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运动——1993年新年致词（论文文献综述）
孟德楷[1]（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尹红领[2]（2019）在《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为基本出发点,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丰富人民生活的内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习近平眼中的生活就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生活的改善就是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人民的生活价值来自哪里、走向何方,生活价值在于什么、如何保障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活价值论,指引人们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生活实践。习近平生活价值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等“生活价值观”系列论述,为习近平生活价值论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源泉。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人民“生活价值观”的系列论述,为习近平生活价值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提供了现实的最初的实践基础。七年的知青生活使习近平坚定了个人在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铸就了生活中“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擦亮了生活的根源底色:“懂得了什么叫实际”,找到了生活价值的实现密码:“团结”与“奋斗”。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实践基础,还直接体现在习近平正定从政以后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奋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现实的实践基础,凸显了习近平生活价值论所具有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全面性的理论特质。价值目的就是价值活动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目的。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目标追求,揭示了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价值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活价值目标在中国人民生活价值实践的逐步展开和集中体现,是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价值目标体系。这个价值目标体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活价值观的一般的根本性要求,又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实践,还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目标追求的生动的集中表达,它蕴含着聚焦保障民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它还包含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它还指引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追求。科学的理论,其价值性是确定的明晰的,包含有特定的内涵。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丰富内容,揭示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价值内涵,体现在它是现实生活实践的丰富与展开,这就是“充实无忧”的物质生活,坚定“政治自信”的政治生活,“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道德生活,塑造“美好心灵”的家庭生活,营造“清朗”空间的网络生活。这些丰富内容构成一幅新时代人们创造、实现美好生活的壮丽场景,丰富着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保障系统,揭示了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价值维系,维系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实践,它包含应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政治保障,这是因为没有政治局面的稳定就没有美好生活的可能,坚持党的领导本质上就是坚持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它还包含坚定理想信念这个强大引领动力,这是因为近14亿中国人需要在理想信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只有马克思主义真理才能正确地引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造新性发展。它还包含了维护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底线以及道德规范支撑,这就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实践面向,揭示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价值实现方式,就在于指引人们在崇尚创新中创造生活价值,这就应把握实践的创新性特质,提高创新性实践的本领。在不懈奋斗中实现生活价值,这就应充分认识实践的奋斗性,在艰苦奋斗中创造、实现美好生活。在倡导绿色化中变革生产、生活方式,这就应树立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李彬[3]（2015）在《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新闻变革似有一种正反合的三部曲:八十年代高度政治化、九十年代去政治化与新世纪以来再政治化。文章由此政治视角审视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系列演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在纷繁复杂、众语喧哗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梳理归结中国新闻变革之轨迹、踪影与脉络。
董宏鹰[4]（2014）在《劳动形塑人的精神研究》文中指出劳动与精神，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大重要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关注的重要命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劳动与精神关系思想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荦荦大者计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体力劳动是消除所有社会病毒的思想”，“教育和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等观点，大致勾画出劳动形塑人的精神关系轮廓。卓越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后，也一直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探寻劳动形塑精神理论真谛，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形塑人的精神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形塑精神的中国化样态。这一样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种样态。理论样态就是几代卓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系统理论，包括：劳动锻造人的阶级品质思想；劳动培育人的丰富情感思想以及劳动实现人的欲望思想。实践样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身作则，在带领广大人民致力于践行上述理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权利的实现和普及。这反过来又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在当代，随着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出现的新变化，由此带来了人的意识、情感、欲望等各方面的新变化。如何消解在当代新的劳动形态中再次出现的对客体他者的统治和贬低，最终实现创造物质与教化人的统一，这需要结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批判，对当代中国出现的资本统治劳动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因此，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思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精神建设实践的实现条件，并寻找通达这一目标的路径。
本刊编辑部[5]（1993）在《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运动——1993年新年致词》文中研究说明 近14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的原因是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归诸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即使在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后,对市场仍有疑
张灯[6]（2019）在《毛泽东生活观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生活观是毛泽东对生活世界基本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以人民为主体,以革命和建设为基本手段,以民族解放和人民生活幸福为价值旨归,探寻生活世界变迁规律,解决中国现实生活问题。毛泽东生活观具有主体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四个核心特质。论文以毛泽东生活观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着、毛泽东着作为主要研究文本,采用文献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比较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分析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整体结构、主体定位、精神意蕴与矛盾法则。研究发现,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突显群众主体的革命生活实践活动,从唯物辩证的内在统一把握生活世界的整体结构,其表现为四个统一:把握历史规律和生活发展方向的统一,改造客观生活世界和改造主观生活世界的统一,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的统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其主体定位彰显了人民是生活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利益至上;其精神意蕴显示了敢于胜利的信仰力量,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其矛盾法则立足于对立统一性关照生活世界的矛盾,重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指出不同质的矛盾要使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毛泽东生活观既面向中国,又放眼世界;既把握了生活世界的发展规律,又探索了解决中国人民生活困境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毛泽东生活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维度,可以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为解决新时代中国重大现实生活问题提供哲学思考,为提升新时代生活实践主体精神提供思想指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因此,研究毛泽东生活观,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全面认识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赖正维[7]（2002）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文中认为“文革”期间，福建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全省各地所谓老区农民组织。福建老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时期极短，来势异常迅猛，波澜壮阔，遍及全省，两起两落，结局悲壮。农民参加“文革”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公开打着老区农运旗号却唯有福建，并且老区组织中又集结了大量原地下党及游击队等老区干部，因而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老区问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个建国以来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在“文革”特定背景下以大规模农民运动形式爆发，然而矛盾并未解决，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长期困扰我党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依据已收集的丰富历史档案资料，拟对这一过程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毕晓南[8]（2011）在《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建设事业发展到了新阶段。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建设目标,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我们长期立志于对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以便更好的为现今社会发展服务。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提出了具体而富有成效的社会建设思想,这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是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思考和探索。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从思想基础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实践经验来说,是毛泽东建设经验的直接继承,同时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批判和借鉴；从实践基础来说,根源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以及社会发展的低水平,构成了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现实,既有广泛性又有针对性,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包括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统一而完整的体系。宏观层次是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中观层次是关于社会建设的具体政策,包括弄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搞好社会稳定、依靠人民群众,并注重公平和民主法制建设等。微观层次是邓小平根据社会建设政策而从事的基本实践得到的基本经验。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始终能够把人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群众切实关心的问题解决出发,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推动社会建设事业发展,社会建设和谐统一。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实践,不仅奠定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基础,奠定了现时社会建设的物质和思想基础,而且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李欣[9]（2017）在《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叠加。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唯物辩证法思想意蕴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辩证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方面。深入学习并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运用科学理论思想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处理矛盾时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解决问题时防止片面化、教条化、单一化。本文主要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之上,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中所蕴含的辩证思想,不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将辩证法思想灵活运用。从理论根基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现实依据来看,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矛盾分析法处理我国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辩证思想融入到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四个自信、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本文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主要特征,其中包括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辩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现实结合。本文挖掘辩证思想对治国理政的现实价值,对从严治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辩证思想扬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是当前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中将辩证思想转化为行动实践,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着良性轨道发展。
李殿仁[10]（2018）在《道行致远,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文中提出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全面建设和各项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相应地,我国改革开放随之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认真总结40年来的宝贵经验,发扬成绩,纠正不足,整顿行装再出发,团结奋进创佳绩。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要坚持把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引擎,要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要努力将与世界相融相通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必须坚定不移把坚持"四个自信"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石,要风雨无阻,砥砺前行。
二、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运动——1993年新年致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运动——1993年新年致词（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 问题缘起 |
| 二 问题依据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框架方法 |
| 第一章 价值依据：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理论来源 |
| 一 “生活”的现实前提和立体呈现 |
| 二 “生活”的“意识形态”和未来美好场景 |
| 三 “生活”的动力本质和时间维度 |
|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活价值观 |
| 五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坚守与创新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实践基础 |
| 一 坚守“生活”的角色定位 |
| 二 熔铸“生活”的不变信念 |
| 三 擦亮“生活”的根源底色 |
| 四 彰显“生活”的价值密码 |
| 五 正定以后直接的实践基础 |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理论特质 |
| 一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人民性 |
| 二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实践性 |
| 三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科学性 |
| 四 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全面性 |
| 第二章 价值目的：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目标追求 |
| 第一节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
| 一 “好日子”目标的坚守 |
| 二 “十一个更”的“好日子” |
| 三 “需要日益广泛”的“好日子” |
| 四 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好日子” |
| 第二节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
| 一 坚守“人生出彩的机会” |
| 二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三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
| 第三节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 一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始终坚守 |
| 二 共同富裕是社会规律和中国实践的统一 |
| 三 新发展理念引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 第三章 价值内涵：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丰富内容 |
| 第一节 “充实无忧”的物质生活 |
| 一 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
| 二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
| 三 激发人们生活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坚定“政治自信”的政治生活 |
| 一 坚定政治制度自信 |
| 二 “协商就要真协商”的政治生活 |
| 三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
| 第三节 “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 |
| 一 “更富有内涵的精神生活” |
| 二 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 |
| 三 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 |
| 第四节 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道德生活 |
| 一 “道德生活”有超越物质特性 |
| 二 向往和追求“讲道德”的生活 |
| 三 向往和追求“尊道德”的生活 |
| 四 向往和追求“守道德”的生活 |
| 第五节 塑造“美好心灵”的家庭生活 |
| 一 倡导向上的家庭追求 |
| 二 塑造“美好心灵”的家教 |
| 三 传承弘扬优良家风 |
| 第六节 营造“清朗”空间的网络生活 |
| 一 网络空间越来越重要 |
| 二 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 |
| 三 培育积极健康网络文化 |
| 四 构建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
| 第四章 价值维系: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保障系统 |
|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 |
| 一 没有政治局面的稳定就没有美好生活的可能 |
| 二 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 三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 |
| 第二节 理想信念提供引领动力 |
| 一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
| 二 真理指引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信念 |
| 三 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 |
| 第三节 法律道德是准绳基石 |
| 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 二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第五章 价值实现：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的实践面向 |
| 第一节 创新性实践创造价值 |
| 一 把握实践的创新性品质 |
| 二 提高创新性实践的本领 |
| 第二节 奋斗性实践实现价值 |
| 一 认识实践的奋斗性品质 |
| 二 美好生活靠奋斗来创造 |
| 第三节 绿色化实践推动实践方式变革 |
| 一 树立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 |
| 二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
| 三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劳动形塑人的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劳动形塑精神的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劳动形塑精神的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1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
| 1.5 研究方法和路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路径 |
| 1.6 基本概念界定与辨析 |
| 1.6.1 实践 |
| 1.6.2 生产 |
| 1.6.3 劳动 |
| 1.6.4 精神 |
| 1.6.5 形塑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劳动形塑精神的经典创建 |
| 2.1 劳动生成人的意识 |
| 2.1.1 生存劳动决定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
| 2.1.2 产生主体性的生产劳动形成实践理性 |
| 2.1.3 自由劳动是实现美好价值的途径 |
| 2.2 劳动生成人的情感 |
| 2.2.1 道德感“退化”源于异化劳动 |
| 2.2.2 理智感强化滥觞于劳动分工 |
| 2.2.3 审美感确立发轫于劳动过程 |
| 2.3 劳动生成人的欲望 |
| 2.3.1 生存劳动是自我持存欲望满足的基础 |
| 2.3.2 生产劳动是自我发展欲望实现的手段 |
| 2.3.3 自由劳动是自我超越欲望达成的途径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形塑精神的理论传承 |
| 3.1 劳动锻造人的阶级意识 |
| 3.1.1 劳动锻造阶级品质 |
| 3.1.2 劳动培育节俭意识 |
| 3.1.3 劳动培育平等意识 |
| 3.2 劳动培育人的丰富情感 |
| 3.2.1 劳动培育尊崇劳动的个人情感 |
| 3.2.2 劳动培育热爱人民的阶级情感 |
| 3.2.3 劳动培育理性爱国的民族情感 |
| 3.3 劳动实现人的欲望 |
| 3.3.1 致力于实现生存权思想 |
| 3.3.2 努力发展各项权利思想 |
| 第四章 劳动形塑精神的中国化现实观照 |
| 4.1 人的意识的成功培育 |
| 4.1.1 阶级品质的培养和强化 |
| 4.1.2 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和提升 |
| 4.1.3 节俭意识的培养和发展 |
| 4.1.4 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发展 |
| 4.2 人的情感培育的成功典范 |
| 4.2.1 尊崇劳动的个人情感培育 |
| 4.2.2 热爱人民的阶级情感培育 |
| 4.2.3 理性爱国的民族情感培育 |
| 4.3 践行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成功 |
| 4.3.1 生存权的普遍实现 |
| 4.3.2 发展权的广泛获得 |
| 第五章 劳动形塑精神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反思 |
| 5.1 劳动形塑精神理论的当代发展 |
| 5.1.1 发展劳动形塑精神理论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
| 5.1.2 发展劳动形塑精神理论的当代价值 |
| 5.2 劳动形塑精神实践问题的当代呈现 |
| 5.2.1 劳动异化的普遍性和共时性 |
| 5.2.2 阶层冲突转向阶级抗争 |
| 5.2.3 “思想市场”的越位和哑音 |
| 5.3 劳动形塑精神理论的当代反思 |
| 5.3.1 消解对他者的统治和贬低 |
| 5.3.2 创造物与教化人的统一达致 |
| 5.3.3 超验价值的最终实现 |
| 5.4 劳动形塑精神实现的当代路径 |
| 5.4.1 着力推进公民现代意识的培育 |
| 5.4.2 做实做强的人民主体地位原则 |
| 5.4.3 大力发挥劳动的意识形态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毛泽东生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 |
| 二、解决现实生活世界困境的要求 |
| 三、毛泽东生活哲学的现实性力量 |
| 四、研究毛泽东生活观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解读法 |
| 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 |
| 三、比较与创新相统一方法 |
| 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
| 一、从哲学的视域系统梳理毛泽东生活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全面概括毛泽东生活观的独特内涵及其主要特质 |
| 三、以唯物辩证的整体视角和方法研究毛泽东生活观 |
| 第二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内涵特质 |
| 第一节 形成过程 |
| 一、萌芽阶段(1921 年前) |
| 二、形成阶段(1921—1937 年) |
| 三、应用展开阶段(1937—1949 年) |
| 四、复杂发展阶段(1949—1976 年) |
| 第二节 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把握生活世界基本问题的根本看法 |
| 第三节 特质 |
| 一、能动的主体性 |
| 二、鲜明的民族性 |
| 三、深刻的实践性 |
| 四、彻底的革命性 |
| 第三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整体性把握 |
| 第一节 把握历史规律和生活发展方向的统一 |
| 一、整体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规律 |
| 二、历史规律与人类生活发展相结合 |
| 第二节 改造客观生活世界和改造主观生活世界的统一 |
| 一、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统一 |
| 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 |
| 第三节 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统一 |
| 一、物质生活是生产活动、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方式的统一 |
| 二、政治生活是党内、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的统一 |
| 三、文化生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统一 |
| 第四节 实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 |
| 一、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生而死 |
| 二、人际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生活情谊 |
| 三、消费观：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履行勤俭原则 |
| 四、读书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 第四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主体定位 |
| 第一节 主体定位：人民是现实生活世界的主体 |
| 一、主体思想的形成 |
| 二、主体思想的内容 |
| 三、主体思想的作用 |
| 第二节 主体动力：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 一、理论基石：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过程 |
| 二、创新发展：只有人民才是生活世界的建造者 |
| 三、实践方法：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
| 第三节 主体价值：人民利益至上 |
| 一、价值取向：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 二、价值目标：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
| 三、价值评价：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
| 第五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精神意蕴 |
| 第一节 生活态度：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 一、精神要义：生活向上、艰苦奋斗 |
| 二、精神动力：救国为民 |
| 三、精神实践：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
| 第二节 理想信念：科学的共产主义 |
| 一、形成信仰：从大本大源到马克思主义 |
| 二、树立目标：从精神之个人主义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
| 三、实践理想：从新村社会到共产主义 |
| 第三节 工作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 |
| 一、“两个务必”的综合成因 |
| 二、“两个务必”的内在逻辑 |
| 三、“两个务必”的实践路径 |
| 第六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矛盾法则 |
| 第一节 承认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
|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三、矛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分析矛盾：具体的事物实行具体的分析 |
| 一、定点分析：矛盾是共同点和特殊点的交汇点 |
| 二、定位分析：主次矛盾与矛盾的主次方面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
| 三、定性分析：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社会矛盾 |
| 第三节 解决矛盾：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 |
| 一、旧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用民族民主革命方法解决 |
|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用武装斗争方法解决 |
| 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用民主专政方法解决 |
| 第七章 毛泽东生活观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唯物论价值——唯物史观的继承和丰富 |
| 一、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革命战争离开物质力量是不行的 |
| 二、规律是客观和可知的：坚持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
| 第二节 认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和发展 |
| 一、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
| 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生活实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第三节 方法论价值——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先导 |
| 一、根据生活决定意识原理,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 |
| 二、根据意识反作用原理,强调发挥自觉能动性方法 |
| 三、根据对立统一法则原理,强调矛盾分析法 |
| 四、根据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原理,强调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
| 第四节 实践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 |
| 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
| 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现实力量 |
| 三、为解决新时代中国重大现实生活问题提供哲学思考 |
| 四、为提升新时代生活实践主体精神提供思想指引 |
| 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
| 结论 |
| 一、研究的主要工作及结论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 学术研究回顾及本文选题之缘由 |
| 二、 本文的理论依据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及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老区问题之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辉煌的历史与特殊的贡献 |
| 一、 卓着的功勋 |
| 二、 巨大的代价与牺牲 |
| 第二节 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 |
| 一、 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
| 二、 “造血功能”的严重不足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政治上的“多灾多难” |
| 一、 关于“反地方主义”问题 |
| 二、 “七千人大会”及1962年留有“尾巴”的平反工作 |
| 三、 “四清”运动 |
| 四、 1966年省委的工作总结及目标 |
| 第二章 “文革”中老区问题产生之背景 |
| 第一节 动乱升级对广大农才寸的冲击 |
| 第二节 红卫兵组织及大串连影响 |
| 一、 各种红卫兵组织及其它“造反组织”的建立 |
| 二、 大串连活动对农村的影响 |
| 第三节 所谓“一月夺权”的推动 |
| 第四节 原老区干部自上而下的推波助澜 |
| 第三章 老区农民运动形成、发展与首次高潮（66年底至67年2月） |
| 第一节 福州郊县农民首先参加“文革” |
| —、 “贫下中农赤卫队”的成立与“九·一”大字报风波 |
| 二、 全省第一个农民造反组织及第一张农民大字报 |
| 第二节 各地老区农民活动的兴起及“一月夺权” |
| 一、 第一次农民开进福州 |
| 二、 第二次农民开进福州 |
| 三、 “一月夺权”风暴 |
| 第三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其特点分析 |
| 一、 连江的老区组织 |
| 二、 罗源的老区组织 |
| 三、 晋江专区的老区组织 |
| 四、 老区组织的特点分析 |
| 第四章 老区农民运动第一次受挫（1967年2-4月） |
| 第一节 “一·二六事件”及《福建前线部队公告》颁布 |
| 一、 “一·二六事件” |
| 二、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的颁布 |
| 第二节 “二·四”、“二·五”事件及老区农民第三次进福州 |
| 一、 “二·四”、“二·五”事件 |
| 二、 “二·七”事件及农民第三次开进福州 |
| 三、 批判“经济主义”及“揪高级政治扒手” |
| 第三节 省军区对老区等“造反派”组织的遏制措施 |
| 一、 省军区对前革造会势力的打击 |
| 二、 省军区对老区组织实行的遏制措施 |
| 第四节 “前革委会”的夭折及其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 一、 “前革委会”的筹建 |
| 二、 “前革委会”省委委员中拟用的老区干部 |
| 第五章 老区农民运动的平反与再次高潮（1967年4—8月） |
| 第一节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一系列指示及军管会对老区平反措施 |
| 一、 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指示及省军管会的成立 |
| 二、 省军管会对老区问题的平反措施 |
| 第二节 老区组织的恢复及其活动 |
| 一、 老区组织重振旗鼓 |
| 二、 全省各专、县部分老区组织 |
| 三、 经费问题 |
| 第三节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及“八·一三”事件 |
| 一、 全省各地区农民进城情况 |
| 二、 “八·一三”事件—农民第四次开进福州 |
| 三、 中央为禁止武斗及农民进城所做的种种努力 |
| 第六章 老区农民运动二次受挫及易帜后争斗（67年9月—68年12月） |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改旗易帜 |
| 一、 中央及军管会稳定福建局势的措施 |
| 二、 老区组织与省农总司的合并 |
| 第二节 “七二三”协议的签订及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 一、 北京学习班及“七二三”协议的签订 |
| 二、 省市革委会的成立 |
| 三、 两届革委会委员中对老区干部之任用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悲壮的结局 |
| 一、 对所谓“范黄地下黑司令部”与“八月提纲”的批判 |
| 二、 革委会成立后老区活动的逐渐平息 |
| 第七章 拔乱反正 老区问题之最终解决 |
| 第一节 政治上的扬眉吐气 |
| 一、 老区问题之初步解决（1976—1978年） |
| 二、 老区问题之较彻底解决（1978年—1985年） |
| 第二节 经济上的致富与文化上的繁荣 |
| 一、 不遗余力的扶贫开发 |
| 二、 老区建设的巨大成就 |
| 第八章 与老区组织及活动有关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中央、军管会及其他“造反派”组织与老区组织的关系 |
| 一、 中央“文革”小组与老区组织 |
| 二、 省军区、军管会与老区组织 |
| 三、 “八·二九”与老区组织 |
| 四、 革造会与老区组织 |
| 第二节 “文革”期间的韩先楚 |
| 总结 老区问题带来的思考 |
| 第一节 老区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后果 |
| 第二节 福建地方干部队伍之分析 |
| 第三节 老区问题的经验教训 |
| 附一： 福建“文革”前期大事记（1966.5.16—1969.12） |
| 1966年5月16日前福建部分与“文革”有关大事 |
| 1966年 |
| 1967年 |
| 1968年 |
| 1969年 |
| 附二： “文革”时期福建省各群众组织所出版的报刊一览： |
| 附三： 文革期间与老区组织有关的部分资料选编 |
| 一、 “洪乐急电” |
| 二、 1966年1月28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独有英雄驱虎豹——赞福州市郊九九野战兵团》 |
| 三、 1967年3月7日福州军区转发闽侯军分区告《告闽侯地区贫下中农书》 |
| 四、 1967年3月7日凌尚武所做的检查 |
| 五、 1967年3月14日《福建日报》关于“本省召开革命根据地工作座谈会”的报道 |
| 六、 1967年2月拟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材料 |
| 七、 1967年6月3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老区问题的讲话 |
| 八、 省军管会关于老区组织平反的系列公告 |
| 九、 有关“八·一三”农民进城的资料 |
| 十、 1967年8月17日福建两大“造反派”组织在京达成的四个协议 |
| 十一、 1967年10月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 |
| 十二、 1967年11月省革造会发言人就派代表上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事发表谈话 |
| 十三、 关于各群众组织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两份协议 |
| 十四、 有关1968年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资料 |
| 十五、 有关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自动撤消”的资料 |
| 十六、 1968年10月8日韩先楚在福建省革发会核心小组和常委会议上关于各地农总、农革总、农司三结合问题及生产队是否成立革委会问题的讲话 |
| 附四： 论文主要参考文献资料一览 |
| 档案资料 |
| 出版着作、报刊： |
| 中文摘要 |
（8）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对理论界关于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评述 |
| 1.1.1 关于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 |
| 1.1.2 党的领导人有关社会建设思想的研究概况 |
| 1.2 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 |
| 第二章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历史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
| 2.1.1 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 |
| 2.1.2 社会建设的具体设想 |
| 2.2 列宁的社会建设理论 |
| 2.2.1 社会建设的生产力基础 |
| 2.2.2 社会建设的依靠力量 |
| 2.2.3 社会建设要重视教育事业发展 |
| 2.2.4 社会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管理方式 |
| 2.3 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
| 2.3.1 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 |
| 2.3.2 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 |
| 2.3.3 创造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
| 第三章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内容 |
| 3.1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3.2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内容 |
| 3.2.1 社会建设的前提——弄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
| 3.2.2 社会建设的基础——搞好社会稳定 |
| 3.2.3 社会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人民群众 |
| 3.2.4 社会建设的原则——注重公平 |
| 3.2.5 社会建设的保障——民主法制 |
| 第四章.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特点 |
| 4.1 群众性 |
| 4.2 系统性 |
| 4.3 历史性 |
| 第五章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
| 5.1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意义 |
| 5.2 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2.1 奠定了现今社会发展的基础 |
| 5.2.2 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 5.2.3 积累了中国社会建设的经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主要来源 |
| 2.1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列经典作家的辩证思想 |
| 2.1.2 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思想 |
| 2.1.3 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想 |
| 2.2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现实背景 |
| 2.2.1 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国际环境 |
| 2.2.2 深化改革与伟大复兴的挑战 |
| 第3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联系观：看待我国发展变化的内外环境 |
| 3.1.1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 3.1.2 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辩证关系 |
| 3.1.3 全面建成小康必须辩证处理好三个关系 |
| 3.1.4 将文化自信融入到四个自信中 |
| 3.2 发展观：看待过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
| 3.2.1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 |
| 3.2.2 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的永续发展 |
| 3.2.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 3.3 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实践运用 |
| 3.3.1 对立统一规律的现实照应 |
| 3.3.2 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
| 3.3.3 否定之否定的现实运用 |
| 3.4 运用矛盾分析法处理现实问题 |
| 3.4.1 全体人民的理想信念和党员的理想信念 |
| 3.4.2 着重把握“两点论”与“重点论” |
| 3.4.3 协调统筹我国东西部发展 |
| 3.4.4 全面小康与精准扶贫 |
| 第4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主要特征 |
| 4.1 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 |
| 4.2 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 |
| 4.3 整体性与部分性统一 |
| 4.4 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 |
| 第5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的价值 |
| 5.1 在整体与局部中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 |
| 5.1.1 全面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 |
| 5.1.2 完善党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 |
| 5.1.3 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坚定党员理想信念 |
| 5.2 在继承与弘扬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
| 5.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软实力 |
| 5.2.2 继承传统文化有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2.3 文化复兴推助民族复兴 |
| 5.3 在联系与发展中不断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 |
| 5.3.1 科技发展与以人为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
| 5.3.2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
| 5.3.3 共同富裕与精准扶贫之间的辩证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道行致远,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要坚持把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引擎 |
| 二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要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 |
| 三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要努力将与世界相融相通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
| 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必须坚定不移把坚持“四个自信”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石 |
| 五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要风雨无阻, 砥砺前行 |
四、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运动——1993年新年致词（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2]习近平生活价值论研究[D]. 尹红领. 郑州大学, 2019(07)
- [3]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J]. 李彬.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 [4]劳动形塑人的精神研究[D]. 董宏鹰.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5)
- [5]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运动——1993年新年致词[J]. 本刊编辑部. 财政研究, 1993(01)
- [6]毛泽东生活观研究[D]. 张灯. 华侨大学, 2019(11)
- [7]“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D].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2002(02)
- [8]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研究[D]. 毕晓南. 广西大学, 2011(07)
- [9]习近平治国理政辩证思想研究[D]. 李欣. 兰州理工大学, 2017(02)
- [10]道行致远,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J]. 李殿仁. 文化软实力,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