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年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轨讨论评述（论文文献综述）
王艺明[1]（2021）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文中研究指明当前财政理论界正在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这个财政理论创新的工作是对整个财政基础理论的重新构建,需要对财政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属性、逻辑起点和主线及核心概念等进行新的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基础原理都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对其理论逻辑和理论创新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同时,财政学不是纯粹的理论学科,它既包含理论指导又包含财政治理的实践内容,和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财政学科建设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完善的财政理论体系,还要对财政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实践经验和推动理论发展,为建立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经济学科贡献力量。
闫博[2]（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李思特[3]（2021）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维护社会公平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维护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较为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公平统一”作为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通过公平实现普惠性特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挖掘社会公平理念的基本内涵,比较了不同公平观的特点与区别;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与思想,比较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平理念;通过回顾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发展,阐释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变化特点;通过总结成就与问题,把握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于理念、目标与路径的解读,明确了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定位、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选择、社会保障的发展道路三个问题入手,论证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以社会公平视角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解读,既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也定位了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基本视角。文章对现有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梳理、分类:纵向来看,关于社会保障公平问题的研究可分为理念探索阶段、共识形成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的理念定型阶段;横向来看,相关的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规范性研究、实证分析研究以及基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视角进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章主要采用了跨学科综合分析法、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支撑。首先,在概念界定的章节,明确了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也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依据公平观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可分为完全自由主义模式、重视公平的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公平观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其次,阐明了文章的的理论基础:按照“最大幸福”原则,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持有的公平观可以总结为经济公平。福利经济学接受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旧福利经济学将公平视为效用的均等化,同时指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存在,国民财富必须均等分配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福利经济学采用了序数效用论,在公平的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倾向。罗尔斯的公平观有着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福利经济学的超越。罗尔斯将公平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并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不同于上述学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公平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孕育出真正的社会公平。此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险思想、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理论。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理念的论述与思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特点的变化,来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公平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公平从根本上得以实现。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重要再分配手段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关键标准。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合理差距。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公平理念,主要追求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平等。而社会保障制度则被视为稳定社会的有效途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将公平问题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还将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建设,纳入到“四位一体”的总布局当中;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表述。这都使得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公平观,开始由经济公平向社会公平转变,由形式意义上的公平向实质公平深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公平正义问题。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社会公平问题的基本向度。公平可持续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继续坚持的方向。习近平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进一步具象化为“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的提法,突出了社会保障“社会生活安全网”的基本定位,也调和了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由理念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变革。本章以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为主线,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共3个时期:（1）计划经济时期。（2）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时期。（3）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公平性矫正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国家—单位”的社会保障模式。虽然保障水平尚不发达,保障覆盖存在薄弱环节,但总体来看,由于实行均等化原则因而公平程度较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确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中国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之路。这一时期改革的阶段性与非同步特征,客观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平性的实现。在第三个时期,城乡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随着新农合、新农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先后确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得以补足。另一方面,城乡地区社会保障公平性不断完善的阶段。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制度的确立以及城镇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社会保障公平性进一步提升,由“全面覆盖”开始走向“全民覆盖”。此外,本章还以公平性为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历史演进特点:在建国初期,由于采取了国家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绝对公平的特点;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制度被视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弱化了其公平内涵。党的十七大以后,随着“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又被强化为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越发趋于成熟。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就成为了社会公平的具象化体现。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实现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就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总而言之,从理念、实践两方面进行把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有着如下特点:在理念层面,社会保障首先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起点公平,让位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公平,并在十八大前后再度向社会公平复归;在实践层面,由统一的国家保障,转变为带有城乡分立特点的自助与共济相结合,并在新时代以来随着制度实践的不断补足,向着提供均等社会保障服务的弥合化方向发展。第五章首先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视角解读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问题的内涵。其次,梳理了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建设取得的成果:在社会救助领域,通过脱贫攻坚专项计划,完善了以低保制度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社会保险领域,解决了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分立问题;整合了城镇地区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现状。在社会福利领域,社会福利由狭义制度向广义制度拓展,由特殊性制度向普惠型制度扩充。最后,指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着的公平问题:其一,社会保障存在身份公平问题。新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明确,社会保障制度的准入资格是以职业、收入、户籍归属等要素差别化对待,还是一视同仁地以国民身份作为前提。其二,社会保障制度区域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区域公平问题既包括各省份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的协调问题,也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实际待遇水平的均衡问题。其三,在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生率减少的背景下,防范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出现的代际问题风险,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需要面对另一重大课题。本章还就身份公平问题、区域公平问题、代际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第六章提出了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从理念、总体目标、实现路径共三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共享发展理念是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引领。其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最后,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适度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以上基本内容从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对象、责任主体、保障水平、体系构建等五个方面,对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指引。这其中,兜底线”通过完善底线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底线公平;“织密网”侧重于调节非均等公平;“建机制”通过法制化与体系化共进并举,体现规则公平;“覆盖全面”、“城乡统筹”保障主体公平;“保障适度”、“可持续发展”助力代际公平的实现;“权责清晰”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协议公平。
刘雅婕[4]（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提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华生,张宇,汲铮[5]（2020）在《中国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的成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回看历史的透视》文中提出所谓双轨或双轨制价格一般是指经济中同一种产品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迄今人们一般认为双轨制价格开始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后的改革尝试。其实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建立计划经济即计划价格比重的不断扩大、市场价格范围不断缩小,后来又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历史上本来就长期存在程度不同的双轨制价格形态。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市场化的产品品种和比重从边缘迅速扩大,从1981年开始,国家就积极采用20世纪60年代初尝试过的超计划定额高价的方式来调控经济和推动改革,因而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双轨多轨价格已成燎原之势。正是由于计划内双轨多轨制价格内生的后续扩张冲击,推动国家采纳了用因势利导、"放调结合"的方式推进价格改革的建议,使中国正式走上了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但其中历经艰辛和反复,最后在1990年初清理整顿及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后,意外地不用闯关就顺利过关。时至今日,在生产要素和若干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双轨价格还继续存在。回望70年历史,可以让我们对双轨制价格形成的历史和演变、对中国独辟蹊径的价格改革道路,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范小仲[6]（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刘健[7]（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改革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所以,建立健全价格形成机制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保证。但是,完善的价格机制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实践、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认识的不断推进,传统的计划价格体制逐渐被打破,市场调节价格的作用逐渐增强。而且,在改革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使价格改革由完善计划价格机制转变为建立和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因此,回顾历史有利于为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价格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经历了由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转变的过程。本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结合价格改革的内容、特点和过程试图总结和归纳价格改革的内在逻辑和经验,从而为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全文共计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以及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是价格“双轨制”探索时期（1978-1984年）。首先,系统论述了计划价格体制的利弊并作为价格改革的背景。然后,通过对价格改革内容的回顾,进一步分析了价格改革的特点和影响,从而得出该阶段价格改革的思路是“调”为主,“放”为辅相结合,并开始引入市场机制,探索价格“双轨制”。第三部分是价格“双轨制”实现时期（1985-1988年）。首先,论述了价格改革思路转变的过程,采取“调”为辅,“放”为主相结合的改革思路。相应地扩大价格“双轨制”的实现范围。然而,由于价格放开太快等,导致物价上涨过快,通货膨胀等问题出现。但是,这一时期价格改革也取得了诸多成绩。第四部分是价格“双轨制”停滞时期（1989-1991年）。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虽然,格改革方式出现倒退,以国家调价为主,但是,价格改革宏观调控意识增强,开始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价格。第五部分是价格“双轨制”并轨时期（1992年以后）。1992-1996年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破除计划价格机制,放开价格,实现“双轨制”并轨。1997年以后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和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广义价格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第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一、价格形成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二、价格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
胡海龙,宋剑奇[8]（2015）在《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双轨制”特征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经济中的双轨制在理论分析上体现为体系、机制和体制三层涵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端于价格双轨制,并最终将中国经济化为机制和体制双轨的状态。在这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双轨制既有启动并推动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也衍生出腐败、寻租以及经济效率和福利损失等体制问题。在演进理性主义的思想以及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践背景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有关双轨制困局的双刃剑,法制建设是破解双轨制的制度保障;双轨制的最终破除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经济增长是破除双轨制的必要前提。
刘伟[9]（2011）在《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文中指出物价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日常工作生活中议论最多的话题。早在1980年,世界银行的布鲁斯教授就预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都会在价格问题上“卡壳”。价格问题解决了,改革就会继续前进;解决不了价格问题,改革就会停滞或倒退。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其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内处于什么地位,它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价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价格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启了价格改革的航程。价格改革的方向、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战略步骤。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波三折”而又“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当属“惊险的一跃”,其改革成败与市场制度的建立“荣辱与共”。然而,由于长期受“左”的倾向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而横遭批判,物价和工资长期处于冻结状态,价格体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价格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1984年之前,价格改革总体上仍局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价格中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比价和差价进行适度调整,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即只有在供求状况有所缓解后,才对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较小的小商品价格放开。1979—1984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在取得了显着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强化改革力度、深化改革层次和扩大改革领域提供了契机。在“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思路引导下,1985年1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这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正式实施。另外,中国理论界和中共中央高层的思想碰撞,对这一政策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回避。因此,经济领域针对“双轨制”的利弊及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高额差价催生出一个新的“倒爷”阶层,并由此加剧了“寻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混乱状况,政策制定者在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双轨价格尽早并轨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价格并轨思路主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由于双轨制价格的实施造成了“官倒”盛行及严重的市场不公,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改革开始进入胶着阶段。于是,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影响下,强行并迅速并轨的思路逐渐占据上风。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实行“物价闯关”,以完成价格并轨。结果,这直接导致当年全国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加之群众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随之而起。最终,尚不具备宽松环境和充分条件的激进“闯关”决策遭受重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次年11月,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以及由于所谓“官倒”而造成的社会的巨大混乱,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逐渐向稳步推进道路的回归,“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重新取代了激进的“物价闯关”。治理整顿期间,双轨价格渐趋接近,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格局,“双轨制”价格悄然并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价格体制改革最终进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完善阶段。相反,前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因改革思路的偏差及其它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改革陷入低谷。在国内外的比较研究中可见,渐进式改革思路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价格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困难重重,到90年代初又轻而易举自然过关的描述,既无法让人明白当代中国历史上价格改革为什么先难后易,也无法让人理解为什么这种如此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系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之后,能源等基础品的价格问题时至今日仍在困扰着我们?因此,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拂去时间的尘埃和人为的涂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一个拉长的镜头从而更加立体和客观的角度,展示中国价格改革进程中的众多片段,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展望今后的价格改革前景,显然并非简单的回顾之旅,而是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张波[10]（2009）在《转型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与M2/GDP的变动 ——投机视角下基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历程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M2/GDP比例的不断走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有经济现象。为了能够对这种经济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利用弗里德曼所提供的货币理论分析框架以及麦金农的理论研究方法,将经济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投机引入货币需求函数,由此形成了一个有助于更加全面解释不发达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和麦金农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引入了一个投机市场,它的存在虽然没有改变麦金农关于实际货币余额提高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观点,却使其有关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失效。为了在新模型下找到不发达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那就是政府需要对投机市场进行干预。有趣的是,这一政策安排会产生和麦金农的金融深化主张相同的结果,那就是M2/GDP的上升。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M2/GDP增长的命题,认为在投机存在的情况下,M2/GDP的增长是政府与投机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如同麦金农在提出了自己的宏观模型之后转入关于金融深化的政策讨论一样,我们在新模型的基础上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将着眼点集中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项极具特色的体制安排——价格双轨制上。为此,我们分两个时期对价格双轨制中的投机行为以及政府对其采取的干预措施进行了研究,同时提出了本文的核心观点——中国M2/GDP的变动导源于价格双轨制这一制度安排下的投机与控制,即认为:一方面,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人为创造了一个投机市场,为投机者源源不断地创造盈利空间,使得整个社会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动机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又出于对双轨制的保护而采取了各种干预措施影响投机的风险和难度,使得投机者不得不增加货币的持有量。这样一来,虽然传统市场的资金会由于投机机会的存在而转入投机市场,但是它只是更多地推动了投机性货币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即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加,而没有伴随投机品价格的相应上升。也就是说,用以满足投机性货币需求的货币供给,仅仅作为持币待购的投机资金存在,它既不会带来产出的增加,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物价变动,因此从指标上来看,货币供应量与名义产出之间发生了脱节,从而出现了M2/GDP比例的提升。据此我们得出结论:在中国, M2/GDP比例的上升是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在货币金融领域的一种写照,它在未来的走势如何,将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在接下来的市场化改革中继续使用价格双轨制的改革逻辑。而对于货币当局来说,根据M2/GDP比例的不同走势制定不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有助于其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二、1991年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轨讨论评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1年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轨讨论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1）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财政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在财政理论研究中的运用：国家学说 |
| (四)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发展 |
| (一)财税改革支撑价格体制改革 |
| 1.改革计划价格体系时期(1979—1991)。 |
| 2.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制时期(1992—2000)。 |
| 3.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制时期(2001—2012)。 |
| 4.全面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时期(2012年至今)。 |
|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
| 1.两职分离阶段(1988—1998)。 |
| 2.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的阶段(2003—2012)。 |
| 3.管资本阶段(2012年至今)。 |
| (三)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 |
| 1.经济改革探索时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1979—1991)。 |
|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时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1992—2002)。 |
|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2003—2012)。 |
| 4.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2013年至今)。 |
| (四)财税改革支撑金融体制改革 |
| (五)财税改革支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架构与内容 |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主要内容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社会公平视阈下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资源与基础 |
| 2.1 概念辨析与关系界定 |
| 2.1.1 社会公平的概念界定 |
| 2.1.2 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 |
| 2.1.3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 |
| 2.1.4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 |
| 2.2 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 |
| 2.2.1 功利主义的公平观 |
| 2.2.2 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 |
| 2.2.3 “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公平观 |
| 2.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公平思想 |
| 2.3.1 社会公平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
| 2.3.2 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 |
| 2.3.3 对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探索与构想 |
| 2.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4.1 基于再生产理论的社会保险思想 |
| 2.4.2 基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 |
| 2.4.3 基于平均利润率理论的保险基金理论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1 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1.1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公平的权利基础 |
| 3.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 |
| 3.1.3 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 |
| 3.2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2.1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公平的物质保证 |
| 3.2.2 按劳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阶段性体现 |
| 3.2.3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使命追求 |
| 3.3 江泽民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3.1 确保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实现的要求 |
| 3.3.2 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措施 |
| 3.3.3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
| 3.4 胡锦涛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4.1 拓展了社会公平的维度 |
| 3.4.2 深化了社会公平的认识 |
| 3.4.3 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公平取向 |
| 3.5 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5.1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向度 |
| 3.5.2 共享发展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形式 |
| 3.5.3 公平与可持续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原则 |
| 3.5.4 底线公平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 |
| 第4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
| 4.1 以公平为主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1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理念与制度实践 |
| 4.1.2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 |
| 4.1.3 以社会公平理念为先导的社会保障公平性矫正 |
| 4.2 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特征的发展趋势 |
| 4.2.1 理念:由起点公平到经济公平,并向社会公平复归 |
| 4.2.2 制度:由单位保障到城乡分立,并向城乡一体迈进 |
| 第5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 |
| 5.1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公平维度 |
| 5.1.1 权利公平之维 |
| 5.1.2 机会公平之维 |
| 5.1.3 规则公平之维 |
| 5.2 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取得的成就 |
| 5.2.1 社会救助 |
| 5.2.2 社会保险 |
| 5.2.3 社会福利 |
| 5.3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公平问题 |
| 5.3.1 身份公平问题 |
| 5.3.2 区域公平问题 |
| 5.3.3 代际公平问题 |
| 5.4 新时代社会保障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4.1 立法进程严重滞后引发身份公平问题 |
| 5.4.2 制度统筹层次不高引发区域公平问题 |
| 5.4.3 转制成本责任归属不清引发代际公平问题 |
| 第6章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1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理念之基 |
| 6.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 |
| 6.1.2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 |
| 6.1.3 共享发展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引领 |
| 6.2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 |
| 6.2.1 幼有所育 |
| 6.2.2 学有所教 |
| 6.2.3 劳有所得 |
| 6.2.4 病有所医 |
| 6.2.5 老有所养 |
| 6.2.6 住有所居 |
| 6.2.7 弱有所扶 |
| 6.3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 |
| 6.3.1 “兜底线”完善底线公平 |
| 6.3.2 “织密网”调节非均等公平 |
| 6.3.3 “建机制”强化规则公平 |
| 6.3.4 “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实现主体公平 |
| 6.3.5 “保障适度”、“可持续”凸显代际公平 |
| 6.3.6 “权责清晰”、“多层次”确保协议公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中国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的成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回看历史的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前双轨价格的生成与演变 |
| 二、改革开放初期多轨价格的发展与探索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与城市的双轨制价格改革 |
| (二)学术界对价格改革的研究探讨 |
| (三)1984年中:改革大潮兴起,价格改革寻找突破方向 |
| 三、莫干山会议:适逢其时的临门一脚 |
| 四、双轨制道路的坎坷与价格闯关的失败 |
| 五、治理整顿与未想到的柳暗花明 |
| 六、价格双轨制的真正成因与后续挑战 |
（6）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改革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及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价格“双轨制”探索时期（1978-1984 年） |
| 第一节 价格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价格的功能与重要性 |
| 二、计划价格体制的弊端 |
| 第二节 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价格改革的准备 |
| 二、价格结构调整：缩小价格“剪刀差”，理顺价格体系 |
| 三、价格管理体制变动：下放部分定价权，引入市场机制 |
| 第三节 价格改革的特点和影响 |
| 一、价格改革的阶段性特点 |
| 二、价格改革的影响 |
| 第二章 价格“双轨制”实现时期（1985-1988 年） |
| 第一节 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放”为主，“调”为辅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 |
| 二、价格结构进一步调整：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 |
| 三、价格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放开大部分产品价格 |
| 第二节 价格改革的特点、问题和影响 |
| 一、价格改革的特点 |
| 二、价格改革的问题 |
| 三、价格改革的影响 |
| 第三章 价格“双轨制”停滞时期（1989-1991 年） |
| 第一节 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
| 二、价格改革方式以“调”为主 |
| 第二节 价格改革的特点和影响 |
| 一、价格改革的特点 |
| 二、价格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价格“双轨制”并轨时期（1992 年以后） |
| 第一节 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1992-1996 年） |
| 一、价格并轨成为主线 |
| 二、农产品价格改革：提价和放价 |
| 三、工业品价格改革：“并轨”、放价 |
| 四、服务价格改革：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提价 |
| 第二节 价格改革的问题和影响（1992-1996 年） |
| 一、通货膨胀：得到治理 |
| 二、价格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 |
| 三、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基本确立 |
| 第三节 1997年以后的价格改革：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市场价格机制 |
| 一、价格改革范围扩大 |
| 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
| 三、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结论 |
| 一、价格形成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 |
| 二、价格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双轨制”特征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特色 “双轨制”的三层涵义 |
| 二、中国经济改革中 “双轨制”的演进 |
| ( 一) 价格双轨制开辟了中国经济机制双轨和 体系双轨的改革路径 |
| ( 二) 体制双轨制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双轨制 制度化为一种状态 |
| 三、双轨制的历史作用及其派生的问题 |
| ( 一) 双轨制为启动改革调节利益摩擦、化解 政治约束 |
| ( 二) 双轨制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体制改革提供 保障 |
| ( 三) 双轨制为腐败提供温床 |
| ( 四) 双轨制导致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
| ( 五) 双轨制的泛化导致了在社会结构变迁过 程中阶层利益分配不公 |
| 三、破解双轨制困局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9）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出版的相关专着 |
| （二） 关于改革思路及重点的选择问题 |
| （三）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 |
| （四） 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利弊分析和存废争论 |
| （五） 目前物价“闯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主要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意点和难点 |
| （一） 主要创意点 |
| （二） 写作难度及不足 |
| 第一章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
| 第一节 1979—1984 年中国价格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计划体制下的价格状况 |
| 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阶段的价格改革 |
| 第二节 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滥觞 |
| 一、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实至名归”的发端 |
| 二、双轨制现象“有实无名” |
| 三、价格双轨思路与高层意图不谋而合 |
| 第二章 双轨制在与经济社会的“磨合”与“摩擦”中嬗变 |
| 第一节 价格双轨制实施初期的正效应——基于广东的个案分析 |
| 一、价格双轨制在推行初期正效应明显 |
| 二、价格双轨制在广东价格改革实践的初期成效显着 |
| 第二节 价税财联动方案 |
| 一、联动方案的缘起及经过 |
| 二、配套改革方案搁浅的环境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官倒”与“寻租”：双轨制孽生的“怪胎” |
| 一、价格双轨制给企业乱涨价提供了口实 |
| 二、倒买倒卖的投机行为泛滥 |
| 三、对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冲击 |
| 第三章 “物价闯关”决策出台始末 |
| 第一节 理论界关于价格改革战略的思想碰撞 |
| 一、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 |
| 二、是否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宽松？ |
| 三、“一步到位”取消价格双轨制的设想 |
| 第二节 决策层对价格改革定调：“闯关” |
| 一、理顺物价关系“这项工作很艰巨” |
| 二、高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 |
| 三、“抓住价格改革这条主线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改革” |
| 第三节 决策层为何选择激进的价格并轨方案 |
| 一、全国物价形势严峻 |
| 二、“双轨”流弊与“官倒”怪象 |
| 三、补贴过多造成财政不堪重负 |
| 四、长远发展战略的激励效应 |
| 五、“与其扬汤止沸，何如斧底抽薪” |
| 第四章 价格改革在“闯关”途中遭遇严重挫折 |
| 第一节 抢购和挤兑风潮引致“闯关”夭折 |
| 一、抢购商品和挤兑存款风潮乍起 |
| 二、放开名烟名酒价格的时机选择不当 |
| 三、更大规模的抢购和挤兑风潮又起 |
| 第二节 “闯关”导致社会恐慌的原因探析 |
| 一、转轨时期的“改革焦虑症”难以避免 |
| 二、中国的消费膨胀问题不断凸显 |
| 第五章 治理整顿：“闯关”的理性回归 |
| 第一节 中止“物价闯关” |
| 一、“治理整顿”的决定正式出台 |
| 二、最高决策层改革思路的相对统一 |
| 第二节 双轨制“遗毒”激化社会矛盾 |
| 一、价格“双轨制”引发文化市场的混乱 |
| 二、“官倒”腐败触发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双轨制价格在治理整顿中悄然并轨 |
| 一、1980 年代末价格改革在曲折中前进 |
| 二、市场化：1990 年代价格改革的主线 |
| 结语：“物价闯关”的理性反思 |
| 一、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历史合理性 |
| 二、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具体化 |
| 三、宽松的宏观环境是搞好价格改革的必要条件 |
| 四、把握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提高决策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转型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与M2/GDP的变动 ——投机视角下基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历程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2.1 中国近二十年来有关M2/GDP 问题的三大观点 |
| 1.2.2 分析与评价 |
| 1.2.3 从规范走向实证：M2/GDP 问题研究的未来之路 |
| 1.3 全文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点 |
| 2. 货币需求的一般均衡分析：经典理论回顾 |
| 2.1 货币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 |
| 2.1.1 货币需求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 |
| 2.1.2 宏观经济分析的数量论方法 |
| 2.1.3 以货币需求为核心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4 总结 |
| 2.2 不发达经济的货币需求与经济运行——麦金农的金融深化理论再析 |
| 2.2.1 货币资产与实物投资：从替代到互补 |
| 2.2.2 不发达经济的货币需求函数 |
| 2.2.3 麦金农的宏观经济模型 |
| 2.2.4 作为政策主张的M2/GDP 指标 |
| 3. 投机、货币需求与经济波动 |
| 3.1 新古典理论体系中的投机及有关争论 |
| 3.1.1 投机：凯恩斯的宝贵遗产 |
| 3.1.2 关于投机的“弗里德曼定论” |
| 3.1.3 投机与价格波动：一个文献综述 |
| 3.1.4 结论 |
| 3.2 投机行为下的货币需求理论：假说与模型 |
| 3.2.1 “投机”及有关概念的界定 |
| 3.2.2 货币与实物资本：替代关系的复杂化 |
| 3.2.3 货币需求函数的构建：一个假说 |
| 3.2.4 新的宏观经济模型 |
| 3.2.5 投机与控制：一个关于M2/GDP 持续增长的命题 |
| 4. 中国 M2/GDP 问题研究(一):1978—1992 ——基于价格双轨制的理论分析 |
| 4.1 再论“中国之谜” |
| 4.1.1 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恶化与高货币化的并存 |
| 4.1.2 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另一个“中国之谜”的出现 |
| 4.2 价格双轨制的运行机制 |
| 4.2.1 价格双轨制的含义与实施历程 |
| 4.2.2 价格双轨制的运行：理论描述 |
| 4.3 价格双轨制中的投机：事实与理论分析 |
| 4.3.1 价格双轨制中的“串轨”与影响 |
| 4.3.2 价格双轨制与投机的“不解之缘” |
| 4.3.3 价格双轨制下的投机性货币需求 |
| 4.4 价格双轨制中的投机控制与有关评价 |
| 4.4.1 价格双轨制下的投机控制手段与效果 |
| 4.4.2 转型经济中的一种稳定机制：对价格双轨制的再认识 |
| 5. 中国M2/GDP 问题解析(二):1992—2008——双轨制逻辑在土地、资金市场上的重演 |
| 5.1 土地市场化中的双轨制逻辑 |
| 5.1.1 土地价格双轨制的原因和表现 |
| 5.1.2 双轨制运行逻辑的再现 |
| 5.1.3 土地价格双轨制中的“串轨”与投机 |
| 5.1.4 土地价格双轨制下的投机控制 |
| 5.1.5 土地价格双轨制与迷失的货币 |
| 5.2 资金市场化中的双轨制逻辑 |
| 5.2.1 资金价格双轨制释义 |
| 5.2.2 资金价格双轨制的原因 |
| 5.2.3 资金价格双轨制的运行逻辑 |
| 5.2.4 资金价格双轨制中的串轨：理论分析 |
| 5.2.5 串轨之影响与两种代表观点的综合 |
| 5.2.6 再析M2/GDP 走势——串轨视角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对中国 M2/GDP 变动的基本认识 |
| 6.2 前景预测与政策建议 |
| 6.3 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Ⅰ：“义利观”与“本末论”背后的经济事实 |
| 附录Ⅱ：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银行存贷利率的决定 |
| 附录Ⅲ：中国历年主要土地政策、法规一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1991年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轨讨论评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J]. 王艺明. 学习与探索, 2021(08)
- [2]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思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5]中国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的成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回看历史的透视[J]. 华生,张宇,汲铮.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04)
- [6]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改革的历史考察[D]. 刘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02)
- [8]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双轨制”特征及对策研究[J]. 胡海龙,宋剑奇. 商业研究, 2015(05)
- [9]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研究[D].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转型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与M2/GDP的变动 ——投机视角下基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历程的实证研究[D]. 张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