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水过后看江湖治理（论文文献综述）
李小庆[1]（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提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胡吉伟[2]（2014）在《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分析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文环境变化中的人为因素。通过对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中的政策导向、治水方略、水利机构的利益纷争、湖田开发与太湖水文环境的恶化、治水方式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的防洪措施等问题的分析,来考察水利机构在治水事务中的行为和目的,以及由此引起的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特别是治水机构为获取经济利益将湖滩放垦合法化,导致太湖水文环境恶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程度。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考察揭示出人类的治水活动与太湖流域水系环境变化间的关系。太湖流域由苕溪、荆溪、运河、吴淞江、黄浦江等水系组成,包括江苏省苏南、浙江嘉兴、湖州等市,历史上这一地区被称为“江南水乡”,税赋甲天下。这一地区优越的水文环境是在人为改造下形成的。筑东坝斩断来水,修塘堤防御海潮,建闸口抵御江水倒灌,这些水利设施为江南地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然而,人为改建后的水利设施使太湖流域的水利环境充满了脆弱性,一旦失去人为治理,生态环境便很难自我调适。近代以来,太湖流域水利失修,水旱频发,从而导致社会环境动荡。这是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剖析了由于政府错误的治水策略引起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恶化。政府在治理与破坏之间陷入矛盾的窘境,一方面,表现出积极治理的姿态;另一方面,治水机构以利益获取作为治水的最高准则,改变明清时期的禁垦政策。实施“浚垦兼施”的治水方略,将湖滩放垦合法化,破坏了水文生态的平衡。湖滩开发致使东太湖排洪水道缩减,防洪能力降低,水灾风险增加。1931年水患虽称天灾,但是,水利不修,人谋之不力亦是不容忽视的致灾因素。第三部分论述了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治理政策上的导向,以及由此引起各水系间水文环境的巨大差异。民国政府继承了明清政府固守东坝的治水策略,将水患遏制在东坝上游地区。高淳县作为潴水区,为维护太湖下游地区的经济稳定作出了牺牲。由于可耕地资源短缺,当地百姓为获取有限的农业资源发生械斗,社会动荡加剧。与乡村水利建设相比,政府更关心城市的排水工程。为实现南京国际都市计划,南京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下水道建设,城市防水能力显着提升。第四部分考察了水利机构在治水事务上的利益冲突,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水利治理方式的转变。北洋政府时期水利机构林立,系统纷岐,缺乏统筹规划,遇事互相推诿,水利治理乏善可陈。1931年长江水灾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水利机构,加强了水利建设,吴淞江、白茆河、城市内河等重要河段的堤坝、河床都得到了修缮,水利状况明显改善。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水灾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水利治理措施,促进了太湖流域的水利发展。强制拆圩、废田还湖、堤防协修、联合布控等举措改善了水利失修的局面,提高了防洪抢险的应对能力。与1931年南京城水患相比,1935年南京城区水患的成功预防,进一步证明,人为治理的缺失,人类活动的破坏是太湖流域灾害多发的关键因素。本文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防洪治水上的作为。另外,尽管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文生态遭到破坏,但太湖水系的改变主要是“支流淤塞与微地貌”的变化。若要考察太湖流域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还需要将时限向下延伸至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时期联圩并圩、废坝建闸、大兴水库、湖滩开发等水利运动对太湖流域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加剧烈。为此,本文的结语部分对太湖流域水利格局的转变进行了简要描述,以便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近代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变化。
程俊[3]（2019）在《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两宋320年间,湖北地区的气象灾害爆发相当频繁,其中共有111次水灾、110次旱灾、19次其他气象灾害以及49次衍生灾害,共计289次。从时间分布看:在王朝方面,湖北在孝宗朝27年间发生的气象灾害次数最多,共60次,光宗朝的灾害频率最高,年均3.2次;从十年分布特征来看,在1160-1209年的连续50年中,湖北共发生了 109次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占比高达37.7%,是宋代湖北灾害爆发的高峰期;在季节特征上,夏季发生的气象灾害最为频繁,冬季灾害次数最少,夏秋两季、尤其夏季是宋代湖北气象变化最为剧烈的季节。从空间分布看:兴国军和鄂东南的蕲州、黄州是受灾最为频繁的地区;其次是江陵府、鄂州与复州等府州所在的江汉平原一带;再次是鄂北的襄阳府和鄂西北的商州（金州）上津县等地,气象灾害次数相对较少的是鄂西南的施州一带。总体上呈现一个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减少的分布态势。频繁的气象灾害严重威胁着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这些灾害影响着从农业生产到粮食消费的各个环节,对湖北地区的农业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灾害造成的人口流亡与民众骚乱,严重冲击了湖北地方的社会秩序;灾害令民众无以为生,同族相食、亲子可弃的凄惨景象频频出现,对社会人伦道德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面对湖北地区肆虐的气象灾害,宋朝和当地官府以及部分民间人士也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在灾害预防方面,当地官府在朝廷的指导下,不仅积极劝课农桑,鼓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开垦荒田,还抓紧对常平仓、义仓等仓储进行建造与维护,充分发挥其仓储备荒的功能;同时在湖北各地大力兴修包括长渠、木渠在内的水利设施,为当地的防灾工作打好基础。在灾后物资救济方面,宋朝不仅调动国库和地方各类物资救灾,而且还采用劝分和招商等方式,广泛动员民间富民和商人参与湖北的救灾,又通过调粟和禁遏籴来引导各地救灾资源互补。然后综合采用赈给、赈粜与赈贷等方式对湖北灾民进行物资救济,包括大米、麦、粟、粥、粮种等常见粮食品种以及药物、酒糟、钱、度牒等物品,及时地缓解了当地灾民的生存困境。在灾后的非物资救济方面,朝廷和官府一面对湖北民众的各类赋役及其向官府借贷的钱粮物资提供蠲免与倚阁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还着手在湖北地区宽决刑狱,对于因灾沦为贼盗的民众从宽处理。这对于当地百姓的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大有裨益。宋代官方和民间因为湖北地区的灾害而进行的各种主观祈祷与反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灾后湖北民众的心理修复。此外,宋朝在湖北地区灾后施行的以工代赈、以蝗易粮和灾时募民为兵等“官——民互动”的救济措施,有利于提高灾害应对的整体实效。综合来看,宋朝在湖北地区的救灾行为,虽然本质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但客观上却是一个“与民让利”的过程。从湖北地区灾害应对的效果来看,宋朝对地方民众的灾害救济基本是成功的。
敬淼春[4]（2019）在《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水环境的迁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明清时期吴江地区受太湖东南泄水格局的影响,水环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蓄泄水网对陆域的密集分割,丰水环境的作用日趋凸显,水土之间的变化较唐宋时期更为剧烈。水环境深刻改变了吴江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农业生产在适应水环境的过程中进行变革发展,以“水土变化”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种渐进发展模式。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密集水网造成的普遍化坍涨触及到田土层面,田土布局与面积呈现不定性变化,赋役因之变动,以利害不均为核心的利益冲突成为农业社会的常态性矛盾。同时,适应新田土格局的小圩体系激发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农业社会逐步走向转型,封建国家的控制强化将农业生产置于更加宏观的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农业生产的艰难性与复杂性。此外,水土关系的密切化使得旱涝灾害频发,农民自身对于旱涝灾害的应对,促使传统农业的生产结构的做出调整,稻麦、蚕桑、鱼鳖、莼菱等业协同发展,构成了吴江地区丰富的水乡水环境下的独特的农业体系。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综合体现在吴江农民的生活方面,构成了独特的农民生境认知,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生存成本的高低变化、农事经验的总结与整理,皆表明吴江农民深谙向水而生的生存哲理。总之,明清时期吴江地区的农业生产业已成熟,基于变动水环境的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变革。
方方[5]（2009）在《水在时间之下》文中研究表明楔子从1920年进入我要说的这个女人住在汉口。我想她应该叫杨水娣,这比较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名字。户口上就这么写着。但她却说她叫水滴。一滴水很容易干掉,被太阳晒,被风吹,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
庄杭[6]（2020）在《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关系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了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的关系演变。荆州古城位于江汉平原腹地,河网水系与荆州城市发展关系紧密。城市水系环境深刻影响了古代荆州城市的起源,从楚船官地发展成为秦汉南郡,历经三国至明清的荆州古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结合自然水系的水利建设,形成了内外联通的水网体系和完善的水利系统,实现了城市防洪、农业灌溉、商贸发展和军事防御等综合功能,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城市格局,依托水系的荆州古城所在区域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景观风貌。本文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卫星图、测绘图、舆图进行图纸叠加分析,推测不同时期水利系统的演变,对水利建设进行梳理,探讨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对于水利系统演变的影响规律。分析荆州古城所在区域水利系统运行机制。从江防建设与城市防洪、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运河修筑与城市商贸、军事水工与城市安全四个方面探讨水利建设与城市关系。研究以水为核心的地域景观风貌的形成,并结合荆州古城所在区域水利系统的现状,提出保护发展建议。水利系统维护了古代荆州城市的运转,通过对于古代荆州城市水环境和水利建设发展脉络的梳理,从更为全面的视角看待城水关系的演变,进而总结古代荆州城市在人居环境营建中展现的历史智慧,为未来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房利[7]（2014）在《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建设及其生态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皖江是指长江流经安徽的干流江段,全长416公里,流域面积6.6万平方公里,它流经的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等地区,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是安徽省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皖江堤防工程主要由江堤、河湖堤坝、圩田圩埂等部分构成,其中江流干堤属主体工程,它的兴废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盛衰。因此,皖江堤防工程建设成为皖江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基本、最广泛的水利举措。清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皖江堤防建设取得较大成就,基本奠定了当今江堤堤防的雏形。皖江堤防工程的形成及演变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皖江地区处于沿江平原地带,地势低下,土壤肥沃,水系密集、湖泊众多。且具有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春夏之交雨量集中,梅雨显着,容易成灾。这种自然环境,一方面给皖江人提供了丰富的农业资源,另一方面也容易发生洪涝灾害,每当汛期来临,江水、河水、湖泊同时溢涨,皖江地区的农业和民众生命财产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于是,筑堤挡水、保护家园,就成为当地政府和民间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皖江两岸地势低下,每当梅雨来临之际,江潮泛溢时,频临长江的圩田往往有江水内灌的危险,群圩岌岌可危,皖江两岸江坝的修筑尤为重要。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面临着洪水灾害加剧,水灾率次增多；江沙淤积速度加快,江中沙洲增多；江堤退建次数增多,筑堤空间缩小等问题。江堤修建面临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皖江地方政府和民间始终把江堤修防作为首要任务,运用各种政策、经济以及技术措施,完成若干重要筑堤工程。同马大堤于晚清时期逐步建成,安庆广济圩江堤在清代修筑而成,无为江堤也是在清代“鼎修全堤”的基础上,奠定了今日大堤的雏形。民国时期,沿江的江堤建设也取得不少成就。经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修筑、治理,皖江两岸的一线江堤基本形成,其中主要有同马大堤、广济圩大堤、枞阳江堤、无为大堤、芜当江堤等。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水利工程兴建较多。在筑堤过程中,皖江人民不断总结经验和技术要求,使当时的堤防工程技术取得了一定进步。无论是具体的施工技术还是防护技术以及工程材料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皖江江堤建设所用物料类型多样,主要物料是土料和薪木材料。为保障工程的质量,当时对物料来源、质量和填充方法都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特别是水泥、刚才等新型材料的引进和水泥灌浆等新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堤防工程建设坚固度,为皖江的工农业生产和生命财产的保障发挥了水利效益。堤防建设过程中的役夫和经费管理问题直接关系到工程成败,所以历来受到人民重视。皖江沿江堤坝工程有“官坝”和“民坝”之别,江堤修防过程中也出现了官府承办、民办官助、官督民修、民力民办等多种江堤工程实施形式。江堤修防中的役夫派征和经费筹措方式同样多样化。其役夫派征经历了圩夫制、粮佚制和雇募制等形式,受益夫与义务夫的范围在民国时期开始扩大。其经费来源和筹措方式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政府对江堤工程的直接投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直接拨款,政府对民间的水利贷款,政府实施的各类捐输等。二是民间各种形式的水利集资,其办法有“按亩摊捐”、“按力捐输”、“州境户捐”以及“绅士捐办”等多种形式。水利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是皖江堤防建设的重要保障。清代,皖江江坝堤防的管理机构分属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管理机构以及朝廷委派督察职官；二是府、州、县的基层地方政府机构；三是专门的沿江的江防机构；四是民间管理组织。民国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国家与地方水政变动较大且变化无端,但是水利管理机构的设置进步较大,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较为细致合理,职责较为明确。与水利管理机构的发展相关,清至民国时期关于皖江江堤的规章制度也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为推进堤防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清代皖江江坝的规章制度,既有官府的规定,也有乡规民约。同治年间的《《示禁江坝积弊碑文》是无为江坝历史上最早的由地方政府颁发的成文规章,对于当地的江坝修防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水利文化影响,中国各地的水利建设及管理呈现出一些新面貌,近代水利法制建设也开始起步。堤防水利工程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堤防兴建和演变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保护及促进作用,但也往往会影响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改变当地的水系格局和江河湖泊的地貌结构,甚至会破坏水系环境的自然生态,引发相应的自然灾害。皖江堤防建设对水系格局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到开浚工程、闸坝工程和江坝工程三方面。皖江地区襟江带湖,河湖水系丰富,水域宽广,航运条件优良。内河航运通道的自然形态受自然水系影响较大,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人为因素的影响逐渐加强。清至民国时期,为使内河航运通道顺利,皖江人多次通过堤防兴修,改变长江水系格局,使长江更加符合水运要求,但由此造成的支流淤塞、水系混乱、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另外,众多的江堤工程加大了人类对江河自然水的控制力,引起小气候、水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沿江周围的动植物群落衰退,某些物种数量减少或消亡,其中鱼类生物受到的影响尤为显着。堤防工程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生态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皖江堤防工程作为防洪屏障,它一方面保护了皖江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皖江地区粮谷贸易的发展,为皖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其应有的水利效益。皖江堤防工程建设给农业生产和乡村居民生活环境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堤防工程阻隔洪水灾害,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安定,改善了民众生活环境。但是堤防工程也常因改变水系格局,引起利益群体的水利纠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堤坝工程的溃决会引起更大的水灾,产生很大的破坏力。决堤洪水冲毁民众的房屋、耕地、粮食,造成人畜伤亡,灾民大量外迁,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生产急剧衰退；堤防工程崩坍或决口,使大片田地被淹没,沿江圩田被沙压或涝渍,土壤环境恶化,地力下降；溃堤还往往使沿江、滨湖低洼地区的耕地坍入江河或沉于水,造成耕地损失。另外,堤防工程建设中的一些贪腐舞弊、陋规恶习,则严重影响堤防工程的安全质量和建设效率,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埋下隐患。从水利史实出发,考察清代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建设本身之利弊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在于汲取相关经验教训,为当代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其一,皖江堤防工程是人类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见证,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其经济作用和社会意义首先值得肯定；其二,皖江堤防工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当地民众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对区域自然生态以及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其三,不论是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堤防建设都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全面规划、标本兼治,蓄洪并举,实现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王红[8]（2010）在《明清两湖平原水事纠纷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古以来,水利就受到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两湖平原水土资源大规模的开发源起于明代,一直持续至今。由于降雨丰沛,且年内分配不均,河湖密布,地势低洼,洪涝渍灾害频仍,在此地发展农业,防洪和排涝是必须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大的难题。为防洪和排涝,两湖平原的人们沿江河两岸修筑了绵长的堤防,将江河洪水束缚于两岸大堤之间的主河床内,并发明了独特的农田水利工程——垸田。垸田仰赖于垸堤,垸堤可以起到二次防洪的作用。垸田颇类似于长江下游平原的圩田,各有闸剅,可灌可排,是适宜两湖平原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的独特农田水利工程型式。江河堤防和垸田在两湖平原的经济崛起过程中可谓功勋卓着,明中叶,“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已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然而,事物总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在总体“湖广熟”繁荣的表象之下,实则掩盖了环境问题。江河堤防和垸田的修筑,虽保证了丰收,却干扰了两湖平原河湖水系自然演变的规律,改变了泥沙的淤积规律,以前呈面状散漫地在两湖平原平均落淤的泥沙,则呈线状地淤积在主河床之中。于是,江河便频频溃口,垸田则积水难消。当人们更加努力地坚筑江河堤防、更加完善垸子的防洪和排水功能之后,仍无法改变洪水、泥沙、地势低洼、气候等自然条件和自然现象对两湖平原洪涝渍灾害的侵袭之时,人们被迫“饮鸩止渴”,即通过筑塞江汉各分流穴口或支河港汊以阻止洪水进入己境,如此来,江汉主河床的淤积进一步加速,河湖水系环境更加恶化,江河防洪压力继续加大,决口泛滥更加频繁。两湖平原陷入了“河湖水系生态失衡——洪涝渍灾害——以邻为壑——河湖水系以剧变的方式寻求新的生态平衡——再破坏河湖水系的自然生态环境——洪涝渍灾害加重——再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之中。每当人们在自然规律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时,惟一的出路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以邻为壑,水事纠纷不可避免。随着人口的增加,环境压力的增大,两湖平原的环境愈加不堪重负,愈往后水事纠纷愈加频繁复杂,两湖平原的垸田经济发展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两湖平原不同水利利益群体之间水利利益的争斗史。两湖平原的水事纠纷种类繁多,如按河湖水系的自然布局和人工修筑的江河堤防划分,可分为左右岸之间的水事纠纷、同岸上下游之间的水事纠纷、堤外洲滩与堤内广大平原之间的水事纠纷；如按行政区划划分,可分为湖北省与湖南省之间的水事纠纷,湖北省内部各级行政区划之间的水事纠纷；如按垸子划分,可分为垸与垸之间的水事纠纷和垸内水事纠纷；如按血缘划分,可分为宗族间与非宗族间的水事纠纷；如按行业划分,有航运业、水产业、种植业、商业等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水事纠纷；如按工程类型式划分,可分为疏堵纠纷（或称开塞纠纷）、围垦纠纷、协修纠纷和排渍涝纠纷。此外,平原和山区之间也曾发生过协修纠纷。以上这些水事纠纷往往群发,即交相发生,各类水事纠纷相互纠结,难分彼此,某个或某类水事纠纷往往历经数朝数百年的时间反复地长期地发生,足见两湖平原水事纠纷的密集程度和复杂程度。面对如此密集和复杂的水事纠纷,欲理出头绪,异常困难。本文尊重水事纠纷的客观史实,抽像出水事纠纷的共同特性——地缘特征、行政区划特征、以邻为壑特征和宗族血亲特征；将水事纠纷按照其依托的水利工程分成四类——疏堵纠纷、围垦纠纷、协修纠纷和排涝渍纠纷；通过查找大量文献、档案等资料,在弄清大量水事纠纷的基础上,将两湖平原水事纠纷中的当地人群关系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界定,即居住在同一个地缘的人们拥有共同的水利利益,他们别无选择地（不分贵贱贫富、不计恩怨情仇、不论宗族血亲）组成一个利益群体（也称利益同盟,或称利益共同体）,此群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共同保卫着他们的水利利益不被他方侵害,同时,还争取他们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水利利益；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是水利管理部门,享有水事纠纷协调权,本应当站在全局的高度协调水事纠纷,但由于官僚阶层的管理模式和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或者迫于对河湖水系环境的变迁的无奈,或者是迫于民生问题,或者是迫于政治局势等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导致官员在协调解决水事纠纷时会有失公允。总之,水事纠纷是两湖平原水土资源开发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水事纠纷的发生和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对两湖平原自然河湖水系的干扰和破坏,水事纠纷势必升级,人群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两湖平原河湖生态更大程度上的破坏。如何顺应自然规律,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当是摆在两湖平原人们面前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只有在两湖平原的人们与水环境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才会出现两湖平原各水利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
张崇旺[9]（2004）在《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文中认为自然灾害是指自然力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蝗、潮、瘟疫、地震、大风、冰雹、雪灾和低温霜冻等。本文以灾害为切入点，试图对明清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互动过程作一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以冀对丰富历史研究内容以及今天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防灾减灾大有裨益。 全文以灾害的生成与人类的应对为主线，分置七章。第一章论述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灾害的发生是自然这一外营力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过程，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江淮地区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是造成该地区多灾的重要自然地理因子。而南宋以来的黄河夺淮又扰乱了江淮地区的水系，从而增加了自然因子的孕灾机率。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江淮地区人地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农业过度垦殖，废湖涸塘为田，伐林拓地垦荒，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这样又加大了成灾的强度和频度。南宋以降，屡遭灾害袭击的江淮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至明清时期仍然处在“不发展”的农耕社会阶段，这种农耕社会环境虽然不是导致灾害发生的原因，但这种经济形态无疑加大了灾害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而频繁的灾害和灾度的放大，反过来又大大降低它自身处理和化解灾害以迅速恢复生产的的能力。 第二章分灾种概述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灾情。水灾为江淮诸灾种之首，主要有雨水之灾、山洪之灾、江河湖漫溢决口之灾、坍江之灾四种类型。旱灾是仅次于水灾的灾种。从时间分布上看，江淮地区水旱灾害多集中于春夏秋三季。从空间分布上看，旱灾发生的机率由江淮南部向北部逐渐加大，其中江淮丘陵地区旱灾比较严重。沿淮、沿江一带多堤防溃决之灾，江淮西部和中东部山地多山洪之灾，里下河地区多坝水之灾，长江三角洲北岸平原多坍江之灾。蝗灾和旱灾相关性很强，一般都是旱蝗相继。除了沿江洲地和湖区、江淮平原、滨海平原低洼之地是蝗虫的适生地以外，江淮的蝗灾多是飞蝗所为。江淮的潮灾有风暴潮、海水漫溢、涵水倒灌、江潮诸形式，以风暴潮、江潮成灾最重。瘟疫、地震、大风、冰雹、雪灾和低温霜冻虽然不是江淮地区的主要灾种，但灾害降临时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第三章从生产力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论述了灾害对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强烈冲击。灾害往往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从而使得灾地人口大量的缺失，对生产力产生极大的破坏。灾荒频仍还是江淮部分地区逃荒习俗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文摘要灾害还使灾地耕地严重缺损，耕作制度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灾害还导致江淮地区社会矛盾激化，水利构讼纷纷，饥民抢米风潮不断，盗贼因灾而勃兴，江淮地域社会时常处于动荡不安状态。 第四、五、六、七章从应灾的角度以灾前、灾中、灾后为线索，分别论述了江淮地区民众的水利治灾、仓储备荒、抗灾救灾、攘饵减灾。第四章论述了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建设。江淮地区河道整治主要是兴建江河堤防以防洪和开浚河道以减水涨。江淮东部河道整治是重中之重，但由于治黄、治淮、治运以服从保护运道和祖陵安全为目的，水利减灾实效大打折扣。江淮农田水利治灾成效显着，不但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多种水利形式，还兴修和维护了一批重大的农田防洪灌溉工程。其中好田水利形式获得了大发展，取得了明显的减灾效益。 第五章论述了江淮地区的常平仓和义仓、社仓。江淮的备荒仓储建设尽管因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战乱破坏等因素而导致兴废不常，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防灾救荒作用的。第六章论述了官民在灾中和灾后的抗灾救灾工作。官府虽然仍然是江淮地区仓储建设、抗灾救灾的主导力量，但民间个人和社会组织的防灾备荒、抗灾救灾作用也不可忽视，它是对官府仓储备荒、抗灾救灾工作不足的一个有力补充。不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江淮地区仓储备荒、抗灾救灾工作中的官民格局也存在着地区差异。江淮南部和西部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民间社会力量发展得比较充分，民间个人和社会组织力量成为当地防灾救灾的一支生力军。而江淮北部和东部滨海地区则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防灾救灾的作用微乎其微。从中我们可以深切透视明清以来江淮逃荒习俗、江北人下江南谋生业这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 第七章从人文减灾角度分别论述了江淮地区的雨旱信仰、水利信仰、虫疫灾害信仰。攘灾信仰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迷信，实际上它是人们面对频繁灾害在精神层面作出的一种应对，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江淮雨早信仰、水利信仰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官民的普遍信奉，说明了江淮地区水早灾害的频繁和严重。与其它地区相比较，蝗虫、瘟疫信仰也体现出了地域性特点。尽管江淮人们信奉的蝗神有多种，但主要还是信奉传说在江淮驱蝗有功的刘铸，而非刘宰或者刘承忠。崇奉的瘟神也主要是都天大帝，其原型就是唐代保障江淮有功的张巡。因其死得惨烈，死后由厉鬼而演变为瘟神，所以在祭祀时间、祭祀仪式等方面与其它地区的瘟神崇拜相较都有很大的不同
袁博[10]（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二、大水过后看江湖治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水过后看江湖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区域和时段 |
| 三、基本概念阐释 |
| 四、学术史回顾、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太湖流域水系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太湖流域水系环境考察 |
| 一、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 |
| 二、水利环境的人为改建 |
| 第二节 :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素描 |
| 一、圩田劳作的生产场景 |
| 二、文人笔下的太湖印象 |
| 第三节 太湖流域水利事业的荒废 |
| 一、水利失修与旱涝频发 |
| 二、水旱灾害与社会动荡 |
| 第二章 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恶化 |
| 第一节 围垦与湖泊环境的破坏 |
| 一、湖田的过度开发 |
| 二、湖泊环境的破坏 |
| 第二节 湖田生态与利益获取 |
| 一、人为建构的湖田生态 |
| 二、水利机构的利益获取 |
| 第三节 从过度放垦到适度调整 |
| 一、放垦与禁垦之辩 |
| 二、护圩与拆圩之争 |
| 三、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拆圩 |
| 第四节 天灾与人祸:太湖流域水灾原因考察 |
| 第三章 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事务中的政策导向 |
| 第一节 东坝上游水利治理的缺失 |
| 一、被遗弃的上游 |
| 二、生存困境中的暴力冲突 |
| 三、上游生态环境的衰落 |
| 第二节 东坝下游水利治理的积极筹划 |
| 一、水利机构的设立与重组 |
| 二、治水策略的形成与论争 |
| 三、泄水干河的治理与支河的忽视 |
| 第三节 城市水利的侧重与乡村水利的缓慢发展 |
| 一、城市饮水危机与改良 |
| 三、乡村水利的缓慢发展 |
| 第四章 太湖流域水利治理方式的转变 |
| 第一节 区域分治中的利益行为 |
| 一、畛域之见 |
| 二、迎神祈雨 |
| 第二节 水利治理困境中的多方博奕 |
| 一、吴淞江治理中的合作与对立 |
| 二、白茆河水利治理的挫折 |
| 三、赤山湖治理的争论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统一治理 |
| 一、白茆闸水利工程 |
| 二、吴淞江截弯取直 |
| 三、工赈浚河 |
| 第五章 太湖流域现代化水利治理机制的建立 |
| 第一节 水利管理制度化 |
| 一、水利机构的统一 |
| 二、水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变 |
| 第二节 防汛预警机制的建立 |
| 一、废田还湖 |
| 二、堤防协修 |
| 三、联合布控 |
| 第三节 太湖流域水利治理的顿挫 |
| 一、水利环境的再度恶化 |
| 二、战后水利修复计划 |
| 结语 |
| 一、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破坏与治理 |
| 二、太湖流域水利新格局的形成 |
| 征引文献 |
| 致谢 |
（3）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1. 个人原因 |
| 2. 学术原因 |
| 二、学术史回顾 |
| 1. 关于湖北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研究 |
| 2. 宋代湖北人地关系研究 |
| 3. 宋代灾荒的区域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界说 |
| 1. “宋代湖北”的时空界定 |
| 2. “气象灾害”释义 |
| 3. 宋代湖北的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 |
| 第一章 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概况 |
| 一、水灾 |
| 二、旱灾 |
| 三、其他气象灾害 |
| 四、气象灾害的衍生灾害 |
| 第二章 宋代湖北气象灾害应对措施 |
| 一、灾前预防 |
| 1. 劝课农桑、重视农政 |
| 2. 仓储备荒 |
| 3. 兴修水利 |
| 二、灾后救济 |
| 1. 物资救济 |
| (1) 物资救济的内容 |
| (2) 物资救济的方式 |
| (3) 救济物资的来源 |
| 2. 非物资救济 |
| (1) 蠲缓赋役 |
| (2) 宽决刑狱 |
| (3) 祈祷与反省 |
| 第三章 宋代湖北气象灾害的时空特点和社会影响 |
| 一、宋代湖北气象灾害发生的时空特点 |
| 1. 时间特征 |
| 2. 空间特征 |
| 二、宋代湖北气象灾害的社会影响 |
| 1. 对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 |
| 2. 对农业社会经济的破坏 |
| 3. 对社会秩序与社会道德的冲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今人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致谢 |
（4）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文章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水环境的迁变与蓄泄格局 |
| 第一节 唐宋时期水环境的变化 |
| 一、水土之变 |
| 二、从大圩到小圩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水环境的蓄泄状况 |
| 一、水环境的内外之变 |
| 二、江湖蓄泄水网 |
| 三、蓄泄水网的村镇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蓄泄水环境下的淤塞与旱涝 |
| 第一节 蓄泄、淤塞与治理 |
| 一、淤塞与官民共治 |
| 二、淤塞与农民的应变 |
| 第二节 旱涝与农业应变 |
| 一、蓄泄、淤塞与旱涝 |
| 二、旱涝与农民的生存 |
| 小结 |
| 第三章 田土变动与圩制之变 |
| 第一节 田土变动 |
| 一、留淤与田土变化 |
| 二、坍涨与田土变化 |
| 三、赋役变动与利害不均 |
| 第二节 圩制之变 |
| 一、蓄泄、坍涨与小圩 |
| 二、小圩的圩区治理 |
| 三、小圩与乡圩组织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选择与农民生境 |
| 第一节 水土之间的农事活动 |
| 一、丰水环境下的水稻种植 |
| 二、罱淤泥为农肥 |
| 三、水生物产 |
| 第二节 植桑与农民的环境适应性 |
| 一、农民的适应性选择 |
| 二、制水而用的植桑技术 |
| 第三节 租赋压力与农民的生存境况 |
| 一、租赋压力与农民分化 |
| 二、租佃之重与农民生存 |
| 三、赋役之弊与农民生存 |
| 第四节 占测经验与农事活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关系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荆州古城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城市格局 |
| 1.1.2 城市与周边水系的关联极为密切,水利建设历史悠久 |
| 1.1.3 快速的城镇化冲击景观风貌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梳理古代荆州城市水利系统建设过程 |
| 1.2.2 探讨古代荆州城市水利建设与人居环境营建展现的历史智慧 |
| 1.2.3 以水为核心的传统地域景观风貌的形成和发展延续 |
| 1.2.4 水利系统对于城镇特征、安全、景观、生态、文化的综合意义 |
| 1.2.5 未来荆州城市建设的有益借鉴 |
| 1.2.6 项目来源与经费支持 |
| 1.3 选题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1.3.1 地方志和水利专志 |
| 1.3.2 现有主要研究基础 |
| 1.3.3 现有研究局限性 |
| 1.4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点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水利系统运行机制及城水关系演变规律研究 |
| 1.6.2 研究方法创新:历史卫星图、测绘图、舆图的叠加分析 |
| 2 区域自然地理 |
| 2.1 荆州历史城镇迁移 |
| 2.1.1 荆州区域建置的历史沿革 |
| 2.1.2 江陵城市起源与发展 |
| 2.1.3 荆州古城 |
| 2.2 江汉平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2.2.1 江汉平原地形地貌 |
| 2.2.2 江汉平原的发育 |
| 2.2.3 荆州区域江汉历史河道变迁 |
| 2.3 本章小结 |
| 3 水利系统发展兴废的历史过程 |
| 3.1 水运通渠肇始期:先秦至两汉 |
| 3.1.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1.2 水利建设 |
| 3.1.3 先秦至两汉水利建设特征 |
| 3.2 堤堰城防初建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
| 3.2.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2.2 水利建设 |
| 3.2.3 三国两晋南北朝水利建设特征 |
| 3.3 良田漕运发展期:隋唐五代 |
| 3.3.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3.2 水利建设 |
| 3.3.3 隋唐五代水利建设特征 |
| 3.4 军事水工兴盛期:宋 |
| 3.4.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4.2 水利建设 |
| 3.4.3 宋代水利建设特征 |
| 3.5 垸田水利矛盾期:元明清 |
| 3.5.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5.2 水利建设 |
| 3.5.3 元明清水利建设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4 水利系统的组成、功能和运行机制 |
| 4.1 城南荆江大堤 |
| 4.1.1 荆江大堤 |
| 4.1.2 沿江筑城、江势改徙与城南江堤修建 |
| 4.2 城外湖泊沟渠系统 |
| 4.2.1 城外历史湖泊沟渠系统 |
| 4.2.2 城外湖泊沟渠系统近现代演变 |
| 4.3 古城水系 |
| 4.3.1 荆州古城历史格局 |
| 4.3.2 荆州古城城壕水系 |
| 4.3.3 清代1788年洪水后荆州古城水系格局 |
| 4.3.4 荆州古城水系功能 |
| 4.3.5 荆州古城近代水系格局演变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水利-城市聚落关系演变 |
| 5.1 江防建设与城市防洪 |
| 5.1.1 荆州古代城市洪水威胁 |
| 5.1.2 荆州古代城市防洪体系 |
| 5.2 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 |
| 5.2.1 垸田兴筑 |
| 5.2.2 农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 |
| 5.2.3 古代农田水利治理 |
| 5.3 运河修筑与城市商贸 |
| 5.3.1 运河与航线 |
| 5.3.2 城市商贸发展 |
| 5.4 军事水工与城市安全 |
| 5.4.1 荆州军事地理 |
| 5.4.2 军事水工对于军事地理局限性的补足 |
| 5.4.3 军事扩张和城市防御 |
| 5.5 本章小结 |
| 6 水利系统的风景化 |
| 6.1 结合水利系统的风景建设 |
| 6.2 区域风景体系形成 |
| 6.3 水利风景与城市生活 |
| 6.4 风景的诗意化 |
| 6.5 本章小结 |
| 7 现状及保护发展 |
| 7.1 现代水利建设 |
| 7.1.1 堤防加固 |
| 7.1.2 区域性大型水利工程 |
| 7.2 保护发展 |
| 7.2.1 延续历史,保护依水营城的古城城镇特征 |
| 7.2.2 保护自然系统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障城市生态安全 |
| 7.2.3 水城融合,城市与水互动 |
| 7.2.4 城市风光的延续发展,指导城市风景空间的营造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 结论 |
| 2 研究不足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图纸采集情况汇总 |
| 附录B 历代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建设资料汇总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7）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建设及其生态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界定及研究时空 |
|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
| 四、研究内容和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皖江堤防工程建设的自然环境 |
| 一、皖江地区的地貌、气候 |
| 二、皖江地区的水资源环境 |
| 三、皖江地区的土壤和植被 |
| 第二节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建设的社会背景 |
| 一、清以前皖江堤防史概述 |
| 二、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地区的人口增长与人地矛盾 |
| 第二章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修筑历程及技术进步 |
| 第一节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的兴修历程 |
| 一、皖江江堤的江防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 |
| 二、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的修建过程 |
| 第二节 清至民国时期堤防修筑技术 |
| 一、清代之前堤防修筑技术概述 |
| 二、清至民国时期堤防修筑的施工技术 |
| 三、清至民国时期联圩并扞技术的发展 |
| 四、清至民国时期水利工程材料的改进 |
| 第三节 皖江江堤治理技术——以清代无为江坝治理为例 |
| 一、清代无为江堤治理理论 |
| 二、清代无为治理江堤的实践 |
| 第三章 堤防建设过程中役夫与经费 |
| 第一节 皖江堤防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役夫派征 |
| 一、徭役制向田佚、粮佚制的过渡 |
| 二、募雇役夫方式的出现 |
| 三、受益夫与义务夫的变化 |
| 第二节 皖江堤防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经费筹措 |
| 一、政府对江堤工程的直接投资 |
| 二、民间诸种形式的水利集资 |
| 第四章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水利的管理与运行 |
| 第一节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管理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
| 一、清代皖江的堤防管理机构 |
| 二、民国时期的堤防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水利的管理法规 |
| 一、清代的堤律章则 |
| 二、民国时期的堤防典章制度 |
| 第三节 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水利运行模式的变迁 |
| 一、水利行政趋向统一化 |
| 二、管理模式趋向法制化 |
| 三、堤防修护趋向近代化 |
| 第五章 堤防工程对皖江地区自然生态的影响 |
| 第一节 堤防工程对水系生态的影响 |
| 一、河道开浚工程的影响 |
| 二、闸坝工程的影响 |
| 三、江坝工程的影响 |
| 第二节 堤防工程对航运通道自然形态的影响 |
| 一、堤防工程对皖江干流航运通道自然形态的影响 |
| 二、堤防工程对皖江支流航运通道自然形态的影响 |
| 第三节 堤防工程对动植物群落的影响 |
| 一、堤防工程对鱼类生物的影响 |
| 二、堤防工程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
| 第六章 堤防工程对皖江地区社会生态的影响 |
| 第一节 堤防工程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利效益 |
| 一、保护皖江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 二、促进了皖江地区粮谷贸易的发展 |
| 第二节 堤防工程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一、堤防溃决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 |
| 二、堤防工程对土壤环境和耕地的影响 |
| 第三节 堤防工程对乡村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 |
| 一、堤防工程对乡村居民生活环境的积极影响 |
| 二、堤防工程对乡村居民生活环境的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明清两湖平原水事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自述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的意义和研究思路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水事纠纷的特征 |
| 一、地缘特征 |
| 二、行政区划特征 |
| 三、以邻为壑特征 |
| 四、宗族血亲特征 |
| 第二章 疏堵纠纷 |
| 一、开口疏河纠纷 |
| 二、塞口断河纠纷 |
| 第三章 围垦纠纷 |
| 一、洞庭湖区洲滩的占垦与禁围纠纷 |
| 二、江汉平原、江汉堤外洲滩的围垦与禁围 |
| 第四章 协修纠纷 |
| 一、请协与拒协 |
| 二、协修份额之争 |
| 第五章 排涝渍纠纷 |
| 一、上垸盗决下垸之堤以泄上垸积水纠纷 |
| 二、上垸借道下垸排水纠纷 |
| 三、下垸阻止上垸排水入公河纠纷 |
| 四、垸田排泄积水与湖利纠纷 |
| 五、大垸内部各子垸之间的排涝渍纠纷 |
| 第六章 水事纠纷与地方社会 |
| 一、地方水利利益的一致性与本土官绅民的精诚团结 |
| 二、各级官员与水事纠纷的协调 |
| 三、地方士绅——官员协调水事纠纷的阻力和助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9）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英文提要 |
| 序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 “江淮”地理概念的由来和江淮地区的地域范围 |
| 三、 历史时期江淮地区行政建置的变动 |
| 四、 学术史回顾 |
| 五、 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架构 |
| 第一章 江淮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江淮地区的地形、气候和水系 |
| 一、 地形 |
| 二、 气候 |
| 三、 水系 |
| 第二节 江淮的农耕社会环境 |
| 一、 处在不发达的农耕社会发展阶段 |
| 二、 农耕社会环境中的人地关系 |
| 第二章 江淮地区的灾情概况 |
| 第一节 江淮水灾 |
| 一、 江淮水灾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
| 二、 江淮水灾的类型 |
| 三、 江淮大水灾灾情举要 |
| 第二节 江淮旱灾 |
| 一、 旱灾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 二、 旱灾灾情举要 |
| 第三节 江淮蝗灾 |
| 一、 江淮蝗灾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
| 二、 江淮蝗灾分布的时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江淮潮灾 |
| 一、 潮灾的类型及其灾情举要 |
| 二、 潮灾的分布和特点 |
| 第五节 其它灾害 |
| 一、 瘟疫 |
| 二、 地震 |
| 三、 风灾 |
| 四、 雹灾 |
| 五、 雪灾和低温霜冻 |
| 第三章 灾害与江淮地区的农耕社会 |
| 第一节 灾害与江淮的人口变动 |
| 一、 灾害与江淮灾地人口的缺失 |
| 二、 灾害与江淮人之逃荒习俗 |
| 第二节 灾害与江淮的农业耕作 |
| 一、 灾害与江淮耕地的损耗 |
| 二、 灾害与江淮耕作制度的变迁 |
| 第三节 灾害与江淮的社会矛盾 |
| 一、 水利纷争 |
| 二、 饥民抢夺 |
| 三、 盗贼窃发 |
| 第四章 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 |
| 第一节 江淮地区的水道防洪工程 |
| 一、 修建江河堤防以御水 |
| 二、 开浚河道以减水 |
| 第二节 江淮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 |
| 一、 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多样的引水灌溉之水利形式和灌溉工具 |
| 二、 山地丘陵地带的陂塘堰坝工程建设 |
| 三、 河网低平地区的涵闸堰坝蓄泄工程建设 |
| 四、 江淮地区的圩田水利工程 |
| 第三节 江淮地区的防潮御卤工程 |
| 一、 筑堤防潮和设闸御卤 |
| 二、 兴建避潮墩以减灾 |
| 第五章 江淮地区的仓储备荒 |
| 第一节 江淮地区的常平仓 |
| 一、 明代江淮地区的常平仓 |
| 二、 清代江淮地区的常平仓 |
| 第二节 江淮地区的义仓和社仓 |
| 一、 江淮地区的义仓 |
| 二、 江淮地区的社仓 |
| 第六章 官府和民间社会力量在江淮地区的抗灾救灾 |
| 第一节 官府在江淮地区的抗灾和救灾 |
| 一、 灾时抗灾 |
| 二、 严行报灾和勘灾 |
| 三、 灾后救灾 |
| 第二节 民间社会力量在江淮地区的抗灾和救灾 |
| 一、 士民绅商个体的抗灾和救灾 |
| 二、 民间组织的救灾活动 |
| 三、 救灾工作中的官民互动 |
| 第七章 灾害与江淮地区的禳弭信仰 |
| 第一节 雨旱信仰 |
| 一、 祈雨于龙王 |
| 二、 祈求城隍神降雨驱早 |
| 三、 流行于小区域的雨旱神 |
| 第二节 水利信仰 |
| 一、 兴修防护农田水利工程之人格神信仰 |
| 二、 具有防洪护堤职能之神信仰 |
| 第三节 虫疫灾害信仰 |
| 一、 蝗虫信仰 |
| 二、 瘟神与医药神信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大水过后看江湖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2]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D]. 胡吉伟. 南京大学, 2014(12)
- [3]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D]. 程俊.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D]. 敬淼春. 苏州大学, 2019(04)
- [5]水在时间之下[J]. 方方. 长篇小说选刊, 2009(02)
- [6]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关系演变研究[D]. 庄杭.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7]清至民国时期皖江堤防工程建设及其生态影响研究[D]. 房利. 南京农业大学, 2014(05)
- [8]明清两湖平原水事纠纷研究[D]. 王红. 武汉大学, 2010(10)
- [9]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D]. 张崇旺. 厦门大学, 2004(04)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