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进中的河北农大图书馆——庆祝河北农大建校90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李佐辰[1]（1993）在《前进中的河北农大图书馆——庆祝河北农大建校90周年》文中研究表明 我校图书馆建于1902年,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但它一半多的时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由于旧社会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学校时办时停,图书馆也随之时有时无。在1931年9月以前,图书馆有独立的馆舍,当时称
杨虎[2]（2011）在《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玉米属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沿安第斯山麓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始有关于玉米文字记载的历史。稍后玉米被引种到北欧诸国,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以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玉米现已发展为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玉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玉米是利用杂种优势时间最早、面积较大的作物。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是玉米种子商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玉米种子商品化主要标志是20世纪中期出现种、粮生产分工并确立。由此,玉米种子商品率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产业化。至20世纪末,杂交玉米覆盖率已逾90%,为所有农作物杂种利用最高。可以说正是在20世纪,玉米种业从无到有,从原始自留种发展到种业产业化,由迟滞封闭的传统孤立态走向蓬勃开放的现代产业化,亦代表着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玉米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时间为序,以玉米种业发展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玉米种业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特点,首次尝试结合运营管理体制与玉米种业的核心载体——玉米品种的演变,把中国玉米种业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引入—1962）；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突破以往单纯按时间或政治体制划分的局限,从本质上揭示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本文首先以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玉米种业的延续与渐变过程（引入—1962）。在回顾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玉米约在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早是经由西南陆路传入,大致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山区,后平原；先南方,后北方。玉米的传入和发展促使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玉米的种植、栽培和种子收集保存等各种技术的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传统玉米种业的相关技术积累工作,亦为玉米种业的继承与创新准备了前提。在中国玉米种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科技特征,即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随之,玉米栽培与科技关系亦日益密切。中国玉米种业经过农家种时期的长期发展与引进种改良,已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12月,农业部颁布《全国玉米杂交种繁殖推广工作试行方案》,统一规划全国的玉米育种、繁殖和推广工作。1963年玉米单交种新单1号的育成标志我国玉米育种从以选育双杂交种为主向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亦为中国玉米种业进入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受政治等因素影响,玉米种业发展较为曲折缓慢,但仍取得一定成绩：一是玉米栽培技术的进步；二是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三是玉米种质创新技术与体制发展。在探索高产高效玉米杂交种的过程中,紧凑型株型育种成效显着。1976年烟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伊育成的烟单14成为第一个在生产较大规模推广利用的玉米紧凑型品种,标志着中国玉米种业进入以紧凑型玉米为主导的时代。李登海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了一系列紧凑型玉米品种,其中掖单2号与掖单13号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国玉米主推品种,从而开拓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崭新局面,亦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为玉米种业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和现代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乃是紧凑型玉米育种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掖单13号等系列优良品种不断产生,并在实践中普及推广,取得增产实效；玉米紧凑型良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紧凑型玉米乃是密植型种,栽培管理上有其特殊要求,只有采取合适恰当的栽培与管理技术才能保证理想增效。各时期标志性玉米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利用促进了玉米种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发展,玉米种业产业化亦逐渐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至1995年,国家实施了玉米种子工程项目,亦标志着我国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开端。在分析归纳了现代玉米种业的科技创新变革和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变革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了总体分析。最后以登海种业与德农种业为例对现代玉米种业公司进行了个案分析。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管到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公司化的过程。1987年,中国种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种业集团公司。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主要包括玉米品种研发体系、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和玉米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现代产业化玉米种业公司成长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状况。登海种业是最大的玉米种子现代企业、德农种业为新兴的玉米种子企业,皆具代表性,故而在对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以他们为个案进行了例证分析。玉米种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促进玉米产量提高和面积扩大。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紧凑型玉米的持续培育并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体现了玉米品种发展对产量提高的贡献之巨。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最大产区,山东省是我国夏玉米最大产区。故本文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对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吉林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发展对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作用。考察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突出：一是作为玉米种业自身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是内驱动力；二是作为国家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是指针,具导引作用；三是作为产业经济杠杆,市场需求乃是玉米种子产业的核心环节,具强大推动力。最后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纵观20世纪玉米种业的发展,它体现出自身运行的特点,有巨大成就,亦有问题与不足,无论得失成败,都对我们今天玉米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与借鉴。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强化种业科研,走创新之路；锐意体制改革,走产业集团化之路；加强种子品牌建设,走优质精品之路；严格市场监管,走依法治种之路；拓宽种子市场,走国际化之路。
刘清越[3]（2019）在《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筑设计行业的从业者开始了由传统工匠向近代建筑师的转变。本文以首都门户、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近代天津为切入点,选取近代时期在天津开展职业实践的中外建筑师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借助分类比较、信息数字化、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螺旋式职业化发展进程,总结了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职业化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建筑师职业化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影响,为我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当代建筑师职业发展提供参考。论文第2章分中西方两条主线,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体系的传承发展和西方近代职业建筑师的演进历程分别进行了梳理,是对中西方建筑师不同的职业起源和形成的概述。第3章从建筑思想、建筑技术、建筑教育和建设管理模式这四个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影响最大,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理清各自的发展阶段、转变内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下文进一步的分析、论述做好背景铺垫。第4章首先根据群体的来源和供职机构的不同,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进行分类。然后选取了其中八个最为典型的中外建筑设计开发机构,通过整理、归纳每个机构的运营模式、组织架构、业务类型、实践作品以及机构中所涉及的中外建筑师的生平经历,清晰地描绘出天津近代建筑师在职业实践中显现出的群体轮廓和个体形象。第5章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四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包括职业注册制度确立表现出的法制化特征,建筑师职责范围明确表现出的责任化特征,建筑师执业规范增强表现出的规范化特征,以及建筑师行业组织创立表现出的团体化特征。第6章总结了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以及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丁伟[4]（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袁振东[5]（2006）在《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文中指出现代化学在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完成其建制化历程,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中国学术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认识化学学科,但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在高等化学教育方面,官方所办的教育机构在总体上还处于次要地位,还不能与经费相对充足和稳定的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相比。在化学研究方面,除一些教会大学在进行在进行有限的化学研究外,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大都没有进行化学研究。至于专门的职业化化学研究机构,则主要有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范旭东等人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两处。在交流机制方面,作为化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化学共同体尚未形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相对统一使政府能够顾及科学事业的发展。随着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大力资助,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也迅速展开,至1937年抗战爆发,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从整体情况看,1927-1937年的十年（也称南京十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较为重要的十年。这十年的发展为其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此期间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历程,是中国现代化学史的重要课题。通过探讨化学学科在此期间的建制化,有助于我们认识南京十年中国科学建制化的进展,探讨学科发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本研究以高等化学教育、化学研究和中国化学会的发展为线索,依据翔实的史料,对1927-1937年间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高等化学教育取得了显着的成绩。首先,这一时期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建制数量大幅度增加。第二,相对于其他实用科学领域,高等化学教育领域为国家培养了较多的人才。从培养学生的层次看,部分大学已经能够培养硕士研究生,但大多数大学的化学教育终止于学士教育。第三,高等化学教育的质量从整体上得到提高,而且国立大学从总体上已经超过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成为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主流。第四,这一时期的大学化学教师,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他们大都潜心于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五,虽然国民政府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倾向于功利主义,但在科学教育上并没有限制纯粹科学的教育,因此,在化学教育领域,化学家与政府之间没有矛盾冲突。第六,大学化学课程的设置基本规范,教科书的中国化也有所进展。二、化学研究工作迅速兴起。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1）这一时期各大学的化学教员和研究机关的化学工作者大都具备了研究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国外从事研究的经历,并获得了高级学位。（2）国民政府对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资助使化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得以施展。（3）中国化学会的成立使中国有了全国统一的现代化学共同体,从而促进了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多数西方科学
傅勇[6]（2015）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安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大国外交关系中,中苏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苏关系其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同时期很多其它的大国关系——它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领导人关系和两国人民关系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大国关系基本属性之外,还兼有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等许多迥然相异的背景,在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主导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非常的曲折复杂,其“蜜月到冰冻期”的翻云覆雨、“同盟到敌手”的跌宕起伏、“同志加兄弟到势不两立”的罕见变化既令人咋舌惊叹,又让后来研究者深为着迷、深感兴趣。本文将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中苏关系大致分为“一边倒选择与互助同盟、同志加兄弟蜜月友好、分歧产生龃龉论战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段起自1949年3月即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初步提出对苏“一边倒”方针,至朝鲜战争爆发,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正式结盟。第二段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20大召开,中苏结盟后步入“蜜月期”,中国以苏为师,在发展模式选择了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机制,通过制订并实施“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国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和军事领域展开展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第三段从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报告出台,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公开论战结束。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经历分歧产生、努力弥合,龃龉不断、公开论战一系列剧烈变化,两国矛盾在1958年“中东危机”和“金门危机”、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和美苏“戴维营会议”等重大事情的台前幕后不断激化,至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双方开始公开论战,中苏双方同志加兄弟信任不在,同盟关系名存实亡,此后,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加独立自主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即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即“第二次结合”①的新道路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排斥了苏联的有益经验,“总路线”指引下的“左”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此后中国对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主探索一度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灾难性“卡夫丁峡谷”②阶段,直到1978年底,才走上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发展道路、强国之路——改革开放。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安徽区域的体现与影响,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在以苏为师过程中,有盲目“一边倒”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教训,但从宏观上看,总体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1958年的前期,中国学习苏联运动取得的成绩是主流——我们在认清部分失误甚至失败的同时,不能否定20世纪50年代苏联经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的进步作用,也不能否定20世纪50年代中苏人民间那一段友谊,不能否定两国友好时间,也不能否定在苏联帮助上,包括安徽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筚路蓝缕所取得的成绩。在政治方面：20世纪50年代,通过中苏友好和以苏为师,新中国在冷战的严峻环境下,巩固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1954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通过学习并移植苏联首创的脱离民法而独立成法的婚姻家庭法相关内容、条款,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推动了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社会进步。经济方面：20世纪50年代,基于总体友好的中苏关系,新中国通过全面学习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苏联式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0年间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前全面学苏的前8年,经济迅速恢复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到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时,“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50亿元,折合黄金五万万七千万两公上……（其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的投资占13%…..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工业总产值年均实际增长达到19.2%,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4.5%,”①。初步实现了落后农业国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工农业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全面快速发展时期,是一举改变中国数千年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辉煌时期。通过“156项工程”等援建项目实施,初步建立起了涵盖军工、煤炭、发电、钢铁、冶金、造船、机械、电子、通讯、建材、纺织、航空、运输、化工、石油和轻工等各行业的、一个大国应有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国家各个方面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谈及这一历史时期也认为：“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8年（即指：1949到1957年间的8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②,邓小平也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辉煌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搞得成功,很了不起!”③新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出现了社会大变迁、大转型,其影响惠及全体中国人,遍及整个国家方方面面。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同盟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安徽区域通过落实中苏友好时期确定援建的重点工程、专家指导、人员培训、技术援助及双边贸易等形式合作,安徽的工业、农业和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57年,安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顺利完成,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安徽遭遇了1954、1956年两次重大自然灾害。但在苏联多种形式和途径帮助之下,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芜湖造船厂、马鞍山钢铁厂、铜官山铜矿、蚌埠肉联厂、门台子烤烟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建成或恢复生产（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一节）；农业发展借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经验,在苏联帮助下进行佛子岭电站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铜官山（铜陵）等6所城市完成了规划和扩建（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到安徽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的1957年,安徽省社会总产值达到61.3亿元。“1953年至1957年,安徽工农业总产值由29.73亿元（按1950年不变价）增加到43.19亿元,增长42.2%。其中农业总产值由22.38亿元增长到28.19亿元,增长28.9%；工业总产值由7.43亿元增加到15.01亿元,增长110%。5年中,5年中,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5.2%；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6.8%。”①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加之轻工业自沿海内迁安徽,“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5亿元,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比例中上升到26.87%”②。但安徽省工农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仍是一枝独大,“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比例为：69.6：20.4：10”③。自1953年始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13.1亿元”④。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重工业在此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科教文化方面：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通过借鉴苏联教育经验,改造了旧中国教育制度和学校,建立起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受教育人口方面,1949年到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期间,“全国受教育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6%,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由不足5%增加到11.1%；同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也以8.04%的年平均速度递增”⑤,一五期间,“五年内,高等学校共招生56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112万人。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包括研究生）共27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共84万人。五年内,普通中学共招生875万人,小学共招生8800万人。群众办学、业余文化学习、扫盲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好人才和智力支持。20世纪50年代,近18000名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新中国也派出3800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农民赴苏学习,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新中国培训了大批教师、教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人才。“一五时期”,“参加过苏联各种形式培养、培训的教员总近1.9万人,约占中国高等学校教员总数的四分之一”⑦。这一时期,新中国学习苏联,亘古未有地在农村广泛建立起了卫生医疗体系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得到提高,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在35岁,20世纪50年代末则延长至57周岁。文化方面,据苏联研究人员统计“1949-1958年间,共有134个中国艺术团体访问了苏联,在苏联上演了102部中国影。有112个苏联团体访问了中国,（中国）有将近20亿人次观看了747部苏联电影”①。人才、科学、技术和文化对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全盘苏化的变革,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说,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学苏”和“以苏为师”是“无可选择的选择”②。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在特殊年代、由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必然之路,在特定时期内,产生过积极作用,这种办学格局、办学模式、教育教学等方面全面学苏改革使得新中国可以有效集中与配置各种资源,以一种直接有效的“短、平、快”方式培养大量国家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人才,支持了国家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20世纪50年代,安徽地区科教文卫事业也获得了较快发展,通过移植苏联教育模式,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制度；通过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电影等文化事业发展经验并引进优秀经典作品,基本满足了当时人民的文化需求；19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安徽人民还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爱国卫生运动,送走了“瘟神”,建起了基层医疗体系,促进了卫生事业发展；特别在高等教育领域,以东南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前身）、合肥矿业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前身）、安徽大学迁建合肥等重大事件为标志,安徽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建设的需要,省会合肥也逐步发展成为安徽省内乃至华东地区的文化中心、科教之城。以史为鉴,辩证地看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及在安徽区域的历史史事,其弊端和失误也不容回避：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滋生了集权主义和个人崇拜现象,阶级斗争也被错误地运用于党内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模式损害了轻重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和科学结构,也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集中、单一的科教文卫发展体制,违背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妨碍社会主义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长远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其中的高校院系调整等举措,也在今天显现了相当的消极作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①——“鉴往而知今是历史学研究的最大意义之所在”,了解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这段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回顾既往、总结得失,不仅有其历史学意义,而且对于目前中俄两国未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见微知着、睹始知终。”②——了解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安徽史事,在两国新的大国关系格局之下,探讨安徽地区在“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机制”合作框架下,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格局下的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相当意义与启示。
李燕[7]（2011）在《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科技史的发展是与包括农业科学家在内的主体活动紧密相联系的。金善宝是我国现代卓着的农业教育家和科学家,是20世纪研究中国小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从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及农业科技史,可以为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丰富研究内容、得到更多启示。金善宝1895年7月2日生于浙江诸暨。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1926年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农艺系。1930-1932年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作物育种学习和研究。1933年回国,曾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央大学、江南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院长,华东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等。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金善宝是这一代农业科学家代表,他的活动经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对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的成长过程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具有内在关联和规律性特征。金善宝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几十年,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农业科研人员。他为南京农业大学的发展发挥了特别的作用。金善宝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我国的小麦科学事业,他为我国的小麦育种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从云南小麦的发现和研究、中国小麦品种的分类和分布区域的研究、小麦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到小麦科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等,每前进一步,都树立了中国小麦科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和他的同事们撰写的小麦论着及其它文章,公开发表的已达百余篇（部）。在实践中,他亲自选育的小麦品种“中大2419”,在我国20多个省（市、区）推广,种植时间长达40年之久,推广面积最高年份达7000余万亩。由他主持研究、育成的春小麦品种“京红号”、“中字号”,曾在我国部分春麦区和黄淮冬麦区大量种植。金善宝率先在我国小麦杂交育种中采用异地加代的方法,“南繁北育”、“异地加代”后来成为我国作物育种中普遍采用的方法。金善宝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在农业科技政策、农业科技管理、农业科技普及与推广等方面有着自己深切的体会、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任中国农科院院长期间,为农科院科研条件的改善、为科技队伍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对全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积极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为国家制定、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科技政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做出了重要贡献。金善宝提倡并力行重视历史、立足现实的治学之道,开辟并推动了农业遗产研究、现代农学家研究等。金善宝灵活运用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科学研究方法,在长期的科技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农业科技价值、农业科技发展规律、科技创新及农科教相结合等思想观念,都是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宝藏。金善宝是中国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转型过程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一个世纪的生命中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随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金善宝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和早年丧父的磨难,炼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童真,培养了金善宝对自然的依赖和热爱的感情；他自幼热爱劳动,培养了他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精神；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强烈地激发了他的求知和改善农村状况的愿望；而勤奋学习得到的扎实基础知识和他对影响农作物生长的诸多因素的观察记录,则是他日后大展宏图的“本钱”；他始终有着对祖国执着的热爱之情,以平凡而高尚的工作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那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敦厚正直、朴实无华的品质,是我国农业科技人员永远学习的楷模。金善宝几十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为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也许,在你走过的路上,你所洒下的汗水和留下的足迹,就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成长的道路。”
任玲玲[8]（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广友[9]（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铁流,徐锦庚[10]（2012）在《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子苦涩的辉煌很多人还记得那个场面。1996年5月18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委员大会。这是20世纪中国民办高校的一次盛会。400多所民办高校齐聚一堂,场面宏大而热烈。翻出当年的合影,你也许能感受到这次大会的规模,并从中看到中国民办教育的希望。到了2002年,也就是这次会议后的第6个年头,短短几年的时间,当年的400多所民办高校,一路走过来,最后仅剩下40余所。齐齐哈尔职业学院（现更名为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勇安,就是当年这张照片中的一
二、前进中的河北农大图书馆——庆祝河北农大建校90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前进中的河北农大图书馆——庆祝河北农大建校9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条件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研究方法与手段 |
| 六、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传入—1962) |
| 第一节 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 |
| 一、玉米引进中国的途径探讨 |
| 二、玉米在中国的传播 |
| 三、玉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与改良 |
| 一、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 |
| 二、近代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改良创新 |
| 三、金皇后等标志性玉米品种的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农家种改良创新的科技特征 |
| 一、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
| 三、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 |
| 四、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 |
| 第二章 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 |
| 第一节 杂交玉米栽培技术演变 |
| 一、玉米栽培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主要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 |
| 一、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搜集过程 |
| 二、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分布 |
| 三、玉米抗病性改良与种质资源利用 |
| 四、中单2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种质创新理论及技术演变 |
| 一、"南繁"等异地培育理论的创立与推广 |
| 二、玉米杂种优势技术创新与利用 |
| 三、玉米推广体系的初创与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 |
| 第一节 紧凑型玉米品种变革的科技基础 |
| 一、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 |
| 二、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 |
| 第二节 紧凑型玉米的产生与利用 |
| 一、紧凑型玉米的产生 |
| 二、紧凑型玉米品种的效应 |
| 三、掖单13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紧凑型玉米栽培与管理技术 |
| 一、紧凑型玉米的栽培技术 |
| 二、紧凑型玉米的管理技术 |
| 三、紧凑型玉米选育栽培的问题与启示 |
| 第四章 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 |
| 第一节 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 |
| 一、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的转变 |
| 三、玉米品种评定与审(认)定的演变 |
| 四、玉米品种推广体系的推进与创新 |
| 第二节 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分析 |
| 一、玉米品种研发体系 |
| 二、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 |
| 三、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 |
| 四、玉米产业组织结构 |
| 五、玉米种业需求及风险控制状况 |
| 第三节 现代玉米种业公司个案分析—以登海、德农种业为例 |
| 一、登海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二、北京德农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影响与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玉米种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分析 |
| 一、促进玉米产量提高与面积扩大 |
| 二、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 |
| 三、改变了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 |
| 第二节 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的内驱动力 |
| 一、农家品种的评选及品种间杂交种的选育 |
| 二、玉米双交种的培育 |
| 三、玉米单杂交种的培育及其发展 |
| 四、玉米科学家的贡献 |
| 第三节 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推动 |
| 一、组织玉米育种攻关和改革管理措施 |
| 二、玉米种子工程 |
| 三、知识产权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 |
| 四、种子法颁布历程 |
| 第四节 市场因素—玉米消费需求的拉动 |
| 一、市场需求理论分析 |
| 二、玉米市场需求的态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3）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范围 |
| 1.5 概念界定 |
| 1.6 既有研究综述 |
| 1.6.1 天津近代建筑史研究 |
| 1.6.2 我国近代建筑师、建筑设计机构研究 |
| 1.6.3 我国近代建筑师执业状况研究 |
| 1.6.4 既有研究不足 |
| 1.7 研究方法 |
| 1.8 创新点 |
| 1.9 研究框架 |
| 第2章 中西建筑师的职业起源和形成 |
| 2.1 中国清朝以降工匠体系的传承 |
| 2.1.1 皇家工官制度 |
| 2.1.2 民间匠籍制度 |
| 2.2 西方近现代职业建筑师的发展 |
| 2.2.1 建筑师职业角色的演进 |
| 2.2.2 建筑师培养方式的转变 |
| 2.2.3 行业组织和职业注册制度的建立——以英国为例 |
| 2.3 小结 |
| 第3章 中国近代建筑师职业引入的社会背景 |
| 3.1 观念转变——近代建筑思想的更新 |
| 3.1.1 从消极避让到主动学习 |
| 3.1.2 从机械模仿到辩证思考 |
| 3.1.3 传统样式与现代风格的碰撞 |
| 3.2 技术支撑——近代建筑技术的升级 |
| 3.2.1 西方建筑技术的早期引入 |
| 3.2.2 西方建筑技术的全面接受 |
| 3.2.3 中西建筑技术的本土融合 |
| 3.3 人才培养——近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创建 |
| 3.3.1 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 |
| 3.3.2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制度的形成 |
| 3.3.3 天津近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4 制度确立——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形成 |
| 3.4.1 租界对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引入(1860-1902) |
| 3.4.2 华界对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探索(1902-1928) |
| 3.4.3 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确立(1928-1937) |
| 3.4.4 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发展(1937-1949) |
| 3.5 小结 |
| 第4章 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的构成和职业实践 |
| 4.1 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的构成 |
| 4.1.1 近代建筑师群体来源 |
| 4.1.2 近代建筑师群体供职机构 |
| 4.2 外国开发建设机构与建筑师在津的早期开拓 |
| 4.2.1 先农公司(工程部) |
| 4.2.2 义品公司(设计部)和沙德利工程司 |
| 4.3 中外建筑师在津的职业实践 |
| 4.3.1 “合伙经营型”建筑设计机构 |
| 4.3.2 “独立经营型”建筑设计机构 |
| 4.4 小结 |
| 第5章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的特征表现 |
| 5.1 法制化——建筑师的职业制度 |
| 5.1.1 民国时期的初步确立 |
| 5.1.2 日伪时期的短暂停滞 |
| 5.1.3 民国末期的快速发展 |
| 5.1.4 解放初期的过渡转换 |
| 5.2 责任化——建筑师的职责范围 |
| 5.2.1 项目协调 |
| 5.2.2 许可申请 |
| 5.2.3 施工监督 |
| 5.2.4 安全鉴定 |
| 5.3 规范化——建筑师的执业规范 |
| 5.3.1 收费标准 |
| 5.3.2 工作流程 |
| 5.3.3 工程文件 |
| 5.4 团体化——建筑师的行业组织 |
| 5.4.1 学术团体 |
| 5.4.2 同业公会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规律 |
| 6.1.1 阶段性的发展 |
| 6.1.2 多方面的转变 |
| 6.1.3 进程中的不足 |
| 6.2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对天津建筑设计行业的影响 |
| 6.2.1 促进了设计思想的多元发展 |
| 6.2.2 推动了建筑技术的长足进步 |
| 6.2.3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储备人才 |
| 6.2.4 提供了有借鉴性的管理制度 |
| 6.3 研究未尽事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部分 高等化学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 |
| 第一章 高等化学教育的发展概况，1927－1937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中国高等化学教育概述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高等教育法规与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实用科学的注重与化学人才的培养 |
| 第四节 1927-1937 年间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经费、设备及师资状况 |
| 第五节 大学化学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状况 |
| 第二章 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从京师大学堂化学门到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师资梯队的形成和水平的提高 |
| 第四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五节 学生培养工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从清华学堂开设化学课程到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筹建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师资队伍的壮大 |
| 第四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五节 学生培养状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创建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师资梯队的形成 |
| 第四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五节 学生培养状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私立燕京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私立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创立及其设备的扩充 |
| 第二节 师资梯队的形成 |
| 第三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四节 学生培养状况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现代化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
| 第六章 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1927－1937 |
| 第一节 1927 年后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研究成果的主要来源 |
| 第三节 各种研究机关的创建：专门的职业化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尝试与扩展 |
| 第四节 各种化学研究刊物的创办：化学研究成果交流媒体的产生 |
| 第五节 化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渐次开展 |
| 第六节 化学家的研究与国民政府的期望：在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之间 |
| 第七章 大学化学系研究工作概况，1927－1937 |
| 第一节 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化学研究工作 |
| 第二节 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研究工作 |
| 第三节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化学研究工作 |
| 第四节 私立燕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工作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1927－1937 年）：职业化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尝试 |
| 第一节 成立的动因及其筹备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研究梯队的形成和壮大 |
| 第四节 研究工作的进展和特点 |
| 小结 |
| 第九章 抗战前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 |
| 第一节 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沿革及组织 |
| 第二节 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及其研究工作 |
| 第三节 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及其化学研究工作 |
| 第四节 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中国现代化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
| 第十章 1932 年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中国现代化学共同体形成的标志 |
| 第一节 教育部召集化学讨论会的原因 |
| 第二节 化学讨论会的议程及成果 |
| 第三节 对与会人员的社会状况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化学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化学讨论会的影响 |
| 第十一章 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和壮大，1932-1937 |
| 第一节 中国化学会各机关的设立和完善 |
| 第二节 各分会的设立和会员的扩充 |
| 第三节 中国化学会的经费困境及会所的筹建与流产 |
| 第十二章 中国化学会的三种期刊，1933－1937 |
| 第一节 《中国化学会会志》（JournaloftheChineseChemicalSociety） |
| 第二节 《化学》（Chemistry） |
| 第三节 《化学通讯》（TheChemicalNewsReagent） |
| 第四节 中国化学会谋取刊物合作、提高稿件质量以确保本会刊物的中心地位 |
| 小结 |
| 第十三章 中国化学会第一至五届年会，1933－1937 |
| 第一节 中国化学会第一、二届年会：交流活动的初期尝试 |
| 第二节 中国化学会第三届年会：与其他学术团体合作交流的尝试 |
| 第三节 中国化学会第四届年会：基本成熟的合作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中国化学会第五届年会：筹备充分却草草收场的交流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安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与不足、方法及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 |
| 第一节 一边倒选择与互助同盟 |
| 一、“一边倒”选择 |
| 二、“同盟条约”签订 |
| 第二节 同志加兄弟蜜月友好 |
| 一、朝鲜战争深化同盟 |
| 二、赫鲁晓夫带入蜜月 |
| 第三节 分歧产生龃龉论战时期 |
| 一、分歧出现及其弥合 |
| 二、交流合作继续发展 |
| 三、龃龉发展公开论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对安徽区域经济建设的援助 |
| 第一节 援建和扩建工业项目 |
| 一、援建谢家集中央洗煤厂 |
| 二、扩建芜湖造船厂 |
| 三、重建马鞍山钢铁厂 |
| 四、建成铜官山铜矿 |
| 五、建设蚌埠肉联厂 |
| 第二节 帮助建设农田水利 |
| 一、农业学苏与治淮工程 |
| 二、帮助修建佛子岭水库 |
| 三、指导祁门茶厂建设生产 |
| 第三节 指导城市规划与建设 |
| 一、安徽六市扩建 |
| 二、合肥规划建设 |
| 三、安徽苏式建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安徽区域社会事业发展的援助 |
| 第一节 中苏友好群众团体与留学苏联 |
| 一、安徽省中苏友好协会 |
| 二、派遣人员留学苏联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事业关系 |
| 一、构建苏式科研体系和教育体系 |
| 二、建设样板高校、进行院系调整 |
| 三、安徽高校迁建合肥 |
| 四、工大学苏与批苏 |
| 第三节 文体卫等社会事业关系 |
| 一、文化事业交流与社会主义化运动 |
| 二、学苏建立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 |
| 三、医卫制度的苏联模式与交流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签订同盟条约：山盟虽在、海誓难成 |
| 二、系统的工业化：工业基础、一举奠定 |
| 三、鱼渔并授援华：农田水利、其利惠今 |
| 四、科教学苏改革：成败萧何、桔枳同生 |
| 附表 |
| 附表1：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年表及安徽区域相关大事年表 |
| 附表2：在安徽苏联专家简表 |
| 附表3: “156项工程” 104项非军事项目表® |
| 附表4：“156项工程”中第一批50个项目 |
| 附表5：“156项工程”17项建成煤炭工业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存在问题 |
| 第一章 金善宝生平及社会历史条件分析 |
| 第一节 金善宝生平及其主要活动经历 |
| 一、生平概述 |
| 二、主要活动经历 |
| 第二节 金善宝科技活动社会历史条件分析 |
| 一、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 |
| 二、农业生产实践的迫切需要 |
| 三、传统农业文化与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
| 第二章 金善宝与现代农业教育 |
| 第一节 金善宝现代农业教育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培育现代农业科技优秀人才 |
| 一、"科教兴国"理想的尝试 |
| 二、现代农业教育家的典范 |
| 三、建设现代农业科学家队伍 |
| 四、关爱年轻科研人员 |
| 第三节 金善宝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
| 一、在南京农学院的办学实践 |
| 二、南京农学院新校址选择 |
| 三、为"南农"复校所做的努力 |
| 第三章 金善宝与小麦科学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小麦品种资源科学研究 |
| 一、云南小麦的发现与研究 |
| 二、中国小麦品种分类及其分布区域的研究 |
| 第二节 中国小麦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
| 一、现代中国小麦育种回顾 |
| 二、"中大2419"等小麦良种的育成与推广 |
| 三、"中字麦"系列优质小麦新品种的育成与推广 |
| 四、南繁北育、异地加代小麦育种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小麦科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 |
| 一、《中国小麦栽培学》研究与编写出版 |
| 二、中国小麦品种系谱与品种志研究 |
| 三、小麦生态研究 |
| 四、小麦科学其它相关着作和理论研究 |
| 第四章 金善宝与农业科技政策和管理 |
| 第一节 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建议 |
| 一、农业科技政策的内涵和执行主体 |
| 二、强调农业科学研究的特殊地位 |
| 三、改善农业科研条件和落实科研人员政策 |
| 四、呼吁政府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
| 第二节 农业科技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
| 一、重视农业科技的管理研究 |
| 二、提倡农业科技协作研究 |
| 三、提议建立专业与区域农业科研中心 |
| 四、农业科研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
| 第三节 农业科技推广与普及 |
| 一、农业科技要直接面向农业生产 |
| 二、农业科技的推广体系建设 |
| 第五章 金善宝与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 |
| 第一节 金善宝对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与传承 |
| 一、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高度重视 |
| 二、中国小麦史研究 |
| 三、中国现代农学家研究 |
| 第二节 金善宝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设与发展 |
| 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立 |
| 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事业的发展 |
| 第六章 金善宝的科学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
| 一、理论联系实际 |
| 二、面向社会实践与科学问题确定科研选题 |
|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与科学实验 |
| 二、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 |
| 第七章 金善宝的现代农业科技思想 |
| 第一节 为农服务的农业科技价值思想 |
| 一、充分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 |
| 二、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根本作用 |
| 第二节 系统辩证的农业科技发展规律思想 |
| 一、农业科技发展受外部因素的制约 |
| 二、农业科技发展受内部因素的制约 |
| 三、农业科技知识的积累 |
| 第三节 科技创新思想 |
| 一、求真务实 |
| 二、开拓创新 |
| 三、开放学习 |
| 第四节 农科教结合的教育理念 |
| 一、农科教结合教育理念的形成 |
| 二、农科教结合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
| 第五节 中国农业哲学探索 |
| 一、农业科技史与农业哲学 |
| 二、《农业哲学基础》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
| 结语评价与启示 |
| 一、金善宝在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历史地位 |
| 二、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善宝年谱 |
| 附录二: 金善宝论文、论着、演讲文稿一览 |
| 附录三: 金善宝小麦科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 |
| 一、育成的小麦品种 |
| 二、育种资源与方法 |
| 三、小麦学术着作 |
| 四、学术荣誉和奖励 |
| 致谢 |
| 在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 |
（8）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
|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
| 第二节 为谁写作 |
|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
| 一、从孤儿到户主 |
| 二、记者生涯 |
| 第二节 作家梦 |
| 一、一张“作家证” |
| 二、从《红旗》到北京市文联 |
|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
| 一、主要作品集 |
|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 |
|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
| 二、创作公式 |
|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
|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
|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
|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
|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
|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
|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
| 一、主要内容 |
|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
|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
|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
|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
|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述 |
|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
|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
| 二、“文革”后的评论 |
|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
| 一、《金光大道》创作经过 |
|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
|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
|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
|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
|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
|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
|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外溢 |
|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
|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
|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
|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
| 二、“文革”后的评价 |
| 第六章 “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它创作 |
|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
|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
| 二、“文革”中两桩公案 |
|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
|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
| 二、《西沙儿女》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创作与修改 |
| 一、《百花川》的内容 |
|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
|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
| 一、浩然作品的评价 |
|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
|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况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
| 一、“文革”后的经历 |
| 二、“文艺绿化”工程 |
|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
|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
| 二、主要作品 |
|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
|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
|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
|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
| 附录1 打倒“四人帮”后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
|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
|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前进中的河北农大图书馆——庆祝河北农大建校9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前进中的河北农大图书馆——庆祝河北农大建校90周年[J]. 李佐辰.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993(01)
- [2]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D]. 杨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3]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D]. 刘清越. 天津大学, 2019(06)
- [4]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
- [5]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D]. 袁振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06(11)
- [6]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安徽研究[D]. 傅勇. 安徽大学, 2015(10)
- [7]金善宝与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研究[D]. 李燕.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8]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9]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10]中国民办教育调查[J]. 铁流,徐锦庚. 中国作家, 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