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的若干失衡（论文文献综述）
董博文[1]（2016）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希望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我国对民族关系的调控,影响和决定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变迁。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场景和分析论述将主要立足于新疆。经由此,笔者将进一步地对我国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研究和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区分为行动者、价值成分、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社会环境等成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是行动结构。这一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要素,笔者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领导力量而对社会环境的构建有着规范作用,而作为社会大众的其他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能否获得有效参与手段和积极参与条件,以实现自身发展目的,进而将价值规范内化于自身,决定着社会整合的程度。这样,各民族成员在社会环境中能否将价值目标、特别是民族平等价值内化,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依据价值规范所进行的民族关系调控能否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以使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推动民族平等的实现。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整体上拘泥于倾向歧视与压迫的大民族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也能以“仁义观”作为价值指引,来构建民族交往的主要社会环境即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合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不断地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然而,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和落后生产力,又导致传统民族关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压迫性、动荡性和有限性。进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反抗侵略中逐步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政府亦推动传统民族关系调控向现代转化,但受制于阶级属性之局限和内忧外患之环境,其终未能推动民族关系走出历史窠臼、走向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历史变迁中,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不断深入,“仁义观”理念在构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中的规范意义逐步消解。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制约民族关系发展的阶级压迫被彻底消除,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真正开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先后以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强大为优位价值指引,并始终注重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传统“仁义观”相结合,逐步在计划体制下建立了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而其现实形态即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这一调控机制,有着内在的集体主义属性,为各民族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有效地吸纳了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价值的实现及内化,推动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内在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而这也制约着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的可持续性。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做出判断,并带领各族人民启动了改革,社会转型亦随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富裕成为优位价值,民族平等则仍是重要价值目标;以此为指引,我国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逐步向分化性调控机制转变,这也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开始变化。但是,由于集体主义属性发生弱化并遭受功利主义片面化发展的冲击,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未能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传统“仁义观”进一步消解,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加剧。这在实践中就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区域自治面临困境。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新中国的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传统调控机制的历史局限,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制约着总体性调控机制的未来。在社会转型中,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总体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内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不足,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然而集体主义属性的弱化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凸显,又制约着分化性调控机制应对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功能。而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关系发展,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集体主义属性。这既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总结现代经验,即通过把传统“仁义观”与现代“公正观”相结合,在基本价值体系中引入具有中国内涵的公平正义价值,进而以此为指引,系统弥补分化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松动的问题,推动分化性调控机制向分化—整合性调控机制发展;其在实践中就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的变革中更好地吸纳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从而推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新升华。
贾双跃[2]（2019）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所谓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不断分解重组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类日益凸显,社会差别逐渐增多的现象。从蒙昧、野蛮时代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分化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伴始终,特别是当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历程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变量”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尤为剧烈和突出。自19世纪中页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始终面临如何看待和治理社会分化现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社会分化的,其结果导致社会失控,国家一盘散沙;鉴于上述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抑制社会分化,进而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分化社会,该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现代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系列缺陷,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推动现代化的使命,反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浩劫。上述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完全放任社会分化,也不能无视历史规律,极度压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发展进步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分化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原初动力,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分化社会为原点,经过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逐渐催生出一个以“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总体而言,上述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渐进性、不平衡性、可控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逐步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维度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等等。理解这些新趋势,对准确把握和控制社会分化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一系列历史进步意义,这些意义也是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具有的。首先,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等社会主体,创造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次,它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涵养理性、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削弱阶级阶层冲突,等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它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公众曾极度缺乏自由迁徙、自由交易、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等基本权利,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恰恰促进了这些权利的回归,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拓展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只有将社会结构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如果社会结构分化与其正常、合理状态出现较大偏差,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综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导致宏观结构失衡。包括:系统结构失衡,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失衡;职业结构比例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碎片化。第二,社会群体分化出现反常现象。具有重大风险的三类反常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别是:弱势群体的分化、边缘群体的分化和反社会群体的分化。第三,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具有一系列潜在消极影响。包括: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导致社会冷漠、增加社会焦虑,等等。这些风险和挑战有些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有所积累和显现,有些尚未出现端倪,但是同样不可忽略,因为一旦风险显现,其治理成本将是巨大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为了充分激活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合理控制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挑战,需要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方式,面向高分化社会重构社会秩序。首先,高分化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应由单一的国家转变为包括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都有其自身行动的边界和限度,它们必须在这些边界和限度之内发挥自身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次,在高分化社会中构建社会秩序,需要充分挖掘、利用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发展生产力;重新发现和申明共同利益、共同风险、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等社会中的“共同因素”;培育、保护和充分利用功能互赖、社会流动、群际交往等对高分化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社会纽带。最后,正常的、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分化应遵循如下原则: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合理性原则;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可控性原则;底线原则;渐进性原则;充分吸纳原则。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得出基本研究结论,并对可能的扩展领域进行探索。
王鹏[3]（2019）在《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数据显示,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持续高涨,有近九成的在校大学生表示曾经考虑过创业。2016年的调查显示,有较强创业意愿的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为18.1%,而2017年这个比例达到26.2%。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旋律,高校作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主阵地,深入推进高校创业教育改革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虽然高校师生对创业教育的满意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有近1/3的大学生及超过1/4的创业教育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当前高校创业教育的效果持不确定或不满意态度。如何进一步提升创业教育实效,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在生态哲学理论、教育生态系统理论、三螺旋创业模型理论、蒂蒙斯创业学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首先阐释了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理论前提,分析了生态与高校创业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创业教育的“三类认知”,论证学科借鉴的可行性与风险性,明确创业教育生态分析的前提条件与特定价值。在对当前高校创业教育各功能要素实施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描述生态失衡的问题表征,分析背后产生的根源。最后,在国外创业教育成功经验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构建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探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旨在发挥系统综合效应,实现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转型升级与整体优化。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核心概念、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及研究的理论基础等内容进行了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前提准备。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文献计量分析和主题综述两个方面对本研究相关涉域的已有成果进行分析。文献计量分析主要对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发表数量、被引频次、成果分布、主题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主题综述主要围绕创业教育、教育生态和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三个领域对已有成果进行了述评。理论前提部分,重点阐释生态与高校创业教育的关联。从生态理解的三重性开始,即作为一种实体描述的生态、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生态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态,进而阐述生态视域所蕴含的内在特征,即从“局部分析”到“整体关照”,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探究”,从“封闭单一”到“开放多样”,从“静态要素”到“动态平衡”。在生态理解的启示下,提出认识创业教育的三种视域。从本体立论,创业教育内含生态特质和生态要求;从方法立论,运用生态学分析方法来研究创业教育;从价值立论,创业教育有利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最后,从创业教育根植于社会生活当中,创业教育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现象研究生态的客观存在与现实诉求三方面对创业教育生态分析视域的合理性进行确证。风险规避部分,重点阐释创业教育生态分析的限定条件。首先提出创业教育生态分析必须遵循的本质性原则、适应性原则、指向性原则和超越性原则。同时,创业教育生态分析要明确三个限定性条件,即作为分析方法或视角的“优先性”,不可改变创业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延续创业教育的既有范畴和学科特性。生态审视部分,重点阐释高校创业教育各功能要素的实施现状。通过调查与访谈,结合调查结果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呈现出当前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失衡的种种现象,具体表现为创业教育目标的功利性,创业教育政策的局限性,创业教育环境的封闭性,创业教育课程的孤立性,创业教育课堂的单向性等。本部分从当前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失衡的现状出发,并按照生态学思维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理,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他山之石部分,重点阐释国外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对国外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模式构建与运行要素进行了介绍。同时,在创建“三位一体”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完善“激励与监控”的政策制度,建立“服务与支持”的组织机构,设置“多维与融合”的课程体系,孕育“浸润与体验”的文化氛围等方面为我国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土建构部分,重点阐释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首先明确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成包括实体要素和功能要素,对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等实体要素加以分析,在认识“四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了“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要素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提出了系统具有目标性、动态性、整体性、制衡性、互促性和生命性的特征和非线性、相对均衡、动态发展的运行机制。最后,围绕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五个功能要素即目标、政策、环境、课程和课堂分别提出具体的生态优化策略。
刘军豪[4]（2018）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育大计,教师为先。关注教师专业发展、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长久以来都是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重心和关键。教师专业发展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从教师的专职化到教师的专业化,再到教师专业发展,人们对教师专业发展概念本身也经历了层层深入、逐步聚焦的认识过程。当前,伴随着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全面深化推进,围绕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讨论持续升温。在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目标指向下,反思并完善当前关于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必要且迫切。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有其阶段特殊性和情境复杂性。从概念内涵的探讨到专业素质的解构,从发展阶段的划分到专业标准的制订,涉及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其成果也逐渐呈现出同质化、低效化趋势,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支持渐趋乏力。本研究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教育观念,也是一种价值期待,更是一种制度建构,不仅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本身是制度性话语构建的结果,且制度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确认和支持更是促使其从理念转变为现实的前提与基础。因此,本研究从制度切入,以支持为导向,旨在系统探讨制度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并着力构建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体系。围绕“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为什么需要制度支持”、“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怎样的制度支持”、“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现状怎样”和“如何完善制度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四个核心问题及相关联的其他补充性问题,本研究整体遵循“核心概念界定-概念关系辨析-制度历时考察-制度问题澄明-支持取向制度构想-支持取向制度实践”思路展开。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且调查以半结构化的一对一访谈为主,样本选择主要基于幼儿园办园属性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并有效兼顾幼儿园区域位置和幼儿园职称编制等维度,以确保样本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与制度的概念界定和关系探讨是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依托构词分析和近似概念辨析,本研究界定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为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演进和学前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幼儿园教师主动谋求专业性提升,追求师德、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持续增进的过程,其通常会经历职前教育、入职适应和在职成长三个基本阶段,并深受发展理论的引领和外部环境作用,最终指向幼儿园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及个体的专业成长。随后,本研究结合教师教育一体化理念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着重分析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智取向、实践-反思取向和生态取向,初步提出了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取向构想。相比之下,对制度的内涵探讨则侧重从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教育学视角展开,并进一步将二者关系概括为:专业发展是幼儿园教师作为制度人的内在需求,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制度依赖,而制度又以特定方式持续推进着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进程。探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变迁是从时间维度全景式呈现制度的前世今生,更是纵向立体式透析制度的更新承继,其为深入剖析制度的功能实现与价值生成提供了历史之眼。通过借鉴马克思与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将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划分为恢复探索期、初创试行期、稳步推进期和持续变革期四个阶段予以梳理考察,并总结其制度变迁趋势为:从孤立缺失到逐步健全的制度体系构建、从参考借鉴到本土创生的制度生成机制、从危机缓解到问题预防的制度动力样态。虽然纵向的历时考察彰显出制度不断优化、趋于完善的积极取向,但并不能掩盖制度在现实运作中所暴露出的具体问题。聚焦制度的现实生态,着眼制度的具体运行,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呈现与反思。相关问题主要体现为: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制度滞后导致专业发展起点偏低,幼儿园教师身份制度失衡导致专业发展内在动力不足,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制度低效导致专业发展支持乏力,不利的非正式制度深层阻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同时,以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为中心,相关的制度问题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不足。最后,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建构与探索。理论上,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是以专业发展为起点和目标,但凸显了专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且更强调制度对专业发展的积极性作用,而非局限于传统的技术取向和同质视角。同时,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是以“支持”为导向推进制度的功能转向与聚焦,支持既是制度构建的价值期待,又是制度落实的功能定位,更是制度评估的必要标准。此外,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还必须遵循关注幼儿园教师的全人发展、尊重幼儿园教师主体地位、树立制度构建的系统思维、强化制度设计的精准适切、促进人与制度的交互协同等基本理念。实践中,一方面应逐步探索健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部制度支持体系,具体包括探索教师资格分级认证制度;尽早完善建立系统明确的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标准制度;推进幼儿园教师聘任制度的规范化管理和支持性保障;增强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实践性,适应不同阶段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差异性;健全教师教育机构认证与质量评价制度,推进高品质课程建设与管理;提升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实效,推进制度的评价与督导。另一方面应积极改革完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制度保障系统,主要涉及有侧重地逐步打破歧视性制度身份;基于科学合理的编制管理,确保幼儿园教师发展的专业身份;提升职称评定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积极有效地应对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与现实阻碍。
王垚[5]（2020）在《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当防卫是社会中时常出现的一类现象。既有研究中,对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讨论林林总总,将其视为一种权利,按照权利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讨论的却付之阙如。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自然权利,亦是一种法定权利;既是一种侵害人与防卫人之间的权利,亦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既是一种基于客观侵害事实的权利,亦是一种经防卫权拥有者判断后加以具体使用的权利。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通过权利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文献分析方法等诸方法的使用,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展开研究,能够统辖性地理解作为制止权和私力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防卫,亦能够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围绕正当防卫权利出现的若干未决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一是正当防卫权利的概述。部门法评价的防卫行为仅属于正当防卫权利现象当中较为关键的一部分,而并非权利行为的全集。换言之,正当防卫权利的设置,并非仅服务于阻却违法评价,应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从权利的核心宗旨看是一种制止权,从私力救济的属性看是一种致损权,从紧急状态的行为模式看是一种误判权,从权利的基本结构看,躲避权亦属其概念项下。由此,正当防卫的研究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宽,并产生了诸多辐射效应:首先,在诸项对正当防卫的概括要素中,究竟何者是其本质?如果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偏狭性的看法,就容易影响对其发展趋势的判定,因而不仅要警惕辉格史观式的赋予历史史实以其无以承载的评价,还要对与正当防卫权利行为近似的复仇、私刑、正当防卫权力行为等作出较为明晰的区分。其次,正当防卫权利的作用对象是侵害人,体现为个体间基于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权利边界侵犯。但正当防卫还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基于侵害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委托与授权执行,因而完整的正当防卫架构不应忽视权利运用背后的“权利-权力”因素。最后,正当防卫权利概念,经由不同的切入角度,能够对其产生迥异的理解:语言角度揭示了正当防卫在“俗民范畴”与“体系语义”间的认识冲突。伦理角度通过对“正当”概念的层次性思考,展示了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之中的内涵差异。而制度角度则展现了部门法化的正当防卫权利诠释以评价触法行为为主轴的基本逻辑,这为统辖性与体系化地自上而下凝练正当防卫权利概念带来了困难。揭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指向差异,对我们深入讨论正当防卫权利极为必要。二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证成。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为我们展示了正当防卫权利在不同权利语境下的具体指向,作为权利的正当防卫,既是一种要求权,又是一种自由权,同时还是一种法律权力与豁免权。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其具体展开形态既包含制止权,也包含致损权、误判权与躲避权。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阐释,经由话语塑造的辩护形象,由表及里地展开分析:惩罚者”、“被动成为致死致伤工具”与“退无可退”者等辩护形象,有的仅能用以对部分正当防卫权利行为加以证成,有的仅服务于与正当防卫目的全然不同之行为的正当化论证,无法承担起合法性本质的解释任务。因而一种权利进路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具言之,正当防卫权利在具体语境中的正当意味着:首先,在不限于该语境的个体交往中,一种以及时私力救济为旨趣的防卫权制度设计是必须的,经由义务违反而导致的法益悬置,使防卫人的行为具有不同于侵害行为的正当性,此即“权利-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权利享有意义上的正当,或称正当防卫的可为性。其次,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特定据有防卫权的个体依据规范标准能够行使上述权利,进而产生实然化的制止、致损或躲避行为,并与对应主体生成相应的法律关系,此即“权利-权力”意义上的正当,权利行使意义上的正当,也即正当防卫的应为性。最后,在涉及防卫权内涵“开放边界”的部分,即个体与整体视角判断结论发生冲突的特定语境中,提倡一种风险分担的经济学思维方法:此时的防卫权利,服务于对不法侵害人行为的规制,并非因正当而确权,而是因确权而正当。一言以蔽之,研究倡导一种改造版本二元论的思考方式,以可为性与应为性为考量角度,以一般权利架构为基础,以风险分担为补强,从而为正当防卫的权利运作提供一种相对自洽的解释方案。三是正当防卫权利的运用。正当防卫认定难是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推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秉持“司法-立法-法理”的逻辑轨迹,对构成要件展开法理反思,进而窥见防卫权利内涵中与“语词中心”相对应的“开放边界”部分。对此,应当从质性要件,即对象要件、前提要件、时间要件与主观要件,以及量性要件即限度要件两个维度加以思考。在质性要件的把握中,对象要件是最为首要的,其关注重点并非是“防卫权应当作用于何者之上”,而是“防卫权可以施加于侵害人何种利益之上”。前提要件是确定何为不法侵害的要件,可视为衡量防卫权延伸逻辑范围的要件。时间要件的认定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和防卫权利本位的理念,而不能仅仅以侵害客观实际为转移。主观要件识别的关键在于合理圈定构成相应判定标准的元素,并以底线思维重构对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在量性要件的把握中,以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作为理解限度问题的基本框架,以相适应理论与需要理论的主要分歧与完善走向考察两者龃龉之处与融合趋势。正当防卫的本质属性是制止权,因而正当防卫权利逻辑的基调应当是需要说,相适应的要求只能具体服务于前者,构成一种二阶标准。由此反观防卫过当条款与特别防卫条款,亦将对其制度功用产生全新的理解。
阳斌[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管文行[7]（2019）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主体构成。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对农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容置疑,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农村村民自治实施之初所依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逐渐消解。农村治理已经溢出农村社会场域,单纯依靠农村社会自主性调节不能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全部问题,特别是在振兴乡村的大背景下,以村“两委”为主要治理主体的二元结构已经不能承担起全部农村治理的重任,需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发展。毫无疑问,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势必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造成了农村治理的无序化与治理有效性的降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否稳定与个体化的农民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关联性不大,关键取决于主要农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性治理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能否理顺。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国家控制与农村自主调试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农村微观场域中,不同属性的农村治理主体参与动机不同,其中,利益是影响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关键要素。乡村振兴要求改变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内外环境,对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提出新的结构性要求和功能性诉求,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农村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构成主体较为单一,很多农村地区仍然是以村“两委”为主要构成主体,甚至是“空心村”,乡镇政府角色缺位、市场性治理主体缺失,并没有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局面,难以承担起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二是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主体间关系存在问题,其中,突出表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理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现实存在落差、乡镇政府在治理中角色缺位、村民自治组织角色越位以及主体地位弱化等问题,市场性治理主体挤压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空间等问题。农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成,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于整个国家的控制而实行完全的独立自治,而国家也始终以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保持着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与渗透。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国家成为了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主体缺失的重要外部诱因,即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的“割裂”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家控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之间张力失衡造成农村自治空间被压缩,挤压了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空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更是直接造成了农村治理主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现。但是,除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原因外,造成农村治理主体间关系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村场域内,相应制度供给的缺失、结构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和农村治理主体间力量的失衡。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和农村社会两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共同推进。从国家宏观思路方面而言,首先,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其他治理主体的组织化嵌入,通过组织化嵌入确保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中的核心方位以及对其他治理主体的领导关系;其次,妥善处理国家控制与农村社的会自我调适,赋予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应有的活动空间;再次,努力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为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农村治理创造必要的条件。从农村层面的微观对策来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首先要加强作为具体行动者的农村治理主体自身建设,从理论上明确具有不同属性和利益诉求的治理主体在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其次,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农村治理主体间的行为选择,理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再次,健全农村治理主体间的利益整合机制、监督机制与协同机制,提高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稳定性;此外,文化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起着潜在的引领与规范作用,优化农村治理主体结构还应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余建清[8]（2009）在《我国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空间视角全面审视了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传媒产业布局嬗变及其影响、传媒机构的跨地区经营以及竞争合作、传媒业的空间集聚与集群、传媒制度创新、传媒业的地区差距与区域协调战略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同地区间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因素、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因素、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区位因素上出现的巨大差异,导致我国传媒产业布局从按照行政区划的均衡分布逐步走向了按照市场规律的非均衡分布,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传媒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明显,区域分异是当前我国传媒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典型特征。传媒业布局的区域分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媒业发展,但由于传媒管理体制不成熟等原因,当前传媒业的区域分异状况还并未真正造就有利于传媒竞争和产业效率提升的市场环境,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是当前传媒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传媒市场的行政分割制约了传媒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传媒业效率的提升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整合和构建区域传媒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市圈的发展为区域传媒市场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从市场运行的微观机制看,整合区域传媒市场就是要让传媒机构实现跨地区发展；而在当前政策条件下,传媒跨地区发展的主要路径是依靠与异地传媒之间的合作竞争,传媒联盟就是其主要形式。传媒联盟在推进传媒竞合方而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机会主义是对联盟稳定性的主要威胁,因此,如何防范和治理机会主义是传媒联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传媒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导致了传媒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地理集中,最终形成传媒产业集群。由于产业集群具有集聚效应、外部效应以及网络效应,因此产业集群被视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组织形式。我国传媒产业在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等阶段之后,要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实施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空间集聚和地理集中,但是远未形成传媒产业集群,因此,培育传媒产业集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分权让利”的改革措施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级独立的权益主体,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能对传媒制度创新施以影响。我国传媒制度创新表现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传媒机构的三元博弈中,按照供给主导、中间扩散和需求诱致的“上、中、下”三结合方式,从微观、中观向宏观深入的渐进性边际调整过程。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推动我国传媒制度创新,让传媒跨地区经营真正具有现实操作性,可考虑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传媒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拉大可能对区域协调发展总体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应该尽快研究、制定并实施传媒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传媒业的区域协调的关键就是推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传媒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此,既需要构建传媒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又需要发挥西部地区传媒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黄杰[9]（2012）在《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文中认为从古至今,大国治理问题不仅是学界、政界甚至一般民众倍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这种崛起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内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和完善。那么,一个大国具有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并长期维系良好的治理绩效呢?本文认为,从大国自身特征和治理内在需求的角度出发,大国的有效治理应该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即大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由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所耦合而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耦合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耦合性有强弱之分,它主要体现在以国家（或中央政府与精英）和社会（或地方政府与民众）为主体的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相互认同、嵌入和渗透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上述命题和假设要想得到证明,就必须建立在对大国治理结构的构成和特征深入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古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一—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研究案例,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尝试去证明上述命题和假设,这种证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解释和分析“双轮驱动”对于大国有效治理的关键性意义何在。就中华帝国而言,它是古代世界中极少数实现了长期有效治理的大国,而罗马帝国在治理绩效上就要差很多。为什么两国在治理绩效上会存在重大差异呢?本文认为,中华帝国的长期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权-官僚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家族、宗族和村落等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实现了强有效的耦合,即是一种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而罗马帝国的治理不力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皇帝和军队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由行省和自治城市等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之间的弱耦合性,即是一种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这就是说,大国的治理结构的耦合性强弱程度会对它的治理绩效产生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大国在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之,一个大国要实现并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将其治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为大国治理与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和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如何在国家控制与社会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无疑是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本文最后对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方面应该对中华帝国等大国的治理经验与历史遗产进行选择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的成长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一种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之间强耦合的新型治理结构。建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建立在“双轮驱动”这种有力而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
靳永茂[10]（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二、试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的若干失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的若干失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四、方法论讨论 |
| 五、调查情况介绍 |
| 六、本文的贡献及欠缺 |
| 第一章 历史回望：传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成因 |
| 一、儒家文化的出现及其凝聚力的存在 |
| 二、儒家文化凝聚力的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封建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民族关系调控的现实基础与价值指引 |
| 二、主要的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及其成效 |
| 三、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的启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民族关系调控价值目标的确立 |
| 二、主要的民族关系调控政策 |
| 三、民族关系的变迁：调控的成效与不足 |
| 第四节 新疆传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基本历史脉络 |
| 二、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三、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四、初步的总结 |
| 第五节 民族关系调控的中心问题 |
| 一、主体的二重性 |
| 二、两个基本过程 |
| 三、七项因素 |
| 四、中心问题 |
| 第二章 奠定基石：建国初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民族关系发展的基础 |
| 一、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
| 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阻碍 |
| 第二节 认识民族参与 |
| 一、新涵义与新认识：“交往即是参与” |
| 二、民族参与的社会环境与价值规范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发展 |
| 一、民族关系调控的制度设计：民族区域自治 |
| 二、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构成与功能 |
| 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 四、过渡时期 |
| 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第四节 启迪与思考 |
| 一、建国以来的基本经验 |
| 二、新疆民族关系的战略地位和标本意义 |
| 第三章 推进改革：转型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起点与路径选择 |
| 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再判断 |
| 二、首要制约和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转变与效果 |
| 一、基本价值体系与优位价值的变化 |
| 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 |
| 三、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
| 四、推进科学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问题的出现 |
| 一、调控机制变革的基本线索与新问题的产生 |
| 二、新疆民族关系变迁中的问题 |
| 第四章 转型反思：围绕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 |
| 第一节 价值规范转变中的是与非 |
| 一、效率提升的价值基础 |
| 二、个体利益地位的上升 |
| 三、基本价值关系的转变：从和谐到紧张 |
| 第二节 利益关系调控机制转变中的利与弊 |
| 一、效率提升的现实依据 |
| 二、计划式调控向竞争式调控转变的新困境 |
| 三、扶助式调控的效用约束 |
| 四、功利主义思想的流行 |
| 第三节 文化关系调控机制转变中的得与失 |
| 一、效率提升的观念引导 |
| 二、对功利主义的应对及其效果 |
| 三、汉族的包容性问题 |
| 四、少数民族的选择 |
| 第四节 保障机制转变中的胜与负 |
| 一、效率提升的关键支撑 |
| 二、双重挑战 |
| 第五节 关于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问题的初步总结 |
| 一、对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功能的再认识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变化与未变 |
| 三、特殊的结构紧张 |
| 四、思索：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变迁的机理 |
| 五、探讨：我国民族关系变迁的规律 |
| 第五章 更好调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
| 第一节 变迁机理中的启迪 |
| 一、核心：在社会转型中更好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
| 二、首要问题：调节基本价值体系的内在紧张 |
| 三、调节紧张的思想资源：传统与现代 |
| 四、路径：系统弥补松动的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机遇和挑战并存 |
| 一、主要困难 |
| 二、历史机遇 |
| 第三节 迈向更好 |
| 一、绵绵用力：从培育仁义到涵养公正 |
| 二、久久为功：从更好扶助到更好参与 |
| 三、固本培元：从治标先行到标本兼治 |
| 四、螺旋上升：从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现代化 |
| (二)社会分化 |
| (三)社会整合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二)功能主义理论 |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低分化社会的建构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抑制社会分化的措施与结果 |
| 一、战争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
| 二、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 |
| 三、三大改造 |
| 第二节 抑制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分析 |
| 一、抑制社会分化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
| 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社会各界倾向抑制社会分化 |
| 三、抑制社会分化符合当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 四、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要求抑制社会分化 |
| 第三节 低分化社会的运行逻辑 |
| 一、科层化的社会空间 |
| 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 |
| 三、限制社会自由流动 |
| 四、突出政治 |
| 第四节 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和问题 |
| 一、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 |
| 二、低分化社会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
| 一、系统分化 |
| 二、职业分化 |
| 三、收入分化 |
| 四、阶层分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
|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
| 三、社会分化的不平衡性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
|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
|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
|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 |
| 四、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 |
|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意义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社会分化创造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
| 二、社会分化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三、社会分化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
| 一、社会分化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 |
| 二、社会分化涵养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基础 |
| 三、社会分化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 |
| 四、社会分化对阶级阶层冲突具有削弱效应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 |
| 一、社会分化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 |
| 二、社会分化开拓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
| 三、社会分化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 |
| 第四章 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宏观结构失衡 |
| 一、社会分化导致系统结构失衡 |
| 二、社会分化导致职业结构比例失衡 |
| 三、社会两极分化 |
| 四、社会碎片化 |
| 第二节 社会群体分化的反常现象 |
| 一、弱势群体的分化 |
| 二、边缘群体的分化 |
| 三、反社会群体的分化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
| 一、社会分化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冷漠 |
|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焦虑 |
| 第五章 高分化社会的社会整合与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 |
| 一、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 |
| 二、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组织 |
| 三、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成员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条件 |
| 一、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生产力因素 |
| 二、重新发现“共同性” |
| 三、“社会纽带”的作用 |
| 第三节 正常分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 |
| 二、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原则 |
| 三、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原则 |
| 五、社会分化的底线原则 |
| 六、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原则 |
| 七、充分吸纳原则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
| (三)不应忽视社会分化的风险与挑战 |
| 二、可能的扩展研究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独特性问题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
| (三)社会分化与未来社会形态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
| (二)推进创业教育学科化发展的必要准备 |
| (三)提高创业教育实效性的现实需要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核心概念 |
| (一)生态 |
| (二)系统 |
| (三)生态系统 |
| (四)创业教育 |
| (五)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教育生态系统理论 |
| (二)三螺旋创新模型理论 |
| (三)蒂蒙斯创业学理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 |
| 二、相关文献的主题综述 |
| (一)创业教育文献研究 |
| (二)教育生态文献研究 |
| (三)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文献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前提:生态与高校创业教育的内在联系 |
| 一、“生态”理解的三重性 |
| (一)作为一种实体描述的“生态” |
| (二)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生态” |
| (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态” |
| 二、生态视域蕴含的内在特征 |
| (一)从局部分析到整体关照 |
| (二)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探究 |
| (三)从封闭单一到开放多样 |
| (四)从静态要素到动态平衡 |
| 三、“生态”理解的启示:认识创业教育的三种视域 |
| (一)本体立论:创业教育内含生态特质与生态要求 |
| (二)方法立论:运用生态分析方法来研究创业教育 |
| (三)价值立论:有利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
| 四、创业教育生态及其分析视域的合理性 |
| (一)创业教育根植于社会生活当中 |
| (二)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
| (三)社会研究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与现实诉求 |
| 第四章 风险规避:创业教育生态分析的限定条件 |
| 一、创业教育生态分析的基本遵循 |
| (一)坚守创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
| (二)坚持生态分析的适应性 |
| (三)坚持生态分析的目的性 |
| (四)坚持生态分析的超越性 |
| 二、创业教育生态分析的限定条件 |
| (一)坚持生态分析方法借鉴的“优先性” |
| (二)确保创业教育目标和任务的不可改变 |
| (三)延续创业教育的既有范畴和学科特性 |
| 第五章 生态审视:高校创业教育功能要素的实施现状 |
|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工具 |
| 二、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失衡的问题表征 |
| (一)创业教育目标的功利性 |
| (二)创业教育政策的局限性 |
| (三)创业教育环境的封闭性 |
| (四)创业教育课程的孤立性 |
| (五)创业教育课堂的单向性 |
| 三、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失衡的根源剖析 |
| (一)创业教育生态理念的缺失 |
| (二)创业教育自身的多元矛盾 |
| (三)创业教育实施的强制割裂 |
| (四)创业教育过程的松散推进 |
| (五)创业教育要素的表层嵌入 |
| 第六章 他山之石:国外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经验介绍:以美国、德国和新加坡三所高校为例 |
| (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
| (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
| (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
| 二、借鉴启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
| (一)创建“三位一体”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
| (二)完善“激励与监控”的政策制度 |
| (三)建立“服务与支持”的组织机构 |
| (四)设置“多维与融合”的课程体系 |
| (五)打造“行业与学院”的师资队伍 |
| (六)营造“浸润与体验”的文化氛围 |
| 第七章 本土建构: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 |
| 一、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界说 |
| (一)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要素 |
| (二)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 |
| (三)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特征 |
| (四)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
| 二、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之目标生态的构建 |
| (一)教育目标: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 |
| (二)现实的人:创业教育目标生态的逻辑起点 |
| (三)完整的人:创业教育目标生态的逻辑终点 |
| (四)主体的人:创业教育目标生态的逻辑节点 |
| 三、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之政策生态的构建 |
| (一)创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创业教育政策的特征变化 |
| (三)创业教育政策的生态趋向 |
| 四、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之环境生态的构建 |
| (一)创业教育环境生态的性质功能 |
| (二)创业教育文化环境的多维创设 |
| (三)创业教育组织环境的多元建构 |
| 五、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之课程生态的构建 |
| (一)创业教育课程生态的基本要求 |
| (二)创业教育课程目标的层级递进 |
| (三)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系统设计 |
| (四)创业教育课程形态的有机融合 |
| 六、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之课堂生态的构建 |
| (一)创业教育课堂生态的形态呈现 |
| (二)创业教育课堂生态的价值追求 |
| (三)创业教育课堂生态的构建原则 |
| (四)创业教育课堂生态的实践路径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可能创新 |
| 三、存在不足 |
| 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附录 |
| 致谢 |
（4）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背景与缘起 |
| (一)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是学前教育改革的时代诉求 |
| (二) 制度支持是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路径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问题与思路 |
| (一)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
| 一、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与结构 |
| (一)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界定 |
| (二)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结构 |
| 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究 |
| (一)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经典理论述评 |
| (二) 当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理论研究 |
| (三) 教师教育一体化视阈下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 |
|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理论取向 |
| (一) 各有侧重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三种基本理论取向评介 |
| (二)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取向的可能性设想 |
| 第二章 制度及其与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 |
| 一、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制度内涵与结构 |
| (一) 制度的词源探究与教育学考察 |
|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制度的基本阐释与现实启示 |
| (三) 新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诠释 |
| (四)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体系结构 |
| 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制度依赖 |
| (一)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身份与地位依赖于制度的确认 |
| (二)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依赖于制度的引领 |
| (三)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依赖于制度的塑造 |
| 三、制度持续推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进程 |
| (一) 制度强硬地规制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内容 |
| (二) 制度柔和地诱导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过程 |
| 第三章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变迁探讨 |
| 一、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探讨 |
| (一) 马克思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对比分析 |
| (二)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变迁的理论构想 |
| 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历时性考察 |
| (一)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恢复探索期 |
| (二)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初创试行期 |
| (三)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稳步推进期 |
| (四)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持续变革期 |
|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变迁趋向分析 |
| (一) 从孤立缺失到逐步健全的制度体系构建 |
| (二) 从参考借鉴到本土创生的制度生成机制 |
| (三) 从危机缓解到问题预防的制度动力样态 |
| 第四章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问题澄明 |
| 一、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制度滞后导致专业发展起点偏低 |
| (一) 现有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难以激励幼儿园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 |
| (二) 长期缺位的职业准入标准导致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起点混乱 |
| (三) 低效的教师聘任制度脱离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
| (四)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缺乏必要的操作性和差异性 |
| 二、幼儿园教师身份制度失衡导致专业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
| (一) 歧视性制度身份导致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机会不均 |
| (二) 幼儿园教师编制存在相对不足、身份排斥与区域失衡 |
| (三) 幼儿园教师缺少独立科学的职称评定标准与流程 |
| 三、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制度低效导致专业发展支持乏力 |
| (一) 幼儿园教师教育机构认证与质量评价制度亟需健全 |
| (二) 幼儿园教师教育课程建设严重滞后于教师保教实践 |
| (三) 幼儿园教师在职培训制度实效性不足,支持度不够 |
| (四) 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制度间衔接不畅 |
| 四、不利的非正式制度深层阻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 |
| (一) 传统文化对幼儿园教师职业定位偏低 |
| (二) 现实社会对幼儿园教师专业认同不高 |
| (三)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意识淡薄 |
| 第五章 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构想 |
| 一、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内涵 |
| 二、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设计理念 |
| (一) 关注幼儿园教师的全人发展 |
| (二) 尊重幼儿园教师的主体地位 |
| (三) 树立制度建构的系统思维 |
| (四) 强化制度设计的精准适切 |
| (五) 促进人与制度的交互协同 |
| 三、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构建逻辑 |
| (一) 重视制度建设的意义,强化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 |
| (二) 遵循制度建设的基本逻辑,强化制度的伦理导向价值 |
| (三) 探索差异化的制度设计,科学构建系统适宜的制度体系 |
| 第六章 支持取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实践 |
| 一、逐步探索健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部制度支持体系 |
| (一) 探索教师资格分级认证制度,激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动力 |
| (二) 尽早完善建立系统明确的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标准制度 |
| (三) 推进幼儿园教师聘任制度的规范化管理和支持性保障 |
| (四) 增强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实践性,适应不同阶段教师专业发展差异性 |
| (五) 健全教师教育机构认证与质量评价制度,推进高品质课程建设与管理 |
| (六) 提升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实效,推进制度的评价与督导 |
| 二、积极改革完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制度保障系统 |
| (一) 有侧重地逐步打破制度身份,确保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机会平等 |
| (二) 基于科学合理的编制管理,确保幼儿园教师发展的专业身份 |
| (三) 提升职称评定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持续性发展 |
| (四) 积极有效地应对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与现实阻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2010年至今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相关制度名录 |
| 附录2: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研究(园长版)》访谈提纲 |
| 附录3: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研究(教师版)》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意义 |
| 第二节 理论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既有研究的概述 |
| 第四节 本文的关注重点 |
| 第五节 研究运用的方法 |
| 第六节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历史梳理 |
| 第一节 正当防卫历史的梳理方法 |
| 一、辉格史观 |
| 二、语境论进路 |
| 三、“史前史”的问题 |
| 第二节 历史视域下正当防卫权利辨析 |
| 一、复仇的历史不是正当防卫权利的历史 |
| 二、私刑的历史不是正当防卫权利的历史 |
| 三、权力的历史亦非正当防卫权利的历史 |
| 第三节 正当防卫权利法定史的变迁 |
| 一、正当防卫权利的法律表述:以刑法为例 |
| 二、规范变迁中的权利因素 |
| 第二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思想雏形 |
| 第一节 霍布斯:以人性为基础的正当防卫权利观 |
| 一、霍布斯权利观概述 |
| 二、防卫权在自然状态中的前身:自我保存权 |
| (一)霍布斯语境中的自我保存权利 |
| (二)道德权利、自由属性与自愿受损问题 |
| 三、自我保存思想在政治社会的体现:正当防卫权利 |
| (一)考察因素之一:以信约方式形成的缔约 |
| (二)考察因素之二:维系权利义务关系的他者 |
| (三)考察因素之三:侵害的本质是义务的违反 |
| (四)考察因素之四:无碍于利己的有限利他 |
| (五)考察因素之五:政治社会中的有限防卫权 |
| 第二节 洛克:以惩罚权为基础的正当防卫权利观 |
| 一、洛克对霍布斯理论的扬弃 |
| (一)对霍布斯有限防卫观的继承 |
| (二)对霍布斯二元论论证结构的反思与批判 |
| 二、洛克社会契约理论中的正当防卫权利 |
|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共有权利观 |
| (二)正当防卫权利来源于惩罚权 |
| 三、洛克防卫思想的具体叙事脉络 |
| (一)洛克关于防卫限度的论述 |
| (二)洛克关于防卫时间与起因的论述 |
| 第三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语境内涵 |
| 第一节 作为非法律概念的的正当防卫 |
| 一、词源意义上的正当防卫 |
| 二、伦理语境中的正当防卫 |
| (一)有因性层面的伦理约束:何为侵害? |
| (二)限度性层面的伦理约束:统一标准? |
| 三、俗民视域下的正当防卫 |
| (一)大众观念与法律层面的分歧 |
| (二)常见表现形式与逻辑特征的区别 |
| 第二节 域内法律体系中的正当防卫 |
| 一、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表述 |
| 二、对表述的类型化分析 |
| (一)对违法阻却事由地位加以重申 |
| (二)对现有制度体系的适度解释与修补 |
| (三)对具体主体的正当防卫赋权 |
| 第三节 比较制度视域下的正当防卫 |
| 一、各国法律体系中的正当防卫条款 |
| 二、正当防卫规范在民法与刑法中的特征差异 |
| (一)规范逻辑层面的区别 |
| (二)界限的部门法化与违法性判断的统一 |
| 三、正当防卫的功能定位与国别性问题 |
| 第四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霍菲尔德理论中的正当防卫权利 |
| 一、要求权:正当防卫权利不可剥夺 |
| 二、自由权:正当防卫权利不可强制 |
| 三、法律权力:正当防卫权利不可排他 |
| 四、豁免权:正当防卫权利不可反击 |
| 第二节 正当防卫权利性质的进一步辨异 |
| 一、“惩罚”不是正当防卫的权利逻辑 |
| 二、“嫁祸”不是正当防卫的权利结构 |
| 三、“不安”不是正当防卫的权利依据 |
| 四、“遏制”是其合法来源与权利本质 |
| 第三节 正当防卫权利的定义 |
| 一、予以积极鼓励的正当防卫:制止权 |
| 二、优于公力救济的正当防卫:致损权 |
| 三、基于具体情境的正当防卫:误判权 |
| 四、消极行使权利的正当防卫:躲避权 |
| 第四节 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近似范畴的区分 |
| 一、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预防性防卫 |
| 二、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紧急避险 |
| (一)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进攻性紧急避险 |
| (二)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防御性紧急避险 |
| 三、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自助行为 |
| 四、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扭送行为 |
| 五、正当防卫权利行为与公权委托行为 |
| 第五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辩护形象 |
| 第一节 一个惩罚者与社会愤怒的宣泄 |
| 一、正当防卫非惩罚权本质的再重申 |
| 二、现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作为一种惩罚的防卫” |
| 第二节 一个促成他者“自杀”或“自伤”的人 |
| 一、侵害人视角的转向与利益阙如原理 |
| 二、侵害人视角之相对积极价值 |
| 第三节 一个背靠在墙上的退无可退者 |
| 一、归因于心理的正当性论证 |
| 二、归因于环境的正当性论证 |
| 三、“指鹿为马”——该进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
| 第四节 一个扞卫自己权利的人 |
| 一、原子主义进路之理论阐释 |
| 二、个人式论证之实践表征 |
| 第五节 一个扞卫社会利益关系的人 |
| 一、社会利益进路之理论阐释 |
| 二、歧义性的“社会利益”在实践中的表征 |
| 第六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证成新说 |
| 第一节 融贯论视域下的“个人保全”与“法的确证” |
| 一、二元论基本立场之简要澄清 |
| 二、二元论融贯内涵之初步概括 |
| 第二节 法益悬置为基础:可为性论证 |
| 一、义务违反为肇因 |
| 二、法益悬置为理由 |
| 第三节 公权不及为依据:应为性论证 |
| 一、及时制止的价值 |
| 二、毋需躲避的缘由 |
| 三、利他效果的机理 |
| 第四节 风险分担为补强:特殊情境的一般化处置 |
| 第七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质性要件 |
| 第一节 正当防卫构成要件概括方法 |
| 一、平行要件式 |
| 二、属性分类式 |
| 三、从正当化论证分歧看构成要件 |
| 第二节 对象要件:精准防卫目标 |
| 一、防卫对象的限定逻辑 |
| 二、防卫对象的开放语义 |
| 第三节 前提要件:防卫发动之原因 |
| 一、前提要件的基本内涵 |
| 二、假想防卫的概念澄清 |
| 三、不法侵害的范围论证 |
| 四、国家利益的可防卫性 |
| 五、紧迫概念的内涵辨析 |
| 第四节 时间要件:取决于防卫本质 |
| 一、标准的立场:现实侵害还是侵害预见? |
| 二、对准予防卫节点的讨论 |
| 三、对禁止防卫节点的讨论 |
| 第五节 主观要件:裁判齐一化的关键 |
| 一、主观要素的体系地位 |
| 二、偶然防卫非权利行为 |
| 三、防卫意思的语义范围 |
| 第八章 正当防卫权利的量性要件 |
| 第一节 正当防卫限度标准的基本立场 |
| 第二节 正当防卫限度标准的确定方法 |
| 一、适应还是需要:诸说逻辑之分歧 |
| 二、修正抑或颠覆:折中内涵之探明 |
| 三、模糊但却明确:确立标准之立场 |
| 第三节 防卫过当认定的诸学说 |
| 一、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之理解 |
| 二、司法实践对双因素理论的推进 |
| 第四节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关系再厘清 |
| 一、经由条文变迁看防卫过当类型之二分 |
| 二、范畴关系的梳理与一般防卫体系的重构 |
| 三、特别防卫有限性与独立性之再强调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目标与重点难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系统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逻辑归纳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核心概念 |
| (一)农村治理 |
| (二)农村治理主体 |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 |
| 二、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结构功能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社会”分析框架 |
| (二)“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与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 |
| (一)人民公社的形成到解体(1949—1978) |
| (二)人民公社解体到村“两委”二元结构初步形成(1978—1987) |
| (三)村“两委”二元结构建立到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1988—2012) |
| (四)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初步形成(2013—2019)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的典型特点 |
| (一)结构主体构成日益多元化 |
| (二)结构主体间互动日趋协同 |
| (三)结构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 |
| (四)结构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组织在结构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
| (二)坚持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 |
| (四)坚持结构调整与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基本要求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中行动者的位置与角色 |
| (一)政治性行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 |
| (二)行政性行动者——乡镇政府 |
| (三)社会性行动者——村民自治委员会 |
| (四)市场性行动者——企业等经济组织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的结构性要求 |
| (一)治理主体位置与角色的合理 |
| (二)结构主体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
| (三)结构主体治理过程中的协同 |
| (四)结构主体间权责关系的一致 |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功能性诉求 |
| (一)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经济适应功能 |
| (二)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目标达成功能 |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整合功能 |
| (四)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维持功能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与生成逻辑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与现实存在落差 |
| (二)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中存在角色缺位与越位 |
| (三)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体地位存在弱化 |
| (四)市场性治理主体侵占其他治理主体的活动空间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宏观诱因 |
|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的“割裂” |
| (二)国家控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间的张力失衡 |
| (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造成治理主体缺失 |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微观原因 |
| (一)制度供给滞后使治理主体偏离既定的位置与角色 |
| (二)结构运行机制不完善导致主体间矛盾冲突不断 |
| (三)治理主体间治理权力失衡冲击了结构的稳定性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思路与对策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宏观思路 |
| (一)加强党组织对农村治理的结构性嵌入 |
| (二)平衡国家控制与农村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
| (三)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治理主体结构的外部环境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微观对策 |
| (一)明确治理主体在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 |
| (二)完善治理主体结构的制度建设 |
| (三)健全治理主体结构运行的相关机制 |
| (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我国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阈:传媒业发展的空间维度 |
| 一、区域:传媒业发展不能回避之"痛" |
| 二、空间:传媒产业学术研究的"缺席" |
| 第二节 关键词:核心概念的辩证与厘清 |
| 一、区域与地区 |
| 二、传媒与传媒产业 |
| 三、区域传媒与区域传媒产业 |
| 第三节 顺思路: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文章思路与框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区域分异:我国传媒业发展的空间特征 |
| 第一节 区域分异及其客观基础 |
| 一、区域分异 |
| 二、区域分异的客观基础 |
| 第二节 传媒产业布局:媒介生态的空间考量 |
| 一、产业布局和传媒产业布局 |
| 二、我国传媒产业布局的嬗变 |
| 三、区位因素:传媒产业布局嬗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传媒业空间发展的困境与难题 |
| 一、效率问题 |
| 二、公平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竞合与传媒机构的跨地区扩张 |
| 第一节 区域传媒市场整合的时代背景 |
| 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
| 二、城市圈发展与区域传媒市场整合 |
| 第二节 企业竞合的经济学解释 |
| 一、竞争: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主线 |
| 二、竞合:当代企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我国传媒竞合的现状与问题 |
| 一、我国传媒机构的跨地区扩张历程 |
| 二、传媒联盟:传媒竞合的新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集群与传媒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
| 第一节 产业集群与区域传媒产业发展 |
|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
| 二、传媒产业的集群效应 |
| 第二节 产业集群:传媒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战略选择 |
| 一、产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 |
| 二、发展产业集群,提升我国传媒产业竞争力 |
| 第三节 我国传媒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培育 |
| 一、我国传媒产业的空间集聚 |
| 二、我国传媒产业集群的培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创新与区域传媒产业发展 |
| 第一节 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
| 一、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
| 二、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我国传媒制度变迁特征分析 |
| 一、制度变迁顺序:微观、中观、宏观的渐次深入 |
| 二、制度变迁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传媒机构的三元博弈 |
| 三、制度变迁模型:供给主导、中间扩散、需求诱致的"上、中、下"三结合 |
| 四、制度变迁路径:渐进性的边际调整 |
| 第三节 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
| 一、区域传媒产业发展亟须传媒制度创新 |
| 二、当前传媒制度创新的困境与难点 |
| 三、传媒制度创新的路径突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协调:传媒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 |
| 第一节 传媒产业协调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一、区域协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
| 二、传媒业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的基础 |
| 第二节 跨越式发展:西部地区传媒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梯度发展与跨越式发展 |
| 二、西部地区传媒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三节 传媒产业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
| 一、构建传媒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 |
| 二、发挥西部地区传媒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
| 三、传媒业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传媒产业布局嬗变及其影响 |
| 二、传媒机构的跨地区经营以及竞争合作 |
| 三、传媒业的空间集聚与集群 |
| 四、传媒制度创新 |
| 五、传媒业的地区差距与区域协调战略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大国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大国是如何实现长期而有效治理的? |
|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和研究案例的选择 |
| 第二节 对既有重要文献的梳理和评价 |
| 一、中华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二、罗马帝国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文献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 |
| 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分析框架和内容安排 |
| 第—章 解释大国治理：主要概念和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大国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一、大国的内涵和特征 |
| 二、大国治理的基本涵义 |
| 第二节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涵义和指标 |
| 一、耦合治理结构的含义和类型 |
| 二、治理绩效的含义和评价指标 |
| 第三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一)：规模问题 |
| 一、“小国民主论”的理由和限度 |
| 二、“大国民主论”的兴起和实践 |
| 三、存在最适合民主治理的规模吗? |
| 第四节 大国治理的基本问题(二)：平衡问题 |
| 一、“集权是国家的本质” |
| 二、分权的类型和意义 |
| 三、集权分权的限度与大国治理的政治平衡 |
| 第二章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中华帝国 |
| 第一节 中华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伦理本位与家族传统 |
| 二、宗族治理与宗法制度 |
| 三、村落自主性与乡村自治 |
| 四、地方治理体系的自治性 |
| 第二节 中华帝国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皇权制度及其专制性 |
| 二、官僚制度及其轴心地位 |
| 三、皇权-官僚治理体系的集权性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中华帝国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中治理结构的强耦合性 |
| 第三章 弱藕合性治理结构的案例分析：罗马帝国 |
| 第一节 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皇帝与元老院 |
| 二、罗马军队和官僚机构 |
| 第二节 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体系的构成和特征 |
| 一、罗马的城市和城市自治制度 |
| 二、罗马的行省和行省制度 |
| 第三节 三维视角下的罗马帝国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一、认同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二、嵌入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三、渗透性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弱耦合性 |
| 第四章 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一节 强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强耦合治理结构与中华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二节 弱耦合性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一、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合法性 |
| 二、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有效性 |
| 三、弱耦合治理结构与罗马帝国的适应性 |
| 第五章 大国治理绩效差异背后的不同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一、中华帝国“双轨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二、“双轨政治”与中华帝国长期有效治理的逻辑 |
| 三、“双轨政治”的终结与中华帝国的崩溃 |
| 第二节 “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一、“帝国悖论”的来历和涵义 |
| 二、“帝国悖论”与罗马帝国治理失败的逻辑 |
| 第六章 基本结论与对大国治理问题的进—步探讨 |
| 第一节 对本文假设的进一步证明：以联邦制大国为例 |
| 一、美国的强耦合性治理结构 |
| 二、俄罗斯的弱耦合性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本文基本结论和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一、对本文基本结论的概括 |
| 二、凝聚型结构与扩散型结构：对大国治理结构的进一步探讨 |
| 第三节 通过“双轮驱动”战略优化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 |
| 一、中国大国崛起与中华帝国治理遗产的当代意义 |
| 二、“双轮驱动”战略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试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的若干失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D]. 董博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2]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D].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D]. 王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4]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研究[D]. 刘军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正当防卫权利的法理研究[D]. 王垚. 吉林大学, 2020(01)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D]. 管文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我国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研究[D]. 余建清. 武汉大学, 2009(09)
- [9]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D]. 黄杰. 复旦大学, 2012(02)
- [10]《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