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木樨种前为什么要进行种子处理（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于沁可[2]（2020）在《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草木与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众艺蔬果以为食,采本草以为药,织桑麻葛苎以为衣,植杨柳桑梓以为家园,伐檀榆松柏建造庙堂……,大地草木不仅造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养老送终,还蔚然荫庇着人们的家园,慰藉着人们的精神。正因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草木,因此,在早期文学和文献中,关于草木的书写皆构成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中即有大量关于草木的内容。对三个文本中草木书写的内容、功能等问题,以及对这些草木的辩证与训诂,前人均已做过大量研究,本文则试图将三个文本的草木书写置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进行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发掘其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与主体性,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诗经》屡屡以草木起兴寄情,采草木入歌吟,尤其是《国风》,许多诗篇都是先民在采集草木时所歌吟的,可以说,离开草木,就没有流韵无穷的《国风》;庄严肃穆的《颂》《雅》诗篇,往往描写烝尝祭典上丰收的五谷,对五谷的赋写和颂赞使《颂》《雅》区别于天真无邪的《国风》。《山海经》详细记载百余种草木的名称、形态和药用功能,体现出可贵的观察态度和实证精神,与《诗经》的草木起兴寄情形成鲜明对比。《楚辞》屡屡以草木为象征,以香草比喻高洁人格,以恶草比小人奸佞,“香草美人”成为千古绝唱。这三个文本,虽都关切草木,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却大相径庭,《诗经》以草木起兴和赋颂,《山海经》为草木建档立案,《楚辞》以草木为象征,它们对草木的书写、观照和呈现体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是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性造就了这些差异,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题。本文认为,《诗经》,尤其是《国风》,作为乐歌,与民间歌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民们依靠草木为生,草木就是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国风》多借草木起兴,即目所及,触景生情,借草木引出歌调,而并非着意以草木为审美对象或观察对象,更非借草木为道德的象征;《大雅》和《颂》诗中一部分用于丰收庆典的祝颂诗篇,由典乐的乐师所作,极尽铺写丰收粮食的盛况,开启了“赋”的篇章,其对于草木“退一步”的观察的呈现方式,展现出与《国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表达。《山海经》中关于草木的书写,主要出现于《山经》部,《山经》以山川地理为纲,详细记述山中所出的草木鸟兽,说明其名称、形态、习性和药用,是一部以开发利用山川资源为目的的地理博物志,此书成于地官司徒一类的王官之手,体现出王官博物学者出于实用目的,而对草木作出的实证性观察。《山经》所记载的草木,几乎全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本草,其草木书写方式体现出王官对于特别之物的聚焦和凝视,使草木书写被对象化。《楚辞》的草木书写则出自文人之手,草木成为文人自我表达的象征,“香草美人”的创作传统流韵千古。《楚辞》特别是《离骚》中,诗人自叙身世,抒发忧郁愤懑之情,其自我表达总是与香草嘉木的象征结合在一起,甚至通过服佩香草、餐花饮露、以花朵为房屋舟楫等这类极具象征性的表达,以示自己不流于世俗的精神。在《楚辞》中,草木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纯粹的道德符合和审美符号,既非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也非认知和求用的对象,而是作为纯粹的文学意象,中国文学的草木象征传统由此得以确立。《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因其赖以生成的主体性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对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展现出全然不同的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创作群体对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结合对植物采集文化、王官学术和文人写作这些重要文化关节点的研究,对这三部作品的草木书写及其生成机制做出系统论述,希望这一研究对于开拓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视野,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和文献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王勇[3]（2020）在《小凉山沙村彝族粪塘的社会生命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云南小凉山彝族粪塘为研究对象,以物的社会生命为分析理论,试图呈现出粪塘成为彝族社会成员并参与当地日常生活的整个过程。粪塘作为传统肥料生产的空间长期存在于农业社会之中,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事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在科学主义的视角下,粪塘常被视为客观独立的物体用以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及价值意义,而这恰巧忽略了粪塘作为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在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中,粪塘与家庭中、社会中的人和事物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众多的联系中,粪塘的“人”观得以呈现。粪塘不仅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联络着庭院中的一切,更重要的是粪塘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份子参与了彝族众多的节庆空间。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粪塘社会生命的呈现。首先,彝族庭院式的家庭观为粪塘成为家庭中拥有生命的成员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粪塘的生育死与庄稼的死育生存在一个辩证交替的过程。庄稼丰收,秸秆入粪塘,粪塘新生开始;冬季育肥,土地修养,粪塘走向成熟;肥料入地,春耕伊始,粪塘迈向死亡。这种辩证的逻辑使得粪塘与庄稼的生命历程在自然时间中得以交替呈现。彝族多鬼神信仰,拥有大量的仪式。粪塘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彝族节律仪式之中,而节律仪式依附于更大的节庆空间。仪式呈现粪塘的生命意义,而全社会参与的节庆空间则赋予了粪塘社会生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粪塘传统的社会生命受到了来自化肥和城市化的威胁。粪塘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粪塘没有消失,而是调试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用以延续生命。
王瑜[4]（2020）在《儒家工夫论引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学的核心在个人的道德实践,而狭义的儒家工夫论,便是“内圣”的达成,其包括了明显本体以成就道德自我的方式、过程、次第等内容。通过对工夫论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整体性、包容性、统一性,从而展现中国内含者高度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证哲学。儒家工夫论可溯源至中国古代人文思想萌发和彰显之过程。三代通过“绝地天通”解决民神杂糅之弊,建立起有序、同心同德的宗教文化体系,发展至周代实现了宗教的理性化趋向。自周以“天”代“帝”成为至上神,取消其绝对支配权,并要求君王在“天命靡常”的天命观下,通过“以德配天”维系天人关系。最终,在西周完善了礼乐教化的德育体系,将“德”的意识投射至民间,使周人有了代表理性自觉的尚文重德的时代价值取向。三代时期,人们开始了对“德”的关注与重视,但刚从宗教意识中剥离出来的德意识,还略显薄弱。故而,在三代时期,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觉意识还很欠缺,同时也没有对人修身成德有系统性的理论论述。直到先秦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成形,一条明确以个人道德实现为目标的成圣之路便展开了。其将视野聚焦于现世的人文社会,认为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成生命的价值,并为个人的德修建构了一套理论,也随之奠定了儒家工夫论的基本样态:博学事人的知识研习、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身心一如的气象践形。在儒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工夫论逐步有了一贯的义理建构。儒家围绕理、仁、心、气概念而了其理论基础。第一,儒家之所以要设立天理、理,将其视为统一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定性,又赋予了理绝对、普遍、客观、形上的特性,实际是为社会伦理和人性之善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作为社会伦常规范的“礼”和人先天之性,皆由同一天理所“分殊”而禀受。故而,礼有了理为支撑,便成为人必须遵从的定理。同时,人性禀受了至公至善之理,人便有尽性成圣之义务,而个人道德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人本固存的潜能。第二,仁为天道流行、通达、感通的“生生之理”。其通过天地之心而能与人心相联,故人心为具有生机又贯通诸德的仁心,能有道德的自发性。也正是天人同源自生生之仁,故仁能表现出“万物一体”之感,而人之所以丧失一体之感,是由私欲之间隔。而要建立起一体之感,便须人能至“仁德”。在儒家看来,仁德为统摄诸德的德性之本,唯有人能力行工夫以至“仁德”,方能由仁德而发诸德之用。第三,儒家由气一元论的建构,将宇宙视为一直处于运动和感通运动之中存在。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作为本体性质的气成为了天地万物的统一,由其气化运动而沟通起了形上形下间的联系,统摄了“万象”之有和“太虚”之无。由此,人因气而能与外界进行沟通,也由气能将人的形神、身心联系起来。因此,人能凭借气的中介作用,改善自身生命力的展现;专注精神而生发智慧;变换气质以趋善成性。第四,儒家将心看做体用相即的一体,对心的工夫便在于寻用入手,而得以“明体适用”。也即是说,通过对心主宰、知觉、思虑、德性之知内容的开发,进而寻得证悟心体之路,进而将心体之无形无限量、虚、灵、神、明、至善、良知良能等难以把捉的内涵彰显出来。在理论铺设的基础上,儒家便建立了更为的深入与细致的工夫修持条目。第一,立志为圣。儒学工夫先立以做圣人、学圣学为目的的志向,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端正其志使自己学有所本,而杜绝散漫无章和因循苟且的学习。因此,儒家要求立大、高、远、深、久和勇猛之志,且专一坚定于其志,时刻坚守其志而不屈挠移改。第二,读书明理。儒家工夫不离知识的研习,故要求人能善择良典,进而困勉勤读,熟读精思、虚心静虑、专一沉入、优游涵泳,使得人能通过读书,得以锻炼思维能力、明得辞章的意旨、收摄存心,最终能明理体究而引导与规整自身言行。第三,深研于理。对于物理,要进行逐一、具体、客观且深入的探究,而寻得综摄众理的“天理”,且在认知物理的过程中,培养不溺于物的无私之德。对于事理,便要在日用间寻得人伦事故之理,进而可执本应事,随事存天理与改过迁善。总的来说,对理的探求,在于对理的贯通无间,旨在能明心的全体大用、明明德。第四,自省克己。对人内在工夫来说,须人对治习性偏颇、煎销习气熏染以化却习心以变化气质。其细化和落脚点,便是诚意正念以存养天理。即要求人“实意”而“不自欺”,严格和真切地护持心体的至善之念,进而落实存善去恶。在修持工夫中,亦须重视其中的核心精义:第一,主静。儒家将主静视为精神收敛、平定心气的入门等工夫。第二,居敬。敬的工夫强调了“敬义夹持”,即居养与穷理工夫的一体性,以及修持工夫无分动静的缜密无漏。第三,执中。人行包涵未发已发、性静等体用的致中工夫,以使“中”可推行至极,而能时刻主顺变化、措时宜、通于经权之变。第四,寻乐。人要寻“孔颜乐处”,即不受名利所扰而以圣学为乐,便能乐在循理遵礼、乐于心体流通无碍而与万物一体,从而可践形洒落的圣人气象。通过工夫的修持旨在开悟以揭示心本体,从而成为不离伦常、道德完满的圣人。而悟须直观体认工夫方可达成:它不同于知识的领悟、不依靠语言亦不落言诠、不同于分析法或逻辑法,甚至不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不是本能和感觉的范畴。直观体认是而是对心体最直接、整体的自证自觉。通过体认工夫,人得以开悟。对悟过程来说,悟又分顿渐,是为不同根性的人设立的权法。但对于开悟瞬间来说,悟只能是“顿”的,因心体揭示之时是无时空、物我等等分别、浑然为一体的状态。整个开悟过程可分三段:第一,初悟。悟前须人修悟不离,着力无间地渐修。进而,可由循理之思而渐入得悟不思议之本体,此时只有隐见本体而不能形成稳定的悟境。第二,圆悟。初悟后须行保任工夫,保任初悟之得而不旋失,又精专接续地加进所得。此时所证得的境界,是能明昼夜、梦醒之道,昼夜皆不会改变本体呈现的状态;又能通达生死之旨,即无形神、人我之分而能一生死、任生死。第三,化悟。此时圣功完满,本体工夫合一,心体可无滞碍运行周流,便能自然发用道德以康济群生。化悟的证得便是超生死,一念反真,体认得心体超越区别义。儒家的开悟学说,亦裹挟着对人有益的效用:通过育德而得以养生;经透悟而得以开智;由臻于化境的工夫而得以善了生死。通过对工夫论的梳理,亦须反思它的时代局限性,和于现代仍具生命力的价值。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儒家伦理基础建立在私德的社会条件上,这使工夫论在帝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经异化、压制、扭曲后,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契约性”的社会公共性德性难以建立。第二,对社会生产的制约。儒家伦理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而使传统上重农抑商,压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又因其君子不器、以德摄知的思想,造成了传统重德轻知的倾向,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对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忽视。第三,对文艺创造的限制。儒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使传统文化不注重文艺的独立审美性,限制了文学个性表现的可能。儒家工夫论要想在现代发挥其价值,主要有四点:第一,继承五四精神。重新反省和审视儒家文化,对其批判与解构,以对其净化而凸显出真正的价值。第二,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我们要认同儒家作为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认同其有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价值。第三,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不可抹煞传统的价值而全盘西化,但也要以开放、包容、进取的态度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各类优秀文化。第四,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将儒学中与现代化不相抵牾,甚至是支持、巩固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肩负起儒家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责任,在全球文化下,考量其是否能为全人类建立价值;思考如何将“私德”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要求相容,以完成儒家的创造性转化。
蔡雨彤[5]（2019）在《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自觉的文学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之前,仪式文学是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所谓仪式文学,也就是产生於仪式的文学作品,是专门爲某一仪式而创作的文字。本文旨在辑录散见於先秦文献中的仪式文学作品,并详细考证它产生於何种仪式的何种仪节。论文共八章。第一章爲吉礼与文学。吉礼之一爲宗庙祭祖,祭祖仪式产生了行礼乐歌与祝嘏辞。周人的宗庙祭祖乐歌主要存於《周颂》,祝辞则多见於铜器铭文,以颂扬先祖之德、以己之成功告於神明爲主要内容。嘏辞内容以赐福於子孙爲主。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祭祖祝辞呈逐渐韵文化的趋势已初具一定文学性。吉礼之二爲祭天典礼,产生了行礼乐歌及祝辞。包括祭祀上帝的乐歌,以及以后稷、先王配祭上帝的乐歌。周王巡狩时祭祀山川,所用乐歌爲《时迈》《般》。此外,周王的农业典礼及民间的农神祭祀都有文学作品产生。第二章爲嘉礼与文学。嘉礼之一爲燕飨之礼,燕飨乐歌多存於《诗经》大小雅,除《仪礼·燕礼》所载的燕飨通用乐歌之外,本文论证了《湛露》《彤弓》等多首诗歌爲燕飨乐歌。礼射需以乐歌爲节,其中诸侯所用的《狸首》已佚,本文考证《狸首》即《周南·鹊巢》。嘉礼之二爲周王登基典礼,产生了行礼乐歌及策祝之文。周王登基典礼的乐歌以自儆爲主要内容,部分诗歌是大臣儆戒天子之辞。落成礼亦属嘉礼,《斯干》《无羊》都是落成礼所用乐歌。新钟落成则有颂祷之辞,这些文辞散见於钟铭,与诗体相近。封建册命也是嘉礼的重要内容。封建命书的数量庞大,现今所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周王册命大臣的命书多见於铜器铭文。第三章爲军礼与文学。军礼包括誓师、献俘、饮至等仪式。产生了大量誓师辞,献俘时的告献之辞、燎祭告庙之辞、史官读书之辞以及饮至乐歌。第四章爲朝觐会同仪式与文学。周王视朝听政时有臣子献诗,献诗是一种具有较强仪式性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讽諌诗。周王和诸侯的外朝与内朝皆有文辞产生。聘觐之礼亦有礼辞,礼辞并不固定,但必须符合聘礼谦逊和悦的礼义。第五章爲祝盟仪式与文学。祝祷仪式包括祷疾、祷灾、祷旱、祷兵、祷梦以及祖道仪式。秦简中保留了大量的祝祷辞。盟誓则必有盟书,盟书散见於《左传》《国语》等文献,以及出土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法律仪式产生的文辞与盟书性质相似,都带有强制约束性。在双方诉讼的过程中,有被告者的盟誓之辞,有双方的陈述之辞。这些诉讼文辞多存於西周的铜器铭文以及楚简《疋狱》、秦简《封诊式》。第六章爲占卜仪式与文学。占卜仪式产生了命龟、命筮之辞,以及卦辞、繇辞及解説词。第七章爲楚地祭祀与《九歌》,主要论证了《九歌》篇章具体的祭祀对象,以及祭祀乐歌的表演形式。第八章爲丧礼与文学。在正式的丧礼之前,有顾命辞与招魂辞,在正式的丧礼仪程中则有挽歌、諌辞、讣辞、吊辞、虞祭祝辞等。
袁龙[6]（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斯琦[7]（2019）在《唐卡神圣性的建构与解构 ——非遗视角下的唐卡属性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为研究视角,探究唐卡的属性问题。唐卡属于宗教艺术范畴,以艺术的形式展现藏传佛教的信仰、哲理、佛本生故事等,“神圣性”是其根本属性。藏族唐卡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走向大众视野,一方面让唐卡在濒危的传承状态中得到恢复,并且振兴;一方面在商业的推动下唐卡的属性逐渐从神圣性转向了世俗性,出现被歪曲、被商品化、被同质化和去语境化等现象,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初衷相背离。本文以唐卡神圣性的建构与解构为题,探讨唐卡神圣性的建构因素和解构的原因,以及解构后的唐卡形态。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内容,提出“神圣性”应作为唐卡保护原则中的“本真性”,是唐卡在传承中不发生嬗变,并且能够在时代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再创造”的重要依据。
吴静[8]（2019）在《生命崇拜与仫佬族民歌意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命崇拜是仫佬族族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他们崇生惧死,伤时忧生,认为人生应该及时行乐;他们崇拜生命力,强调生殖繁衍,因此民歌体现出一种壮美的风格。这些都深刻地体现在仫佬族民歌的天文意象、地理意象与人文意象之中。深入挖掘这些意象蕴含的丰富文化传统,归纳整理仫佬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运用神话人类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原型批评、审美人类学、叙事学等理论,结合本人的田野调查,从生命崇拜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解读仫佬族民歌意象。仫佬族人至今仍保留着传统“游”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游村、走坡,这使他们在较大程度上保存原始时空混同观和浑沌思维。在他们眼中,天地混同,无高下、方圆、动静之别;天人合一,人可以通天,风流大过天。仫佬族人崇拜生命、害怕死亡,加之长期居住在阴暗的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之中,因此他们惧怕落日、向往光明,希望鲜明的色彩和光亮的温暖能够驱散黑暗的阴霾,太阳意象与黑暗意识体现了他们绵延生命的原始渴望。根据声音崇拜原理,雷声等于雷、雷等于生命,雷声就是生命,雷声意象传达的就是生命的呐喊,雷神既意寓生、也包蕴着死,它是死而复活之神,具有死生二重性。在仫佬族人看来,死生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对立,这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辩证思想,同样也是浑沌思维的体现。人总是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从自然当中感受自身,仫佬族对于自身的生命感悟往往通过花草意象来体现,如用“花无百日红”象征人生短暂,用“风吹灯草”喻世事多艰,这些忧生之感除了反映出罗城当地特有的气候物候外,还真实地表达出仫佬族人艰难的生活状况和沉重的历史。即便如此,他们也自有他们的解脱之道,及时行乐、以情动天是他们适应恶劣自然的有力武器。水对于仫佬族而言既是生命之源,也是死亡威胁,他们的生活长期在缺水与水灾之间上下翻转,因而形成了对于水的挫折性体验,这些体验不仅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取用有度的生活态度,也使他们形成有关水的崇高审美取向,民歌中的水意象不论是原生意象还是次生意象,都如此地丰富、完满、动态十足,它体现了一种生命美。仫佬人的生命意识体现在特定的人文空间之中,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容器,也是多种社会关系和权力较量的场所。门是空间的间隔,它隔开的是权力空间与生命空间、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出门、进门以及出阁反映的是仫佬族在不同空间中转移的心态。出门意味着从父权制的空间向自由生命空间的转换,因此民歌中反复以“出门”起兴,作为姿情歌唱的开始;“进门”是向临时生命空间——歌堂的转移;而出阁则更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出阁前的生命教育、哭嫁的生命呐喊以及进门时生命祝福彰显的都是仫佬族人对于生命的崇拜与渴望。灵魂观念是仫佬族人信仰的基础,灵魂不灭,并在几个空间之间流转;但灵魂质轻,因此需要用桥去集中、引渡,不论是架桥引魂、过桥渡魂还是走桥固魂,无非都是让灵魂稳固、早入归宿,它反映出作为百越族后裔的仫佬族人深埋内心的对于人生的离散感,历史上的百越“散而不亡”,处处受到楚国的驱逐,因此迫切需要安稳的归宿和种族的繁衍,桥能实现他们的生育梦想,能引渡他们的灵魂,因此生活中处处有桥,民歌里处处唱桥。不同于传统文学中“路”意象之幽昧、险阻,仫佬族民歌中的路通达、顺畅,走坡时所走之坡路是与神灵相通的地方,具有暂时与永恒的双重性,走坡反映的是恋爱过程,也是人生的节奏,仫佬人以不疾不徐的步伐和悠游的人生态度来走坡,表现出他们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
田海涛[9]（2018）在《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麦（Triticum spp）,禾本科,一、二年生草本,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俗称麦,经磨粉分离加工后为面粉,食用加工可为面条、馒头、饼等。小麦是世界最早栽培、最重要的谷物资源之一,也是现代农业中主要种植作物,其栽培面积为世界之首,产量仅次于稻谷居第2位。小麦既是人类主要的食物资源,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中国是世界上小麦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约占全球的1/6左右。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历史悠久的小麦生产区,有着最为悠久的种植历史,拥有丰富的栽培技术和加工利用经验。到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广泛,栽培技术、加工利用技术成熟精细,农耕文化丰富多样,小麦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农作物。首先探讨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从气候条件和水资源情况、地形特征及土壤选择等因素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广泛种植的自然因素。明清时期人口数量的剧增和人均田地面积的锐减、赋税征收小麦等因素促使人们对小麦的土宜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因素是明清时期小麦广泛种植的社会经济环境。小麦在明清时期方志等史料的记载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清时期小麦种植的地域状况。关于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区域概况,基于农书和方志资料等记载,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对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记载的史料进行采集、运算、分析和描述可以知道,明清时期,小麦种植遍及黄河中下游各地。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需要,小麦种植密度各有不同,形成小麦种植密集区、次密集区和稀疏区的空间分布格局。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广泛,栽培技术成熟精细。麦田整地技术先进,严格要求精耕细作,达到深浅得当,土壤细软,力作保墒。小麦种子选育和多样化处理麦种,争取选育最优质的种子,保证种子发芽率和抗寒抗旱抗虫灾的能力。小麦播种时令因时因地而异,各地都有适宜当地小麦播种的合理时间。播种技术更加完善,争取株苗均匀,植株长势良好。小麦的田间管理更加合理得当,中耕锄草（锄麦）和灌溉等得时而作,麦苗健康生长。收麦如救火,小麦收获时令因自然和人为因素而略有不同。明清时期,更加强调小麦收获时令的重要性,各地因地制宜,适时收获小麦。在收获的过程中发扬勤劳、节约的优良传统,不抛费一穗一粒。碾打讲求严格的时宜,快速铺麦碾麦,得风即可扬麦,整个劳作过程力勤劳作,认真仔细,力争不遗露一颗麦粒,对麦秸堆积要求也十分严格。小麦籽粒经三伏天晒极干,贮藏在铺有草木灰的容器中,处理得当,可以久时贮藏。同时,小麦用途广泛,加工技术成熟,面粉等级不一,面食品种多样,面食文化丰富。小麦是黄河中下游主要粮食作物,也是赋租税的重要来源。同时,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小麦种植为核心的多种农作物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的耕作制度。在小麦历史文化方面形成了丰富多样饮食文化、面食与节庆民俗、面食与人生礼仪等。对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及其影响的系统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的因素、区域概况、小麦栽培技术、小麦加工和利用以及小麦地位和历史文化等系列问题。
曾铮[10]（2018）在《四月在愚人船》文中提出1.愚人船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四月对自己婴孩时代的经历知之甚少。自记事以来,他便没有离开过愚人船。愚人船是他的家,而他对于愚人船的印象,则始终浸渍在疯子制造的喧闹与恶臭里。那时,父亲仍活着,舱室里也尚未住满流浪艺人,四月与其他孩童一道玩耍,从甲板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仰望崖壁上起飞的信天翁,直至它们消失于海天相连的地
二、草木樨种前为什么要进行种子处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草木樨种前为什么要进行种子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诗经》草木相关研究 |
| (二) 《山海经》草木相关文献 |
| (三) 《楚辞》草木研究史概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性 |
| 四、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起兴与赋颂:《诗经》中的草木 |
| 第一节 《诗经》草木书写概况 |
| 一、《诗经》草木书写的概况 |
| 二、《诗经》草木的分类情况 |
| 第二节 生活世界的《国风》草木 |
| 一、采草之人,歌诗之人 |
| 二、《国风》草木书写与春日仪典 |
| 三、《国风》草木起兴的本质 |
| 第三节 从草木书写看赋颂的本质 |
| 一、颂诗: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
| 二、万亿及秭:庙堂仪典中的草木书写 |
| 三、陈列与观察:赋写草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王官博物学:《山海经》本草书写 |
| 第一节 《山经》的博物学 |
| 一、《山经》与博物志 |
| 二、《山经》博物志的记述体例 |
| 第二节 《山经》草木记述的特点 |
| 一、草木的记述特点 |
| 二、《山经》草木记述体例反映的思维方式 |
| 第三节 王官知识传统与《山经》的草木记述 |
| 一、《山经》与王官知识传统 |
| 二、《山经》与本草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自我的征象:《楚辞》中的香草书写 |
| 第一节 《楚辞》草木概述 |
| 一、《楚辞》的成书及性质 |
| 二、《楚辞》草木概述 |
| 第二节 《楚辞》香草:文人的自我比况 |
| 一、《楚辞》草木的来源 |
| 二、《楚辞》草木书写与人格象征 |
| 三、自我象征与草木观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木书写:从《诗经》《山海经》到《楚辞》 |
| 一、从生活世界到精神世界 |
| 二、从观察对象到审美对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小凉山沙村彝族粪塘的社会生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物的社会生命的研究 |
| (二)关于粪塘的研究 |
| (三)彝族节庆的研究 |
| (四)凉山彝族农业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参与观察法 |
| (二)访谈法 |
| (三)结构分析法 |
| 四、理论分析框架 |
| 五、田野点概况 |
| 第一章 粪塘:隐身的成员 |
| 一、庭院中的彝族家庭 |
| 二、家屋:人的居所 |
| (一)家屋地址的选择 |
| (二)房屋建筑的演变 |
| (三)人居的空间分布 |
| 三、圈棚:牲畜的修养地 |
| (一)圈棚的位置 |
| (二)圈棚的样式 |
| 四、自留地:庄稼的家园 |
| (一)自留地的位置 |
| (二)自留地的交换 |
| 五、粪塘:人畜地的联络人 |
| (一)粪塘的建造 |
| (二)粪塘的功能 |
| (三)人畜地的交流 |
| 第二章 粪塘的新生与庄稼的死亡 |
| 一、庄稼的丰收 |
| (一)苦荞的收割 |
| (二)打苦荞 |
| (三)苦荞的保存与加工 |
| (四)其他作物的丰收 |
| 二、粪塘的新生 |
| (一)粪塘的修整 |
| (二)粪塘的新生 |
| 三、火把节:尝新、祈福与驱虫 |
| (一)火把节的尝新仪式 |
| (二)火把节驱虫与祈福 |
| 第三章 粪塘的孕育与土壤的养育 |
| 一、粪塘的孕育 |
| (一)粪便的收集 |
| (二)秸秆的堆积 |
| (三)松针的加入 |
| (四)肥料的发酵 |
| 二、土壤的养育 |
| (一)犁地 |
| (二)牲畜圈地 |
| 三、彝族年:嫁、娶与成年礼 |
| (一)彝族年:社会的成熟 |
| (二)彝族女性的成年礼 |
| (三)彝族婚礼:嫁与娶 |
| 第四章 粪塘的死亡与庄稼的新生 |
| 一、粪塘的死亡 |
| (一)粪肥制作 |
| (二)肥料的分类 |
| (三)运输肥料 |
| 二、庄稼种植与施肥 |
| (一)苦荞的种植 |
| (二)洋芋的种植 |
| (三)其他作物的种植 |
| 三、三月三:丰产仪式与春耕 |
| (一)三月三与二月八 |
| (二)丰产仪式与春耕 |
| 第五章 被威胁的粪塘 |
| 一、化肥:粪塘生命的威胁者 |
| (一)化肥的进入 |
| (二)洋芋公司 |
| 二、城市化:人与粪塘的割裂者 |
| (一)人口移动 |
| (二)卫生革命 |
| 三、粪塘的适应:传统与现代并行 |
| (一)农家肥与化肥的混用 |
| (二)有机肥的市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后记 |
（4）儒家工夫论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趋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儒家工夫论探源 |
| 2.1 夏商周时期德意识的初步建立 |
| 2.1.1 “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
| 2.1.2 “敬天保民”的德政落实 |
| 2.1.3 “礼乐教化”的道德实践 |
| 2.2 先秦时期工夫论的基础奠定 |
| 2.2.1 积学 |
| 2.2.2 践行 |
| 2.2.3 践形 |
| 3 儒家工夫论基本依据 |
| 3.1 理 |
| 3.1.1 天地根本之理 |
| 3.1.2 具体事物之理 |
| 3.1.3 社会伦理之理 |
| 3.1.4 人性本质之理 |
| 3.2 仁 |
| 3.2.1 仁的本质: 生生之理 |
| 3.2.2 仁的表现: 万物一体 |
| 3.2.3 仁的实践: 道德来源 |
| 3.3 气 |
| 3.3.1 气一元论 |
| 3.3.2 气化之道 |
| 3.3.3 气之于人 |
| 3.4 心 |
| 3.4.1 心分体用 |
| 3.4.2 心之本体 |
| 3.4.3 心之发用 |
| 4 儒家工夫论具体修持 |
| 4.1 修持条目 |
| 4.1.1 立志为圣 |
| 4.1.2 读书明理 |
| 4.1.3 深研于理 |
| 4.1.4 自省克己 |
| 4.2 修持核心 |
| 4.2.1 主静 |
| 4.2.2 居敬 |
| 4.2.3 执中 |
| 4.2.4 寻乐 |
| 5 儒家工夫论的目的—“悟 |
| 5.1 “悟”的定义 |
| 5.1.1 “悟”的传统探源 |
| 5.1.2 “悟”与体认工夫 |
| 5.1.3 “悟”与直观体认 |
| 5.2 “悟”的阶段性表现 |
| 5.2.1 初悟 |
| 5.2.2 圆悟 |
| 5.2.3 化悟 |
| 5.3 “悟”的效用 |
| 5.3.1 养生 |
| 5.3.2 开智 |
| 5.3.3 善了生死 |
| 6 儒家工夫论的局限性与现代价值 |
| 6.1 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 |
| 6.1.1 以私德为本的局限 |
| 6.1.2 对社会生产的制约 |
| 6.1.3 对文艺创造的限制 |
| 6.2 儒家工夫论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6.2.1 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 |
| 6.2.2 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 |
| 6.2.3 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 |
| 6.2.4 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吉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宗庙祭祖所用乐歌与文辞 |
| 一、殷商族的祭祖乐歌 |
| 二、周王朝的祭祖乐歌 |
| 三、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 |
| 四、烝祭所用乐歌 |
| 五、祭祖仪式与祝嘏辞 |
| 六、高禖祭祀与诗歌 |
| 第二节 祭天典礼所用诗文 |
| 一、南郊祭天所用诗文 |
| 二、明堂祭文王以配上帝 |
| 第三节 天子巡守祭山川所用乐歌 |
| 第四节 农事典礼所用诗文 |
| 一、周王祈、报社稷所用乐歌 |
| 二、蜡祭所用乐歌 |
| 三、先农祭祀及祝辞 |
| 第二章 嘉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燕飨仪式与诗歌 |
| 一、燕礼、飨礼所用乐歌 |
| 二、无算乐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
| 第二节 天子登基典礼所用诗文 |
| 一、武王登基典礼所用诗文 |
| 二、周公摄政称王的仪式 |
| 三、成王登基典礼所用乐歌 |
| 四、康王登基典礼所用文辞 |
| 第三节 昏冠之礼所用文辞 |
| 一、冠礼所用文辞 |
| 二、昏礼所用文辞 |
| 第四节 射礼所用诗文 |
| 一、射礼等级与所用乐歌 |
| 二、投壶所用诗文 |
| 三、逸诗《狸首》考证 |
| 第五节 落成仪式及其所用诗文 |
| 一、落成礼的仪式仪节 |
| 二、落成礼所用诗文 |
| 第六节 封建册命之礼与命书 |
| 一、封建诸侯与命书 |
| 二、册命大臣与命书 |
| 第三章 军礼与文学 |
| 第一节 誓师仪式与散文 |
| 一、西周前的誓师之辞及其真伪: |
| 二、西周誓师仪式与散文 |
| 三、春秋时期的誓师之辞 |
| 四、军令 |
| 第二节 献俘礼所用文辞 |
| 第三节 饮至礼与诗歌 |
| 一、天子饮至礼与清华简《耆夜》 |
| 二、诸侯饮至礼与《鲁颂·泮水》 |
| 三、天子飨有军功将帅与所用诗歌 |
| 第四节 田猎仪式与诗文 |
| 一、大田礼所用乐歌 |
| 二、马神祭祀与马禖祝辞 |
| 三、田猎祝辞 |
| 第四章 朝觐会同仪式与诰誓 |
| 第一节 聘觐之礼与礼辞 |
| 一、聘礼礼辞 |
| 二、觐礼礼辞 |
| 第二节 西周前的诰誓号令 |
| 第三节 周代朝觐会同之礼与文辞 |
| 一、朝觐会同的仪式 |
| 二、周王的诰誓号令 |
| 第四节 三朝制度与文学 |
| 一、周王的治朝与诗歌、诰令 |
| 二、诸侯国的外朝与内朝 |
| 第五章 祝盟与文学 |
| 第一节 祝祷仪式与文辞 |
| 一、祷旱仪式与祝祷辞 |
| 二、祷灾仪式与祝辞 |
| 三、祷疾仪式与祝辞 |
| 四、祷兵仪式与祝辞 |
| 五、祷梦仪式与祝辞 |
| 六、祖道仪式与诗文 |
| 第二节 盟誓仪式与文辞 |
| 一、盟誓仪式 |
| 二、西周的盟誓之辞 |
| 三、春秋时期的盟誓之辞 |
| 四、战国时期的盟誓之辞 |
| 五、私誓 |
| 第三节 法律仪式与狱讼文辞 |
| 一、诉讼仪式与誓辞 |
| 二、听狱与诉讼辞 |
| 第六章 占卜仪式与文辞 |
| 第一节 卜筮仪节 |
| 第二节 命龟、命筮之辞 |
| 一、甲骨卜辞中的命龟辞 |
| 二、两周时期的命龟、命筮之辞 |
| 第三节 占卜仪式中的繇辞、兆辞和解说辞 |
| 一、《周易》中的繇辞及解说辞 |
| 二、《周易》之外的繇辞与占辞 |
| 第七章 楚地祭祀仪式与《九歌》 |
| 第一节 天神祭祀与乐歌 |
| 一、祭祀上帝的乐歌《东皇太一》 |
| 二、日神祭祀与《东君》 |
| 三、雨神祭祀与《云中君》 |
| 四、司命神的祭祀乐歌 |
| 第二节 地只祭祀与乐歌 |
| 一、湘水神的祭祀乐歌 |
| 二、山神的祭祀乐歌 |
| 三、河神的祭祀乐歌 |
| 第三节 人鬼祭祀与送神曲 |
| 一、祭兵死者与《国殇》 |
| 二、送神曲《礼魂》 |
| 第八章 丧礼与诗文 |
| 第一节 临终顾命之仪与文辞 |
| 第二节 招魂仪式与诗歌 |
| 第三节 丧礼所用诗文 |
| 一、诗歌 |
| 二、诔文 |
| 三、讣辞、吊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先秦仪式文学作品集 |
| 作者简历 |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上) |
| 第一节 白话新诗与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 |
| 一、“诗界革命”的影响 |
| 二、意象派的影响 |
| 三、新诗运动倡导者的选择 |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和深化 |
| 一、闻一多“幻象”论对胡适“影像”论的深化 |
| 二、象征派意象诗学的勃兴 |
| 三、意象美学研究的自觉 |
| 第二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下)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生活意象论的崛起 |
| 一、艾青的“生活感觉”意象论 |
| 二、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 |
| 第二节 九叶诗派的意象论 |
| 一、唐湜的“诗质”意象论 |
| 二、袁可嘉的“类型意象”论 |
| 第三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倾向 |
| 第一节 意象的“贵意”传统与“意” |
| 一、意象的“贵意”传统：言意之辩 |
| 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性 |
| 一、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之“意” |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的原因 |
| 第四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倾向 |
| 第一节 中西“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一、中国古代“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二、西方“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性 |
| 一、“尚象”之“象”的形象性 |
| 二、“尚象”之“象”的象征性 |
| 三、“尚象”之“象”的变动性 |
| 四、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尚象”的原因 |
| 第五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与批评论 |
|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 一、“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 |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 三、营造意境：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创构的审美追求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批评论 |
| 一、意象批评的过程及心理活动 |
| 二、意象批评需具备的个人能力 |
| 三、20世纪前期意象批评兴起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唐卡神圣性的建构与解构 ——非遗视角下的唐卡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田野范围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非遗视角下的唐卡属性探究 |
| 第一节 《公约》语境下的唐卡保护 |
| 一、唐卡保护的现状分析 |
| 二、对唐卡“大热”的思考 |
| 第二节 唐卡的“神圣性”与《原则》中的“本真性” |
| 第二章 唐卡的属性解析 |
| 第一节 唐卡的精神母题 |
| 一、藏传佛教与密宗 |
| 二、唐卡图像的出处 |
| 三、唐卡圣像的意义 |
| 第二节 佛像的意义 |
| 第三节 作为宗教艺术的唐卡 |
| 一、宗教艺术的界定 |
| 二、宗教艺术中的神圣性 |
| 三、以唐卡为例的宗教艺术保护 |
| 第三章 唐卡“神圣性”的建构 |
| 第一节 佛的骨骼 |
| 一、唐卡的量度概述 |
| 二、量度对唐卡神像的建构 |
| 三、量度之美 |
| 第二节 佛的身色 |
| 一、画佛的“技艺” |
| 二、唐卡色彩的神圣性象征 |
| 三、唐卡图像中的神圣“符号” |
| 第三节 绘画唐卡的仪式 |
| 一、绘画中的仪轨 |
| 二、画师、仪式与图像的转换 |
| 三、仪式在唐卡绘画中的意义 |
| 第四节 被膜拜的唐卡 |
| 一、作为“装藏”的圣物 |
| 二、开光与供奉 |
| 第四章 唐卡“神圣性”的解构 |
| 第一节 解构之因 |
| 一、藏族社会的现代化变迁 |
| 二、淡化的宗教信仰 |
| 三、画师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被歪曲”的唐卡 |
| 一、画面形态的变化 |
| 二、仪式的隐退 |
| 第三节 “商品化”的唐卡 |
| 一、“供与施”的精神交换 |
| 二、唐卡的“象征性价值” |
| 三、唐卡的商品化 |
| 第四节 唐卡的世俗化——写实唐卡的个案分析 |
| 一、安多强巴与“写实唐卡” |
| 二、唐卡的“创新” |
| 三、唐卡的“边界” |
| 第五章 唐卡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唐卡在当代的传承 |
| 一、保有“神圣性”的传承 |
| 二、对唐卡“文化空间”的重建 |
| 第二节 唐卡“社区”身份的重构 |
| 一、“社区”的释义 |
| 二、唐卡社区的职责 |
| 三、社区在唐卡实践中的意义 |
| 第三节 对唐卡嬗变问题的探讨 |
| 第四节 唐卡的发展 |
| 一、神圣性的旨归 |
| 二、神圣性的存续与再创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附录7 |
| 附录8 |
| 附录9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生命崇拜与仫佬族民歌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天”意象与仫佬族天人关系 |
| 第一节 “风流大过天”——平等相通的天人关系和天命观 |
| 第二节 浑沌——仫佬族人天命观形成的思维基础 |
| 第三节 “游”的生活方式与“天大地大”宇宙观 |
| 第二章 太阳意象与光明、黑暗意识 |
| 第一节 畏黑、惧死——太阳意象折射出的黑暗意识 |
| 第二节 黑暗意识的其他表现 |
| 第三节 黑暗意识的发生学解释 |
| 第四节 仫佬族民歌黑暗意识的审美表达 |
| 第三章 雷意象的生命内涵 |
| 第一节 雷声即生命 |
| 第二节 雷神的生死二重性 |
| 第四章 花草意象与忧生意识 |
| 第一节 人与花草的生命异质同构 |
| 第二节 以花草喻忧生意识的具体表现 |
| 第三节 仫佬族人忧生意识的成因 |
| 第四节 耍风流——仫佬族人忧生情结的解脱之道 |
| 第五章 缺失体验与水意象的壮美 |
| 第一节 水意象的壮美 |
| 第二节 缺失生命体验与自然观 |
| 第六章 “门”意象作为对生命美的向往 |
| 第一节 出门——逃离父权制空间 |
| 第二节 进门——父权制空间向生命空间的转化 |
| 第三节 出阁——生命的再塑造 |
| 第四节 “门”意象的生命内涵与仫佬族原始宗教信仰有关 |
| 第七章 桥意象与灵魂观念 |
| 第一节 架桥引魂 |
| 第二节 过桥渡魂 |
| 第三节 走桥固魂 |
| 第四节 仫佬族人的灵魂观念与形成原因 |
| 第八章 大路白连连——生命通达的隐喻 |
| 第一节 走坡即耍风流 |
| 第二节 通达生命观的生命内涵 |
| 第三节 “游”生活方式的再思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六节 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小麦种植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 一、气候条件及水资源情况 |
| 二、地形特征及土壤选择 |
| 三、各地小麦种植的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环境 |
| 一、人口数量剧增 |
| 二、人均耕地锐减 |
| 三、赋税的征收 |
| 第三节 小麦土宜认识及应用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的区域分布 |
| 第一节 陕西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一、陕北高原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二、关中平原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第二节 山西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一、山西西北部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二、山西东南部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三、山西汾河谷地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第三节 河南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一、豫西、豫南山地丘陵盆地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二、豫中豫东平原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三、豫北山地台地丘陵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第四节 山东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一、鲁西、鲁西北、鲁西南平原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二、山东半岛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三、鲁中、鲁南山地丘陵小麦种植区域分布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技术 |
| 第一节 整地及保墒技术 |
| 一、耕地及其要求 |
| 二、麦田整地及保墒 |
| 第二节 选种用种与播种技术 |
| 一、选种用种 |
| 二、播种技术 |
| 第三节 田间管理 |
| 一、中耕锄草(锄麦) |
| 二、灌溉 |
| 第四节 小麦收割 |
| 一、各地的收割时令 |
| 二、小麦的收割技术 |
| 第五节 小麦的碾打及贮藏方法 |
| 一、碾打 |
| 二、贮藏 |
| 第六节 小麦的加工与利用 |
| 一、小麦的加工 |
| 二、小麦加工技术的历史演进 |
| 三、小麦的利用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形成了以小麦生产为核心的种植制度 |
| 第二节 小麦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
| 一、小麦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主食 |
| 二、小麦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赋租税来源 |
| 第三节 文化影响 |
| 一、饮食文化 |
| 二、面食与节庆民俗 |
| 三、面食与人生礼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四月在愚人船（论文提纲范文）
| 2.“左拇指”的由来 |
| 5. 画师、热气球与麻风病 |
| 6. 冲突的色彩 |
| 7. 小丑归来 |
| 9. 不眠的船首像 |
| 1 1. 塔塔罗斯的视界 |
| 1 2. 他们是谁 |
| 1 3. 另一艘方舟 |
| 1 4. 发现宝藏 |
| 1 5. 大学者与幽灵 |
四、草木樨种前为什么要进行种子处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D]. 于沁可. 山东大学, 2020(01)
- [3]小凉山沙村彝族粪塘的社会生命研究[D]. 王勇.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8)
- [4]儒家工夫论引论[D]. 王瑜.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5]先秦仪式文学纂辑与研究[D]. 蔡雨彤. 浙江大学, 2019(01)
-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唐卡神圣性的建构与解构 ——非遗视角下的唐卡属性研究[D]. 高斯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8]生命崇拜与仫佬族民歌意象研究[D]. 吴静. 暨南大学, 2019(12)
- [9]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及其影响研究[D]. 田海涛.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8)
- [10]四月在愚人船[J]. 曾铮. 作家,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