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解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唐诗[1]（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周方银[2]（2017）在《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及争鸣》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格局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格局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并针对多极化、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国崛起背景下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学术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从未公开否定过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但对于多极化趋势的信心也体现出强弱变化,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动向有着较为敏锐的感觉。中国政府对国际格局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同时,很多学者对国际格局进行了开放和独立的分析、讨论。中国学者在分析国际格局时,常常突出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并有着很长的时间视野,这使他们在很多时候更为强调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其当下的态势,由此也形成中国学者的一些认识特色。
蔺陆洲[3]（2020）在《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文中提出太空竞争与空间合作的关系变化和政策调整是航天外交的基本问题。本文围绕竞争与合作的主轴,建构了一种航天外交的理论框架并以商业航天为基点分析了航天外交的现实转型。在回顾航天外交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方法和创新点,进而界定了航天外交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通过梳理自1957年以来航天外交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航天外交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相互依存、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分析范式,总结了航天外交在战略、资金和科技各方面的理论要素。基于这三个航天外交的理论要素,将航天产业的计划经济属性、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和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确立为航天外交理论的范式,以航天相对实力的变化和航天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主要逻辑,建立航天外交的理论模型,在太空竞赛和空间合作方面形成理论推论。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推论进行检验。通过理论限制性条件分析,将商业航天识别为改变航天外交理论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颠覆性变量,并对航天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预测。随后,以文章建构的航天外交理论框架,针对世界航天外交总体态势、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航天组织的结构与政策,利用案例研究和博弈论进行分析,解释当前航天外交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特别是基于中国的航天外交实践的总结,在大国博弈、多边主导和应用推广方面进行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回顾和总结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并对未来的航天外交进行展望。
陈万[4]（2019）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及现实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构主义是在反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并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学派之一,可以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相媲美。特别是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三种体系理论呈鼎足之势的局面,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一方面,它们成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的主体。建构主义的产生的确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但是建构主义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权力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显得莫能两可。温特虽然提出了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的权力建构逻辑,并试图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来实现与主流理论之间的可通约性。但是中间道路的不确定性使得温特的建构主义陷入了在不同理论之间和稀泥的困境,同时使得温和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不够明晰。因此,摆脱在不同理论之间和稀泥的做法并试图找到一条更简单、更明晰的关于权力建构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幸运的是,我们在对温特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既定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找到了关于权力建构的新路径,即观念建构了身份,身份建构了认同,认同建构了利益,利益建构了权力。就这一逻辑而言,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权力建构新的逻辑也是立足于建构主义理论范畴内来进行探讨的;其二,权力建构的逻辑本身包括两个方面,即正面的建构和反面的建构;其三,在本体论上,权力建构逻辑及其建构出来的权力本身都坚持理念主义。其四,权力本身的理念性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与其它理论,特别是与现实主义的不可通约,我们强调权力具有两面性,即理念性和物质性,正是权力的两面性实现了不同理论在权力自身中的可通约性。其五,权力建构新的逻辑本身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关于权力分析的方法和权力建构路径。新的路径、新的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离不开对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只有经过了现实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关于权力建构路径和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对此,本文采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对权力建构的新路径、新方法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并运用这一逻辑去分析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这一逻辑本身所带来的现实启示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实启示的分析就更为重要了。权力建构路径和方法的探索及其所产生的现实启示分析是本文写作的两个重点。
王立新[5]（2020）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文中指出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升预测的质量,包括: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着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李波[6]（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曹晓云[7]（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杨谨硕[8]（2020）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有效性分析》文中提出自苏联解体以来,后苏联空间内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然而作为后苏联空间内的地区安全机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未被给予充分的重视。而且,许多学者将集安组织视为俄罗斯为抗衡北约东扩、强化对后苏联空间的控制而建立的军事安全联盟。经历近30年的发展,随着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与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集安组织亦对其目标和定位做出了某些调整与转变,从传统的抵御外部侵略的集体防御机制转向应对现代安全威胁的多功能性国际组织。长期以来,集安组织被人们贴上了低效、无能、清谈馆的标签。与过去相比,目前的集安组织是否撕掉了“低效”的标签?作为后苏联空间内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机制,集安组织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以及为什么没有产生足够的区域影响力?这些问题以及变动的国际政治现实需要我们以一种超越地缘政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集安组织的发展。本文运用国际机制有效性理论,意在对作为地区安全机制的集安组织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在分析过程中将行为改变、问题解决、目标实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一个融合过程与结果的评估体系,能够有效衡量集安组织的有效性及有效程度。考察结果表明,目前集安组织的有效性较《集体安全条约》订立时期有了明显提升,但有效程度仍然受限。之后,本文从权力格局、地区机制重叠、机制合法性以及国内政治四个自变量出发,进一步探究了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及其程度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权力格局是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集安组织内部俄罗斯“一家独大”的权力结构布局既反映了集安组织过多地受到俄罗斯战略议程的影响,但集安组织拒绝配合俄罗斯参与叙利亚战事也表明,该机制并非完全受俄控制,而是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机制自主性。另一方面,集安组织运作的外部权力背景主要表现为中美俄的大国博弈,加剧了集安组织运作的复杂性。第二,地区机制重叠是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外生性因素。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填补权力真空”的努力使得中亚地区的安全机制重叠现象严重,而且各机制的目标和任务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抵触。这极大地制约了集安组织作用的发挥。第三,机制合法性是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内生性因素。集安组织的合法性主要基于其内部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而非外部的国际社会认可。这使得该组织很难得到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支持、帮助和配合。第四,国内政治状况是影响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单元性因素。集安组织成员国普遍面临非传统安全以及颜色革命的威胁,这为集安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合作空间。但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多样性往往导致各国对集安组织的政策、计划和方案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和倾向,致使该组织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效力大打折扣。机制有效性理论为我们审视集安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一个案例,集安组织有效性研究对上海合作组织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伴随美国撤军阿富汗,后苏联空间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为集安组织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韦进深[9]（2013）在《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国际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推动着国际关系向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逻辑，不难预期国际制度一旦建立，国家将积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然而，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变化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变化不仅包括了从反向参与到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变化，也包括了从正向参与向反向参与的变化。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为何发生变化？影响国际制度行为变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是什么？现有的解释提供了三种分析路径：一是体系决定论，把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归因于体系层次上的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因素。二是国内政治决定论，认为官僚决策、国内政治结构是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三是双层博弈论，认为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是国际层次的谈判和国内层次的批准博弈的结果。这三种分析路径对于理解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不无裨益。但是，它们全部或部分面临着解释力不足、可操作性和经验检验的挑战。本文的落脚点是国家的决策偏好，旨在通过考察国家的决策偏好变化解释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为何发生变化。决策偏好是国内行为体偏好的集合和博弈的结果。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及二者的互动构成了影响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决策环境。决策环境的变化使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使国家的决策偏好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变化（从正向参与到反向参与或从反向参与到正向参与）。由此，本文提出了解释国家国际制度行为变化的分析框架，并聚焦于影响决策偏好的国际-国内互动（国际-国内权力互动、国际-国内利益互动和国际-国内规范互动）。最后，通过加拿大对《京都议定书》的行为变化（从加入到退出）和苏联/俄罗斯的GATT/WTO的行为变化（从游离到加入）两个案例的分析，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谢贵平[10]（2015）在《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文中认为“认同”的概念与内涵,一是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对彼此的或共有的文化、观念、规范与制度等的认可与赞同与否；二是指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关系（朋友、敌人、竞争者与亲属等）的确定,既有认同的一面,也有识异的一面。认同的底基是身份认同,由身份认同可衍生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等不同类型与属性的认同。认同具有“关系性”、“实践性”、“建构性”、“复合性”特征。认同的变量是行为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判定,并以此确定自身的价值归属与价值归趋。行为体成员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对不同种类与属性的认同均产生重要影响。安全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安全性”,即客观是否存在威胁；二是“安全感”,即主观上是否存在恐惧；三是“安全化”,即主体间是否存在冲突。“安全感”又包括物质利益诉求的“生存感”、文化心理诉求的“归属感”与荣辱历史记忆的“历史感”。由此可见,认同与安全关系密切,互为影响。首先,安全是一种认同建构,安全的内涵包含三个维度：“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安全还是一种主体间安全,即使没有客观的威胁与主观的恐惧,主体间的不当互动亦会直接建构出一种新的不安全状态。其次,安全是一种关系,是不同层次的行为体间“自者”与“他者”之间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的对安全内容的“认知”、“判断”、“界定”、“接受”及其“回应”与“商谈”的关系,这种关系交织复合、复杂多样,其中与安全密切相关的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主要有次国家、国家与超国家。再次,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不同行为体间通过语言和行动建构起“自者”与“他者”间复合的安全关系,建构着安全的互动与共享。最后,安全与“认同危机”密切相关。认同不仅是安全的一个核心要素,往往也是促成危机转型升级与非常态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变量。“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同行为体既是安全威胁的应对者,也可能是安全威胁的制造者。不同层次的“自者”与“他者”认同一方面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和谐共生与共享安全；另一方面,“自者”与“他者”间的认同若发生冲突或产生危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势必会带来安全威胁。认同是安全的核心变量,不同行为体间的“正向认同”有利于维护安全,并能够使得已经发生的危机得以良性转化；反之“负向认同”对安全维护产生消极影响,并能使已经产生的危机继续恶化。中国边疆安全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威胁与潜在威胁共生；按动因、领域、影响范围、威胁程度、威胁源起等不同标准来分,尽管有诸多类型,但多呈现一些共性特征：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新安全”威胁不断凸显,不同领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错叠合,安全威胁呈现跨场域性特征,安全威胁表现形式多样性,威胁主体多重性及责任主体清晰性和模糊性并存,诱发因素的交互性、危害过程的联动性、危害影响的多向性,对人（类）的安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安全治理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跨国治理都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认同及共识难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关涉边疆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冲突与认同危机是边疆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边疆安全的根本是认同安全,边疆安全治理的核心就是以认同解决异质冲突问题。新时期,在边疆安全治理过程中,只有在对边疆安全威胁的特征与分类、威胁的样式与层次、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对安全化的行为体、指涉对象、实现路径、行动方案、价值向度的路径选择进行多元探索,确立“和合主义”、“和谐共生”、“优态共存”、“非暴力”原则、“精神共同体”等价值指向,以兼顾人的安全与国家利益为价值支点,继承和拓展传统安全化理论,确立边疆安全治理“选择性”安全化新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层次、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内容与治理的阶段性历史任务等方面达成基本的认同,加强认同能力建设,才能有效维护边疆安全。边疆安全治理,在国内层面,需要推行“维稳”、“维权”与“维心”三维一体化模式,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公平公正、民主与自由的制度环境,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打造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秩序和谐美好、经济建设生机勃勃,生存生活环境优化和美的平安边疆。以“维心”为本,赢取民心,以“维权”为策,改善民生,以“维稳”为基,融合民族；用“维心”来统领“维权”与“维稳”,用“维权”来促进“维心”与“维稳”,用“维稳”来保障“维心”与“维权”,促进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和合与认同整合,使各族人民重建归属感、确立公正感、保障安全感,调动他们和合共建与保卫边疆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乃至相关国家弘扬“和合主义”思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增信释疑与和平共处,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共有观念的良性认同建构,建立多种沟通与交流机制,参与制定并遵守兼顾多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范,同时要加强威慑认同力量建设,促进跨国的认同建构与合作共治,才能和合共建与共享边疆安全,从而最终才能编织“和美边疆”的安全之网。
二、苏联解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联解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及争鸣（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学者认识国际格局的起始和演化 |
| (一) 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讨论的最初阶段 |
| (二) 冷战结束的转折时期, 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看法 |
| (三) “9·11”事件与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 |
| 二、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认识的争鸣 |
| (一) 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
| (二) 多极化及其争论 |
| 1. 对多极化的普遍乐观态度 |
| 3. 后金融危机时代:多极化还是两极化? |
| 三、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的关系 |
| (一) 对国际格局的学术认识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
| (二) 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主张 |
| (三) 学者观点与政府立场之间存在的几种关系 |
| 四、结语 |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军事安全 |
| 二、法律政策 |
| 三、经济产业 |
| 四、科学技术 |
| 五、文化认知 |
| 六、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四节 论证框架与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航天的基础概念 |
| 一、作为技术概念的航天 |
| 二、航天科技 |
| 三、航天系统和系统工程 |
| 第二节 航天外交的概念和定义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定义范畴 |
| 三、构成要素 |
| 四、本质特性 |
| 第三节 航天与国际关系理论 |
| 一、航天与地缘政治理论 |
| 二、航天与国际政治理论 |
| 三、航天与外交理论 |
| 第三章 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航天外交的历史阶段 |
| 一、第一个时段:1957 年-1975年 |
| 二、第二个阶段:1975 年-1985年 |
| 三、第三个阶段:1985 年-2000年 |
| 四、第四个阶段:2000 年-至今 |
| 第二节 太空竞赛与现实主义 |
| 一、冷战早期50年代的航天外交 |
| 二、冷战早期60年代的航天外交 |
| 三、现实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三节 空间合作与相互依赖 |
| 一、冷战中期的航天外交情况 |
| 二、自由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四节 冲突对抗与霸权稳定 |
| 一、冷战后期的航天外交情况 |
| 二、新现实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五节 世界航天体系与依附 |
| 一、发展中国家的航天计划 |
| 二、世界体系中的航天外交 |
| 第六节 商业航天与国家主义 |
| 一、全球化与商业航天 |
| 二、国家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七节 航天外交的核心要素 |
| 一、科技是核心基础 |
| 二、战略是根本动力 |
| 三、资金是重要条件 |
| 第四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范式 |
| 一、航天经济的计划属性 |
| 二、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 |
| 三、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 |
| 一、关键要素 |
| 二、理论内核 |
| 三、主要逻辑 |
| 第三节 理论推论 |
| 一、太空竞赛 |
| 二、空间合作 |
| 第四节 理论验证 |
| 一、定量检验 |
| 二、定性检测 |
| 第五节 理论颠覆 |
| 一、理论界限 |
| 二、商业航天 |
| 三、理论发展 |
| 第五章 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总体态势分析 |
| 一、综合分析 |
| 二、分项分析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分析 |
| 一、美国的航天外交 |
| 二、俄罗斯的航天外交 |
| 三、欧洲的航天外交 |
| 四、日本的航天外交 |
| 五、印度的航天外交 |
| 第三节 国际组织分析 |
| 一、国际组织类型分析 |
| 二、多边平台博弈策略 |
| 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
| 第六章 中国的航天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实践 |
| 一、中国航天外交的基础 |
| 二、中国航天外交的历史 |
| 第二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 |
| 一、大国博弈 |
| 二、多边主导 |
| 三、应用推广 |
| 第三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政策建议 |
| 一、坚持高举高打的战略定位 |
| 二、改革管理体制和创新模式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 |
| 一、航天外交的本质 |
| 二、航天外交的启示 |
| 第二节 航天外交的未来 |
| 一、持续的竞争 |
| 二、潜在的合作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及现实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目的 |
| 三、选题的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层次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六、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七、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主要观点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建构主义中权力建构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概述 |
| 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背景和形成路径 |
| 二、建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流派 |
| 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深远影响 |
| 第二节 建构主义中权力建构的概念界定 |
| 一、建构主义 |
| 二、权力建构 |
| 第三节 建构主义中权力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
| 二、分析折中主义 |
| 三、现实建构主义 |
| 第二章 建构主义中的权力建构概述及评析 |
| 第一节 现实建构主义中的权力建构 |
| 一、现实建构主义 |
| 二、权力建构 |
| 第二节 自由建构主义中的权力建构 |
| 一、观念的产生 |
| 二、观念建构利益 |
| 三、利益建构权力 |
| 第三节 建构主义中的权力建构评析 |
| 一、现实建构主义中的权力建构评析 |
| 二、建构主义中的权力建构评析 |
| 第三章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探索 |
| 第一节 权力建构核心概念 |
| 第二节 权力建构的可行性:观念与权力的关系 |
| 第三节 权力建构的两种关系和两种作用 |
| 一、建构关系与因果关系 |
| 二、建构作用与因果作用 |
| 第四节 权力的建构路径 |
| 一、观念建构身份 |
| 二、身份建构认同 |
| 三、认同建构利益 |
| 四、利益建构权力 |
| 第五节 建构主义中权力建构的层次分析 |
| 一、国内的权力建构分析 |
| 二、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建构分析 |
| 第六节 现实案例分析 |
| 一、权力建构的成功:20世纪欧盟的发展 |
| 二、权力建构的失败:苏联的解体 |
| 第七节 理论分析的不足、值的思考和继续研究的问题 |
| 一、理论分析的不足 |
| 二、继续研究的问题 |
| 第四章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建构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实启示 |
|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 |
| 二、中国外交理念的建设 |
| 第二节 对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启示 |
| 一、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建立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6）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7）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冷战期间欧美关系的发展 |
| 一、美苏两极国际格局和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
| 二、欧洲推进联合运动与大西洋联盟出现裂痕 |
| 三、冷战后期欧美关系的复杂调整 |
| 第二节 冷战后欧美关系的变化 |
| 一、冷战后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再定位 |
| 二、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关系的变化 |
| 三、特朗普执政以来对欧美关系的冲击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美在地缘战略安全方面的分歧 |
| 第一节 欧洲安全防务主导权之争 |
| 一、欧盟东扩与推进独立防务建设 |
| 二、北约东扩与战略转型 |
| 三、特朗普时期的防务责任分担及军费分摊 |
| 第二节 欧美对俄罗斯战略考虑不同 |
| 一、俄罗斯在亚欧大陆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
| 二、美国阻止欧俄靠近 |
| 三、欧盟担心美俄“越顶外交” |
| 第三节 欧美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
| 一、伊拉克战争 |
| 二、利比亚战争 |
| 三、乌克兰危机 |
| 四、伊朗核问题 |
| 第四节 欧美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地缘安全态势存在差异 |
| 二、欧美地缘战略目标不同 |
| 三、欧美战略力量异同 |
| 第三章 欧美在经济领域的分歧 |
| 第一节 冷战后欧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 |
| 一、在农产品领域的竞争 |
| 二、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竞争 |
| 三、围绕国际市场的博弈 |
| 四、特朗普时期欧美贸易纷争新发展 |
| 第二节 欧元对美元霸权地位挑战 |
| 一、欧元的诞生 |
| 二、欧元对美元及美国金融霸权的冲击 |
| 第三节 欧美应对债务危机的分歧 |
| 一、美国金融危机诱发欧债危机 |
| 二、欧美应对债务危机路径不同 |
| 三、欧美在构建 TTIP 谈判问题上的矛盾 |
| 第四节 欧美存在较大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经济结构的同质性 |
| 二、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排他性 |
| 三、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对外竞争性 |
| 第四章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分歧 |
| 第一节 欧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歧 |
| 一、欧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存在差异 |
| 二、欧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分歧 |
| 三、欧美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手段不同 |
| 四、欧美在对待新型国际力量问题上的差异 |
| 第二节 欧美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分歧 |
| 一、欧美全球气候治理理念不同 |
| 二、欧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和政策存在差异 |
| 三、欧美减排目标难以达成一致 |
| 第三节 欧美打击恐怖主义的分歧 |
| 一、认知分歧 |
| 二、战略和政策不同 |
| 三、措施差异 |
| 第四节 欧美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的分歧 |
| 一、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新领域 |
| 二、治理理念存异 |
| 三、治理政策分歧 |
| 四、治理措施不同 |
| 第五节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对全球治理认知的“温差” |
| 二、欧美政治体制结构的迥异 |
| 三、欧美影响国际事务手段不同 |
| 第五章 对冷战后欧美分歧影响的总体评估 |
| 第一节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欧美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一、政治联盟裂痕扩大 |
| 二、经济竞争更趋激烈 |
| 三、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 |
| 第三节 欧美分歧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
| 一、促进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 |
| 二、有利于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理论综述:关于国际机制有效性的研究 |
| (二) 研究问题综述:关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国际机制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
| (二) 有效性 |
| 二、国际机制理论阐释 |
| (一) 国际机制的类型 |
| (二) 国际关系三大流派对国际机制的理论分析 |
| 三、国际机制有效性评估的分析框架 |
| (一) 国际机制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
| (二) 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形成发展与运作框架 |
| 一、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形成背景和发展历程 |
| (一)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形成背景 |
| (二)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发展历程 |
| 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议题、组织架构与决策机制 |
| (一)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议题 |
| (二)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组织架构与决策机制 |
| 第四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有效性考察 |
| 一、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过程有效性的考察:行为改变的有效性 |
| 二、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结果有效性的考察 |
| (一) 问题解决的有效性 |
| (二) 目标实现的有效性 |
| 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有效性的分析结果 |
| 第五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一、权力格局: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结构性因素 |
| (一) 机制内部的权力结构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 |
| (二) 机制外部的权力背景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 |
| 二、地区机制重叠: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外生性因素 |
| (一) 后苏联空间内的“制度过剩” |
| (二) 地区机制重叠对集安组织有效性的积极影响 |
| (三) 地区机制重叠对集安组织有效性的消极影响 |
| 三、机制合法性: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内生性因素 |
| (一) 机制内部合法性:成员国的认可 |
| (二) 机制外部合法性:国际社会的承认 |
| 四、国内政治:影响集安组织有效性的单元性因素 |
| (一) 政府能力:集安组织成员国贯彻制度安排能力的大小 |
| (二) 国家偏好:集安组织成员国遵守相关规则意愿的强弱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正向国际制度行为 |
| 反向国际制度行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
| 案例研究方法 |
| 具体案例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五节 主要观点与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文献回顾、研究路径与分析模式 |
| 第一节 理性选择、决策偏好与外交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议题和发展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影响因素、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际体系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 |
| 第二节 国内政治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 |
| 第三节 决策偏好与国家国际制度行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环境与加拿大批准《京都议定书》 |
| 第二节 国内政治与加拿大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和行为 |
| 第三节 决策偏好与加拿大国际制度行为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俄罗斯加入 WTO |
| 第一节 俄罗斯与国际贸易制度：从反对到加入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决策偏好与俄罗斯加入WTO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回顾与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英文参考书目 |
（10）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有关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有关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研究的评价 |
| 1.3 国内外有关边疆认同安全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关于边疆认同安全研究 |
| 1.3.2 国内有关边疆认同安全研究综述 |
| 1.3.3 对国内外有关边疆认同安全研究的综合评价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1.7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7.1 “边疆”概念的界定 |
| 1.7.2 “安全治理”概念的界定 |
| 1.7.3 “认同危机”与“认同安全”概念的界定 |
| 1.7.4 “认同能力建设”概念的界定 |
| 2 认同与安全理论 |
| 2.1 “认同”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2.1.1 “认同”的概念 |
| 2.1.2 “认同”的内涵 |
| 2.1.3 “认同”的特征 |
| 2.2 认同的安全属性 |
| 2.2.1 安全是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建构 |
| 2.2.2 安全与“认同危机”密切相关 |
| 2.3 “认同”与安全的关系 |
| 3 认同安全的建构与维护：边疆安全治理的根本 |
| 3.1 中国边疆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
| 3.2 中国边疆安全威胁的识别与评估 |
| 3.3 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双重困境” |
| 3.3.1 边疆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 |
| 3.3.2 边疆安全治理的认同困境 |
| 3.4 认同安全的建构和维护：边疆安全治理的根本 |
| 4 认同与安全：国内外安全治理的考察及其思考 |
| 4.1 “认同”缺失：传统安全维护模式的困境 |
| 4.2 “认同”与合作：国际安全维护方略的积极思想 |
| 4.3 认同危机：国际安全治理的失败教训 |
| 4.4 认同整合：国际安全治理的成功经验 |
| 4.5 和合认同：中国古代边疆安全治理方略 |
| 5 “认同”建构与“选择性”安全化：边疆安全治理新范式 |
| 5.1 “选择性”安全化：“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 |
| 5.1.1 “安全化”：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及其不足 |
| 5.1.2 “选择性”安全化——“选择性”再建构的“有效性”考量 |
| 5.2 “选择性”安全化的价值取向 |
| 5.3 “选择性”安全化的路径选择 |
| 5.4 “选择性”安全化的价值支点 |
| 5.4.1 “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不同争论及其思考 |
| 5.4.2 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 |
| 5.5 “选择性”安全化的认同基础 |
| 6 认同能力建设：边疆安全治理新方略 |
| 6.1 树立“认同安全”建构和维护新理念,探究认同能力建设新方略 |
| 6.2 认同整合：边疆安全治理的国内维度 |
| 6.3 认同建构：边疆安全治理的跨国维度 |
| 7 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案例研究 |
| 7.1 身份认同的错位与交融：边疆安全治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 7.1.1 边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与边疆安全关系 |
| 7.1.2 身份认同的错位及其对边疆安全的影响 |
| 7.1.3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错位的驱动因素 |
| 7.1.4 促进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交融、维护边疆安全方略 |
| 7.2 认同危机与“东突”问题治理 |
| 7.2.1 “东突”势力制造认同危机 |
| 7.2.2 “东突”势力制造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 |
| 7.2.3 “东突”势力国际化运动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思考 |
| 7.2.4 “东突”问题及一部分维吾尔族认同危机形成的驱动因素 |
| 7.2.5 认同能力建设与“东突”问题治理 |
| 8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与研究不足 |
| 8.1.1 主要结论 |
| 8.1.2 研究不足 |
| 8.2 研究展望：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到“边疆安全学” |
| 参考文献 |
| 专着 |
| 论文 |
| 作者简历 |
| 在学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四、苏联解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2]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及争鸣[J]. 周方银. 国际政治科学, 2017(02)
-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D]. 蔺陆洲. 外交学院, 2020(08)
- [4]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及现实启示研究[D]. 陈万.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J]. 王立新. 史学集刊, 2020(01)
- [6]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7]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有效性分析[D]. 杨谨硕. 山东大学, 2020(02)
- [9]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D]. 韦进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10]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D]. 谢贵平. 浙江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