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0年(第27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朱振华[1]（2021）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域名是一种网络标记,其功能是用具象的字符替代抽象的IP网络地址,方便用户访问互联网资源。域名是应对接入互联网节点不断增多而开发的技术产物。而商标是特定符号构成的用于区分产品与服务的商业标记。两者都具有标识符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的商业化带来域名需求的剧增,其商业价值也不断凸显,这种由技术催生的数字资源与商标这种传统商业资源之间因相似性而产生了冲突,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域名资源的集体行动。对于美国来说,把商标权引入网络空间以治理域名资源,既有技术可行性,也能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目的。技术上,域名系统是互联网中为数不多的需要执行中心化管理的节点。美国对域名系统的技术垄断,以及域名的垂直管理架构,为美国控制域名资源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在政治经济层面,以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为契机,用商标权治理网络空间,不仅能够维护美国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为它们在开拓网络边疆的过程中建立有利的制度保障,同时也能服务于美国同时期的全球信息技术战略。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利用商标权来实现对域名资源的控制?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以商标权划定域名资源产权,以及在网络空间建立商标权保护制度的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美国以商标权划定域名资源产权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域名的技术治理时期。在技术治理时期,因为域名的商标价值不大,对传统商业集团带来的冲击有限,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商业化后,域名资源的商业价值凸显,域名与商标冲突开始不断加剧,引发了围绕域名资源的集体博弈,并受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注意。在第三个阶段,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商业资本的利益,也为了阻止域名治理走向国际化,不惜违反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始动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建立了私营性质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划定了域名资源的产权,使其成为了美国的“私有资源”。在界定了域名资源的产权之后,美国以ICANN为起点,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商标权保护制度,通过建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反对与争议解决程序、商标信息交换中心、预注册权限和注册通知服务、域名的统一快速终止程序、商标授权后争议解决程序等制度,用以维护商业资本的利益。基于上述考察,研究主要获得了以下三方面的发现。一、以商标权界定域名资源的产权,减少了美国商业资本在开拓网络边疆过程中对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它们创造收益、积累财富的动力,从而提升了经济绩效。二、美国在网络空间建立的商标权保护力度远甚于现实世界,大幅节约了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的交易成本,使得前述的预期收益得以强化。三、美国以商标权治理网络空间,增大了其对网络空间的政策制定权。美国主导的解决域名与商标纠纷的制度成为了全球准则,为美国商业资本迅速地占领全球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强化了美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霸权地位。国际社会虽然对此进行长期抗争并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传统以主权国家主导的抗争难以适应网络社会的治理需求,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互联网全球治理的现状。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以跨学科的视角,从微观的商标权入手去研究互联网的全球治理问题,为认识美国把控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提出互联网的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以及美国的数字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联并就此进行了解释,但未能建立量化模型,揭示域名技术、商标权保护制度与美国数字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也将成为后续研究的方向所在。
王婷婷[2]（2020）在《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问题认定研究》文中认为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是行为人利用网络便利在线上实施的转让车票行为。新型网络倒票行为并不当然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网络倒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具有法益侵害性才构成犯罪行为,即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谋取倒票经济利益的主观故意而实施的在线上进行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大量圈票高价转售车票信息的行为。从其概念可以看出其特性,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既是网络犯罪又是经济犯罪,具有虚拟性、隐蔽性、跨越时空性、跨学科的复杂性。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是行为人依托网络环境和售票实名制利用上述特性以新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的新型犯罪,是以往的倒卖车票犯罪行为在网络时代的新体现。所处社会背景的变化使得犯罪手段和实施场域发生了变化,也使得犯罪的具体表现异于以往。《刑法》第227条第二款倒卖车票罪是针对旧的社会背景和实施场域作出的规定,当时行为人主要在线下以“先买进后卖出”的方式倒卖纸质车票。囿于当时立法技术和立法背景的限制,《刑法》第227条第二款对倒卖车票罪罪状的表述比较粗疏和模糊,没有对倒卖车票罪的核心行为“倒卖”行为进行明确的列举和规定,司法机关在实务中一般采用“先买进后卖出纸质车票”的行为模式认定倒卖行为。如果不符合这个模式则不能认定为倒卖行为。该模式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网络时代实名制售票的今天则具有滞后性,因为线上实施的网络倒票行为的犯罪对象不再是传统的纸质车票,而是虚拟的车票信息即在网络上预订车票形成的“订单号、流水号”。因火车票实名制的改革,车票自售出乘车人即被确定,行为人虽不能像以前一样再实施“先买进后卖出”纸质车票的倒票行为,但是却可以转让车票的信息即新样态的车票从而实施犯罪行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倒卖车票行为依然可能以新的形态存在且因网络的便利性、虚拟性等特征侵害更多法益如旅客购票公平选择权和自由选择权、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等。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因其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但是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进行规定。本文以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基础进行研究,为该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规制寻找正当性依据。
孙舒[3]（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阮重骏[4]（2020）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人类社会诞生伊始,犯罪也就相伴而生。犯罪问题危害严重,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因此一直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分析与应对犯罪问题却从不容易。从我国目前的犯罪治理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正面临诸多困境:过于理论化的犯罪学研究现状;“手段大于目的”的犯罪学实证研究;资源与技术交流的现实障碍;警务研究和犯罪研究的分离;犯罪预防的重视程度不足;科学思维没有深入犯罪治理过程。而另一边,科技的高速发展又导致了犯罪风险的与日俱增。新时期,犯罪形式的丰富、犯罪难度的降低、犯罪成本的降低、犯罪隐秘性的增加、犯罪危害性的提升以及犯罪数量的升高,对犯罪治理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来自五个方面:及时识别犯罪趋势与变化、科学应用先进技术与工具、犯罪治理对策的快速响应、快速积累犯罪治理知识、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应对当下的困境与挑战,犯罪治理思维与方法的转变要比工具的更新更为重要。然而,既有的研究尚无法有效地引导我们的犯罪治理工作摆脱困境、应对挑战。因此,我们目前亟需寻找一种符合我国当下犯罪治理需要的思维与方法。仔细地分析我国当下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困境与挑战,我们不难发现:挑战是外因,只起到刺激作用,困境是内因,发挥主要作用。而潜藏于困境之下的核心问题是,犯罪治理与研究工作在解决犯罪问题上的能力下降。因此,最佳应对方法就是明确以解决犯罪问题为目标,在犯罪治理中贯彻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来自于问题导向警务的启发。在反思传统警务模式之后,问题导向警务指出:警察部门需要摆脱迅速进行事件响应的束缚,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以求减少犯罪以及失序的发生。因循这一思路,之后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SARA模型来规范问题导向警务运行,使之得以成为一种可以运用于现实的警务模式。从问题导向警务所受到的追捧与肯定可以看出,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犯罪治理工作当中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然而问题导向警务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这致使问题导向警务难以在现实中被有效实施。对比其他一些犯罪治理策略,问题导向警务所发挥的犯罪治理效果并没有如其理论价值那般突出。究其原因,问题导向警务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三大困境:第一,“问题”的定义无法帮助警察识别“问题”;第二,作为工具的问题导向警务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第三,警察部门无法为问题导向警务提供足够的专业支持与技术支撑。而引发这些困境的主因是问题导向警务的先天不足——仅仅要求警务工作具有问题导向的思维和方法,而没有将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犯罪治理的其他方面,由此造成了问题导向思维与方式在应用中出现主体角色、问题视角、策略选择、知识交流的限制。因此,扩展问题导向的思维至整个犯罪治理过程才是一条更加合理的途径。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主旨是将问题导向的思维和方法应用到犯罪治理的整个过程当中,因此它要求:第一,重视“目的”;第二,细致地检视“问题”;第三,科学地评估结果;第四,联系知识与现实;第五,整合各方力量。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带来了犯罪治理与研究的认识更新。这对于我们摆脱当下的犯罪治理困境有着重要价值。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视角下,犯罪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的观察而展开,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是一个循环推进、尊重科学的过程。而犯罪治理工作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实施对策,是理论知识与科学手段相结合的过程。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学研究是犯罪治理工作的理论源泉,而犯罪治理工作是犯罪学研究的检验手段;犯罪学研究帮助犯罪治理工作进行评估与总结,而犯罪治理工作则推动犯罪学研究的发展。其次,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有助于我们应对新时期犯罪风险所带来的挑战。第一,聚焦于现实的目光使得及时发现犯罪的新趋势与新变化成为可能。第二,目的大于手段的观念引发对先进技术与工具的渴望,提升犯罪治理效率。第三,联系知识与实践的要求为探索犯罪治理策略提供助力。第四,对于评估环节的重视以及科学性的要求加速了犯罪治理知识的积累。第五,合理安排各方主体角色能够促进各方力量的有效整合。最后,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能够促进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化。科学化是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必然趋势。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对于客观现实的强调,将会给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性带来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其科学化进程。为了使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不仅仅只是一种理念,而能够被运用到现实的犯罪治理活动之中,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被提出。该模型借鉴了问题导向警务的SARA模型。考虑到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中,“问题”已不再仅限于警察问题,而且警察部门也不再是唯一主体,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在各个环节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都进行了调整与填充。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分为四个阶段:Scanning,即理解“问题”以及识别“问题”阶段。这里的“问题”应该是有害的、反复发生的、民众期待解决的类似犯罪事件的集合。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中,“问题”应该是具有宏观、中观以及微观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要求,识别“问题”需要应用多种研究方法,细致地搜集和研究犯罪数据,并知悉犯罪治理参与者以及市民的真实感受。Analysis,即分析“问题”的成因、刺激因素、诱发机制。分析“问题”应由犯罪学研究者参与并主导。这一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那些对于“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并且易于控制的影响因素。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下,影响因素并不受属性的限制。不论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或者其他因素,只要满足具有决定作用以及易于控制的条件就应该被认为是影响因素。在分析环节,犯罪学研究者应该先通过犯罪学理论来限定影响因素的搜索范围,然后在正确理解具有决定作用与易于控制这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影响因素的识别。Response,是犯罪的响应环节,即针对犯罪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犯罪治理措施。响应阶段不只是警察部门的工作,还需要其他主体的共同参与,其中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在选择对策过程中,对策制定者应从控制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既有的经验与知识中搜寻对策,并保障对策的可行性。在对策实施过程中,对策实施者需要确保规范地实施犯罪治理措施。他们应当:根据评估方案安排对策实施工作,制定对策实施细则与方案,开展对策实施的指导与训练,注意对策实施过程中信息的及时反馈。Assessment,是评估成效与总结成果的阶段。评估阶段以研究人员为主,犯罪治理部门为辅,二者协同进行。研究人员是评估工作的策划者、安排者以及评估者,犯罪治理部门是评估工作的数据收集与监督者。这一环节由事前工作、评估工作、事后工作三个部分组成。事前工作指评估方案的制定。评估工作包括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过程评估注重犯罪治理对策的实施过程是否被有效地执行。结果评估则是对于犯罪治理对策有效性的最终评判,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效果、犯罪转移、效益扩散。事后工作是经验与策略的总结以及理论的升华。需要注意,SARA模型是一个环环相连,相互循环的过程。每个环节既可以是其他环节的后续也可以是其他环节的开始。在运行SARA模型的过程中,我们还需特别注意以下几个要求:树立以犯罪预防为起点的犯罪治理观念,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重视微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综合治理的犯罪治理理念。以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一些与犯罪治理相关的制度性建议: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构建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完善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主要在于修正目前犯罪专项治理行动中所存在的欠缺与不足,如:检视“问题”的科学性没有体现、科学地评估结果的要求被忽视、联系知识与实际的要求也没有突出、犯罪预防的重视不够。对于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我们可以采用SARA模型来规范其运行过程和内容。此外,重新正确认识犯罪专项治理行动也很重要。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旨在为犯罪治理部门、犯罪学研究者、当地居民这三者之间建立起定期的沟通途径。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是由犯罪治理部门定期组织犯罪学研究者、专业领域人士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就当下的犯罪情况、需要处理的“问题”、“问题”的成因、可行的对策以及近期的犯罪治理成果进行说明与讨论的制度。咨询委员会成员由犯罪治理部门邀请或者公开招募。他们不享受任何形式的津贴与补助,也没有决策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需要按时参与并积极讨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构建能够有助于全面分析“问题”、提出最佳对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增强犯罪治理工作的认可程度。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是犯罪治理对策评估报告的集中存储、管理系统。其目的是更加有效地归纳、总结、提供犯罪治理的知识与经验。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数据管理方式以及检索方式、建立犯罪治理对策的有效性指标并层次化地展示犯罪治理评估报告。此外,构建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还需注意:确保评估报告的真实性、确保犯罪治理对策评估报告的格式规范化、确保信息提取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保证数据更新的及时性、确定数据库的开放对象。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有着重要价值。犯罪数据的公开侧重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监督权。犯罪数据的共享侧重于分配犯罪数据资源,充分发挥犯罪数据的价值。目前,我国公开的犯罪数据存在收集方式单一、信息维度不足、数据层级缺失的问题。而我国犯罪数据的共享更是困难重重。借鉴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情况,我国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应该:公开多层级的犯罪统计数据;扩展犯罪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提供多形式、多角度、交互式的犯罪统计报告;采用向高校研究中心提供犯罪数据共享的方式来完善犯罪数据的共享路径。本研究的最后介绍了笔者所进行的一项应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研究示例——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在涉网络犯罪治理中的应用尝试,旨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Scanning阶段,虽然涉网络犯罪足以称之为“问题”,但是,以犯罪的涉网络性作为“问题”却并未将“问题”描述清楚。利用视角的转换,以动态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犯罪事件,犯罪的网络化才是真正的“问题”。而跳出涉网络犯罪的概念,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一个更大的“问题”——犯罪的虚拟化被识别出来。犯罪的虚拟化,是指犯罪逐渐加深与虚拟世界的联系的现象。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犯罪手段的虚拟化;2.犯罪目标的虚拟化。犯罪的虚拟化的出现要远早于涉网络犯罪,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剧。在Analysis阶段,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迈向虚拟世界的犯罪学研究理念成为关键。该理念强调聚焦犯罪的虚拟化现象并从既有的犯罪学成果中摄取灵感。在Response阶段,由于犯罪原因与机理不明,为了响应该“问题”,依托环境犯罪学来探索虚拟世界的犯罪预防策略是可行的思路。进而,我们需要对犯罪三角进行修正,并将情景犯罪预防策略运用到虚拟世界之中。在Assessment阶段,我们需要努力寻求评估的可能。为了应对犯罪的虚拟化“问题”,犯罪学者与犯罪治理部门应相互配合,从现有的项目中获取知识。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未来的犯罪学研究者,不仅需要成为一位合格的犯罪学者还应该成为一位严谨的犯罪科学家。
韩敏[5]（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提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朱鹏华[6]（2018）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文中提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局限,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研究至少可分为基础理论、理论的具体化和理论的应用三个层面。本文的主题是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以构建包括三种基本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模型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和理论拓展研究两大方面,共分为创作史研究和文献综述两个基础,以及商品概念的拓展、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六个层次的拓展。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按照“一条主线,两重基础,三种类型,四个部类,五章结构,六层拓展”的思路展开。第一章阐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旨在突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局限,更全面的掌握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原貌。梳理MEGA2等相关文献中与《资本论》第二册相关的经济学手稿,从理论的萌芽,到理论的形成,再到理论的基本完成,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历经了三个阶段约30余年的创作时间。纵观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作历程,马克思为该理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创作了大量的手稿,构建了社会资本两部类再生产理论体系。但这是一个并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需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轨迹继续探索创新。《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以来,国内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解读、评述和研究,极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第二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掌握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状况。在国外,列宁、费里德曼、斯威齐等人的创新研究,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化发展;卢森堡和杜岗、鲍威尔、布哈林等人的争论,“破”开了这一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苏联的官方和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实践应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整体呈现“均衡化”和“增长论”的趋势,这两个方向虽然内生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但在缺乏基础理论创新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正在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同化”。在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呈现鲜明的三个阶段:一是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二是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是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体来看,国内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化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方面都有许多亮点,但是缺少系统化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严重不足,这导致理论在具体化和应用过程中被“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也正在萎缩。按照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统一的原则,第三章阐述服务商品理论,旨在拓展商品的概念和生产劳动的范围。马克思建立的虽然是物质商品理论,但根据研究层次的推进,对商品的概念至少又进行了四次拓展。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服务是一种过程性劳动产品,服务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服务,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和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服务商品的劳动也同样具有二重性,服务商品的价值是“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en）在服务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根据服务商品的价值构成,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因此,物质商品和服务商品构成社会总产品,服务劳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将社会生产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服务生产领域,相应地社会生产由两部类拓展至四部类,建立四部类再生产图式,并构建了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建立了部类细分、包括公共阶级和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拓展模型,并分析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中的货币回流规律,进而阐明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在第四章的基础上,第五章构建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初步建立了包括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必须打破简单再生产的“闭环”,将部分剩余价值积累到生产资本。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均由四个层次构成,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并分析了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的新特点。虽然扩大再生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是缩减再生产也是社会生产的一种现实的因素,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共同构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与扩大再生产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相反,缩减再生产是将生产资本负积累至剩余价值,同时可分为“外敛”式和“内滞”式两种类型。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也由四个层次构成,并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归纳并证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平衡,则社会总产品规模矩阵必为对称矩阵,即Rt（28）RtT。社会资本再生产既是商品和资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关系和矛盾的再生产,最后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特征和趋势。理论的创新永无止境,本文的拓展研究仅仅是在基础理论部分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未来需要继续创新研究的内容还很多。文章的最后,简要介绍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和应遵循的原则。
邓雷[7]（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朱子静[8]（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陈安梅[9]（2016）在《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文中指出中国说唱文学,也叫讲唱文学,是说唱艺术的文学底本。根据《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曲艺通史》以及其他相关的中国说唱文学资料说明,唐代变文,宋元时期的说话伎艺,包括讲史和平话,说经和商谜,金代的诸宫调等等,明代的弹词、说唱词话、鼓词、宝卷和道情等,清代的评话与评书、时调小曲,民国时期的弹词与评话等都从属于说唱文学这一类别。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上,对说唱文学的历史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这与说唱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口耳传承的特点,致使文本的文字留存较少,没有足够重视的资源有关,也与其通俗性的特点有关。所以中国古代开始长期不重视说唱文学,官方基本不收藏,唐代以前保存的说唱文学资料很少。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因为文化观念差异,从唐代以来有一种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官方和私人重视收藏各种资料,所以日本收藏了不少中国说唱文学资料。现代很多着名的说唱文学文本,实际上都是近代以来从日本“回流”或者又传播回中国。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等都是在日本发现,终于辗转传回中国。如果没有找到并传回来这些作品,那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说唱文学史等都会有些缺憾。十九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欧洲文学界的思潮和文学史观被介绍到日本,对日本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研究界里,以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1912年）为首,产生了中国通俗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王国维发表了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名着《宋元戏曲史》（1915）之后,日本的汉学研究界马上做出了反映,盐谷温发表了戏剧、小说研究史上的名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8）。在中国本土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俗文学资料,开始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对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日本的专家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说唱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影响和带动了新一辈学者。在老一辈和新一代日本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整理和研究进入了新的一个历史时期。传播作为文献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献传播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涉及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指的是文献传播。其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收藏、翻译、出版、研究文章以及改编为戏剧影视等内容。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当今社会,通过多侧面、多视角的探索和审视,较完整、系统地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问题,引导人们掌握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情况,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收藏和研究,故本文主要对变文、说经讲史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诸宫调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宝卷、弹词、木鱼书、鼓词、子弟书、平话和拟话本“三言二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文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明确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分析国内和日本的研究现状,明了研究意义。概括和总结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第二章主要论述变文在日本的传播概况。在“敦煌变文的传播主体”章节中分析了探险队、记者和学者作为敦煌变文的主要传播载体的作用。在“敦煌变文在日本的研究”章节中对狩野直喜等老一辈和荒见泰史等新一代学者的变文研究做了一个梳理。在“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部分中,主要从《目连记变文》和《王昭君变文》与日本的变文故事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第三章主要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日本宽保3年（1743）年高山寺普贤院主持照谷在曝晒书籍时发现了海内外孤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两部作品历经周折后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和茶之水图书馆所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影印本、排印本、手抄本和各专家学者的论文着作,还出现了由太田辰夫和志村良治翻译的日译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志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发掘出了《刘知远诸宫调》残本。狩野直喜第一次把这一文献公之于众,并断言“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从而启示了研究的方向。青木正儿对这一文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于1932年在《支那学》六卷二期上发表了《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比较全面地探索了这一诸宫调的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田中谦二的指导下,高桥繁树等负责完成了日本学界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集大成研究着作--《<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研究》。《天宝遗事诸宫调》在日本的研究没有像前两部作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所以至今的研究尚处于荒芜地带。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日本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的状况。中国宝卷的由于日本学界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起步时间相对较晚,适值中日两国关系经历坎坷,曾经影响文化交往。所以中国学术界对宝卷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还缺少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本文从“日本二战前后的宝卷搜集、整理和研究”“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研究与整理”和“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对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出日本收藏和研究宝卷的特点。通过分析中日宝卷研究格局的差异,给国内宝卷研究提供新的启迪和帮助。第六章主要论述弹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弹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辞书中,是在1912年（大正元年）由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中,而在日本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沧田淳之助的“弹词考”一文。本文从研究、收藏、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方面主要介绍了苏州弹词和日本的交流情况。第七章主要归纳了日本收藏木鱼书的情况。木鱼书作为粤方言诗赞系学唱文学,底子里是更加重视节奏感的,因此从伴奏乐器的构成这一基本判断标准来说,木鱼书并不能算是“弹词”之一种①。根据这一观点,本文把木鱼书和弹词分开另做一章进行论述。老一辈和新一代学者的努力是促进木鱼书收藏和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木鱼书在日本的公私收藏情况是本文的重点。第八章主要对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由于受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手段的限制,此部分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整理。第九章对平话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平话亦称作评话,流传在世的作品很多。本文除了介绍日本对话本小说的基本收藏情况之外,主要通过对《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作品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得出其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第十章通过以上八章分析掌握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概括出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从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日本学者的游学等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学者藏书的售卖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学者的努力、政府财力的支持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说唱文学东传日本的主要特点及其促进其传播的几个重要因素。第十一章列举了还未引起日本学者重视的唱本、时调小曲、莲花落等其他说唱文学样式的收藏情况。
陈智球[10]（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2）》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职业教育快速恢复、发展、壮大,办出了成绩,满足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我国地方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职业教育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长沙职业教育的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演进规律,总结以长沙为代表的地方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为推动长沙和类似于长沙的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借鉴。本论文采取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第一部分根据长沙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标志性事件,将其分为恢复整顿阶段（1978—1986）、规模发展阶段（1987—1996）、加速发展阶段（1997—2007）、科学发展阶段（2008—2012年）四个阶段进行研究,系统探讨每个历史阶段长沙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因和历史背景,描绘了各个历史阶段长沙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有重点地总结了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长沙职业教育在学制和专业设置上进行了不同地尝试,在教学教研上进行了有益地实践,在校企合作模式上进行了创新,形成了“订单培养”、“预备员工”等七种成熟的校企合作模式,特别是长沙职业教育基地“政府统筹、整体规划、综合开发、资源共享、专业整合、分校建设”的建设和管理模式,成为全国各省市考察学习的热点。第三部分总结了长沙职业教育的经验贡献、反思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国际国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分析了长沙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展望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阶段,对长沙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新的阶段划分,以此为基础总结了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即,积极扩大规模、严格规范管理、加强质量监控、提升办学形象,并将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分析了地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规律。
二、《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0年(第27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0年(第27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理论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
| 二、传播学视角的研究 |
| 三、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
| 四、法学视角的研究 |
| 五、存在的不足与研究趋势 |
| 第三章 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背景 |
| 一、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技术背景 |
| 二、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政治经济背景 |
| 第四章 美国以商标权界定域名资源的产权 |
| 一、域名资源的技术治理 |
| 二、商业化环境下域名治理的权利争夺 |
| 三、美国国家角色的回归 |
| 第五章 ICANN及其域名资源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一、ICANN的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二、后ICANN时代的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三、ICANN制度的争议及其实质 |
| 第六章 国际社会与美国域名资源治理霸权的博弈 |
| 一、把抗争纳入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 |
| 二、建立常态化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使抗争制度化 |
| 三、推动《国际电信规则》的修订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研究问题的回答 |
| 二、思考和启示 |
| 三、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相关英文缩略语 |
| 参考文献 |
（2）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问题认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引言 |
| 2 倒卖车票罪在网络时代的适用困境 |
| 2.1 理论上的困境 |
| 2.1.1 倒卖车票罪的历史沿革和《刑法》规定的缺陷 |
| 2.1.2 相关司法解释的表述也有瑕疵 |
| 2.2 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
| 2.2.1 对票面数额、非法获利数额的认定有困难 |
| 2.2.2 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有困难 |
| 3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基本特征 |
| 3.1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概述 |
| 3.1.1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定义 |
| 3.1.2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
| 3.2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特点 |
| 3.2.1 新的社会背景和实施场域 |
| 3.2.2 被倒卖车票的新样态和新方式 |
| 3.2.3 认定“倒卖”行为的新标准 |
| 4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法律性质 |
| 4.1 网络时代倒卖车票罪存废的分歧 |
| 4.1.1 倒卖车票罪在网络时代应当废除 |
| 4.1.2 倒卖车票罪在网络时代应当存续并进行完善 |
| 4.2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 |
| 4.2.1 客观违法阶层 |
| 4.2.2 主观责任阶层 |
| 4.2.3 侵害的新法益 |
| 5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疑难问题的认定 |
| 5.1 定罪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
| 5.1.1 对“代购”和“倒卖”行为的区别 |
| 5.1.2 关于罪名的辨析与确定 |
| 5.2 量刑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
| 5.2.1 法定的量刑情节--罪数 |
| 5.2.2 酌定的量刑情节--犯罪的时间和地点 |
| 6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防治的完善建议 |
| 6.1 完善倒卖车票罪的法律体系 |
| 6.1.1 充分考虑刑法的谦抑性 |
| 6.1.2 完善新型网络倒卖车票法律规定的具体建议 |
| 6.2 综合预防和治理 |
| 6.2.1 事前预防要充分而有效 |
| 6.2.2 事后打击要全面而精准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4）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我国当下犯罪治理与研究现状的审视 |
| 第一节 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困境 |
| 一、过于理论化的犯罪学研究现状 |
| 二、“手段大于目的”的犯罪学实证研究 |
| 三、资源与技术交流的现实障碍 |
| 四、警务研究和犯罪学研究的分离 |
| 五、犯罪预防的重视程度不足 |
| 六、科学思维没有深入犯罪治理过程 |
| 第二节 新时期的犯罪风险与挑战 |
| 一、新时期的犯罪风险 |
| 二、新时期犯罪治理与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需要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 |
| 第二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来自问题导向警务的启示 |
| 第一节 问题导向警务的简介 |
| 第二节 问题导向警务的困境与成因 |
| 第三节 从问题导向警务到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 |
| 一、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式应作用于犯罪治理的整个过程 |
| 二、作用于犯罪治理全程的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理念阐述 |
| 第四节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价值 |
| 一、犯罪治理与研究的认识更新 |
| 二、应对新时期的犯罪风险与挑战 |
| 三、推动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化 |
| 第三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实施步骤与要求 |
| 第一节 SARA模型的选择 |
| 第二节 Scanning:什么是“问题”以及如何识别“问题” |
| 一、什么是“问题” |
| 二、如何识别“问题” |
| 第三节 Analysis:什么引发了“问题” |
| 一、限定影响因素的搜索范围:从犯罪学理论中寻找灵感 |
| 二、找寻影响因素 |
| 三、分析“问题”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
| 第四节 Response:如何解决“问题” |
| 一、对策选择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 二、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 |
| 三、规范实施犯罪治理措施 |
| 第五节 Assessment:如何评估成效与总结成果 |
| 一、事前工作:制定评估方案 |
| 二、评估工作: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 |
| 三、事后工作:总结经验与策略 |
| 第六节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实施要点 |
| 一、树立以犯罪预防为起点的犯罪治理观念 |
| 二、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 |
| 三、重视微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
| 四、贯彻综合治理的犯罪治理理念 |
| 第四章 基于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几项制度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 |
| 一、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价值 |
| 二、目前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欠缺 |
| 三、依托SARA模型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 |
| 四、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认识更新 |
| 第二节 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 |
| 一、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
| 二、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意义 |
| 三、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可行性 |
| 四、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具体设计 |
| 第三节 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 |
| 一、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意义 |
| 二、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可行性 |
| 三、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设计 |
| 四、其他注意事项 |
| 第四节 完善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 |
| 一、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的价值 |
| 二、我国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现状与困境 |
| 三、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的风险评判 |
| 四、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域外经验——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共享情况 |
| 五、我国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进路思考 |
| 第五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应用——以涉网络犯罪为视角 |
| 第一节 Scanning:识别涉网络犯罪背后的“问题” |
| 一、涉网络犯罪背后的犯罪虚拟化“问题” |
| 二、认识犯罪的虚拟化“问题” |
| 第二节 Analysis:探索分析犯罪虚拟化“问题”的方法 |
| 一、以犯罪学视角聚焦犯罪的虚拟化现象 |
| 二、迈向虚拟世界的犯罪学研究理念 |
| 三、从既有的犯罪学成果中摄取灵感 |
| 第三节 Response:尝试虚拟世界的犯罪预防策略 |
| 第四节 Assessment:寻求评估的可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6）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现实的呼唤 |
| 二、理论的空间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拓展和深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二、实践意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一、理论基础研究 |
| 二、理论拓展研究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分析法 |
|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四、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五、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难点、创新和不足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萌芽 |
| 一、理论萌芽前的积淀 |
| 二、《反思》手稿中的理论萌芽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形成 |
| 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三、《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四、1867-1870年《资本论》第二册草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完成 |
| 一、总结性评价和批判前人的相关理论 |
| 二、补充性阐述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理论 |
| 三、创造性阐述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 |
| 四、《资本论》第二册第Ⅷ稿的地位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历程的评述 |
| 一、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状态 |
| 二、恩格斯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编辑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
| 四、马克思对待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与发展 |
| 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评论与借鉴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均衡化” |
|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增长论” |
| 五、部类拓展的探索 |
| 第二节 国内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
| 一、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 |
| 二、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
| 三、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的评述和启示 |
| 一、国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评述 |
| 二、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评述 |
| 三、国内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服务商品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商品理论 |
| 一、商品的形态 |
| 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
| 三、商品的价值转移及价值构成 |
| 四、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扩展 |
| 第二节 服务商品的概念 |
| 一、服务商品的界定 |
| 二、服务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关系 |
| 三、服务商品的分类 |
| 四、服务商品理解上可能产生的误区 |
| 第三节 服务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
| 一、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 |
| 二、服务商品的价值 |
| 三、服务商品的价值转移和补偿 |
| 第四节 服务劳动与生产劳动 |
| 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 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相关争论 |
| 三、服务商品与生产劳动的一致性 |
| 四、生产劳动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及理论假设 |
|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 |
| 二、货币资本的作用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分析假设 |
|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符号说明 |
| 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四个部类 |
| 一、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的部类(第Ⅰ部类) |
| 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部类(第Ⅱ部类) |
| 三、生产生产性服务商品的部类(第Ⅲ部类) |
| 四、生产生活性服务商品的部类(第Ⅳ部类) |
| 五、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构成 |
| 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
| 第三节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一、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二、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界定 |
| 三、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图式 |
| 四、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
| 第四节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拓展模型 |
| 一、部类细分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二、包括公共阶级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三、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第五节 货币的回流与固定资本的补偿 |
| 一、货币的回流 |
| 二、固定资本的补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的积累 |
| 一、社会资本积累的界定 |
| 二、社会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 |
| 三、社会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 |
| 第二节 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 |
| 一、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二、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 三、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 四、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数例 |
| 五、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 |
| 第三节 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 |
| 一、社会资本缩减再生产的界定 |
| 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三、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 四、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 五、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数例 |
| 六、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矛盾 |
|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 |
|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特征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一、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基础理论创新不足 |
| 三、商品概念的拓展：服务也是一种商品 |
| 四、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
| 五、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从两部类到四部类 |
| 六、两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七、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拓展：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 |
| 八、社会资本再生产基本类型拓展：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 |
| 一、基础理论的研究展望 |
| 二、理论具体化研究展望 |
| 三、理论应用性研究展望 |
| 四、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
| 第一章 简本《水浒传》祖本探考 |
| 前言 材料的择取 |
| 第一节 祖本引首诗与回末诗的问题 |
| 第二节 祖本分回的问题 |
| 第三节 祖本回数的问题 |
| 第四节 祖本分卷以及卷数的问题 |
| 第五节 简本祖本与繁本关系的问题 |
| 第六节 祖本第九回的问题 |
| 第七节 从引首诗看简本祖本田王故事的品质 |
| 第二章 《京本忠义传》的研究与思考 |
| 第一节 前人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
| 第二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歧路与困惑 |
| 第三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版本启示 |
| 第三章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种德书堂本与容与堂本比对研究 |
| 第三节 种德书堂本中的田王故事 |
| 第四章 插增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插增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卷数、回数、回目比对 |
| 第三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插图、插图标目比对 |
| 第四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正文比对 |
| 第五章 评林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评林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轮王寺本与内阁文库本研究 |
| 第三节 评林本中的余呈问题 |
| 第四节 评林本的编辑问题 |
| 第六章 英雄谱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英雄谱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疑 |
| 第二节 刘世德先生关于初刻、二刻英雄谱本的研究以及补遗 |
| 第三节 钟伯敬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 第四节 评林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 第七章 嵌图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嵌图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 第二节 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的研究 |
| 第三节 嵌图本与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的研究 |
| 第四节 嵌图本与其后续本的研究 |
| 第八章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陈枚与《水浒传》 |
| 第三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回目研究 |
| 第四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 第九章 三十卷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 第二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图像与标目研究 |
| 第三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 结语 |
| 附录 |
| 一、简本《水浒传》版本知见录 |
| 二、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辑录 |
| 主要参考书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后记 |
（8）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传播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 |
| 第二章 变文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传播主体 |
| 第二节 变文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三节 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三章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发现 |
| 第二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日译本 |
| 第四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取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研究 |
| 第四章 诸宫调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刘知远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五章 宝卷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二战前后日本对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 第二节 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
| 第三节 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 |
| 第四节 日本的宝卷收藏与研究路径及其特点 |
| 第五节 中日宝卷研究格局差异与启迪 |
| 附录: 日本所藏宝卷一览表 |
| 第六章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弹词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弹词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舞台媒介等方式的传播 |
| 第四节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七章 木鱼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收藏 |
| 第八章 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鼓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与研究 |
| 第九章 平话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话本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二节 《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在日本 |
| 第三节 《全相平话五种》在日本 |
| 第四节 “三言二拍”在日本 |
| 第五节 平话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 |
| 第十章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一节 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与说唱文学资料东传日本 |
| 第二节 二战前后日本学者的游学、留学、旅行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
| 第三节 学者藏书的售卖、捐赠、文库的建立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 |
| 第四节 学者的努力和政府财力的支持 |
| 第十一章 其他说唱文学样式在日本的收藏 |
| 一、时调小曲 |
| 二、唱本 |
| 三、相声 |
| 四、莲花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表 |
（10）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已有的相关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恢复整顿阶段(1978—1986) |
| 一、调整中等教育结构 |
| 二、恢复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
| 三、改办和新办职业高中 |
| 四、恢复和发展技工学校 |
| 第二节 规模发展阶段(1987—1996) |
| 一、办学规模继续扩大 |
| 二、狠抓规范办学 |
| 三、示范性项目取得突破 |
| 四、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1997—2007) |
| 一、推动职业教育综合改革 |
| 二、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减少质量提升 |
| 三、整体办学水平较大提升 |
| 第四节 科学发展阶段(2008—2012年) |
| 一、资源整合优势发展 |
| 二、夯实基础持续发展 |
| 三、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
| 第二章 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学制及专业设置 |
| 一、学制 |
| 二、专业设置 |
| 第二节 校企合作模式探索 |
| 一、“订单培养”合作模式 |
| 二、“预备员工”合作模式 |
| 三、“企业办校”合作模式 |
| 四、“学校办厂”合作模式 |
| 五、“产学研联盟”合作模式 |
| 六、“园校融通”合作模式 |
| 七、“教学工厂”合作模式 |
| 第三节 长沙职业教育基地建设及管理 |
| 一、长沙职业教育基地基本情况 |
| 二、长沙职业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模式 |
| 三、长沙职业教育基地管理机制 |
| 第四节 长沙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 |
| 一、教研组织 |
| 二、教研活动 |
| 三、教研管理 |
| 第三章 长沙职业教育的经验、问题与展望 |
| 第一节 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 |
| 一、调动行业和企业参与办学,扩大办学规模 |
| 二、严格规范教学管理,确保办学质量 |
| 三、坚持政府统筹,积极整合办学资源 |
| 四、加强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提升办学形象 |
| 五、围绕产业园区办学,促进校企对接 |
| 第二节 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职业教育发展观念落后 |
| 二、基础能力建设不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
| 三、职业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发挥 |
| 四、人才培养质量不适应企业的需求 |
| 五、教师队伍水平不适应办学需要 |
| 第三节 自长沙职业教育展望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
| 一、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格局 |
| 二、调动行业企业积极性,满足产业转型发展的人才需求 |
|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 |
| 四、健全教师成长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
| 五、发挥评价导向作用,健全改革发展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后记 |
四、《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0年(第27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D]. 朱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问题认定研究[D]. 王婷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4]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D]. 阮重骏. 吉林大学, 2020(08)
- [5]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D]. 朱鹏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8]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D]. 陈安梅. 扬州大学, 2016(12)
- [10]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2）[D]. 陈智球.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