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劳动组合 搞好劳动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李冠生[1]（1992）在《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优化劳动组合》文中研究表明 1991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把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到突出的位置上。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益,要从改善企业外部条件和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两方面下功夫,进行综合治理。为了改善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条政策措施,并且已经得到贯彻落实。企业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正在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需要企业作出更大的努力,迅速转换经营机制,这是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因为外因和内因比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
朱孟光[2]（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梅德平[3]（2004）在《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 ——以湖北省为中心的个案分析》文中指出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制度变迁，是研究和探讨建国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在当前，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不仅是理论界研究的热门选题，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予以重视，并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业已表明，“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收入问题。从世界上一些农业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来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使农户在获得农产品交换的初次收益的同时，取得第二、三产业的收入，乃是维护农民自身利益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当前的中国农村，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已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举措，在各地得到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并持续得到来自中央政府最高文件决策的支持与鼓励，这说明，不断地变革与创新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将是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与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中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也是避免在未来农村经济组织持续创新中出现失误的重要途径。显而易见，考察和分析建国后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内部的制度安排，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本文主要借助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马列经典作家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理，运用“制度结构—经济行为—制度绩效”的基本分析框架，在尽可能地占有详尽史料和充分了解与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湖北省为个案，以全国整体的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变迁为参照，对建国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经济组织的变迁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与分析。 论文分析的总体思路大体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主要概念、基本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等作出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建国前与建国后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进行总体考察，以便为后续章节的分析提供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农村经济组织变迁中的产权制度与分配制度进行分析，并对不同组织内部的产权与分配制度作了对比说明；第五章是对在不同产权与分配制度约束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考察；第六章是对农村经济组织变迁的制度绩效进行分析；第七章是对建国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过程中的政府作用的简要说明，并对未来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持续创新的目标取向，以及政府职能转换提供基本思路。 从全文看，论文在对建国前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过程总体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回答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源于作者自身独立思考后的一些基本观点。 （1）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总体上界定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特征。对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总体特征作出制度分析，是全文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总体上看，1949-1985年微观经济组织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特征，即1949-1978年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组织的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而1978年底开始的家庭承包制的制度锄博士学位论丈[)〔洲:汀OR入LDISSERT入T】ON 创新，则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特征表现为，首先，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 于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对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即潜在制度收益的追求。其次，由于制度变迁的 方式与主体的差异，从而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制下形成了不同的产权与分 配制度结构，正是组织内部的制度结构差异才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绩效。最后，意识形态的非正 式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微观经济组织发展不同阶段的产权制度结构比较。产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 与分配制度一样，直接影响到对组织参与者行为激励的大小与强弱。本文注重组织内部的产权 制度结构分析，不仅要对不同产权安排作出说明，更重要的是对不同组织内的产权制度的比较。 哪种安排更有效率?为什么有效率?不同产权制度安排的优缺点何在? （3）分析不同微观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制度及其有效性。以前的许多研究，均没有对组织 内部的分配制度作出说明，本文的分析将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在作者看来，与产权制度安排 相一致，不同的产权制度决定不同的分配制度与效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家庭 承包制下的农户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制度的安排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不 同的分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通过怎样的机制得以实施? （4）分析产权与分配制度约束下的农户经济行为。在每一个经济组织内部，农户总是组织 的直接参与者与制度的实施者，因此对农户的研究也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产权与分配 制度结构影响和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同时农户经济行为也受到既定经济体制的约束与制约。 本文认为，在不同微观经济组织内部，农户经济行为并不是一致的，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户经济 行为并没有真正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户为主体的经济行
赵传孔[4]（1992）在《坚持劳动组合 搞好劳动管理》文中研究说明 自1988年以来,我们坚持推行优化劳动组合,并把它纳入正常的劳动管理,逐步走上了周期化、制度化、合同化的轨道。一、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地搞好优化劳动组合。优化劳动组合就是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劳动人事管理之中,破除僵化的人员组织机构,逐步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新型的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我局在优化劳动组合方面的具体作法大致可分
本刊编辑部[5]（1990）在《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方针 扎扎实实搞好劳动工作》文中指出 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于1989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的指示,以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针,回顾一年来的工作,研究了三年治理整顿的目标和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并部署了1990年的工作任务。劳动部部长阮崇武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方针,扎扎实实搞好劳动工作》的报告。
陈益元[6]（2004）在《醴陵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民国时期，醴陵国民党的政权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长期军阀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要应付20年代兴起的中共苏维埃运动。为此，国民党企图通过两条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的下移。在制度层面上，它构建了区的组织、乡的建制。同时，为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层层控制，又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防匪组织。清乡队、团防队、保安团、守望队、常备队等组织，都是想在区、乡建制基础上进一步使基层政权军事化。保甲制度的推行，更是显露出国民党强化农村社会基层控制的野心。困扰国民党的是，它无法解决保甲制与乡民自治两者之间的紧张。“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真正意图照旧是为了强化国家的权力，自治只不过是它的一块遮丑布而已。可是，这种政权下移的实践，却由于实际运行中基层政权人员仍由旧有乡村势力（表现为土豪、劣绅）把持而出现了杜赞奇所言的“内卷化”命运。因此，严格说来，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并不成功。 醴陵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外来的陌生者，为了对农民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就需要进行乡村社会的动员和重建工作。开始，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打破了旧有乡村中的传统势力，保甲制衰亡了。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份子发动起来了，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族社会文化网络被瓦解了，国家权力下移到了乡村。在此基础上，为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共发动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以农民协会作为联系、发动农民的组织载体。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醴陵农村中推行各项社会改革的领导机关。与此配套的是，土改工作队为加强同农民的直接联系，实行了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发动路径。在社会动员上，推行扎根串连、以点带面、波浪推进、重点突破、四面开花的做法。这样，农村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动。体现在：诉苦会、斗争会，建构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他们的权力观念。阶级的划分重建了农村社会新的权力网络和社会关系。从此，在社会地位上，阶级出身、经济地位取代了原来乡村权威基于知识、才能、财产、声望而获得认同的标准。农村中涌现了一大批出身低微、能积极响应政权号召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经过同政权系统干部的交心和土改运动的锻炼逐渐上升为农村社会中新的力量。因此，土改运动不仅经由动员农民而完成了国家权力的下移，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完成了乡村社会的重组和乡村经济的逐步恢复。 过渡时期理论提出后，农村政权建设的方向发生了转向，原来作为政权依靠和动员的农民这时变成了要改造的对象。为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根除农村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党号召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从此，社会主义话语逐渐成为了农村中的主流和强势话语，政权建设路径选择上也由原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强调的几个阶级联合专政，转向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起来”，是要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来引导、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互助运动发展进程中，国家实际己面临着上级政策如何同基层相结合的问题。醋陵县互助运动较为清晰具体的呈现了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国家力量下移的不同思量和操略。从它的实际发展看，国家通过党员规模的扩大、党支部的监控、基层干部工作队等渠道，逐渐在宣传的话语优势、互助组长人选的择定、互助组织的功能定位、互助运动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控制权。而且，运动中基层政权在策略上又把互助作为一个考量农民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指标。这样，随着互助运动的发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演变成为了一个准行政组织。对它本身要求的互利、调剂原则反而弱化了。以这种方针和策略来实行对农民的改造，必然在实践中出现许多脱离农民实际政治状况，以及过重依靠政权力量来推动的现象。这样，互助也就演化成了“强助”并最终同合作化同流并进。 由于主观上过分强调农村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危险，导致了政权建设上要依靠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构建统购统销网络;促使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依托农业社管理委员会规划、引导乃至领导农业生产等方法，来最终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权力纵向上在原有的基础上下移到了社、队、组，横向上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了农业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诸领域。醋陵县合作化运动中干部队伍的扩大;支部组织权力的掌控;党员、积极分子、骨干任务指标的量化;购销网络的组建等做法，就是这种权力加强的鲜明图像。因此，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上说，它摆脱了晚清民国以来基层政权建设上国家权力下移失败的命运，重构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但是，这种依托政权力量对农民的改造运动，也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困顿发展和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话语的符号化行为取向。这种互动，在醋陵所呈现的，不是一种良哇的发展态势，而是一种表面上认同而实际上紧张的生存性策略。因此，这种以铲除“资本主义”为旗帜，以防止农民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为目的的政权建设之路，只会在形式上形
巩生勤[7]（1989）在《浅论优化企业劳动组合》文中研究指明 企业的一切改革措施,经营机制的完善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把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引入劳动用工制度,实行优化劳动组合是一项可以促进实现上述目标的重大改革。但也有一些企业中出现了“顺向干扰”,名义上搞优化劳动组合,实际上搞的是“优亲”组合,或者是口头空喊而实质上没啥变动。更有甚者还维持原状,没有认识到有此改革必要性,故不积极创造条件准备搞好企业劳动组合。
曾代富[8]（1997）在《企业劳动管理运行机制转换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劳动管理体系，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一种全新的劳动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是以政策为导向，以效益为动力；同时坚持以新型劳动关系为基础，以市场作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以科学管理为根本的原则。它必然会使企业日常劳动管理呈现出活而不乱，严而有序，宽松和谐，有机运转的新局面
黄程扬[9]（2021）在《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文中研究表明广汉县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落后的生产管理办法严重束缚和损害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1958年到1976年,广汉县的农业发展十分缓慢,社员温饱难维。从1975年开始,金鱼公社11大队9队和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社员们先后自发冒险进行了“分田埂”、“分口粮田”和“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改革尝试。1977年,广汉县委受西高公社5大队2队“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办法的启发,决定在广汉县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1978年,广汉县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于金鱼公社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试验,建立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当年秋收,金鱼公社的改革试验获得增产增收的极大成功。四川省委派出工作组调查总结,并发出指示支持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1979年起,广汉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完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同时,广汉县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传播,推动了四川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同一时期,《人民日报》先后对全国农村地区普遍进行的“包产到组”改革进行了多次讨论。四川省委面对《人民日报》的舆论导向,坚决支持广汉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在省内推广。1980年,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四川省内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四川省内各地区还在学习广汉县“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创造出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代替“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四川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主要形式。广汉县首创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不仅给广汉县的农业生产面貌带来了极大改变,更推动了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突破了长时间以来农业生产在经营管理和劳动管理上的禁区,是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在农村改革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改革,具有在时间上领先全国;由群众首创,自下而上产生;由领导支持,自上而下推动;谨慎试验,层层铺开;是一次富有智慧的“折中”与“过渡”等五大特点。此次改革,实际上是必然历史趋势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有效尝试。
本刊编辑部[10]（1992）在《企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问题解答(一)》文中指出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原来高度集权经济模式下形成的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的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先后,一些地区和企业开始对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行探索。在劳动制度改革方面,部分企业实行了劳动合同制、优化劳动组合（或合理劳动组合）。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四个文件,为新的劳动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工资制度改革方面,首先恢复了奖金制度,1985年又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企业内部分配实行了多种适应自己经营特点的灵活办法,按劳分配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面,1984年以来,一些地区实行了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1986年实行了待业保险制度,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措施,对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保护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积极性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在三年治理整顿过程中,各地区、企业以及各级劳动部门,认真总结前十年劳动、工资、社会保?
二、坚持劳动组合 搞好劳动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劳动组合 搞好劳动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关于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 |
| （二）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社会化、活动方式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社会化工作方式与社会化活动方式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理论 |
| 二、列宁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第三节 多学科理论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一、社会资本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 三、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实践与经验：改革开放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一节 1921—192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通过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 |
| 二、创立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活动 |
| 三、破除“工学界限”，融入帮会等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 |
| 四、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 |
| 第二节 1927—193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规定白区党的恢复与建立方式、支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
| 二、探索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以实现党对其有效领导 |
| 三、充分利用“黄色工会”“外表的掩护”作用联系与组织群众 |
| 第三节 1937—1949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
|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
|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
| 第四节 1949—1978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采取适应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构建城市基层党组织体系 |
| 二、探索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在“运动”中发挥其政治功能 |
| 三、充分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来开展活动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经验启示 |
| 一、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 |
| 二、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 |
| 三、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 |
| 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 |
| 第三章 转型与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的社会化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向“社会化”转型的历史逻辑分析 |
| 一、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导致“单位制党建”活动方式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推动城市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程 |
| 一、“街居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78年—1997年）76 |
| 二、“社区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97年—2007年） |
| 三、“区域化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的典型模式剖析 |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
| 二、案例研究：“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主要做法与经验总结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国外经验与镜鉴：世界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一节 执政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古巴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越南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二节 欧洲社会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英国工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民主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四节 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绿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茶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五章 调适与重构：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未来面向 |
| 第一节 “开放型”活动方式：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理念转变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一、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组织体系 |
| 二、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 |
| 第三节 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与社会化的方式方法 |
| 一、改进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
| 二、改进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方式，创新行动策略方法 |
| 第四节 新技术媒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技术支撑 |
| 一、新媒体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大数据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五节 评价与激励：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
| 一、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评价机制 |
| 二、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激励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资料类 |
| 二、中文着作和外文译着类 |
| 三、论文报纸类 |
| 四、英文文献类 |
| 五、电子文献 |
| 后记 |
（3）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 ——以湖北省为中心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 论文研究的目的 |
| 二、 相关概念的定义与解释 |
| 三、 相关文献的回顾与评述 |
| 1 、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简要回顾与评析 |
| 2 、 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文献评析 |
| 四、 研究的基本思路、理论基础与方法 |
| 1 、 有关分析时段的几点说明 |
| 2 、 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本文将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
| 3 、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共和国成立前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一、 国民党统治区互助合作组织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
| 二、 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的兴起、发展与变迁 |
| 三、 共和国成立前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变迁中制度安排的绩效与特征 |
| 1 、 国民党统治区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绩效与制度缺陷 |
| 2 、 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制度绩效与特征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总体分析 |
| 一、 土地改革的完成与互助合作运动的展开 |
| 二、 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1949-1957) |
| 1 、 互助组与初级社的发展 |
| 2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过渡的完成 |
| 三、 人民公社组织的形成、调整与变迁(1958-1978) |
| 1 、 从高级社向人民公社组织的过渡 |
| 2 、 人民公社组织的调整与变迁 |
| 四、 家庭承包制:农户家庭经济组织的重塑与再造(1979-1985) |
| 1 、 农户家庭经营的优势 |
| 2 、 农户家庭经济组织的再造与人民公社组织的被替代 |
| 五、 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制度特征 |
| 六、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同时期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中的产权制度安排与变迁 |
| 一、 产权制度及其功能 |
| 二、 互助组、初级社与高级社中的产权制度安排 |
| 1 、 互助组产权制度及其特点 |
| 2 、 初级社的产权制度 |
| 3 、 高级社组织内的产权制度安排 |
| 三、 人民公社组织内的产权制度安排 |
| 1 、 “一大二公”:大公社时期人民公社的产权关系 |
| 2 、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时期的产权制度 |
| 3 、 对人民公社组织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分析 |
| 四、 家庭承包制下的产权制度分析 |
| 1 、 家庭承包制产权制度的形成 |
| 2 、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产权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时期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中的分配制度与变迁 |
| 一、 收入分配制度及其功能 |
| 二、 互助组初级社与高级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变迁 |
| 1 、 互助组内的收益分配问题 |
| 2 、 初级社的收入分配 |
| 3 、 高级社的收入分配制度 |
| 三、 人民公社组织内部的分配制度设计 |
| 1 、 大公社时期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 |
| 2 、 调整后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 |
| 四、 家庭承包制下的分配制度 |
| 1 、 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及其分配方式 |
| 2 、 家庭承包制下的分配制度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产权与分配制度安排下的农户经济行为 |
| 一、 产权与分配制度的结构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 |
| 二、 互助组合作社中的农户经济行为 |
| 1 、 互助组中的农户经济行为 |
| 2 、 初级社内农户经济行为 |
| 3 、 高级社中的农户经济行为 |
| 三、 人民公社组织内的农户经济行为 |
| 1 、 大公社时期农户经济行为 |
| 2 、 公社时期农户经济行为 |
| 四、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 |
| 1 、 农户生产行为 |
| 2 、 农户投资行为 |
| 3 、 农户积累行为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制度绩效 |
| 一、 制度绩效的政治层面剖析 |
| 二、 互助组初级社与高级社的经济绩效分析 |
| 三、 人民公社组织的低效率 |
| 1 、 农业总产出的发展与增长 |
| 2 、 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变化与停滞 |
| 3 、 人民公社经济绩效的进一步分析 |
| 四、 家庭承包制的经济绩效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政府)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与创新 |
| 一、 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迁与政府作用的体现 |
| 1 、 1949-1978年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过程中的政府作用 |
| 2 、 1979-1985年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与政府作用 |
| 3 、 国家与农民关系:对微观经济组织变迁中政府作用的简短评析 |
| 二、 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的定位 |
| 1 、 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制度创新 |
| 2 、 重建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持续创新的基本目标取向 |
| 3 、 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中的政府职能转换 |
| 三、 本章小结 |
| 征引文献目录 |
| 附录: |
| 附录一: 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农业合作社的历史变迁 |
| 附录二: 湖北省宜都市原县委副书记张昌富访谈 |
| 附录三: 湖北省枝江市董市镇甘林寺村一组村民何孔信访谈 |
| 附录四: 汉川市南河乡紫金塆村和金岭村原党支部书记访谈 |
| 后记 |
（6）醴陵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表次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政权下移:国民党目标的落空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醴陵乡村政权建设的混杂图景 |
| 晚清时期醴陵乡村政权的架构 |
| 旧基础既倒，新基础未立 |
| 第二节 中共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初步展示:醴陵暴动与苏维埃运动 |
| 共产党的力量 |
| 醴陵暴动 |
| 开全省先河的苏维埃政权组织 |
| 第三节 制度和实践的脱节:国民党基层政权建设的内卷 |
| 基层政权的下移:区机构、乡建制 |
| 防“匪”:强化基层控制 |
| “寓保甲于自治之中”: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 |
| 第二章 基层政权的新格局: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建 |
| 第一节 政权的变更:接管建政与干部队伍 |
| 接管建政 |
| 干部的来源 |
| 干部的待遇与结构 |
| 第二节 支前委员会与保甲制:过渡组织的双重功能 |
| 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
| 支前委员会:过渡性的政权组织 |
| 保甲制的衰亡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建 |
| 共产党的组织 |
| 县机构 |
| 划乡建政:乡村社会的重构 |
| 第三章 民主建政的难局 农民协会的权力 |
| 第一节 农民权利的行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
| 代表大会:社会动员的形式 |
| 民主建政:表达与现实之间 |
| 第二节 肃清敌对势力的“镇反”与农民视野中的乡村政治 |
| 利剑出鞘:纯洁组织的“镇反” |
| 农民视野中的乡村政治 |
| 第三节 乡村权势力量的转换:旧有格局的打破和农民协会的权力 |
| 社会动员呈现的各种面相 |
| 从贫农团到农民协会 |
| 第四章 重组乡村权力结构 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四步走策略:土改工作队的权力建构 |
| 土改动员的多重考量 |
| 土改工作队:重建乡村权力网络 |
| 第二节 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诉苦、阶级的划分、新的政治精英的模塑 |
| “诉苦”:国家观念的形成 |
| 阶级划分:权力意识的建构 |
| 政治认同:新的政治精英的模塑 |
| 第三节 土改、土改复查和查田定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厘定 |
| 土改: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 |
| 土改复查:纯洁队伍、稳固政权组织 |
| 查田定产: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厘定 |
| 第五章 改造农民:基层政权在互助运动中的操略 |
| 第一节 新的话语:组织起来 |
| 发家致富抑或改造农民 |
| “组织起来”的发展脉络 |
| 农民对政权建设的思量 |
| 第二节 互助运动:政权力量的助推和农民的反应 |
| 互助方式:组织力量的控制 |
| 互助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话语和党的力量 |
| 乡村选举的操作:干部、农民的思想和行为 |
| 第六章 合作化中的党、政府与农民 |
| 第一节 统购统销:国家权力下移的又一管道 |
| 第二节 支部办社、阶级政策:根除“资本主义”因素 |
| 合作社的发展:基层政权的操略 |
| 农业社发展的真正动因和困扰所在 |
| 阶级政策:保证政权建设方向的关键举措 |
| 第三节 农业社的权力:管理委员会和评工记分的推行 |
| 农业社组织权力的行使 |
| 干部与社员的权力:集体制下的劳动控制与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主要研究资料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及论文的主要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改革前奏:贫困“逼”出来的冒险尝试 |
| 2.1 改革背景:农业生产桎梏丛生,社员温饱难维 |
| 2.2 改革端倪:社员冒险秘密“分田地” |
| 3 改革试验:政府认可下的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 |
| 3.1 广汉县委力争改革,四川省委批准试验 |
| 3.2 金鱼公社进行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试验 |
| 3.3 金鱼公社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成效明显 |
| 3.4 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广汉县的普遍实施及完善 |
| 4 改革推广:舆论争锋下广汉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经验推向全省 |
| 4.1 《人民日报》接连报道,《四川日报》宣传鼓励 |
| 4.2 《人民日报》反对质疑,四川省委坚定支持 |
| 4.3 《人民日报》“否定之否定”,中央、四川省委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大开花 |
| 5 改革演变:从联产计酬责任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 |
| 5.1 四川省委明确提出发展“包产到户”政策 |
| 5.2 从“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
| 6 改革史事考订: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相关问题辨析 |
| 6.1 金鱼公社11 大队9 队社员“分田埂”和“分口粮田”的时间 |
| 6.2 西高公社5 大队2 队“包工包产到作业组”改革的时间及发起者 |
| 6.3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否到过西高公社5 大队2 队进行视察 |
| 6.4 不同文献材料中对金鱼公社建立生产责任制试点时间的错误记载 |
| 7 改革评议:突破禁区天地宽 |
| 7.1 改革功效:制度优势下农业生产面貌的改变 |
| 7.2 改革地位: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
| 7.3 改革特点:全国农村改革富有智慧与创举的伊始 |
| 7.4 改革实质:历史必然趋势下纠正“左”倾错误的有效尝试 |
| 8 余论 |
| 附录一:《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德阳晚报》等报刊相关报道 |
| 附录二:改革者历史剪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四、坚持劳动组合 搞好劳动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优化劳动组合[J]. 李冠生. 经济研究参考, 1992(Z4)
-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3]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 ——以湖北省为中心的个案分析[D]. 梅德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4(03)
- [4]坚持劳动组合 搞好劳动管理[J]. 赵传孔. 通信企业管理, 1992(01)
- [5]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方针 扎扎实实搞好劳动工作[J]. 本刊编辑部. 中国劳动科学, 1990(01)
- [6]醴陵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D]. 陈益元. 复旦大学, 2004(01)
- [7]浅论优化企业劳动组合[J]. 巩生勤. 华东经济管理, 1989(04)
- [8]企业劳动管理运行机制转换初探[J]. 曾代富. 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1997(03)
- [9]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D]. 黄程扬.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10]企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问题解答(一)[J]. 本刊编辑部. 中国劳动科学, 199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