁路在当代面临汽车、飞机、互联网、手机等这些新的对手,这些对手们提供了一种更具灵活性、自主性、便捷性的移动方式。火车身上承载的诗意随着疾速的高铁逐渐黯淡,但它必将永远在国民的文化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袁文伟[5]（2009）在《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西北土匪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历史,探讨了西北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的特点,描述了西北土匪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并对导致西北土匪滋生的乡村危机、政治危机以及文化危机进行详细的阐述,同时对西北土匪的类别、发展阶段、分布概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对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土匪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入详尽的探讨。本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揭示了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探讨了西北土匪的日常生活、谋生手段、精神世界以及种种的变态行为。民国土匪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土匪的大量滋生又加剧了社会危机,对土匪的治理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民国时期西北历届政府采取诸如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基层武装等剿抚兼施的措施来治理土匪,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型的治匪模式,一举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社会基础,消灭了危害多年的匪患。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十一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西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第二章论述西北土匪的成因,强调乡村危机与土匪滋生的关系；第三章论述政治危机是土匪产生的另一重要根源；第四章论述文化危机与西北土匪滋生的关系；第五章分析西北土匪的分布概况。第六章对西北匪首群体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论述；第七章对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揭示了土匪与哥老会、清洪帮的密切联系。第八章探讨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第九章’研究西北土匪的政治倾向,对土匪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和探讨。第十章具体论述了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治匪措施和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第十一章叙述了民国末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北土匪概况,经过历时四年的西北大剿匪,西北土匪彻底覆灭。土匪的覆灭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石义[6]（1994）在《国际车匪覆灭纪实》文中指出1993年春节过后,一些国内有前科的劣迹人员以自费留学或工作邀请的名义来往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他们恶习不改,沆瀣一气,结伙抢劫,血洗列车,轮奸妇女,无恶不作.6月4日.一份关于3/4次国际列车抢劫案的《特急报告》传到公安部,中国警方立即调集精干力量与俄罗斯警方联手侦破.
彭松[7]（2004）在《黑社会犯罪成因与治理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黑社会犯罪是一种具有特殊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类型，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黑社会犯罪不仅指新刑法第294条所规定的罪名，而且应当包括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其他犯罪在内。因此，本文所称黑社会犯罪是指涉及黑社会组织的一切犯罪行为。 以黑社会犯罪的概念为基点，本文揭示了黑社会犯罪的六个基本特征，即严密的组织性，手段的暴力性，经济目的性，垄断性，对公权力的腐蚀性和文化同质性。同时，结合我国当前黑社会犯罪的现状，探析了黑社会犯罪在未来的四大发展趋势，以期能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即黑社会犯罪产生的成因上，本文以社会学、犯罪学以及刑法学理论为视角，分析了黑社会犯罪之产生根源。黑社会犯罪在我国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经济和社会原因，又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还有犯罪亚文化等意识上的原因，它是多种社会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基于对黑社会犯罪原因的透析与把握，文章从宏观社会政策、道德意识、法制、社会管理以及微观刑事侦控五个层面提出了治理黑社会犯罪的对策。并认为，黑社会犯罪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我们认真做好道德预防，社会预防和法律预防，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黑社会犯罪就必将得到有效控制并减少，直至消灭。
谢贵平[8]（2005）在《民国时期的山东匪患与民众自卫（1911-1930）》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尤其是在1911-1930年间,山东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平之高,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之大,在当时以匪患着称的中国具有代表性。匪患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匪的影响从乡村蔓延到城市,从民众生活到政治、军事等活动以及对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等方面无不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日益猖獗的匪患,民国时期的山东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纷纷对此作出反应。由于战事连绵,政局不稳,吏治腐败,经济萧条,自然灾害频繁严重等诸多因素,加上官方剿匪组织在治理匪患的过程中逐渐匪化,不仅无法遏止或根治匪患,反而导致匪患更加严重,在这一背景下,民众自卫武装——民团和枪会开始再度兴起。 民众自卫武装一方面在防范、抵御土匪进攻、协助官府进剿土匪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这些民众自卫武装受到土匪和官府军阀的双重夹击,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匪化。 由于民众自卫武装表面上的合法性和匪、民角色的互换性,使得他们很容易借防匪活动之名,行土匪活动之实,从而使官府对他们的土匪活动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同时,由于其成员匪民身份难以辨别和确认,使得他们的土匪活动更具有迷惑性和潜在而巨大的社会破坏性。 民众自卫武装遍及于民国时期的山东乡村社会,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传统与社会习惯,他们的存在与土匪活动相伴生,难免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可以说,民众自卫武装既是匪患的受害者,也是匪患的制造者。所以,正是由于官方剿匪力量的匪化和民众自卫武装的匪化,加上一般的土匪,构成了民国时期山东的“土匪世界”。 直到1930年国民党政府真正完成全国统一后,才能集中力量治理匪患。军阀韩复榘统治山东之后,双管齐下,一方面大力剿灭土匪,另一方面对民众自卫武装进行整编,从两个方面遏止了土匪的来源,才使山东的匪患逐渐减轻。
罗清[9]（2015）在《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动物形象进行的专题研讨,试图找寻新时期具有代表性民族作家的代表性动物小说的共同特点,从宏观上予以分类,以文本解读的方式分析他们笔下动物形象体现的深刻内涵及现实意义。同时希望通过民族作家作品的详细解读,让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并唤醒更多的人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论文包括三个部分:绪论,主体,结语。绪论部分总体上说明本文的写作缘由。首先,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角度分析了本文对于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动物形象书写的研究意义。其次,对学术界关于民族作家动物小说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留意到目前少数民族作家关于动物形象的书写多被归并到生态文学研究的范畴,主要是对作品蕴涵的生态意蕴进行剖析,对动物形象的研究还缺乏系统、全面的文本剖析。再次,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思路。主体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从“民族文化载体”角度,分析民族作家塑造的与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动物形象。首先,介绍了少数民族的图腾文化,结合文本重点分析了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动物小说创作与民族图腾的渊源,如蒙古族的图腾狼,土家族的图腾白虎,鄂温克族的图腾熊。其次,分析了几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动物形象,如与鄂温克族文化息息相关的鹿,与蒙古族草原文化生死与共的骆驼,还有在土家族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犬。第二章从“生态文化”角度,解读民族作家塑造的具有生态启示意义的动物形象。首先,分析一类被人类归于生态“破坏者”的动物形象,如沙鼠、野猪,呼吁人们正视这些动物的生态意义。其次,分析一类帮助人类维持着生态系统平衡充当着生态“保护者”的动物形象,如沙狐、红豺。再次,以日益贪婪的人类不断探取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危机为出发点,分析给人类提供珍贵资源的动物如蛇、香獐子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它们带给人类的警示。最后,揭露现代社会中造成虎与人为敌并走向濒临灭绝困境的正是人类自己,因为人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破坏了人与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挤压了它们的生存空间,迫使它们沦为失去家园的“侵犯者”。第三章从“生命价值”角度,论述民族作家笔下有着独特生命价值的动物形象,如熊猫、猴子、狼、鱼等等,它们或可爱,或可敬,或心存感恩,或有着与人一样不容侵犯的生命尊严,解读这些神性的生灵的意义在于唤醒所有人的生态意识,使人认识到地球上的每个物种、每个生命都值得尊敬和保护,与大自然中的各种生物和谐相处,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树立整体生态观,构建生态伦理,彻底告别人类中心主义十分必要。结语部分,从整体上观照新时期民族作家关于动物形象书写的现实意义。民族作家聚焦动物题材,不仅是要守护民族文化,同时也是要引起人们关注动物命运,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实现文学研究价值和生态警示意义。
高日晖[10]（2003）在《《水浒传》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接受美学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读者史，或作品的阐释史、影响史，而这正是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一个侧面，《水浒传》接受史的研究就是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水浒传》从成书之日起，就进入了一个动态的审美生成的过程，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推崇倍至者有之，明令禁毁者亦有之。透过历代读者对《水浒传》的阐释以及它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我们既可以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其变化，还可以看到审美心理、审美倾向的变化，以及民族精神、社会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变 迁，同时，对《水浒传》读者的研究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对本文的理解。《水浒传》 的接受史既是“水浒学”的一个范畴，也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的接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评点、有随笔式的散论、有序跋、还有戏曲和曲艺改编、续书等等，这是传统的接受方式；到20世纪以后出现了批评论文、专着、电视剧改编以及网上评论等等，这是现代的接受方式。通过对这些具体的接受方式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我们发现，同时期的读者总是具有相似的期待视野，它决定了《水浒传》在这一时期的价值以及发生影响的方向，当然，同时期不同读者群和个别读者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同时，读者的期待视野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决定了《水浒传》在某一时期的阐释会迥异于其他时期，而前代读者与后代读者之间又有一种传递的关系。总之，本论文试图梳理出《水浒传》接受史的发展脉络，并寻求读者接受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规律性特征，既丰富“水浒学”的内容，也为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
二、国际车匪覆灭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车匪覆灭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英文提要 |
| 目录 |
| 本课题进行中发掘的历史照片（部分）： |
| 滇黔川苗民、葛泼、诺苏与傈僳分布图 |
| 1904年柏格理与苗族探访者的合影 |
| 1905年贵州威宁石门坎全景 |
| 赶往石门坎做礼拜的苗家妇女 |
| 彝族循道公会小学教师与学生 |
| 滇黔川边第一位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 |
| 柏格理夫妇和他们的长子的合影 |
| 绪论 |
| 第一章 滇黔川边民族地区 |
| 第一节 滇黔川边民族概况 |
| 第二节 滇黔川边苗族 |
| 第三节 滇黔川边彝族 |
| 第四节 土司与土目 |
| 第二章 殖民侵略背景与下层出身的传教士 |
| 第一节 关于“海外天国” |
| 第二节 “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
| 第三节 一群劳动阶层与少数民族出身的传教士 |
| 第三章 基督教传播的阶级与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各族群众深受的压迫和剥削 |
| 第二节 彝族的广大被剥削阶级 |
| 第三节 近代苗族人民遭受的剥削 |
| 第四节 民族关系与宗教态度 |
| 第四章 建国前基督教在滇黔川边的传播 |
| 第一节 天主教在川滇交界地带的活动 |
| 第二节 内地会在滇黔川边的传播 |
| 第三节 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的传播 |
| 第四节 安息日会在滇东北与黔西北的活动 |
| 第五章 教会的教育与社会改良事业 |
| 第一节 内地会的小学与改良会 |
| 第二节 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的办学与社会改良 |
| 第六章 滇黔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其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老苗文的创制 |
| 第二节 老苗文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七章 滇黔川边基督教运动中的主体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民众对物力人力的负担 |
| 第二节 中国各族主体作用的发挥与升华 |
| 附录 |
| 附录1： 《蚩尤与苗族迁徙歌》 |
| 附录2： 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碑文 |
| 附录3： 石门坎苗文《溯源碑》（《苗族信教史碑》）碑文 |
| 附录4： 《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 |
| 附录5： 《塞缪尔·柏格理年谱》 |
| 东人达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后记 |
（3）论帮会文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目前有组织犯罪的几种基本形态 |
| 2.1 各阶段有组织犯罪类型特点 |
| 2.2 20世纪80年代有组织犯罪在我国的形态 |
| 2.2.1 20世纪80年代境内有组织犯罪的演变 |
| 2.2.2 20世纪80年代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 |
| 2.3 20世纪90年代有组织犯罪在我国的发展形态 |
| 2.4 21世纪至今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形态多样化 |
| 2.4.1 21世纪至今黑恶势力团伙数量大幅度增加 |
| 2.4.2 有组织犯罪形态多样化 |
| 第3章 有组织犯罪中帮会文化形成的思想来源和再泛起背景 |
| 3.1 有组织犯罪中帮会文化形成的思想来源 |
| 3.1.1 传统宗法文化 |
| 3.1.2 游民文化 |
| 3.1.3 儒家思想中的糟粕 |
| 3.2 有组织犯罪中帮会文化再泛起背景 |
| 第4章 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 |
| 4.1 严密的帮规秩序 |
| 4.2 拉帮结派思想 |
| 4.3 逐利性 |
| 4.4 江湖义气 |
| 4.5 暴力性和野蛮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火车的文化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为什么是火车? |
| 1.1 火车的双面形象 |
| 1.2 西方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
| 1.3 国内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目标与论文框架 |
| 第2章 火车的政治经济学:以晚清为例 |
| 2.1 拆铁路:国家控制与民间暴力 |
| 2.1.1 吴淞铁路:买而拆之 |
| 2.1.2 义和团 |
| 2.1.3 铁道游击队 |
| 2.2 铁路:殖民的媒介 |
| 2.2.1 甲午战后:铁路热 |
| 2.2.2 借洋债:因路割地 |
| 2.2.3 铁路附属地 |
| 2.2.4 印度铁路 |
| 2.3 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保路运动 |
| 2.3.1 政治中心为本位:卢汉铁路 |
| 2.3.2 铁路国有导致保路运动 |
| 第3章 火车与现代经验 |
| 3.1 火车与时间 |
| 3.1.1 铁路时间 |
| 3.1.2 《香雪》:停站一分钟 |
| 3.1.3 《还乡记》:错过时刻表 |
| 3.2 火车与空间 |
| 3.2.1 1876 -1877 年上海的铁路旅游 |
| 3.2.2 铁路旅行作为一种艺术 |
| 3.3 火车与规训 |
| 3.3.1 与福柯的规训机制对应 |
| 3.3.2 规训的表现 |
| 3.4 火车与民主 |
| 第4章 结论:行将消失的浪漫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资料挖掘 |
| 第一章 近代西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 |
| 第一节 近代西北的自然生态 |
| 第二节 近代西北的人文社会 |
| 第二章 乡村危机:西北土匪的成因之一 |
| 第一节 西北乡村危机的原因 |
| 第二节 西北乡村危机的后果及影响 |
| 第三章 政治危机:西北土匪的成因之二 |
| 第一节 西北政治生态的畸变 |
| 第二节 西北社会的民族与宗教矛盾 |
| 第三节 军人安置制度的缺失 |
| 第四节 军队的匪化及其影响 |
| 第四章 文化危机:西北土匪的成因之三 |
| 第一节 道统的衰落与地方意识的强化 |
| 第二节 西北社会风气的恶化 |
| 第三节 游民文化与匪文化的流行 |
| 第五章 西北土匪概况 |
| 第一节 西北土匪的类别 |
| 第二节 西北土匪的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西北土匪的分布 |
| 第四节 西北土匪的组织结构与纪律 |
| 第六章 西北匪首的群体结构 |
| 第一节 西北匪首的个性特征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型土匪 |
| 第三节 升官发财型土匪 |
| 第四节 良心未泯型土匪 |
| 第七章 西北土匪与秘密社会 |
| 第一节 西北秘密社会概况 |
| 第二节 西北秘密社会的演变与蜕化 |
| 第八章 西北土匪的生活世界 |
| 第一节 西北土匪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西北土匪的谋生手段 |
| 第三节 西北土匪的变态行为 |
| 第四节 西北土匪的精神世界 |
| 第五节 西北土匪与毒品 |
| 第九章 西北土匪的政治倾向 |
| 第一节 西北土匪与旧民主主义革命 |
| 第二节 西北土匪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
| 第三节 西北土匪与乡村社会权势的嬗变 |
| 第十章 西北土匪的治理 |
| 第一节 剧场国家理论与土匪治理的动态博弈 |
| 第二节 西北地方政府的治匪政策 |
| 第三节 土匪治理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乡民防匪的自卫组织 |
| 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 |
| 第十一章 西北土匪的覆灭 |
| 第一节 解放初西北土匪的概况 |
| 第二节 西北剿匪的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剿灭西北土匪的原因与经验 |
| 结束语 |
| 附表:民国末期西北主要股匪分布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黑社会犯罪成因与治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节 黑社会犯罪概述 |
| 一、黑社会犯罪概念的界定 |
| 二、黑社会犯罪的特征 |
| 三、我国黑社会犯罪的现状与危害 |
| (一) 我国黑社会犯罪的现状 |
| (二) 我国黑社会犯罪之危害 |
| 四、我国黑社会犯罪的发展趋势 |
| (一) 正在向黑社会的高级形态发展 |
| (二) 加速向经济领域渗透 |
| (三) 正在向政治领域渗透 |
| (四) 国际化趋势 |
| 第二节 我国黑社会犯罪的成因分析 |
| 一、黑社会犯罪产生的经济原因 |
| (一) 大量财富外露，导致犯罪诱因增多 |
| (二) 分配方式多元化，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
| (三) 隐形经济发展的必然恶果 |
| (四) 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为黑社会犯罪的孳生蔓延提供了精神动力 |
|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 |
| (一) 团伙犯罪的大量存在 |
| (二) 基层组织控制力降低 |
| (三) 社会腐败现象久治不愈 |
| (四) 国外、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和影响 |
| (五) 公安工作中的反黑斗争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影响反黑斗争打击力度 |
| (六) 黄赌毒是黑社会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温床和土壤 |
| (七) 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无业人员的出现为黑社会犯罪提供了充足的人员来源 |
| (八) 农村恶势力是我国黑社会犯罪形成的一个独特成因 |
| 三、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意识原因 |
| 四、黑社会犯罪产生法制因素 |
| 第三节 黑社会犯罪的治理对策 |
| 一、宏观社会政策层面的治理对策 |
| (一) 完善就业政策，降低失业率，扩大和促进就业 |
| (二) 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
| (三)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减少贫富差距 |
| 二、法制层面的治理对策 |
| (一) 反黑刑事立法 |
| (二) 反黑经济立法 |
| (三) 反黑行政立法 |
| (四) 完善相关程序立法 |
| 三、道德意识层面的治理对策 |
| 四、社会管理层面的治理对策 |
| (一) 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力度，铲除黑社会犯罪的保护伞 |
| (二) 建立反黑专门机构，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三) 加强国(区)际合作，构建严密法网 |
| 五、微观刑事侦控层面的打黑对策 |
| (一) 深入排查黑社会犯罪的犯罪线索 |
| (二) 强化专案侦查和破案攻坚，及时打掉黑社会犯罪组织 |
| (三) 锲而不舍地开展追逃工作，努力做到除恶务尽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声明 |
（8）民国时期的山东匪患与民众自卫（1911-193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关于土匪和民众自卫武装概念的界定 |
| 一、关于土匪概念的界定 |
| 二、关于民众自卫武装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选题缘由和资料来源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土匪学术史研究回顾与评价 |
| 一、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土匪史的研究 |
| 二、山东土匪史研究之不足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山东匪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山东土匪的人数和规模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山东土匪的活动状况 |
| 一、民初至袁世凯统治时期山东土匪活动状况 |
| 二、袁世凯死后至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土匪活动状况 |
| 三、蒋系军阀和冯系军阀争夺山东时期土匪活动状况 |
| 四、民国时期的山东匪祸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山东匪患的影响 |
| 一、对社会生活、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影响 |
| 二、对国际社会和民国政府外交的影响 |
| 三、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
| 第二章 官方和民间对匪患的反应 |
| 第一节 官府对匪患的反应 |
| 第二节 官方组织的保卫机关对匪患的反应 |
| 第三节 军队对匪患的反应 |
| 一、军事制度的腐败 |
| 二、军队的匪化 |
| 第四节 民众对匪患的反应 |
| 第三章 民众自卫武装的再度兴起及其活动 |
| 第一节 民团的再度兴起 |
| 一、民团的初创阶段 |
| 二、民团的兴盛阶段 |
| 三、民团的活动 |
| 第二节 枪会的再度兴起 |
| 一、各地枪会组织兴起概况 |
| 二、枪会的活动 |
| 第四章 民众自卫武装匪化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政治腐败的影响 |
| 第二节 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
| 一、战乱的影响 |
| 二、自然灾害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国政府现代化建设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影响 |
| 第四节 官方治理匪患政策的负面影响 |
| 一、招抚政策的负面影响 |
| 二、“清乡”政策的负面影响 |
| 第五节 社会风气变化对民间防匪组织的影响 |
| 第五章 民众自卫武装与土匪的互动转换 |
| 第一节 传统士绅的分流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众自卫武装与土匪的互动转换 |
| 结论 |
| 第一节 匪患的初步解决 |
| 第二节 对匪患与民众自卫武装的一些认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动物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整体研究 |
| （二）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的个案研究 |
| （三）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分析 |
| 三、研究目标与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民族文化载体：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动物 |
| 一、少数民族的图腾 |
| （一）蒙古族的图腾——狼 |
| （二）土家族的图腾——白虎 |
| （三）鄂温克族的图腾——熊 |
| 二、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 |
| （一）鄂温克文化的象征——鹿 |
| （二）蒙古族草原文化符号——骆驼 |
| （三）土家族文化的化身——犬 |
| 第二章 自然的精灵：作为生态系统圈中的动物 |
| 一、生态的“破坏者” |
| （一）沙鼠 |
| （二）野猪 |
| 二、生态的“保护者” |
| （一）沙狐 |
| （二）红豺 |
| 三、珍贵资源的“供应者” |
| （一）蛇 |
| （二）香獐子 |
| 四、失去家园的“侵犯者”——老虎 |
| 第三章 神性的生灵：作为具有独立生命价值的动物 |
| 一、可爱的生灵 |
| （一）熊猫 |
| （二）狗熊 |
| 二、可敬的生灵 |
| （一）金丝猴 |
| （二）苍鹰 |
| 三、感恩的生灵——狼 |
| 四、不可侮的生灵——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水浒传》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明代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与《水浒传》接受 |
| 第二节 晚明社会思潮与《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三节 晚明《水浒传》的读者分类及其接受特点 |
| 第四节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五节 《水浒传》评点式接受之比较 |
| 第六节 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二章 清代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二节 清代舞台上的梁山英豪 |
| 第三节 王望如的《水浒传》接受 |
| 第四节 《水浒传》的逆向接受 |
| 第五节 清代侠义小说对《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小说理论的新变和《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二节 新思想的接受与《水浒传》的新阐释 |
| 第三节 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 |
| 第四章 现代史上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水浒传》的新批评 |
| 第二节 接受形式与接受倾向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对《水浒传》接受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的两部新编水浒京剧 |
| 第五章 当代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水浒传》批评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水浒传》评论 |
| 第三节 《水浒传》批评的多元化 |
| 第四节 新媒体与《水浒传》的新接受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四、国际车匪覆灭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D]. 东人达. 中央民族大学, 2003(03)
- [2]扫荡车匪路霸纪实[J]. 陈和平. 民主, 1992(08)
- [3]论帮会文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影响[D]. 江盼盼. 湘潭大学, 2018(02)
- [4]火车的文化政治[D]. 张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2(06)
- [5]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D]. 袁文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09(05)
- [6]国际车匪覆灭纪实[J]. 石义. 公安月刊, 1994(01)
- [7]黑社会犯罪成因与治理对策研究[D]. 彭松. 四川大学, 2004(02)
- [8]民国时期的山东匪患与民众自卫（1911-1930）[D]. 谢贵平. 山东大学, 2005(03)
- [9]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动物形象[D]. 罗清. 中南民族大学, 2015(03)
- [10]《水浒传》接受史研究[D]. 高日晖. 复旦大学, 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