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涵义（论文文献综述）
刘燕妮[1]（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鞠丽华[2]（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张明军[3]（2015）在《领导与执政:依法治国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领导是组织或群体中的一些成员运用所拥有的权力影响其他成员的过程。领导的本质是影响,领导与是否运用国家公共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具有强制性。执政是政党或个人获取国家政权,通过合法程序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政治过程。执政的本质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掌控和运用,执政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具有强制性。由于我国宪法只对党的领导地位进行了确立,而未对执政地位及执政行为予以确立和规制,因此,在现实中衍生了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危机、党政不分之下的权力高度集中、党的意志与具体法律的内在张力等问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在理念上确立区别领导与执政两个概念的价值与意义,立法上科学定位和确立领导与执政行为的文本表达,理论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依法领导和依法执政理论,实践中培育和固化领导与执政的行为文化。才能使领导与执政回归各自本义,从而积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不断向深度迈进。
葛海彦[4]（2005）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文中提出党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必须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只有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才能切实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党必须在执政实践中始终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实行依法执政,是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最佳形式,是党实现科学执政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执政规律。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与现实,分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状分析、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四章,对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着重探讨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分析、明确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和现代政党执政的主要模式。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试图掌握、领导和影响国家权力,并力图借助和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政党执政就是政党通过一定途径获取国家权力后,以执政党的身份掌握并运用国家权力,实施其领导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利益、造福民众的活动总和。执政方式是执政党执政活动的形式体现。本章分析总结了执政方式的基本要素,指出执政方式实质是执政阶级、阶层和集团借助国家权力实现其利益的形式体现。论文认为,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授权原则、权力控制原则、权力运用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制规范原则。本章最后概括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第二章着重考察党的执政方式历史,从中分析总结党的执政方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分建国前、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考察了党的执政方式历史,指出党的执政方式总是和党的中心任务联系在一起。论文着力阐明,革命时期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所形成的执政方式,主要是为完成党在革命时期的任务服务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建国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党的执政方式也应发生相应改变。但长期以来党仍主要沿用革命时期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从而给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论文对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五个方面概括,总结了新时期改进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经验。
贾小明[5]（2003）在《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大变局：苏共，作为一个领导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党，执政74年后悄然丧失执政地位：我们党，也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经历了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能够长治久安吗?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吗?长治久安，长期执政，靠什么?历史，就这样把执政合法性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维护为基本内容，以苏共和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为依据，展开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研究。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要论述合法性理论的源流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合法性理论在西方源远流长。对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现象的关注给合法性理论研究以新的推动。合法性理论内容丰富，文中把它概括为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和合法性维护四个基本方面，并就每一方面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在于，唯物史观主要着眼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而合法性理论主要着眼于社会形态内政权的治乱兴衰。论文在肯定西方合法性理论的积极成果的同时，提出了它的局限性。研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观点和国家观点。 第二章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进行了分析。合法性基础就是合法性来源，主要是指决定人们政治态度的基本因素。论文在分析各种关于合法性基础的说法之后，把合法性基础概括为意识形态基础、民主法治基础和经济绩效基础三个基本方面。本文从权力授受关系和利益代表关系两方面分析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人民当家作主选择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执政必须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选择共产党为自己的利益代表，共产党执政必须代表人民利益。权力授受关系决定利益代表关系。本章最后以利益为核心，提出合法性基础支撑合法性的作用机制，即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理念，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执政实践，最后落实到实现人民利益。实现人民利益是归宿，是作用机制的关键所在。 第三章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探讨。本章首先在考察国内外合法性理论关于合法性危机解释的基础上，界定合法性危机是：合法性处于下降或流失状态，是指社会大众对政治系统信念动摇、支持度下降而导致政治秩序紧张、冲突。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就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和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能力下降，以至构成对执政地位的严重挑战。<WP=3>在对共产党合法性危机的类型、特征进行分析后，重点分析了合法性危机根源。文中首先对合法性危机根源本身的涵义作了分析，提出分析合法性危机要从利益关系而不是从经济发展评判。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发展≠合法性。文中提出政策性危机、腐败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操纵性危机四种主要危机根源。 第四章从合法性角度分析苏共失败教训。本章基于对合法性危机及其判断标准的理解，认为苏共执政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的危机就是苏共遇到的最初的合法性危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苏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演进过程。苏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总特点，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走了极端，如指导思想上从教条僵化危机到公开性民主化危机，民主问题上的集权专制危机到极端民主化危机等等。苏共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教训主要是：必须以人民拥护为根本取向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从机制上解决密切联系群众问题；执政党要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威，正确处理民主与党的领导、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关系；执政党必须保持团结统一，特别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五章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加强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进行了分析，并从中总结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性。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人民选择性，而不是有的人所认为的暴力结果和强加。本章在分析我们党维护、加强执政合法性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执政规律的探讨。文中首先提出执政规律的分析模型和路径，在此基础上得出：共产党执政规律在内容上是与时俱进、执政为民和执政绩效的统一；在规律实现条件即功能输出上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在主体条件上必须保持先进性：在执政状况的评价反馈上就是执政合法性。 第六章探讨了新世纪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思路。文中首先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合法性状况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并正在不断增强。由于执政长期化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党在前进中也存在潜在执政合法性危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总的思路是：与时俱进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坚持党的先进性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主体条件：坚持执政为民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价值基础：推进依法治国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体制条件。发展是产生危机也是克服危机的过程，必须用
庞达[6]（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认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申坤[7]（2013）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一。中国人大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显赫地位，以及其本身发展的曲折性和紧迫性，奠定人大制度研究在制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大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与制度实际运行中的缺乏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实际空间与宪法中规定的制度空间不符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人大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此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本文试图以人大制度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以过程研究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回答导致人大制度制度空间与实际空间不相符合的根本原因。本研究不拘于宏观的制度与政体的研究，也不困于微观的制度规则的演变，而是从中观层面从制度本身出发，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种角色来观察制度与情境、理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情境、理念、行为和制度本身四个变量作为制度纵向变迁过程和中西代议制度横向比较的四个维度，从而解读、确认和探索人大制度空间的演变问题。本文由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问题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核心假设、研究的逻辑与框架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最后提出本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和方向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大制度的内涵，它既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又是根本政治制度，从制度的内涵出发，人大制度的含义至少包括三个内容：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其次，介绍了人大制度的发展历程，按时间宏观上划分为人大制度的生成（1954以前到1954年），人大制度的调适（1954-1976），人大制度的发展（1976-至今）三个阶段。其中在人大制度的调适阶段包括四个时期，分别是：1954-1957年人大制度的初步探索、1957-1966年人大制度的曲折发展、1966-1976人大制度的严重践踏、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大制度根基尚存。第三章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本章主要以纵向历史研究和动态分析为主，剖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各种变量与人大制度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制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首先，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国家的构建，奠定新政权的合法性的国内外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巩固发展后又陷入瘫痪，这是与当时高度的政治动员下的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人大制度历经挫折实现恢复发展则有赖于改革开放基础上经济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的形成。其次，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和代议制思想分不开的，而人大制度异变是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教条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实现发展和成长则是与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相伴而行。第三，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人大制度的生成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民主道路的实践性产物；同时，它又是新观念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自上而下设计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因此，人大制度的最初设计离不开毛泽东对人大制度的构思和中国革命实践。但人大制度的异变也与领袖权威勃发膨胀密切联系，客观上导致制度自主性的缺失，最终人大制度的恢复发展依然依赖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党和领导党、执政党角色的认识和转变。最后，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人大制度与政党的关系，以及人大制度的权威性和组织活动原则一定程度上存在自上而下设计的成分，但必须清楚的看到，在学习效应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由来已久的，早有积淀的。第四章是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从横向类比的角度看西方议会制度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异同，比较点的选择依然是与制度密切相关的四个变量：制度-情境、制度-理念、制度-行为、制度本身。首先，社会情境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对古代民主制度的传承；其次，思想理念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以“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紧密联系。第三，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主要是表现在代表或议员的选举制度和代议机关与政党关系的不同。最后，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主要体现在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的不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无分权有分工、设有常设权力机构、拥有根本权力，而西方议会制度是分权制衡、议会党团、只拥有立法权的代议制度。第五章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理论反思及前景展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政党、民主与法治三个角色相互倚仗、有效协调，实现党的权力、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或民主政治理论的关键问题就是解决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它并不是象西方学说形容的那样完全“僵硬”的体制，而是一套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持续变迁，并根据环境变迁来调整自身形式的富有弹性和发展空间的制度形式。人大制度必以其四大权力构架为基础，实现自身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的完善和创新，人大制度的实际空间与制度空间渐趋一致的过程，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助动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第六章结语。中国人大制度不仅是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线索，而且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平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大国治理的制度载体，它的成长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轨迹，当前的中国转型社会下的“善治”更需要人大制度成为名符其实的“善制”。
于瑶[8]（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熊辉[9]（2005）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文中提出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法治时代的必然要求,也为党的建设指引了新的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依法执政的意义、目标和途径及实现条件。即要做到依法执政,必须做到三个“依法”。即要做到依法授权;要做到依法用权;要做到依法监督。这三个“依法”,是论文的“核”。要做到依法执政,还必须创造几个条件、处理好几个关系。 本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依法执政的提出和意义,涉及依法执政的内涵的理论分析、依法执政的由来,及依法执政的意义。党依法执政是指党依法执掌国家领导权,依法对国家事务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保证国家权力围绕人民利益而运行。依法执政是党在正确总结了国外执政党和党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依法执政是法治时代的根本要求;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是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和新指灯。 第二章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探讨了依法授权对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的授权形式;分析了执政合法性对政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在增强,但人民的授权不是一劳永逸,也面临挑战,而依法执政是追加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探讨了民主选举是政党获得人民授权而执政的合法途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民主选举途径进入国家政权组织获得执政权力而成为执政党的,但现实中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授权的路径不顺畅,必须要构建、疏通和创新人民依法授权的路径,实现人民直接授权。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执政党依法用权的问题。依法用权,就是党依法定程序,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实现执政。因此,执政党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执政,而不能在人大体制之外或之上执政,这就要求通过宪法法律规定执政党执政和领导的权限,特别是处理好党的重大问题决策权和人大的重大问题决定权之间的关系;要依法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要通过宪法法律规定党领导和执政的程序;要依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依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要保证党在人大内执政,还需保证党员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居多数。此外,由于依法行政对依法执政的重要性,所以,依法执政必须首先做到依法行政。 第四章从国外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主要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对权力进行监
王颖[10]（2019）在《当代中国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辩证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是法律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而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则是这一核心问题的重要切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新阶段,必须加强司法领域、即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政治和法治关系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提供法律政治学的思维和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在此之前,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司法改革运动已经进行了近30年,从最初的诉讼程序、证据规则为主的审判方式改革到法院内部管理方式等为主的司法改革,逐渐发展为司法更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从点到面推广开来,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司法中改革话语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一些改革措施落实不力,从而形成我国司法改革循环往复的“怪圈”。此外,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暴露出我国长期以来司法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地方化、行政化等问题。目前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需要“啃硬骨头”,仅依靠对司法制度内部的技术性改革已经不能满足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必须破除制约司法能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辩证思维认真思考和处理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这是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和研究存在着基本概念不清、理论立场不明、中西矛盾对立等困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本身已经被政治化,导致“泛政治化”的工具主义与“去政治化”的形式主义两种极端与片面的认识倾向。这也同时暴露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的困境。由此,本文尝试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综合运用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辩证探析。厘清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一个基础性研究前提,是首先要明晰“政治”、“法治”、“司法”三个核心概念的科学内涵。政治、法治、司法本身都是内涵丰富且充满歧义的概念,致使有关司法领域的政治和法治关系的各种理论分争都是基于对它们的理解差异而产生。基于此,笔者将本文探讨的“司法”限定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将司法机关限定于人民法院,将司法权限定于法院的审判权及相应的执行权,并采用语义分析方法对“政治”和“法治”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其中,对司法领域内的“政治”的理解兼顾其在经验层面作为客观事实的规定性和在规范层面所蕴含的价值目的性,以破除将政治理解为理想的“乌托邦”和贬抑为权谋之术这两种极端的认知倾向。对于司法中的“法治”,则选取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的法治,兼顾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偏重程序性或形式化意义的理解。从本体论角度对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功能进行理性认识,是分析和解决司法领域政治与法治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在本体论意义上,现代司法既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载体,同时也是审判权能的存在。作为权力载体的司法,则是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既体现和遵循一定的价值取向,又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具有独判性、受动性、终局性、政策性、国家性的政治属性,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制定公共政策、制约与平衡政治权力以及保障和促进政权合法性等政治功能;作为审判权能的司法,其所内涵的是遵循既定法律规则和程序作出公正的判决,具有法律性、中立性、程序性、专业性、说理性的法治属性,发挥解决争端、适用和解释法律、救济权利、寻求个案公正的法治功能。现代司法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以及发挥的政治和法治双重功能,决定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关系,其逻辑必然性在于,司法自身最大的悖论是司法作为审判权能所应遵循的“法治逻辑”与事实上由政府的一个分支来担任司法者的“政治逻辑”之间的冲突;作为国家政权组成部分的法院,如何能够真正维持自身中立的法治属性,同时还形成对于其他政治权力的制约,成为司法史上的关键问题。司法领域政治与法治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实践难题,并且在不同国家有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在政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并构成国家法治以及司法制度设置和运行中不可避免的主导因素的背景下,政党与司法、亦即政党政治与独立审判、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构成司法领域政治与法治关系的核心问题。笔者通过对不同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下的政党与司法关系的比较分析,认为司法领域政党政治与独立审判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牵引的张力规律。这种张力关系是普遍的,但在不同国情、不同政治体制下其具体表现形式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政党对司法的影响并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克制在维护法院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发挥作用,使二者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司法作为张力关系中的受力作用点,将会发生扭曲、变形甚至断裂的严重后果。尽管各国政党政治与独立审判关系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政党政治的影响方式、独立审判的实现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等具体的张力态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毋庸置疑是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关系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构成司法应秉持的政治原则,而独立审判则是司法权运行中应遵循的法治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司法的关系（简称“党司”关系）经历了三大阶段、呈现三种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背景下的“政法模式”,表现为党法不分、以党的政策主导或代替法律、党委审批司法案件,甚至当权者个人以言代法。改革开放之后,在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的“法政模式”,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既依法执政又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尊重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律而不是政策成为法院审判活动的依据。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的“法政模式”与“政法模式”的理性平衡,针对政法模式下扭曲党的领导、否定独立审判产生的惨痛教训,吸取法政模式下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淡化党的领导、取消政策的法源地位和价值等问题,构建新型“党司”关系,推动法政模式和政法模式理性平衡的新模式,具体表现为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党的政策的导向作用、人民法院必须确保政策和法律一并有效实施、审判活动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把政治原则与法治原则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司法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一致性。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构建司法领域政治与法治关系新模式的必由之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是两个重心的交汇,一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司法领域各方面和司法工作全过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二是改进改善党的领导,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司法、支持司法,为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实施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治条件。两个重心的交汇,正好体现了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的理性平衡,这既有利于提高党对司法领导的绝对性和公信力,又有利于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可见,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并不是“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二者辩证统一的共赢关系。
二、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涵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涵义（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趋势和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问题阐释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 (一) 政治安全相关概念辨析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的四种界说 |
| (三) 本文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含义 |
| (四) 国家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 |
| 二、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基础 |
| (一) 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的观念基础 |
| (二) 合法性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内核 |
| (三) 政治沟通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分析路径 |
| 三、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
| (一) 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
| (三) 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
| 第二章 政治传播: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分析视角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中政治传播视角的提出 |
| (一) 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 |
| (二) 政治传播的要素分析 |
| 二、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
| (一) 传播政治价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 有效政治沟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
| (三) 推动公共舆论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
| 三、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契合 |
| (一) 主体上的一致性 |
| (二) 内容上的相关性 |
| (三) 媒介上的交互性 |
| (四) 目标上的吻合性 |
| (五) 途径上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 |
| 一、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 |
| (一) 革命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49-1978) |
| (二) 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78-2001) |
| (三) 深化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02-2011) |
| (四) 新时代治理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12-今) |
| 二、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 |
| (一) 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 |
| (二) 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 |
| 第四章 价值层面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 |
| (二) 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 |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
| (一) 传播内容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二) 传播主体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 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与时代发展同步 |
| 第五章 政党层面的维护:政治传播的向度与党的执政安全 |
| 一、政治传播的向度对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政治传播的向度:单向的宣传与双向的传播 |
| (二) 双向的政治传播对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单向度的政治传播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
| (一) 党内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二) 党外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三、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一) 畅通上下互动的党内政治传播,增强党的凝聚力 |
| (二) 推进双向互动的党外政治传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第六章 政府层面的维护: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 |
| 一、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
| (一)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指标 |
| (二) 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 |
| 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对政府信任造成的威胁 |
| (一) 政府自身认识欠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二) 政府传播信息质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增强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一) 树立公共理念,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 |
| (二) 整合传播资源,提高政府传播力和公信力 |
| (三) 完善传播制度,保障政府传播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七章 社会层面的维护:民众政治传播的反馈与政治参与秩序 |
| 一、政治传播的反馈对政治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
| (一) 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 政治传播反馈对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 |
| 二、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和政治秩序维护的途径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对政治传播反馈的重要形式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三) 当前我国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造成的威胁 |
| 三、建立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反馈体系,促进政治秩序稳定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主体建设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政府治理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环境改善 |
| 第八章 国际层面的维护:对外政治传播与国际认同 |
| 一、对外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国际认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际层面 |
| (二) 对外政治传播对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国际认同的影响 |
| (一) 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国际认知的实现 |
| (二) 传播话语的相对弱势不利于国际认可的实现 |
| (三) 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不利于国际认同的实现 |
| 三、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 |
| (一) 促进传播内容整合,全面增强国际认同基础 |
| (二) 加强传播话语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话语体系 |
| (三) 完善传播模式,多途径提升国际认同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领导与执政:依法治国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 一、领导与执政概念的规范释义及本质区别 |
| (一)“领导”之析 |
| (二)执政之辨 |
| (三)领导与执政的本质区别 |
| 1. 强制与非强制的区别。 |
| 2. 权力与权威的区别。 |
| 3. 必然关联国家权力与非必然关联国家权力的区别。 |
| 4. 执政状态下的执政与领导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区别。 |
| 二、宪法的文本表述及现实的混合运用 |
| (一)宪法的文本表达 |
| (二)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混合运用 |
| (三)概念混同的消极后果 |
| 1. 执政的法理基础消减。 |
| 2. 党政不分下的权力高度集中弊端。 |
| 3. 党的意志与具体法律内在的张力。 |
| 三、领导与执政回归本义的基本逻辑 |
| (一)理念上,确立区别领导与执政两个概念的价值与意义 |
| (二)立法上,科学定位和确立领导与执政行为的文本表达 |
| (三)理论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依法领导和依法执政的理论 |
| (四)实践中,培育和巩固领导与执政的行为文化 |
（4）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第一章 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理论分析 |
| 一、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 |
| （一） 国家和国家权力 |
| （二） 政党获取国家权力的途径方式 |
| （三） 政党执政的基本内容 |
| 二、执政党执政方式的理论分析 |
| （一） 执政方式的涵义 |
| （二） 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 |
| （三） 制约执政方式的主要因素 |
| 三、现代政党执政的主要模式 |
| （一） 执政模式的基本涵义 |
| （二） 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
| （三）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历史考察 |
| 一、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执政方式 |
| （一） 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旧政权 |
| （二） 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执政的基本方式 |
| （三） 科学看待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执政方式 |
| 二、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形成与历史演进 |
| （一） 建国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变与党的建设新要求 |
| （二） 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形成与历史演进 |
| （三） 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启示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与发展 |
| （一） 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新政治路线的确立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与发展 |
| （三） 新时期改进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经验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状分析 |
| 一、决定影响党的执政方式的若干因素分析 |
| （一）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决定党的执政方式的根本因素 |
| （二） 党领导革命方式是形成党的执政方式的直接因素 |
| （三） 前苏共执政模式对我党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
| 二、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新挑战 |
| （一）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新挑战 |
| （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不断创新党的执政方式 |
| （三） 实行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不断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
| （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然要求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三、目前党的执政方式需要改进的主要问题 |
| （一） 执政理念上存在误区 |
| （二） 权力过多集中在党组织手里 |
| （三） 执政方式缺乏法制规范 |
| 第四章 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 |
| 一、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的基本原则 |
| （一） 依法执政是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核心要求 |
| （二） 必须把依法执政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 |
| （三） 必须把依法执政与党科学执政和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结合起来 |
| 二、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的基本思路 |
| （一） 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 |
| （二） 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 （三） 党要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
| （四） 党要对国家政权及其运行依法实施控制监督 |
| 三、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的实践模式 |
| （一） 党要依法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执掌运用国家权力 |
| （二） 党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依法控制国家行政权力 |
| （三） 党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依法领导国家司法权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着作文献 |
| 学术论文 |
| 后记 |
（5）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
| 一、 合法性研究在我国的兴起 |
| （一） 西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 |
| （二） 合法性研究在我国的兴起 |
| 二、 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 合法性概念 |
| （二） 合法性基础 |
| （三） 合法性危机 |
| （四） 合法性维护 |
| 三、 研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意义和方法 |
| （一） 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分析 |
| （二） 研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意义 |
| （三） 研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方法 |
| 第二章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 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基本涵义 |
| （一） 合法性基础的一般内涵 |
| （二）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基本内容 |
| 二、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本质特征 |
| （一） 人民当家作主选择共产党执政 |
| （二） 共产党执政必须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
| （三） 人民选择共产党为自己的利益代表 |
| （四） 共产党执政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利益 |
| （五）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空间 |
| 三、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作用机制 |
| （一）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二） 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
| （三）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第三章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
| 一、 执政合法性危机的判断 |
| （一） 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界定 |
| （二） 执政合法性危机的判断 |
| 二、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性质 |
| （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是利益代表危机 |
| （二）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是探索性危机 |
| （三）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危机 |
| 三、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类型 |
| （一） 潜在合法性危机与现实合法性危机 |
| （二） 当局危机、体制危机、政治共同体危机 |
| （三） 局部危机与全局危机 |
| （四） 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 |
| 四、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
| （一） 西方合法性理论的危机根源论 |
| （二）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根源 |
| 第四章 苏共在执政合法性危机中丧失政权的教训 |
| 一、 苏共何时出现合法性危机？ |
| （一） 苏共二战后才出现合法性危机吗？ |
| （二） “战时共产主义”危机 |
| 二、 苏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演进轨迹 |
| （一） 有喜有忧的初步探索 |
| （二）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僵化 |
| （三） 苏共的历次改革 |
| 三、 苏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特点 |
| （一） 指导思想：教条僵化危机与“民主化”、“公开性”危机 |
| （二） 政治体制：集权专制危机与极端民主化危机 |
| （三） 经济绩效：发展危机与停滞危机 |
| （四） 对外关系：封闭对抗性危机与缓和趋同性危机 |
| （五） 党群关系：从替民作主到由民作主 |
| 四、 苏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教训 |
| （一） 执政党要以人民拥护为根本取向建设社会主义 |
| （二） 执政党要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
| （三） 执政党要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机制 |
| （四） 执政党要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
| （五） 执政党要敢于和善于维护执政权威 |
| （六） 执政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
| 第五章 我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 党的执政地位确立的合法性 |
| （一） 党在执政前的合法性思想 |
| （二） 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公认的 |
| （三） 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民主程序确立的 |
| 二、 党维护建设执政合法性的经验教训 |
| （一） 党始终面对执政的考验和人民的选择 |
| （二） 党的执政合法性变迁 |
| （三） 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三、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执政规律 |
| （一） 执政合法性与执政规律的关系 |
| （二） 执政规律的研究方法 |
| （三） 先进性：共产党执政规律实现的主体条件 |
| （四） 依法执政：共产党执政的功能输出 |
| （五） 合法性：共产党执政状况的评价反馈 |
| （六） 共产党执政的根本规律 |
| 第六章 新世纪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思路 |
| 一、 新世纪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的形势 |
| （一） 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在逐步增强 |
| （二） 执政长期化对执政合法性的负面影响 |
| （三） 社会转型对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
| 二、 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思路 |
| （一） 与时俱进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
| （二）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主体条件 |
| （三） 坚持执政为民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价值基础 |
| （四） 推进依法治国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体制条件 |
| 三、 增强危机应对能力，巩固执政地位 |
| （一） 关于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不同观点 |
| （二） 发展是产生危机更是克服危机的过程 |
| （三）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应对前进中的危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政党适应性的视角阐释 |
| (一)政党适应性的基本理论:内涵、核心问题与实现逻辑 |
| (二)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及其对群众路线研究的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群众路线的内涵及与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群众”的内涵 |
| (一)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核心问题 |
| (一)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多重面相 |
| (二)核心问题:建构政党与群众的契合关系 |
| 三、群众路线与中国共产党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契合点:党群关系中的“适应性”问题 |
|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适应性的基本方式 |
| (三)群众路线实践体现中国共产党适应性的特征与逻辑 |
| 第二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晋中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湖南醴陵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三、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浙江温岭群众路线实践的“民主恳谈”模式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功能阐释 |
| 一、外适应功能:回应、引导与塑造群众 |
| (一)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敏锐感知群众需求变化 |
| (二)资源整合与汲取:建构群众支持网络 |
| (三)民意汇集与实现:巩固执政合法性与代表性 |
| (四)群众塑造与引导:增进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 |
| 二、内适应功能:党的自我革新、净化与凝聚 |
| (一)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自我革新 |
| (二)政治能力锻炼与经验累积:实现自我提升 |
| (三)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塑造:实现自我净化 |
| (四)政党文化与向心力建构:实现自我凝聚 |
| 第四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 |
| 一、新时代创新群众路线的意义 |
| (一)克服政党外适应挑战 |
| (二)应对政党内适应难题 |
| 二、当前群众路线创新的主要障碍 |
| (一)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政治整合难度 |
| (二)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拓展 |
| (三)基层组织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互动沟通 |
| 三、新时代群众路线实践创新的可能路径 |
| (一)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 |
| (二)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 |
| (三)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 |
| (四)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 |
| (五)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 |
| 一、 国内外文献的总结与归纳 |
| 二、 研究方法论的整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核心假设 |
|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 |
| 一、 研究的逻辑与构架 |
| 二、 研究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 |
| 一、 制度、政体与人大制度 |
| 二、 中国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 |
| 三、 中国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 |
| 四、 中国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 |
| 第二节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 中国人大制度的生成 |
| 二、 中国人大制度的调适 |
| 三、 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 |
| 一、 人大制度生成的社会情境 |
| 二、 人大制度调适的社会情境 |
| 三、 人大制度发展的社会情境 |
| 第二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 |
| 一、 人大制度的生成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 |
| 二、 人大制度的调适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 三、 人大制度的发展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 |
| 第三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 |
| 一、 政治精英与人大制度的构思与实践 |
| 二、 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变与人大制度的兴衰 |
| 第四节 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 |
| 一、 人大制度与政党关系的路径依赖 |
| 二、 人大制度根本原则的路径依赖 |
| 三、 人大制度组织原则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 |
| 第一节 社会情境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 |
| 二、 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下传统民主制度的传承 |
| 第二节 思想理念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的代议制度与“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 |
| 二、 西方的代议制度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 |
| 第三节 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代议制度下的代表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
| 二、 西方代议制度下的议员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 |
| 一、 中国代议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 |
| 二、 西方议会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 |
|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反思与前景展望 |
| 第一节 人大制度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
| 一、 民主执政与人大制度的联结功能 |
| 二、 科学执政与人大制度的整合能力 |
| 三、 依法执政与人大制度的转化能力 |
| 第二节 人大制度与人民民主 |
| 一、 选举制度中人民意志的体现 |
| 二、 代表制度中人民意志的实现 |
| 第三节 人大制度与依法治国 |
| 一、 人大制度的变迁与中国法治历程 |
| 二、 人大制度的成长与依法治国的实施 |
| 三、 人大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精神的培育 |
| 第四节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 |
| 一、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 |
| 二、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路径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依法执政的提出及意义 |
| 一、依法执政理念的提出 |
| （一） 依法执政是西方法治国家的基本执政方式 |
| （二） 依法执政理念在我国的确立 |
| 二、依法执政理念的科学含义 |
| （一）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几个认识层面 |
| （二） 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 |
| 三、依法执政的意义 |
| （一） 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 |
| （二） 依法执政是法治时代的根本要求 |
| （三） 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
| （四） 依法执政是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和新指灯 |
| 第二章 依法执政的前提：依法授权 |
| 一、依法授权对依法执政的意义 |
| 二、依法执政的基础条件：执政合法性 |
| （一） 合法性的一般内涵及其重要性 |
| （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确立、内涵及其面临的形势 |
| （三） 依法执政是党追加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
| 三、执政权力取得的形式和来源 |
| （一） 资产阶级国家：主权在民、天赋人权 |
| （二）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授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 四、执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人民授权而执政 |
| （一） 选举能为政治统治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
| （二） 民主选举是政党获得人民授权而执政的合法途径 |
| （三） 党是通过民主选举途径进入国家政权组织而成为执政党 |
| 五、要构建和疏通人民依法授权的路径 |
| （一） 现行的基本授权路径 |
| （二） 疏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的路径 |
| （三） 授权路径的创新：人民直接依法授权 |
| 第三章 依法执政的核心：依法用权 |
| 一、执政党依法在人大内行使执政权 |
| （一） 执政党通过人大执政的必然性 |
| （二） 要依法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 |
| （三） 必须规定执政党的执政领导权限 |
| （四） 构建党依法执政的程序 |
| （五） 依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
| （六） 依法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
| （七） 党依法用权，还需保证党员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居多数 |
| 二、政府依法行政 |
| （一） 政府依法行政对依法执政的极端重要性 |
| （二） 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异同 |
| （三） 依法执政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
| 第四章 依法执政的保障：依法监督 |
| 一、西方的权力监督制约 |
| （一） 国外权力监督法治和制度 |
| （二） 西方加强权力监督的特点 |
| 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监督理论和实践 |
| （一） 建国后前30 年监督的理论和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监督的理论和实践 |
| 三、依法对权力授予进行监督 |
| （一） 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党委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 |
| （二） 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授权的监督 |
| 四、依法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 |
| （一） 党内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 |
| （二） 充分发挥人大对执政党权力的依法监督 |
| （三） 构建参政党对权力运行的依法监督与制约 |
| （四） 构建人民参与监督的平台 |
| （五） 完善我国权力运行监督的法律制度体系 |
| 第五章 按依法执政的要求，改革领导和执政体制 |
| 一、按依法授权的要求，健全依法授权体制 |
| （一） 创新和完善选拔任用干部体制 |
| （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授权机关 |
| 二、适应依法用权的要求，完善权力运行体制 |
| （一） 构建新型党政关系 |
| （二） 按依法用权的要求，改进党对人大的领导体制 |
| （三） 权力运行体制科学化、法治化 |
| 三、按依法监督的要求，健全监督制约体制 |
| （一） 完善监督制约体制 |
| （二） 监督体制创新 |
| 第六章 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
| 一、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对依法执政的意义 |
| 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思路 |
| （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 |
| （二）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法党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 |
| （三）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
| （四）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政策与宪法法律的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1、专着 |
| 2、论文 |
| 后记 |
（10）当代中国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辩证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已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价 |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司法视域中政治和法治的一般概念 |
| 一、如何理解政治 |
| (一)中西“政治”词源的历史考察 |
| (二)政治的内涵 |
| (三)作为复性概念的政治 |
| 二、如何理解法治 |
| (一)法治内涵的历史演进 |
| (二)现代法治的语义诠释 |
| (三)作为解释性概念的法治 |
| 第二章 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法治属性 |
| 一、“司法”的概念 |
| 二、司法兼具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作为国家权力的司法 |
| (一)独判性 |
| (二)受动性 |
| (三)终局性 |
| (四)政策性 |
| (五)国家性 |
| 四、司法的法治属性：作为审判权能的司法 |
| (一)法律性 |
| (二)中立性 |
| (三)程序性 |
| (四)专业性 |
| (五)说理性 |
| 五、政治和法治属性是司法的一体两面 |
| 第三章 司法的政治功能与法治功能 |
| 一、司法功能的分析视角 |
| 二、司法兼具法治和政治双重功能 |
| 三、司法双重功能的表现形式与实践逻辑 |
| (一)“定分”与“止争” |
| (二)“释法”与“立法” |
| (三)“维权”与“限权” |
| (四)“正义”与“安邦”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与司法的逻辑分析 |
| 一、政党政治下“党司”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一)政党性质影响“党司”关系 |
| (二)政治体制影响“党司”关系 |
| 二、政党政治与独立审判 |
| (一)独立审判是司法属性和功能的内在要求 |
| (二)独立审判是现代政党制度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党政治与独立审判的内在张力 |
| 第五章 新时代“法政模式”与“政法模式”的平衡 |
| 一、“党司”关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建国初期的“党司”关系：“政法模式”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司”关系：“法政模式”的创新 |
| (三)新时代的“党司”关系：“法政模式”与“政法模式”的平衡 |
| 二、党对司法的领导是独立审判实现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
| (一)坚持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 |
| (二)党领导司法的体制机制 |
| 三、司法改革促进新型党司关系 |
| (一)独立审判的科学内涵和制度规定 |
| (二)司法改革实现党的领导和独立审判的良性互动 |
| 四、新时代“法政模式”与“政法模式”的理性平衡 |
| (一)党的领导是审判权独立运行的政治保障 |
| (二)独立审判有利于提高党对司法领导的公信力 |
| (三)在审判实践中实现政治原则与法治原则、政策与法律的有机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译着类 |
| 三、外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基本涵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2]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3]领导与执政:依法治国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J]. 张明军. 政治学研究, 2015(05)
- [4]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D]. 葛海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5]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D]. 贾小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03(02)
- [6]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D]. 申坤.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8]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9]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D]. 熊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10]当代中国司法领域政治和法治的辩证探析[D]. 王颖.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