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朱强[1]（2017）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经过30多年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推入到了更深的层次,为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规律性打下基础,从而为建设良好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找出路径和对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及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以及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指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研究。从理论价值上和实践价值上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意义,再从国内视角,分析梳理了当代专家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分别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功能、结构类型,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优化方面提出了建设的原则、标准、方法措施等。从国外的视角,分析梳理了西方主要国家美国和欧洲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亚洲主要国家新加坡、日本、韩国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特色,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从而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最后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概念进行界定。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借鉴。梳理我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得出由于受到历史和阶级社会局限性影响,从人性开始到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关系讨论,认识到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会产生影响,但他们对环境的利用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梳理西方社会主要思想家、教育家、伦理学家的思想资源,得到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已经到达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他们从人性的环境开始,经过强调环境作用的机械唯物主义,再到强调人性、认知、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是为教化人服务于阶级社会。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大影响,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改造人,人同时也可以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而且二者都统一于实践,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教育塑造人,人可以通过调动主观能性去改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深入研究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种类,深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导向、强化、感染、约束、塑造等功能,深入分析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优化的方向性、整体性、层次性、有利性和创造性原则,以及社会导向、整合协调、比较鉴别、利用优势、选择隔离方法措施,为挖掘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的优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改造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的不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打下基础,创造优良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正向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环境入手,深入分析讨论了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包括大众传媒环境、虚拟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文明环境等涵义包括其本质特性等。深入讨论了经济环境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消费资料分配形式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深入讨论了政治环境中国家政权性质、党的路线方针策略和理论创新、依法治国和体制改革取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从严治党的党建等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深入讨论了文化环境中文化环境对人们的教化、文化环境对人们的凝聚、文化环境给人们提供精神动力等关系,并深入讨论了大众传媒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以及虚拟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深入讨论了社会环境中权利公平增强人们的主人翁感,机会公平促进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规则公平提升人们的法治观念等关系。深入讨论了生态文明环境中生态文明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环境增强人们的科技创新能力,生态文明环境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改变等的关系。再从叙事质性分析讨论电子科技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实践教学案例,在社会实践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得到了正向影响。为创建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环境,根据我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环境、社会主义政治环境、社会主义文化环境（包含大众传媒环境、虚拟环境）、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环境等五大环境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创建和优化,在创建和优化原则和方法措施下,对不同的环境提出相应的建设优化策略和对策思考。在社会主义经济环境建设优化中主要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城乡一体化、开放性经济体制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思考;在社会主义政治环境建设优化中主要从民主政治制度、法治国家、权力制约和监督等三个方面提出对策思考;在社会主义文化环境建设优化中主要从文化体制、大众传媒、虚拟环境等三个方面提出对策思考;在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建设优化中主要从社会事业改革、社会治理等两个方面提出对策思考;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环境建设优化中主要从制度建设、树立环境观念等两个方面提出对策思考。
赵伟力[2]（2017）在《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进程,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当前,党情国情世情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找寻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秘钥”,对于科技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甚至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提供可以借鉴参考的“中国方案”,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现代化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特殊模式,并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开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试图构建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为双重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从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社会境遇和现实动力出发,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为思想主线,以中国科技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注重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注重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自身等方面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而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首先,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从逻辑上厘清“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理论上明确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在源流关系。其次,从社会境遇和历史条件出发,具体识别并概括推动科技现代化的现实动力、基本内容、时代特性、主要成就、特殊模式和总体特征。最后,总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实境遇下所可能面临的历史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一研究框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科技发展观作为切入点,试图避开一般的经验性“自然思维”（胡塞尔）单一向度,把“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看作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推动科技理论现代化、科技实践现代化的综合历史进程。从科学技术本质论、发展观、人才观及动力论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科技理论现代化,从科技体制、科技规划、科技人才及科技成果等方面论述科技实践现代化。显然,当且仅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论域时,才能克服研究当中可能存在的盲目性、片面性,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主要矛盾,更为全面地把握科技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其次,在对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质性研究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一个相对普遍的量性变量体系与观测点指标体系模型,力图达到理性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模型的相互支撑。通过数据图表的分析和对比来客观地、深入地论证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科学及民生等方面的成就。这样,既可避免主观臆断而导致的缺乏说服力,凸显出文章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又可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分析科技现代化“秘钥”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凸显的历史主义意识出发,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科技史普遍意义,从历史比较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实践性特质。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及实践为分析视域,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并从主体性、集约性、效用性及人文性四个方面系统呈现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特殊模式的总体特征。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动力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而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因其实践哲学取向贴切时代精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与推动科技现代化迈向新境界。
胡云莉[3]（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高思[4]（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一种潮流和趋势。世界历史发展表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在融入全球市场之后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全球贸易进入低迷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抬头,逆全球化的挑战与日俱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爆发,等一系列的情况出现使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籍此,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和理论研究仍然是当前时代的重点问题。追根溯源经济全球化理论,19世纪,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形成了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所以,为了更好的回答时代拷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鉴于此,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紧密围绕着经济全球化,循序渐进,扎根经典文本,力图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时代性、创新性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本文将理论研究时空定位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19世纪的欧洲。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实践来源即时代背景。同时,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的维度上溯源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来源。充分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形成的合理性、必要性,以此观其革命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第二部分（第3,4,5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既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规律,同时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殊性规律。第3章从动因、一般表现、影响、趋势几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一般性的分析。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一般性,虽然社会制度不断更替,但是其本质的、内涵式的规定始终具有问题解释力。第4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第5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制度变迁关系的思想。人类社会制度变迁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思想逻辑,经济全球化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瓦解封建社会,实现向未来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部分（第6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其他理论家,始终站在不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哲学—历史—经济—社会学”的多学科综合的分析工具,形成了极具深刻性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经济全球化问题分析的“开启者”,他们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为当代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第四部分（第7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当代启示。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形成了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前进性和曲折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要从无产阶级立场、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百年”目标实现的重要交汇期,必须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为融入经济全球化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必须要发挥国家作用,在波云诡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好本国的发展利益。同时,中国还要发挥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并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散见于着作中,但其思想内容具有全面性、深刻性、预见性,不仅关注了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关注了社会制度变迁,人类解放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真理光芒愈加闪耀。
孙乾坤[5]（2017）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进入了黄金增长时期,而对“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更为我国带来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不仅有着较大的市场规模,而且经济与我国高度互补,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逐步落实的关键时期,探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实践,分析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已日渐成为现阶段急需深入研究的重要和热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既可以弥补和完善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学术研究领域成果的不足,又可以为优化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科学合理的对策方案。本文基于商务部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第一,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风险以及区位分布等方面的特征,并构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第二,国家层面。本文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国家层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特征因素均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选址有着重要影响,且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对东道国特征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发挥调节作用。（1）双边投资协定能够降低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和可能遭遇的损失,所以对引导我国企业选择到签约国投资有着重要影响。（2）东道国良好的政府治理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了稳定的营商环境,对吸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3）政治环境是影响“一带一路”内东道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政治环境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也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4）“一带一路”内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对我国企业选择到该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为负值。这主要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着较为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需求空间,为我国企业投资提供了良好机遇。（5）自然资源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也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受到“一带一路”内部分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道国资源开放度的限制以及“资源诅咒”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所致。排除以上两点因素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旧支持“自然资源禀赋越丰裕,对我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的观点。（6）从交互项的结果来看:（1）由于双边投资协定的存在,“一带一路”内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对吸引我国企业到该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2）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对于政治环境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上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3）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增强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市场对我国企业选择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4）双边投资协定加强了丰裕的自然资源对我国资源寻求型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吸引力。第三,企业层面。本文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企业层面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自身的特征因素（生产率异质性和所有权异质性）不仅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之间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有着不同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也发挥着不同作用。（1）企业的高生产率优势对于促进我国企业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却能显着地促进我国企业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同时对“两类国家”的直接投资。（2）与政府关系越近的企业,越有更大的可能选择只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选择同时到“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对于选择只到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不显着。（3）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在生产率TFP上较低的企业反而有着更大的可能性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讲,在生产率TFP上较高的企业才有更大的可能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4）在对“一带一路”国家内部各区域进行投资时:（1）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有着更大可能选择到东盟、中亚和独联体三个地区进行投资,而选择到西亚北非、南亚、中东欧三个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则受到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影响不大。（2）与政府关系越近的企业,越有更大的可能投资到“一带一路”内部的西亚北非、南亚、独联体三个地区,而与政府关系较远的企业则投资到“一带一路”内部的中亚地区的可能性更大。（3）与政府关系的远近程度对我国企业到“一带一路”的东盟和中东欧地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不大。最后,本文总结了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1）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并完善相关条款。（2）完善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以弥补双边投资协定功能的不足。（3）加快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4）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资源诅咒”国的多样化直接投资,以促进当地投资产业的多样化。（5）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6）加快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7）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区位分布的均衡化。
渠立权[6]（2018）在《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重构及其实现路径》文中提出地缘经济是各种经济主体、经济要素与经济活动叠加到跨国界地区所形成的特殊经济综合体及其地域组织形式,具有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中国西南沿边地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空间邻近,具有发展地缘经济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改变区域的对内对外联系格局,区位优势得以加强。然而,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环境演变的自适应性调整也严重滞后于发展需要,重构地缘经济格局成为必然选择。产业发展、经贸合作和区域空间组织分别反映了地缘经济的经济主体、经济要素与产品流动、经济活动的地域组织模式等核心方面,因此,文章对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重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本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文章在系统梳理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国际贸易学等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和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用地理学的方法组织相关研究,技术路线可概括为:理论构建-现状分析-问题归纳-格局重构-实现路径。论文首先通过对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致力于厘清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构建机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是多种影响因子共同驱动的结果,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截面,每个因子对地缘经济格局的作用力大小不一,方向各异,并且着力点不同,但它们会形成一个合力,最终决定了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方向和强度,使其由一种平衡状态演变到另一种平衡状态,即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综合驱动机制。在此机制中,因子的扰动发挥关键作用,重构是对扰动的响应,可以通过改变因子实现地缘经济格局的重构。产业格局重构是通过产业培育、产业转型、产业转移和产能淘汰,形成更高级的产业结构。文章采用波特钻石模型并配合专家调查方法,分区选择出对外贸易业、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主导产业和“互联网+”应用服务、现代中药与民族药、作物育种等战略新兴产业。文章分析指出,农业、有色金属、化工、非金属矿产制品业等是需要转型升级的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矿产开发和加工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加工贸易业等是需要承接转移的产业类型,并提出产业转型和承接转移思路;最后根据产业集群等原则,提出优化产业布局思路,并对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可能承接的转移产业进行了空间安排。经贸合作格局重构是从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合作机制和国家间经贸合作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按国别归纳了经贸合作领域拓展的方向及对应的合作方式,并提出边境经济合作机制、通道经济合作机制和境外经济合作区合作机制的建构思路。关于国家间经贸合作关系重构,文章指出,国家间经济上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未必能衍生出权力,经济控制才是权力的来源,构建国家间经济“依赖-控制”关系具有必要性,并提出构建思路。地缘经济空间重构方面,在中观、微观尺度上,克里斯泰勒结构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相反,“枢纽-网络”结构在区域资源整合等方面更具优势,是替代前者的理想空间图式。在宏观尺度上,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快由“点-轴”结构形成网络空间结构,给县级城市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为便于跨境经济合作,需重构经济合作地域模式,文章建议把瑞丽、磨憨、河口、凭祥、东兴、吉隆等重要口岸城市打造成边境经济增长极,建成樟木、瑞丽、河口、凭祥、东兴等5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并打造多条跨境经济走廊。最后,为实现地缘经济格局重构,文章根据地缘经济格局建构综合机制并结合指出的地缘经济格局重构方向,从调整影响因子入手提出了加强地缘政治环境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强区域间沟通与协作、发展地缘性战略产业等四条路径。地缘性战略产业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它在追求国家利益和重构地缘经济格局中具有特殊作用,文章对其进行了重点讨论。
张青磊[7]（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林婷[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文中提出犹如生态环境对于生命体的价值维度一样,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的政治发展、党组织的有序运行和党员的政治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党执政文明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进步的要件。在新时代的历史时空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着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胜利格局下成就与问题并存以及国际与国内形势变化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境遇。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任务,既巩固现有已取得的成果,防止老问题的“死灰复燃”,又进一步辨识新问题,从根源上寻求有效的治理路径和方法,破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难题,是当前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目标下,党的建设必须予以审慎思考和着力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在开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全面升级”新局面的目标导向下,研究从理论解析、思想溯源、历史梳理、现实分析、问题呈现、归因解读、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学理分析上,对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源流,厚实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并研究国外政党治理党内政治生态的文明成果予以借鉴。在实践追索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梳理了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轨迹,提炼有益的历史经验。基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基础,在以案例分析为现实依据的前提下,揭示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价值观念系统“个别退化”、环域系统“局部污染”、生命系统“亚健康”和权力系统“部分失衡”等突出问题。且从根源上剖析了这些问题是思想因素、制度因素和相关外部因素共同使然,进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方案。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既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生成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又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考察进行实践上的探索,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工程的有效推进需要从治理对策的设计思路上寻求突破。形成“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相结合、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思路。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在坚持“思想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总基调下遵循系统思维,多措并举,向目标发力。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形成良好的作风氛围,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通过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以提高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为“双重引擎”,确保为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最终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海晏河清”的理想境界。
方亮[9]（2015）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过去几十年内,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风云巨变的经济风暴中却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活动,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创新已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家也号召要加强高新区建设,培养创新能力,提高创新绩效,发挥高新区的总部经济作用。首先,通过对高新区、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文献梳理,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相对成熟,创新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创新视角下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非常欠缺,从而提出创新视角下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其次,通过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高新区”）内涵、空间布局与结构以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概括出区域环境、要素集聚、创新、组织学习是国家高新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创新是核心要素,国家高新区再通过园区经济增长影响园区外部的母城经济增长。然后,从创新视角具体分析国家高新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分为内外驱动、影响过程和影响效果三个方面。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开放环境、基础设施等不同外部环境力量以及资本集聚、企业集聚、人才集聚、产业集聚等园区内部要素对创新发挥了驱动作用,影响过程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类型,直接影响体现为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间接影响体现为创新通过组织学习和园区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母城经济增长。还有,对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各种类型的区域环境、各种类型的要素集聚、组织学习、园区经济增长各个变量进行度量,并设计了国家高新区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最后,结合因子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对国家高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国家高新区创新各项指标在区域间的发展具有较大差距。北京中关村、郑州、成都、天津、上海张江、石家庄、南京、杭州、鞍山等国家高新区创新水平位居全国高新区前列,榆林、鹰潭、延吉、临沂、江门、西宁、营口、渭南、本溪等国家高新区创新水平相对最低,创新水平较高的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国家高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西北部地区和华北、东南部地区的差距明显。创新水平呈现出从华北→华中→西南→华南→华东→西北地区逐渐降低的区域梯度转移特征。第二,在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中通过多元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检验以后,国家高新区科技活动人员占年末从业人员的比（ei1）、企业人均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额（ei2）、企业人均r&d经费内部支出（ei3）、在孵企业批准知识产权数（ei4）四个指标都对园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国家高新区企业人均技术收入（ei5）对园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虽然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但也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创新综合因子得分（ei）对园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可以认为国家高新区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三,通过对区域环境调节效应的分析,认为经济环境对创新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创新对于园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因为优良的区域经济环境而增强;政治环境的调节作用较显着,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更有利于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开放环境也表现出显着的调节效应,良好的开放环境下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较大;文化环境调节效应不够显着,但是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会随着区域内人口的文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基础设施调节效应通过显着性检验,基础设施更好的国家高新区更有利于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要素集聚调节效应的分析主要分为资本集聚、企业集聚、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四个方面,其中资本集聚、企业集聚没有表现出显着的调节效应,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都表现出显着的调节效应,人才集聚度和产业集聚度更大的国家高新区较集聚度更低的国家高新区更有利于发挥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析认为我国高新区资本集聚和企业集聚还没有达到最大规模,资本集聚和企业集聚数量增多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成果和园区经济增加。人才集聚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为创新发挥了显着的调节作用;产业集聚通过降低成本、规模经济效应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和园区经济增长。第五,中介效应体现为组织学习在创新影响园区经济增长中所产生的作用。通过对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分析,认为组织学习在国家高新区创新影响园区经济增长中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创新影响园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创新影响组织学习进而影响园区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两个方面。国家高新区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是创新影响园区经济,园区经济进而影响母城经济增长,也就是国家高新区创新对母城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园区经济增长发挥主要作用,创新使国家高新区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极,国家高新区对母城经济增长影响要通过园区经济增长来发挥辐射效应。
张红建[10]（2019）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并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与政党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世界上不存在无意识形态的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精神与灵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党的纲领和章程为主要内容,是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理论层面的体现,彰显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品格。作为一个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引领作用,并塑造着国家文化与民族精神。政治认同是民众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产生的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可、同意的情感倾向和赞同、接受、亲近的心理归属。政治认同是政党政治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政治认同能够促进政治体系的发展,凝聚社会成员的政治共识,塑造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理念,对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认同的实现逻辑当中,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处于重要地位,它为政治认同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和道义上的诠释。从二者的相关性来看,党的意识形态在政治认同的实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政治认同实现的因素主要有历史积淀、利益分配、统治绩效、制度设计以及意识形态等。一个国家政治认同的实现必定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积淀、良好的统治绩效、公平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上,但仅仅靠这些因素并不能长久地维持民众对政治体系与政治权力的认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党要在符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科学的、合理的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是影响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它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价值体系,通过教育与引导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共识,通过规范经济行为,提高市场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对社会中存在的多样化的思潮进行整合,凝聚社会各方力量,通过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文化认同的形成,实现政治的发展和稳固。从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强化与稳定会提升政治认同水平,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无序,也会导致政治认同水平的降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破旧立新”、曲折发展、合理转型以及稳步推进的四个阶段,相对应的我国政治认同也经历了初步奠基、盲目被动、理性回归、稳步提升的四个阶段。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老党,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经历了列宁的初创时期、斯大林的巩固与偏差时期、赫鲁晓夫的调整与混乱时期、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崩溃时期,相对应的苏联政治认同经历了奠基、发展、初步危机、全面危机和崩溃瓦解的历史阶段。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伴随着苏联解体也纷纷丧失政权。古巴和越南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共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经历了从初步奠基到调整和发展的过程,政治认同水平也相应的得到了提升和巩固。越共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经历了曲折探索到革新再到深化发展的过程,政治认同也从危机向不断发展巩固转变。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经历了现代自由主义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再到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转变,相应的主流政党的类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1世纪民粹主义与极端型政党的兴起挑战了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不同的国家在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政治认同的提升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去分析与鉴别。从现实层面来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不断加速,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使得传统的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结构快速瓦解,全方位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是社会中的异质性、多样性和不均衡性成分的增多,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了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的分化,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引发了民众对政府权威认同的弱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信息的扁平化、马克思主义创新不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政治认同的困境。多维度视角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而提升我国政治认同水平成为了新时代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力、解释力和包容力,大力提升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能力,凝聚社会多方面的力量,统一思想共识,提升党的意识形态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效果,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用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意识形态的治理巩固政治认同。
二、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本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状况 |
| 1.3.3 国内期刊论文研究状况 |
| 1.3.4 存在的问题 |
| 1.4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界定 |
| 1.4.1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环境 |
| 1.4.2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界定 |
| 1.5 本研究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基本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创新之处 |
| 1.6 本研究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的梳理 |
| 2.1 我国古代思想资源 |
| 2.1.1 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源 |
| 2.1.2 墨家学派的思想资源 |
| 2.1.3 道家学派的思想资源 |
| 2.1.4 法家学派的思想资源 |
| 2.2 国外主要思想资源 |
| 2.2.1 古希腊的思想资源 |
| 2.2.2 古罗马的思想资源 |
| 2.2.3 英国的思想资源 |
| 2.2.4 法国的思想资源 |
| 2.2.5 德国的思想资源 |
| 2.2.6 美国的思想资源 |
| 2.3 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2 列宁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3 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种类、功能及优化原则 |
| 3.1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基本类型 |
| 3.1.1 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
| 3.1.2 良性环境和恶性环境 |
| 3.1.3 开放环境和封闭环境 |
| 3.1.4 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 |
| 3.2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功能 |
| 3.2.1 导向作用 |
| 3.2.2 强化作用 |
| 3.2.3 感染作用 |
| 3.2.4 约束作用 |
| 3.2.5 塑造作用 |
| 3.3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原则方法 |
| 3.3.1 环境优化原则 |
| 3.3.2 环境优化方法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1 经济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
| 4.1.1 经济环境的涵义 |
| 4.1.2 经济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 政治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
| 4.2.1 政治环境的涵义 |
| 4.2.2 政治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 文化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
| 4.3.1 文化环境的涵义 |
| 4.3.2 文化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大众传媒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4 网络虚拟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 社会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
| 4.4.1 社会环境涵义 |
| 4.4.2 社会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 生态文明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
| 4.5.1 生态文明环境涵义 |
| 4.5.2 生态文明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6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实践案例 |
| 4.6.1 理论与实践环境结合意义 |
| 4.6.2 社会环境下实践活动叙事质性分析案例 |
| 第五章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环境的对策思考 |
| 5.1 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 |
| 5.1.1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5.1.2 健全社会主义现代市场体系 |
| 5.1.3 转变政府职能 |
| 5.1.4 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
| 5.1.5 构建社会主义开放性经济新体制 |
| 5.2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环境 |
| 5.2.1 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
| 5.2.2 建设法治中国 |
| 5.2.3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5.3 优化社会主义文化环境 |
| 5.3.1 创新文化体制机制 |
| 5.3.2 规范大众传媒环境 |
| 5.3.3 健全网络虚拟环境 |
| 5.4 创新社会主义社会环境 |
| 5.4.1 改革社会事业 |
| 5.4.2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 5.5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环境 |
| 5.5.1 健全生态文明环境制度 |
| 5.5.2 培育树立生态文明环境观念 |
| 第六章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2）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成果评价 |
| 1.3 研究内容、重点和难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重点 |
| 1.3.3 研究难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2.1 科技与科技现代化 |
| 2.1.1 科学与技术 |
| 2.1.2 现代化与科技现代化 |
| 2.1.3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 |
| 2.2 科技现代化的社会实质与基本动力 |
| 2.2.1 科技的社会结构 |
| 2.2.2 科技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2.2.3 科技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与外在矛盾 |
| 2.3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
| 2.3.1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形成发展 |
| 2.3.2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科学内涵 |
| 2.3.3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原则 |
| 2.4 科技现代化的规律与模式 |
| 2.4.1 科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
| 2.4.2 科技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
| 2.4.3 后发国家科技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社会境遇和现实动力 |
| 3.1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社会境遇 |
| 3.1.1 科技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基础 |
| 3.1.2 科技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根基 |
| 3.1.3 科技现代化的人文精神取向 |
| 3.1.4 科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境况 |
| 3.2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动力 |
| 3.2.1 科技现代化的政治动力 |
| 3.2.2 科技现代化的经济动力 |
| 3.2.3 科技现代化的文化动力 |
| 3.2.4 科技现代化的科学动力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历史作用 |
| 4.1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
| 4.1.1 科学技术本质论 |
| 4.1.2 科学技术发展观 |
| 4.1.3 科学技术动力论 |
| 4.1.4 科学技术人才观 |
| 4.2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特点与时代特性 |
| 4.2.1 科技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特点 |
| 4.2.2 科技现代化理论的时代特性 |
| 4.3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历史作用 |
| 4.3.1 奠基时期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历史作用（1949—1976） |
| 4.3.2 发展时期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历史作用（1976—1989） |
| 4.3.3 成熟时期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历史作用（1989—2012） |
| 4.4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新理念 |
| 4.4.1 十八大以来科技现代化新理念的科学内涵 |
| 4.4.2 十八大以来科技现代化新理念的时代特征 |
| 4.4.3 十八大以来科技现代化新理念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实践的历程和主要成就 |
| 5.1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实践的历程 |
| 5.1.1 科技现代化的初步尝试（1921—1949） |
| 5.1.2 科技现代化的基本奠定（1949—1976） |
| 5.1.3 科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1976—1989） |
| 5.1.4 科技现代化的逐步成熟（1989—2012） |
| 5.2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主要成就 |
| 5.2.1 以科技为支撑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
| 5.2.2 综合国力的极大跃升 |
| 5.2.3 科技体制的相对完善 |
| 5.2.4 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
| 5.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新发展 |
| 5.3.1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确定 |
| 5.3.2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
| 5.3.3“十三五”科技规划的推进落实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及总体特征 |
| 6.1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 |
| 6.1.1 科技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 6.1.2 科技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6.1.3 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民富国强 |
| 6.1.4 科技现代化的主要动力——生产力发展 |
| 6.1.5 科技现代化的实践主体——科技工作者 |
| 6.2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特殊模式的总体特征 |
| 6.2.1 科技现代化的主体性——科学家群体的创新自觉 |
| 6.2.2 科技现代化的集约性——科学资源的高度聚合 |
| 6.2.3 科技现代化的效用性——科技功能的充分发挥 |
| 6.2.4 科技现代化的人文性——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意义 |
| 7.1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7.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
| 7.1.2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
| 7.1.3 为后发国家科技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 |
| 7.2 当代中国科技现代化的挑战 |
| 7.2.1 自主创新能力制约科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 |
| 7.2.2 科技异化的影响 |
| 7.2.3 全球化带给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冲击 |
| 7.3 当代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对策 |
| 7.3.1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
| 7.3.2 坚持以中国梦为价值目标解科技异化难题 |
| 7.3.3 坚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彰马克思主义之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
| 1.3.3 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来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产生的经济背景 |
| 2.1.1 大机器生产开启工业时代 |
| 2.1.2 通讯和运输设施发展打破全球空间限制 |
| 2.1.3 自由市场经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运行机制 |
| 2.1.4 世界市场扩大推动国际贸易增长 |
| 2.1.5 国际投资扩大化 |
| 2.2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 |
| 2.2.1 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秩序的主体 |
| 2.2.2 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促进各国经济合作 |
| 2.2.3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塑造了社会发展进程 |
| 2.2.4 欧洲列强的殖民掠夺成为普遍现象 |
| 2.3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思想来源 |
| 2.3.1 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
| 2.3.2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思想 |
| 2.3.3 德国历史学派关于国家经济学的思想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一般性的分析 |
| 3.1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
| 3.1.1 商品经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
| 3.1.2 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
| 3.1.3 机器大工业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 |
| 3.2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表现 |
| 3.2.1 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3.2.2 世界市场持续扩大 |
| 3.2.3 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 |
| 3.2.4 资本的国际流动 |
| 3.3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
| 3.3.1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整体的影响 |
| 3.3.2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 |
| 3.3.3 经济全球化对个人的影响 |
| 3.4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
| 3.4.1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历史潮流 |
| 3.4.2 社会化大生产使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网 |
| 3.4.3 资本作为经济全球化本质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
| 3.4.4 股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载体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分析 |
| 4.1 资本原始积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 |
| 4.1.1 殖民掠夺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早期表现 |
| 4.1.2 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 |
| 4.1.3 资本原始积累是阶级对立的根源 |
| 4.2 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冲破地理限制 |
| 4.2.1 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寻找销路 |
| 4.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国际化 |
| 4.2.3 资产阶级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 |
| 4.3 资产阶级按其面貌创造了新世界 |
| 4.3.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 |
| 4.3.2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 |
| 4.3.3 不发达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分析 |
| 5.1 经济全球化加速封建制度解体 |
| 5.1.1 小农经济隔绝分割的状态被打破 |
| 5.1.2 封建阶级专制统治被资产阶级统治取代 |
| 5.1.3 消除了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 |
| 5.2 经济全球化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
| 5.2.1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全球传播 |
| 5.2.2 全球资本流动的无序性 |
| 5.2.3 资产阶级应对世界市场的方式具有局限性 |
| 5.2.4 资本精神的消极影响逐渐扩大 |
| 5.3 经济全球化推动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迈进 |
| 5.3.1 生产力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
| 5.3.2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日益凸显 |
| 5.3.3 社会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
| 5.3.4 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条件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
| 6.1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立场具有坚定性 |
| 6.1.1 站在无产阶级和不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
| 6.1.2 形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确认识 |
| 6.1.3 为无产阶级行动提供理论指导 |
| 6.2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内容具有深刻性 |
| 6.2.1 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
| 6.2.2 预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
| 6.2.3 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具有解释力 |
| 6.3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分析方法具有独特性 |
| 6.3.1 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 |
| 6.3.2 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 |
| 6.3.3 使用了动态的、制度的、比较的分析方法 |
| 第7章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
| 7.1 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
| 7.1.1 经济全球化始终向前发展 |
| 7.1.2 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曲折性 |
| 7.2 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
| 7.2.1 提升工业化水平,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
| 7.2.2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 7.2.3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 |
| 7.2.4 完善制度建设为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保障 |
| 7.3 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
| 7.3.1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7.3.2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
| 7.3.3 参与并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 7.3.4 发挥大国担当,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和政策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界定、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1.3.1 主要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分析 |
| 2.1.1 区位选择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论 |
| 2.2 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基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O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 |
| 2.2.2 基于OFDI区位动因的区位选择实证研究 |
| 2.2.3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O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 |
| 2.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相关研究 |
| 第3章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发展状况、风险及区位特征 |
| 3.1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
| 3.1.1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总体趋势 |
| 3.1.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2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状况 |
| 3.2.1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
| 3.2.2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制度风险 |
| 3.2.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经济风险 |
| 3.2.4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风险 |
| 3.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特征 |
| 3.3.1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企业个数的区位分布特征 |
| 3.3.2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量的区位分布特征 |
| 3.3.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行业的区位分布特征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 |
| 4.1 双边投资协定（BIT）与O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分析 |
| 4.1.1 模型假定和设定 |
| 4.1.2 BIT、政府治理、政治环境、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与OFDI区位选择 |
| 4.2 企业异质性与O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分析 |
| 4.2.1 理论模型的设定和拓展 |
| 4.2.2 企业异质性与OFDI区位选择 |
| 第5章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国家层面研究 |
| 5.1 问题背景 |
| 5.2 计量模型 |
| 5.3 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
| 5.3.1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5.3.2 变量构造和数据来源 |
| 5.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对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分析 |
| 5.4.3 交互项回归 |
| 5.4.4 对交互项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
| 5.4.5 我国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简要分析 |
| 第6章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企业层面研究 |
| 6.1 问题背景 |
| 6.2 计量模型 |
| 6.3 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
| 6.3.1 样本及数据说明 |
| 6.3.2 变量定义及统计分析 |
| 6.4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4.1 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在“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间的区位选择 |
| 6.4.2 稳健性分析 |
| 6.4.3 所有权异质性对TFP在区位选择影响上的调节作用 |
| 6.4.4 稳健性分析 |
| 6.4.5 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在“一带一路”内部的区位选择 |
| 6.4.6 稳健性分析 |
| 第7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重构及其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区域 |
| 1.1.2 选题背景 |
| 1.1.3 选题缘由及科学问题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地缘经济研究进展 |
| 1.2.2 关于地缘经济格局重构的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中国西南沿边地区的外部环境 |
| 1.3.1 越南的基本国情 |
| 1.3.2 老挝的基本国情 |
| 1.3.3 缅甸的基本国情 |
| 1.3.4 印度的基本国情 |
| 1.3.5 尼泊尔的基本国情 |
| 1.3.6 不丹的基本国情 |
| 第2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地缘经济 |
| 2.1.2 地缘经济格局 |
| 2.1.3 地缘经济格局重构 |
| 2.1.4 地缘性产业与地缘性战略产业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 |
| 2.2.2 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 |
| 2.2.3 区域经济系统论 |
| 2.2.4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
| 2.3 地缘经济格局的分析框架 |
| 2.3.1 地缘经济的金字塔型分析结构 |
| 2.3.2 地缘经济格局的主要方面 |
| 2.3.3 研究设计 |
| 第3章 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建构机制 |
| 3.1 地缘经济格局对环境的自适应机理 |
| 3.2 地缘经济格局演变的影响因子 |
| 3.2.1 地缘环境类因子 |
| 3.2.2 国家利益类因子 |
| 3.2.3 区域关系类因子 |
| 3.3 影响因子对地缘经济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
| 3.3.1 地缘环境类因子的驱动机制 |
| 3.3.2 国家利益类因子的驱动机制 |
| 3.3.3 区域关系类因子的驱动机制 |
| 3.3.4 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综合机制 |
| 3.4 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重构的关键着力点 |
| 第4章 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性产业格局及其重构 |
| 4.1 目标区域地缘性产业格局分析 |
| 4.1.1 区域优势与支柱产业 |
| 4.1.2 产业结构与区域发展阶段 |
| 4.2 地缘性产业现状格局问题解读及重构思路 |
| 4.2.1 问题解读 |
| 4.2.2 重构思路 |
| 4.2.3 重构原则 |
| 4.3 主导产业选择 |
| 4.3.1 主导产业选择原则 |
| 4.3.2 主导产业选择方法 |
| 4.3.3 数据分析及结论 |
| 4.4 战略新兴产业选择 |
| 4.5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
| 4.5.1 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思路 |
| 4.5.2 重点产业类型及其转型升级 |
| 4.6 落后产能淘汰 |
| 4.7 中东部产业转移承接 |
| 4.8 产业空间布局 |
| 4.8.1 产业布局原则 |
| 4.8.2 边境产业发展带与特色产业聚集区打造 |
| 4.8.3 主要产业的空间布局 |
| 第5章 中国西南沿边地区经贸合作格局及其重构 |
| 5.1 边境经贸合作格局分析 |
| 5.1.1 目标区域对外联系格局 |
| 5.1.2 边界效应 |
| 5.1.3 边境经贸合作现状分析 |
| 5.2 边境经贸合作问题解读及重构思路 |
| 5.2.1 问题解读 |
| 5.2.2 重构思路 |
| 5.3 经贸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重构 |
| 5.3.1 中越经贸合作领域的拓展方向及合作方式 |
| 5.3.2 中老经贸合作领域的拓展方向及合作方式 |
| 5.3.3 中缅经贸合作领域的拓展方向及合作方式 |
| 5.3.4 中印经贸合作领域的拓展方向及合作方式 |
| 5.3.5 中尼、中不经贸合作领域的拓展方向及合作方式 |
| 5.4 地缘经济合作机制建构 |
| 5.4.1 机制与地缘经济合作机制 |
| 5.4.2 目标区域地缘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必要性 |
| 5.4.3 目标区域地缘经济合作机制建构 |
| 5.5 中国与相关国家经贸合作关系重构 |
| 5.5.1 相互依赖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
| 5.5.2 “依赖-控制”关系的构建 |
| 第6章 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空间格局及其重构 |
| 6.1 目标区域地缘经济空间格局分析 |
| 6.1.1 产业空间分工格局分析 |
| 6.1.2 目标区域地缘经济空间结构格局 |
| 6.1.3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格局 |
| 6.1.4 边境区域经贸合作的地域形式 |
| 6.2 地缘经济空间格局问题解读及重构思路 |
| 6.2.1 问题解读 |
| 6.2.2 地缘经济空间重构的基本思路 |
| 6.3 目标区域内部经济空间格局重构 |
| 6.3.1 区域中心向专业化枢纽转变 |
| 6.3.2 “点-轴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 |
| 6.4 目标区域对外经贸合作地域模式重构 |
| 6.4.1 规范边民互市贸易 |
| 6.4.2 共同打造口岸经济增长极 |
| 6.4.3 共建边境经济合作区 |
| 6.4.4 共建跨国经济走廊 |
| 第7章 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重构的实现路径 |
| 7.1 加强地缘政治环境建设 |
| 7.1.1 增强政治互信与文化包容 |
| 7.1.2 关注非传统地缘安全问题 |
| 7.1.3 提高对外战略议程设置能力 |
| 7.1.4 适度发挥战略威慑作用 |
| 7.2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
| 7.2.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7.2.2 加强产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 |
| 7.3 加强区域间沟通与协作 |
| 7.3.1 建立协调的区内关系 |
| 7.3.2 加强对外沟通协调 |
| 7.4 促进地缘性战略产业发展 |
| 7.4.1 地缘性战略产业的特殊作用 |
| 7.4.2 地缘性战略产业选择 |
| 7.4.3 地缘性战略产业主体打造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核心概念阐述 |
| 四、研究现状与简要评述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问题 |
|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体系 |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特性 |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党的建设的应用价值 |
| 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二、巩固执政权威与增强凝聚力 |
| 三、改进执政方式并提高执政效能 |
| 第二章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国外政党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唯物辩证法是阐释党内政治生态的依据 |
| 二、人的主体性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研究的启示 |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启发 |
| 四、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当代价值 |
| 第二节 国外政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一、发挥党建在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上的引领作用 |
| 二、将沟通民意贯穿于党的建设过程 |
| 三、持续长效开展反腐工作 |
| 第三章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 |
| 二、思想政治工作促进良好党风的形成 |
| 三、组织建设形成团结统一的氛围 |
| 四、体制制度建设保障执政气候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主要成就 |
| 一、党员党性修养不断提升,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常态化 |
| 二、党内不正之风得到扼制,反“四风”问题收获实效 |
| 三、反腐廉政网络体系形成,反腐斗争威慑力日益显效 |
| 四、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正常,党内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 |
| 五、党内权力结构逐步优化,党的执政体系愈加完善化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国际形势变局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国内形势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价值观念系统的“个别退化” |
| 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精神“荒漠化” |
| 二、政治道德两种“主义”现象突出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环域系统的“局部污染” |
| 一、党内各种不良作风尚未杜绝并呈现新的形式 |
| 二、腐败形式的“变异性”使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
| 三、党内政治关系不和谐 |
| 第三节 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亚健康” |
| 一、基层党组织“三化”现象突出 |
| 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难题未解决 |
| 第四节 党内政治生态权力系统的“部分失衡” |
| 一、党内部分权力配置尚存待完善空间 |
| 二、党内权力运行程序不严密渠道不畅 |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缺合力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多维诱因 |
| 第一节 造成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思想因素 |
| 一、党员干部缺乏自我革命的韧性和勇气 |
| 二、党员干部个体与组织“精神家园”脱节 |
| 三、传统“权力”本位思想遗存 |
| 第二节 引起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制度性因素 |
| 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
| 二、制度执行乏力 |
| 第三节 引发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其它外部原因 |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
| 三、公民政治参与不足 |
| 第七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对策 |
| 第一节 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设计思路 |
| 一、“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 |
| 二、“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 |
| 三、“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 |
| 四、“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 |
| 第二节 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
| 一、坚持贯彻思想建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 |
| 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执政氛围 |
| 第三节 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 |
| 一、深化体制改革,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
| 二、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 |
| 第四节 完善治理能力和机制,确保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 一、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 |
| 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视角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视角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新区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理论的渊源 |
| 2.1.2 理论的提出 |
| 2.1.3 理论的发展 |
| 2.2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的演进 |
| 2.2.2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理论 |
| 2.3 创新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创新的基本概念 |
| 2.3.2 区域环境与创新 |
| 2.3.3 要素集聚与创新 |
| 2.3.4 创新与组织学习 |
| 2.3.5 创新与经济产出 |
| 2.4 创新视角下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4.1 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2.4.2 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2.4.3 创新、高新区与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 3.1 国家高新区的内涵与特征 |
| 3.2 国家高新区的空间布局与结构 |
| 3.2.1 国家高新区的区位 |
| 3.2.2 国家高新区的要素 |
| 3.2.3 国家高新区的行为主体 |
| 3.2.4 国家高新区的结构 |
| 3.3 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 3.3.1 区域环境 |
| 3.3.2 要素集聚 |
| 3.3.3 创新 |
| 3.3.4 组织学习 |
| 3.3.5 其他影响要素 |
| 3.4 国家高新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各因素关系 |
| 3.5 创新是国家高新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
| 3.6 本章小结 |
| 4 创新视角下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4.1 创新视角下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理总体构思 |
| 4.2 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外驱动 |
| 4.2.1 区域环境的外部驱动 |
| 4.2.2 要素集聚的内部驱动 |
| 4.3 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
| 4.3.1 企业层面上的直接影响 |
| 4.3.2 区域层面上的直接影响 |
| 4.3.3 创新直接影响的动态表现 |
| 4.4 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
| 4.4.1 组织学习的过程 |
| 4.4.2 创新影响组织学习的机理 |
| 4.4.3 创新影响组织学习的效果 |
| 4.5 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效果 |
| 4.5.1 创新促进园区经济增长 |
| 4.5.2 创新促使高新区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 |
| 4.5.3 经济增长极对母城经济的辐射效应 |
| 4.6 本章小结 |
| 5 研究假设 |
| 5.1 创新与园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2 区域环境、创新与园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3 要素集聚、创新与园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4 创新、组织学习与园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5 创新、园区经济增长与母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6 整体理论框架 |
| 5.7 本章小结 |
| 6 指标设计与模型构建 |
| 6.1 指标设计的原则 |
| 6.2 创新度量指标设计 |
| 6.3 区域环境的度量 |
| 6.4 要素集聚的度量 |
| 6.5 组织学习的度量 |
| 6.6 园区经济增长的度量 |
| 6.7 母城经济增长的度量 |
| 6.8 创新视角下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模型设定 |
| 6.8.1 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 |
| 6.8.2 中介效应模型 |
| 6.8.3 调节效应模型 |
| 6.8.4 通径分析模型 |
| 6.9 本章小结 |
| 7 国家高新区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
| 7.1 国家高新区发展总体概况 |
| 7.2 国家高新区创新总体概况 |
| 7.3 国家高新区指标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7.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3.2 信度分析 |
| 7.4 多指标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7.4.1 指标标准化处理 |
| 7.4.2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适合度检验 |
| 7.4.3 构造因子 |
| 7.4.4 计算综合因子得分 |
| 7.5 国家高新区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描述 |
| 7.6 国家高新区创新水平差异 |
| 7.6.1 高新区创新水平的描述性分析 |
| 7.6.2 国家高新区创新的聚类特征 |
| 7.6.3 国家高新区创新的区域差异 |
| 7.7 国家高新区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 7.7.1 创新对园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分析 |
| 7.7.2 统计学检验 |
| 7.7.3 创新影响园区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7.8 调节效应分析 |
| 7.8.1 区域环境的调节效应 |
| 7.8.2 要素集聚的调节效应 |
| 7.9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10 国家高新区对母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7.10.1 国家高新区创新对母城经济的影响 |
| 7.10.2 国家高新区对母城经济的带动效应 |
| 7.11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基于政府角度的政策建议 |
| 8.2.2 基于企业角度的对策建议 |
| 8.3 研究中的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附表2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名录 |
| 附表3 各多指标变量综合因子得分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党的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分析 |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党的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三、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体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的关系 |
| 四、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治认同的相关概念分析 |
|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 |
| 二、政治认同的特征与功能 |
| 三、政治认同的类型与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系 |
| 第一节 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与政治认同 |
| 一、党的意识形态能够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证明 |
| 二、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教育 |
| 三、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对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政治批判 |
| 第二节 党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与政治认同 |
| 一、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合理地约束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
| 二、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协调与整合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 |
| 三、党的意识形态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
| 第三节 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与政治认同 |
| 一、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合理地进行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 |
| 二、党的意识形态能够科学地教育与引导社会成员 |
| 三、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凝聚社会多元价值观念 |
| 第四节 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与政治认同 |
| 一、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文化的关系 |
| 二、党的意识形态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 |
| 三、党的意识形态能够促进文化认同的实现 |
| 第三章 执政党意识形态视角下中外不同国家政治认同的演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中国政治认同的变迁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基本历程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变迁 |
| 一、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基本历程 |
| 二、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主要教训 |
| 第三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 |
| 一、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变迁 |
| 二、越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变迁 |
| 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主要启示 |
| 第四节 西方国家主流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变迁 |
| 一、西方国家主流政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基本历程 |
| 二、西方国家主流政党意识形态发展与政治认同变迁的主要启示 |
| 第四章 转型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弱化对我国政治认同的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是我国政治认同面临的深层背景 |
| 一、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 |
| 二、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 |
| 三、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弱化的表现 |
| 一、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弱化党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 |
| 二、网络社会的延伸弱化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 |
| 三、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弱化党的意识形态引领能力 |
|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不足、创新乏力 |
| 第三节 转型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弱化对我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
| 一、党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弱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 二、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弱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 三、党的意识形态引领能力弱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 四、党的意识形态自身创新不足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 第五章 党的意识形态视角下增强我国政治认同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
| 一、充分认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重要性 |
| 二、在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
| 第二节 提升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的引领能力 |
| 一、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 |
| 二、积极用党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 |
| 三、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提升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
| 第三节 利用新媒体技术提升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 |
|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
| 二、加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媒介的建设 |
| 三、切实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
| 第四节 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带动社会文化的发展 |
| 一、党内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思想引领 |
| 二、构建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路径 |
| 三、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方式方法 |
| 第五节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意识形态的治理巩固政治认同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认同的相关性 |
| 二、意识形态治理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性 |
| 三、以意识形态的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研究[D]. 朱强. 电子科技大学, 2017(02)
- [2]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赵伟力. 西北大学, 2017(06)
- [3]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4]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D]. 高思. 辽宁大学, 2020(01)
- [5]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 孙乾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2)
- [6]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重构及其实现路径[D]. 渠立权.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
- [7]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D]. 林婷.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的视角[D]. 方亮. 浙江工业大学, 2015(06)
- [10]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研究[D]. 张红建.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