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年五月我国将召开国际化纤工业经济技术合作洽谈谈会（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孙晓美[2]（2020）在《曲阜孔子文化节研究（1984-2004）》文中提出纪念孔子,不仅仅是一种活动,更多地承载了对孔子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改革开放以后,在曲阜举办的“孔子文化节”,更赋予纪念孔子以现代价值和意义,它是在传统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基础上的变革和升华,在纪念先哲,弘扬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成为加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国之要典”,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持续到1948年。1984年以孔子像复原揭幕为契机,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此后,这种活动成为定制。2004年政府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祭孔子的纪念活动,是从国家层面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认同,被称为是“祭孔大典”,孔庙祭典活动逐渐成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熟。新时期孔庙祭典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仪式也大大简化,在仪式展演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加强文化认同与交流。依托孔庙祭典活动的悠久历史而举办的“孔子文化节”,以纪念先哲为核心,同时将学术研讨、文化旅游、经贸合作融于一体。文化节期间,孔子诞辰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以及孔子学术会堂的开展,大大推动儒学研究的进程。一方面,学者们对儒家思想及儒学史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的范围也趋向于多元化;另一方面,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关于儒学现代价值的思考方面,从政治、经济、文明对话、道德伦理、生态、教育等多个方面阐释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及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时代又赋予孔子文化节新的使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在举办文化节的同时,营造招商引资的氛围,搭建经贸合作的桥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商品的展销、贸易的洽谈成为文化节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文化节每年都会举办经贸洽谈会及各种推介会、论证会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活动主题的凸显,经贸活动取得显着成果,政府也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孔子文化节作为招商引资的平台与媒介,有效地带动曲阜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的发展。
刘玥[3]（2020）在《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文中指出机床工具工业是制造机器的母机工业,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管理局对机床工具行业实行统一有序的管理。这一管理模式虽一方面提升了我国机床工具产品的自给率,另一方面因资源配置的滞后性等因素拖慢了产品生产的质量与技术发展的速度。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国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原先僵化的生产方式得到改变。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职能发生转变,企业权力得到下放,原先管理机床工具行业的政府部门经历裁撤与调整;从市场层面来看,商品经济逐渐为机床工具产业发展所认可,市场经济的活力逐渐注入到社会生产的领域。以此为背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应运而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作为当代的行业组织,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行会、商会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产生方式来看,国家通过裁撤机床工具局主动将机床工具工业的管理权力下放给社会。原机床工具局局长梁训瑄等干部也利用改革之势积极组建筹委会,到1988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承担起管理机床工具行业的职责。由于成立时间较早,国内缺乏发展经验,因此在成立初期协会经历了探索阶段。一方面主要理顺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行业调查等手段对机床工具企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解,并将其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反映给政府。在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协会在管理机床工具行业中更加发挥起市场化的职能,譬如为扩大产业贸易坚持主办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等。当代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给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协会也根据市场中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时引导企业发展,避免行业出现严重的损失。同时,因机床工具产业存在的特殊性意义,国家政策也需时时给与协会、行业相应的扶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董少明[4]（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指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文世芳[5]（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高冠龙[6]（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胡凯基[7]（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邱娟[8]（2017）在《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至1984年是湖北省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湖北改革开放新时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湖北省委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为了实现现代化,由上而下,从试点开始逐步向前推进的。十年“文革”使得国民经济及湖北经济发展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于1978年底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在此背景下,湖北省逐步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一时期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轨迹,分为单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两个阶段,其中单项改革主要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利改税、工业企业改组联合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为主要内容;而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起初是从试点（沙市、武汉市）开始,逐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还从宏观方面（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外贸体制等）采取多项改革措施来弥补单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不足。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经济实力显着增强,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在取得积极成果的背后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扩权让利过程中企业自主权落实不到位,利改税过程中税种设置单一、以利代税未能真正落实到位等问题。综上所述,本文在系统梳理湖北省六年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取得的积极成果及分析其潜在的问题,这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系统地研究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仲丹丹[9]（2016）在《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即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时期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中国,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融合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在很短时间内成为部分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之一的。文化产业园区作为这种融合的产物之一,成为非常具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其中通过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再利用的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那么,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在我国典型城市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文化产业的原初特性使其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对宏观地理和微观载体有何特殊要求?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变迁、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进程、市场规律作为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的基本构成对这种结合发展的模式有怎样的作用力?认真回答这三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以上动机,本研究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及中国工业用地的更新特征为切入点,以我国8个代表性城市的具体项目为基本研究范围,结合对既有现状的理解建立全观的研究架构,从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进行析论,讨论这两种事物结合之基础、发展之根本推力,并试图创造一种解释上不致发生矛盾的、按不同保护再利用主体推动这种结合的不同过程对既有相关项目的分类,阐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城市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真正的、应然的内在动力及外在表现,进而为如何实现城市中心区存量土地盘活、产业结构调整与历史文化延续的整合,如何更好地从政策及发展策略上推进这一过程提供有限的理论参考。
施瑛[10]（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研究说明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二、今年五月我国将召开国际化纤工业经济技术合作洽谈谈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年五月我国将召开国际化纤工业经济技术合作洽谈谈会（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曲阜孔子文化节研究（1984-200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一、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来龙去脉” |
| (一)曲阜孔子文化节的兴起 |
| 1.时代背景与文化土壤 |
| 2.政府支持与旅游开发 |
| 3.历史遗迹与区域资源 |
| (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发展 |
| 1.文化节起步 |
| 2.节庆成规模 |
| 二、曲阜孔子文化节中的祭典活动 |
| (一)历史上的曲阜孔庙祭典活动 |
| 1.曲阜孔庙的建立及动能 |
| 2.历史上的曲阜孔庙对孔子的祭典活动 |
| (二)新时期曲阜孔子文化节祭典活动的举办 |
| 1.孔子文化节祭典活动的探索 |
| 2.孔子文化节祭典活动的丰富与发展 |
| (三)文化展演的表达 |
| 1.祭典内涵的转变 |
| 2.文化认同与交流 |
| 三、曲阜孔子文化节中的学术交流活动 |
| (一)孔子诞辰纪念与学术讨论会 |
| 1.儒家思想及儒学史研究 |
| 2.儒学的现代价值思考 |
| 3.儒学在未来社会的前景 |
| (二)孔子学术会堂的举办 |
| 1.主讲人群体考察 |
| 2.孔子与儒家思想剖析及价值 |
| 四、曲阜孔子文化节中的旅游与经济活动 |
| (一)营造招商氛围与环境 |
| 1.旅游资源的盘活 |
| 2.基础设施的完善 |
| 3.经贸平台的打造 |
| (二)经济活动的发展 |
| 1.发展环境分析 |
| 2.经济主题的凸显 |
| 3.市场机制的注入 |
| (三)招商引资的文化节 |
| 1.搭建合作桥梁与洽谈交流平台 |
| 2.文化旅游深探与旅游效益显着 |
| 3.产业结构调整与相关产业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 关于国家、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行业组织研究综述 |
| (三) 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综述 |
| 三、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协会成立前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
| 一、机床工具工业历史概述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机床工具工业的发展 |
| (一) 近代以来国外机床工具技术的引入 |
| (二)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章 体制改革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成立(1988-1992) |
|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变迁 |
| (一) 1949年-1978年工业管理体制及产业发展 |
| (二)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二、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成立及初期发展 |
| (一)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成立的经过 |
| (二) 协会的组织架构 |
| (三) 政府指导与协会初期活动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协会与产业发展(1992-2016) |
| 一、从幼稚到成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市场化职能 |
| (一) 扩大交易:展览会的持续举办 |
| (二) 推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 |
| (三) 鼓励企业出口与积极“入世” |
| 二、国家、协会与市场:三者互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应对危机:市场失灵与行业自治 |
| (二) 市场经济的新问题:“协会失灵” |
| (三) 国家政策与机床工具产业发展 |
| 第四章 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行业组织的发展经验 |
| 一、历史回顾:中国传统的行业组织 |
| 二、市场自发性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他山之石:日本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概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6）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五、创新点和难点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
| 第一节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形势 |
| 二、“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三、1977、1978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
| 第二节 经济工作中出现新冒进 |
|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 |
| 二、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 |
| 三、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 |
| 四、新冒进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
| 一、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 |
| 二、会议名单及分组 |
| 三、会议的主要经过 |
| 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会议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讨论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
| 一、如何认识我国的当前形势 |
| 二、如何认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
| 三、如何认识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 |
| 二、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 |
| 三、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 |
|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则 |
| 一、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 |
|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
| 三、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是做好宣传工作 |
| 四、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三章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问题的讨论 |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 一、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权力过于集中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 |
| 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放权让利于地方和企业 |
| 第二节 对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 |
| 一、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 |
| 二、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环境 |
| 第四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与评价 |
| 第一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 |
| 一、国民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
| 第二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
| 一、会议的历史意义 |
| 二、会议的主要特点 |
| 三、会议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国家权力与社会 |
| (一) 经济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 社会秩序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三) 生育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地区发展差距变动 |
| (一) 三类乡村发展差距变动 |
| (二) 沿海崛起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一、婚姻恋爱 |
| (一) 进一步走向自主 |
| (二) 商业化加剧 |
| 二、社会风尚 |
| (一)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 |
| (二) 从文化压抑到求知爱美热 |
| (三) 消费增长 |
| (四) 对国外、境外交往增加 |
| 三、精神生活 |
| (一) 从禁锢走向解放 |
| (二)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
| 一、农民心理变迁 |
| (一) 从依附性到自主性 |
| (二) 从因循泥古到合理化转向 |
| (三) 开始追求享受生活 |
| 二、知识分子心理变迁 |
| (一) 使命感勃发 |
| (二) 物质待遇影响 |
| 三、个体私营经济者心理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8）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由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的现状 |
| 1.2.1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1.2.3 关于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2. 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 |
| 2.1 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国内环境 |
| 2.1.1 “文革”给国民经济和湖北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
| 2.1.2 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充分思想准备 |
| 2.1.3 “文革”结束后党的领导人逐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2.2 湖北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 |
| 2.2.1 安徽、四川等地率先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示范效应 |
| 2.2.2 湖北省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
| 3. 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3.1 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单项改革的探索阶段 |
| 3.1.1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
| 3.1.2 实行经济责任制 |
| 3.1.3 试行利改税 |
| 3.1.4 工业企业改组联合 |
| 3.1.5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
| 3.2 湖北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沙市市、武汉市 |
| 3.2.1 中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沙市市 |
| 3.2.2 全国第一个省会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武汉市 |
| 4. 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 |
| 4.1 推进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以激发企业活力 |
| 4.2 推动流通、外贸、价格改革以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
| 4.3 开启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 5. 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
| 5.1 湖北初步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
| 5.1.1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初步显现 |
| 5.1.2 工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
| 5.1.3 商品市场规模明显扩大 |
| 5.1.4 第三产业开始酝酿发展 |
| 5.1.5 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
| 5.2 湖北初步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
| 5.2.1 企业经营自主权落实不到位 |
| 5.2.2 税种设置比较单一,以税代利落实不到位 |
| 5.2.3 基建固定投资规模过大,重复生产、建设问题严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1.1.1 研究动机 |
| 1.1.1.1 城市工业用地更新加速与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滞后 |
| 1.1.1.2 产业经济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关联性的研究不足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工业遗产与文化产业的交叉研究 |
| 1.2.2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相关研究 |
| 1.2.3 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架构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架构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成果与论文创新点 |
| 1.4.1 研究成果 |
| 1.4.2 论文创新点 |
| 1.4.2.1 系统的调查研究 |
| 1.4.2.2 理论方法创新 |
| 1.4.2.3 对工业遗产与文化产业结合动因的研究 |
| 第二章 文化产业介入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发展概况 |
| 2.1 引言 |
| 2.2 研究对象范畴界定 |
| 2.2.1 工业遗产 |
| 2.2.1.1 类型范围 |
| 2.2.1.2 时期范围 |
| 2.2.2 文化产业 |
| 2.2.2.1 国外的界定 |
| 2.2.2.2 国内的界定 |
| 2.3 调研地点的选择 |
| 2.3.1 参考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程度 |
| 2.3.2 考虑调研地点地域分布广度 |
| 2.4 各地概况 |
| 2.4.1 北京——现代工业遗存在世界城市 |
| 2.4.1.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1.2 项目特点 |
| 2.4.2 上海——近代工业遗存与海派文化的融合 |
| 2.4.2.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2.2 项目特点 |
| 2.4.3 广州——行业集聚鲜明的产业园模式 |
| 2.4.3.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3.2 项目特点 |
| 2.4.4 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对有限文化经济资源的竞争 |
| 2.4.4.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4.2 项目特点 |
| 2.4.5 重庆——工业形象与文化产业发展空间载体要求的背离 |
| 2.4.5.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5.2 项目特点 |
| 2.4.6 青岛——价值较高的工业遗产集中在城市更新重点区域 |
| 2.4.6.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6.2 项目特点 |
| 2.4.7 西安——工业遗产在世界文明古都 |
| 2.4.7.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7.2 项目特点 |
| 2.4.8 福州——工业遗产在“侨乡” |
| 2.4.8.1 文化产业相关概要 |
| 2.4.8.2 项目特点 |
| 第三章 文化产业选择工业遗产作为空间载体的动因分析 |
| 3.1 引言 |
| 3.2 文化生产的城市选择 |
| 3.2.1 文化生产选择工业基础雄厚的城市 |
| 3.2.2 文化生产的地理集中是自我强化的——以天津、北京为例 |
| 3.2.3 推动文化产业落脚工业遗产的城市政策——以北京、上海、福州为例 |
| 3.3 文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
| 3.3.1 工业历史地段的地理区位优势 |
| 3.3.2 工业历史地段的建筑密度优势 |
| 3.3.3 工业历史地段的产业氛围优势 |
| 3.4 文化生产的建筑空间要求 |
| 3.4.1 工业遗产较低的使用成本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 |
| 3.4.2 工业遗产的空间形态特征符合文化产业的使用要求 |
| 3.4.3 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满足文化产业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
| 3.5 策略探讨：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应纳入存量规划体系 |
| 3.5.1 存量规划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产生的影响 |
| 3.5.1.1 深圳 |
| 3.5.1.2 上海 |
| 3.5.1.3 北京 |
| 3.5.2 存量规划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提出的新要求 |
| 3.5.2.1 符合城市存量规划的发展目标 |
| 3.5.2.2 从制度设计角度思考保护再利用模式 |
| 第四章 工业遗产选择文化产业作为再利用模式的动因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影响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以北京、上海为例 |
| 4.2.1 理论构建 |
| 4.2.1.1 划拨工业用地取得期（1954~1988） |
| 4.2.1.2 划拨工业用地价值凸显期（1988~1998） |
| 4.2.1.3 划拨工业用地解冻探索期 （1998~2008） |
| 4.2.1.4 划拨工业用地再利用主动结合产业调整的新时期（2008~） |
| 4.2.2 策略探讨 |
| 4.3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推动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以中国纺织工业格局中的“上、青、天”为例 |
| 4.3.1 概念界定 |
| 4.3.1.1 传统工业 |
| 4.3.1.2 “上、青、天” |
| 4.3.2 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作用机制 |
| 4.3.2.1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作用——释放有形资源 |
| 4.3.2.2 地方行业转型升级作用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路径 |
| 4.3.3 行业企业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认知路径及策略探讨 |
| 4.3.3.1 行业企业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认知路径 |
| 4.3.3.2 对有形资源的价值认知阶段 |
| 4.3.3.3 策略探讨 |
| 4.4 市场规律作用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以青岛为例 |
| 4.4.1 理论构建 |
| 4.4.1.1 青岛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模式选择机制 |
| 4.4.1.2 市场规律作用下的投入差异 |
| 4.4.2 策略探讨 |
| 第五章 按保护再利用主体作用过程分类的实证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原址工业企业产业升级背景下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 5.2.1 形成动因 |
| 5.2.1.1 城市产业升级宏观作用分析 |
| 5.2.1.2 企业产业升级微观作用过程 |
| 5.2.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 5.2.2.1 保护特点 |
| 5.2.2.2 再利用特点 |
| 5.2.3 认知意义 |
| 5.3 高校带动下的文化产业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协同发展 |
| 5.3.1 形成动因 |
| 5.3.1.1 工业遗产位置靠近高校 |
| 5.3.1.2 高校改、扩建用地需求 |
| 5.3.1.3 高校文化产业发展需求 |
| 5.3.1.4 高校建筑空间特征新需求 |
| 5.3.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 5.3.2.1 多出现在“新一线城市” |
| 5.3.2.2 再利用主体多为艺术、设计类院校师生 |
| 5.3.2.3 保护再利用顺序倒置 |
| 5.3.3 策略建议 |
| 5.3.3.1 关注工业遗产周边的高校文化资源 |
| 5.3.3.2 高校改、扩建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相结合 |
| 5.3.3.3 高校文化产业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相结合 |
| 5.3.3.4 探求符合高校建筑空间特征的旧工业建筑改造策略 |
| 5.3.4 认知意义 |
| 5.4 城市经营理念主导的保护再利用模式 |
| 5.4.1 多重作用分析 |
| 5.4.1.1 大遗址区保护 |
| 5.4.1.2 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手段 |
| 5.4.1.3 大旅游理念 |
| 5.4.2 认知意义 |
| 5.5 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 5.5.1 商务办公产业园开发 |
| 5.5.1.1 形成动因 |
| 5.5.1.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 5.5.2 综合性地产开发 |
| 5.5.2.1 形成动因 |
| 5.5.2.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 5.5.3 认知意义 |
| 5.6 文化发展类公司主导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 5.6.1 形成动因 |
| 5.6.1.1 建筑改造加建限制少 |
| 5.6.1.2 地方性的产业园扶植政策 |
| 5.6.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 5.6.3 认知意义 |
| 5.7 政府全面掌控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
| 5.7.1 形成动因 |
| 5.7.2 保护再利用特点 |
| 5.7.3 认知意义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观点结论 |
| 6.2 展望 |
| 附录一 调研项目溯源 |
| 附录二 《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 |
| 附录三 《中共福州市委办公厅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利用工业厂房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管理办法》 |
| 附录四 天津市政府《天拖地块(公建)产业规划布局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期刊文章 |
| 专（译）着 |
| 论文集 |
| 学位论文 |
| 报纸文章 |
| 报告 |
| 网络资源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 1.4.3 其他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1.8 研究价值 |
| 1.9 研究成果 |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 1.11 文章结构 |
| 1.12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2.1 学院派 |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 2.2.2 包豪斯 |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 3.1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1.2 教学体系 |
| 4.1.2.1 教学思想 |
| 4.1.2.2 教学计划 |
| 4.1.2.3 师资情况 |
| 4.1.2.4 学生情况 |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2.2 教学体系 |
| 4.2.2.1 教学思想 |
| 4.2.2.2 教学计划 |
| 4.2.2.3 教材建设 |
| 4.2.2.4 教学方法 |
| 4.2.2.5 教学条件 |
| 4.2.2.6 师资情况 |
| 4.2.2.7 学生情况 |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 4.2.3.2 教授演讲 |
| 4.2.3.3 对外交流 |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3.2 教学体系 |
| 4.3.2.1 教学思想 |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 4.3.2.3 教学方法 |
| 4.3.2.4 师资情况 |
| 4.3.2.5 学生情况 |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3.3.1 举办展览 |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1.2 教学体系 |
| 5.1.2.1 教学思想 |
| 5.1.2.2 教学计划 |
| 5.1.2.3 教材建设 |
| 5.1.2.4 教学方法 |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 5.1.2.6 师资情况 |
| 5.1.2.7 学生情况 |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 5.1.3.1 论文着作 |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 5.1.3.3 访问交流 |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2.2 教学体系 |
| 5.2.2.1 教学思想 |
| 5.2.2.2 教学计划 |
| 5.2.2.3 教材建设 |
| 5.2.2.4 教学方法 |
| 5.2.2.5 师资情况 |
| 5.2.2.6 学生情况 |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 5.2.3.1 科研机构 |
| 5.2.3.2 展览会 |
| 5.2.3.3 调查测绘 |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 5.2.3.6 科学报告会 |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 5.2.3.8 设计竞赛 |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 （1）师资的开放性 |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 三、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今年五月我国将召开国际化纤工业经济技术合作洽谈谈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曲阜孔子文化节研究（1984-2004）[D]. 孙晓美.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国家、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1988-2016）[D]. 刘玥.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
- [8]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D]. 邱娟. 武汉大学, 2017(06)
- [9]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D]. 仲丹丹. 天津大学, 2016(12)
- [10]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