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主席接见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和测绘等其他会议代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论文文献综述）
高天鼎[1]（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指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袁振东[3]（2008）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中国当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文中研究表明"文革"结束后,由华国锋提议,经过充分的筹备,中共中央于1978年3月组织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提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战略决策,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明确了科技队伍又红又专的标准,规定科学研究机构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制定并通过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八年规划,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奖励了优秀科学成果。这次会议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当代科技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文世芳[4]（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岳奎[5]（2012）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文中认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届由大量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党情有关,也与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结构特点有关。这届在“革命”与“执政”之间徘徊的中央委员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具体实践中,既有实践上的创举,也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为蔚为壮观的社会现代化图景。但是,八届中央委员会最终没能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并在探索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既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集体的责任,更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历史证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成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是一届经受了考验的中央委员会。本研究第一章梳理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探索中央委员会建设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第二章考察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成员结构、组成特点,其显著的“革命家”领导集体特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人群体意识和群体品格,分析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特点及其履职目标。第三章到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期间,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指出其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勾勒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思维、执政逻辑和执政方略以及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特点、组织结构对其执政逻辑、执政绩效的影响。第七章则重点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得出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活动以及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失误,最后发展到用“政治运动”和“革命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地步,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逻辑,又加之八届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第八章在理性评估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的基础上,对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得出了中央委员会应当依法执政,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防错纠错机制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等重要结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认真总结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对当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陈敏[6]（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郝在今[7]（2016）在《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行至福地!这就是1935年10月毛泽东到达西北的心态。顿时诗如泉涌,毛泽东接连吟出三首。《七律·长征》有句:"更喜岷山千里雪"。这个生长于温暖环境的南方人,竟然把踏入苦寒之地当作喜事。《念奴娇·昆仑》有句:"环球同此凉热"。这寸步难行的崇山峻岭,居然又是放眼世界的战略高地。《清平乐·六盘山》有句:"不到长城非好
黄仁国[8]（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师东兵,佑村[9]（1989）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文中认为 一毛泽东病体垂危,躺在床上。他只穿一件白衬衣,身上盖着雪白的被子。这些天,在他身边护理的护士,经常把他搀扶起来,给他擦身上的汗水,换床上的褥单。他早就不能动弹了。他半张着口,暗淡无光的眼睛,望着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还不到半年的华国锋,想说点什么,但却说不出话来。他的眼角,流出乳白色的分泌物,口水也不停地从嘴角往下流,护士用手帕给他在眼角和嘴边擦了擦。华国锋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俯下身子,想和毛泽东去握手,但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
张岩[10]（2012）在《《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标题研究 ——以1958-2008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体育报》创刊于1958年,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其头版头条新闻标题从创刊之初的曲折前进、到现在的蓬勃发展期间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期间,既有成功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有挫折失败的阶段。为了对其发展的状况有一个了解,本文选取《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的发展历程分为：曲折前进阶段（1958年——1965年）、艰难发展阶段（1966年——1977年）、蓬勃发展期（1978年——2008年）。并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本着用事实说话的态度，对这三个阶段的《中国体育报》进行抽样,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通过写作结构、内容以及修辞方法等方面对文本进行系统化的梳理、研究。《中国体育报》作为第一份体育专业类党报,在不同时期所体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其在不同时期还体现出了相同的继承性特征。《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在曲折中有所变化：新闻标题结构上由繁复到简单,在内容上由政治控制到体育事业开始体现出自己的独立价值,在表达方式上也由枯燥无味到生动形象,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但是作为一份党报,其党和社会耳目喉舌的根本属性也使其始终保持对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方针、领袖的关注、报道和宣传,以及始终坚持着正面引导的政治控制功能。通过研究,本人发现,《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从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步实现向受众需求为中心转移。媒介话语始终是整个社会活动的缩影,标题的拟制在回归体育本体的同耐,兼顾重视以人为本的话语阐释。《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由以竞技体育为中心向体育审美功能为中心转移。体育事业是国家社会文化心态的折射,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体育开始重视中国优良传统体育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国际性传播与弘扬。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体育报》应该继续加强标题创新,转变标题写作的传统刻板模式,加强修辞艺术性和文化传播技巧性。加强标题的软实力文化渗透深度。在坚持正面引导的宣传功能同时突出体育新闻本体的价值和质量,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发挥中华体育专业类体育党报的独特功能属性,继续引领世界体育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二、华主席接见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和测绘等其他会议代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主席接见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和测绘等其他会议代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论文提纲范文）
（1）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5）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研究品格 |
| 四、主要概念与框架结构 |
| 五、可能创新与努力方向 |
| 第—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马、恩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二) 列宁对俄共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三) 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执政模式 |
| 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一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 五届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概述 |
| 一、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与人事调整 |
| (一) 产生的背景 |
| (二) 指导思想 |
| (三) 产生的原则 |
| (四) 正式选举及结果 |
| (五) 重要人事调整 |
| (六) 主要会议 |
| 二、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及特点 |
| (一) 结构分析 |
| (二) 显著特点 |
| 三、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履职目标与愿景 |
| (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二) 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
| (三) 加大投入,繁荣文教 |
| (四) 和平共处,大国外交 |
| (五) 加强党建,提高能力 |
| 第三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发展 |
| 一、冒进与保守之间 |
| (一) 八大对经济建设的主张 |
| (二) 反冒进的努力 |
| (三) 对“反冒进”的批评 |
| 二、跃进和跃退之间 |
| (一) 主线：政治与业务的分歧 |
| (二) “积极平衡论”与“大跃进” |
| (三) 政治的臆想：人民公社 |
| (四) 国民经济“大跃退” |
| 三、调整和提高之间 |
| (一) 调查研究年的成效 |
| (二) 政治与业务的博弈 |
| (三) 卓有成效的调整 |
| 四、繁荣与危机之间 |
| (一) 1966年的繁荣 |
| (二) 经济发展政治化 |
| 第四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发展 |
|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
| (一) 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三) 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与夭折 |
| (四) 党内监督体系的加强与瘫痪 |
| (五) 干部制度的发展与变异 |
| 二、政党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一)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二) 从团结到斗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 |
| (三) 统一战线的分合：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纠“左”与反弹 |
| (四) “文革”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破坏 |
| 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异 |
| (一) 人大职能的履行与丧失 |
| (二) 政协功能的发展与弱化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强化 |
| 第五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思想文化发展 |
|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
| (一) 思想文化探索的背景 |
| (二) 人员结构特征的影响 |
| (三) 八大的基本主张 |
| 二、从“双百”到反右 |
|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三)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
| 三、知识分子难题 |
| (一) 知识分子定位的转换 |
| (二) 内部分歧的出现 |
| (三) 反复与歧义 |
| 四、“社教运动”不归路 |
| (一) 思想文化“现代化” |
| (二) “社教运动”的开展 |
| (三) 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过火批判 |
| (四) 从思想文化“现代化”到“革命” |
| 第六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外交 |
| 一、外交政策的理论与脉络 |
| (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坚守与放弃 |
| (二) “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提出与贯彻 |
| 三、外交实践的理路与实效 |
| (一) 和平外交方针的再次确认 |
| (二) 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偏离 |
| (三) 革命化外交政策的确立 |
| (四) 八届中央内部处理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及影响 |
| 第七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失误 |
| (一) 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 |
| (二) 政治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的“灵魂革命” |
| (四) 外交领域的“反帝”、“反修” |
| (五) 从党内民主到个人专断 |
| 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升起 |
| (一) 学术“罢官”与政治“罢官” |
| (二) 《二月提纲》与文化战线“革命”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 (一) 号角吹响：《五·一六通知》 |
| (二) 以集体的名义：八届十一中全会 |
| (三) 推向纵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第八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评估与经验启示 |
| 一、绩效评估 |
| (一) 经济发展考察 |
| (二) 政治发展评估 |
| (三) 思想文化分析 |
| (四) 外交实践考量 |
| 二、经验启示 |
| (一) 中央委员会要依法执政 |
| (二) 中央委员会要与时俱进 |
| (三) 中央委员会要民主执政 |
| (四) 中央委员会要强化监督 |
| (五) 中央委员会要防错纠错 |
| (六) 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学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转折的概述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初步成效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
| （一）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
| （二）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讨 |
| （三） 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起点 |
| （一）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二）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效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成果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成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轨的偏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历史考察 |
|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偏离 |
| （二） “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偏离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具体表现 |
| （一） 理论探索的失误与偏离 |
| （二） 经济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 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四） 文化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危害 |
|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 （二） 阻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原因 |
| （一） 思想根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 体制根源：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
| （三） 组织根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 |
| （四） 社会历史根源：封建余毒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转折的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与障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障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起步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转折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 |
| （一） 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思社会主义 |
| （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 在文化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 |
|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 |
| （二） 全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中的创新 |
| 一、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体现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依据 |
| 二、在转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 突破发展阶段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 突破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立生产力标准 |
| （三） 突破发展动力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 |
| （四） 突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 |
| （五） 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局限，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思想条件 |
| （一）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为转折实现提供思想动力 |
| （二）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转折实现提供认识基础 |
| （三） 澄清理论误区，为转折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政治条件 |
| （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转折实现指明方向 |
| （二） 推进民主政治，为转折实现提供政治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组织条件 |
| （一） 解放大批老干部，为转折实现准备坚实基础 |
| （二） 大胆提拔年富力强的干部，为转折实现注入新生力量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转折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 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力量 |
| （二）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 |
| （一） 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 |
| （二） 理论纠偏、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发展 |
| （三） 健康力量与“左”的力量的激烈斗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基本经验 |
| （一） 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五） 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落脚龙兴地——苦战两万里,寻得生存地 |
| 1.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候 |
| 2.落脚陕北的第一动作 |
| 3.第一个“西北局” |
| 4.北国风光 |
| 5.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 |
| 第二章刀把子不能丢!——合作局面中仍有隐蔽斗争 |
| 1.从“西北保卫局”到“边区保安处” |
| 2.是谁伏击周恩来? |
| 3.两个奇怪的“和尚” |
| 4.出逃事件 |
| 5.锄奸! |
| 第三章“双重政权”——确立人民政权的巧妙手法 |
| 1.旬邑事件 |
| 2.化装侦察 |
| 3.绥德反腐 |
| 4.淳化事件 |
| 5.拔钉子 |
| 第四章惊天特务案——“化敌为我服务”的防奸保卫政策 |
| 1.汉中有个“死间”班 |
| 2.陇东发案 |
| 3.延安追踪 |
| 4.反用敌特 |
| 5.一网打不尽 |
| 第五章“抢救失足者”——政治运动中反特斗争扩大化 |
| 1.“反特”与“运动”同步 |
| 2.边保老号来了个“川岛芳子” |
| 3.群众运动+逼供信 |
| 4.绥德甄别 |
| 5.“刘巧儿告状” |
| 第六章和战之间——战略转换情报当先 |
| 1.爷台山战事 |
| 2.智窃密电码 |
| 3.从延安上东北 |
| 4.激活“冷藏间谍” |
| 5.南下北返 |
| 第七章心战——大力开展策反敌军工作 |
| 1.安边起义“火车头” |
| 2.西北有个“民主联军” |
| 3.习仲勋策动横山起义 |
| 4.美军情报官在延安 |
| 5.“特务”入党 |
| 第八章陕北转战——全国解放战争的指导中心 |
| 1.军事机密 |
| 2.军统和边保同时追悼他 |
| 3.游击战争 |
| 4.保卫昆仑纵队 |
| 5.彭德怀和习仲勋抢先收到胡宗南的作战电报 |
| 第九章从延安到全国——为新中国竖立安全屏障 |
| 1.从“首府”走向“首都” |
| 2.从“延安”进“西安” |
| 3.从大西北到大西南 |
| 4.明暗易位 |
| 5.反击恐怖狂潮 |
（8）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
| 第三节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
|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
|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
|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
|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
|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
|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
|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
|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
|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
|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
| 第五章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
| 第四节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标题研究 ——以1958-2008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对标题所属报刊的选择 |
| 1.1.2 对标题时间跨度界定的依据 |
| 1.1.3 对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的界定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传播学领域 |
| 2.2 语言学领域 |
| 2.2.1 修辞及制作艺术角度 |
| 2.2.2 标点符号角度 |
| 2.2.3 比较性研究角度 |
| 2.3 有关体育新闻标题的研究 |
| 2.3.1 著作类研究成果 |
| 2.3.2 论文类研究成果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内容分析法 |
| 3.2.3 抽样法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曲折前进时期的《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新闻标题 |
| 4.1.1 复式题是新闻标题主要写作结构,信息略显冗余 |
| 4.1.2 标题内容凸显政治性功能 |
| 4.1.3 标题写作手法方面,对偶和引用突出,军事化隐喻小试身手 |
| 4.2 严重受挫时期的《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新闻标题 |
| 4.2.1 “通栏题”大行其道,句式冗长 |
| 4.2.2 标题内容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 |
| 4.3 蓬勃发展时期的《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新闻标题 |
| 4.3.1 新闻标题写作结构由繁复向简洁发展 |
| 4.3.2 体育成为这一时期标题的主要内容 |
| 4.3.3 标题修辞方面,军事化隐喻与之前作用有所不同 |
| 4.4 分析小结 |
| 5 结论及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6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华主席接见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和测绘等其他会议代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论文参考文献）
- [1]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中国当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J]. 袁振东. 科学文化评论, 2008(02)
- [4]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D]. 岳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7]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J]. 郝在今. 当代, 2016(05)
- [8]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9]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J]. 师东兵,佑村. 时代文学, 1989(01)
- [10]《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标题研究 ——以1958-2008为例[D]. 张岩. 北京体育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