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7香港回归风云（论文文献综述）
郝斌[1]（2018）在《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文中研究表明王琦,从20世纪30末至90年代末,一直是活跃在中国艺坛的一位重要美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嘉陵江上》《侯水》《石工》《晚归》《老榕树》等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以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在艺术理论方面,他积极参与理论争鸣,撰写了大量美术文论,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担当中国美术界领导等。王琦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代美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时,王琦独特的艺术生涯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历史洪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被裹挟、被整合、被改造,既构成了一种“整一性”,也同时包含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以王琦为个案,正恰切地揭示了在时代艺术洪流的磅礴涌动中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或革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艺术家在其中所遭遇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以至“文革”前这一重要时段,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一段加速“整合”的特殊时段,而王琦正成为我们审视、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晁晓峰[2]（2018）在《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纪录片家族中意识形态性最强、与政治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文献纪录片具有弘扬主旋律、进行国族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功能。修辞是语言发出者利用语言的选用和调整,以产生说服或认同效果为目标。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是创作者通过选择题材内容、采用一定的创作策略、风格,组合使用影像视听语言,创作出文献纪录片文本,目的是使观众认同作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本文认为,中国文献纪录片的主导风格是格里尔逊式和形象化政论。在中国文献纪录片多个发展阶段中,这两种风格以强烈的观点倾向性和兼容性较强的修辞策略,成为构建国家民族、塑造集体记忆、反映当代意识形态的有力形态。根据政治经济、媒体政策、文艺思潮等外部因素进行权力支点选择是进行政治修辞的必要前提和措施。本文将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2年是意识形态的人文化呈现时期,这一时期创作者用“纪录”突破“汇编”美学,主要选用文化作为支点,利用纪录山川河岳进行国家民族精神的建构。1993-2002年受到纪实观念影响,以伟人题材作品为代表的这一时期文献纪录片利用平视的视角和故事化的讲述方式进行主旋律的弘扬。2003-2010年的创作思潮受到新纪录电影的影响,在重大历史题材和人文历史题材作品中充分利用情景再现等新虚构纪录手段,对历史进行当代的编织,完成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诠释。在政策的主导下,2010年开始,纪录片进入产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对时代主题的反映中,非逻辑的论证这一政治修辞手段被广泛运用到“中国梦”、“反腐”等现实题材作品中,完成了当下国家主题展现的政治修辞。在纪录、诠释和论证三种政治修辞手段的选择中,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了不同的使用特征。它们的组合使用形成了文献纪录片不同的形态风格。它们内在的关联互动生发了文献纪录片的艺术性质。
郑泽溪[3]（2017）在《地域文化互动视域中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交互视野下,香港与内地文化产业的交融与合作日益紧密。两地的合拍电影作为文化交融过程中的重要疏通形式,在合作共赢,交融互利的条件下形成了势头强劲的合拍产业体系。本文梳理了香港与内地两个不同体制的政治地缘实体之间的初次合作到香港电影产业集体“北上”的历史进程。这一现象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引人瞩目、自发集成的电影产业变迁“大事件”,从内地电影人“从北自南”探求电影制作技术与策略、带动内地电影的变革转型,到香港导演与学者逐渐“南顾北上”抢占市场和资金,寻求立根溯源的产业转向着手,阐述了两地经验文化的跨域表达与地域景观的影像呈现之间的交互关系,聚焦以文化整合与“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新时代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电影跨地合作过程中的新景观。本文行文基于文化地理学中的地域文化研究视角,以电影学科为主体,同时注重与地缘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前沿动态交叉融合,遵循着“跨域”、“异域”到“全球化”从内至外、由近及远的发散式地理轴线,从地域、时间、空间、文化等维度展开了对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论述。在文章结构设置上,参照了地缘政治学的框架:第一章从历时性角度阐述了在三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香港与内地合拍片所凸显的不同阶段中身份主次关系与合作模式的变化。第二章从“人—境”关系角度,分别阐述了香港地缘文化、“港味”的风格流变以及两地在跨域合拍过程中的文化制度的转向与跨越。第三章从“大战略”角度论述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电影产业的区域合作,在政策助推下合拍“丝绸之路”正在有序建构。第四章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在“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的合拍指向下,研究论述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片所呈现的“媒介图景”与空间流动,并对新形势下合拍电影的产业联动与技术驱动做出思考性回应。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括与拓展,并对当下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的发展走向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两地合拍片的地域文化景观研究分析时,打破了传统的香港与内地“二元论”,重视电影文本中滋生出的具有拓展性和开放性的增益属性与异质空间,以“多维视域”关照地域间新型生态景观的生成存在,继而融入时代语境,与国际化相接轨。
裴令华[4]（2013）在《1997—2012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香港警匪电影,作为最具独特性的香港电影类型之一,给观众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回忆,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虽然其历史不算太长,但是质量和数量在世界影坛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香港金像奖当中也是如鱼得水,受到广大观众及影评人的喜爱。2002年,电影《无间道》的上映带动了香港警匪电影一次新的创作热潮,让人们感到香港警匪电影的“转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对这一香港特有类型的影响。2012年,先有《逆战》,后有《大追捕》和《寒战》等陆续到来,也已然宣告香港警匪电影热潮的再次兴起。香港警匪电影的长盛不衰和不断创新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创作来说无疑也是一个积极的参照。同时随着对香港电影研究的日益丰满,有必要对回归后的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发展进行分析和总结。本文针对香港警匪电影这一独特的电影类型,欲以1997年香港回归为始到2012年止,采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从类型演变和类型元素的角度分析回归后的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发展的大体轮廓和特征,以总结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变化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回归前,香港警匪电影大致经过了从初具雏形到英雄片、成龙警察系列、枭雄片、古惑仔系列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回归后,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香港文化认同的转变,香港警匪电影创作者为了应对一系列复杂变化而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随即出现了具有黑色性质的香港警匪电影,仿效好莱坞的“大片模式”,还有《无间道》的上映也逐渐改变了以往香港警匪电影中飞车追逐、火爆枪战等动感场面,进而出现了以智斗为主的警匪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包括香港警匪电影在内的合拍片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尤其是CEPA的签订,使得香港警匪电影从融资模式、拍摄主题、表现手段等从创作到制片,从商业到艺术等都又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两岸三地电影资源的优化整合以及和国外的合作,香港警匪电影将逐渐蜕变成更加国际化的华语警匪电影,继续发扬民族特色,彰显制作实力,使其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田忠卿[5]（2017）在《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自1990年前后开始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期间对外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更加适应国际舆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固有观念的印记。在当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的环境下,对外传播中话语权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中国的对外传播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很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尤其是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由于中央电视台正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以央视对外传播为例的考察能够揭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嬗变的全过程。本文从冷战史的视野出发,首先对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将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历程以199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外宣实践中形成较为强劲的“斗争”观念,且形成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的舆论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1990年代中国电视外宣开始迅速发展时所面临的局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对外传播的重心转移到电视媒体上的时段,这一过程到1992年基本完成。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办和海外节目中心建立为标志,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电视对外传播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观念演进线索,但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200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中国的电视外宣基本是针对国外关于中国报道的“回击”,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行对外宣传,这种传播方式是基于中国方面自身需求的,在节目的制作、编排上以中方能够迅速有力地回应西方有关报道为目的,而非为了吸引受众;1997年前后,由于认识到中国对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准相较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严重不足,开始逐渐淡化“回击”式的对外传播,而是开始关注自身“专业化”程度,注重节目内容质量和制播水平的提高,虽然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但追求“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差距,这在客观上也迎合了受众的需求;到2001、2002年,中国的外部舆论压力稍有缓和,对外宣传开始注重“说明中国”,抛开了对西方媒体的单纯回击或竞争,逐步成体系地对国外受众介绍和说明真实的中国,这是有意识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2003年-201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传播体系进行自主规划的意识,但仍然建立在颠覆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思路上,仍然是一种回应,属于“被动宣传”。从2003年开始,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关注点,提高国际新闻直播能力、搭建海外电视播出平台、建立海外记者站、提高海外家庭和酒店的频道入户率、开设多语种对外频道等,都在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果。在具有了一定的海外传播能力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文化吸引海外受众、主动拓展海外市场,这已经变成“主动传播”。2013年以后,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线是全面建构话语权。在中国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必然寻求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电视台在本土化和国际深度合作方面有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海外认可度大大提升。全面建构话语权的进程方兴未艾,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在未来进一步建构话语权的时代,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西方受众感到疏离,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时面临着三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对内传播规则束缚对外传播规则、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中国民间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外宣工作者要在具体工作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在外宣决策层面应当确立建立起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央电视台应该进一步明确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定位、以非常手段打开局面、疏导对外传播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李道新[6]（2007）在《“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时间刻度,“九七”之于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认真探讨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是深入阐发“后九七”香港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涵的重要途径。总的来看,“后九七”香港电影通过对时间元素的强力设计,执着地表达着记忆与失忆、因果与循环的特殊命题,展现出历史编年的线性特征与主体时间的差异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正是通过这种浸润着香港情怀的现代性时间悖论“,后九七”香港电影呈现出一种将怀旧的无奈与怀疑的宿命集于一身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特质,并以其根深蒂固的缺失感界定了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
陈新林[7]（2015）在《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文中提出以往对香港公务员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本身优越性的探讨,相对而言,对香港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对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这种研究方式虽有其内在的价值,但却未能反映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也很难从深层次把握香港公务员制度的构建与形塑过程。本文主要以香港港英政府时期的华人公务员为着眼点,着重研究华人公务员群体在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香港公务员制度最初由英国移植而来,但因香港公务员制度中不可避免的“殖民”色彩,早期华人公务员并未真正走进港英政府“体制”之内,而是孕育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一种制度、两种体系”的特点。两种体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位高下,而且也表现在薪酬待遇的悬殊,这导致香港公务员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也促使华人公务员为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向港英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一战之后华人公务员就不断发起加薪运动,促使港英当局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二战后华人公务员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更加高涨,并最终撬动香港固有的公务员制度。华人公务员改善待遇之运动并非仅仅表现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赋予了这种运动在整个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中的重要角色,在这种运动式的抗争中,香港公务员“本地化”不断推进,薪俸支取规则、薪金调整机制以及等级制度、聘用方式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通过华人公务员的不断抗争,不仅使香港公务员制度逐渐改变了“两种体系”的运行模式,而且也让华人公务员逐渐融入香港公务员制度。在香港公务员制度初步形成之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贪腐问题,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1940年代后期,港英当局开始注意公务员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实施了包括制定反贪污法规、在警务处之下设立反贪污部门等措施遏制贪污的蔓延。但由于港府始终认为贪污仅仅存在于华人公务员以及欧籍下级公务员群体中,并未真正下决心惩治贪污,再加上负责反贪污的警务处又是香港贪腐最严重的机构,反贪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二战后二十多年港英政府断断续续的反贪工作并未取得显着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贪污之风的盛行。同时,无论是港府还是华人公务员团体也并未采取措施加强公务员的自律,在遏制反贪污问题上更是乏陈可述,也使公务员贪污更加肆无忌惮。1960年代后期,受政治事件之影响,港英政府委任取缔贪污咨询委员会调查香港贪污情形,并派专员考察新加坡、锡兰等地反贪污的经验,收紧惩治贪污的政策,不仅积极向社会通报查处贪污的统计数字,而且新订《防止贿赂条例》加大对贪腐问题的惩处力度。在此期间,华人公务员亦通过公会对此法案提出意见,强调在制定新法案的同时强化反贪污的监督机制,对香港此后反贪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港府始终没有将反贪污部门独立建制,反贪污工作并未出现突破成效,直到1973年“葛柏事件”的发生,引起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怒,香港各界纷纷呼吁反贪污部与警务处分离,才最终推动了港府设立廉政专员扑灭贪污问题。此后通过实施“肃贪”运动,并颁布一系列约束公务员的法律法规,逐渐将公务员群体的治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香港公务员体制建构与内部治理同时并举的机制,初步建立了公务员廉政监察体系,使大规模的贪腐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为“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香港公务员服务香港提供了条件。随后华人公务员在香港教育、医疗、市政等社会问题上持续发声,为香港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1980年代中期香港进入“过渡期”后,香港华人公务员及其团体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过渡时期香港的各项政策筹划与制定中,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和社会管理工作的执业效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杜玲玲[8]（2019）在《CEPA背景下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3年,陆港双方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自此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了更为有效的互动。CEPA政策关于两地电影合拍的相关条例,给予了陆港合拍片以国产片的同等市场待遇,对两地电影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两地电影合拍制作进程,也潜在地推动了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的叙事策略转变。本文通过梳理香港警匪片的发展历史及CEPA前后陆港两地警匪题材片的电影文本及相关资料,对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类型策略转变进行了详尽的概括。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时间为刻度,整理并概述了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的生成背景及发展概况;第二章从类型策略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在叙事时空、叙事主题和叙事情节上的调整和转变;第三章主要对警匪题材合拍片中的英雄人物、卧底身份及她者形象的转变进行了探究,具体阐述了转变后的人物形象特点;第四章着重解读了CEPA之于陆港两地警匪类型创作的影响,并根据当前的市场反响对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未来走向进行探究。本文以CEPA后的警匪题材合拍片作为研究节点,在观摩大量相关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电影相关理论,并借鉴运用经济、文化等多学科理论,旨在更好地解读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文化价值及艺术内涵,对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许丽华[9]（2018）在《从隔绝到交流：台湾报纸大陆新闻叙事研究 ——以1981年-2010年《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把台湾报纸的大陆新闻报道置于两岸交流的背景下观察,发现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变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对隔绝期（1949年-1987年）,第二个阶段是解冻交流期（1988年-1992年）,第三个阶段是起伏成长期（1993年-2005年）,第四个阶段是稳定发展期（2006年-2016年）。台湾报纸大陆新闻发展演变的过程正是两岸关系从敌对隔绝到相互交流的缩影,台湾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和两岸交流已经形成了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良性互动的趋势,这种趋势已经稳定下来而且不可逆转。本研究运用定量分析从宏观上勾勒出台湾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变迁的趋势,运用叙事学理论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大陆新闻报道的具体呈现方式。从叙事分析中,本研究发现叙事框架以隐含的叙事者的身份,影响着四家报纸大陆新闻报道的具体呈现方式。《中央日报》的叙事框架是维护一个中国,对共产党的敌意渐弱。《中国时报》的叙事框架是维护一个中国,对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宏观性的期望。《联合报》的叙事框架是维护一个中国,反对共产党但是不反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自由时报》的叙事框架是主张“一中一台”,抗拒两岸交流,对大陆不友善,九十年代初刻画大陆的贫穷落后和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大陆经济崛起、国际地位提高后突出大陆对台湾对威胁。从变迁的总趋势上看,自从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之后,大陆新闻朝着内容更丰富、报道更客观的方向发展。虽然台湾报纸大陆新闻报道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阶段、不同报纸呈现的特点各异,中间也有起伏波折;但是随着两岸交流层次的丰富和交流程度的加深,两岸共同的意义空间不断加大,台湾报纸大陆新闻报道成为台湾新闻市场上重要的新闻产品已成定局。不论报纸的立场和定位如何,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就必须提供经得住受众检验的产品,即必须按照事实本身来报道新闻。
马汇莹[10]（2008）在《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文中认为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地社会制度不同,大众传媒的性质、角色和功能也不尽相同,都存在着如何应对对方冲击的问题。这种交流和互动独具特色,是跨境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内地大众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的冲击。十年来,这种冲击已经变得更为频繁、直接、有力。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改变了部分新闻传播政策,香港因素是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重要压力来源之一。这些变化意味着传媒开放的边界不断被推进。但香港方面较为主动,中央政府较为被动。这些政策有时缺乏稳定,显示出政府对新闻开放欲进又退的矛盾心态。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并不是经济越发达,就必然会越开放。这取决于当地领导人的思想,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内地传媒组织与香港传媒的正式合作刚刚起步。但在新闻观念、管理规则、实践业务方面均明显受到香港传媒的影响,广东电视是最明显的例子。风凰卫视是一国两制制度最明显的受益者,它给内地传媒带来竞争压力同时也推动新闻改革。由于政策保护,两地传媒真正的竞争还远未开始。
二、’97香港回归风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7香港回归风云（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王琦早年的艺术学习与思想转型(1934—1938) |
| 第一节 洋画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与王琦的艺术取向 |
| 第二节 艺术,还是抗战?——王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宣传画创作 |
| 第三节 苦闷与抉择——王琦的鲁艺学习及其矛盾选择 |
| 第二章 生活的自觉: 王琦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艺术选择(1939—1945) |
| 第一节 运动,还是研究?——“后鲁艺”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从战斗之美到生活之美——王琦抗战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三节 王琦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隐含的苦闷: 王琦抗战胜利后至香港时期艺术诸问题(1945—1950) |
| 第一节 走向批判?——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木刻运动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规训与改造——王琦香港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四章 宏观语境与个体选择: 新中国时期王琦艺术诸问题(1950—1965)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王琦年表 |
| 2、王琦着述文献目录 |
| 3、回忆与评价——王宏建谈王琦先生几个问题 |
| 4、怀念我的父亲和老师王琦——王炜访谈 |
| 5、社会各界深切哀悼王琦同志 |
| 6、王琦《朝霞映船台》画里画外 |
| 7、难以割舍的情怀——王琦画笔下的香港 |
| 8、并非老生常谈——李桦、王琦纪念个展解析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2）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文献纪录片的内涵与外延 |
| (二) 文献纪录片文本的政治修辞现象 |
|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 对文献纪录片的综合研究 |
| (二) 对“纪录片修辞”的研究 |
| (三) 和“纪录片政治修辞”相关的研究 |
| 三、本研究展开思路 |
| (一)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方法和任务 |
| (二) 本研究的展开思路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纪录片政治修辞的理论架构 |
| 第一节 政治修辞的内涵解析 |
| 一、文献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质 |
| 二、政治修辞:发出意识形态“声音” |
| 第二节 政治修辞的文本显现 |
| 一、政治修辞的手段:纪录、诠释与论证 |
| 二、政治修辞的主导风格:格里尔逊模式和形象化政论 |
| 第三节 政治修辞的作用机制 |
| 一、权力关系:政治修辞的作用支点 |
| 二、修辞效果:观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 |
| 第二章 国家话语的人文化呈现:人本主义思潮中政治修辞初现(1978-1992) |
| 第一节 折射政治动向:作品内容回归现实 |
| 一、反映“拨乱反正”的政治形势 |
| 二、为正面历史人物与革命事件立传 |
| 三、宣传“改革开放”政策 |
| 第二节 “纪录”:政治修辞人文化的主导手段 |
| 一、“人声”出现软化政治话语 |
| 二、与“新闻”分家淡化宣教色彩 |
| 第三节 “论证”:回归逻辑的政论手段 |
| 一、使用“论据”:客观理性的论证手段 |
| 二、“知识”权力:政治修辞的新支点 |
| 第三章 主旋律的大众化表达:纪实观念下政治修辞转向(1993-2002) |
| 第一节 对主旋律的坚守 |
| 一、“一面提示”:用发展成就弘扬主旋律 |
| 二、“合作”模式:对主旋律性质的保障 |
| 第二节 故事化:主旋律表达的大众化策略 |
| 一、将政治观点寓于故事讲述之中 |
| 二、平视视角带来“日常化”效果 |
| 三、故事结构的变化突出叙述主旨 |
| 第三节 故事讲述迎合大众:纪录与诠释相结合 |
| 一、多种纪录手段贴近观众的接受习惯 |
| 二、对文献史料的诠释契合大众心理 |
| 第四章 在历史诠释中表现政治:新纪录电影理念下政治修辞变更(2003-2010) |
| 第一节 “历史相对论”推动对历史的诠释 |
| 一、格里尔逊风格的回归加强政治修辞力度 |
| 二、复归历史题材构建新型文化记忆 |
| 三、红色记忆的强化与国族软形象的“硬化” |
| 第二节 “新虚构”:诠释历史的技术手段 |
| 一、“情景再现”等手段填补文献空白 |
| 二、“新虚构”的人物串联起历史碎片 |
| 三、与观众的“契约”:通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路 |
| 第三节 凸显当下意识形态:历史叙事的政治诉求 |
| 一、与历史的时空对话:强化与重构文化记忆 |
| 二、历史故事的编织带来“主体化”的认同效果 |
| 三、象征与归纳论证导向政治意图 |
| 第五章 国家主题的多元化展现:产业化进程中政治修辞新阶段(2011-2017) |
| 第一节 发展动力:政策与产业的双轮驱动 |
| 一、“意识形态+产业”:纪录片双重属性的确立 |
| 二、政策保障:对重大题材作品创作的扶持 |
| 三、产业助力:新型产业格局带动精品创作 |
| 第二节 国家主题展现方式的多元化 |
| 一、技术美学下政治内容的视听呈现 |
| 二、周期性叙事的戏剧化策略 |
| 三、中国故事的“世界讲述” |
| 第三节 论证手段主导政治话语表达 |
| 一、“向人民汇报”:政治成就的影像展现 |
| 二、兼容叙事:政治话语的“论证化”表达 |
| 三、非逻辑论证:“论证”手段的发展 |
| 余论 |
| 一、文献纪录片政治修辞策略的嬗递 |
| 二、政治修辞的生成:三个手段的共生整合 |
| 三、政治修辞提升文献纪录片的艺术品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文献纪录片主要片目(1976—2017) |
| 致谢 |
（3）地域文化互动视域中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 “合拍片”、“香港与内地合拍片” |
| (二) “地域” |
| (三) “景观”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 |
| (二) 对于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发展历程与两地关系的研究 |
| (三) 对于“大合拍时代”下的“华语合拍”与“华语电影”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的历时性演进 |
| 一、萌芽生长期 |
| 二、春化葳蕤时期 |
| 三、移植寻根时期 |
| 第二章 跨域景观:香港电影与合拍片的文化共融与跨越 |
| 一、香港地缘文化 |
| 二、“港味”的风格流变 |
| (一) “港式”电影名片 |
| (二) 香港电影类型特色 |
| 三、跨域合拍过程中的转向与跨越 |
| (一) “97”焦虑与混成认同 |
| (二) “北进”转向与症候 |
| 第三章 异域景观:合拍“丝绸之路”的多维视域与文化现场 |
| 一、异域景观的“缺席”与“在场” |
| (一) 多维视域的“缺席” |
| (二) 历史契机的“在场” |
| (三) “第三世界”国家电影产业的区域合作 |
| 二、政策助推下的合拍浪潮 |
| (一) 中印合拍“丝路” |
| (二) “自我东方化”的地域文化符号 |
| 三、异域景观的影像书写 |
| (一) “新都市”电影风格 |
| (二) 异域“乌托邦” |
| (三) “影视旅游”与地缘经济 |
| 第四章 全球化景观:“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下的合拍指向与空间流动 |
| 一、“全球电影”的“新生态”景观 |
| (一) 合拍模式“新常态” |
| (二) 香港与内地合拍“新走向” |
| (三) 国际合拍“新视野” |
| 二、全球化想象与身份认同 |
| (一) 第三空间: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 |
| (二) 空间流动:“他者”语境中的“东方奇迹” |
| 三、全球化“景观社会”与合拍片的“媒介图景” |
| (一) “景观社会”与消费主义 |
| (二) 无地域空间 |
| (三) 新形势下的合拍电影的产业联动与技术驱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1997—2012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作为类型片的香港警匪电影 |
| 二、香港警匪电影的研究概况 |
| 三、论文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及其变化 |
| 第一节 回归前香港警匪电影的发展脉络 |
| 一、形成时期：20世纪50—70年代 |
| 二、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1997年 |
| 第二节 回归后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变化 |
| 一、新警匪电影初期：1997年至新世纪初 |
| 二、新警匪电影中后期：2002年以来 |
| 第二章 回归后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元素变化 |
| 第一节 主题观念的变更 |
| 一、江湖意义的蜕化 |
| 二、权力秩序的重建 |
| 第二节 叙事时空的转变 |
| 一、由现在时间到未来时间的拓展 |
| 二、由清晰到模糊、本土到世界的空间转变 |
| 第三节 表现形式的丰赡 |
| 一、动作展示和动感表现的转变 |
| 二、主题道具和枪战场面的重视 |
| 第三章 回归后香港警匪电影类型变化成因 |
| 第一节 社会历史的变迁 |
| 一、香港回归的时代语境 |
| 二、CEPA的签订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的转变 |
| 第三节 生存策略的调整 |
| 一、受众心理的诉求 |
| 二、电影资源的整合 |
| 三、制作方式的变化 |
| 第四章 回归后香港警匪电影的影响与前景展望 |
| 第一节 文化反哺：对内地与国外电影的影响 |
| 一、对内地电影的影响 |
| 二、对国外电影的影响 |
| 第二节 前景展望：香港警匪电影的未来 |
| 结语：全球化语境下共建华语警匪电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学术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足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2 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与背景 |
| 2.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状况 |
| 2.1.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定义 |
| 2.1.2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发展脉络 |
| 2.2 新中国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
| 2.2.1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阶段划分 |
| 2.2.2 新中国前四十年对外宣传的主线与媒介 |
| 2.2.3 1949年-1989年中国外宣史概览 |
| 3 电视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战场(1989-1992) |
| 3.1 1989 年以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
| 3.2 中国对外宣传反思与调整 |
| 3.2.1 中国对外宣传暴露出的问题 |
| 3.2.2 1990年前后中西电视传播能力对比 |
| 3.2.3 1989年后中国对外宣传观念的进步 |
| 3.3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创办 |
| 3.4 小结 |
| 4 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1992-2002) |
| 4.1 1992 年-2002年国际形势的变化 |
| 4.1.1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 |
| 4.1.2 1992年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
| 4.2 变化的形势下外宣观念的不断调整 |
| 4.2.1 1992-1997:“回击”——针对国外媒体舆论攻势进行反击 |
| 4.2.2 1998-2000:“专业化”——节目制作精良化 |
| 4.2.3 2000-2002:“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
| 4.3 小结 |
| 5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2003-2012) |
| 5.1 2003-2012 年对外宣传的背景 |
| 5.1.1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
| 5.1.2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 |
| 5.3 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方式转变 |
| 5.3.1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 |
| 5.3.2 “主动传播”的两条线索 |
| 5.4 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 |
| 5.4.1 “传播力”:建设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对外媒体 |
| 5.4.2 “软实力”: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
| 5.5 小结 |
| 6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2013年至今) |
| 6.1 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的变化 |
| 6.1.1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 |
| 6.1.2 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 |
| 6.1.3 中国对旧体系的“突围” |
| 6.2 对外传播新需求 |
| 6.2.1 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对外传播的窘境 |
| 6.2.2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
| 6.2.3 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
| 6.3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 |
| 6.3.1 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规划 |
| 6.3.2 话语权建构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
| 6.4 小结 |
| 7 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的展望 |
| 7.1 何为话语权建构 |
| 7.2 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2.1 “我者”—融入抑或同化? |
| 7.2.2 “他者”—妖魔抑或彼岸 |
| 7.2.3 “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3 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
| 7.3.1 对内传播规则约束对外传播 |
| 7.3.2 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 |
| 7.3.3 最大的障碍: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 |
| 7.4 “今日俄罗斯”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
| 7.5 未来电视对外传播的展望 |
| 8 结语 |
| 附录: 当事人口述资料七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7）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文献回顾 |
| 三、研究视角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港英政府公务员制度与华人公务员概况 |
| 第一节 港英政府早期的公务员制度 |
| 第二节 港英政府华人职员群体概况 |
| 一、香港公务员的范围 |
| 二、早期香港政府中的华人公务员 |
| 三、港府华人公务员规模和待遇 |
| 第三节 香港政府华人公务员的团体及组织运行机制 |
| 一、香港政府华员会的筹备与成立 |
| 二、香港其他主要华人公务员团体 |
| 三、香港政府华人职员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 |
| 第二章 二战前香港公务员制度构建中的华人公务员——以加薪运动为中心 |
| 第一节 “一战”后港府华人文员加薪之呼吁与公务员薪金调整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加薪运动与薪金调查委员会的设立 |
| 一、1920年代后期华人公务员调整薪俸制度之呼吁 |
| 二、文员薪金调查委员会之成立与工作开展 |
| 三、公务员薪金之调整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三节 裁员减政委员会之设立与香港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发端 |
| 第三章 华人公务员团体改善待遇运动与香港公务员制度本地化(1946-1950) |
| 第一节 改善待遇运动之兴起 |
| 第二节 公务员薪俸调查委员会之设立与公务员本地化政策 |
| 一、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进展 |
| 二、公务员薪俸调整委员会之设立 |
| 三、改善待遇运动之再起与华人公务员之联合 |
| 第三节 公务员制度调整与公务员之反应 |
| 一、公务员薪俸调整方案的出台 |
| 二、公务员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反应 |
| 第四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的“肃贪”运动 |
| 第一节 二战后香港公务员的贪腐与反贪 |
| 一、断断续续的反贪与公务员贪腐的泛滥 |
| 二、《防止贿赂法案》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二节 独立反贪污机制的建立与“肃贪”运动的再出发 |
| 一、“葛柏事件”与廉政公署的成立 |
| 二、“肃贪”运动与“四大华人探长案” |
| 第三节 “肃贪”运动中的公务员廉政制度之重构 |
| 第五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公共事务之参与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公共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的对外宣传 |
| 第六章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的香港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香港公务员政策 |
| 一、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二、华人公务员对公务员政策的支持 |
| 三、华人公务员与内地的互动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期”香港走向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的自为抗争以“长俸计划”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CEPA背景下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香港警匪电影发展脉络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选题的目的及缘起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缘起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CEPA背景下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生成背景 |
| 一、陆港两地电影谋求出路 |
| 二、CEPA政策促进陆港电影合拍 |
| 第二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发展述略 |
| 一、磨合期:观念的碰撞与更新 |
| 二、融合期:心态的调整与靠拢 |
| 第二章 CEPA背景下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叙事时空设置 |
| 一、叙事时间调整 |
| 二、地域空间转变 |
| 第二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叙事主题特征变更 |
| 一、从暴力场面到心理角力的更替 |
| 二、从江湖欲望到家国法则的转变 |
| 第三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叙事情节发展 |
| 一、创新运用的好莱坞叙事 |
| 二、重新定义的二元对立模式 |
| 第三章 CEPA背景下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人物形象 |
| 第一节 “英雄”人物的改写与颠覆 |
| 一、“小人物”神话失效 |
| 二、权力中心的体制英雄 |
| 第二节 “卧底”身份的解构与重构 |
| 一、渐隐的“夹心人”形象 |
| 二、频现的“灰色警察”形象 |
| 第三节 “她者”形象的失语与在场 |
| 一、失语的女性形象 |
| 二、救赎者的女性形象 |
| 第四章 CEPA陆港警匪题材电影的影响及未来趋势 |
| 第一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影响 |
| 一、内地警匪电影类型崛起 |
| 二、香港警匪电影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片的未来趋势 |
| 一、主旋律叙事:内地元素融入 |
| 二、人文关怀:港式文化坚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从隔绝到交流：台湾报纸大陆新闻叙事研究 ——以1981年-2010年《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两岸新闻交流回顾 |
| 第二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目标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一、对大陆新闻的界定 |
| 二、研究媒体的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样本的抽取 |
| 三、类目的构建 |
| 四、信度检验 |
| 第五节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探讨 |
| 第一节 叙事学研究 |
| 第二节 新闻叙事研究 |
| 第三节 新闻生产研究 |
| 一、关于新闻的生产 |
| 二、关于再现、建构与真实 |
| 第四节 台湾媒体大陆新闻研究 |
| 一、大陆学者的研究 |
| 二、台湾学者的研究 |
| 三、台湾媒体大陆新闻研究特点 |
| 第三章 两岸交流背景下的大陆新闻变迁 |
| 第一节 敌对隔绝期(1949年-1987年) |
| 一、1949年至1987年的两岸关系 |
| 二、束缚大陆新闻传播的台湾政策 |
| 三、敌对隔绝中的大陆新闻 |
| 第二节 解冻交流期(1988年-1992年) |
| 一、禁令解除开启两岸交流 |
| 二、两岸融洽氛围中的新闻交流 |
| 三、解冻交流期的大陆新闻 |
| 第三节 起伏成长期(1993年-2005年) |
| 一、一波三折的两岸关系 |
| 二、两岸新闻交流迈入新阶段 |
| 三、起伏成长期的大陆新闻 |
| 第四节 稳定发展期(2006年-2016年) |
| 一、两岸关系进入稳定期 |
| 二、新闻交流开创新局面 |
| 三、稳定发展期的大陆新闻 |
| 第四章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呈现 |
| 第一节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数量 |
| 一、四份报纸报道总量 |
| 二、不同阶段大陆新闻数量的变化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内容 |
| 一、大陆新闻的内容分布 |
| 二、《中央日报》内容不同阶段的变化 |
| 三、《中国时报》内容不同阶段的变化 |
| 四、《联合报》内容不同阶段的变化 |
| 五、《自由时报》内容不同阶段的变化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来源 |
| 一、大陆新闻的来源 |
| 二、不同阶段新闻来源的变化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体裁 |
| 一、大陆新闻的体裁 |
| 二、不同阶段大陆新闻体裁的变化 |
| 三、小结 |
| 第五节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报道的倾向 |
| 一、大陆新闻的报道倾向 |
| 二、不同阶段倾向的变化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叙事分析 |
| 第一节 大陆新闻的叙事话语 |
| 一、叙事话语 |
| 二、新闻事件的筛选 |
| 三、名称和词汇的使用 |
| 第二节 大陆新闻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 |
| 一、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 |
| 二、大陆新闻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 |
| 三、叙事框架是隐含的叙事者 |
| 第三节 大陆新闻的叙事交流 |
| 一、叙事交流 |
| 二、大陆新闻和台湾民间的交流 |
| 三、大陆新闻和两岸官方的交流 |
| 四、大陆新闻和学界业界的交流 |
| 第六章 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叙事语境 |
| 第一节 两岸社会历史语境 |
| 一、大陆社会变革 |
| 二、台湾社会变革 |
| 三、两岸交流历程 |
| 第二节 台湾报业生态语境 |
| 一、台湾报业生态变迁 |
| 二、报纸内部机制 |
| 第七章 发现和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发现 |
| 一、本文的主要论点 |
| 二、本文的其他发现 |
| 第二节 局限和不足 |
| 一、学科交叉研究难度大 |
| 二、研究对象特殊资料获取不便 |
| 三、台湾报纸大陆新闻的阶段划分不易 |
| 附录: 大陆新闻奖获奖名单(01届-14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一国两制:跨境传播的新领域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理论框架与概念剖析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内地学者的研究 |
| 二、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 |
| 三、分析与讨论:模糊的半张脸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香港传媒:后回归时代──香港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现状 |
| 第一节 传统报纸与免费日报 |
| 一、免费报纸:突然兴起 |
| 二、传统报业:频受冲击 |
| 三、经营管理:公司化、多元化 |
| 四、市场导向下的内容采编:小报化与煸情报道 |
| 第二节 电视:多元化发展 |
| 一、地面数字电视:2008新纪元 |
| 二、收费电视:四分天下 |
| 三、无线:一枝独大 |
| 四、亚视:股权多变命运波折 |
| 第三节 电台:风波不断 |
| 一、香港电台:身份之争 |
| 二、商业电台:“封咪”事件 |
| 三、新城电台 |
| 第四节 回归后香港传媒的整体生态 |
| 一、香港新闻自由:受到保护 |
| 二、传媒公信力:为什么会下降? |
| 三、传媒的自律与他律:报业评议会之争 |
| 四、传媒介入政治:从“第三者”、“代议者”到“鼓吹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两地传媒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香港的大众传媒管理 |
| 一、法律监管 |
| 二、行政调控 |
| 三、新媒介环境下的规管政策检讨与变化 |
| 四、反思:维护及推展广播自由与权利 |
| 第二节 内地的大众传媒管理 |
| 一、法律监管 |
| 二、党和政府的调控 |
| 三、内地传媒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两地大众传媒比较:体制与观念 |
| 一、法治保障 |
| 二、市场经济与传媒自主性 |
| 三、政权与传媒系统的整合度 |
| 四、新闻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两地大众传媒互动:直面香港 |
| 第一节 十年新闻交流历程回顾 |
| 一、97回归:新的起点 |
| 二、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促进信息公开 |
| 三、个人赴港“自由行” |
| 四、CEPA:传媒业合作的便捷通道 |
| 第二节 新闻传播政策:擅变与突破 |
| 一、从“采访七条”到“奥运新规” |
| 二、常设记者站 |
| 三、新闻发言人制度 |
| 四、广电、影视节目交流与合作 |
| 五、传媒上市:从分拆上市到整体上市 |
| 第三节 传媒实践与新闻业务:借鉴与创新 |
| 一、受众意识的确立与强化 |
| 二、时政新闻:突破传统模式 |
| 三、内地新闻与“香港角度” |
| 四、“出口”与“内销”新闻 |
| 五、新闻文化落差 |
| 七、新闻伦理:差异与激荡──以“收红包”为例 |
| 第四节、“凤凰卫视”现象:在夹缝中游走 |
| 一、凤凰卫视简介 |
| 二、凤凰: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的受益者 |
| 三、凤凰台与中央电视台:局部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香港电视在广东:跨越边界的传播 |
| 第一节 “第一梯队”的香港电视 |
| 一、历史:政府管制、民众自发收看与媒介全球化 |
| 二、香港电视受欢迎的原因 |
| 三、影响:“弱势”的广东电视与“港式”观众 |
| 第二节 “鲶鱼效应”与广东电视 |
| 一、作为一种变革“催化剂”的外来电视 |
| 二、作为一种话语资源的外来电视 |
| 三、直接成为借鉴对象 |
| 四、促使广东电视发挥本土特长 |
| 第三节 观众的选择:悄无声息的变化 |
| 一、收视行为的自我解说 |
| 二、新闻节目:最经常看，也最不满意 |
| 三、电视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
| 四、短剧:本土化、娱乐化 |
| 五、文化接近性、节目质量与观众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一国两制与跨境传播 |
| 二、香港传媒的冲击 |
| 三、中央政府的应对 |
| 四、地方政府的应对 |
| 五、传媒组织 |
| 附录一、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新闻文化交流大事记 |
| 附录二、受访者名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97香港回归风云（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D]. 郝斌.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1)
- [2]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研究[D]. 晁晓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5)
- [3]地域文化互动视域中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研究[D]. 郑泽溪. 武汉大学, 2017(06)
- [4]1997—2012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嬗变[D]. 裴令华. 西南大学, 2013(01)
- [5]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D]. 田忠卿. 武汉大学, 2017(06)
- [6]“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J]. 李道新. 当代电影, 2007(03)
- [7]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D]. 陈新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8]CEPA背景下陆港警匪题材合拍研究[D]. 杜玲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9]从隔绝到交流：台湾报纸大陆新闻叙事研究 ——以1981年-2010年《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例[D]. 许丽华. 厦门大学, 2018(07)
- [10]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D]. 马汇莹. 复旦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