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乡行动(中篇小说故事梗概)（论文文献综述）
黄勇军[1]（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易图强[2]（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认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钟海波[3]（2005）在《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繁荣的先声 ——敦煌讲唱文学综论》文中研究表明敦煌讲唱文学是敦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心。从上世纪至今,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刊刻;对敦煌讲唱文学的文体类型辨析越来越清晰;另外,还能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等方面。20世纪敦煌讲唱文学研究的成就极高,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属于叙事类型的敦煌讲唱文学,在中国通俗叙事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是有信史可证的通俗叙事文学的主要源头,但从这一方面的系统研究尚嫌不够。本人不揣谫陋,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探讨敦煌讲唱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敦煌讲唱文学的产生。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分析敦煌讲唱文学兴起的文化生态大环境,即时代条件,敦煌讲唱文学兴盛的时代主要在中唐—五代以及宋初,敦煌讲唱文学之所以兴盛于这个时代,这与初唐上百年的开拓发展,以及各方面的积累有极大关系。初唐在贞观之后又出现开元盛世,当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这为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唐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而且又有以诗文取士的科举,刺激了文化教育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以往的抒情类文学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娱乐需要。这一时代需要以叙述故事为特点的叙事文学,而且,各方面条件已准备成熟。第二节分析敦煌讲唱文学兴起的文化生态小环境,即地域条件,敦煌讲唱文学之所以兴起于河西地区的敦煌,也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河西地区文化一向十分发达,“安史之乱”时,中原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战乱,这里社会秩序基本安定,唐以来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持续保存直至宋初。第三节分析敦煌讲唱文学发展经过。第四节分析了敦煌讲唱文学的几个特征:（1） 地域性（2） 通俗性（3） 叙事性。第五节分析敦煌讲唱文学的文体类型及特点。 第二章:敦煌讲唱文学的文化内涵。该章分四节。第一节分析敦煌讲唱文学中的儒家文化,敦煌虽为宗教圣地,但这里的传统文化渗透很深。敦煌儒学十分发达,从汉代至唐代这里鸿儒辈出,全国知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张芝,索靖就是突出代表。儒家文化在敦煌讲唱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对忠孝节义思想的宣扬。第二节分
王伟杰[4]（2014）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产业具备经济文化二重性。一方面是经济属性,追求利益最大化,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具有文化属性,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生存法则。因此文化产业存在着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在物质世界中,文化资源最终变为文化资本而形成经济价值导向功能；在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因其精神影响而形成文化价值引导功能。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追逐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相辅相成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的形成机理研究,探讨如何优化和提升文化产业开发过程,在文化价值的冲突中选取合适的文化价值,生产能形成较为健康的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品。全文由绪论、六个章节和结语共八个部分组成。绪论讨论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并对国内外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进行了研究综述,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重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现状进行了基本描述,指出了我国目前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部分区域的部分行业“偏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的个别问题的存在及危害。这些个别问题体现在：开发主体目标取向亟待统筹兼顾,开发客体核心内容有待统一管理,开发方式价值选取急需规约监督等三个层面,从而造成了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消极弱化。究其原因,文化产业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偏离,文化产品流通过程中多方参与力量的分散以及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评估机制的缺乏,造成了我国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弱化现象的存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引导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由于文化资源本身就存在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存、“精、正、雅”文化色彩与“土、旧、俗”文化元素并存等辩证性特征,文化产品也具有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由此文化产业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始终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的二元纷争：即在物质世界形成经济导向作用,而在精神世界中形成文化导向作用。因此,开发良性文化产品能强化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并能获取一定的经济价值。第三章阐述了在多元文化价值冲突中如何选取并传扬良性的文化价值的方法和过程。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城市文化中也包含着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借助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理论,选取和传扬城市的良性的文化价值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在文化集聚阶段中,城市的多元文化如同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形象一样发生集聚,但其良性文化却能脱颖而出并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在文化散播阶段,依靠“文化意见领袖”的主导作用才能实现良性文化的有效传播,从而使城市良性文化依靠文化产品得以传播并形成良性的文化价值引导。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针对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获取而采取的“双赢”的政策措施,以利于我国汲取相关经验和教训。其中,美国版权产业通过财政扶持和税收减免,对国内文化市场实行“门罗主义”；而在国外文化市场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传播和推销美国核心价值观和信仰。法国和加拿大是“文化例外”政策的坚决倡导者和拥护者,除对国内主流文化产业进行扶持之外,还对美国的娱乐文化产业进行疯狂抵制。另外,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都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保护和扶植,以形成以本国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在汲取国内外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五章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并形成良性价值引导的基本路径。在宏观的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应选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良性主体文化资源, “德艺双馨”的开发主体应秉承正确合理的开发目标,并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选择“多赢”的开发方式。在中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示范方面,应坚持“以文教化、以人为本”两者一体的初衷和目的,在城市良性文化的引领下开发以箭垛式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资源。在文化事业建设中“高唱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注重将城市核心文化精神注入到文化产品中去。在微层的文化产业链中,文化生产者应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多重要求,文化传播者应成为鉴定识别文化产品和信息的有效中转流通枢纽,文化消费者应塑造“有自觉、不盲从”的文化消费结构,文化管理者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文化产业服务和文化事业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最后,本章第四节构建了旨在评价我国良性文化产品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第六章结合城市核心文化定位的基本过程和方法,通过我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城市文化定位及良性文化产品开发等实践案例以验证定位方法的合理性。以我国中小城市新乡和大城市武汉为例,其良性的核心文化分别为牧野文化和首义文化,相应地其良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创造也应当围绕城市核心文化做文章。最后,文章列举了我国部分成功利用文化资源开发的良性文化产品,印证了文化产品在追求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可以攫取经济价值的可能性。结语部分则对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
张静岩[5]（2012）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的第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1937年起在延安成立至1944年解体后并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其存在的六七年间，先后分两个阶段活动在晋察冀边区。第一阶段由着名作家丁玲领导，1937年8月起赴山西前线至1938年八月返回延安。第二阶段由着名音乐家、作曲家周巍峙领导，1938年秋再赴晋察冀边区至1944年4月完成抗战宣传任务返回延安。在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和农村，西战团用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多种文艺形式展开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为地方培养了数百名文艺骨干，是敌后文艺运动和中国解放区戏剧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将从“西战团”的成立和发展、主要成员、创作和移植剧作分析这三方面着手进行尽可能详细和深入的研究。第一章内容主要叙述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立与发展，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晋察冀边区活动的两个不同阶段为分界线将其发展划分为发展期和鼎盛期，并对西北战地服务团这两个阶段的主要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鉴于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在边区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不同，本文的第二章内容针对两个主要负责人着名作家丁玲和着名音乐家周巍峙分别做了介绍，主要对他们在西战团的活动和主要戏剧创作给予了关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重点对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晋察冀边区以及在延安等地创作和移植的戏剧作品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解放区戏剧普遍具有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并对西北战地服务团敌后宣传活动的成效和原因进行了探索。西北战地服务团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抗敌演剧活动的实体，其演出和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宣传活动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力图通过对相关文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来还原一个抗战文艺团体的面貌，并对其创作和演出作品的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以求为解放区文学艺术或者抗战剧团的的研究做一点补充。
陈斌先[6]（1999）在《县乡行动(中篇小说故事梗概)》文中研究说明
二、县乡行动(中篇小说故事梗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县乡行动(中篇小说故事梗概)（论文提纲范文）
（1）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一次偶然的必然“邂逅” |
| 二、拨云去雾：影视小说的界说与判定 |
| 三、众声喧哗：影视小说研究的概况与述评 |
| 四、探幽发微：影视小说研究的路径与价值 |
| 第一章 电影小说的生成演化流变 |
| 第一节 曾经辉煌：电影小说的现代生成(1920-1949) |
| 一、源起与滥觞：从“电影本事”到“影戏小说” |
| 二、完善与成型：“文学新品种”的“开花结果” |
| 三、勃兴与衰落：从“迅速繁荣”到“戛然凋零” |
| 第二节 曲折前行：电影小说的缓慢发展(1949-1989) |
| 一、戴着枷锁的“舞者”：“十七年”电影小说 |
| 二、渐次复苏的“星火”：“新时期”电影小说 |
| 第三节 再度兴起：电影小说的走向繁荣(1990-2010) |
| 一、多重助推下的全新发展：九十年代电影小说 |
| 二、多方联动下的成熟建构：新世纪的电影小说 |
| 第二章 电视小说的发展演绎历程 |
| 第一节 艰难孕育：电视小说的多重束缚与孱弱生成(1958-1989) |
| 一、辗转反侧的难产：母体源头的先天缺失 |
| 二、初生之后的沉寂：生态场域的强力消解 |
| 第二节 多层建构：电视小说的不断探索与走向成熟(1990-1999) |
| 一、“掬精华”与“赋灵魂”：创作的初步实践 |
| 二、“被背叛”与“卖狗肉”：遭遇的问题误区 |
| 三、“有意识”与“转折点”：自觉的融通调适 |
| 第三节 迈向纵深：电视小说的全面勃兴与初步繁荣(2000-2010) |
| 一、数量大幅增长：变得“更为流行了” |
| 二、佳作不断涌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 三、题材内容丰富：影视与出版的“一种策略” |
| 四、畅销作品众多：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 |
| 第三章 影视小说文体的建构策略 |
| 第一节 叙事蒙太奇：叙述的多元化实践 |
| 一、交叉蒙太奇：多条线索的巧妙编织 |
| 二、隐喻蒙太奇：多重意蕴的具象表达 |
| 三、心理蒙太奇：多层幽曲的繁复呈现 |
| 第二节 形式空间化：空间的影视化转轨 |
| 一、视点与运动：叙述的空间化转换 |
| 二、幻化与物化：意象的空间化交错 |
| 三、共时与多重：结构的空间化并置 |
| 第四章 影视小说载体的媒介视野 |
| 第一节 改革与转型：影视小说出版的机制准备 |
| 一、地域分工改革：奠定影视小说勃兴之基础 |
| 二、发行渠道改革：拓展影视小说勃兴之通衢 |
| 三、内部体制改革：提供影视小说勃兴之动力 |
| 第二节 周期与时效：影视小说出版的时间维度 |
| 一、“后期的跟随”：先期试水与谋定后动 |
| 二、“同开姊妹花”：联袂互动与无缝链接 |
| 三、“风向标有变”：小说先行与影视后至 |
| 第三节 品牌与策划：影视小说出版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化战略：影视小说取得“决胜的关键” |
| 二、跨媒体营销：影视小说需“吆喝上几嗓子” |
| 三、全媒体出版：影视小说出版“重要的一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920-1949年中国现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二：1949-2010年中国当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三：1980-2010年中国电视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繁荣的先声 ——敦煌讲唱文学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敦煌讲唱文学之兴起 |
| 第一节 敦煌讲唱文学兴起之文化生态大环境 |
| 第二节 敦煌讲唱文学兴起之文化生态小环境 |
| 第三节 敦煌讲唱文学之产生与发展 |
| 第四节 敦煌讲唱文学之文学特征 |
| 第五节 敦煌讲唱文学之文体类型 |
| 第二章 敦煌讲唱文学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儒家文化 |
| 第二节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佛教文化 |
| 第三节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 |
| 第四节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
| 第三章 敦煌讲唱文学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情节和结构 |
| 第二节 人物特征 |
| 第三节 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特征 |
| 第四节 叙事修辞 |
| 第四章 敦煌讲唱文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通俗叙事文学发展概观 |
| 第二节 敦煌讲唱文学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
| 第三节 敦煌讲唱文学对戏曲的影响 |
| 第四节 敦煌讲唱文学对曲艺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4）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方面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重点术语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重点术语 |
| 第四节 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的概念体系 |
| 一、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引导 |
| 二、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的基本要素 |
| 三、文化产业发展中形成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意义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的基本现状 |
| 一、开发主体目标取向亟待统筹兼顾 |
| 二、开发客体核心内容有待统一管理 |
| 三、开发方式价值选取急需规约监督 |
| 第三节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价值引导不明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利益至上的巨大诱惑 |
| 二、开发与保护过程的偏离 |
| 三、多方参与力量的分散 |
| 四、文化资源开发评估机制亟待创新完善 |
| 第四节 文化产业发展中价值引导失衡的负面影响 |
| 一、文化资源开发主客体的双向危害 |
| 二、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双输”的威胁 |
| 三、文化建设中多项指标的达成将受冲击 |
| 第二章 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引导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开发中文化资源的辩证性特征 |
| 一、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化资源的多样性特征 |
| 二、文化产业开发中文化资源的辩证性特征 |
| 三、文化资源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性特征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经济二重性 |
| 一、极具物质与精神二重性的文化 |
| 二、身兼资源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文化资源 |
| 三、拥有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文化产品 |
| 四、追求双重价值目标的文化产业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价值引导 |
| 一、肩负双重世界价值引导的资源型文化产业 |
| 二、文化产业开发在物质世界中的经济导向作用 |
| 三、文化产业开发在精神世界中的文化导向作用 |
| 四、从文化体验到文化性格的整体同化过程分析 |
| 五、可能的对策思路：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
| 第四节 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认同与经济感知关系分析 |
| 一、物质化的商品也具备了文化属性 |
| 二、由整体性文化商品价值转换至社会整体层面 |
| 三、文化产品参与社会标准竞争的过程 |
| 第三章 良性文化价值的汇聚、选择及散播过程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自身具备良性的优秀的文化内容 |
| 一、“招魂与复兴”问题的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争论 |
| 二、激进派、折衷派与保守派的最终调和 |
| 三、判定良性的核心文化与文化资源的标准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开发亟待良性的城市核心文化定位 |
| 一、城市：文化资源集聚的宝地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 |
| 二、城市文化资本的构建亟待城市核心文化定位 |
| 三、困难与抉择：城市文化资本构建中的城市核心文化定位 |
| 第三节 城市良性核心文化的选择及散播过程 |
| 一、“箭垛式”理论的由来及积极效应 |
| 二、“箭垛式”理论在城市核心文化定位应用中的可行性 |
| 三、从“箭垛式人物”理论到“城市良性文化集散”理论 |
| 四、城市良性文化的集聚阶段：集聚并抉择的过程 |
| 五、城市良性文化的散播阶段：“文化意见领袖”主导的传播控制 |
| 六、城市良性文化集散理论中城市核心文化定位的局限性 |
| 第四章 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在文化价值引导方面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文化贸易中的“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 |
| 一、国内文化产业的财政扶持与税收减免 |
| 二、国外文化市场中大力传播美国为主的核心价值观 |
| 第二节 法国：旨在维护法国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例外”政策 |
| 一、欧盟内“文化例外”战争的最终胜利者 |
| 二、法国文化保护主义的主要文化政策 |
| 第三节 其他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引导研究 |
| 一、英国：民族文化积累和人才创意结合的成功 |
| 二、日本：追求幸福指数的文化艺术创造与传承 |
| 三、韩国：强力政策推动下的民族文化产业 |
| 四、德国：扶持和宣扬本土文化为主 |
| 五、澳大利亚：孤独的大陆,并不孤独的文化 |
| 第四节 对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相关文化产业保护政策的启示 |
| 一、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相关文化产业保护政策的初衷 |
| 二、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基本手段 |
| 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文化保护政策的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城市良性文化集散理论下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可行性路径 |
| 第一节 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宏观层面的文化资源开发 |
| 一、良性主体文化资源的选取 |
| 二、正确合理开发目标之上的“德艺双馨”的开发主体 |
| 三、科学发展观下的多赢式开发方式 |
| 第二节 以城市良性文化为核心的中观层面的行业发展示范 |
| 一、文化建设“以文教化、以人为本”两者一体的初衷和目的 |
| 二、城市核心文化引领下的文化行业定位及发展示范 |
| 三、城市的良性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利用 |
| 第三节 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微观层面的文化参与主体规约 |
| 一、文化生产者：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
| 二、文化传播者：鉴定文化产品和信息的有效中转枢纽 |
| 三、文化消费者：“有自觉、不盲从”地优化文化消费结构 |
| 四、文化管理者：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并重 |
| 第四节 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的良性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的构建 |
| 一、时代呼唤良性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 |
| 二、我国目前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研究现状 |
| 三、良性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构成 |
| 四、良性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的分指标体系构建与分解 |
| 第六章 城市良性文化集散理论的部分案例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中小城市良性文化定位的思考：以新乡市为例 |
| 一、多元化的新乡文化资源 |
| 二、新乡各种文化资源及新乡的多元化文化 |
| 三、多元文化对比及核心文化的提炼与萃取 |
| 四、“牧野文化”核心定位的合理性 |
| 五、“牧野文化”的重新诠释及内涵 |
| 第二节 我国大城市的文化定位实践：以武汉市为例 |
| 一、武汉市的多彩缤纷的文化资源 |
| 二、武汉市的多样化的文化资源 |
| 三、武汉市的城市核心文化定位 |
| 四、“首义文化”核心定位的合理性 |
| 五、“首义文化”的重新诠释及内涵 |
| 第三节 良性文化价值引导观念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成功案例 |
| 一、《保密局的枪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革命热情的宣扬 |
| 二、《405谋杀案》：红色文化资源与“希区柯克”创意的完美结合 |
| 三、《神秘的大佛》：文化遗产的内涵式开发与惩恶扬善精神的褒奖 |
| 四、《喜盈门》：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农村电影 |
| 五、《少林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侠义精神”的赞美 |
| 六、《周恩来》：名人文化资源的传扬与主旋律的绝美吟唱 |
| 结语 |
| 一、文化资源的无形文化内涵——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
| 二、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双重价值获取的文化产业 |
| 三、城市良性文化价值引导的基础：城市良性的核心文化精神 |
| 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城市文化资源开发原则 |
| 五、面向未来的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及科研经历 |
| 后记 |
（5）西北战地服务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西战团”的成立 |
| 一、 背景 |
| 二、 指导方针 |
| 二、 成员 |
| 四、 出发前的准备 |
| 第二节 发展期(1937年8月—1938年秋由丁玲领导) |
| 一、 首赴前线主要创作及演出活动 |
| 二、 其他宣传活动 |
| 第三节 鼎盛期(1938年秋—1944年5月由周巍峙领导) |
| 一、 再赴前线主要创作及演出活动 |
| 二、 其他文艺宣传活动 |
| 二、 多种宣传方式并存 |
| 第二章 “西战团”主要成员生平及创作 |
| 第一节 丁玲 |
| 一、 生平及创作 |
| 二、 丁玲在“西战团”主要活动及戏剧创作 |
| 第二节 周巍峙 |
| 一、 生平及创作 |
| 二、周巍峙在西战团的主要活动及艺术创作 |
| 第三节 其他人员 |
| 一、 吴坚 |
| 二、 塞克 |
| 二、 牧虹 |
| 四、 贾克 |
| 第三章 “西战团”创作和移植剧作分析 |
| 第一节 作品概况 |
| 一、 原创作品 |
| 二、合作作品 |
| 三、移植改编作品 |
| 第二节 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分析 |
| 一、思想性分析 |
| 二、艺术性分析 |
| 第三节 宣传活动的成效及原因探析 |
| 一、 成效 |
| 二、 原因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情况 |
四、县乡行动(中篇小说故事梗概)（论文参考文献）
- [1]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2]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3]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繁荣的先声 ——敦煌讲唱文学综论[D]. 钟海波. 陕西师范大学, 2005(06)
- [4]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D]. 王伟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5]西北战地服务团研究[D]. 张静岩. 山西师范大学, 2012(09)
- [6]县乡行动(中篇小说故事梗概)[J]. 陈斌先. 领导科学, 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