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图书馆近十年的书目编纂与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刘琳琳[1](2015)在《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文中指出石刻文献领域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和深入,尤其近十年来更是呈出现丰富多彩的可观面貌。随着相关论着的大量涌现,石刻文献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批论着代表着石刻文献研究的现有水平,同时也是奠定其继续发展壮大的理论基础。本书就对这批丰富却零散分布的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对各种性质的碑刻文献的研究论着作具体的介绍和梳理,并尽量归纳其优缺点,使整个石刻文献的研究现状在学术上给读者呈现一个宏观认识。以便探析石刻文献研究的大体状况和基本脉络。这种从理论入手的写作角度也正是在石刻文献研究领域所缺乏的。高桥继男是日本石刻研究方面的专家,发表过很多相关论文和着作,其中《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949—2007)》和《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2008—2012前半)稿》是目前所见最完整收集中国石刻研究相关的图书目录的工具书。本文就是以此为参考,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这部分借鉴日本学者高桥继男先生的分类原理,将近十年的石刻文献研究资料分为五大类,分别是资料性图书、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新出土文物图录、概说·研究图书、字体(字形)相关图书和目录(索引)·地图。其中,每一类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类。本文根据每一类的书目多少进行详略不等的介绍,其中,资料性图书和概说·研究类图书详写,其他选择简略介绍。从而尽量将见过读过的论着展现于文中,达到文献综述的效果。第二部分是近十年石刻相关图书目录(2004—2014)。同样这部分也是按照高桥继男先生的分类原则分类、分地域详细列出。其中一部分参阅高桥继男先生的《中国石刻关图书目录》。目录的设置可以让读者对近十年的石刻文献研究论着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仅可以作为查阅资料的依据,更能对近十年的碑刻文献研究现状理清一个具体的脉络。目录后设勘误表,是通过查阅对《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中存在的错误或疑问进行改正和解疑,并添加一些没有收录的图书。
张光润[2](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杨慧[3](2014)在《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藏曲活动渊源已久,今于宋元时期藏书家目录、戏曲目录、学人笔记及文集中多有记载,然而在古代八百年藏曲活动的发展历史中,因秘而不宣的藏曲观念及戏曲从未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古代藏曲活动显而不彰,如此不但藏曲未能长存不散,也未能对古代戏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起,在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中,由学人个体肩负起的藏曲活动不但在保护中国古籍文献与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戏曲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相较古代藏曲活动,民国时期藏曲活动在藏曲者、藏曲观念、藏曲范围、藏曲作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首先,藏曲者身份多为戏曲研究者或是戏曲艺术家,他们或以戏曲表演为业,或以戏曲研究为业,藏曲之目的旨在学术研究,而在藏曲者间的藏曲活动交流及戏曲学交流极为频繁,国内戏曲研究者共同创办戏曲研究团体、互访戏曲文献,相讨戏曲研究中的各类问题;我国学者与日本学者者之间也互动频繁,不但为戏曲学保存了珍稀文献,也互相影响了他们戏曲文献的收藏范围及戏曲研究。其次,民国时期藏曲观念之新变对戏曲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戏曲研究者为研究需要而勤勉地搜集戏曲文献,提升了戏曲文献的价值,为戏曲学发展奠定了实证性研究基础。第三,民国时期藏曲范围相较我国传统藏曲,收藏范围由元曲杂剧、明清传奇等文人案头文献扩展至梨园抄本、曲谱、身段谱等民间场上文献,拓展了戏曲研究领域,由是民国时期藏曲数量蔚为大观。第四,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的作用不但体现在文献的保存、整理、编纂出版方面为戏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近代戏曲学体系的完善有实质影响,在戏曲史研究、戏曲文献研究、戏曲理论研究、戏曲剧场演出研究等方面推动了戏曲学的建构。论文通过系统整理民国时期私家藏曲活动相关史料,在中国藏曲发展史与戏曲学发展史视野下,将藏曲活动视为现代戏曲学实际发生及演变的存在方式,考察在民国藏曲活动中戏曲学的创建与变迁,考释民国时期私家藏曲者的藏曲实绩与取得戏曲学术成就。
葛小寒[4](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吕姝焱[5](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刘勇[6](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张玄[7](2017)在《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影响,笔记体小说被长期忽略,大量作品被排除在小说研究之外。而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又缺乏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在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成就,前不及唐、宋,后不如清代,是一个“成就不高”、“地位尴尬”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明代笔记体小说不但总结了唐、宋笔记体小说发展成果,还对清代笔记体小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而在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中前期显得较为沉寂,随着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转变,晚明时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作品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观念、文体、内容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而发达的出版业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笔记体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笔记体小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文体与文献研究并行。下编为《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对现存的晚明笔记体小说作品进行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发掘新作品、新材料。《叙录》分为作家、着录、版本、内容四个部分。考证作家生平事迹,介绍作品着录情况。标注版本,尽可能的搜罗每部作品的所有版本,详细着录版本信息,并加以研究。内容方面,辑录作品序跋,前人题识。在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展开上编文体理论的研究。首先,明确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梳理并思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客观、合理的研究方法。其次,考索晚明笔记体小说观念,解决什么是笔记体小说以及笔记体小说有何文体特点,进而对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成书、编撰者等基本问题进行归纳研究,揭示其内在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传播中出现的禁毁、评点、插图、增补与摘录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凸显其独特价值。晚明笔记体小说在文体方面,既有继承,也存在一定新变,对于这些新的文体特点,本文将采取宏观分析结合个案研究的方式,力图完整的呈现出其在叙事、语言、体制等方面的特点。最后,总结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及其在笔记体小说史中的过渡意义,并客观的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和缺陷。本论文在避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研究贴近文献,从晚明笔记体小说文献中来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讨。既有从小说史的宏观角度对晚明笔记体小说进行观照,也有从具体作品出发,来做“以小见大”式的研究。籍此,来管窥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演变及其独特价值。
王昌善[8](2011)在《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在几代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下,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一些邻近的领域相比,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历史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目前,尚未见有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因此,从整体上梳理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分析其构成的基本要素,探究其形成原因、实施效果和经验教训,其研究成果对充实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丰富我国教科书和课程理论研究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并能为深化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对完善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提高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论文致力于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整体研究,主要探究该制度的历史沿革、基本要素、形成原因、实施效果与借鉴和启示。全文共分五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研究缘起并对论题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与论文构架,最后讨论了研究可能取得的突破。第二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沿革。把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分为如下三个时期:(1)光绪3年(1877年)至光绪23年(1897年):自由制;(2)光绪24年(1898年)至对日抗战开始(1937年):以审定制为主;(3)对日抗战至国民政府迁台(1949年):以国定制为主。主要运用历史学视角,充分发掘和爬梳了各种史料,尽可能地展现了制度化逐步实现的背景、过程及结果。第三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主要运用教育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包括编审机构、编审人员、编审标准、编审程序、编审周期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评价。第四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形成原因。主要运用社会学视角,深入地探讨了三个历史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包括自由制、审定制、国定制的成因。乃以国家作为博弈主体,多方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结果。主要包括支配集团内部的博弈、支配集团与被支配集团之间的博弈、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博弈等。第五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实施效果。主要运用教育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实施效果包括经验与启示和教训与反思两方面进行了整体辩证地考察。论文最后总结了研究所得,分析了研究不足,指出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王文超[9](2020)在《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初金石学研究以着述、访碑、拓本及汉碑书风影响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对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厘清版本、学述主旨等相关情况,结合清初金石学相关的访碑寻拓等问题的考述,阐明习汉碑风气流行之前的汉碑品评中所牵涉的诸多问题。“金石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含括内容及学科演进考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主体为金石学学术风气下产生的诸多现象考察,而非研究金石本身和相关经史问题。明晰金石学着述为反映学者学术宗旨的主体,但同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个人思想,甚至师友间所带来的互相作用都分离不开。清初金石学,除继承明末学术风气外,针对金石学发展风气肇始的两宋金石学进行相关问题说明。两宋金石学的特点,是金、石共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风气,因时代问题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时,内府及学人们对吉金研究不及石刻百一,清初金石学主体亦是针对石刻的。本课题一系列研究主旨即是围绕石刻研究为主的着述及相关问题而产生。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旨在明确研究中的倾向及所出现的群体性问题。譬如,金石学着述中的石经、《瘗鹤铭》《天发神谶碑》都出现了众多学者关注、研究、鉴藏拓本现象。在对着述进行个案考述版本,学术宗旨和相关金石学信息提炼后,以群体关注中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关照,可窥探近百年间金石学研究的嬗变,看出金石着述体例以及研究方式的进步与发展。清初学者们的研究及着述与之相关联的访碑寻拓问题,是金石学研究和书家临习师法的最重要基础材料。近年众多研究中关于遗民学者的访碑问题成果值得借鉴,而以对遗民学者群体帮助较大的官员和喜好金石学问的官员访碑行为再进行梳理考察,可寻绎访碑现象背后学者与官员间的相互影响。热爱金石学官员的研究和风气产生的一系列作用,在康熙时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典型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更多的士人们关注金石学和金石文献。康熙中期前后,拓本在社会中大量流转,也使得士人们对拓本有了购买、委托、馈赠、亲拓等等诸多途径,可以满足研究、鉴藏、临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清初金石学中的着述、访碑、拓本相关问题明晰后,同样对汉碑书法风格关注的士人们,是我们研究清初隶书审美和取法的关键。通过研究可明,在审美集中关注现象的影响下,临习汉碑者方逐渐被广泛带动起来,但这是汉隶、曹魏隶书、唐隶及时人风格并行的时代,而习汉隶的群体是在逐步扩大中进行。换言之,金石学的证定经史与拓本鉴藏者,促使汉碑审美群体扩大,进而带动了热爱书法的学者们对碑刻风格关注,访碑和拓本流布广泛更使得临习群体扩大。最后,书法史中的“碑学”与相关联的金石学,多是以乾隆一朝作为分界点,并未追溯清初。原因由本文研究可明,清初金石学是奠定一朝之风气,探索中发展。乾隆以后,考据风气大兴,金石学成为普及在小学或朴学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伴随出土金石日多,再而带动各种拓本风行,对后世所谓得“碑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清初金石学可视作“碑学”发展最源头中的润滑剂。
兰秋阳[10](2018)在《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文中研究表明从同治三年四月庀局安庆,到宣统三年并入江南图书馆,金陵书局在晚清的主要活动时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作为晚清最负盛名的地方书局之一,金陵书局在创建者、编校人员、刊刻书籍等方面无一不展示出它的经典性,而它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历史也与晚清社会、政治与学术文化的演变息息相关。从刻书重心的转变来看,金陵书局的历史发展明显呈现出安庆曾氏书局、“金陵书局”、“江南书局”三个阶段。安庆曾氏书局时期,始自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与曾国荃设书局于安庆,九月迁局金陵铁作坊,次年八月撤局。安庆曾氏书局专为刊刻《船山遗书》而设,其性质仍是传统的幕府刻书组织,但较之传统幕府刻书又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金陵书局”时期,始自同治四年五月底李鸿章继任江督、组建“堂子巷”新局并开始使用“金陵书局”牌记。堂子巷新局替代铜作坊旧局,标志着金陵书局完成了从幕府刻书向地方书局的转变。“金陵书局”时期以编刻《四书十三经》《十四史》为重心,自李鸿章刻《四书十三经》、曾国藩迁局“飞霞阁”续刻《四史》、马新贻参与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至曾国藩谋刻《十三经注疏》,金陵书局维持了近十年的繁荣,发展成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书局。地方书局的兴起是19世纪中后期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社会变迁、政治变局与学术衍变交织促成。光绪初年,“金陵书局”更名为“江南书局”,刻书重心转为“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虽然经历了经费危机与人事变动,江南书局在光绪初年仍维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光绪六年以后,江南书局逐渐走向衰落,戊戌、庚子新政时期,江南书局先是改归江宁府管辖,不久并入江楚编译局,宣统三年并入江南图书馆。清末地方书局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廷裁撤局所,地方书局的普遍裁撤是清末育才兴学、教育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显示了时代重心与学术潮流的变化。经历了咸丰朝的战乱与动荡,传统学术遭受重创,金陵书局在近半个世纪中刊印了大量书籍,对晚清学术的重建与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影响。金陵书局以刊刻理学书籍为主,汉学书籍为辅,可谓兼容汉宋;兼重地志与当代史、传统科技与军事着述,旁及南宋永嘉学派、桐城派、佛教、阳明学等非主流学派着述,呈现多元化的学术倾向。这是晚清地方书局刻书的整体特征,只是各书局的侧重有所不同。它们既是传统学术自身嬗变的表征,又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学术多元化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晚清官书局的刻书事业。学术史不只是书籍出版的静态历史,还是在特定空间中学人着述与学术交游的动态历史。金陵书局不仅是晚清江南地区的重要图书出版机构,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交流空间与文化传播中心。金陵书局汇集了同光年间一群有影响的学者,他们除了日常校书、诗文唱和之外,撰着与论学活动也十分活跃,对于汉宋学、今古文及诸子学亦多有学术争论与辩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望与韩弼元、强汝询之间的宋汉分歧,刘恭冕与戴望的《论语》研究以及戴望与孙诒让的诸子学研究。这些着述与论学活动,不仅展现学人之心性情怀、师友之切磋砥砺,更是学术思想史的延伸和补充,也构成了学术史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二、北京图书馆近十年的书目编纂与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图书馆近十年的书目编纂与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上编 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 |
一、资料性图书 |
(一)综合性大型图书 |
(二)南北朝以前材料为主的图书 |
(三)隋唐五代资料为主的图书 |
(四)宋以后资料为主的图书 |
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新出土文物图录 |
三、概说·研究图书 |
(一)总述·通论 |
(二)以南北朝以前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三)以唐五代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四)以宋以后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五)题跋(叙录)·碑帖·碑学相关图书 |
四、字体·字形相关图书 |
五、目录(索引)·地图相关图书 |
下编 近十年石刻相关图书目录(2004—2014) |
一、资料性图书 |
A 综合性大型图书 |
附录1 碑帖书法相关图书 |
附录2 石窟造像(雕塑)相关图书 |
附录3 佛寺志道观志祠墓志关系丛书 |
B 南北朝以前材料为主的图书 |
附录1 陶砖铭文瓦当相关图书 |
附录2 画像石砖相关图书 |
1、广域 |
2、山西省 |
3、江苏省·浙江省 |
4、山东省 |
5、河南省 |
6、四川省·甘肃省 |
7、辽宁 |
附录3 岩画相关图书 |
附录4 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 |
附录5 王羲之王献之全集 |
C 隋唐五代资料为主的图书 |
附录 唐代书名家个人全集 |
D 宋以后资料为主的图书 |
1、广域 |
2、北京市·天津市 |
3、河北省 |
4、山西省 |
5、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
6、吉林省·黑龙江省 |
7、上海市·江苏省 |
8、浙江省 |
9、安徽省 |
10、福建省 |
11、江西省 |
12、山东省 |
13、河南省 |
14、湖北省·湖南省 |
15、广东省·海南省 |
16、广西壮族自治区 |
17、重庆市·四川省 |
18、贵州省 |
19、云南省 |
20、陕西省 |
21、甘肃省 |
22、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
23、台湾 |
(B~D)附录 1 碑帖·书道(书法)相关图书 |
(B~D)附录 2 石窟造像雕刻相关图书 |
1、广域 |
2、北京市 |
3、河北省·河南省 |
4、山西省 |
5、辽宁省·黑龙江省 |
6、江苏省 |
7、浙江省 |
8、安徽省 |
9、山东省 |
10、河南省 |
11、湖北省·湖南省 |
12、重庆市·四川省 |
13、云南省·广东省 |
14、陕西省 |
15、甘肃省 |
16、西藏自治区 |
17、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18、台湾 |
(B~D)附录 3 石窟志石窟内容总录 |
(B~D) 附录 4 寺庙祠志 |
1、北京市 |
2、山西省 |
3、上海市·江苏省 |
4、浙江省 |
5、福建省 |
6、山东省·河南省 |
7、湖南省·四川省 |
8、广东省·云南省 |
9、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
10、香港 |
11、台湾 |
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新出土文物图录 |
1、北京市 |
2、山西省·河北省 |
3、辽宁省 |
4、吉林省 |
5、黑龙江省 |
6、上海市·江苏省 |
7、浙江省·安徽省 |
8、福建省·江西省 |
9、山东省 |
10、河南省 |
11、湖北省 |
12、广东省 |
13、重庆市·四川省 |
14、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
15、陕西省 |
16、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
17、其他 |
附录1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图书(2007 年 4 月~2011 年 12 月) |
1、全国 |
2、北京市·河北省 |
3、山西省 |
4、黑龙江 |
5、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
6、上海市·江苏省 |
7、浙江省 |
8、安徽省 |
9、福建省·江西省 |
10、山东省 |
11、河南省 |
12、湖南省·湖北省 |
13、广东省·海南省 |
14、重庆市·四川省 |
15、贵州省 |
16、云南省 |
17、陕西省 |
18、甘肃省·青海省 |
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附录 2 展览会图录目录 |
三、概说·研究图书 |
A 总述·通论 |
B 以南北朝以前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附录1 陶砖铭文瓦当相关图书 |
附录2 画像石砖相关图书 |
附录3 岩画有关图书 |
附录4 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有关图书 |
C 隋唐五代资料为主的图书 |
D 宋以后资料为主的图书 |
1、广域 |
2、北京市·天津市 |
3、河北省 |
4、山西省 |
5、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 |
6、黑龙江省 |
7、上海市·江苏省 |
8、浙江省·安徽省 |
9、福建省·江西省 |
10、山东省 |
11、河南省 |
12、湖北省·湖南省 |
13、广东省·海南省 |
14、广西壮族自治区 |
15、重庆市·四川省 |
16、贵州省·云南省 |
17、陕西省 |
18、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
19、香港·澳门 |
20、台湾 |
(A~D)附录石窟造像雕刻相关图书 |
1、广域 |
2、北京市·河北省 |
3、山西省 |
4、辽宁省·湖北省 |
5、江苏省 |
6、浙江省·安徽省 |
7、山东省 |
8、河南省 |
9、海南省 |
10、重庆市·四川省 |
11、云南省 |
12、陕西省 |
13、甘肃省 |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
15、其他 |
E 题跋(叙录)碑帖碑学有关图书 |
附录1 碑学相关图书 |
附录2 书道(书法)有关图书 |
附录3 金石家(清后期以降)有关图书 |
F 校点校注校补图书 |
G 石刻碑帖书道(书法)有关邦译图书 |
H 传拓有关图书其他 |
四、字体(字形)有关图书 |
A 石刻文字·异体字(俗字·别字)相关图书 |
B 其他字典字书 |
五、目录(索引)·地图 |
A 石刻·刻工目录 |
附录 石刻(墓志)相关索引 |
B 机关(个人)所藏石刻拓本目录(图录) |
1、中国 |
2、台湾 |
C 石刻文献目录地图 |
附录 考古学有关文献目录年鉴地图 |
勘误表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私家藏曲渊源及发展概述 |
第一节 古代私家藏曲发展回顾 |
一、文人别集、序跋、笔记 |
二、见于私家藏书目录记载者 |
三、不见记载,依据传世文献可考者 |
四、据戏曲目录编撰判断可能接触私家藏曲者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发生的社会环境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新变 |
一、藏曲家的群体性出现及身份之新变 |
二、藏曲数量蔚为大观及藏曲观念之新变 |
三、藏曲用途之新变 |
第二章 藏曲家及其藏曲活动述论 |
第一节 藏曲家概述 |
一、学者型藏曲家 |
二、收藏型藏曲家 |
三、艺术家型藏曲家 |
四、日本藏曲家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藏曲家的交游(上) |
一、马廉与郑振铎、傅惜华等人的交游 |
二、吴梅与郑振铎、钱南扬、卢前的交游 |
三、齐如山与梅兰芳、傅惜华等人的交游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藏曲家的交游(下) |
一、中国学者赴日访曲 |
二、日本学者来华访曲——长泽规矩也与马廉、傅惜华等人的交游 |
第四节 浅谈藏曲家用印 |
一、藏曲印的内容 |
二、藏曲印的功能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所藏戏曲文献叙考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私家所藏戏曲文献类型 |
一、藏曲文献类型 |
二、所藏戏曲的体裁 |
三、收藏戏曲的地域 |
第二节 对明代坊间刻本的收藏 |
一、明代坊间刻本收藏概貌 |
二、明代坊刻本的商业特征 |
第三节 日本学者所藏中国戏曲文献 |
一、国内稀见抄刻本 |
二、地方曲艺文献的收藏 |
三、时调曲谱 |
第四节 海外戏曲文献的归流 |
第五节 众家藏《坠钗记》版本比较 |
第四章 私家藏曲与现代戏曲学析论 |
第一节 民国藏曲活动与戏曲研究的兴起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与现代戏曲学的演进 |
一、藏曲目录的集中刊发 |
二、作为藏曲节点的珍稀文献公布 |
三、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戏曲研究者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与现代戏曲学格局的形成 |
一、藏曲与戏曲文献学 |
二、藏曲与戏曲史研究 |
三、藏曲与戏曲演出研究 |
第五章 戏曲研究者的藏曲活动 |
第一节 吴梅藏曲活动 |
一、藏曲概貌 |
二、吴梅藏曲与曲学成就 |
第二节 郑振铎藏曲活动 |
一、藏曲概貌 |
二、郑振铎藏曲与戏曲研究 |
第三节 傅惜华藏曲活动 |
一、藏曲概貌 |
三、傅惜华藏曲与曲学成就 |
第六章 戏曲艺术家藏曲活动 |
第一节 齐如山藏曲活动 |
一、百舍斋所藏戏曲文献 |
二、北平国剧学会中的齐如山藏曲 |
三、齐如山藏曲的归宿 |
第二节 梅兰芳藏曲活动 |
一、缀玉轩藏珍本戏曲 |
二、缀玉轩剧本汇存 |
三、缀玉轩藏其它戏曲史料 |
第三节 程砚秋藏曲活动 |
第七章 日本学者的藏曲活动 |
第一节 长泽规矩也藏曲及其戏曲目录编纂 |
一、长泽规矩也戏曲研究概述 |
二、日本戏曲目录编纂略论 |
三、长泽规矩也戏曲目录编纂的特点 |
四、余论 |
第二节 神田喜一郎藏曲与戏曲目录的编纂 |
一、《鬯盦藏曲志》自题诗与神田喜一郎的藏曲旨趣 |
二、《鬯盦藏曲志》的版本与内容 |
第三节 泽田瑞穗藏曲活动 |
一、泽田瑞穗的藏曲与《风陵文库目录》 |
二、泽田瑞穗的藏曲特点 |
三、藏曲归宿及文献价值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情况 |
(4)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一、文学夫妻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二、汪佑南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二、张定鋆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结语 |
参考书目 |
后记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一 行格 |
二 版心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一 抄写时间 |
二 抄写者 |
三 批点者 |
四 抄本来源 |
五 作者考证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二 誊写与缮写 |
三 影抄与临摹 |
四 影抄与影刻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一 抄写者 |
二 抄写的场所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一 抄本的成本 |
二 抄本的价格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一 读者 |
二 市场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一 书贩兜售 |
二 书店经营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二 抄书的方式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一 朗读与默读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三 批注与订误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一 摘抄 |
二 编纂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一 官方藏书 |
二 私人藏书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一 政治类书籍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三 妖书与淫书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二 抄工的收入 |
三 抄工与学者 |
四 抄工与抄本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索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后记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的界定 |
二、已有研究成果之梳理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上编 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 |
第一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观念考索 |
第一节 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为研究对象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概观及其整理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的分类及其特点 |
三、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第二节、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为研究对象 |
一、官修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为中心 |
二、史志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国史经籍志》为中心 |
三、私家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晁氏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脉望馆书目》为中心 |
四、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第三节、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出版为研究对象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概况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特点 |
三、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第二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 |
第一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及其特点 |
一、传承与创新的交融 |
二、中国笔记体小说史中的昙花一现 |
第二节 从分类来看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发展 |
第三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的意义 |
第三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方式: 自撰和杂抄 |
一、自撰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二、杂抄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方式: 集腋为裘和集中写作 |
一、集腋为裘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二、集中写作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方式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的特点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与文体意识 |
四、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与成书方式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材料的来源 |
一、读书 |
二、见闻 |
三、藏书 |
四、稗贩 |
第四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研究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来源及其特点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编撰动因 |
一、广见闻、资考证、益教化、供谈助 |
二、居家无聊时的消遣 |
三、补史之不足 |
四、文献的保存和流传 |
第三节、影响编撰者创作的因素 |
一、环境 |
二、个人经历 |
三、学问、出身 |
四、职业 |
第四节、藏书家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一、藏书家与笔记体小说关系之概述 |
二、晚明藏书家的编撰活动 |
三、藏书家对笔记体小说发展的贡献 |
余论 |
第五节、“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一、明代“博学之风”源流论 |
二、“博学之风”影响下的晚明笔记体小说 |
三、“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时代特征 |
第五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传播研究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禁毁研究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评点研究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研究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类型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形式和内容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特点 |
余论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增补与摘录 |
第六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性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的自觉与多元化 |
一、文体认知的自觉 |
二、理论的自觉 |
三、文体的多元化 |
第二节、清真隽永: 独树一帜的小品体语言风格 |
第三节、叙事的张力: 传承创新的《续耳谈》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体制的新变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丛编与类编 |
二、辑稗为史: 《名山藏广记》的纪传体体例 |
第七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和地位 |
第一节、钩沉历史: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献价值 |
第二节、考镜源流: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理论价值 |
第三节、传承开拓: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
第四节、承前启后: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过渡意义 |
结语 |
下编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 |
凡例 |
志怪 |
杂事 |
杂录 |
谐谑 |
小品 |
说丛 |
说汇 |
存目 |
附录: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晚明笔记体小说订补 |
参考文献 |
樱桃河忆往(代后记)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8)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论题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构架 |
第四节 可能的突破 |
第二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光绪3年至光绪23年:自由制 |
第二节 光绪24年至对日抗战开始(1937年):以审定制为主 |
第三节 对日抗战至国民政府迁台(1949年):以国定制为主 |
第三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 |
第一节 编审机构 |
一、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之概况 |
二、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之评价 |
第二节 编审人员 |
一、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人员之概况 |
二、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人员之评价 |
第三节 编审标准 |
一、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标准之概况 |
二、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标准之评价 |
第四节 编审程序与编审周期 |
一、审定程序及其评价 |
二、审定周期及其评价 |
第四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形成原因 |
第一节 自由制之成因 |
一、采取放任态度 |
二、无需专门审定 |
第二节 审定制之成因 |
一、晚清政府学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之成因 |
二、北京政府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之成因 |
三、国民政府前期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之成因 |
第三节 国定制之成因 |
一、统制思想 |
二、与民争利 |
三、解救书荒 |
第五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实施效果 |
第一节 经验与启示 |
第二节 教训与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9)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背景 |
一、选题目的 |
二、金石学称谓的变迁 |
三、金石学在当代学科中的相关问题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现状 |
一、近代以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 |
二、本课题相关研究现状 |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范围的界定与方法 |
一、清初时间区限与研究范围 |
二、本课题研究方法 |
三、本课题创新点 |
第一章 清初金石学发展背景 |
第一节 宋代金石学形成概述 |
一、宋代金石学形成前的重文字学风气 |
二、金石学风气确立 |
三、南宋金石学的继承与发展 |
第二节 清初对明代金石学的继承与批判 |
一、明中期以前金石拓本的流转概况 |
二、清初与明代中期金石学的关联 |
三、清初金石学对明末风气的继承 |
第三节 清初金石学文化背景与学术风气 |
一、明清易代后学者政治生态 |
二、集社、游幕下的金石学环境 |
三、清初金石学的现状 |
第二章 清初金石学着述分类与研究 |
第一节 清初金石着录分类 |
一、清代以来金石着述的分类方法概述 |
二、清初吉金着录情况 |
三、清初金石着录分类与解题 |
第二节 清初通纂类金石学专着研究——以郭宗昌、叶奕苞、李光映着述为例 |
一、郭宗昌《金石史》相关问题考述 |
二、叶奕苞《金石录补》及其相关问题考述 |
三、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考论 |
第三节 清初金石学着述中的专题性研究 |
一、清初金石学中石经研究相关问题考察 |
二、周在浚《天发神谶碑考》的影响 |
三、清初《瘗鹤铭》群体研究现象 |
第三章 清初官员曹溶、王士禛访碑研究 |
第一节 曹溶清初访碑寻帖的兴趣旨在 |
一、曹溶仕宦生涯与山西任职的心路考察 |
二、曹溶任期山西内与友朋的金石互动 |
三、曹溶在清初金石学中的角色 |
第二节 王士禛访碑中的“崇宋”意识 |
一、《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中的石刻考察 |
二、王士禛金石学学术积淀 |
第三节 清初访碑案例再探 |
一、清初访碑现象在当代语境下的探讨 |
二、叶奕苞、林侗:个人出行下的访碑释疑 |
三、杨宾、李蕃:访碑后的表达与实践 |
第四章 清初士人拓本来源考察 |
第一节 碑洞、慈仁寺:清初拓本南北出售情况 |
一、“碑洞”所售以新拓为主 |
二、慈仁寺:北方最重要书肆 |
三、拓本交易遍及南北书肆 |
第二节 清初士人间拓本的馈赠 |
一、叶奕苞金石拓本受赠来源 |
二、碑刻集中地域的学者与友朋间的拓本交流 |
第三节 清初士人拓本来源的其他途径 |
一、清初官员支持下的拓本获得情况——以朱彝尊为例 |
二、亲制拓本 |
第五章 清初金石学与汉碑取法之关系 |
第一节 汉唐碑刻:清初士人对宋拓审美的考察 |
一、清初宋拓鉴藏与研究的不同功用 |
二、关于唐拓、宋拓一些问题的说明 |
三、宋代相关金石文献中的汉碑拓本 |
第二节 清初金石学环境中的汉碑“古法”观念递变 |
一、从郑簠、傅山、朱彝尊悔初习隶书谈起 |
二、清初金石学着述中的汉碑观念 |
三、清初后期金石着述中的汉碑观念 |
第三节 品评与实践:清初汉碑的多重价值取向 |
一、清初金石学者中的习汉碑倾向 |
二、取法汉隶的书画家群体 |
余论 |
一、学者群体与学术着述方法百年内的嬗变 |
二、由杨霈批评傅山书《郭林宗碑》引起的思考 |
三、清初汉碑风气与碑学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后记 |
(10)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案 |
四、几点说明 |
第一章 安庆曾氏书局时期 |
第一节 谋划刻书 |
一、欧阳兆熊欲重刻 |
二、赵烈文代为请求 |
三、曾国藩拒绝倡首 |
四、曾国荃慨允出资 |
第二节 设局安庆 |
一、筹备工作 |
二、设局时间考辩 |
第三节 移局金陵 |
一、曾国藩欲刻经史典籍 |
二、“铜作坊”书局之撤 |
三、《船山遗书》的后续工作 |
第四节 安庆曾氏书局的性质 |
一、晚清幕府刻书的特征 |
二、晚清第一个地方书局 |
第二章 “金陵书局”时期 |
第一节 李鸿章刻《四书十三经》 |
一、“堂子巷”新局 |
二、从幕府刻书向地方书局的转变 |
第二节 曾国藩续刻《四史》 |
一、移局冶城山“飞霞阁” |
二、经费来源 |
三、书局人员与管理 |
四、续刻《四史》 |
五、重定刊书章程 |
第三节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
一、曾、马信函商议 |
二、洪汝奎继任书局提调 |
三、筹集经费 |
四、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
第四节 仿殿本《十三经注疏》 |
一、何绍基提议重刻 |
二、曾、莫金陵商谈 |
三、何绍基赴扬州 |
四、先刻《毛诗注疏》 |
五、广东书局覆刻 |
第五节 晚清地方书局兴起缘由探析 |
一、重建文化秩序的举措 |
二、讲求经世实学的需要 |
三、晚清学术衍变的推动 |
四、督抚权力扩张的产物 |
第三章 “江南书局”时期 |
第一节 光绪初年的调整与变动 |
一、刊刻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 |
二、经费危机 |
三、人事变动 |
第二节 晚清裁撤局所与地方书局之衰落 |
一、晚清裁撤局所大概 |
二、“江上雠书日闭关” |
第三节 戊戌、庚子新政与书局之撤 |
一、裁并各局 |
二、学堂与译书局 |
三、以局隶馆 |
第四章 金陵局本与晚清学术 |
第一节 金陵书局刻书书目考证 |
一、局本调研 |
二、局本补遗 |
三、金陵书局刊刻书籍详目表 |
第二节 刊刻书籍流程 |
一、选材 |
二、校勘 |
三、刻印 |
四、发行 |
第三节 金陵局本与晚清学术 |
一、理学书籍 |
二、汉学书籍 |
三、地志与当代史着述 |
四、传统科技与军事着述 |
五、非主流学派着述 |
第五章 书局人员着述与交游 |
第一节 书局人员考辩 |
一、现有研究辨正 |
二、书局人员补遗 |
三、金陵书局人员汇总表 |
第二节 书局人员学术风貌 |
一、机构规模 |
二、学术成就 |
三、学人交游 |
四、最终命运 |
第三节 学人着述与学术交游 |
一、宋学与汉学 |
二、刘恭冕《论语正义》与戴望《论语注》 |
三、今、古文经学与戴望、孙诒让的诸子学路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四、北京图书馆近十年的书目编纂与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D]. 刘琳琳. 吉林大学, 2015(08)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3]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D]. 杨慧.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4]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7]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D]. 张玄.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8]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D]. 王昌善.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9]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D]. 王文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10]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D]. 兰秋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