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证券市场寻租问题探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婉婷[1]（2021）在《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越来越快,风险越来越高,现金持有和流动顺畅对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日益重要。为此,2020年3月施行的《证券法》将IPO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修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以现金流为基础的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性。虽然,相比于会计盈余,公司的现金流较少用到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是随着现金流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虚增其报告值,进行现金流操控。现金流操控的实现,可能需要得到开户银行的默许甚至协助。随着我国银行商业化、公司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商业银行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释放,但同时也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导致一些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甚至失去应有的职业道德,成为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帮手。因此,深入研究银企关系对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及其机理,对于有效遏制企业现金流操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规范银企关系,优化金融市场,促进我国银行业和国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上市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以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约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核心理论指导,结合信贷寻租理论,分析论证银企信贷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依据产融结合理论,分析论证银企股权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依据信贷寻租理论,分析论证银企高管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最后,综合运用上述理论,检验各维度银企关系叠加时,即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以及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公司治理和宏观经济形势分组检验上述关系的主要影响机理。上述研究发现:（1）银企信贷关系强度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高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2）银行持股企业强度、企业持股银行强度与现金流操控均显着负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增强银行持股企业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抑制作用,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高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增强企业持股银行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抑制作用;（3）银企高管关系强度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非国有股权性质、赋予高管较低薪酬、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4）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显着负相关,非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强化两者关系;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负相关但不显着,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强化两者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创新在于:（1）从银企关系这一全新的视角,研究企业现金流操控实现的重要条件机制,创新了企业现金流操控形成机制的研究,拓展了银企关系后果影响的研究领域;（2）从银企信贷关系、银企股权关系、银企高管关系,及其叠加关系这一新的深度,研究银企关系的后果影响,创新了银企关系研究的视野,深化了银企关系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机理认识;（3）全面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与宏观经济形势对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关系的作用机制,为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关系研究结论的有效运用提供重要基础。本文研究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1）有助于投资者根据公司银企关系状况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全面分析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可能性,提高理性投资决策能力;（2）有助于监管方制定规范银企关系以遏制现金流操控的制度文件,明确监管的重点和路径,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3）有利于企业有效识别银企关系的风险点,健全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防范现金流舞弊行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4）有利于商业银行有效识别银企关系的风险点,健全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合理发展银企关系,切实履行对企业进行治理的社会责任。
贺镜宾[2]（2020）在《中国新股发行询价制度下的参与主体行为与IPO定价研究》文中提出自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中国的新股发行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2020年7月,中国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了注册制,但目前关于中国新股发行询价制度下主体行为与定价机制的微观实证证据还相对欠缺。为了给中国新股发行制度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证证据,本文以2009年6月至2012年11月这一最长且稳定的相对市场化定价期间的IPO为研究对象,结合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级市场账户级询价数据与二级市场账户级交易明细数据,深入研究了中国IPO询价制度背景下,各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对IPO定价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对市场化定价区间段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IPO承销商分析师报告中的估值信息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的估值信息存在乐观估值倾向:其IPO估值价格区间大幅度高于预计发行价格,且盈利预测也大于公司上市后的实际盈利。进一步地,本文将承销商估值信息与询价机构的详细报价数据相结合,发现询价机构的报价与承销商提供的估值区间显着正相关,且询价机构的报价相对于估值区间的正向调整与承销商的盈利预测正相关,表明询价机构的报价会跟随承销商估值区间。这些结果在加入承销商-询价机构关系组固定效应之后依旧稳健存在。关于经济后果,本文的研究发现,承销商的估值区间与最后设定的发行价显着正相关;同时,发行价相对于估值区间的正向调整与承销商的盈利预测正相关。第二,本文通过应用从同比例到摇号的配售制度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并采用双重差分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承销商与询价基金公司之间的寻租行为。结果显示,当配售制度从同比例改革为摇号制度,投资者的寻租动机增强了。具体地,在摇号阶段,佣金关系更强的询价基金会报价更晚、提交更多的策略性报价、报价更准、并具有更高的入围配售比例和更高的获配概率。该结果表明,与承销商佣金关系更强的询价基金会从承销商处获取泄露的询价信息。第三,本文以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化定价期间的新股在上市首日的账户级交易数据,在将IPO抑价率分解为一级市场抑价率和二级市场溢价率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探究了媒体覆盖如何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来影响IPO定价的过程和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媒体覆盖对一级市场的发行价并无显着影响,但会通过引起二级市场爆炒新股（“炒新”）的经验匮乏投资者在IPO上市首日大量高价净买入的方式推高上市首日收盘价进而推高IPO抑价率。第四,本文采用市场化区间段内上市首日的账户级交易明细数据,实证分析了二级市场上“炒新”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将投资者分为经验丰富的个人投资者、经验匮乏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研究发现:经验丰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可能是“炒新”的发起方,而经验匮乏的个人投资者可能是“炒新”的跟随方;具体地,经验丰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通过买入行为推高股价,吸引经验匮乏的个人投资者跟风买入。临时停牌制度收紧并未起到有效警示投资者的作用,反而使得“炒新”行为从连续竞价阶段前移至开盘集合竞价阶段。研究结果可为理解我国IPO市场“炒新”现象发生的经济机理提供实证参考。综上所述,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新股发行上市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IPO定价的经济机理。研究结论丰富了IPO定价相关的研究,加深了对中国拍卖式询价制度下的IPO定价经济机理的理解,可为监管层合理有效地监测IPO一、二级市场中的不同行为主体提供参考。
李儒婷[3]（2020）在《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我国经济转轨和结构调整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打破投资障碍和贸易壁垒,为我国乃至周边国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更好的发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借着国家政策和市场改革的东风,我国企业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浪潮也使我国经济转型面临威胁和挑战,我国企业在投资环境和投资决策中也将面临诸多的挑战。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企业投资决策尤其是重大投资决策对企业发展和价值提升至关重要。而拥有经营决策权的管理层往往能够对一些重大投资决策施加影响。尤其是位于科层结构顶端的CEO,在管理团队中具备天然的信息优势和地位优势,更易通过影响投资方案制定、董事会投票等方式,左右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相关研究表明CEO权力能够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而在CEO权力过大时,企业更容易出现极端决策或非理性决策,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甚至影响长远发展。因此,如何对管理层权力尤其是对CEO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从而缓解代理冲突,促进合理决策,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以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寻租理论为基础,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07-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理论分析并实证探究了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CEO权力强度影响下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经济后果;并进而分别从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双重视角,探究了企业内外部治理对于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治理效应。具体研究发现:（1）CEO权力越大,公司发生重大投资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发生重大投资决策的频率也越高;（2）相比于CEO权力较小时,当CEO权力越大时,公司发生的重大投资决策对其绩效的不利影响更加显着,这表明CEO权力过大时引发的重大投资决策是以权谋私的非理性决策,并不符合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3）当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越能有效抑制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表明内部控制在缓解公司非理性投资决策方面能够发挥相应治理作用;（4）当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程度越高时,越能有效抑制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表明证券分析师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减少CEO非理性投资决策。本文的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CEO权力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深入,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投资决策的研究领域,加深了对于委托代理理论及管理层权力理论等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具备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本文从企业、市场等不同层面对合理配置CEO权力,加强企业内外部监督治理机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对于指导企业实践,有效监督制衡管理层权力,引导管理层合理决策,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曲彤[4]（2019）在《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生存是一切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只有生存下来才可能获得发展,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以实现长久存活的目标。企业生存包含“量”和“质”两个方面。片面追求生存数量,即企业存续时间的延长,会扭曲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导致僵尸企业的出现,生存质量是企业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存质量的提高能够正面促进生存数量的增加。由于企业生存关乎就业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中央及各级政府为了促进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纷纷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产业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现实中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不高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本文从数量和质量的视角出发,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以科学评估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为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本文综合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构建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011-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分析法、生存分析方法、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和工具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产业政策能够延长企业预期存续时间,增加企业生存数量,政治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当企业既受到产业政策支持又具有政治关联时,政治关联部分替代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促进作用。不同强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呈U型特征,适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促进作用最强。全要素生产率和寻租成本是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2）外部环境变化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从正向促进转为反向抑制。这一影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中没有差异,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差异,加入WTO后民营企业生存数量显着增加,但国有企业的生存数量显着降低,存续时间大大缩短,大批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只有“优质”的国有企业才能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3）剖析产业政策降低企业生存质量的原因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直接带来“资源效应”,但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产业政策跨期较短以及部分支持以后期补助的形式发放,企业会通过策略性创新以获取政策支持,从而降低其实质性创新能力即生存质量。（4）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影响投资者关注影响企业生存质量,且该传导机制具有企业和行业异质性。产业政策除了“资源效应”,还能够带来“投资者关注”的间接效应,当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时会进一步诱使管理层选择低质量的创新策略,从而抑制企业生存质量的提升。对于国有企业及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业政策的“资源效应”起主要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业政策的“投资者关注效应”起主要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吸引投资者关注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质量,但在传统制造业中,该中介并不成立。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点。（1）揭示了外部环境变化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与已有研究仅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静态影响不同,本文基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过阶段性改变这一事实,将外部环境变化纳入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研究框架,解释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动态影响,为经济“新常态”下政府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手段促进国有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经验证据;（2）发现了产业政策增加企业生存数量的适度区间以及变化趋势。本文综合考虑企业获得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控制关税政策并探讨政治关联这一隐性支持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避免因遗漏关键变量导致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有偏估计,进一步评估了不同强度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异质性影响以探求“适度区间”,为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以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提供经验证据;（3）揭示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及其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特征。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遵循“产业政策—投资者关注—企业策略性创新”这一研究思路,将投资者关注这一关键变量纳入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研究框架中,发现产业政策带来的“投资者关注效应”是其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以及该传导机制具有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特征,为厘清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生存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4）构建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已有文献分别研究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不同,本文从“量”和“质”两方面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为政府科学有效地制定和评估产业政策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白霄[5]（2019）在《中介关系网络、盈余质量与IPO定价》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中,每个经济主体都在某个关系网络的某个节点上进行着各自的行为,正如樊纲（1995）所言,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而对“理性化”正式制度的建立相对不重视。已有研究表明,关系网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等作用机理,通过建立关系型专用资产,为企业获取所需要的资源提供捷径;另一方面,关系网络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这为合谋、寻租、垄断市场、任人唯亲等提供了温床。可见,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以亲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在公司的经营治理和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近年来法律、产权等正式制度日益完善,但并没有改变“关系”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关系网络仍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在IPO上市资格这一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关系网络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IPO市场中认证财务信息和确定发行定价的重要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的合作关系网络会直接影响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而通过实施国际战略构建的国际关系网络会直接影响各自的执业能力,而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执业能力均会进一步影响IPO市场的效率。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介机构的合作关系和国际关系这两种关系网络,对这两种关系网络影响IPO盈余管理和定价效率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并检验了发行企业特征、制度治理因素和国际组织属性如何影响中介关系网络作用的发挥。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以2004-2015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的合作关系型契约入手,对IPO公司的盈余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展开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本文发现:在发行上市时,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的合作关系越紧密,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且完善的制度环境会抑制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对IPO盈余管理的合谋。在经过PSM检验和变量替换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之间通过多次合作会增加IPO盈余管理,导致发行公司披露盈余质量的下降,尽管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会计师事务所与承销商合谋对IPO信息质量的损害,但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对IPO市场中信息质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第二,以2004-2015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的合作关系作为二者关系的代理指标,研究了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如何影响IPO定价效率,以及制度环境是否以及如何调节二者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新股发行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的合作关系越紧密,IPO定价效率越低,验证了中介机构的“合谋假说”。同时,完善的制度环境抑制了合作关系对IPO定价效率的负向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和承销商之间的多次合作会形成合谋,显着增加一级市场的定价和二级市场抑价率,降低了IPO定价效率,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以1994-2016年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国际加盟构建的国际关系网络对IPO市场盈余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关系网络可以显着提升IPO盈余质量,且在会计师事务所在构建了国际关系网络的第3年才开始有显着提升,符合技术外溢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加盟国际会计网络的声誉较高、总部制度环境较完善,国际关系网络对IPO盈余质量的提升作用越强,而加入国际会计联盟还是国际会计公司对国际关系网络的效果没有显着差异。第四,以1995-2016年沪深A股的IPO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承销商通过引进外资构建的国际关系网络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表明:首先,具有国际关系网络的承销商所承销的IPO定价溢价和抑价率均显着小于境内承销商;其次,外资来源国制度环境较好的外资承销商显着增强了外资参股对IPO定价效率的提升作用,而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同的发行公司没有显着差异,可见外资参股承销商通过制度绑定效应影响IPO定价效率,并非技术溢出效应;再次,进一步检验表明:外资参股比例、发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具有国际关系网络承销商的IPO定价产生了差异化影响;最后,采用承销商总部所在地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和总部所在地是否为通商口岸作为承销商是否拥有国际关系网络的工具变量,并控制了承销商层面的固定效应和自选择问题,结论依旧稳健。总体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与承销商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会降低IPO盈余质量和定价效率,而会计师事务所通过“走出去”战略构建的国际关系网络以及承销商通过“引进来”战略构建的国际关系网络可以显着提高IPO盈余质量和定价效率,且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关系网络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作用,而承销商的国际关系网络是通过“制度绑定”机制发挥作用的。本文研究丰富了IPO市场中关系网络的实证研究,为正式制度的完善和监管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参考,也为发行公司挑选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提供了依据。此外,本文的结论验证了中介机构的国际化战略对IPO市场效率的显着提升作用,从IPO效率的角度为鼓励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提供了实证依据。
叶飞阳[6]（2019）在《实行注册制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迅速增长,发行股票是公司的重要直接融资渠道,然而由于历史上我国实行股票发行核准制,政府对企业实行价值判断,决定其是否有发行资格,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太强,降低了股票市场的融资效率,损害了正常的市场机制。因此我国正逐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是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将从股票供给的源头对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而期望能提高股票市场融资效率,解决我国企业负债率高、股权融资难的问题。虽然学术界和投资者支持注册制改革的占大多数,但也有少数人表现出对配套制度和法律环境不成熟、二级市场新股扩容等方面的担心。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认清注册制实施的利弊,同时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注册制和核准制这两种发行审核制度的概念、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优劣对比评析。接着从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发行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目前核准制主要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我国实行注册制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实行注册制改革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如何,才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笔者将首先将融资效率分为微观融资效率和宏观融资效率。并从发行审核周期、退市标准与退市公司数量、发行定价和上市成本四个方面对比了中美股票市场的微观融资效率,从而证明了注册制市场拥有更高的微观融资效率。接着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美股票市场、我国新三板市场和主板市场、以及注册制改革前后的新三板市场的宏观融资效率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最终证实了股票发行注册制可以提高股票市场的宏观融资效率,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后再结合我国国情对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晶[7]（2018）在《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对高管私有收益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企业高管天价薪酬、巨额在职消费以及贪腐“窝案”等现象常见诸于媒体报端,引发社会公众对高管收益乱象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及隐忧。高管收益乱象的本质是高管攫取超额的异常私人利益,这背离了其作为激励机制的初衷,反而是对股东利益的侵蚀,将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甚至严重破坏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社会风气。因此,高管攫取不正当的私人收益如何防范和治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实务界和理论界都致力于这一焦点议题的缓解和治理。我国政府及监管部门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建议指引,以期规范高管权力寻租的行为,治理高管收益乱象。面对高管以权力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世界范围的重大议题,理论界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域、经济交换域、社会交换域和组织域中公司层级等方面探讨其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高管攫取私有收益不仅是微观层级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更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组织等企业内、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和联结作用的结果。然而,较少研究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探究企业外部环境的作用,更少研究从企业内、外部因素的耦合效应考察这一研究主题。那么,于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是内生环境还是外生环境能够更为有效的作用于高管权力寻租行为?又是哪些内生或是外生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影响高管私有收益的获取行为?进而,有专家和学者进一步提出内部监督机制的缺失是高管选择谋求不正当私利的主要根源。监事会作为我国特色“二元制”公司治理体系中内部监督机制的重要构件,依照法律和契约对公司高管负有财务监督和经营监督的权力;但是,我国监事会制度于实际运行中监督作用存在差异,于为数不多的监事会主题的学术研究中其监督效力也具有争议。如此,我国公司监事会对高管权力的监督履职是否有效呢?亦或不同公司之间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发挥存在差异?如有差异又来自何处呢?监事会作为上市公司必设的监督机构,其设置在遵循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强制性要求的基础上,并非一沉不变;还可能因外部环境参数的位移和内部博弈参与人的策略互动而产生监事会设置机制的内生性自我实施。学术界通过对主动性公司治理创新活动的探索性研究和西方国家主动创新的公司治理实践的积极效应都侧面回应这一观点。然而,少有研究探讨我国引入的监事会制度在路径依赖及法律规则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运行过程中,是否融合我国差异化的背景环境而发生内生性设置机制的演进,更鲜有研究全面系统的推演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的机理和价值,及其对高管攫取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行为的监督效力。遵循已有相关研究,影响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的差异或变化是否也将影响监事会设置机制的演进?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而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是否提升监事会的治理质量?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提升是否强化对高管私有收益攫取行为的约束作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认为,宏观环境参数的位移会引发微观治理机制的主动协调适应,也进一步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个体参与者;则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三个维度的企业外部环境是否通过对监事会设置机制的演进这一中间介质的作用,进而间接影响高管私有收益呢?我国转型经济过程中,外部环境的不断完善给予公司更多实施自律行为的空间,而各区域改革发展不均衡,区域环境具有差异性又为研究提供背景条件。鉴于此,为解答上述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大量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凝练,整合比较制度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代理理论构建“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高管私有收益”的研究框架。本文选取2006-2016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全面系统考察政治域中法律环境、政府干预环境及经济交换域中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对组织域内高管以权力谋求不正当私利行为的影响;推演并明确监事会制度的演进机理,探析组织域外生博弈规则的变化或差异对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的影响及其程度;探究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的价值,研析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跨层级探讨宏观层级的外部环境至微观层级的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再至个体层级的高管私有收益,这一自上而下的作用路径中作为中间介质的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中介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其一,企业外部环境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约束高管攫取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行为。法律环境随着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升而更加合理完善,信息不对称程度随之降低;激烈竞争的外部产品市场环境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价格机制的及时反馈和竞争结果的优胜劣汰;法律环境和产品市场竞争的提升,增加了高管进行权力寻租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使得高管攫取私有收益的行动决策选择更为谨慎,从而约束高管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政府干预程度的提升会造成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削弱,使高管寻租风险降低,潜在发生的交易成本减少,相对而言可获取的净利益更多,由此,导致高管行为倾向于懈怠或运用权力寻租谋取私有收益。相对而言,法律环境对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约束作用更强,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的差异性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影响更大。其二,企业外部环境参数位移轨迹的变化作用于监事会设置机制内生性演进。积极适应环境的企业将根据外生博弈规则的变化自发性调整监事会的设置机制,良性健康的环境促使监事会设置机制内生性演进形成新的非正式规则,表现为提升监事会规模设置主动程度,主动性增加监事会成员独立性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设置水平。然而,因为法律环境的更加完善提升了外部正式规则的监督和监管力度,公司会倾向适当减低监事会规模设置主动程度;政府干预程度过高,政府通过股权、资本和资源对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的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共同作用反而增强监事会独立性和技术能力设置的主动程度。其三,监事会设置机制的演进具有积极作用。仅满足刚性制度的强制性要求,被动性的设置监事会将无法适应公司规模的扩张、技术及资源禀赋等变化的需要,这不仅增加监事会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亦不能充分约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但监事会设置机制在既有制度规则范围内的自我实施能够提升监督效力,通过提升监事会规模设置主动程度、独立性设置主动程度和技术能力设置主动程度,增强监事会制度的约制效力,从而有效抑制高管攫取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偏离行为。进一步而言,监事会规模设置主动程度、独立性设置主动程度和技术能力设置主动程度的提升对抑制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效力更强。其四,企业外部的法律环境、政府干预环境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不仅存在影响高管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直接路径;还能够因企业外部环境正式或非正式规则的变化,使得公司相应积极的设置监事会,主动性调整监事会规模、独立性和技术能力等设置程度,进而通过规则形成交易成本的变化,间接影响高管攫取私有收益的行为;从而实现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在企业外部环境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间分别发挥中介传导效应。同时,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具有差异性;相对而言,企业外部环境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间接作用路径中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发挥的部分中介传导效应更大,且多经由监事会独立性设置主动程度和监事会技术能力设置主动程度形成间接作用路径。本文围绕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对已有文献可能的创新与延展表现为:第一,选取跨层级数据,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阈考察企业外部环境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明确并揭示了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三个维度宏观层级企业外部环境作用于个体层级（高管）权力寻租行为的差异化运行路径及机理,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依据比较制度分析的思想,探究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的内在机理,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监事会的内生性自我实施及其程度的影响;基于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综合运用,尝试阐释监事会制度及其设置主动程度对高管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作用机制且以实证检验;从理论层面回应监事会设置机制创新的实践活动,进一步延展了监事会的研究领域,并以新的视角分析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及效力,为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第三,以交易成本经济学运行的层级框架为理论支撑,融合宏观、微观和个体三个层级构建“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高管私有收益”的研究框架;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的依次检验法、差异检验法和Sobel系数乘积检验法的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监事会规模、独立性和技术能力设置主动程度是否为企业外部环境与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间分别发生间接作用路径的中介传导介质;以此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了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与高管私有收益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拓展了该领域相关研究的思路,并且丰富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于微观治理机制问题的应用。
陈洁[8]（2018）在《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基于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纵观其发展历程,过度行政干预的影子无处不在,与之相伴随的行政监管缺陷造成的乱象层出不穷。而以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股票市场监管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具体监管措施的批判抑或对某一特定监管制度的局部研究,缺少对监管目标、监管理念以及监管权边界划分等根本问题的探究,偶尔涉及,往往也只是割裂开来的讨论,缺少站在全局把握和宏观构建的角度,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设计继而由权力划分再到制度革新的系统性的研究。这种失去关联性的点状问题的研究,往往会造成研究的片面和盲目。须知,股票市场监管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运行机制,涉及到监管目标的达成、监管理念的确立、监管权的划分和配置以及监管具体制度的构建的整体考量,因此在研究上必须力求系统化。孤立的研究或分析问题只会造成研究结果过于片面,失去实际价值。基于这种现状,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本文尝试运用经济法学、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借鉴美国、英国、日本三个各具有代表性的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证券监管理论和监管经验以及同一经济政治体制下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经验,采取历史考察、比较分析、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以“证券监管权边界划分”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和监管的特点,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监管目标作为我国监管机制重构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将市场与监管的“双向回归”监管理念作为贯穿监管机制重构的指导思想,对我国证券监管权三个维度、纵横两个方向的四条权力边界逐一厘清,继而在制度上进行配套革新,对构建我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监管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为我国股票市场及其监管机制的发展历程。该章节从介绍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介绍了与之相伴随的监管目标的改变、监管理念的演变、监管手段的更新和延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监管机制的发展阶段,在整理我国股市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总结出我国股票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频发、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股价暴涨暴跌等特征,以及股票市场监管措施简单粗暴、行政干预色彩过浓、监管效率低下等监管问题。第二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剖析。该章节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的主要缺陷及造成的乱象进行分析,究其根源,总结出造成这些缺陷和乱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监管层角色定位、监管目标、监管理念均存在的错位,以及监管权边界的模糊等,明确指出匡正监管机构自身的定位,结合我国国情,树立适合我国股票市场特征的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并据此厘清监管权的权力边界,才是解决证券监管问题的正确之道。第三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理论基础。该章节分为股票市场监管正当性和必要性的理论基础;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以及股票市场监管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首先通过对通过凯恩斯主义、公共利益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私人利益学派、经济管理学派这一纵向发展的监管经济理论流派的梳理得出经济学家秉持着同一理念:认为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必要的,认同经济市场的良性运作离不开监管;继而确认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尊重市场本身的规律的思想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宪政理论中收缩政府监管权力边界和保护人民的个体权利的理念也为监管理念和监管目标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法律不完备论和监管博弈论的分析得出监管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即扩大立法和执法权,并在多方利益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权力配置的最优解。第四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比较与借鉴。该章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世界发达国家证券监管机制的比较和借鉴。通过选取美国、英国、日本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成熟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从监管体制的发展、监管模式、权力配置、监管特点等多方位进行对比,折射出各国在监管理念、监管目标、政府监管与市场、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间的关系的共性和差异。由此得出各国在监管目标上逐渐趋同;各国在监管理念上并非一成不变,过分强调政府管制或过分强调市场自治的监管理念在市场发展的潮流下均被证明是不可取的,现今各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监管均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结合本国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寻找政府监管权力运行和市场自治的平衡点。这些启示对我国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的达成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二是与我国期货市场监管机制进行比较。通过对同一政治经济体制下的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经验的分析,得出我国期货市场监管较为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监管理念中政府干预的思想较淡,以及卖空机制的完善形成了多空平衡的市场机制,这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重构同样提供了参考意义。第五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方法路径设计。该章首先厘清了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的概念和内涵并设计了监管机制重构的方法路径,即从监管目标入手,将监管目标确立为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和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的,基于监管目标,确立监管理念,并将监管理念作为贯穿证券监管机制重构和监管权边界划分的思路和指导思想,通过监管权边界的划分,继而通过权力划分后各阶段具体监管制度的配套更新,最终又达致监管目标的实现,即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权边界划分→具体监管制度重构→监管目标实现。而监管权边界划分作为监管机制重构中最重要的一环,上述路径也同样为监管权边界的划分方法路径,即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权边界划分。继而,本章具体分析了我国《证券法》、世界各发达国家及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监管目标,结合我国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组成结构,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欠佳的监管实情,重新确立了投资者保护,尤其是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的核心监管目标。基于这一目标及对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特点的把握,确立了“市场回归本源,同时监管回归本源”的“双向回归”的监管理念作为贯穿监管权划分及监管机制重构的指导思想,即一方面使得市场回归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的本源,另一方面使得监管回归其引导、监督、规范市场的本源。在“双向回归”监管理念指引之下,投资者得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自主选择,而监管者专注于对市场的引导、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真正达致对投资者保护的目标。第六章为我国证券监管权边界的具体划分。该章节为本文的重点,秉承前章确立的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运用“双向回归”监管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和划分思路,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及监管的具体特点,对以证监会为中心的证券监管权的边界进行划分。首先,该章节将证券监管权边界界定为三个维度,纵横两个方向,共四条边界,即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所构成的政府监管权力和市场自治权利的边界;政府监管权与自律监管权的边界;政府监管权与相邻部门权力（主要是公检法部门的司法权）的边界;以及政府监管权内部的权力划分,即证监会和地方监管机构间、和地方政府间的央地权力划分。继而该章对上述四条边界划分逐一做了分析和探讨。第七章为权力划分下股票监管各阶段的具体制度重构。该章在前章监管权边界的重新厘定和划分下,在监管制度上进行配套革新,使得上述应然状态的权力划分得有制度的依托。该章从股票市场权力运行的各个阶段入手,通过股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制度的重新构建,使得监管权在股票市场运行的各个阶段得以适当介入,最终完成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重构。具体而言,首先,在股票发行阶段解析我国特色的注册制改革,着重介绍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中介组织在注册制下的职权的重新定位,提出我国不宜采用美国证监会的权力完全隐退模式的注册制,建议我国证监会保留部分“对不对”问题的合规性审核权,而将“好不好”的价值判断的审核权下放给证券交易所,并保留谨慎的否决权;继而,在注册后证监会的权力重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上需对交易阶段的信息披露以及证券执法进行加强,并培育多空平衡的市场机制;最后通过完善退市制度,完成一系列监管机制重构,使得监管回归本源,并使得市场能够自主发挥作用,最终达致投资者保护这一终极目标。
郭相英[9]（2017）在《股权性质、寻租行为与IPO过会率》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2004-2015年我国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寻租行为与IPO过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IPO的事前寻租行为和事后寻租行为显着提高了拟IPO公司的过会率,并且拟上市非国有企业中的IPO寻租行为对过会率的提高要比国有企业更显着。结论表明我国当前的审核制度改革仍需不断完善,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公司的寻租行为非常必要。
陈帅[10]（2017）在《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问题饱受各界诟病,其引致的会计信息失真、债务风险和代理成本的痛楚席卷整个资本市场。财务寻租“破题”路径何去何从?契合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和市场主体的资源禀赋差异,预算软约束对“僵尸企业”的“供氧输血”造成了产权优势的梗阻倒逼,加之高管非理性因素进一步激增了证券市场风险,企业财务目标实难企及。在国企改革深化之年,硬化预算约束、抑制高管非理性行为成为提振经济活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破解代理寻租樊篱的关键。以往财务寻租的相关研究,重现象描述轻实证分析,重内部治理轻顶层设计,更遑论从制度安排与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负外部性并行交叉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依循产权制度性壁垒—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管非理性决策,系统阐述了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与财务寻租的关系。以2010-2015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致灾因子”的影响强度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风险正相关,中央国企较地方国企更为显着,而且,作为中间调节变量,过度自信会加剧这种正向关系。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在研究视角上予以突破,从制度安排和心理偏差维度进一步分析了财务寻租的成因与治理,在研究启示上为助推资本市场公平,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及早适应经济新常态提出有益建议,并在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上实现探索性尝试和突破。全文共计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概述了研究动因、国内外相关文献述评和研究框架。第二章,对相关基本理论和有关概念进行厘定概述。第三章,系统分析了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与财务寻租的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章,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予以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章,基于我国证券市场与制度背景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六章,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阐述总结,并对研究创新点和不足做以评析。
二、我国证券市场寻租问题探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证券市场寻租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银企关系 |
| 1.2.2 现金流操控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银企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1 银企信贷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2 银企股权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3 高管银行背景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 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文献评价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与银企关系产生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1.2 与银行治理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1.3 与现金流操控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2 研究框架 |
| 第4章 银企信贷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模型设计 |
| 4.3 实证检验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实证结果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企股权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银行持股企业与现金流操控 |
| 5.1.2 企业持股银行与现金流操控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5.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银企高管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6.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银企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 研究假设 |
| 7.1.1 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2 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3 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实证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7.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合理运用银企关系,抑制现金流操控 |
| 8.2.2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助推银企关系良性功能发挥 |
| 8.2.3 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促使银企关系“顺周期”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关于银企关系的定位研究 |
| 8.3.2 关于现金流操控的模型研究 |
| 8.3.3 关于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机制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中国新股发行询价制度下的参与主体行为与IPO定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动机 |
| 1.1.2 研究对象 |
| 1.1.3 中国IPO的询价制度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IPO过程中投资者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1.1 投资者的信息生产行为 |
| 2.1.2 投资者的寻租行为 |
| 2.1.3 投资者情绪相关的非理性行为 |
| 2.1.4 投资者在IPO上市后的交易行为 |
| 2.1.5 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行为 |
| 2.2 承销商信息对IPO定价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1 盈余管理 |
| 2.2.2 文本信息 |
| 2.2.3 分析师估值信息 |
| 2.3 媒体覆盖对IPO定价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其余IPO定价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1 承销商声誉假说 |
| 2.4.2 承销商垄断假说 |
| 2.4.3 风险投资支持假说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销商分析师估值、投资者询价与IPO定价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研究假说的提出 |
| 3.3 样本数据及变量构造 |
| 3.3.1 承销商分析师估值报告 |
| 3.3.2 机构投资者询价数据 |
| 3.3.3 公司与投资者特征 |
| 3.3.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3.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3.4.1 承销商估值区间、询价机构报价与IPO定价 |
| 3.4.2 承销商盈利预测、询价机构报价与IPO定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询价机构与承销商之间寻租行为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说的提出 |
| 4.3 实证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布 |
| 4.3.2 寻租行为甄别及双重差分回归模型 |
| 4.3.3 机构询价行为相关的变量 |
| 4.3.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佣金关系与询价时间的双重差分检验:基于配售制度改革 |
| 4.4.2 佣金关系与报价策略的双重差分检验:基于配售制度改革 |
| 4.4.3 佣金关系与报价误差的双重差分检验:基于配售制度改革 |
| 4.4.4 佣金关系与入围比例的双重差分检验:基于配售制度改革 |
| 4.4.5 佣金关系与获配概率的双重差分检验:基于配售制度改革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媒体覆盖、投资者交易行为与新股定价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说的提出 |
| 5.3 样本数据及变量构造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媒体覆盖相关变量 |
| 5.3.3 区分经验丰富、匮乏投资者并度量其交易行为 |
| 5.3.4 IPO抑价率的分解 |
| 5.3.5 变量定义汇总 |
| 5.3.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5.4.1 媒体覆盖对IPO抑价率及其成分的影响 |
| 5.4.2 媒体覆盖与上市首日投资者买入量 |
| 5.4.3 媒体覆盖与上市首日投资者交易价格 |
| 5.4.4 媒体覆盖影响二级市场上市首日收盘价的传导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投资者“炒新”行为与新股上市首日股价变动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说的提出 |
| 6.3 样本数据及变量构造 |
| 6.3.1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投资者分类 |
| 6.3.2 首日买入行为的投资者分布及投资者分类 |
| 6.3.3 变量定义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6.4.1 上市首日投资者结构与同期股价变化 |
| 6.4.2 上市首日投资者结构与下一期股价变化 |
| 6.4.3 盘中临时停牌制度改革的影响 |
| 6.4.4 上市首日投资者结构对下一期买入行为的影响 |
| 6.4.5 三类投资者买入价格及期望收益率差异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后续工作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CEO权力相关研究 |
| 一、CEO权力与公司决策 |
| 二、CEO权力与公司绩效 |
| 第二节 内部控制相关研究 |
| 一、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研究 |
| 二、CEO权力、内部控制与公司投资决策 |
| 第三节 分析师关注相关研究 |
| 一、分析师关注的治理效应研究 |
| 二、CEO权力、分析师关注与公司投资决策 |
| 第四节 现有研究评价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寻租理论 |
| 三、管理层权力理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 |
| 二、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
| 三、内部控制对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关系的调节效应 |
| 四、分析师关注对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关系的调节效应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样本选取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模型设计 |
| 一、CEO权力影响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实证模型 |
| 二、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模型 |
| 三、内部控制调节效应的实证模型 |
| 四、分析师关注调节效应的实证模型 |
| 第三节 变量选择与度量 |
| 一、主要变量 |
| 二、控制变量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回归结果分析 |
| 一、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二、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
| 三、内部控制对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调节效应 |
| 四、分析师关注对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调节效应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 二、CEO权力的稳健性检验 |
| 三、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经济后果的稳健性检验 |
| 四、内部控制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五、分析师关注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六、公司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思考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1.6 论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因素 |
| 2.2 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因素 |
| 2.2.1 内部因素 |
| 2.2.2 外部因素 |
| 2.3 影响企业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因素 |
| 2.4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 |
| 2.5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2.6 产业政策对企业其他方面的影响 |
| 2.7 文献评述 |
| 3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 |
| 3.1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3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4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2 描述性统计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基本统计事实 |
| 4.2.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 4.3 内生性检验 |
| 4.3.1 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 |
| 4.3.2 基于匹配样本的估计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基于TFP和寻租的中介效应 |
| 5.1 研究设计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 5.2.2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动态传导机制 |
| 5.3 进一步回归 |
| 5.3.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 5.3.2 传统制造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6.1.2 描述性统计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 |
| 6.2.2 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检验 |
| 6.2.3 基于匹配样本的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估计 |
| 6.3 本章小结 |
| 7 产业政策影响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 |
| 7.1 研究设计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3 进一步回归 |
| 7.3.1 不同产权性质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7.3.2 政治关联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7.3.3 不同类型产业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论文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1998-2007年基于产业政策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
| 表A-1 基于产业政策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介关系网络、盈余质量与IPO定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逻辑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逻辑框架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非正式制度理论 |
| 2.1.2 关系网络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系网络研究 |
| 2.2.2 IPO盈余质量研究 |
| 2.2.3 IPO定价效率研究 |
| 2.2.4 关系网络与IPO市场效率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合作关系、制度环境与IPO盈余质量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合作关系与IPO盈余质量 |
| 3.2.2 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合作关系、制度环境与IPO盈余质量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PSM检验 |
| 3.5.2 变量替换 |
| 3.6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4章 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合作关系、制度环境与IPO定价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合作关系与IPO定价效率 |
| 4.2.2 会计师事务所-承销商合作关系、制度环境与IPO定价效率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4.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替代性解释的检验 |
| 4.5.2 变量替换 |
| 4.6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关系网络与IPO盈余质量——“技术溢出”还是“声誉绑定”？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技术溢出假说 |
| 5.2.2 声誉提升假说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5.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工具变量法 |
| 5.5.2 PSM-DID |
| 5.5.3 变量替换 |
| 5.6 进一步检验 |
| 5.6.1 加盟国际会计网络声誉与加盟效果 |
| 5.6.2 国际会计网络总部所在地制度环境与加盟效果 |
| 5.6.3 加盟类别与加盟效果 |
| 5.7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6章 承销商的国际关系网络与IPO定价效率——“制度绑定”还是“技术溢出”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IPO定价效率 |
| 6.2.2 承销商的国际关系网络与IPO定价效率 |
| 6.2.3 制度绑定效应 |
| 6.2.4 技术溢出效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内生性检验 |
| 6.5.2 自选择问题 |
| 6.5.3 替代性解释 |
| 6.6 进一步检验 |
| 6.7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成果 |
（6）实行注册制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我国注册制改革的研究 |
| 1.2.2 关于股票市场融资效率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及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比较分析 |
| 2.1 核准制的概述 |
| 2.1.1 核准制的内涵 |
| 2.1.2 核准制的特征 |
| 2.2 注册制概述 |
| 2.2.1 注册制的内涵 |
| 2.2.2 注册制的特征 |
| 2.3 注册制与核准制的优劣评析 |
| 2.3.1 核准制的优缺点 |
| 2.3.2 注册制的优缺点 |
| 2.3.3 核准制与注册制的对比分析 |
| 2.4 关于核准制和注册制的理论分析 |
| 2.4.1 核准制的理论分析 |
| 2.4.2 注册制的理论分析 |
| 2.4.3 关于股票发行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第3章 我国证券发行制度的现状及其改革动向 |
| 3.1 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
| 3.1.1 审批制前期 |
| 3.1.2 审批制阶段 |
| 3.1.3 核准制阶段 |
| 3.1.4 注册制试点阶段(2013年至今) |
| 3.2 我国现行核准制下存在的问题 |
| 3.2.1 滋生权利寻租和腐败 |
| 3.2.2 企业过度包装、财务造假频发 |
| 3.2.3 壳资源的炒作现象严重 |
| 3.2.4 发行定价不合理 |
| 3.3 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分析 |
| 3.3.1 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
| 3.3.2 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适用性分析 |
| 第4章 核准制和注册制下微观融资效率的对比分析 |
| 4.1 效率、融资效率的定义 |
| 4.1.1 效率的定义 |
| 4.1.2 融资效率的定义 |
| 4.2 两种发行制度下微观融资效率对比分析 |
| 4.2.1 发行审核周期对比 |
| 4.2.2 股票发行成本对比 |
| 4.2.3 退市标准与数量对比 |
| 4.2.4 发行定价的对比 |
| 4.3 结论 |
| 第5章 核准制和注册制下宏观融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1 DEA模型简述 |
| 5.2 DEA模型变量的选取 |
| 5.2.1 输入变量的选取 |
| 5.2.2 输出变量的选取 |
| 5.3 中美股票市场融资效率的横向比较 |
| 5.3.1 中美直接融资额的对比 |
| 5.3.2 中美IPO融资额的对比 |
| 5.3.3 中美融资效率实证分析 |
| 5.3.4 中美实证分析结论 |
| 5.4 我国新三板市场和主板市场融资效率的横向比较 |
| 5.4.1 新三板和主板市场融资效率实证分析 |
| 5.4.2 新三板和主板市场实证分析结论 |
| 5.5 新三板市场注册制改革前后融资效率的纵向比较 |
| 5.5.1 新三板市场注册制改革前后融资额的比较 |
| 5.5.2 新三板市场注册制改革前后融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5.3 新三板市场改革前后实证分析结论 |
| 第6章 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
| 6.1 夯实法制根基,打击证券欺诈 |
| 6.2 建立完善、严格的退市制度 |
| 6.3 建立完善、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制度 |
| 6.4 加强投资者教育,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对高管私有收益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高管 |
| 1.3.2 高管私有收益 |
| 1.3.3 企业外部环境 |
| 1.3.4 监事会设置 |
| 1.3.5 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创新点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高管私有收益相关文献 |
| 2.1.1 高管私有收益的内涵 |
| 2.1.2 高管私有收益的形式 |
| 2.1.3 高管私有收益的测度 |
| 2.1.4 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 |
| 2.2 企业外部环境相关文献 |
| 2.2.1 企业外部环境的内涵 |
| 2.2.2 企业外部环境的测度 |
| 2.2.3 企业外部环境与高管私有收益的关系 |
| 2.3 监事会设置相关文献 |
| 2.3.1 监事会设置的内涵 |
| 2.3.2 企业外部环境与监事会的关系 |
| 2.3.3 监事会设置与高管私有收益的关系 |
| 2.4 高管私有收益诱因边界条件的元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机制演进与高管私有收益的理论分析 |
| 3.1 比较制度分析 |
| 3.1.1 比较制度分析的内容框架 |
| 3.1.2 监事会制度演进的机理 |
| 3.1.3 外部环境制度安排与监事会制度的耦合效应 |
| 3.2 交易成本经济学 |
| 3.2.1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内容框架 |
| 3.2.2 监事会制度演进的作用 |
| 3.2.3 企业外部环境、治理机制和个体参与者的三层级框架 |
| 3.3 代理理论 |
| 3.3.1 代理理论的内容框架 |
| 3.3.2 代理理论与监事会监督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法律环境与高管私有收益：基于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中介效应 |
| 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1 法律环境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 |
| 4.1.2 法律环境对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作用 |
| 4.1.3 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 |
| 4.1.4 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在法律环境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的中介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选取及操作性定义 |
| 4.2.3 计量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回归结果分析 |
| 4.3.4 进一步研究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政府干预与高管私有收益：基于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中介效应 |
| 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1 政府干预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 |
| 5.1.2 政府干预对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作用 |
| 5.1.3 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在政府干预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的中介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及操作性定义 |
| 5.2.3 计量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分析 |
| 5.3.4 进一步研究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第6章 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私有收益：基于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中介效应 |
| 6.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1.1 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私有收益的作用 |
| 6.1.2 产品市场竞争对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的作用 |
| 6.1.3 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在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的中介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取及操作性定义 |
| 6.2.3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分析 |
| 6.3.4 进一步研究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宏观层面 |
| 7.2.2 微观层面 |
| 7.3 研究局限及展望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致谢 |
（8）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基于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与监管机制之变迁 |
| 第一节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一、我国股票市场的萌芽阶段(1981年-1992年) |
| 二、我国股票市场的扩张阶段(1992年-1997年) |
| 三、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阶段(1997年-2005年) |
| 四、我国股票市场的纵向探索阶段(2005年-今) |
| 第二节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发展变迁 |
| 一、监管机制的雏形阶段——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分散监管(1981年-1992年) |
| 二、监管机制的摸索阶段——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多头监管(1992年-1997年) |
| 三、监管机制的确立阶段——全国集中统一监管(1997年-2005年) |
| 四、监管机制的磨合阶段——在政府监管与市场自治中寻求平衡(2005年-今) |
| 第三节 我国股票市场现行监管权力之架构 |
| 一、证监会享有股票市场全方位的监管权 |
| 二、证监会派出机构在证监会授权范围内行使监管权 |
| 三、自律机构享有少数的特定监管权 |
| 四、证监会对自律机构的权力行使享有监督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的缺陷及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缺陷及具体表象 |
| 一、行政干预市场严重——从“政策市”到“政府救市” |
| 二、人为控制供给数量——股票估值体系混乱 |
| 三、执法不力效率低下——违法违规行为频发 |
| 四、制度缺陷抑制做空——股票价格暴涨暴跌 |
| 第二节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缺陷的成因分析 |
| 一、监管者角色定位成因:所有者与监管者,调控者和监管者角色错位 |
| 二、监管目标成因:宏观调控目标与监管目标错位 |
| 三、监管理念成因:行政管制理念与行政监管理念错位 |
| 四、权力配置成因:边界模糊、配置失当、协调不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股票市场监管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
| 一、凯恩斯主义 |
| 二、公共利益理论 |
| 三、公共选择学派 |
| 四、私人利益学派 |
| 五、监管经济学派 |
| 六、政府监管经济学理论流派对股票市场监管必要性的启示 |
| 第二节 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 |
| 一、奥地利学派 |
| 二、宪政理论 |
| 三、奥地利学派和宪政理论对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启示 |
| 第三节 股票市场监管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一、法律不完备论 |
| 二、监管博弈论 |
| 三、法律不完备论和博弈论对监管权边界划分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之比较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
| 一、美国——政府主导型监管 |
| 二、英国——自律主导型监管 |
| 三、日本——严格政府主导型监管 |
| 四、对我国监管机制重构的借鉴和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期货市场监管对股票市场监管的启示 |
| 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之解构 |
| 三、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之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证券监管权边界重新划分的方法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证券监管核心目标的重新确立——证券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的 |
| 一、证券监管目标之解析 |
| 二、证券监管需应对的现状 |
| 三、基于国情的监管核心目标的重新确立——保护中小投资者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重新确立——证券监管权边界划分的指导思想 |
| 一、监管理念的概念厘定 |
| 二、监管理念的内涵明晰 |
| 三、基于国情的监管理念的重新确定——市场和监管的“双向回归”理念 |
| 第三节 监管目标、监管理念及监管权配置的内在逻辑——“双向回归”监管理念下证券监管目标的路径实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证券监管权边界的划分设计 |
| 第一节 监管权的内外部划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治的边界划分设计 |
| 一、证券监管中的政府与市场:政府管制到市场自治的两极推演 |
| 二、我国证券监管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互动探讨 |
| 三、注册制改革背景下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市场分权探讨 |
| 第二节 监管权边界的纵向划分:政府监管权与自律监管权的边界设计 |
| 一、政府监管权和自律监管权配置趋势 |
| 二、证监会与交易所之间的监管权配置分析及设计 |
| 三、证监会与证券业协会之间的监管权配置分析及设计 |
| 第三节 监管权边界的横向划分:政府监管权与相邻部门权力(司法权)边界设计 |
| 一、证券监管司法权介入的方式和特点 |
| 二、当前我国证券监管司法权介入现状和问题 |
| 三、证券监管中政府监管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与互动探讨 |
| 第四节 监管权边界的央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证券监管权划分 |
| 一、我国证券监管央地分权历史变迁及现状 |
| 二、我国证券监管地方分权的必要性及其限度 |
| 三、注册制背景下我国证券监管权的央地划分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股票市场各阶段具体监管制度重构 |
| 第一节 股票发行阶段监管制度重构——注册制改革 |
| 一、现行核准制的缺陷 |
| 二、核准制与注册制的本质区别 |
| 三、从核准制向注册制的改革路径 |
| 第二节 股票交易阶段监管制度重构之一——对持续性信息披露的监管 |
| 一、对市场失灵的修正:信息披露以公开原则为核心 |
| 二、防止政府失灵:信息披露以适度原则为补充 |
| 三、持续性信息披露的强化路径 |
| 第三节 股票交易阶段监管制度的重构之二——增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机制 |
| 一、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规制的转变 |
| 二、证券执法价值的重构 |
| 三、执法及行政处罚和现行法律的协调——以内幕交易执法为例 |
| 第四节 股票交易阶段监管制度的重构三——培育多空平衡的市场机制 |
| 一、我国融资融券现实情况分析 |
| 二、多空平衡是投机市场的本质特征 |
| 三、完善做空机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
| 第五节 股票退市阶段监管制度重构——完善退市机制 |
| 一、我国现行股票市场“退市难”问题 |
| 二、注册制下退市制度的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股权性质、寻租行为与IPO过会率（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经济需求动机与中介机构的选择 |
| (二) 政府管制与中介机构的选择 |
| (三) 文献述评 |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 IPO事前寻租与IPO过会率 |
| (二) IPO事后寻租与IPO过会率 |
| (三) 发审委身份公开、股权性质与IPO寻租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 变量定义 |
| (三) 模型构建 |
| 五、实证分析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相关性分析 |
| (三) 回归分析 |
| 六、结论与建议 |
| (一) 结论 |
| (二) 建议 |
（10）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动因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预算软约束及其对财务寻租的影响研究 |
| 1.2.2 关于高管过度自信及其对财务寻租的影响研究 |
| 1.2.3 关于上市公司财务寻租的成因与防治研究 |
| 1.2.4 述评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基本理论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3 自由现金流假说 |
| 2.1.4 机制设计论 |
| 2.2 有关概念界定 |
| 2.2.1 预算软约束 |
| 2.2.2 高管过度自信 |
| 2.2.3 财务寻租 |
| 2.3 本章小结 |
| 3 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与财务寻租的关系 |
| 3.1 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的危害及成因 |
| 3.1.1 财务寻租的危害 |
| 3.1.2 财务寻租的成因 |
| 3.2 预算软约束与财务寻租 |
| 3.2.1 预算软约束孕育财务寻租 |
| 3.2.2 财务寻租固化预算软约束 |
| 3.3 高管过度自信与财务寻租 |
| 3.3.1 高管过度自信酿成财务寻租 |
| 3.3.2 财务寻租强化高管过度自信 |
| 3.4 本章小结 |
| 4 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对财务寻租的影响检验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预算软约束对财务寻租的影响 |
| 4.3.2 高管过度自信对财务寻租的影响 |
| 4.3.3 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对财务寻租的协同影响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的防范与治理 |
| 5.1 人性层面：高管决策理性化 |
| 5.1.1 抑制自我认知偏见 |
| 5.1.2 提升专业判断和职业胜任能力 |
| 5.2 制度层面：预算约束刚性化 |
| 5.2.1 强化债务杠杆治理效应 |
| 5.2.2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
| 5.3 监管层面：政府职能柔性化 |
| 5.3.1 完善资本市场 |
| 5.3.2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
| 5.3.3 优化高管薪酬制度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6.1 主要观点 |
| 6.2 创新之处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我国证券市场寻租问题探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D]. 王婉婷.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国新股发行询价制度下的参与主体行为与IPO定价研究[D]. 贺镜宾.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3]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李儒婷.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4]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D]. 曲彤.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6)
- [5]中介关系网络、盈余质量与IPO定价[D]. 白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6]实行注册制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D]. 叶飞阳.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7]企业外部环境、监事会设置主动程度对高管私有收益影响的研究[D]. 张晶. 吉林大学, 2018(12)
- [8]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基于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重构[D]. 陈洁. 东南大学, 2018(01)
- [9]股权性质、寻租行为与IPO过会率[J]. 郭相英. 财会通讯, 2017(18)
- [10]预算软约束、高管过度自信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寻租[D]. 陈帅. 河南理工大学,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