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使用《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赵明辉[1](2018)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中思想政治课程领域进行了五次课程改革,每一次课程改革必然伴随着教科书内容的变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政治学科理论、课程改革和课程观的变革等因素共同制约下,在新一轮核心素养导向的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来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40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变革历程,梳理40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发展脉络,归纳其成败得失,对其未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变革有重要借鉴价值。本研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确定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为呈现于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纸张之上的与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相关的概念、原理、技能、方法、价值观等理论部分,并包括为了证明这些概念、原理、技能、方法、价值观而选取的作为;论据的事例、插图、资料或解释说明的实证部分,以及为了学习任务和教科书空无内容,同时,确定从教科书内容选择、组织和呈现三个维度对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中的知识点、知识主题、教科书构件等的变化,梳理教科书内容的发展脉络。通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定位在“回归基础”上,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培养“人民”。在教科书内容选择上选取学科知识取向作为选择的标准,以“蒙太奇”式剪辑的方式进行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在教科书内容选择中遵循思想政治学科的逻辑;在教科书内容的组织上以学术中心取向组织思想政治学科知识,并采用垂直组织的形式组织内容,表现出学术性与结构性的统一的特点;受“圣经——结构”主义取向教材观的影响,本阶段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被认为是“教学的资源”,采用“独白”的方式来呈现教科书内容,表现出对知识、学生和生活的“遮蔽”。本阶段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突出思想政治学科的价值塑造功能,凸显清晰的学科知识发展脉络;同时,表现出教科书内容不适应学生发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弊端。深化改革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定位在“落实双基”上,其主要功能是为了传授“知识”。在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选取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经验取向作为选择的标准,以“插补”式混剪的方式进行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在选择内容的过程中不但遵循思想政治学科逻辑,同时探索生活逻辑;在教科书内容的组织上以学术中心和问题中心两种取向为主,在教科书内容的组织中,水平组织与垂直组织、垂直组织的各种组织形式在教科内容组织过程中均有使用,表现出突破思想政治学科知识的顺序性、探索知识、经验与活动的整合性的特点;受“结构——科学”主义取向教材观的影响,本阶段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被认为是“教学的工具”,采用“解释”的方式来呈现与表达教科书内容,表现出对知识、学生和生活之间关系的“理性化”思考。本阶段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不断拓宽其内容选择的广度,丰富其内容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其内容的呈现方式;但是,也表现出教科书内容难、繁、偏、旧,不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不适应全面素质教育的要求,不适应社会生活的新变化的弊端。二十一世纪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定位在“三维目标”上,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帮助“学习”。在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依然坚持学科知识取向,但同时更为重视“超越”社会生活经验取向,因此,教科书内容选择是“整合”知识、经验和活动的融合方式,教科书内容选择表现出遵循生活逻辑,探索心理逻辑的特点;教科书依据社会问题与学生兴趣和发展进行组织,采用垂直组织的形式,表现出以生活为中心重构思想政治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受“概念重构主义”取向教材观的影响,本阶段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被认为是“交流的工具”,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呈现与表达教科书内容,表现出对知识、学生和生活关系的“祛魅”。本阶段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继续拓宽其内容选择的广度,创新其内容的组织形式,规范其内容的呈现方式;然而,依据“生活逻辑”编写的教科书,在内容的组织上违背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不适应学生的学习心理发展过程。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分析,本研究进一步认为,未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其主要功能应该是为了促进“发展”。在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以综合的内容选择取向为指导,教科书内容选择继续整合知识、经验和活动内容,体系清晰的学科逻辑;在教科书内容的组织上以混合的内容组织取向为指导,重视知识、经验和活动内容的横向和纵向联结,体现学习的心理逻辑与知识的学科逻辑、认识的生活逻辑的统一;在教科书内容的呈现上,注重呈现方式的多样化,返魅知识与经验、活动的原貌。
方成智[2](2010)在《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载体,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教科书是从众多的文化知识里精选出来的文本,在知识准入教科书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因此,教科书又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七年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在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变革时期。新中国十七年的教育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变幻的运行轨迹。在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始终贯穿着制度化、正规化与政治化、革命化之间的对立、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促进学校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保证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的贯彻落实,国家是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在规整过程中碰到哪些困难?究竟有哪些力量在冲突和斗争?这些引导着本研究的展开。本研究采取系统分析和重点深入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采用时间与问题结合的方式安排结构框架,力求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知识与权力的视角,探讨新中国十七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充分关注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多方探寻国家是如何规整教科书的,反思其经验与教训,并就如何规整当前教科书提出了建议。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规整的缘起,第二章为规整的策略,第三章为规整中的博弈,第四章为规整的反思。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教科书规整的缘起。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新中国十七年国家对教科书进行规整的缘由。首先,教科书的规整是国家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任何一个新生的国家和政府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首先要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地位,培养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而这种认同则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对特定思想的灌输来完成。可以说,教科书是获取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渠道。其次,教科书规整也是教育及教科书自身发展的需求,只有通过规整才能使教科书摆脱建国初期的混乱无序状态,才能提高整个学校教育的质量。再次,教科书规整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然。随着我国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建立,教育领域概莫能外,政府明确地制定了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第二章分析了教科书规整的策略。新中国对教科书的规整是从借鉴、模仿开始的。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经验:延安经验、苏联经验、民国经验。三种经验各有千秋。延安经验来自老解放区,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战斗的痕迹,与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苏联经验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代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它植根的土壤、成长的文化氛围、国情背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民国经验源自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注重质量,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它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乃至斗争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是我们是无法回避的。理想的状态是吸收三者之长,为我所用。事实上,新中国十七年中,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求三者之间的均衡,可惜没有做到。第三章剖析了教科书规整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教科书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因此,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冲突和斗争。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新势力与代表资产阶级的旧遗留的博弈,二是本土经验与外来经验的博弈,三是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或者说革命派与代表传统教育的保守派之间的博弈。诚然,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但要适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推翻旧中国到治理新中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其所秉承的革命情怀和狭隘的边区政府管理经验,与要结束国家的贫弱状况、迅速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所要求的技术专长和平稳的行政管理很难兼容,所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风云变幻莫测、种种冲突不断。在对待教育问题上,在教科书的规整中也是如此。一会儿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会儿弘扬延安经验,开展群众运动;一会儿以健康的名义要求减负,一会儿以质量的名义强调“双基”教学。其实际在于中央行政干预过多、过度,无视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导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棋不定,客观上也使得教科书的规整动荡、曲折、艰难。第四章探讨教科书规整的反思。首先,总结了教科书规整的经验与教训。通过规整,逐步规范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形成了教科书管理的“国定制”,统一编制、统一出版,既保证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学校教育中的有效贯彻,又提高了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当然,规整也导致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垄断。这种垄断弊端在于:难以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不平衡状况;难以适应不同个性的学生的需求,不利于因材施教;没有竞争,不利于教科书的健康发展。其次,反思当前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在国家对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今天,教科书规整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措施有:第一,要严格审查教科书编写者的资质,确保教科书的品质。第二,不断完善教科书的审定工作。第三、努力规范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工作。总之,规整可以提高教科书的质量,规整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各方的无序竞争而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规整有助于遏制教育腐败。但规整不等于统一,规整本身不排斥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规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易春秋[3](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苏志明[4](2017)在《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国抗战期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但中共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得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局面,成绩斐然,培养了大量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干部与人才,对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本学位论文选取“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5)”为研究课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在中共教育史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二是就现有学术成果来看,有关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学位论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原因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等,并对抗日战争、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部分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建党至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逐步举办高等教育,为革命培养了不少干部和人才,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全国抗战期间,中共期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解决干部短缺及本领恐慌问题,以适应抗战需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以反对教条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鉴于此,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积极主张发展高等教育。第二章详细回顾了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兴办与发展情况。本章主要回顾了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陕北兴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马列学院等院校的酝酿与发展过程,回顾了整风运动发起后陕北改组的中共中央党校与成立的延安大学等院校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华北联合大学、江淮大学和雪枫军政大学等院校的基本情况。抗日根据地创建高等院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干部,为赢得抗日战争做准备。在一些院校的酝酿与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章对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教育方针与教育构成做了比较详细地梳理。理论联系实际是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基本教育方针。教学实践中呈现出的教学特点有领导干部授课,强化政治教育,采用少而精、重点讲授与启发教学的教学原则,勤俭办学等,这些教学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此外,本章对抗日根据地高等院校的课程与教材、教员与学员也进行了介绍。第四章对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简要评述。本论文认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成绩斐然,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培养了大量干部与人才,二是促进了抗日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是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确认识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学制短、院系设置简单、课程设置不系统、办学条件差等方面。第五章对抗日根据地高等院校的办学经验进行了较为详尽地阐述。这些经验包括高度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制定了与抗日战争相适应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紧紧围绕抗日办学、注重教员队伍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逐步完善教育制度等。
马云[5](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安江[6](2013)在《政治性与规制化:1949-1966年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以政治、历史、地理教科书内容为中心》文中认为建国后至文革前教科书内容体系的建设,从政治性和规制化这两个视角来观察,可谓历经波折。而波折的出现,是影响教科书体系建设的两大因素一一苏联模式和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个人意图互相作用的结果。从建国初到1956年,教科书体系师法苏联,其政治性和规制化逐渐达到一个高位平衡,但此后,毛泽东出于对教育政治性功用的急切需要和对教育规制化现状的深切不满,意图打破这一平衡,“教育革命”便是这一冲撞的体现。1961年至1963年,教科书体系在“教育革命”之后重回规制化的努力似见成效,但到1964年春,风向再变,教科书体系也随着整个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向“左”驱驰。
吕世虎[7](2009)在《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及其启示》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我国实施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课程研究空前繁荣。相对于一般课程理论研究而言,我国数学课程理论研究则处于刚起步阶段。数学课程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中国数学教育界在面对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问题时显得无奈,对于数学课程改革的争论也是凭借个人经验有感而发,缺少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指导,常常陷入循环圈中。事实上,新一轮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历次课程改革中都曾经出现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研究这些问题应当是建构中国数学课程理论的重要视角。本研究的论题“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属于“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领域。该研究对于揭示中国数学教育的特征,建构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理论,解决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法、比较法、文本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来进行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本文拟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史给予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对于这个问题,又分解为三个子问题: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是怎样的?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具有哪些特点?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史对当今的数学课程改革有哪些启示?对于这三个子问题回答即是本研究的结论。本研究以数学教学大纲(数学课程标准)和数学教材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将中国当代数学课程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选择数学课程发展道路时期(1949—1957),探索中国数学课程体系时期(1958—1991),建立中国数学课程体系时期(1992—2000)。对每个阶段,从背景、事件及其影响三个方面梳理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当代(1949—2000年)代表性的数学教学大纲、主要的数学教材进行纵向比较,从课程目标(教学目标)、课程内容、课程选择性、课程编排方式等方面,梳理总结出这一时期数学课程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中学数学课程目标体系由只有一般目标发展成为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相结合的目标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多方面、多层次,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比较完善的目标结构体系。对目标的陈述方式也经历了由抽象、模糊到具体、明确、可操作的过程;中学数学课程的知识领域和知识单元的数量呈“正弦曲线”变化态势;中学数学课程的选择性经历了由“一纲一本→多纲多本→一纲一本→多纲多本”的循环式发展;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整体编排方式经历了由“分科→混合→分科→混合”的循环性发展。平面几何受苏联几何内容处理方式的影响,采用论证几何体系,并成为50年中几何内容处理方式的主流。代数内容在各个时期都采用“数→式→方程→函数”的处理方式,也出现过采用“数→方程→式→函数”的处理方式。在上述基础上,对我国当今数学课程改革提出了如下建议:数学课程目标的表述应当继承重视“结果”的传统,“结果”目标与“过程”目标并重;数学课程目标的表述应当具体明确,将学段目标、年级目标、知识领域目标、知识单元目标、知识点目标结合起来;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数学课程内容的处理应恰当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应与学生接受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相适应;数学课程的选择性,应关注地区差异,分类设置课程,编写区域化教科书,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数学课程内容的综合化要以主线统领,各知识领域内容相对集中,不宜太分散;几何内容编排应兼顾传统,采用实验几何与论证几何结合的方式为宜。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是:以教学大纲、教材为线索,系统梳理了我国当代数学课程发展的历史,补正了已有研究中的一些缺漏;通过对教学大纲、教材的定量和定性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特点;以史为鉴,对我国当今数学课程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建议。但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史料(特别是教材)的收集不全面,对教材的特点研究不够。一些结论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提炼。
李敬德[8](1990)在《使用《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中研究指明 北师大、人教社合编的高中《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是今年2月出版的。当时,我们修订教材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和国家教委去年12月召开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审查会议的精神。具体地说,是这样两条:一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二是面向现实,讲求实效,也就是要使修订后的教材更接近社会,接近生活,接近青年。在教材修订过程中,我们努力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并认真研究了教材审查小组对本教材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广泛收集并仔细分析了各地师生在第一版教材使用中提出的意见。
易图强[9](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说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石玉[10](2013)在《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根据地将党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教科书当中,以此传播共产主义理想,启迪千百万民众。全文从教科书编撰“历史语境”“基本情况”“文本特征”三个层次考察根据地教科书。以教科书在以上三层次的特点为依据划分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发展阶段,并在每个发展阶段中结合案例分层次展开论证。研究分析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在历史语境中的发展与变迁、功能与影响。全文分七个部分:“导论”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设计,梳理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教科书两方面的已有研究。该部分重点介绍论文的研究起点、研究思路以及整体架构。“第一章”讨论中央苏区时期的教科书(1927-1937)。中央苏区时期极其不稳定的教育局面是教科书编撰的背景。这导致教科书编撰未走向常规化的轨道,成套的学科教科书较少,以读物、常识、识字、游艺等类型为主。在文本特征方面体现出了极大的原创性。具体有主题选材和结构体例单一、叙述风格成人化的鲜明特征。“第二章”讨论抗日战争初期的教科书(1937-1942)。抗日战争初期确立教育全面为抗日服务,以及迅速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是教科书的编撰背景。虽然有严重的课本缺乏问题,但也促使教科书编撰走向正规化。教科书在主题选材上上突破了政治和生活的单一主题,大量加入学科知识,在编撰形式上引入了教学设计。“第三章”讨论抗日战争后期的教科书(1942-1946)。抗日战争后期确立了教育应与“实际”结合的基本方针,停止了教育正规化的建设。这一时期,教科书缺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编出了系统的以“学科混编”为主的教科书。教科书在内容主题上删除了“城市”,选材彻底本土化,在编撰形式上去除“儿童化”等形式,强调本土特征。“第四章”讨论解放战争时期的教科书(1946-1949)。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为进入城市服务,建立正规化的教育被再次提出。该时期编出以“学科分编”为主的教科书。教科书内容主题上突破本土化特征,增加了“城市”题材,在编撰形式上强调学科规律。“第五章”讨论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典型特征。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政治面向和农村面向两大典型;教科书的政治面向体现出根据地教科书在不同时期宣传党的政策和党的领导人,服从战争的需要的特点;教科书的农村面向体现出教科书重视农村生产知识和农村常识的特点。“余论”揭示根据地教科书在根据地社会中产生的政治鼓动作用以及对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塑形作用。
二、使用《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使用《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四十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
(一)研究设计 |
(二)研究方法 |
三、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
(二)知识社会学基础 |
(三)学习心理学基础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一、概念界定 |
(一)教科书 |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教科书及社会科教科书文献综述 |
(二)国内教科书及中学思想政治教科书文献综述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 |
一、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概况 |
(一)拨乱反正: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时代背景 |
(二)重视双基: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课程改革背景 |
(三)回归基础: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的内容定位 |
二、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选择 |
(一)学科知识: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基本取向 |
(二)“蒙太奇”式剪辑: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方式 |
(三)遵循学科逻辑: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特点 |
三、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组织 |
(一)学术中心: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基本取向 |
(二)垂直组织: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形式 |
(三)学术性与结构性统一: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特点 |
四、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呈现 |
(一)教学的资源:“圣经——结构”主义取向教材观的影响 |
(二)独白: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呈现的方式 |
(三)遮蔽: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的内容呈现的特点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深化改革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 |
一、深化改革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概况 |
(一)深化改革: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时代背景 |
(二)素质教育: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课程改革背景 |
(三)落实双基: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的内容定位 |
二、深化改革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选择 |
(一)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经验: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基本取向 |
(二)“插补”式混剪: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方式 |
(三)遵循学科逻辑、探索生活逻辑: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特点 |
三、深化改革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组织 |
(一)学术中心与社会问题: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基本取向 |
(二)茧式多元: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形式 |
(三)突破顺序性,探索整合性: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特点 |
四、深化改革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呈现 |
(一)教学的工具:“结构——科学”主义取向教材观的影响 |
(二)解释: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呈现的方式 |
(三)理性化: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呈现的特点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二十一世纪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 |
一、二十一世纪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概况 |
(一)改革发展加速期: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时代背景 |
(二)全面素质教育: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课程改革背景 |
(三)三维目标: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的内容定位 |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选择 |
(一)学科知识与“超越”社会生活经验: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基本取向 |
(二)“整合”式融合: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方式 |
(三)遵循生活逻辑,探索心理逻辑: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特点 |
三、二十一纪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组织 |
(一)社会问题与学生兴趣和发展: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基本取向 |
(二)垂直组织: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形式 |
(三)以生活为中心重构知识体系: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特点 |
四、二十一纪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呈现 |
(一)交流的工具:“概念重构主义”教材观的影响 |
(二)对话: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呈现的方式 |
(三)祛魅: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呈现的特点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影响因素 |
一、改革开放40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外在因素 |
(一)经济因素对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影响 |
(二)政治因素对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影响 |
(三)文化因素对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影响 |
二、改革开放40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内在因素 |
(一)思想理论研究的发展对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影响 |
(二)课程改革与课程观变革对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影响 |
第六章 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发展趋势 |
一、融合:未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的价值取向 |
(一)斗争:当代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价值取向的博弈 |
(二)融合:未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价值取向的追求 |
二、发展:未来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的追求 |
(一)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选择的质量 |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组织的质量 |
(三)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呈现的质量 |
结论 |
(一)基础研究的主要结论 |
(二)核心研究的主要结论 |
(三)拓展研究的主要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2)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及研究的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五、研究的思路与拟解决的问题 |
六、采用的研究方法 |
七、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规整的缘起:新中国新秩序新教育 |
第一节 规整教科书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一、教科书: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 |
二、教科书: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 |
三、教科书: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 |
第二节 规整教科书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
一、建国初期教育的落后状况 |
二、建国初期教科书的混乱与无序状态 |
第三节 规整教科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使然 |
一、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 |
二、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方针的确定 |
第二章 规整的策略:从模仿借鉴到自主探索 |
第一节 借助统一的名义来规整 |
一、统一的前提与基础 |
二、统一的具体措施 |
三、统一过程中的特点 |
第二节 仿效苏联的模式规整 |
一、学习苏联浪潮的兴起 |
二、效法苏联的方式方法 |
三、照搬苏联的后果 |
第三节 借鉴延安的经验规整 |
一、延安经验回归的背景 |
二、借鉴延安的具体做法 |
三、规整的特色 |
第四节 以质量的名义规整 |
一、注重质量的缘由 |
二、提高质量的路径 |
三、规整的效果 |
第三章 规整中的博弈:各种力量的角逐 |
第一节 除旧布新,新中国教育与旧教育遗留的博弈 |
一、学制变革中的反反复复 |
二、课程设置及教科书内容选择中的"兴无灭资" |
第二节 延安经验、民国经验与苏联经验的相互冲突 |
一、延安经验、民国经验、苏联经验简析 |
二、本土经验与苏联经验的碰撞 |
三、延安经验与民国经验的冲突 |
第三节 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与正规教育模式的斗争 |
一、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与正规教育模式简析 |
二、毛泽东教育模式的特点 |
三、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与正规教育模式的较量 |
第四章 规整的反思:经验、教训及启示 |
第一节 教科书规整的经验 |
一、有利于国民共同价值观的树立 |
二、形成了优秀的编辑团队,提高了教科书质量 |
三、规范了教科书市场,利国利民 |
第二节 教科书规整的教训 |
一、导致了教科书的垄断 |
二、强调"政治挂帅",忽视人性需求 |
三、规整依据的不确定,导致规整的动荡 |
第三节 当前教科书规整的启示 |
一、规整不等于垄断 |
二、规整重在制度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3)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论文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学术创新 |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10月~1952 年底) |
一、新中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 |
二、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三、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发挥党、团组织和少先队、学生联合会等的作用 |
小结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 |
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
二、学习苏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三、时事政策教育 |
四、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
小结 |
第三章 “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二、“左”倾政治运动的强大冲击 |
三、政治课与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径展开 |
小结 |
第四章 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整 |
二、调整中的波折 |
三、政治课的调整及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
小结 |
第五章 “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年初~1966 年5 月) |
一、“反修防修”席卷中学教育领域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三、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
四、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小结 |
结语 |
一、历史评价 |
二、几点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原因及意义 |
(一) 选题原因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抗日战争 |
(二) 抗日根据地 |
(三) 高等教育 |
三、研究现状 |
(一) 研究内容 |
(二) 主要成果 |
(三) 存在的不足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三) 系统研究法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一) 创新点 |
(二) 难点 |
第一章 抗日根据地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 |
第一节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创办教育的基本情况 |
一、通过教育培养干部与人才 |
二、发展教育的作用与经验 |
第二节 适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 |
一、肩负领导抗战使命 |
二、解决干部短缺及本领恐慌问题 |
三、提高文化水平 |
四、坚持持久抗战 |
第三节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认识 |
二、反对教条主义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建设核心内容 |
第四节 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需要 |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提出 |
二、推进新文化的建设 |
第二章 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兴办与发展 |
第一节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陕北的高等院校 |
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
二、陕北公学 |
三、鲁迅艺术文学院 |
四、延安自然科学院 |
五、中国女子大学 |
六、中国医科大学 |
七、马列学院 |
八、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 |
九、八路军军政学院 |
第二节 整风运动后陕北高等院校的改组 |
一、中共中央党校 |
二、延安大学 |
第三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高等院校 |
一、华北联合大学 |
二、江淮大学 |
三、雪枫军政大学 |
四、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 |
五、抗战建国学院 |
六、晋西北抗战学院 |
第三章 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教育方针与教育构成 |
第一节 教育方针 |
一、理论联系实际 |
二、为抗战救国服务 |
第二节 课程与教材 |
一、课程 |
二、教材 |
第三节 教员与学员 |
一、教员 |
二、学员 |
第四节 教学特点 |
一、领导干部授课 |
二、强化政治教育 |
三、采用少而精、重点讲授与启发教学的教学原则 |
四、勤俭办学 |
五、干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中心环节 |
第四章 对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评价 |
第一节 主要成绩 |
一、培养了大量干部与人才 |
二、促进了抗日斗争与根据地建设 |
三、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提供了基础 |
第二节 局限性 |
一、学制短 |
二、院系设置简单 |
三、课程设置不系统 |
四、办学条件差 |
第五章 抗日根据地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 |
第一节 高度重视发展高等教育 |
一、中央部署 |
二、领导干部论述 |
三、参与具体事务工作 |
第二节 围绕抗战办教育 |
一、制定了与抗日战争相适应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
二、紧紧围绕抗日办学 |
第三节 注重教员队伍建设 |
一、多方聘用教员 |
二、生活上关心照顾教员 |
参考文献 |
(5)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一 农村 |
二 扫盲教育 |
三 社会控制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一 集中学习 |
二 分散学习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政治性与规制化:1949-1966年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以政治、历史、地理教科书内容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既往研究综述 |
第二节 本文思路架构 |
第—章 择旧布新——教科书规制化的初建(1949—1952) |
第一节 溯源:根据地时期教科书略述 |
第二节 疏浚:教科书出版发行体制的整合 |
第三节 学习:苏式规制化的初建 |
第四节 承继:政治教科书的选用 |
第五节 改造:唯物史观下的历史教科书 |
第二章 以俄为师——教科书规制化与政治性的并进(1953—1956) |
第一节 “好学生”:教科书“以俄为师”的全面铺开 |
第二节 强化的“政治”与弱化的学科:政治教科书的边缘化 |
第三节 旧世界的工笔画:历史教科书的全面规制化 |
第四节 新世界的蓝图:仿效苏联的地理教科书 |
第三章 政治挂帅——“教育革命”旗帜下的教科书(1957—1960) |
第一节 “揭了盖子”:对经验的反思还是对秩序的打破 |
第二节 重生:政治课的重建与“社会主义教育”课的设立 |
第三节 “厚今薄古”:历史教科书的“因时而变” |
第四节 精简:去规制化的地理教科书 |
第四章 重回“正轨”还是向“左”踏步——“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教科书(1961—1966) |
第一节 再度规制化的幻觉:十二年制教科书的遭际 |
第二节 直坠低点:历史教科书的重建与精简 |
第三节 向“左”前行:政治教科书的修订与变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引论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一) 数学教育学科建设的需要 |
(二) 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
(三) 中国数学教育走向世界的需要 |
二、有关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一) 当代 |
(二) 中学 |
(三) 数学课程 |
三、研究问题的表述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一、文献收集的基本思路 |
二、收集到的主要文献及其述评 |
(一) 中国官方的课程文件 |
(二) 中学数学教材 |
(三) 数学课程研究的文献 |
三、文献述评的总结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过程 |
一、研究方法 |
(一) 历史研究法 |
(二) 文献法 |
(三) 比较法 |
(四) 文本分析法 |
(五) 访谈法 |
二、研究过程 |
三、论文的结构 |
第四章 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 |
一、中国近现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简要回顾 |
(一) 学习外国数学课程时期(1862—1928) |
(二) 探索本土化数学课程时期(1929—1949) |
二、选择数学课程发展道路时期(1949—1957) |
(一) 继承和改造原有中学数学课程时期(1949—1951) |
(二) 全面学习苏联数学课程时期(1952—1957) |
三、探索中国数学课程体系时期(1958—1991) |
(一) 探索和尝试建立中国数学课程体系时期(1958—1965) |
(二) 数学课程发展遭遇挫折时期(1966—1976) |
(三) 继续探索中国数学课程体系时期(1977—1991) |
四、建立中国数学课程体系时期(1992—2000) |
(一) 制定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编写"六·三"、"五·四"制初级中学数学实验教科书 |
(二) 制定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编写普通高级中学数学实验教科书 |
第五章 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特点 |
一、从课程目标看数学课程发展的特点 |
(一) 课程目标体系发展的特点 |
(二) 课程目标内容发展的特点 |
(三) 结论 |
二、从课程内容看数学课程发展的特点 |
(一) 中学数学课程中知识领域变化的特点 |
(二) 中学数学课程中知识单元变化的特点 |
(三) 结论 |
三、从课程选择性看数学课程发展的特点 |
(一) 从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层面看数学课程选择性的特点 |
(二) 从教科书层面看数学课程选择性的特点 |
(三) 结论 |
四、从课程编排方式看数学课程发展的特点 |
(一) 从宏观层面看数学课程内容编排方式的特点 |
(二) 从微观层面看数学课程内容编排方式的特点 |
(三) 结论 |
第六章 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史对当今数学课程改革的启示 |
一、中学数学课程目标的发展变化对当今数学课程改革的启示 |
(一) 课程目标的表述应继承重视"结果"的传统,"结果"目标与"过程"目标并重 |
(二) 课程目标的表述应具体明确,将学段目标、年级目标、知识领域目标、知识单元目标、知识点目标结合起来 |
二、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发展变化对当今数学课程改革的启示 |
(一) 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
(二) 数学课程内容的处理应恰当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
(三) 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应与学生接受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相适应 |
三、中学数学课程选择性的发展变化对当今数学课程改革的启示 |
(一) 应关注地区差异,分类设置课程,编写区域化教科书 |
(二) 数学课程的选择性应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
四、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编排方式的发展变化对当今数学课程改革的启示 |
(一) 数学课程的综合化要以主线统领,各知识领域内容相对集中,不宜太分散 |
(二) 几何内容编排应兼顾传统,采用实验几何与论证几何结合的方式为宜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畅销书"概说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一、传播者比较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四、受众比较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研究缘起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教科书的相关研究 |
二、关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的研究 |
三、中国革命根据地课本的相关研究 |
四、国外关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央苏区时期的教科书(1927-1937) |
第一节 教科书的编撰背景 |
一、建立中央苏区教育制度 |
二、教育以宣传党的政治文化为目的 |
第二节 教科书的编撰概况 |
一、建立根据地教科书编审制度 |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新编教科书 |
三、中央苏区时期禁用的几种教科书 |
第三节 教科书的文本特征 |
一、教科书内容主题单一化 |
二、教科书编撰形式单 |
第二章 抗日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1937 年——1942 年) |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编撰背景 |
一、教育全面为抗日战争服务 |
二、迅速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 |
第二节 教科书的编撰概况 |
一、“课本荒”现象 |
二、几种主要的教科书 |
第三节 教科书的文本特征 |
一、教科书内容主题突破单一化 |
二、教科书编撰形式引入教学设计 |
第三章 抗日战争后期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1942-1946 年) |
第一节 教科书的编撰背景 |
一、教育与党的“政治文化”结合 |
二、教育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结合 |
第二节 教科书的编撰概况 |
一、初级小学国语和常识教科书 |
二、高级小学历史和地理教科书 |
三、其他学科教科书 |
第三节 教科书的文本特征 |
一、教科书内容主题本土化 |
二、教科书编撰形式强调本土特征 |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1946-1949) |
第一节 教科书的编撰背景 |
一、教育为进入城市服务 |
二、再次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 |
第二节 教科书的编撰概况 |
一、小学教科书 |
二、中学各科教科书 |
三、禁止使用的教科书 |
第三节 教科书的文本特征 |
一、教科书内容主题突破本土化 |
二、教科书编撰形式强调学科规律 |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面向特征 |
一、教科书政治面向特征一:宣传党的政策 |
二、教科书政治面向特征二:宣传党的领导人 |
三、教科书政治面向特征三:服从战争的需要 |
第二节 根据地教科书的农村面向特征 |
一、教科书农村面向特征一:重视农村生产知识 |
二、教科书农村面向特征一:重视农村生活常识 |
余论: 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之影响 |
一、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功效 |
二、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塑形作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四、使用《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四十年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内容变革研究[D]. 赵明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1)
- [2]艰难的规整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D]. 方成智.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8)
- [3]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4]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5)[D]. 苏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6]政治性与规制化:1949-1966年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以政治、历史、地理教科书内容为中心[D]. 安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5)
- [7]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及其启示[D]. 吕世虎.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
- [8]使用《政治常识》(试用本)第二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 李敬德. 思想政治课教学, 1990(01)
- [9]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10]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D]. 石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