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科技书卷丛谈（论文文献综述）
王逸之[1]（2019）在《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术数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的文化现象,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界对术数外延和内涵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术数和巫术之间是有区别的,神性功能的淡出是术数有别于巫术的最显著特征。术数和数术在不同的时期,含义也是不尽相同的,方术可以完全涵盖此二者。术数和象数易学也有很大差异,象数易学派属于官方经学,而术数则是一门形而下的应用之学。宋代是术数繁荣鼎盛的时期,术数的相关书籍和名目种类都有所增加,术士与宋代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之所以如此盛行各种术数活动,主要是宋代士人的主导的结果。宋代士大夫与术士的交际,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的诉求是双向,既有士大夫求助于术士的卜算,也有术士主动攀附于士大夫。相较而言,宋代科举士子与术士之间的交际目的较为单一,士子为卜前程,术士则为谋利。然而,由于“术儒”主要来源于落第科举士子,宋代士大夫又对“术儒”的产生,有着“以儒化术”的改造作用。这样宋代士大夫、科举士子与术士有了相互关联,并呈现出一种“多元互动”的交际关系。他们之间这种“多元互动”集中在术数的占验方面。其验与不验,不仅与术士的巧诈善变、老于世故有关,而且和术数的社会信仰效应亦有关联,但与术数理论并无关系。由于术数自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性,以及其异质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使验与不验更多是取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存在着“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关于儒学与术数的关系,学者历来对此见仁见智。儒学和术数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具有“同源”的关联性。秦汉以降,从表面上看两者逐渐分流。迨至宋代,儒学迎来了革故鼎新的时代,术数也同时发展至繁荣鼎盛的时期。宋儒对术数采取了“涵化”、“排斥”、“兼容”等三种不同的方式类型。在堪舆方面,程朱改造堪舆思想皆持“以孝为本”的原则,但具体论证两人也并不相同。程颐的堪舆思想,与司马光始终挺立儒家的丧葬礼制一样,欲以此将术家堪舆排除在外,即为“以儒排术”。而朱熹的堪舆思想与蔡元定一致,是以儒家伦理来涵化术家堪舆,即假借术数之躯壳,而注入儒学之精义,乃是“以儒化术”。程朱命理观的“以儒化术”,主要表现于他们的“义命观”上。程朱“义命观”的最终目的在于,欲挺立儒家伦理之“义”来消释世俗所汲汲之“命”。这种“以义安命”的“义命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实现“以儒化术”的有效路径。在星占方面,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旨在推行新法,他主张“天变不足畏”有“天人相分”的思想渊源,也有北宋诸儒先进的星占认知。至于宋神宗及诸儒否定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君权天授”的考虑,而“天变不足畏”实为王安石、司马光等熙宁诸儒的理性认知。而司马光作为一代名儒,始终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旨归。面对当时术数大行其道的现象,他秉持儒家的孝葬思想,对假“奉先”之义而行“荫后”之利的堪舆术,予以排斥。对于具有“神道设教”的天文星占,他基于“治统”与“道统”的政治考量,虽然表面上予以支持,实则在天人相分思潮的影响下,欲将天文星占的术数因子排除出儒学之外。通过司马光堪舆观、星占观之“一斑”,而可窥其术数观之“全豹”,即“以儒排术”的术数观。在命理方面,面对儒学在形而上“知天命”问题的不足,程朱用“义命观”予以改造,但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文天祥在哲学层面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扬弃,在术、儒本身具有的兼容性和同源性的基础上,从“气之命”的可塑性出发,肯定了“以术窥命”追求情欲的合理性,并对术家命理持以兼容态度,在坚持“儒主命辅”的原则下,汲汲于术家命理中寻求资源以补儒。而真德秀诸多思想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其命运观亦复如此。他所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观,直接造就了“以儒为本”的术数观。他以一种儒者的态度去正视“小道”,肯定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末”之价值。但他之所以认同术数“末”的价值,不仅因为术数之“末”的道理与儒家之“本”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术数本于儒学。换言之,也即是说儒“本”可以兼容术“末”。他“儒本术末”的术数观,是建立在正视“小道”的基础上,欲以儒之“本”来兼容术之“末”。通过这三种方式类型的散点透视,我们发现“涵化”与“排斥”虽是对儒、术“同源”的一种反拨,但这种反拨又是建立在儒、术“同源”的基础上的。至于“兼容”则是对儒、术“同源”的另一种承继,是儒、术“同源”的最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儒、术“同源”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涵化”和“排斥”这两种模式在孔子和荀子已有,唯“兼容”乃宋儒所独创。采用“涵化”和“排斥”的方式,都很难深入到一般民众阶层当中去。因为对于信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般民众而言,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儒家讲天命主要是为了使人安分守己、修身俟命,去践行道义成为君子,然而一般民众最为关心却是关乎个人的穷达寿夭。因而,我们理应采取“援术补儒”的兼容方式,用术家的改命之学去补正儒家的立命之学。“援术补儒”这种“兼容”的方式,对当下重建中华经典体系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熊隽[2]（2015）在《唐代家具及其文化价值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家具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由坐席、床榻为中心的低坐家具体系向以椅、凳为中心的高坐家具体系演变,以及由箱板式造型向框架式造型演变的过程,其关键时期正是唐代。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学与图像、实物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唐代家具的发展形态以及其中蕴藏的丰富人文内涵。论文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概述唐代以前的家具发展简史。唐代家具的发展既是对传统家具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受到汉末以来陆续自西域进入中国的新型家具样式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的传统起居生活习惯中,箱板式低坐家具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数种新型框架式高坐家具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对这种传统产生冲击。第二章、第三章将唐代家具分为坐卧两用具、坐具、承具、庋具、屏架具几个大类进行详细的类型研究。首先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理清唐代家具的名物关系,进而通过图片、实物资料,探讨各类家具在唐代的发展及其基本使用情况。坐卧两用家具主要承袭了魏晋南北朝已有的基本体式,并继续在唐代人的起居生活陈设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坐具作为坐卧两用具的丰富和补充,在唐代的发展尤其活跃。胡床、绳床、筌蹄等与佛教僧侣生活相关的外来高型坐具进一步普及到世俗大众的生活层面,传统的家具文化与之碰撞交融后,又创生出壶门式高座、曲录式绳床、月牙杌子、坐墩、唐圈椅等等更符合唐代审美、带有传统家具构造特征的新样式。受到高坐家具发展的影响,除了传统低矮型承具外,数种高型承具的发展显示出人们的起居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庋具分为大型的橱柜和小型的箱盒,造型富于变化,唐代工匠还能根据所储存物品的形状制作随形的庋具,工艺技术十分高超。受到传统审美倾向的影响,唐代的高档承具和庋具常带有壶门形腿部。屏架具即屏障和支架类家具。屏障类家具是坐卧类家具的伴随物,不仅起到分隔空间、确定方位、显示身份的重要作用,也是室内外空间中的重要装饰物。支架类家具起到支撑各种生活设施的作用,是唐代家具中使用功能最为专化的一类家具。第四章在类型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家具的工艺技术加以研究。唐代家具的构造工艺较之前代有着长足的进步,但榫卯构造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较之明清时期差异很大。板面构造多采用整张厚板,但攒边框的造法在少数家具上已经出现,部分壶门式承具面沿上制造的“唇”,是后世在承具上制作拦水线的先驱。板面接合以及直材接合主要采用榫卯构造与胶、钉相配合的形式,一些家具的直材顶端采用了栌斗构造。家具榫卯构造的显著进步出现在直材与边框、板面的接合部位,脚入梐、直材嵌夹托枋的构造对宋代以后的家具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家具的装饰工艺十分高超,主要技法包括涂装、镶嵌、雕刻、染织品、书法与绘画等数个大类,装饰色彩热烈奔放,装饰图案喜用充满写实风格的唐草、蜂蝶、走兽、禽鸟、树石等。审美上倾向于平面化的装饰趣味,部分装饰工艺如粉地彩绘、密陀绘、复色夹缬等在宋以后逐渐失传。第五章从建筑文化、域外文化交流、社会生活三个方面阐述唐代家具与唐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建筑文化对唐代家具的影响体现在建筑格局与建筑技术两个方面。唐代建筑室内空高的增加,促进了家具整体高度的升高；殿堂、厅堂的半开敞式格局,决定了厅堂的家具陈设是非固定式的。框架式家具上出现的数种新型构造方式,得益于从建筑大木作梁架结构中吸取构造经验。唐代家具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存在向内接纳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唐代对域外家具文化的引进,经过样式的取舍与结构方式的改造。在对外传播方面,东北亚地区的渤海、新罗、日本都受到了唐代家具文化的影响,其中日本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对唐代家具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家具的等级与性别差异,以及家具的陈设与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展现唐代家具在起居日用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论文通过上述内容的讨论,揭示唐代家具文化在中国家具史的转折时期发生的具体变化,理清唐代家具与各个文化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低坐、高坐家具交融并用时期引发传统生活习俗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展现唐代家具精彩纷呈的艺术面貌和含蕴在其中的文化性格。
馮雪冬[3]（2015）在《宋代筆記詞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社會是我國歷史上的高速發展時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族交往等各領域全面繁榮。尤其是理學的興起,標誌著傳統思想文化的革新。社會的發展,必然推動語言前進的步伐。從而,宋代成為漢語史上的關鍵一環,是漢語古今轉變和文白此消彼長的關鍵時期,由此,漢語開啟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社會上一切細微變化,也無一遺漏地反映在當時的語言尤其是語言中的詞彙上面。然而,保存下來的宋代口語文獻與其時代地位相比較而言卻顯得十分遜色,這對於學術研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宋代筆記文獻數量龐大,反映面廣泛,語言文白夾雜,又多有作者精心考辨的材料,無疑令後人足以用來從各自角度汲取、利用,並加以發揮。史學家藉以證史實、補闕失,文學家藉以窺測文壇之面貌、汲取文學思想,文化學者藉以深入當時社會生活、采各地民風,語言學家則可以此為語料勾勒一時代之語言面貌、整理語言研究的零散成果、歸納語言研究的理論方法,擴大語言研究的視野。這決定了我們的研究思路:以宋代筆記文獻為基礎語料,以漢語詞彙發展史為研究視野,以宋代筆記詞彙研究為中心,以語言、歷史、文化、文獻等領域的綜合研究為旨歸。我們的研究是在封閉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對選定宋代筆記文獻中各類詞彙的詞語考釋、詞彙系統、詞彙理論和詞彙價值的研究;是由選定筆記覆蓋至其他筆記文獻,進而,結合歷代文獻語料的詞彙史研究;是以詞彙學為中心,部分地延伸至歷史、文化、文獻等領域的綜合研究。宋代筆記文獻語料,考證與行文材料並舉,通語與方言材料同現,共時與歷時材料互證,零散與系統研究共存,在漢語史研究上無疑彌足珍貴。就詞彙而言,宋代詞彙的共時層面,是古今中外、文白雅俗歷時沉澱的堆疊。浩瀚紛繁的宋代筆記文獻中保存了當時語言中大量的新詞新義、方俗詞、宗教詞、外來詞、熟語和日常口語詞,彌補了宋代口語文獻數量上的不足,與《朱子語類》、禪宗語錄等語料在語體上形成互補。針對語料特徵,我們確立了利用宋代筆記文獻從事詞彙研究所堅持的原則:以文獻學的眼光看待詞彙問題;正確認識宋代筆記中口語成分;圍繞生活習俗進行俗語詞彙研究;詞語考釋注重詞義演變、成詞理據和定型過程的描摹和解釋;方言、俗語研究的過程中,兼顧現代漢語方言的溯源工作。我們所進行的是從詞彙考釋到詞彙系統,從事實描摹到方法論總結,從理論分析到實際應用的逐層深入的研究。詞語考釋的工作需要以個體為基礎分類進行。宋代筆記中的新詞、新義客觀地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工商業的繁榮,科舉制度的完善,軍事防禦的內憂外困,在詞彙中都有充分地體現。同時,新詞、新義的內容也是宋代帝王將相的衣食住行,精英文化階層的講摩之風,形式各異的民間習俗等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總體看來,宋代筆記中的新詞新義在語言學上的主要特徵體現在新義新詞、舊義新詞並存,類推造詞形成系列詞群,語言規律外的動因促進新詞、新義的產生等幾個方面;方俗詞語考釋既有詞義及詞義演變的考探,又有立足語言本身,認字辨音,參照史實,考證詞語原形,揭示成詞依據,追溯詞彙衍生的脈絡的詞彙理據的解析。既有宋代方言詞的考察,又有對現代北方方言詞語的溯源。同時,從部分詞語入手,展現了嶺南地區人群概貌、物產工藝、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人際信仰等獨特的風土人情;至宋代,宗教傳播和文化交流已有漫長的歷史,“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已經形成,其間,大量的宗教詞彙、外來詞詞彙得以沉澱。宋代筆記中既有佛、道專用詞彙,又有經歷從一般中土文獻到佛道文獻,再到中土文獻中的一般詞彙。專用詞彙由於語體的限制,意義相對單一,即便有引申也是發生在宗教環境內部。一般詞彙詞義的發展,實現了跨越宗教環境的引申,多半是中土詞彙經過宗教熔爐提煉後而發生的兩次詞義“改造”。另有部分詞彙是在佛道文化影響下產生並完成的詞義演變。筆記中外來詞彙體現了來源多樣性的特徵,有伴隨佛教傳入者,有來自其他外國語者,有來自少數民族語言者;宋代筆記中的熟語材料十分豐富,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成語、諺語、慣用語和行話隱語。成語、諺語、慣用語的定型過程,以及文人隱語、民間隱語的不同特徵,體現了漢語文白雅俗對立、相融、互動發展的趨勢;宋代筆記雖然以文言為主,然而,文白夾雜,其中包含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常用口語詞,反映了漢語口語詞發展的狀態,提供了口語詞的層次信息。歸納筆記文獻中的日常口語詞群,剝離客觀存在的詞彙層次,是詞彙系統研究的需要,而且,斷代的日常口語詞彙層次研究與常用詞演變研究可以互為補充。口語詞層次研究是詞彙斷代、歸類、探源、考辨、求理、綜合的全面考察。我們以此為方法,進行了宋代筆記親屬稱謂和人體名詞的詞群層次的個案研究。詞彙理論的研究是在詞彙考釋基礎上進行的。一方面我們歸納了宋代筆記作者考證材料中的詞彙學研究方法,因聲求義、求證方言、鉤沉古注、認字辨音、追求語詞源流、探究理據、古今對比、二重證據等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在考證語料中都有體現;另一方面,結合我們的研究結論,嘗試揭示了幾條漢語詞彙發展演變的規律:“天人合一”“文如其人”觀念與詞義引申,“喜怒形於色”與身體行為短語的詞彙化,語言俗解與詞義演變,以及語言的對稱性與漢語詞彙的發展演變等。對宋代筆記來說,其中的詞彙研究必然為筆記文獻整理提供語言學上的依據。我們以詞彙研究結論為依據,結合調查的已整理的筆記材料,指出了其中因不明詞義,詞形相近而意義相關,不明詞或詞形產生時代而導致的誤點、誤校和漏校問題。同時,宋代筆記詞彙研究也具有極大的辭書學研究價值,在大型語文辭書編纂、修訂中的詞條收錄、義項設置、引證釋義等方面發揮重要的補充作用。
徐世康[4]（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著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陈玺[5]（2009）在《唐代诉讼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从历史文献角度对唐代诉讼制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全文参照现代法学逻辑架构,依据诉讼程序进展的不同阶段,共分设十章：第一、二、三章围绕起诉制度,讨论起诉方式、拘捕与强制措施、保释制度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唐代私人控告是启动各类诉讼程序的基本途径,书面呈诉的法律规定经过长期实践,已为普通民众所认可,并逐渐形成持状论事的诉讼习惯。法司立案的标志则是长官在诉状上的受案批示,批示内容又因诉讼请求和案件情况的差异有所不同。司法实践中,缉捕事务由基层法吏承办,官府有权对缉捕嫌犯和收禁囚徒采取械系、绑缚等强制措施,官府还可褫夺人犯巾带,收禁关押,以示困辱。缉捕官吏地位卑下,时常因缉捕未果、缉捕误期、错缉人犯等原因遭受处罚。此外,村坊乡里等基层组织广泛参与诉讼活动,协助官府接受举报和报案、拘传被告和证人、以及缉拿义务人。唐人笔记小说中冥司追摄、械系人犯的相关描述,多据唐代诉讼固定程式演绎而成。唐律从恤刑亲伦等人道观念出发,规定罪囚拷满不承、临产,以及居丧者,可予以保释。由于各级司法机关普遍存在滞狱问题,遂使大量系囚难以通过保释得到疏决。第四、五、六三章研究审判活动,探究唐代庭审程序、同职连署审判以及证据制度。唐人小说中关于阴司法庭设置格局的描述本于唐代州、县衙门结构,六曹合署办公,法官据案庭审的场景经由文人移录,遂成为阴阳两界通行的法庭固定格局。考察冥讼故事和出土案卷可知,唐代刑事案件庭审程序大致包括原告陈诉、吏卒传唤、法官讯问,被告答辩、两造对质、检状勘察等具体环节。各级法司官吏审判案件过程中,分工负责,连署文案,并承担连带法律责任。分析出土文献可知,同职连署审判制度在唐前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中唐以后,为了适应诉讼程序趋于简明高效的发展趋势,连署审判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即为通判官副署程序的略省。唐人冥讼故事多无通判官押署,或正与此时连署审判制度改革相关。唐代获得证据的手段与前代比较未见长足进步,从获得证据的途径而言,唐代法官断案主要坚持“以五声听狱讼”的传统审判模式,强调庭审之时法官通过讯问当事人获得相关信息。受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多数案件证据的获得仍主要经验积累和传统手段进行,而对于取证方法的理论总结亦显不足。为获得口供,唐律允许对犯人进行刑讯。非法拷掠并非唐代特定历史时期的个别现象,而是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司法痼疾。第七、八两章以诉讼审级为中心,研究唐代诉讼级别管辖、代诉与直诉,以及中晚唐司法权诸司分掌现象。唐代诉讼复审级分上诉复审和奏报复审两类,前者是以逐级上诉申理为线索,是由诉事词状启动的申诉制度；后者是以法司申报复核为依据,是由法定职责启动的复核程序。二者在受案机关和审级层次方面存在一定交叉重合关系,却又具有本质差异。唐代亲属代诉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平反冤案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方式。受儒家宗法亲伦观念的影响下,亲属代诉作为义举时常受到时人推崇和舆论褒奖。唐律明确认定的直诉方式有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立肺石、投匦等五种方式,现有自诉案例中,尤其以挝鼓诉冤者居多。唐代自诉案件中,诉事人自残耳目的现象十分常见,并可能对案件进程和审判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御史台受状问案制度的确立,使得唐代诉讼审级发生微妙变化,台司与尚书省在事实上成为并列的上诉机关,诣台诉讼成为诉事人进京告诉的首选途径。唐代军司审判管辖权的获得与安史乱后禁军势力的不断滋长直接相关,普通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力受到严重侵害,军司恣意妄为,干涉州县司法机关正常审判,普通司法机关在与军司争夺诉讼权力的较量中常居守势。唐代“三司受事”是常设上诉机构,“三司推事”是接受差遣推鞠大案的临时组织。前者主要作为常设的最高上诉机构存在,必要时可以奉诏理问要案；后者自始至终是接受差遣审断重大案件的临时机构,终唐之世并未有承担上诉审职能的明确授权。第九、十两章探讨审判监督,重点考释唐代司法监察和死刑覆奏制度的发展和运行。研究结果表明：唐代尤其重视京畿附近的司法监察,中书门下、御史台,及京城百司是参与虑囚疏狱的重要力量。唐代设置中央职官充使虑囚和地方分道遣使虑囚两大系统,按覆地方刑狱。前者又有常设型与临时型之分,常设型使职出自刑部和御史台,包括刑部覆囚使和虑囚御史；而临时型使职则多由中央臣僚充任。分道遣使虑囚系统则主要指派驻各地之巡察、按察、观察等地方监察使臣的虑囚活动。按察、观察等虑囚使臣多因时差遣,分道疏狱。“诸狱禁囚,五日一虑”乃各级司法机关疏决系囚之常制,州府长吏一般通过查阅案卷和录问囚徒两种途径监督地方司法审判。唐代地方州县法吏除进行常规定期虑囚以外,还需按照中央临时发布的诏敕,对辖内系囚进行即时处置。唐初百余年间,帝王亲虑、遣使虑问和有司自虑等司法监督手段经常交叉并行,开元天宝以后,帝王亲囚的记载开始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遣使虑囚和有司自录。至中晚唐,有司自录发展成为最为常见的司法监察方式。死刑覆奏是唐代诉讼法制中彰显慎刑思想的一项重要制度,唐代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中书门下参与重大案件审判和死刑详覆的惯例,死刑案件须经刑部覆奏、中书门下详覆,方可奏报皇帝裁决。中唐以后,贯彻死刑覆奏制度的最大干扰正来自帝王制敕,死刑覆奏制度几经兴废,扭曲运行,正可作为封建君主恣意变乱法度的典型例证。
乔会[6]（2018）在《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是汉语量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承上启下,处在量词从近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清代量词给予的关注不多,清代专书量词研究成果数量在同类研究中占比很小,断代量词研究成果尚未见到。对清代笔记小说中的语言资料也缺乏应有的重视。笔记小说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内容包罗万象。作品从数量上、内容及可靠程度上来说,都是研究清代汉语的理想的语料。本文拟以清代笔记小说为主要语料,对其中的量词进行梳理、统计、描写、分析和解释,并与清代前后以及同时期白话小说量词进行对比,以探求清代量词的面貌及发展情况和特点。全文共分五章,约二十万字。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体例。首先对汉语量词的发展概貌、量词命名及分类研究情况和1959年以来的量词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其次对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语料来源做了说明。最后介绍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分类法、描写分析法和历时比较法。如何对量词进行次类划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为便于进一步展开研究,在第二章对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的界定标准和分类统计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将清代笔记小说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其中名量词分为专用名量词和临时名量词。前者包括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品类量词;后者包括容载类量词和附着类量词。动量词分为通用量词、自主量词、借助量词、情态量词。并以图表的形式对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类系加以直观呈现。第三章为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分析。从语法特征和量词个案的历时考察两个方面对名量词进行研究。进行语法特征分析时,对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的词法特征、句法特征进行了共时分析和历时比较。进行个案考察时,以《明代汉语量词研究》和《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统计的量词为准,根据《清代笔记小说大观》量词在二者中的有无情况,对语法、语义特征明显的专用名量词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时代量词断代研究成果,作为相应时代量词的参照系,对清代名量词的继承和发展状况进行描写和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借鉴了认知语言学理论、语法化理论及方言研究的部分成果,以增加解释的清晰度和力度。第四章为清代笔记小说动量词分析。从语法特征和个案的历时考察两方面,对清代笔记小说动量词进行研究。由于文体原因和有意拟古,清代笔记小说中动量词用例数量较少,且刻意模仿古汉语动量词的用法。为探寻清代动量词全貌,在考察动量词时,还参考了清代白话小说动量词研究成果,与清代笔记小说动量词的语法和语义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专用动量词的发展源流、语义演变进行详细描写和解释。第五章为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通过对清代笔记小说量词在历时发展中个体更替和语义变化,分析总结清代量词的发展状况和使用特点。从明代到清代,量词的个体更替和语义发展变化不大;从清代到现代,量词个体更替和语义发展变化较大,语法功能进一步增强。最后总结归纳了清代量词系统在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展望了汉语量词的发展前景。
赵水静[7]（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环[8]（2020）在《南诏大理国僧人与中印文化交融》文中指出南诏大理国时期作为云南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文化发展极为迅速,这与南诏、大理国僧人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派的僧人在南诏、大理国传播佛教的过程中,也将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传入了云南,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中、印文化在滇的融合,促进了南诏大理国文化向多元复合型文化发展,并对云南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云南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南诏大理国时期僧人的文化背景和审美特点,梳理南诏、大理国僧人的宗教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情况,从中探究僧人是如何将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传入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与云南本土文化水乳交融,最终促进南诏、大理国文化多姿多彩又独具特色,并对云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润宏[9]（2017）在《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文中指出唐代文学有关植物的书写,涉及体裁众多,文学实绩丰赡,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文学植物书写的丰富景象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先秦至六朝的先唐文学为唐代文学提供了众多有关植物的历史典故与文学原型,是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走向深入和繁荣的导引者。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唐代各类文学体裁、具体文学作品对植物题材与意象进行的书写。唐代诗歌在描写季节时经常运用植物意象,勾勒各个季节的植物风景,植物在季节诗中成了季节的指示物和诗人情绪的象征物。唐人喜爱把玩和栽植各类观赏植物,这在唐代诗、文、赋中均有明确表现。唐代描写植物的文学语言中大量出现了体现人们价值判断的言辞,这表明唐人针对植物的精神审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渐渐步入成熟的境地。唐代笔记小说中与植物有关的条目多达五百余条,这其中既有真实记录,也有文学虚构,均反映了唐人对植物的重视与喜爱。不同的文学创作群体对植物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比如唐代女诗人常以离枝的落花比喻自身,又如唐代诗僧群体因为性喜自然,所以注重利用植物在禅院中仿造建构山野环境,从植物中体味禅机,植物成了诗禅交涉的纽带。第二个方面是唐人营造的植物景观进入到文人视野之后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人十分重视寺院、道观、祠庙、驿道、驿站等建筑群落周围植物景观的营建工作。比如唐代寺观的植物景观以松竹为主而能兼顾各地自有风格,唐代驿道驿站等场所由官方主持驿树的栽种,不同时期也有文人官员按照自身的喜好栽植特有品类的植物,唐代交通要道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上述人造建筑区域情况不同,兼有野生与人造两个方面。唐代文人爱好游览和观赏此类植物景观,并乐于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第三个方面是自然植物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心绪、情感和生活、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的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日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植被类型的地理分野直观而易感。植物的生态状况造成自然环境的差异,使文人身处其间有别样的心境感受。比如唐代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多样性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也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又如唐代陇右道的荒野风景极大地唤起了文人的羁旅愁思,荒漠草原上飞卷的沙蓬成了客居陇右道文人的自我体认。唐代长城以北地区迥异于关中以南地区的植物地理风景,被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的唐代文人所关注,引来他们对异域植物风光的欣赏与书写,如今这些文学语言已成为记录唐代长城以北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宝贵文献。
岳凯峰[10]（2020）在《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五代宋初以来,熙河地区吐蕃、党项、汉等民族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诸多种族分散、不相统一的“蕃部”。这些蕃部或散居山野,或丛居城落,过着半农半牧的部落生活。由于熙河地区蕃部数量众多,部族繁盛,加上民族属性已渐趋弱化,其政治归属和军事决策不再以民族同一性作为唯一决定因素,而是更多地追求利己主义,讲求灵活自主性和现实功利性。因而成为决定西北局势走向的重要力量。宋代,在我国西北地区形成北宋、西夏和吐蕃鼎足而立的地缘格局。熙河地区蕃部正好处在三个政权的疆界过渡带和战略结合部,因而成为吐蕃、西夏和北宋武力争夺、政治招抚和经济利诱的主要对象。熙河地区蕃部归属宋朝,不仅可使宋朝借此道以联络吐蕃、回鹘及西域诸国,从右翼包抄西夏,断其右臂以取得战略优势,而且可以维持丝绸之路商业贸易,借此以换取马匹等战略性商品,增强对西夏作战的机动性和抵抗力。熙河地区蕃部归属西夏,不仅能切断宋朝与吐蕃、回鹘和西域诸国的联络,控制东西方贸易而攫取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对宋朝的秦州重镇和巴蜀腹地形成军事威慑。吐蕃将熙河地区蕃部视为西夏和北宋西侵的战略屏障和缓冲地带,不惜以武力给予支援,成为阻止熙河地区蕃部被西夏或北宋吞并的坚强后盾。熙河地区蕃部反覆无常和多元外交的特征,是北宋、西夏和吐蕃地缘关系变动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影响了北宋、西夏和吐蕃之间的经济关系、信息沟通、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疆界形态,进而影响宋代西北地区的地缘格局。
二、敦煌科技书卷丛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敦煌科技书卷丛谈（论文提纲范文）
（1）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术数的相关研究 |
| 1.2.1.1 术数的专项研究 |
| 1.2.1.2 术数的整体研究 |
| 1.2.1.3 宋代术数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 |
| 1.3 论文相关说明 |
| 1.3.1 论文结构、重点、难点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第2章 术数的相关问题 |
| 2.1 术数的名实辨析 |
| 2.1.1 上古至商:巫术与术数辨析 |
| 2.1.2 殷商以降:术数、数术与方术的辨析 |
| 2.1.3 术数与象数易学辨析 |
| 2.2 同源:儒学与术数的关联 |
| 2.2.1 儒、术的名实同谓 |
| 2.2.2 《易》乃儒、术之源 |
| 2.2.3 儒、术的交互影响 |
| 2.2.3.1 直觉思维:术数对儒家思维的影响 |
| 2.2.3.2 伦理范式:儒学对术数的影响 |
| 2.2.4 同生共存:儒、术的思维基础 |
| 2.2.5 小结 |
| 2.3 宋代术数发展析论 |
| 第3章 宋代儒士与术数 |
| 3.1 多元互动:宋代儒士与术士的交际活动 |
| 3.1.1 宋代士大夫与术士的交际 |
| 3.1.2 宋代科举士子与术士的交际 |
| 3.1.2.1 亦儒亦术:宋代术儒刍议 |
| 3.1.3 余论 |
| 3.2 验与不验:宋代科举的术数活动 |
| 3.2.1 术士的江湖伎俩 |
| 3.2.1.1 亦儒亦术:术士的巧诈善变 |
| 3.2.1.2 术士的老于世故 |
| 3.2.2 术数的社会信仰效应 |
| 3.2.3 术数的理论因子 |
| 3.2.4 余论 |
| 3.3 信与疑:宋代士大夫的术数态度 |
| 3.3.1 信欤 |
| 3.3.2 疑乎 |
| 3.3.3 非信非疑 |
| 3.3.4 余论 |
| 3.4 小结 |
| 第4章 涵化:宋儒的术数思想——以堪舆为中心 |
| 4.1 堪舆的相关问题 |
| 4.1.1 先秦至唐:堪舆名实的流变 |
| 4.1.2 宋代堪舆思想析论 |
| 4.2 以孝为本:程朱对堪舆的改造 |
| 4.2.1 孝葬:程朱五姓相宅思想 |
| 4.2.2 程朱孝葬观的社会情境 |
| 4.2.3 儒化:朱熹形势堪舆析解 |
| 4.2.4 以孝为本:程朱堪舆的诠释路径 |
| 4.2.5 余论 |
| 4.3 以儒化术:程朱学派视域下的术数——以程朱、蔡元定为中心 |
| 4.3.1 蔡元定堪舆思想析论——以《发微论》为中心 |
| 4.3.2 程朱的义命观 |
| 4.3.2.1 二程的义命观 |
| 4.3.2.2 朱熹的义命观 |
| 4.4 小结 |
| 第5章 排斥:宋儒的术数思想——以星占为中心 |
| 5.1 星占的相关问题 |
| 5.1.1 先秦至唐:星占名实的流变 |
| 5.1.2 宋代星占的相关状况 |
| 5.2 天人相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星占观发微 |
| 5.2.1 王安石对“天变”问题的论述 |
| 5.2.2 “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渊源 |
| 5.2.3 “天变不足畏”的星占认知 |
| 5.2.4 宋神宗对“天变”的态度 |
| 5.2.5 余论 |
| 5.3 以儒排术:司马光的术数观 |
| 5.3.1 司马光的堪舆观 |
| 5.3.2 司马光的星占观 |
| 5.3.3 余论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兼容:宋儒的术数思想——以命理为中心 |
| 6.1 命理的相关问题 |
| 6.1.1 汉魏至唐:命理学的流变 |
| 6.1.2 宋代命理学的相关状况 |
| 6.2 援术补儒:文天祥的命理观 |
| 6.2.1 程朱对命运观的改造 |
| 6.2.2 文天祥命理观的哲学理念 |
| 6.2.3 援术补儒:文天祥“以术窥命”的探索 |
| 6.2.4 援术补儒:文天祥“儒主术辅”思想发微 |
| 6.2.5 结语 |
| 6.3 儒本术末:真德秀的术数观 |
| 6.3.1 以儒为本:真德秀的命运观 |
| 6.3.2 以术为末:真德秀的术数观 |
| 6.3.3 正视“小道”:真德秀的术数观 |
| 6.3.4 余论 |
| 6.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唐代家具及其文化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 中国家具史研究中的唐代家具研究 |
| (二) 唐代家具专门研究 |
| (三) 其他研究中的唐代家具研究 |
| 三、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标和基本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特色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唐代以前的中国家具 |
| 第一节 远古至两周家具 |
| 第二节 两汉家具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家具 |
| 一、传统低坐家具的发展 |
| 二、新型高坐家具的流行 |
| 第二章 唐代家具类型(上) |
| 第一节 坐卧两用具 |
| 一、席 |
| 二、床榻 |
| 第二节 坐具 |
| 一、外来高坐家具的发展 |
| 二、传统坐具的演进 |
| 三、专门的佛教坐具 |
| 第三章 唐代家具类型(下) |
| 第一节 承具 |
| 一、凭靠类承具 |
| 二、置物类承具 |
| 第二节 庋具 |
| 一、橱柜 |
| 二、箱盒 |
| 第三节 屏架具 |
| 一、屏具 |
| 二、架具 |
| 第四章 唐代家具的工艺技术 |
| 第一节 唐代家具的结构工艺 |
| 一、板面及其相互接合 |
| 二、直材及其相互接合 |
| 三、直材与边框、板面接合 |
| 第二节 唐代家具的装饰工艺 |
| 一、涂装 |
| 二、镶嵌 |
| 三、雕刻 |
| 四、染织 |
| 五、书法和绘画 |
| 第五章 唐代家具与唐代文化 |
| 第一节 唐代家具与唐代建筑文化 |
| 一、唐代建筑文化发展概况 |
| 二、唐代家具与唐代建筑空间格局 |
| 三、唐代家具与唐代建筑结构 |
| 第二节 唐代家具与域外文化交流 |
| 一、唐代对域外家具文化的接纳与改造 |
| 二、唐代家具对周边地区家具文化的影响 |
| 第三节 唐代家具与唐代社会生活 |
| 一、唐代家具的等级与性别差异 |
| 二、唐代家具的陈设与使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附图 |
| 附录2：图片资料出处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宋代筆記詞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宋代筆記詞彙研究現狀 |
| 二、宋代筆記詞彙研究的價值 |
| 三、宋代筆記詞彙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筆記文獻的詞彙學研究價值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文獻語言材料的基本特征 |
| 一、考證與行文材料並舉 |
| 二、通語與方言材料同現 |
| 三、共時與歷時材料互證 |
| 四、零散與系統研究共存 |
| 第二節 宋代筆記文獻在詞彙學研究中的價值 |
| 一、保存大量反映社會生活的新詞新義 |
| 二、揭示過渡時期漢語的各類詞彙面貌 |
| 三、包含豐富的詞語考釋材料 |
| 四、擁有系列日常口語詞群 |
| 第三節 如何利用宋代筆記文獻從事詞彙研究 |
| 一、以文獻學的眼光看待詞彙問題 |
| 二、正確認識宋代筆記中的口語成分 |
| 三、圍繞生活習俗進行俗語詞彙研究 |
| 四、考探方俗詞語源流，做現代漢語方言的溯源工作 |
| 五、追蹤宗教詞彙、外來詞彙來龍去脈 |
| 六、系連零散材料作系統研究 |
| 第二章 宋代筆記新詞新義研究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新詞新義的語言學特徵 |
| 一、新義新詞、舊義新詞並存 |
| 二、類推造詞形成系列詞群 |
| 三、外因促進新詞、新義的產生 |
| 第二節 新詞新義與宋代社會的大發展 |
| 一、工商業的繁榮 |
| 二、科舉制度的完善 |
| 三、內憂外困下的軍事防禦 |
| 第三節 新詞新義與宋人的日常生活 |
| 一、帝王將相的衣食住行 |
| 二、精英文化階層的講摩之風 |
| 三、形式各異的民間習俗 |
| 第三章 宋代筆記方俗詞彙研究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方俗詞義考 |
| 第二節 宋代筆記方俗詞理據考 |
| 一、認字辨音，考探原形 |
| 二、參照史實，揭示依據 |
| 三、立足語言本身，追溯詞彙衍生脈絡 |
| 第三節 宋代筆記方俗詞研究與嶺南風土人情 |
| 一、人群概貌 |
| 二、物產工藝 |
| 三、衣食住行 |
| 四、婚喪嫁娶 |
| 五、人際信仰 |
| 第四節 宋代筆記方俗詞與方言研究 |
| 一、方言詞 |
| 二、方俗詞彙中所見現代北方方言詞 |
| 第四章 宋代筆記佛道詞彙與外來詞彙研究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中的佛道專用詞彙 |
| 一、佛教專用詞彙 |
| 二、道教專用詞彙 |
| 三、佛道共用專有詞彙 |
| 第二節 宋代筆記所見佛道一般詞彙之發展演變研究 |
| 一、中土固有而借入佛道文獻的詞彙 |
| 二、生於佛道語境而跨境引申的佛道詞彙 |
| 三、佛道文化影響下的詞彙演變 |
| 第三節 宋代筆記中的外來詞 |
| 一、來自佛教的外來詞 |
| 二、來自外國語的外來詞 |
| 三、來自少數民族語言的外來詞 |
| 第五章 宋代筆記熟語研究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所見成語研究 |
| 一、成語之基本面貌 |
| 二、前代成語之定型考 |
| 三、新生成語之流變考 |
| 四、同源成語考 |
| 第二節 宋代筆記中的慣用語、諺語 |
| 一、慣用語考 |
| 二、諺語考 |
| 第三節 宋代筆記所見隱語材料研究 |
| 一、作者對隱語的探討 |
| 二、文人隱語 |
| 三、民間隱語 |
| 第六章 宋代筆記日常口語詞彙層次研究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日常口語詞彙層次研究的幾點思考 |
| 一、為什麼要進行漢語日常口語詞彙層次的斷代研究 |
| 二、為什麼要進行宋代筆記日常口語詞層次研究 |
| 三、怎樣從事日常口語詞彙層次研究 |
| 第二節 宋代筆記親屬稱謂類口語詞層次研究 |
| 一、父母稱 |
| 二、舅姑稱 |
| 三、兄姊稱 |
| 第三節 宋代筆記人體名稱類口語詞層次研究 |
| 一、臉面、牙齒和五官 |
| 二、頭腦和腿腳 |
| 三、臀和肩臂 |
| 四、皮和肚 |
| 第七章 宋代筆記詞彙研究與漢語詞彙學理論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考證材料中的詞彙學方法論 |
| 一、因聲求義 |
| 二、求證方言 |
| 三、鉤沉古注 |
| 四、認字辨音 |
| 五、追求語詞源流 |
| 六、探究理據 |
| 七、古今對比 |
| 八、二重證據 |
| 第二節 漢語詞彙發展演變的幾個特征 |
| 一、“天人合一”“文如其人”觀念與漢語詞義引申 |
| 二、“喜怒形於色”與身體行為短語的詞彙化 |
| 三、語言“俗解”與漢語詞彙演變 |
| 第三節 語言的對稱性與漢語口語詞彙的發展演變 |
| 一、“對稱規約”與漢語常用詞的歷時替換 |
| 二、“對稱規約”與詞義的發展變化 |
| 三、“對稱規約”與漢語的古今文白轉換 |
| 第八章 宋代筆記詞彙研究的價值 |
| 第一節 宋代筆記詞彙研究與文獻整理 |
| 一、不明詞義者 |
| 二、詞形相近而意義相關者 |
| 三、不明詞或詞形產生時代者 |
| 第二節 宋代筆記詞彙研究與辭書編纂 |
| 一、補《大詞典》詞條 |
| 二、補《大詞典》義項 |
| 三、補《大詞典》之引證 |
| 四、《大詞典》釋義、引證商榷 |
| 結語 |
| 附錄：引用宋代筆記文獻 |
| 參考文獻：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後記 |
（4）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与学术史回顾 |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
| 概念说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
|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契丹王朝“汉化”方面的研究著作 |
| 二、关于汉语、汉字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使用方面的研究著作 |
| 三、关于儒家思想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著作 |
| 四、关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著作 |
| 五、关于中国中古丧葬制度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著作 |
| 六、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背景 |
| (一) 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 |
| (二) 契丹族与奚族的语言、文字 |
| 第二节 契丹王朝时期各种场合下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一) 宫廷(宫账) 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 祭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 军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四) 外交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五) 丧葬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六) 其他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通事群体与双语者 |
| (一) 五代、宋与契丹对峙时期的通事群体 |
| (二) 契丹语与汉语的双语群体 |
| 第二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上) ——儒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典籍的传播 |
| (一) 契丹王朝成立前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 |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儒家经典的传播 |
| 第二节 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儒家政治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二) 儒家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三节 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儒家社会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二) 儒家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三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下) ——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 |
| (一) 契丹王朝的“中国观” |
| (二) 契丹王朝的“正统观” |
| 第二节 “复数”天下——宋王朝与契丹王朝间的外交博弈 |
| (一) 从“澶渊之盟”到“划地交涉” |
| (二)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内容的博弈 |
| (三)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礼仪的博弈 |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 |
| (一) 属国、属部的朝贡义务 |
| (二) 属国、属部的助军义务与其它义务 |
| (三) 契丹王朝对于属国、属部的册封 |
| 第四章 中华中古丧葬制度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契丹族丧葬形式的转变 |
| (二)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帝后的影响 |
| (三)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贵族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十三事”分析 |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写人进程分析 |
| 第五章 总结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资料 |
| 二、考古资料(包含考释文献) |
| (一) 著作 |
| (二) 论文 |
| 三、今人著作 |
| (一) 著作 |
| (二) 硕士、博士论文 |
| 四、今人论文 |
| 后记 |
（5）唐代诉讼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理由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选题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概况 |
| 1.中国古代关于唐代诉讼制度的研究概况 |
| 2.大陆地区(1949年以前)唐代诉讼制度的研究论著 |
| 3.大陆地区(1949年以后)唐代诉讼制度的研究论著 |
| 4.台湾地区(1949年以后)唐代诉讼制度的研究论著 |
| 5.海外唐代诉讼法制研究现状概述 |
| 6.唐代诉讼法制资料的汇辑与整理 |
| 三、研究与内容方法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内容 |
| 3.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难点 |
| 2.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代起诉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诉讼的起诉途径 |
| 一、唐代起诉途径概说 |
| 二、私人追诉在起诉方式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唐代起诉的程式要件 |
| 一、唐代律令关于起诉程式之一般规定 |
| 二、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 |
| 三、据状论诉在笔记小说中的反映 |
| 第三节 唐代诉讼中的立案制度 |
| 一、法司立案批示的语言表述 |
| 二、立案后原告变更请求的处理程序 |
| 三、唐代诉讼案卷卷宗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唐代拘捕制度 |
| 第一节 唐代缉捕机关概述 |
| 一、唐代缉捕机关的类型 |
| 二、缉捕官吏的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唐代缉捕活动的实施 |
| 一、唐代缉捕制度概述 |
| 二、缉捕制度在冥司诉讼中的反映 |
| 三、缉捕官吏公务犯罪之罚则 |
| 第三节 唐代缉捕程序的运行 |
| 一、唐代拘捕程序的一般法律规定 |
| 二、唐代拘捕程序的实际运行 |
| 三、冥讼故事所见之拘捕程序 |
| 第三章 唐代诉讼强制措施 |
| 第一节 唐代诉讼中的械系制度 |
| 一、缉捕械系制度概说 |
| 二、各类械具之适用 |
| 三、囚徒械具的适用 |
| 第二节 唐代诉讼中的褫夺巾带制度 |
| 一、笔记小说中褫夺巾带的描述 |
| 二、巾带制度所蕴含的身份因素 |
| 三、褫夺巾带制度的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唐代诉讼中的保释制度 |
| 一、律令规定的可予保释的条件 |
| 二、诏敕对于保释条件的修订 |
| 三、保释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 |
| 第四章 唐代庭审制度 |
| 第一节 唐代法庭格局之复原 |
| 第二节 阴曹断案反映的唐代庭审程序 |
| 第三节 唐代庭审程序的个案考察 |
| 一、原告陈诉,县司受案 |
| 二、被告到庭,依实谨辩 |
| 三、查明案情,据法科断 |
| 四、保辜结案,责保释出 |
| 第五章 唐代同职连署审判制度 |
| 第一节 同职连署审判的法律依据 |
| 第二节 出土文书所见连署审判制度 |
| 第三节 冥讼故事反映的连署审判制度 |
| 一、冥司审判程序的一般表述 |
| 二、冥司连署审判人员之职守 |
| 第四节 冥讼故事所见连署审判制度的实施 |
| 第六章 唐代证据制度 |
| 第一节 唐代证据的主要类型 |
| 一、口供 |
| 二、物证 |
| 三、书证 |
| 四、证人证言 |
| 第二节 唐代证据取得途径 |
| 一、讯问 |
| 二、侦查 |
| 三、勘验、检验 |
| 四、搜查 |
| 五、推断 |
| 第三节 唐代刑讯制度 |
| 一、唐代律令规定的刑讯制度 |
| 二、唐前期法吏对刑讯制度的破坏 |
| 三、开天以后非法刑讯现象的蔓延 |
| 第七章 唐代诉讼审级制度 |
| 第一节 唐代法定诉讼审级 |
| 一、唐代奏报复审程序 |
| 二、唐代逐级上诉程序 |
| 第二节 唐代诉讼中的亲属代诉现象 |
| 一、唐代亲属代诉现象的类型 |
| 二、唐代亲属代诉现象的原因 |
| 三、唐代亲属代诉现象的特征 |
| 第三节 唐代的直诉制度研究 |
| 一、唐代律典规定的直诉形式 |
| 二、唐代直诉中的挝鼓诉冤制度 |
| 三、唐代直诉制度中的自刑现象 |
| 第八章 唐代司法权力诸司分掌现象 |
| 第一节 御史台受讼权力的获得和扩张 |
| 一、御史台受理词讼权力的获得 |
| 二、御史台受事推案制度的完善 |
| 三、唐御史台的诉讼审级地位 |
| 四、台使外赴地方推案制度 |
| 第二节 军司审判权能对诉讼审级的影响 |
| 一、唐律关于审判管辖的一般规定 |
| 二、安史乱后军司审判管辖权的获得 |
| 三、军司对于府县诉讼权力的侵夺 |
| 四、宪宗朝以后对于诸军司法权力的限制 |
| 五、府县对于军司刑事犯罪行为的抵制 |
| 六、御史台与军司在司法领域的较量 |
| 第三节 唐代"三司"的诉讼职能 |
| 一、"三司理事"制度 |
| 二、"三司推事"制度 |
| 三、安史乱后"三司"的使职化 |
| 四、"三司受事"传统的恢复 |
| 五、两"三司"关系及三司使职之含义 |
| 六、唐代三省体制与"三司"制度的关系 |
| 第九章 唐代司法监督制度 |
| 第一节 唐代"虑囚"称谓嬗变及原因考察 |
| 第二节 唐代京畿地区的司法监督 |
| 一、唐代君主对京畿地区的司法监察 |
| 二、中书门下对京畿地区的司法监察 |
| 三、御史台对京畿地区的司法监察 |
| 四、京师百司"自录式"司法监察 |
| 第三节 虑囚使职的司法监督 |
| 一、刑部覆囚使虑囚 |
| 二、御史出巡虑囚 |
| 三、中央臣僚充使虑囚 |
| 四、唐代虑囚使职的特征与社会功能分析 |
| 第四节 唐代分道遣使司法监督 |
| 一、分道遣使虑囚制度初创阶段 |
| 二、分道遣使虑囚制度发展阶段 |
| 三、分道遣使虑囚制度定型阶段 |
| 四、分道遣使虑囚制度变异阶段 |
| 第五节 唐代州县法司司法监督 |
| 一、州县法司常规司法监督 |
| 二、唐代地方法司临时司法监督 |
| 第十章 唐代死刑覆奏制度 |
| 第一节 唐代死刑覆奏制度的确立 |
| 第二节 唐代死刑覆奏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唐前期死刑覆奏制度的实施 |
| 第四节 中晚唐死刑覆奏制度的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阳判冥事 |
| 二、法官徇私 |
| 三、法吏贪赃 |
| 四、唐代狱讼腐败的原因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6）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量词研究概况 |
| 1.1.1 量词定名立类 |
| 1.1.2 量词次类划分 |
| 1.1.3 量词研究概貌 |
| 1.2 研究意义 |
| 1.3 语料问题 |
| 1.3.1 关于笔记小说 |
| 1.3.2 本文语料的选定 |
| 1.3.3 部分语料简介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例句引用体例 |
| 第二章 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的界定和分类 |
| 2.1 界定标准 |
| 2.2 分类概况 |
| 2.3 界定分类的几点说明 |
| 第三章 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分析 |
| 3.1 语法特征 |
| 3.1.1 词法特征 |
| 3.1.1.1 构形法 |
| 3.1.1.2 构词法 |
| 3.1.2 句法特征 |
| 3.1.2.1 组合能力 |
| 3.1.2.2 名量词结构的句法功能 |
| 3.1.3 小结 |
| 3.2 名量词个案的历时考察 |
| 3.2.1 个体量词 |
| 3.2.1.1 清代消失的明代个体量词 |
| 3.2.1.2 现代汉语新产生的个体量词 |
| 3.2.1.3 A类个体量词 |
| 3.2.1.4 B类个体量词 |
| 3.2.1.5 C类个体量词 |
| 3.2.1.6 D类个体量词 |
| 3.2.1.6.1 称量范围缩小的D类个体量词 |
| 3.2.1.6.2 称量范围扩大的D类个体量词 |
| 3.2.1.6.3 称量范围转移的D类个体量词 |
| 3.2.1.6.4 称量范围不变的D类个体量词 |
| 3.2.1.7 小结 |
| 3.2.2 集体量词 |
| 3.2.2.1 清代消失的明代集体量词 |
| 3.2.2.2 现代汉语新产生的集体量词 |
| 3.2.2.3 A类集体量词 |
| 3.2.2.4 B类集体量词 |
| 3.2.2.5 C类集体量词 |
| 3.2.2.6 D类集体量词 |
| 3.2.2.6.1 称量范围缩小的D类集体量词 |
| 3.2.2.6.2 称量范围扩大的D类集体量词 |
| 3.2.2.7 小结 |
| 3.2.3 度量衡量词 |
| 3.2.3.1 A类度量衡量词 |
| 3.2.3.2 B类度量衡量词 |
| 3.2.3.3 C类度量衡量词 |
| 3.2.3.4 D类度量衡量词 |
| 3.2.3.5 小结 |
| 3.2.4 品类量词 |
| 3.2.4.1 现代汉语新产生的品类量词 |
| 3.2.4.2 A类品类量词 |
| 3.2.4.3 D类品类量词 |
| 3.2.4.4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笔记小说动量词分析 |
| 4.1 语法特征 |
| 4.1.1 词法特征 |
| 4.1.1.1 构形法 |
| 4.1.1.2 构词法 |
| 4.1.2 句法特征 |
| 4.1.2.1 组合能力 |
| 4.1.2.2 动量词结构的句法功能 |
| 4.1.3 小结 |
| 4.2 动量词个案的历时考察 |
| 4.2.1 通用量词 |
| 4.2.1.1 计数动量词 |
| 4.2.1.2 计时动量词 |
| 4.2.2 自主量词 |
| 4.2.2.1 同形动量词 |
| 4.2.2.2 短时动量词 |
| 4.2.3 借助量词 |
| 4.2.3.1 器官动量词 |
| 4.2.3.2 工具动量词 |
| 4.2.3.3 伴随动量词 |
| 4.2.4 情态量词 |
| 4.2.4.1 持续动量词 |
| 4.2.4.2 整体动量词 |
| 4.2.4.3 空间动量词 |
| 4.2.5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清代量词的消长变化规律 |
| 5.1.1 从明代到清代量词系统的变化 |
| 5.1.2 从清代到现代量词系统的变化 |
| 5.2 清代量词系统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
| 5.3 关于汉语量词发展前景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称量范围不变的D类个体量词例句 |
| 附录2 称量范围不变的D类集体量词例句 |
| 附录3 临时名量词例句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关于“文化”的定义 |
| 2、“文化重心”与“文化中心”概念辨析 |
| 3、“五代十国”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主要内容与拟解决问题 |
| 3、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南北方的经济格局 |
| 一、北方经济的破坏与缓慢恢复 |
| 二、南方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 |
| 一、统治阶层的变动 |
| 二、农民阶层的新特点 |
| 三、商人阶层的壮大 |
| 四、市民阶层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教育与科举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官学与私学教育 |
| 一、官学教育的衰落 |
| 二、南方私学教育的兴盛 |
|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变化 |
| 一、中原诸朝科举 |
| 二、南方诸国科举 |
| 小结 |
| 第三章 史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馆制度的延续 |
| 一、五代史馆设置状况 |
| 二、十国史馆设置状况 |
| 第二节 史馆的组织与管理 |
| 一、监修国史 |
| 二、史馆修撰 |
| 三、直史馆 |
| 第三节 修撰史书活动与成就 |
| 一、官方修史的成就 |
| 二、私家修撰的兴盛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学的地域差异 |
| 一、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南北文学的差异 |
|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状况 |
| 一、绘画艺术的变化与影响 |
| 二、书法创作的新动向 |
| 三、乐舞艺术的成就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原因 |
| 第一节 文化版图与分布格局的特点 |
| 一、晚唐的文化格局 |
| 二、五代时期的文化格局 |
| 三、南方区域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区域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 |
| 一、唐后期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 |
| 二、南方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
| 三、人口的迁移与分布 |
| 四、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及历史影响 |
| 一、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 |
| 二、文化重心转移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五代十国文化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南诏大理国僧人与中印文化交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南诏、大理国僧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南诏大理国简述 |
| 第一节 南诏、大理国范围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文化范围 |
| 第二节 南诏、大理国与中原、印度之联系 |
| 一、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
| 二、与古印度的联系 |
| 第三节 佛教进入南诏 |
| 一、印度密教进入云南的时间 |
| 二、汉地佛教进入云南的时间 |
| 第二章 南诏大理国的僧人 |
| 第一节 来自印度的僧人 |
| 第二节 来自汉地的僧人 |
| 第三节 云南本地僧人 |
| 第三章 僧人活动与中印文化交融 |
| 第一节 僧人活动与思想融合 |
| 一、僧人接纳了道教与巫教所崇拜的部分偶像 |
| 二、僧人吸收了道教与巫教的咒语咒法 |
| 三、僧人促进了密教与巫教生殖崇拜思想的融合 |
| 四、僧人影响了儒家思想在滇传播 |
| 第二节 僧人活动与艺术融合 |
| 一、美术风格融合 |
| 二、乐舞艺术交融 |
| 三、文学艺术交汇 |
| 第三节 僧人活动与语言文字交汇 |
| 一、僧人写经促进汉字、梵语传入南诏 |
| 二、僧人译经促进梵、汉、白三种语言转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题的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论题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编 唐前与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 |
| 第一章 唐前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发展史 |
| 第一节 先秦:中国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发生 |
| 一、《诗经》:古代文学运用植物的滥觞 |
| 二、《离骚》:文学植物道德比况的先导 |
| 三、《尔雅》:中国古代植物研究的鼻祖 |
| 四、《山海经》:中国植物神话传说的起源 |
| 第二节 汉代: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发展 |
| 一、《上林赋》:汉人对植物的圈养与欣赏 |
| 二、《神异经》:植物神话想象的丰富 |
| 三、古诗十九首:文学以植物起兴的娴熟运用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初步兴盛 |
| 一、魏晋南北朝植物赋:文学描写植物的精细化 |
| 二、《世说新语》:以植物喻人的常态化 |
| 三、《南方草木状》:植物知识向边疆地区的扩展 |
| 四、陶渊明对植物的接受与书写 |
| 第二章 唐代季节诗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春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春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春季诗书写植物的类型与模式化问题 |
| 三、唐代春季诗的“梅柳”并题现象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唐代夏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夏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植物对文人苦热情绪的消解 |
| 第三节 唐代秋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秋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植物在秋季诗中的意义:悲秋之寓物 |
| 第四节 唐代冬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冬季诗中的植物 |
| 二、冬季诗以春写冬:植物报春来 |
| 第三章 唐文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文所反映的唐代文人对植物的栽种与翦除 |
| 一、文人对植物的栽种 |
| 二、文人对植物的翦除 |
| 第二节 唐赋题咏植物时的互贬现象 |
| 一、互贬现象的实例 |
| 二、互贬现象的产生原因及意义 |
| 第四章 唐五代笔记小说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植物意象 |
| 第二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植物故事的真与假 |
| 第三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虚构故事中植物的四种类型 |
| 第四节 唐人植物故事想象的灵感来源 |
| 第五章 唐代女诗人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接受与营造:女性诗作中的植物意象 |
| 第二节 单纯与专注:女诗人的自然书写 |
| 一、宫廷妇女身居内宫,借植物以娱乐 |
| 二、家庭妇女身居宅院,借植物以抒情 |
| 第三节 花的形象:物我两忘 |
| 一、花与女性可以互相比喻 |
| 二、唐代女诗人以落花离枝比喻夫妻离别 |
| 三、花与女诗人的形象交织浑融 |
| 第六章 唐代诗僧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诗僧的主要生活场景 |
| 一、唐代诗僧的日常活动 |
| 二、唐代诗僧的居处环境 |
| 第二节 唐代诗僧与自然山水 |
| 一、自然山水对诗僧的意义 |
| 二、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栖居自然的区别 |
| 第三节 唐代诗僧与植物 |
| 一、诗僧利用植物在禅院中建构自然 |
| 二、诗僧厨房中的食用植物 |
| 第二编 植物景观与唐代文学 |
| 第七章 唐代寺院道观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寺院道观的植物景观在唐诗中的反映 |
| 一、道观的情况 |
| 三、寺院的情况 |
| 第二节 重要寺观植物景观考述 |
| 一、专写植物景观的唐诗 |
| 二、知名景观考述 |
| 第三节 唐代寺观植物景观的特点及其人文意义 |
| 一、植物景观特点:以松竹为主而兼顾各自独有风格 |
| 二、松竹成为主要造景植物的原因 |
| 三、寺观植物景观的人文意义 |
| 第八章 唐代祠庙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祠庙的植物景观在唐诗中的反映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对知名祠庙植物景观的描绘 |
| 一、桃花夫人庙的桃花景观 |
| 二、武侯祠的松柏景观 |
| 三、竹郎庙的竹子景观 |
| 第九章 唐代驿道驿站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唐诗中的馆驿植物景观 |
| 一、馆驿题材诗中的植物信息统计 |
| 二、馆驿题材诗歌描写植物的诗学意义 |
| 第二节 唐人对馆驿植物的栽植与维护 |
| 一、官方的行为:“驿树”与“官柳” |
| 二、驿站周边植物的栽植:以褒城驿为例 |
| 第三节 唐代蜀道题材诗中描写的植物景观 |
| 一、唐诗所见蜀道地区的植物 |
| 二、唐人蜀道题材诗与边塞诗描写植物景观的差异 |
| 第四节 唐代有关馆驿植物的传说数则 |
| 一、馆驿植物传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 |
| 二、思先驿的桧树生药传说 |
| 三、枫亭驿的荔枝与梅妃传说 |
| 第三编 植物生态与唐代文学 |
| 第十章 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状况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从文学作品看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生态状况 |
| 一、河东道特殊的地理区位对生态和人文的影响 |
| 二、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生态状况 |
| 第二节 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 |
| 一、唐代文人的仕隐心态与隐居地点选择 |
| 二、唐代文人在河东道隐逸和闲居的地点 |
| 第三节 河东道植被生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易于激发作家写作的兴致 |
| 二、自然植被类型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 |
| 三、河东道文人园林内的植物是沟通自然与文学的桥梁 |
| 第十一章 唐代陇右道的植物生态与文学 |
| 第一节 荒野中的文学体验 |
| 一、荒野的风景 |
| 二、荒野寻绿 |
| 第二节 荒野植物蓬草与陇右道客居文人的自我体认 |
| 一、蓬草象征义的发展 |
| 二、沙蓬:一个经典的边塞意象 |
| 三、心随蓬转:陇右道客居文人的自我比拟 |
| 第三节 杜甫陇右诗的植物书写 |
| 一、杜甫陇右诗植物书写之宏观层面:反映陇右的地理风景 |
| 二、杜甫陇右诗植物书写之微观层面:反映杜甫的心志风骨 |
| 第十二章 唐代长城以北地区的植被生态与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长城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
| 一、唐代长城的地理位置 |
| 二、长城以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三、唐人对长城以北一些重要地理概念的感知与描绘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对长城以北地区植被生态的书写 |
| 一、唐代文学中长城以北的大草原 |
| 二、长城以北地区植被生态的历史状况 |
| 三、胡峤《陷北记》对长城以北地区植物的书写 |
| 征引文献目录 |
| 在读期间有关成果发表情况 |
| 全文图版 |
| 后记 |
（10）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重难点 |
| 第一章 唐末以来熙河地区的地理和民族 |
| 第一节 熙河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二节 熙河地区的民族和地缘格局 |
| 第二章 北宋初期熙河地区蕃部与夏宋的和战 |
| 第一节 龛谷、乞当诸族与夏州党项的战争 |
| 第二节 懒家、马波诸族与宋朝关系的转变 |
| 第三章 北宋中期熙河地区蕃部与西夏势力的扩张 |
| 第一节 龛谷瞎毡族的联宋抗夏 |
| 第二节 木征、禹藏诸族附西夏 |
| 第四章 北宋后期熙河地区蕃部与宋朝拓边河湟 |
| 第一节 木征、丁家诸族与熙河之役 |
| 第二节 蕃将与宋夏争夺河湟之战 |
| 第五章 熙河地区蕃部政治抉择的原因和影响 |
| 第一节 熙河地区蕃部政治抉择的原因 |
| 第二节 熙河地区蕃部政治抉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北宋熙河地区蕃部分布表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敦煌科技书卷丛谈（论文参考文献）
- [1]宋儒的术数思想研究[D]. 王逸之. 湖南大学, 2019(07)
- [2]唐代家具及其文化价值研究[D]. 熊隽.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3]宋代筆記詞彙研究[D]. 馮雪冬.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0)
- [4]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唐代诉讼制度研究[D]. 陈玺. 陕西师范大学, 2009(05)
- [6]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研究[D]. 乔会. 吉林大学, 2018(12)
- [7]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南诏大理国僧人与中印文化交融[D]. 李环.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D].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D]. 岳凯峰.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