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八九年世界各国首脑级人物变动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吕晶[1](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认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杨涛[2](2012)在《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文中研究说明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领域为主要活动空间,积极赞襄北洋与东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与实践者,为早期现代化和北洋集团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求新、务实、敢为的作风,并体现了积极扞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倾向共和,为南北统一、颠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劳。对推进铁路事业、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并深远影响着民初的铁路事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交通系领袖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交通业方面,其经济政策主要倾向为国有化问题。如路政方面推行商办铁路国有、借债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铁路事业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为促进国有铁路营运、管理、建设、财会制度的发展,则以统一路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为手段。在电政方面则颁布有《电信条例》,明定国有原则,在管理上分设电政管理机构。在邮政上,设立电政管理区,废除驿站,打击民信局和客邮,厘定邮政司与帛黎之间的关系。航政方面则更激烈地表现为轮船招商局的官办与商办之争。这说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从实际效果看,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交通领域对促进四政的发展、改观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铁路、电信与邮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发展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对中交二行的控制权。在他们努力下,中交二行实际取得国家银行地位,形成复杂中央银行制度,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公债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为财政清理与统一奠定基础。但其政策中充满了金融与财政杂糅特点,发行公债与垫款即为突出表现。但相对于后者,前者对民初财政好转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后者不仅对中交二行的官办方向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以反对停兑为表现,促成二行向商办化转型。此外,中行归部直辖,中交合并风潮也是金融与财政政策杂糅的体现。同时交通系领袖还举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垄断邮政储蓄业务。在交通系领导下,中交二行也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挹注作用,特别体现在一战爆发后对缫丝业的支持;同时成立具有金融投资公司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抵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侵夺;积极参与上海银业公会这一新型金融组织的活动。在币制方面,梁士诒、周自齐、吴鼎昌等积极帮助袁世凯推行币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整理各省滥币,筹划币制借款,推广袁头币,统一铸权,力主银本位制,设立平市官钱局等。币制改革为此后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在财政税收方面,周自齐、梁士诒等首先帮助袁世凯加强财政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实行中央专款制度,各省财政事权收归中央,出台各种考成条例等。在具体理财办法上,二人都反对举借外债,但迫于财政现状而不得已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举债时间、借款额、利息、附带条款等方面注意减少主权损失;进行官产清理,这一方面具有消极性,即保守的弥补财政目的,但也有促进垦荒,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力主举办官业,对官矿业、官农业的扩大以及商业专卖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交通系领袖还积极整理旧税,特别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赋、牙税、当税等,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并因此与保守派和袁世凯产生矛盾;他们注意制度创新,如举办预算,在会计、审计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税制,如印花税、营业税等。交通系的税制整理体现了扩充财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适应财政、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周自齐、梁士诒还积极筹划关税谈判,特别是对常关税进行改革,并统一关税管辖权,其意义十分重大。周自齐、梁士诒与张弧还推行盐政改革,以统一盐政机关、整齐税率、施行商运、剔除耗斤、先税后盐、制造精盐、争取盐余为最有意义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学熙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实业政策上,周自齐、朱启钤、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农、林、商、工、矿等各部门,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敏感、重大问题,如矿业管理、垦务、清丈、博览会举办、企业专办问题等等。在垦务、矿业、地质调查、农业改良、林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特别肯定的。交通系经济政策具有财政本位、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倾向、专业技术化特征。在清王朝与南京政府之间,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续,具有体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来许多致力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集团一样,在涉及财政与经济发展,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仍未能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满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满了矛盾性。特别是交通系将其经济政策的成败与否,财政经济政策推行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袁世凯这一政治强人身上,寄望于一个威权政府的建立,并将其经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与袁世凯的集权统治结合于一。这就决定了其经济政策中的良莠杂糅,新旧杂糅,也决定了交通系这一集团经济政策的根本属性与作用,决定了这一集团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
李晓晨[3](2017)在《《东亚联盟》杂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亚联盟论”是构建“东亚地域共同体”的理论范式。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它被提起并被加大力度宣传,成为日本殖民者扩大侵略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那么,这一思想的构建者是谁、作为理论指导实践的“东亚联盟运动”在亚洲地域的开展情况如何、作为这一理论思想的舆论阵地《东亚联盟》的刊文情况又是怎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厘清与深入探究。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论将以《东亚联盟》杂志为核心,探讨杂志出台的背景、主编阵容、刊行内容、战败前后的经营现状以及对日本本土和中国的影响等,以期归纳总结出日本殖民侵略的文化策略及本质。《东亚联盟》月刊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由总部设在东京的东亚联盟协会所刊行的机关杂志。它服务于东亚联盟运动,是东亚联盟思想的宣传阵地。1939年11月《东亚联盟》杂志于东京发行创刊号,至1945年10月出版发行第七卷三号后终刊,共发行66册。在日本侵华战争长期化的形势下,《东亚联盟》大肆张扬以东亚联盟思想为主体、以东亚联盟论所提出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等结成条件为依据,在石原莞尔设想的“最终战争论”中,幻想着打败美国以称霸世界,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刊物。《东亚联盟》在二战时期不仅仅在日本出版发行,在中国境内与日本殖民者所勾结的部分伪政权也组建了东亚联盟协会,并刊行了同名的《东亚联盟》月刊杂志。例如,在汪伪政权的宣传和控制下,同一时期中国国内也发起了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作为二战时期宣传东亚联盟论,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东亚新秩序,助推法西斯体制最终形成的政治传播产物,是研究伪满洲国问题、近代东亚关系问题、以及日本法西斯体制形成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鉴于学界对《东亚联盟》尚未进行系统梳理及尚未深入挖掘其刊载的内容,因此本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战后日本学界对《东亚联盟》的关注,以柏书房株式会社于1996年6月25日发行的《东亚联盟》复刻版为代表,共17册。卷首语由早稻田大学的小林英夫撰写,卷尾附上了东亚联盟协会成员武田邦太郎的“寄语”,以供研究者借鉴。17册复刻版《东亚联盟》,是笔者展开深入研究所仰赖的基础文献资料。同时,本论还将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学界和出版界重新翻刻该杂志的动机与意义等问题。重新翻刻是否与当时东亚地区已初见端倪的“东亚共同体论”有着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解读,应该是本论的现实意义。本文构成大体如下:首先,聚焦《东亚联盟》的核心指导思想以及刊物的灵魂人物石原莞尔。由于“东亚联盟论”和石原莞尔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杂志的宣传基调和最终走向,因此本论将以石原莞尔的思想为核心,探究《东亚联盟》最终出台的时代背景。其次,围绕《东亚联盟》的主要内容及核心政治思想展开研究,探讨杂志刊载的文章所表现出的“王道观”、“满洲观”、“亚洲观”和“国防观”等,揭露这些论调的侵略本质。第三,围绕杂志的女性投稿人及其文章,探讨女性作者的文章增加的原因、女性参与者的作用及其所发表的文章与帝国殖民思想发生对接的方式方法等。尤其是,重点对东亚联盟协会女性成员代表小泉菊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寻女性成员在东亚联盟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第四,探讨《东亚联盟》杂志的后期面貌。本章主要以战败后《东亚联盟》杂志的载文内容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探讨临时号与双月合刊号出现的原因、东亚联盟人眼中的日本战败以及杂志终刊与东亚联盟协会解体等问题。第五,探讨《东亚联盟》杂志在日本本土与中国的影响。文章将中日两国发行的同名《东亚联盟》杂志进行对比和分析,探究战时两版杂志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和意义。与此同时,关注20世纪90年代复刻版的发行所折射出的国际关系问题。在结语部分,文章强调指出:(1)《东亚联盟》的“东亚”作为地缘政治的范畴,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渗透而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伴随着日本冠以共荣、复兴、联盟等概念的传播,蕴藏着沉痛的战争记忆。(2)《东亚联盟》的“东亚”给本文的研究拟定了空间范围。“东亚联盟”是石原莞尔打着超越战争和分裂,建立和平、共存共荣的幌子,构建的一种政治理论。(3)《东亚联盟》的“联盟”带有地域共同体色彩。本论明确了《东亚联盟》所折射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以武力威胁为主,思想腐蚀为辅,对周边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和攫取的理论。从创新角度而言,文章对《东亚联盟》主体内容的分析整理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所没有涉及的。同时,关注《东亚联盟》的女性参与者及其作用,对小泉菊枝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女性成员在东亚联盟协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本论的一个亮点。对《东亚联盟》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的影响,以及复刻版刊行时间节点的分析和考察,及其所折射出的国际关系走向问题所展开的论述,都是目前国内相关领域尚未发掘或尚未完整发掘的部分。在研究方法上,论文涉及到历史学、军事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因此采用了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虽然如此,本文在大原则上基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南,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对全文进行整体把握。本文的研究只能说是抛砖引玉,论文中定有诸多不足之处,期望得到学界专家的批评指正。本论是笔者对《东亚联盟》研究的开始。在不久的将来,笔者将继续围绕《东亚联盟》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并希望自己在这一问题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
李永春[4](2003)在《《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文中研究指明《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分化最为剧烈的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也简称“少中”)的机关刊物,自1919年7月创刊到1924年5月停刊,先后延续了近六个年头。而这一时期正是近代中国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想林林总总蜂拥而入,与中国社会变革相顺应,交错迭起,争持消涨,迅起迅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或留学欧美研究西方社会思潮,或在国内研究、实施(验)各种主义,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少年中国》月刊成为他们研究学理、传播主义的机关。因此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以《少年中国》月刊为底本来观照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进而探析五四时期传媒(报刊)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本文的第一章对近七八十年来《少年中国》的研究概况进行艰难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拓展《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研究的方法与思路。第二章对《少年中国》月刊的缘起、宗旨、编辑发行、稿源、作者群与读者群、栏目设置及其变化,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其中运用了比较史学、计量分析、实证研究、考证等史学研究方法,力争深入剖析月刊的基本状况,为下一步对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由此折射少年中国学会与《少年中国》月刊的互动关系,以及《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的相互关系。 本文的重点在考察少年中国学会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关系。鉴于少年中国学会在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等方面的努力趋向及其影响,《少年中国》月刊不仅是国家主义思潮、妇女解放思潮、社会主义思潮、非基督教思潮及工读互助主义思潮等的真实写照,而且也对以上各思潮的兴起或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限于时间、精力及篇幅,本文选择最能代表学会特点的工读互助主义、国家主义及非基督教思潮作较重点的剖析。 第三章之所以择取国家主义教育作考察,一是因为学会活动与事业注重于实业与教育,因而会员特别注重教育救国,或表同情于或极力鼓吹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二是作为由学会孳生出来的国家主义派,在“少中”内部尤其在《少年中国》月刊重点讨论的是国家主义的教育,而不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三是学会内部从筹备发起到1923年底都有一种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倾向,但在国家主义教育方面,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会员多持同情态度。本章首先爬梳了近代以来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介情况,以及五四后国家主义思潮化的状况,重点阐析了国家主义的两个来源,以及国家主义教育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变迁。 第四章少年中国学会与非基督教思潮的滥荡,重点疏解了少年中国学会从发起宗教问题讨论到反基督教到反教会教育的转变过程,从而肯定了“少中”在二十年代反宗教运动中“发起者”地位与充当的过渡角色,此外对“少中”运用的反宗教理论工具尤其是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分别进行剖析,以明各种理论在“少中”反宗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对“少中”反宗教思想进行个案分析,以明会员反宗教态度变化及各自特点。 第五章在简单梳理工读互助主义和工读互助运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王光祈及学会倡议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来考察工读互助主义由主义讨论到实践的转变及其意义。最后从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学会内外的反思,来分析工读互助团实验对学会活动趋向乃至学会分化的影响。 第六章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寻了“少年中国”理想的由来及对“少中”的影响,而后解读少年中国学会创造“少年中国”理想的内容、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少年中国”共同理想之下会员理想的歧异及由此而导致的内部争论,故择取宗旨之争、主义之争及政治活动之争三个角度分别考察其对学会分化的影响程度,最后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会员与“少年中国”理想的离合来看各自在“少中”时期思想的复杂转型,以及对“少中”分化的影响。 结语部分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简要剖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与分化问题,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
张安华[5](2015)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李霏[6](2009)在《译着《十九世纪日本对西方音乐的接受》及书评》文中研究表明《十九世纪日本对西方音乐的接受》是塚原康子教授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进行修订后而出版的。本书以在十九世纪的日本为研究对象,运用“音乐活动”这个独特的视角将日本最初接受西方音乐的情况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通过本书,解释说明了大家都抱有的一个疑问,那就是“西方音乐为什么可以在日本扎根并发展起来”。译者书评主要通过本译着与其他同领域着作的比较,来看本书在研究范围、视角、所用史料等方面的特点与价值,并指出了作者原文中尚待商榷之处。最后是笔者的翻译体会和遇到的一些问题。
杨燕江[7](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陈越洋[8](2014)在《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文中指出中阿友好合作源远流长,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建立的全方位合作关系,折射出中阿两大民族从汉武帝时期以来的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友好交往史。这种合作从政治的层面看,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表率,不仅惠及双方,更有利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友好合作的典范。文化交流从深层意义上说,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思想交流、智慧交流;是增进国家间、民族间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对中阿文化交流史的梳理,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增加共识,加强合作,进而提升中阿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具有现实意义;对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发展情况的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落实“走出去”、“引进来”政策,构筑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阿间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对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有力践行,是对西方社会主导的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各自经历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革与转型,中阿文化交流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古代)转衰(近代),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开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阿两大民族在独立战争中建立起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围绕宗教、文学、教育、艺术等文化的各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古代的表层物质交往过渡到文化核心层面的交往和沟通。本文是一项基础性研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运用历史学、史料学、外交学、传播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个案和整体研究相结合进行纵向、横向的研究,对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论文由绪论、正论五章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讲述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并对本论文所指的“文化”概念及论述的时间跨度做一说明;简述研究现状、论文主要的创新点与难点、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正论部分,第一章回顾二十世纪前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主要历史分期。唐宋时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初期繁荣期;元代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伊斯兰在中国普遍传播,阿拉伯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了显着的影响;明清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由传播进入了创造发展阶段,随着穆斯林数量的增加,中国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意识形态得以有机结合。第二章主要研究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朝末期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未使中阿间的交流完全停滞,民国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宗教领域,主要论述回族地位的提高以及回教新文化运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译介情况及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教育研究领域主要论述以成达师范学校为代表的伊斯兰新式教育、民国时期派出的留学生及其对于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所做的贡献、清民时期国人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第三章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万隆会议使得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两次建交高潮。宗教领域主要论述伊斯兰教在新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及伊斯兰学术活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介的原因、译介情况及特点、中国作家创作的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文学作品;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进入高等学府的教学情况、留学生互派工作及学术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频道的开播,电影、艺术团等方面的交流。第四章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至二十世纪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中阿高层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日益丰富。宗教领域主要论述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情况;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的译介情况、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留学生互派情况、中阿教育合作、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文化周与艺术团演出、电影、展览、体育等交流情况。第五章分析了中阿文化交往中的动力,即双方在历史、现实方面存在着悠久的传统与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着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与互补的文化差异;继而分析了阻力,即西方文化霸权的干扰和误导和中阿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产生的误会与矛盾;并对加强中阿文化交流提出三点建言,即文化交流机制化、文化交流途径多元化、文化交流主体队伍专业化。通过以上论述,本文最终得出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三大阶段所各具的鲜明特征,即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回族群体围绕宗教展开的;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政治为导向进行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文化交流价值本身为出发点的。最后,重申了中阿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即有利于双方形成对人类文化的普世情怀,有益于双方运用不同文化的智慧来合力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难题,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马若兰(Maria de la O Moncada)[9](2010)在《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 ——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探讨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层对欧洲整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认知状况,集中考察中共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对欧洲的认知状况,包括其欧洲观的具体内容及纵向沿革。本文的研究覆盖了61年的时间跨度,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于当下本文写作的2010年。这一时间段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几乎完全同步,欧洲的一体化始于1952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立,这两个共同体向来被视为是当今欧盟的前身。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扩展当代“欧洲身份认同”命题的思想视野。为此,论文引入了新的参照系:中国政治领导层眼中的欧洲一体状况。从他们公开的政治演说和讲话中,论文提取了特定的“话语”,并展开专门的深入探讨。鉴于笔者是欧洲人,所以整个论文是以一个欧洲人的特定视角切入,在分析相关的中文文献时,大量引用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资料和论着。本文尽可能借鉴当代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观念框架,从而构建出更为开放的观念场域,便于从更多的角度分析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论构成,具体分为六章。正文部分有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研究新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章采取相同的结构,包括一段简短的引言,对该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概括论述,对该领导人的政治世界观及外交政策定位的回顾,对该领导人的欧洲一体观的深入分析,以及一个小结。第一章回顾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研究的概念框架、研究目标及可行性论证,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第二章研究的是毛泽东对欧洲的认知,将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分为三大主要因素:意识形态的权重,中国近代史经验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经验。在毛泽东看来,欧洲是“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本文探讨了当时欧洲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角色,及其与毛泽东所预期的角色之间的具体差距。毛泽东的欧洲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同时,中欧之间缺乏直接现实的交流途径,这也造成了中国对欧美之间关系的误读。第三章分析了邓小平的欧洲观,首先将邓小平的政治世界观分为三个阶段:“反对苏联霸权的联合阵线”(1977-1982)、独立自主、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政策(1982-1989)及回应国际社会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1989-1992)。邓小平的欧洲观与他的外交政策变动是相关的:在邓小平的执政生涯中,欧洲最初被视为是中国潜在的伙伴,可以在对抗苏联及其他的军事事件中加以联合(1978-1982),随后,邓小平更为务实地看待欧洲,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促进和平的联盟组织,以及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天安门事件是中欧关系的转折点,双方的关系一度极为低落,欧洲向中国施加的压力令邓小平重新谈到欧洲的霸权历史,并将欧洲的干涉称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形式。本章的结论凸显了中国的欧洲观中的“中国中心”视角,以及欧洲的普世主义对中国的欧洲观的影响。第四章探讨的是江泽民的欧洲观。本章首先结合全球化、多极化的历史语境,讨论了江泽民的世界政治观,同时分析了中国对于新的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的主张。本章也探讨了当代中国的“百年国耻”观念背景、“受害者”心态的终结,以及对于自身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国家观念。中欧各领域对话的常规化——欧盟1995年首度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中欧年度高级会晤制度——都增进了江泽民对欧洲的现实了解。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的欧洲观并不完全客观,而是受到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兴起的反西方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本章的结论部分特别探讨了欧洲与美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眼光,并提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并未完全理解其中的差别之处。第五章研究了胡锦涛的欧洲观。本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采用的政治话语的变化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特别考察了中国外交的新趋势。本章结合了中欧作为“形成中的轴心”(2003-2006)的时代关系、“不和谐”(2006-2008)的经贸摩擦,以及令中欧关系降到新世纪最低点的2008年外交危机。本章的结论部分提出,第四代领导人首次以“独立”的眼光看待欧洲,然而中国与欧洲之间在国际秩序及价值观方面依然存在着现实的“不对称性”。结论部分还对中国的“天下”世界秩序观与欧洲的普世主义做了比照与反思。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新中国四代领导人从个人的欧洲观到集体的欧洲观的变迁过程;第二部分,归纳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对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的认知状况;第四部分,总括四代领导人对欧盟身份的认知,特别是对欧洲价值观的理解。
赵保胜[10](2015)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文中认为古史辨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塑。这一运动的爆发,跟自古以来积累的疑古思想资源和近代以来的社会背景有关,而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个人因素也相当重要。这一事件的意义——不管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均包括思想解放和学术范式的探索两个方面。这前者偏重思想史意义,后者注重学术史价值,虽然都已有人论及,但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系统考察尚不多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近现代学术转型和社会变革为经,以顾颉刚等人的学术活动为纬,从二者所交织的网络中对古史辨运动加以考察。全文由绪论、正文、附录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待研究动机、论题旨趣、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资料的使用情况和架构安排等等。正文部分共分如下七章:第一章,主要解决近现代学术如何转型和现代学术范式建立的问题。本章首先对中国之“近代”的特殊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自发的近代”受到“外来的近代”的冲击而形成的“复合的近代”;接着,以这一特殊的近代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为背景,考察近现代学术转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认为这一转型是由整个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共同作用所造成,而胡适等人的启导之功对这一转型的发生有重要作用;之后,对“现代性”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虽然在“现代性”影响下产生的现代学术范式并非完美,而是存在诸多问题,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发生却是必要的,古史辨运动作为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事件,也非可有可无。第二章为“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之发生”。从“自古以来形成的疑古辨伪的思想资源”和“近代以来的中国及其与古史辨运动产生之关系”两方面入手,考察在近现代学术转型背景下,自古就有的疑古思想和清末以来的时代精神(主要是反传统思潮)两方面,对古史辨运动兴起分别起到什么作用。结论认为:如果将疑古思想比作燃料,那么反传统思潮则好比火柴;而疑古思想的累积和反传统精神的弥漫,又进而成为学术转型乃至整个社会之转型的重要动力。第三、四两章分别为“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之“上”与“下”。前者,先究古史辨派如何形成,然后再分别讨论胡适和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影响,以及他们跟古史辨运动的关系;后者,结合时代背景,考察了顾颉刚走上疑古辨伪之路的过程,并对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初的论战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对其中涉及的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作为主将,无论胡适、钱玄同,还是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爆发之初,他们对于自己将要触发的这一场古史论战都没有全盘的计划和周详的考虑。不仅如此,由于学术上准备的不足,顾氏等人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只停留在表面,而未能深入挖掘,故其许多观点不免过激,但其开风气之功实不可没。第五章为“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看古史辨运动之分期”。既然近现代学术转型对古史辨运动的发生、转折以致衰歇的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按照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学术影响的轨迹将古史辨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期,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1923年5月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标志着古史辨运动的爆发,而到了 1940年代中期,古史辨运动作为一场“运动”已经结束。第六章和第七章均为个案研究。两者分别以“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和“古史辨派的《尚书》研究”为个案,透析了古史辨派研究方法对现代学术范式之建立所发生的具体影响。选取这样两个个案,一方面是因为《诗经》和《尚书》在中国传统的经学体系中地位极为重要,也是现代学术各个分支(如文学、哲学、史学等)所要研究的重点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部书跟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是古史辨派核心人物如顾颉刚等人以毕生之力重点研究的对象。以这样的两个个案来展现古史辨运动对现代学术的影响,可收举一反三之效。古史辨派在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都为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附录部分是两篇与正文密切相关的专论,因其可以对正文起到辅翼的作用,故附录于此。
二、一九八九年世界各国首脑级人物变动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九八九年世界各国首脑级人物变动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第三节 谢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2)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学术前史 |
(一)、关于“交通系”的研究现状 |
(二)、关于“交通系人物经济活动与经济政策”的研究现状 |
(三)、余论 |
二 选题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意义 |
(二)、重点、难点和主要学术创新 |
(三)、研究的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
三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第一章 北洋集团的崛起与交通系的形成、发展 |
第一节 交通系主要成员及早期经历 |
一、出身、文化与教育状况 |
二、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密切 |
三、职业经历与社会活动特征 |
四、与北洋集团核心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的关系 |
第二节 北洋、东北新政及辛亥革命中的建树 |
一、在北洋、东北新政中的建树 |
二、辛亥革命中的功勋 |
第三节 交通系主要人物与清末铁路、金融 |
一、控制交通行政权 |
二、收回路权 |
三、革新路政 |
四、创办交通银行 |
五、对铁路国有化的态度 |
第二章 交通系与民初交通四政政策 |
第一节 对交通部及交通行政、事权的控制、影响 |
一、对交通部的控制 |
二、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成立 |
三、利用“二次革命”对路权的进一步控制 |
第二节 交通系与民初铁路 |
一、铁路国有政策的推行 |
二、统一路政 |
三、国有铁路的资产管理制度 |
第三节 交通系与民初的航政、邮政、电政 |
一、电信事业的发展 |
二、邮政事业的重大改观 |
三、航政——轮招局的国有、商办之争 |
第三章 交通系与民初金融政策 |
第一节 对中交二行的控制与影响 |
一、控制中交二行的人事与行政管理权 |
二、对中交二行性质、地位的影响 |
第二节 经理内国公债 |
一、发行内债之必然性 |
二、梁士诒、周自齐力主发行公债 |
三、民三、民四内国公债的募集 |
四、民三、四年内国公债发行成功之表现 |
五、民国五年内国公债的发行 |
六、中交二行与内国公债 |
七、内国公债的消极影响 |
第三节 垫款与中交停兑风波 |
一、1912年——1916年间中交二行垫款情况 |
二、中交第一次停兑风波 |
第四节 交通银行金融业务的广泛开展 |
一、梁士诒与民初交行的经营方针 |
二、交行业务的整理与扩大 |
第五节 其他金融活动 |
一、新华储蓄银行的设立 |
二、通惠实业公司对汉冶萍公司的维持 |
三、对民族工商业的挹注 |
四、发起上海银行公会 |
第六节 交通系与民初币制 |
一、整理滥币 |
二、影响币制改革 |
第四章 交通系与民初财税政策 |
第一节 交通系人物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一、梁士诒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二、周自齐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第二节 对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 |
一、财政部官制修订 |
二、考成条例与征收官交代条例的颁行及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规定 |
三、预算制度的举办 |
四、国地税名目取消与规复解款 |
五、会计与审计制度 |
第三节 外债的举借 |
一、梁士诒与外债举借 |
二、周自齐与外债举借 |
三、对交通系举债的评价 |
第四节 官产、官业政策 |
一、官产、官业问题的形成及北洋政府的最初政策 |
二、交通系与官产、官业处理 |
第五节 整理旧税与施行新税 |
一、整理旧税 |
二、施行新税 |
第六节 盐政改革与海关管理 |
一、盐政改革 |
二、海关管理 |
第五章 交通系与民初农工商政策 |
第一节 农业政策及影响 |
一、农业政策 |
二、大力发展林业 |
第二节 工商业政策及影响 |
一、设立劝业委员会并拟订章程 |
二、对各地商会组织的规范 |
三、商业政策 |
四、工矿业政策 |
结语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东亚联盟》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先行研究概述 |
三、内容与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东亚联盟》的创刊背景 |
一、《东亚联盟》创刊的理论基础 |
(一) 东亚联盟思想提出者石原莞尔 |
(二) 石原莞尔侵华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实践 |
(三) 东亚联盟论的基本内容 |
二、《东亚联盟》的创刊 |
(一) 主编木村武雄的政治立场转变与东方会沿革 |
(二) 办刊初衷与意识形态 |
(三) 东亚联盟论的日本反响 |
三、《东亚联盟》的分期与实践 |
(一) 以木村武雄为执行者的东亚联盟运动 |
(二) 以石原莞尔为核心的东亚联盟运动 |
第二章 《东亚联盟》的主要内容及核心政治思想 |
一、《东亚联盟》概览 |
(一) 期刊数据整理 |
(二) 期刊关注的焦点 |
二、《东亚联盟》所见的“王道观” |
(一) 国体研究家里见岸雄 |
(二) “联盟”思维下的“王道统治” |
三、《东亚联盟》所见的“满洲观” |
(一) “满洲国”的身份确认 |
(二) “满洲国”的存在价值 |
(三) 对“满洲国”的未来规划 |
四、《东亚联盟》所见的“亚洲观” |
(一) 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 |
(二) 汪伪政权的“大亚洲主义” |
五、《东亚联盟》所见的“国防观” |
(一) 石原莞尔的“国防观” |
(二) 战时体制下的国民战争宣传 |
第三章 《东亚联盟》中的女性参与者及其作用 |
一、《东亚联盟》中的女性影响力 |
(一) 女性成员的政治地位 |
(二) 女性成员的主要职能 |
(三) 女性成员的刊文色彩 |
二、小泉菊枝的东亚联盟论宣传 |
(一) 东亚联盟妇人部的核心人物 |
(二) 与石原莞尔并肩同行 |
(三) 小泉菊枝的在满经历 |
三、小泉菊枝的《东亚联盟》生涯 |
(一) 小泉菊枝的载文评析 |
(二) 小泉菊枝的单行本考察 |
第四章 《东亚联盟》的后期面貌 |
一、《东亚联盟》后期刊行状况 |
(一) 《东亚联盟》后期刊行内容 |
(二) 《东亚联盟》临时号的考察 |
(三) 《东亚联盟》双月合刊的考察 |
二、《东亚联盟》的“战败认识” |
(一) 军国主义思维下的日本战败 |
(二) 东亚联盟人眼中的战败 |
(三) 石原莞尔眼中的战败 |
三、《东亚联盟》的终刊 |
(一) 石原莞尔的挣扎 |
(二) 《东亚联盟》的终刊与东亚联盟协会的最终瓦解 |
第五章 《东亚联盟》的时代影响 |
一、《东亚联盟》的日本国内影响 |
(一) 日本文化界的受纳 |
(二) 昭和研究会成员的登场 |
(三) 日本军界的支援 |
二、《东亚联盟》的中国影响 |
(一) 《东亚联盟》所见的中国面孔 |
(二) 《东亚联盟》在中国的“翻版” |
三、《东亚联盟》复刻版发行始末 |
(一) 武田邦太郎对复刻版的寄语 |
(二) 《东亚联盟》周边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石原莞尔年谱 |
附录(二) 中野正刚政治生涯 |
附录(三) 《东亚联盟》投稿人及刊文目录一览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4)《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第一章 《少年中国》研究的回顾 |
一、 《少年中国》研究概况 |
二、 《少年中国》研究综述 |
三、 拓展《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研究的思路 |
第二章 《少年中国》概述 |
一、 《少年中国》的缘起及其变化 |
二、 《少年中国》的宗旨 |
三、 《少年中国》的编辑及其变化 |
四、 《少年中国》的出版发行 |
五、 《少年中国》的稿源 |
六、 《少年中国》的作者群 |
七、 《少年中国》的读者群 |
八、 《少年中国》的栏目及其变化 |
九、 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编译与出版(略) |
第三章 少年中国学会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
一、 西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二、 少年中国学会对国家主义教育态度的转变 |
三、 《少年中国》对国家主义教育的宣传与批评 |
四、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来源 |
五、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
六、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个案分析(略) |
第四章 少年中国学会与非基督教思潮的滥殇 |
一、 少年中国学会关于教徒入会的讨论 |
二、 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
三、 少年中国学会反宗教的基本主张 |
四、 少年中国学会反宗教的理论工具 |
五、 少年中国学会反宗教思想的个案分析 |
第五章 少年中国学会与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略) |
一、 工读互助主义研究概况 |
二、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小组织”讨论 |
三、 王光祈与工读互助团的试验 |
四、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工读互助团之关系 |
五、 对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反思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 |
第六章 “少年中国”理想的幻灭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 |
一、 近代以来的“少年中国”理想 |
二、 少年中国学会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 |
三、 宗旨主义之争与学会分裂的危机 |
四、 活动问题之争持与少年中国运动的终结 |
五、 从少年中国学会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转型(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5)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对象 |
1、中国传统造型艺术 |
2、对外传播 |
三、研究现状 |
1、国外相关研究 |
2、国内相关研究 |
3、对现状的思考及研究难点 |
四、研究方法与意义 |
1、研究方法 |
2、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历史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一、先秦——对外传播的最初尝试 |
二、汉唐——对外传播的陆路繁盛 |
三、宋元——对外传播的海路繁盛 |
四、明清——对外传播的高潮衰退 |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一、晚清——被动对外传播的高峰 |
二、晚清民国——中国的主动对外传播 |
第三节 当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 |
一、新中国——对外传播的崭新起点 |
二、文革——对外传播的曲折发展 |
三、改革开放——对外传播走向繁荣 |
第二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 |
第一节 审美动因 |
一、艺术创作是面向他者的审美创造 |
二、艺术作品是召唤他者的审美对象 |
三、艺术接受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 |
第二节 文化动因 |
一、思想依靠艺术传播来传达 |
二、宗教借艺术传播宣扬教义 |
三、风俗习惯带动艺术的传播 |
第三节 政治动因 |
一、艺术家个人政治责任 |
二、国家文化外交的手段 |
三、文化软实力竞争需要 |
第四节 经济动因 |
一、艺术职业收益的需要 |
二、对外文化贸易的推动 |
三、经济地位提升的要求 |
第三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 |
第一节 艺术媒介 |
一、艺术媒介的形态 |
二、媒介演进与艺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第二节 人际传播 |
一、艺术的人际传播方式 |
二、艺术的展示传播方式 |
第三节 印刷传播与影视传播 |
一、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 |
二、艺术的印刷传播方式 |
三、艺术的影视传播方式 |
第四节 网络传播 |
一、艺术的网络传播方式 |
二、艺术的综合传播方式 |
第四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 |
第一节 展示路径 |
一、艺术品外展 |
二、开放性展示 |
第二节 市场路径 |
一、画廊的展销 |
二、艺术品拍卖 |
三、艺术博览会 |
第三节 收藏路径 |
一、博物馆收藏 |
二、私人的收藏 |
第四节 教育路径 |
一、来华留学教育 |
二、海外艺术教育 |
第五节 旅游路径 |
一、文化遗产地旅游 |
二、旅游纪念品销售 |
第六节 艺术路径 |
一、借助传统表演艺术传播 |
二、依靠现代设计艺术传播 |
第五章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 |
第一节 受众意识的增强 |
一、审美意识的增强 |
二、批评意识的增强 |
三、研究意识的增强 |
第二节 艺术创作的仿效 |
一、东亚造型艺术的全盘“唐化” |
二、欧洲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格 |
三、现当代西方艺术的中国基因 |
第三节 文化软实力提升 |
一、中国艺术品海外影响力提升 |
二、中国艺术家国际知名度提升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1976-2014年兵马俑外展一览表 |
附录B 2003-2004年法国“中国文化年”重点艺术展览项目 |
附录C 全球中国艺术藏品丰富的收藏机构一览表 |
附录D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主要学者及着述 |
附录E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研究中国书法的主要学者及着述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6)译着《十九世纪日本对西方音乐的接受》及书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前言 |
绪论 日本音乐史上的近代和西方音乐 |
第一章 宇田川榕庵对西方音乐的研究 |
前言 |
第一节 宇田川榕庵音乐方面的资料 |
第二节 宇田川榕庵的音乐用语 |
第二章 明治初期各种仪式中的西方音乐导入过程 |
前言 |
第一节 天皇出巡 |
第二节 外交活动 |
第三节 宫廷中的活动 |
第四节 新式典礼 |
第三章 海军军乐队传习西方音乐的过程 |
前言 |
第一节 幕府末期的西洋式军乐——鼓笛乐和信号喇叭 |
第二节 明治初年的海军军乐队 |
第三节 第一任军乐教师芬顿 |
第四节 明治十年代的海军军乐队 |
第四章 式部寮伶人传习西方音乐的过程 |
前言 |
第一节 明治维新前后的雅乐界——从乐人到伶人 |
第二节 开始传习西方音乐 |
第三节 西方音乐传习的扩大 |
第五章 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音乐活动 |
前言 |
第一节 明清乐的传承 |
第二节 从奏乐情况看明清乐的音乐活动 |
第三节 从谱本的刊行情况看明清乐的音乐活动 |
第四节 总结和考察 |
终章 |
第一节 西方音乐的音乐活动形成过程 |
第二节 接受吸纳明清乐和明清乐音乐活动的形成过程 |
第三节 西方音乐和明清乐的比较 |
结尾—对今后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索引 |
书评 |
引言 |
一、内容概要 |
二、本着作的特点与价值 |
(一) 本课题的萌发 |
(二) 研究对象的慎重选择 |
(三) 独特视角 |
(四) 史料 |
三、有待商榷之处 |
四、翻译心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7)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概念界定 |
(三)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关于民国及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研究 |
(二) 关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对西南联大本身的研究 |
(三) 关于西南联大管理的研究 |
(四) 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基本内容与结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背景论 |
第一节 历史渊源:云南的革命传统与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一、云南省革命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渲染 |
二、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使命粘合 |
第二节 地理环境:办学的地理区位与便利的科研条件 |
一、云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的丰富性 |
二、战时云南战略地位的增强和文教氛围的提升 |
第三节 战事激发:三大学的忍辱内迁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一、国民政府对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战时内迁部署 |
二、日军惨无人道轰炸所激起的知识分子抗战到底的决心 |
三、北大、清华、南开“南渡”的抱负及发奋图强的信念 |
第四节 政治氛围: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变动形成的管理空间 |
一、龙云与蒋介石间复杂关系演变为西南联大管理创造中间地带 |
二、云南地方与国民政府相互角力为西南联大管理赢得宽松环境 |
小结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要素论 |
第一节 机构设置——西南联大组织系统构架 |
一、西南联大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置 |
二、西南联大的主要职能部门设置 |
三、西南联大的教学主体院系设置 |
四、西南联大的其他相关机构设置 |
第二节 人力资源——“三常委”及教授群体 |
一、西南联大管理中“三常委”领导特质 |
二、西南联大管理中教授群体特点的分析 |
第三节 财物资源——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 |
一、西南联大的经费预算及主要来源 |
二、西南联大的师生规模及维系成本 |
三、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及图书仪器 |
第四节 时空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 |
一、时间资源:西南联大各机构负责人管理时间分析 |
二、空间资源:对昆明、蒙自、叙永校址选择的考量 |
小结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关系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
一、西南联大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系 |
二、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政府的关系 |
第二节 西南联大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关系 |
一、共同开展教师聘用:混搭式的教师人事编制 |
二、共同承担教师薪酬:互助式的教师薪酬发放 |
三、共同进行学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分类管理 |
第三节 西南联大内部组织机构间的关系 |
一、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 |
二、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分掌日常行政和学术事务 |
三、教务、总务、训导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 |
四、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 |
第四节 “学校-教授-学生”三重关系构建 |
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严管与关怀并举 |
二、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育和关照并用 |
三、学校与教授的关系:救济与支持并行 |
第五节 学生学术与社会相关联的制度安排 |
一、形式多样的学生实习与就业 |
二、以国防需求为导向服务社会 |
三、多层次的学生社会调研安排 |
四、学生学术及课外活动的规范 |
小结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特征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产生形式 |
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继承性 |
二、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创新性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显着特征 |
一、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 |
二、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 |
三、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 |
四、机构负责人管理与学术工作的交互 |
第三节 “制度—人—文化”的有机统一 |
一、制度设计:规范的精细管理 |
二、人的作用:积极的能动因素 |
三、文化创设:自由氛围的营造 |
第四节 自治精神消解管理的硬化 |
一、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过度干预及其负效应 |
二、西南联大源自传统维护自治的内生动力 |
三、西南联大自治精神保护主动性与创造性 |
小结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之价值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效能评价 |
一、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成效 |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效 |
三、西南联大的社会服务贡献 |
四、西南联大的文化传承创新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
一、在历史的转型中自觉肩负时代使命 |
二、在管理中对大学精神的坚守与变革 |
三、在大学坚持学术为志业的本真追求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二、本论文“文化”概念界定及阿拉伯文化特征概述 |
三、学术研究现状述评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五、研究方法 |
六、结构安排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
第一节 唐宋时期——初期繁荣 |
一、唐宋时期中阿交往 |
二、唐宋时期阿拉伯人及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
三、唐宋时期中国关于阿拉伯的文献记载 |
第二节 元代——阿拉伯文化大发展 |
一、元代中阿关系 |
二、元代阿拉伯人在中国 |
三、元代阿拉伯文化大发展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阿拉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 |
一、明清时期中阿关系 |
二、明清国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关注与记述 |
三、阿拉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融合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 |
一、清朝末期中阿关系 |
二、民国时期中阿关系 |
第二节 宗教领域 |
一、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
二、回教新文化运动 |
第三节 文学领域 |
一、作品译介情况 |
二、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 |
第四节 教育与研究领域 |
一、阿拉伯语教育情况 |
二、留学生派遣 |
三、对阿拉伯文化的记述与研究 |
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 |
一、对阿拉伯反殖民斗争的同情与支持 |
二、万隆会议与两次建交高潮 |
三、开拓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 |
第二节 宗教领域 |
一、伊斯兰教在新中国 |
二、穆斯林朝觐活动 |
三、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 |
四、伊斯兰学术活动 |
第三节 文学领域 |
一、阿拉伯文学作品走入国人视野 |
二、文学作品译介情况及特点 |
三、中国作家笔下支持阿拉伯人民的作品 |
第四节 教育与研究领域 |
一、阿拉伯语教育情况 |
二、留学生互派工作 |
三、学术研究情况 |
第五节 艺术领域 |
一、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频道的开播 |
二、电影展、艺术团访问等交流 |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至二十世纪末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 |
一、第三次建交高潮与高层互访 |
二、文化交流日益丰富 |
第二节 宗教领域 |
一、新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 |
二、伊斯兰学术活动 |
第三节 文学领域 |
一、文学作品的译介 |
二、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 |
三、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
第四节 教育与研究领域 |
一、阿拉伯语教育情况 |
二、留学生工作 |
三、中阿教育合作 |
四、学术研究活动 |
第五节 艺术领域 |
小结 |
第五章 对于进一步发展中阿文化交流的思考 |
第一节 增强中阿文化交流的动力 |
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
二、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与互补的文化差异 |
第二节 克服中阿文化交流的阻力 |
一、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干扰和误导 |
二、中阿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误会与矛盾 |
第三节 加强中阿文化交流的几点建言 |
一、文化交流机制化 |
二、文化交流途径多元化 |
三、文化交流主体队伍专业化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览表 |
附录二: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政府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一览表(1949-1999) |
附录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大事记(阿拉伯国家派往中国 1956-1966) |
附录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大事记(阿拉伯国家派往中国 1977-1999) |
附录五:1956-1965 年、1972-1978 年、1979-1991 年阿拉伯国家来华留学新生国别结构统计表 |
阿文摘要 |
(9)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 ——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欧盟自我认同(European Identity)的发展历程 |
二、"欧盟自我认同"在欧洲话语系统中的具体表述 |
三、欧盟"自我认同"的构建与"他者"认知的重要性 |
四、"中国的欧洲一体观"的相关研究成果 |
五、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具体史料 |
第一章 毛泽东的西欧观:作为"中间地带"、"第二世界"的欧洲 |
引言 西方对于冷战中的中国的"东方主义"认知 |
一、欧洲一体化的形成 |
(一) 泛欧(Paneuropa)运动与《洛加诺公约》 |
(二) 《舒曼宣言》 |
(三) 《罗马条约》:欧共体的成立 |
二、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 |
(一) 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
(二) 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直观认知 |
(三) 对中国遭受外来威胁的国际形势判断 |
三、毛泽东的西欧观 |
(一) 作为"统一战线"的欧洲 |
(二) 作为"中间地带"、"第二世界"的欧洲 |
(三) 毛泽东对欧洲统一运动的态度 |
小结 |
第二章 邓小平的欧洲一体观:值得中国期待的欧洲 |
引言 历史转折中的中国与欧洲 |
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走向欧洲联盟 |
(一) 欧洲经济、政治与社会一体化过程的加深 |
(二) 欧洲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诞生 |
二、邓小平1978-1992年间的世界格局观与基本外交理念 |
(一) 1977-1982:"反苏霸统一战线" |
(二) 1982-1989:独立的外交政策,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
(三) 1989-1992年:应对"六四事件"的国际冲击 |
三、邓小平的欧洲一体观 |
(一) 1975-1982:谋求与欧共体的军事防务合作 |
(二) 1982-1989:转向与欧共体的经贸合作 |
(三) 1989-1992:回应欧洲对中国的价值干涉 |
小结 |
(一) 中国的欧洲一体观中的中国中心主义 |
(二) 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对中国欧洲一体观的影响 |
第三章 江泽民的欧盟观:"中国崛起"时代作为"西方世界"的欧洲 |
引言:后冷战时代世界新安全概念的形成 |
一、欧盟的新进展:走向"无界的欧洲"(1993-2003) |
(一) 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实现"无国界"的欧洲 |
(二) 欧元启动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
(三)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与《尼斯条约》 |
(四) 欧盟对华政策文件解析(1994-2003) |
二、江泽民的世界格局观与外交理念 |
(一) "第三代":后革命时代的中国领导集体 |
(二) 多极化与全球化:20世纪末的两大时代潮流 |
(三)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
(四) "百年国耻"的终结与中国大国形象的重建 |
三、江泽民的欧洲一体观 |
(一) 中欧外交对话的制度化:中国领导层欧洲一体观的推进 |
(二) 江泽民的欧洲一体观困境:加强中欧经济合作与保持意识形态立场(1992-1998) |
(三) 欧盟对中国成就的认可与中国领导人对欧盟观感的好转(1998-2002) |
(四) "西方"定义的重构:中国欧盟观的本质性改变 |
小结 |
第四章 胡锦涛的欧洲一体观:"和谐时代"作为现实伙伴的欧洲 |
引言"历史的回归"与中国的崛起 |
一、2003-2010年的欧盟:"一个欧洲"格局的巩固 |
(一) 欧盟的制宪进程(2001-2004) |
(二) 欧盟宪法危机:遭遇公民投票否决(2005-2007) |
(三) 欧盟宪法危机的化解与《里斯本条约》的缔结(2007-2010) |
二、胡锦涛的世界格局观与外交理念 |
(一) 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国外交政策的新话语 |
(二) 当代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
三、胡锦涛的欧洲一体观 |
(一) 中欧关系新趋势:"形成中的新轴心"(2003-2006) |
(二) 中欧关系的变化:"不和谐"因素的出现(2006-2010) |
小结 |
(一) 走向对欧洲本体的专门认知 |
(二) 中匡认知欧洲的"不对称性":对多极化的理解、愿景及价值观的差异 |
(三) 中国的"新天下主义"与欧洲的"普世主义":中国学术界的反思与探索 |
结论 |
一、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对欧洲一体的表述:认知过程的历史性演变 |
(一) 中国政坛领导风格的转变:从个人领导转向集体领导 |
(二) 中欧关系的全面制度化 |
(三) 欧洲一体化进程成就的说服力 |
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双方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界定与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特定解读 |
三、中国政治话语中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欧洲:"联合阵线"与多极世界中的"有限角色" |
(一) "联合阵线"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
(二) 多极化与世界格局演变中的美国因素 |
四、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欧盟价值观:历史的影响 |
(一) 欧盟价值观的政治维度 |
(二) 后冷战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维度中的欧盟价值观 |
参考书目 |
后记 |
(10)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动机与论题旨趣 |
二 研究成果和回顾述评 |
三 资料的使用说明 |
四 研究架构安排和相关概念 |
第一章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现代学术范式之建立 |
第一节 关于中国“近代”的划分 |
第二节 由近代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学术转型 |
一 从“外在条件”和“内在理路”看明清学术之变革 |
二 清代学术(传统学术)之范式、影响及其局限性 |
三 从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史学革命意义 |
第三节 学术的“现代性”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根本区别 |
一 “现代性”及其最突出的特征 |
二 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根本区别何在 |
三 现代学术范式如何获得体制化的固定 |
四 现代学术范式的局限性 |
五 现代学术范式与古史辨运动之关系 |
第二章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之发生 |
第一节 与古史辨运动有关的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
第二节 自古以来形成的疑古辨伪思想资源 |
一 先秦疑古辨伪述略 |
二 汉唐时期的疑古辨伪思想 |
三 两宋时期的疑古思想和主要人物 |
四 明清以降的疑古辨伪学之大成 |
五 疑古思潮对顾氏的影响及其与学术转型之关系 |
第三节 近代以来的中西“碰撞”及其与古史辨运动产生之关系 |
一 激烈反传统与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之关系 |
二 近代“学科化”运动与伦理/价值和知识的分离 |
三 以复古为解放:晚清今文家的历史阐释 |
第三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上) |
第一节 古史辨派的形成 |
第二节 胡适的“整理国故”与疑古辨伪 |
一 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到“整理国故” |
二 整理国故和疑古辨伪 |
三 胡适对“近三百年”学术缺陷之认识 |
第三节 钱玄同与古史辨派 |
一 前人对钱玄同与古史辨派关系之研究 |
二 钱玄同一生学术的几次变化 |
三 钱玄同疑古思想之来源及其对顾颉刚之影响 |
第四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下) |
第一节 家世与少年时期对其学术选择的影响 |
一 启蒙时期的顾颉刚 |
二 国粹学报与革命思潮 |
第二节 由今古文经学到截断众流:北大时期的顾颉刚 |
一 戏迷生涯和章太炎的影响 |
二 康有为思想的洗礼 |
三 胡适“实验主义”思想的陶冶 |
第三节 从《古今伪书考》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
一 由《古今伪书考》到《辨伪丛刊》 |
二 由辨“伪书”到辨“伪史”、“伪经” |
三 《崔东壁遗书》与“层累说”的思想渊源 |
第四节 “层累说”的发现与古史论战的开始 |
一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 |
二 “层累说”发表后学界的反应 |
三 刘、胡二人与顾颉刚的论战 |
四 推翻信史的四项标准的提出 |
五 古史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与古史辨运动之兴起 |
小结 |
第五章 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看古史辨运动之分期 |
第一节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的分期 |
一 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 |
二 古史辨运动的分期 |
第二节 古史辨运动的开端、结尾以及时间段划分 |
一 古史辨运动的始点 |
二 古史辨运动的终点 |
三 古史辨运动的分期和时间段划分 |
第六章 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角度看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意义 |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
第二节 古史辨派对《诗经》的基本认知及其与传统学者之区别 |
第三节 胡适对《诗经》的基本看法及其影响 |
一 《诗经》是否“歌谣总集”的问题 |
二 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 |
三 关于《诗经》部分篇章的理解 |
四 胡适对《诗经》研究方法的见解 |
第四节 顾颉刚与钱玄同等对《诗经》问题的探讨 |
一 从《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起 |
二 歌谣与《诗经》 |
三 顾颉刚对《毛诗序》的看法 |
四 “《诗经》赖汉人附会而传” |
五 关于歌谣的转变和《诗经》的成书年代 |
第五节 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范式意义 |
一 传统《诗经》学的研究模式 |
二 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范式意义 |
小结 |
第七章 古史辨派的《尚书》研究及其检讨 |
第一节 顾颉刚早年的《尚书》研究(上) |
一 作为古史考辨中心的《尚书》问题 |
二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与《尚书》的年代问题 |
第二节 顾颉刚早年的尚书研究(下) |
一 今文《尚书》诸篇年代问题与《尚书盘庚中篇今译》的发表 |
二 《尚书》学讲义与工具书的编纂 |
第三节 《尚书校释译论》和顾颉刚晚年的《尚书》研究 |
一 “校、释、译、论”整理模式之形成与“《尚书》十种” |
二 分工协作与顾颉刚的《尚书》研究 |
三 刘起釪与《尚书校释译论》 |
第四节 现代尚书学的开创者——顾颉刚《尚书》研究的典范意义 |
结论与展望—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及其影响下的古代文学研究 |
一 本文的结论 |
二 古史辨派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学科之当代意义 |
附录一: 论顾颉刚、胡适与傅斯年 |
附录二: 论顾颉刚、王国维之学术因缘及学术思想异同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后记 |
四、一九八九年世界各国首脑级人物变动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2]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D]. 杨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 [3]《东亚联盟》杂志研究[D]. 李晓晨.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
- [4]《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D]. 李永春. 湖南师范大学, 2003(01)
- [5]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08)
- [6]译着《十九世纪日本对西方音乐的接受》及书评[D]. 李霏. 上海音乐学院, 2009(06)
- [7]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8]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D]. 陈越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9]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 ——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D]. 马若兰(Maria de la O Moncada). 复旦大学, 2010(08)
- [10]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D]. 赵保胜.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