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非经济因素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孟旭琼[1]（2021）在《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董星敏[2]（2021）在《内部监督约束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企分类改革视角》文中研究指明
郭建斌[3]（2021）在《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治理机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黑箱”,对其构成要件和工作策略等机理问题分析则是打开“黑箱”看到机制工作画面的钥匙。中共十九大以后,我国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成为我国应对长期性、全局性、复杂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思路,也成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生态环境共治机制这只“黑箱”内部结构如何?其机理如何运行?如何进行机制有效性判定?这些都是当前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研究以上述问题为导向,首先着力于“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新理念下的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相关问题分析:一是对跨域环境治理、环境多元治理及环境治理模型机制等方面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将跨域和协同融合上升为环境多元共治理论方面研究比较匮乏,对多元共治机理过程分析渗入的经济学思考较少,从经济机制设计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鲜有发现;二是对环境治理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研究的理论支撑价值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的环境治理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分析提供部分理论支撑,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范式能够为我国环境治理新理念的机制化表达和解构提供较好思路;三是对新阶段环境治理机制选择和判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必然转向多元共治的基本判断,在准确识别政府、企业、公众关系的基础上,将环境治理新理念下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解构为政府引导机制、企业履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接着,研究将“跨域”作为具体研究背景,涵盖了政府引导机制中政府所跨越的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企业履责机制中企业所跨越的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公众参与机制中公众所跨越的中央政府域和地方政府域;将“治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刚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思维变革进行剖析,对被动履责到主动履责的转向进行求证,对缺席治理到参与治理的实践进行探索;将“机制”作为研究的关键核心,对现行的单一环境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对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判定,对环境治理新理念如何机制化表达和解构进行详细深入分析。在政府引导机制分析当中,研究从“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引导”的理论逻辑方向切入,分析了跨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背景下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理,引入委托代理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方向讨论了政府对企业最优激励合同设定问题,发现在更接近于现实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当政府能够观测到影响企业运行环境的外生变量,且当外生变量影响企业低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与企业高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的比（似然率）时,外生变量应被写入激励合同。在企业履责机制分析中,研究将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置于市场运行过程中进行分析,将矫正调整因素加入到传统市场运行过程中,从跨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的背景下分析企业履责动因,设立“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分析了市场运行中企业履责博弈情况,发现在政府介入（规制与引导）既定的情况下,博弈总能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在公众参与机制分析中,研究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从跨中央政府域和跨地方政府域的背景分析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指出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并在“合作期望”的条件下分析了“公众——政府”环境治理演化博弈过程,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最后,研究对“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进行了适度评价和深一步拓展。将企业作为利益目标比较的关键主体,依据企业与政府比较、企业与公众比较的思路来审查结果是否和解构分析中的结果相一致,再选择从完全显示到参数传递、二维信息、一维信息逐层比对的原始但却有效的方式来判定信息有效性,发现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的要求都是可以实现的。在对解构得出的环境治理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拓展时,比较了不同领域问题的本质是否相同,回答了“为什么能够一般化”的问题,进而依据“系统环境实现代言人政治压力均衡、信息交互有效维度最低、各主体行为利于社会总福利目标实现”的三个标准要求,提出了用来解决类似领域治理问题的“系统环境——信息交互——主体行为”多层嵌入的一般化理论工具。据此,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中国语境的结论:（1）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的方式可以达到引导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标。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是一个历经演化的动态过程,且会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容易促使政府出台科技资源投入相关政策,进而形成资源流向示范,利于扩大科技创新投入供给规模和改善科技创新投入的供给结构,能以政府科技创新投入为杠杆,形成整个社会科技创新投入的集聚,进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的。（2）企业通过自我矫正的方式可以达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企业自我矫正调整通过对市场运行三大要素（价格、竞争、供求）的作用影响来实现,矫正力量改变了价格与供求之间双向循环运动的状态,使得企业作为环境治理过程中市场运行的最重要构成主体,有义务为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有责任为消费者生产出更为环保健康的高品质产品,有动力选择长期生产经营中的“绿色化”模式,进而实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3）公众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可以达到参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合作期望下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察是改变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合谋”行为的有效路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的期望状态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实现。（4）“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环境多元共治机制是有效的。对政府利益目标与企业利益目标关系、企业利益目标与公众利益目标关系考察,可知激励相容标准在相关条件限定下能够实现,对完全显示机制、参数传递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信息维度逐层比较,可知信息有效条件在二维信息空间中能够达到,进而“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可以达到机制有效的基本条件要求（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
虞强[4]（2021）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形成,成为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器运行的基础,巩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升了国家整体能力,促进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焕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对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理论。本文基于价值观生成规律与史实研究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揭示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新中国初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历史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反映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党的统领作用、能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叙事和反思中获得经验启示,从而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当代启示。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本章分析了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认为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由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列宁的集体主义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等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探索形成了“革命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党性”等革命集体主义思想;实践基础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集体主义的探索。第二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本章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主体支撑和方向引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决定因素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思想根基和道德基础。第三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和形式特点,其中: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制度路径;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体系架构;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动力支撑;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组织形态。形式特点主要是:注重发展工农教育,提高群众性;注重实施分类教育,提高针对性;注重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提高实践性;注重围绕中心任务,提高渗透性;注重塑造典型示范,提高引领性;注重运用自我批评,提高深刻性。第四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和存在不足。积极影响主要在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价值引领,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不足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的真正认同;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容易导致个人利益被集体利益所代表与消解;统筹兼顾原则未能充分体现。本章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重要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法制成果——《五四宪法》、政治成果——党的八大精神进行了探析。第五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启示与借鉴。本章论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继承和创新的当代启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必须实现集体主义的创新发展。对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进行了实践考察。提出集体主义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原则是:以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为价值旨归;强调集体的真实性和集体利益优先的合理性;确立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多层次标准;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调节和利益补偿机制;坚持一元化价值导向与多样化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意蕴;注重“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用文化建设滋养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发展等。
高瑜[5]（2021）在《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案例研究 ——以Z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非上市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人才流失矛盾突出,难以发展壮大。股权激励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实现对核心人才的激励与约束,然而非上市民营企业在引入股权激励制度后,方案实施不够科学,效果不尽人意。既有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上市公司,多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难以发现企业微观个体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单案例纵向叙事分析方法,着重探讨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的制度经验和建设经验。首先,笔者对股权激励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并阐释了非上市民营企业及其股权激励的概念和特点,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其次,选择了非上市民营企业Z公司作为典型案例,该公司历经26年,完成了从一家小型批发门店逐步发展成大型社区连锁便利超市的升级扩张,实施了多期更新迭代的股权激励。再次,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化访谈、查阅门户官网等途径,获取一手及二手资料,本次访谈22人次,获得23.70万字的原始访谈资料。然后,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即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将企业发展阶段划分为3期,分别是初创期、区域快速成长期、跨区域连锁发展期,锁定了6期股权激励制度,分别是全员持股、股份重组、积分入股、部门股份制、单店投资入股、城市合伙人,在此基础上对整个演进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剖析,归纳了具体方案的实施目的、实施基础、方案设计、存在问题、实施效果。Z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解决了融资难题,保留和激励了人才,降低了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绩效。归纳其实施经验为,（1）在实施基础方面,控股股东应具有分享意愿、公司应完善组织架构及制度建设;（2）在方案设计方面,要素要注重完整性、科学性,同时控股股东要有长期激励规划意识。鉴于Z公司面临的发展困境,笔者在管理和激励方案设计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具体启示,（1）控股股东应尽快树立股权激励规划和股权分享意识;（2）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健全财务核算体系、配置完备的绩效考核机制,以构建股权激励制度的基础;（3）方案设计应遵循“责权利对等”、“问题导向”、“方案科学”的原则;（4）发挥灵活性优势,设置“增量对赌”激励模式,并创新扩张期的股权激励模式。本次案例研究呈现了全新的案例,丰富了案例研究的类型,补充了相关理论,助益政府出台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指南。
陈丹萌[6]（2021）在《“人民浴室”的兴衰（1949-1992） ——公共浴池业背后的政府监管》文中研究说明公共浴池业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对公共浴池业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将1949年至1992年的公共浴池业划分为转型、发展、国家化和改革四个时期,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在公共利益理论和监管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简单概括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整理公共浴池业的监管权力和政府监管内容,从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国家政策和行业状况四个方面分析利益关系调整如何影响监管权力和监管内容,通过公共浴池业的兴衰,展现政府监管从介入到退出的全过程。研究表明1949年至1992年,公共浴池业经历了从私商经营向公私合营,全面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向国营,国营走向市场化的转变。行业性质由竞争性行业转向社会福利行业,再转向竞争性行业。监管权力由新中国成立之前同业公会和政府共同掌握,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掌握。国营专业公司作为监管隶属机构经过几次撤并重建,于1978年后逐渐过渡为经济实体。对公共浴池业的政府监管内容集中在价格、服务、从业人员管理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价格由福利价格转向市场价格,服务方式由传统服务项目,经历十年动乱后转变为单一的洗浴服务,再转向多元发展,从业人员从固定工资制转向更加合理的计件奖励制,浴室卫生也实行更加严格的卫生标准。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国家政策和行业状况作用于监管权力和监管内容的程度不同。社会背景影响政府监管的权力和内容,而政府监管权力和内容的变化又反映着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利益关系的调整,又反作用于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国家政策主要影响公共浴池业监管权力的分配,而指导思想和行业状况对公共浴池业的政府监管内容的影响程度更大。
麦哲伦[7]（2021）在《论新常态下政府外向型发展的管理目标与行为规范》文中研究指明管理起源于人类的共同劳动,自古以来,当人们开始组成集体去达到共同目标时就必须有管理,用以协调集体中每个成员的活动。管理是人类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管理是人类的一种特有活动,它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之中,已构成现代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在机制。任何制度下的社会和任何社会中的组织,欲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机会,追求进步和发展,都必须有自己卓越的管理并培养和选拔出合格的和负责任的管理者,而优秀的管理则能创造出一种时代的精神和组织的文化,它能够在管理的模式和过程中培养和熏陶一批人,使其组织做出无比辉煌的业绩。新常态下,不管人们从事何种职业,事实上人人都在参与管理工作,而在地方政府驻外办事处中所开展和实施的管理工作就是应在地方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指导协调和管理监督下,通过一定的管理方法和模式,达到其管理的目的。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管理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上一级政府部门、领导机关的直接领导、协调和管理下,提髙工作效率,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全社会和人民服务,当好公仆;对地方政府驻外办事处而言,管理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驻在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大力开展政务联络、接待服务、信息传送、协调合作、对外宣传等各项管理职能工作,从而达到最优、最快捷、最合理、最满意的效果,促进"两地"的经济振兴和发展。本文将运用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来论述政府驻外办事处的管理工作的目标和行为规范。
卢建昊[8]（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说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梁坤[9]（2021）在《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石油市场完全被英美国家的石油公司所垄断。外国石油公司掌控着中国能源供给的命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进入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危机,国民政府加紧经济备战,尝试统制以石油为代表的液体燃料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逐步被日本封锁,石油供应陷入危机之中。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借鉴战前的统制经验,实施液体燃料统制制度,逐步建构液体燃料统制网络。其中,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是执掌统制事宜的核心机构,它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革。战时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基本路径是由国家控制并配置这一战略资源,从开源与节流两个层面来增加资源供给与优化资源配置。统制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开源与节流工作的开展。从开源方面来看,国民政府首先是制定石油进口监管政策,从市场主导转向政府主导,在坚持商业性进口的同时积极争取政治性援助,“石油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以“自力更生”为价值取向,采取“寓扶植于统制”的策略,推动国内石油工业、酒精工业及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发展,围绕增产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管制章则。影响国内液体燃料生产的核心因素是价格问题,而价格统制是液体燃料统制的关键抓手。国民政府施行的限价政策与行业追求合理利润的诉求发生了矛盾,价格形成机制及定价话语权成为了行业与政府反复博弈的焦点。从节流方面来看,它的目的是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压缩民间消费。其一是统制分配,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分配、调剂供需,坚持以军用为导向。其二是统制消费,以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来干预个人消费行为,动员社会力量监督浪费现象。其三是查缉私油,以打击黑市的形式防止资源无序流动。不过,各环节统制工作的推进面临着多重阻力,其间充斥着供应与需求、军用与民用、中央与地方或明或暗的竞争与矛盾。战时液体燃料统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统制制度日渐完善,范围逐步扩大。然而由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因此统制的个人化色彩颇为浓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反而有弱化的趋势。从液体燃料统制的绩效来看,它一方面对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缓解了战时液体燃料危机,增强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升了战时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液体燃料统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与缺陷,引发了工业界、社会舆论甚至是外国专家的不满,同时由于管制机构的内在困境、腐败问题、统制链断裂等缺陷妨碍了统制效能的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运行是统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战时统制经济的运转并不是国家单向控制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所形塑的。国民政府与液体燃料行业之间既保持着合作关系,也存在博弈和“对抗”的现象。
杜方正[10]（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二、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非经济因素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非经济因素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单一治理与元治理 |
| 1.2.2 多元治理与多元共治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跨域环境治理研究 |
| 2.1.2 环境多元治理研究 |
| 2.1.3 环境治理模型与机制研究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治理理论 |
| 2.2.2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3 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转型判定与研究设计 |
| 3.1 现行的单一治理机制分析 |
| 3.1.1 生态补偿机制 |
| 3.1.2 河(湖)长机制 |
| 3.1.3 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
| 3.2 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机制的判定 |
| 3.2.1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 |
| 3.2.2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依据 |
| 3.2.3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思路 |
| 3.3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研究设计 |
| 3.4 小结 |
| 4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政府引导机制 |
| 4.1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支撑 |
| 4.2 跨域背景下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1 政府干预企业的方向选择 |
| 4.2.2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 |
| 4.3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参数化模型 |
| 4.3.1 “委托—代理”模型的引入 |
| 4.3.2 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3.3 不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4 小结 |
| 5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企业履责机制 |
| 5.1 市场运行理论的扩展讨论 |
| 5.1.1 传统的市场运行理论 |
| 5.1.2 市场运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
| 5.2 跨域背景下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机理分析 |
| 5.2.1 环境治理的企业履责逻辑判定 |
| 5.2.2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条件分析 |
| 5.3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博弈分析 |
| 5.3.1 “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设定 |
| 5.3.2 “企业——公众(消费者)”短期博弈 |
| 5.3.3 “企业——公众(消费者)”长期博弈 |
| 5.3.4 “企业——公众(消费者)”均衡评析 |
| 5.4 小结 |
| 6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公众参与机制 |
| 6.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6.1.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 |
| 6.1.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基础 |
| 6.2 跨域背景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分析 |
| 6.2.1 赋权:主体意识与参与自信的培育 |
| 6.2.2 认同:环境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强化 |
| 6.2.3 合作:共同治理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
| 6.3 “公众——政府”环境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3.1 “公众——地方政府”静态博弈过程 |
| 6.3.2 “公众——央地两级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均衡 |
| 6.4 小结 |
| 7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评价与拓展 |
| 7.1 评价分析 |
| 7.1.1 关于“激励相容”标准的判定 |
| 7.1.2 关于“信息有效”条件的分析 |
| 7.2 拓展讨论 |
| 7.2.1 对环境共治机制的一般化表达 |
| 7.2.2 对一般化理论工具应用的讨论 |
| 7.3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政府视角 |
| 8.2.2 企业视角 |
| 8.2.3 公众视角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三、国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发展 |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集体”内涵 |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
| 四、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辨析 |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 |
| 一、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 |
| 二、新中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真实的集体”思想 |
| 二、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
| 三、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革命实践基础 |
|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奠定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个人主义的持续斗争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探索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 |
| 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 |
| 二、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主体支撑 |
|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方向引领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经济条件 |
|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决定因素 |
| 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保障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文化条件 |
| 一、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 |
|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思想根基 |
| 三、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道德基础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 |
| 一、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制度路径 |
| 二、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体系架构 |
| 三、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支撑 |
| 四、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组织形态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形式特点 |
| 一、开展工农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群众性 |
| 二、实施分类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针对性 |
| 三、结合社会运动,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性 |
| 四、围绕中心任务,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渗透性 |
| 五、塑造典型示范,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引领性 |
| 六、运用自我批评,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深刻性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 |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价值引领 |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 |
| 四、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探索的重要成果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存在的不足 |
| 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
| 二、个体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导致个人利益容易被集体利益代表与消解 |
| 三、统筹兼顾的原则在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未能充分体现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当代启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亟待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创新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发展 |
| 二、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拓展与创新的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案例研究 ——以Z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非上市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现状研究 |
| 2.1.2 股权激励的实施目的和基础研究 |
| 2.1.3 股权激励的契约要素研究 |
| 2.1.4 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研究 |
| 2.1.5 总体评价 |
| 2.2 概念界定及其特点分析 |
| 2.2.1 非上市民营企业 |
| 2.2.2 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 |
| 2.2.3 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特点 |
| 2.3 股权激励相关理论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激励理论 |
| 2.3.3 公平理论 |
| 2.3.4 人力资本理论 |
| 2.4 小结 |
| 第3章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
| 3.1 案例选择 |
|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3.2.1 数据收集 |
| 3.2.2 数据整理 |
| 3.3 小结 |
| 第4章 案例分析 |
| 4.1 Z公司简介 |
| 4.1.1 公司现状 |
| 4.1.2 公司发展历程 |
| 4.2 Z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分析 |
| 4.2.1 第1期-全员持股 |
| 4.2.2 第2期-股份重组 |
| 4.2.3 第3期-积分入股 |
| 4.2.4 第4期-部门股份制 |
| 4.2.5 第5期-单店投资入股 |
| 4.2.6 第6期-城市合伙人 |
| 4.3 小结 |
| 第5章 Z公司股权激励的经验、建议与启示 |
| 5.1 Z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经验总结 |
| 5.1.1 Z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基础 |
| 5.1.2 Z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经验 |
| 5.2 Z公司股权激励的问题分析与优化建议 |
| 5.2.1 Z公司股权激励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 |
| 5.2.2 Z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改进建议 |
| 5.3 非上市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启示 |
| 5.3.1 控股股东应尽快树立股权激励意识 |
| 5.3.2 构建股权激励的制度基础 |
| 5.3.3 方案设计遵循“三原则” |
| 5.3.4 基于发展视角创新激励模式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针对Z公司创始人的访谈方案 |
| 附录B 针对Z公司被激励对象的访谈方案 |
| 附录C 针对TS管理学院成员的访谈方案 |
| 致谢 |
（6）“人民浴室”的兴衰（1949-1992） ——公共浴池业背后的政府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公共浴池业 |
| 二、监管、管制和政府监管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公共浴池业的转型:私商经营转向公私合营(1949-1957) |
| 第一节 政府监管的背景 |
| 一、历史背景:社会主义改造 |
| 二、指导思想:以爱国防疫卫生为主 |
| 三、国家政策:建立商业管理体制 |
| 四、行业状况:内部矛盾突出 |
| 第二节 公共浴池业的政府监管 |
| 一、监管权力的分配:政府嵌入 |
| 二、政府监管的内容:薄利经营 |
| 第三节 政府监管分析 |
| 一、利益关系调整影响监管权力分配 |
| 二、利益关系调整影响政府监管的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共浴池业的发展:全面公私合营( 1958-1965) |
| 第一节 政府监管的背景 |
| 一、历史背景:行政权力下放 |
| 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和公共服务相结合 |
| 三、国家政策:改革商业管理体制 |
| 四、行业状况:行业亏损严重 |
| 第二节 公共浴池业的政府监管 |
| 一、监管权力的分配:双重监管 |
| 二、政府监管的内容:重视服务 |
| 第三节 政府监管分析 |
| 一、利益关系调整影响监管权力分配 |
| 二、利益关系调整影响政府监管的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浴池业的国家化:公私合营转向国营(1966-1977) |
| 第一节 政府监管的背景 |
| 一、历史背景:党政机构瘫痪 |
| 二、指导思想:破四旧,立四新 |
| 三、国家政策:重建商业管理体制 |
| 四、行业状况:勉强维持经营 |
| 第二节 公共浴池业的政府监管 |
| 一、监管权力的分配:监管混乱 |
| 二、政府监管的内容:简化服务 |
| 第三节 政府监管分析 |
| 一、利益关系调整影响监管权力分配 |
| 二、利益关系调整影响政府监管的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浴池业的改革:走向市场化(1978-1992) |
| 第一节 政府监管的背景 |
| 一、历史背景:经济体制改革 |
| 二、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解放思想 |
| 三、国家政策:商业管理体制试点改革 |
| 四、行业状况:行业萎缩,地位下降 |
| 第二节 公共浴池业的政府监管 |
| 一、监管权力的分配:权力下放 |
| 二、政府监管的内容:多元发展 |
| 第三节 政府监管分析 |
| 一、利益关系调整影响监管权力分配 |
| 二、利益关系调整影响政府监管的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论新常态下政府外向型发展的管理目标与行为规范（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绪论 |
| 第一节政府驻外办事处管理概论 |
| 一、管理的概念 |
| (―）管理的涵义与特征 |
| (二）管理的对象 |
| 1.人力资源 |
| 2.物力资源 |
| 3.财力资源 |
| 4.信息资源 |
| (三）管理的方法 |
| 1.行政方法 |
| 2.经济方法 |
| 3.教育方法 |
| 4.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数量分析方法 |
| （一）管理学的概念 |
| (二）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
| (三）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
| 三、政府驻外办事处的概念 |
| 四、政府驻外办事处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政府驻外办事处管理学研究的对象 |
| (二）政府驻外办事处管理学研究的内容 |
| 第二节政府驻外办事处与行政管理 |
| 一、行政管理的概念 |
| 二、行政管理的特性 |
| 三、行政管理的职能 |
| (―）政治职能 |
| (二）经济职能 |
| (三）文化职能 |
| (四）社会职能 |
| 四、地方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任务 |
| (一）政务联络 |
| 1.政务联络工作任务 |
| 2.政务联络的作用 |
| (二）经济协作与交流 |
| 1.经济技术协作工作 |
| 2.对外经济联络工作 |
| 3.物资协作与交流工作 |
| 第二章政府驻外办事处的管理目标 |
| 第一节政务联络 |
| 一、政务联络工作的程序 |
| 二、政务联络工作的方法 |
| 1.勤请示，勤汇报 |
| 2.勤联系，勤沟通 |
| 3.勤记录，勤思考 |
| 4.勤总结，勤反馈 |
| 1.加强与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的联系 |
| 2.加强与北京市、各区、县人民政府及委办局的联系 |
| 3、加强与在京的家乡籍和曾经在各省区市工作过的老同志保持联系联络,进一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优势 |
| 4.加强与科研院所及高层政策研究部门的经济和科技联系北京市是全国的科技、文化、教育中心，聚集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 |
| 5.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求得社会上的理解与支持。 |
| 6.加强与兄弟省区市、企（事）业、行业系统驻外办事机构的联系和沟通。 |
| 第二节接待服务 |
| 第三节信息传输 |
| 一、信息传输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
| 二、信息传输工作的原则与措施 |
| (一）坚定政治立场，旗帜鲜明，及时准确的政务信息 |
| (二）优势互补，共同协调和发展的经济信息 |
| (三）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调研与发展的研究信息 |
| 三、新时期信息传输工作的要点 |
| 1.要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 |
| 2.建设一支高素质信息工作队伍 |
| 3.完善适应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形式 |
| 4.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巩固并完善信息工作网络 |
| 第四节经贸协作 |
| 1.积极开展“四引进”工作 |
| 2.充分利用“会”源优势，开拓发展 |
| 3.拓宽新思路，打好国际牌 |
| 第五节对外宣传 |
| (一）强化对外宣传工作认识，建立制度，健全组织 |
| (二）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强化对对外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三）开展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和培训工作 |
| (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抓住机遇开展工作 |
| 第三章政府驻外办事处的行为规范 |
| 第一节计划 |
| 一、计划与计划工作的含义 |
| 1.计划工作为目标服务 |
| 2.计划工作的首要性 |
| 3.计划的普遍性 |
| 4.计划要讲究经济效益 |
| 二、计划的重要作用 |
| 三、政府驻外办事处的计划职能 |
| 1.四个特征 |
| 2.四个阶段 |
| 第二节组织 |
| 一、组织的含义 |
| 二、组织环境 |
| 三、组织设计 |
| 四、驻外办事机构的组织行为 |
| 第三节领导与决策 |
| 一、领导的含义 |
| 1.领导是领导者发挥影响力的过程 |
| 2.领导是以正式的职位和权力为前提的 |
| 二、领导的功能 |
| 1.组织功能 |
| 2.激励功能 |
| 3.控制功能 |
| 三、领导者的素质要求 |
| 1.政治素质 |
| 2,知识素质 |
| 3.能力素质 |
| 四、领导方式 |
| 1.直接指挥 |
| 2.间接指挥 |
| 3.程序指挥 |
| 五、决策的含义 |
| 六、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
| 1.决策是管理工作中的核心部分 |
| 2.决策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轨迹以及效率 |
| 3.决策是各级管理者的主要职责 |
| 七、驻外办事机构的领导与决策行为 |
| 第四节激励与沟通 |
| 一、需要、动机与行为 |
| (一）激励是一个循环过程 |
| (二）激励是一种典型的管理艺术的体现 |
| (三）激励过程由这样几个阶段组成 |
| 二、激励的一般原则 |
| 1.理解人，尊重人 |
| 2.时效原则 |
| 3.功过分开，一视同仁 |
| 4.以奖为主，以罚为辅 |
| 5.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
| 6.实事求是，奖罚合理 |
| 四、沟通的概念 |
| 五、沟通的作用 |
| (一）通过与外界沟通，获得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信息,使组织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 |
| (二）沟通是加强民主管理，保证科学决策的前提 |
| (三）沟通是改善人际关系，鼓舞士气，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的基本手段 |
| (四）沟通是转变职工态度、改变职工行为的重要手段 |
| 六、驻外办事机构中的激励与沟通 |
| {—）精神激励法 |
| (二）物质型激励法 |
| 第五节控制与监督 |
| 一、控制的概念 |
| 二、控制的特点 |
| (一）控制具有整体性 |
| {二）控制具有动态性 |
| (三）控制是对人的控制和由人实施的控制 |
| (四）控制是提高职工能力的重要手段 |
| 三、控制的作用 |
| (―）控制是完成计划的重要保障 |
| (二）控制是提离组织效率的有效手段 |
| (三）控制是管理创新的催化剂 |
| (四）控制是使组织适应环境的重要保障 |
| 四、监督的含义与功能 |
| 五、驻外办事机构的控制与监督职能 |
| (―）控制职能 |
| (二）监督职能 |
| 四、结论 |
（8）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 |
| 四、研究内容 |
| 五、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战前液体燃料统制的萌芽与实践 |
| 第一节 液体燃料问题的显现与国人认知 |
| 第二节 液体燃料统制的初步尝试 |
| 第三节 “进口替代战略”的起步 |
| 第二章 战时液体燃料统制机构的设立与改革 |
| 第一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设立与完善(1938-1940) |
| 第二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改隶运输统制局(1940-1942) |
| 第三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调整与改革困境(1943-1945) |
| 第三章 战时石油进口统制与“石油外交” |
| 第一节 石油进口统制政策的变化 |
| 第二节 苏联石油援华 |
| 第三节 争取美国援助 |
| 第四节 英国石油援华的限度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与战时液体燃料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石油工业的发展与困境 |
| 第二节 酒精工业的繁荣与危机 |
| 第三节 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契机与瓶颈 |
| 第五章 液体燃料价格统制中行业与政府的博弈 |
| 第一节 玉门汽油定价问题的博弈 |
| 第二节 国产动力油料评价制度的实施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营、民营酒精业与液委会的博弈 |
| 第六章 战时液体燃料的分配与消费统制 |
| 第一节 以军用为导向的分配制度 |
| 第二节 节约汽油运动 |
| 第三节 查缉私油 |
| 第七章 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的特点与评价 |
| 第一节 液体燃料统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液体燃料统制的评价 |
| 结语 |
| 一、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路径 |
| 二、液体燃料统制中的政府与行业 |
| 三、资源与战争的辩证关系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非经济因素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D]. 孟旭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2]内部监督约束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企分类改革视角[D]. 董星敏. 西安理工大学, 2021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D]. 郭建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D]. 虞强. 扬州大学, 2021
- [5]非上市民营企业股权激励案例研究 ——以Z公司为例[D]. 高瑜.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6]“人民浴室”的兴衰（1949-1992） ——公共浴池业背后的政府监管[D]. 陈丹萌. 山东大学, 2021
- [7]论新常态下政府外向型发展的管理目标与行为规范[A]. 麦哲伦. 第十八届中国科学家论坛论文集, 2021
- [8]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9]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D]. 梁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10]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