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论文文献综述）
董刚[1]（2014）在《北魏前期叛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历来对于北魏叛乱史的研究,多集中在王朝的后期,尤当肃宗以降的六镇起事、关陇起事为甚。对于孝文帝迁洛以前（即本文界定之北魏前期）的北魏叛乱状况,则着力鲜少。偶有涉及之处,也多为叛乱研究中的个案,如太武帝时的盖吴起义、孝文帝时的支酉起义等。有鉴于此,笔者对北魏前期叛乱史料作了一次整体梳理,辑出这107年间（386-493）共计121次叛乱事件,并以上述史料为中心,系统考察了北魏前期叛乱的总体状况,同时从中发掘出了一条伴随叛乱动态逐步演进的北魏前期政治脉络。本文研究一个较长阶段的叛乱史,而叛乱史当中透露的信息实质上是我们了解元魏建立以来相继出现何种政治矛盾的最直接映射。政治矛盾的动态发展必然引起统治集团在政策层面作出相应不断的调整与反馈,故此北魏前期百余年的叛乱史走向与其上层政治转型的脉络实为一个事物的两面,二者同条共贯、互为表里。拓跋鲜卑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其初始面临的政治矛盾主要是封建皇权与部落遗风的矛盾、胡-汉矛盾、拓跋氏与治下非其“国人”的其他胡族的胡-胡矛盾。这三种矛盾与北魏前期的各种叛乱事件紧密相联、代有消长。针对这三种矛盾,北魏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动。在道武帝时期,主要采用树立威信、诛杀旧臣的策略解决部内矛盾；用设置护军、军镇等地方军管机构,以暴力威慑的策略解决胡-胡矛盾与胡-汉矛盾。第一个策略实行有效却一度遭遇波折,经明元、太武帝时期不断地调整,终以部内关系的封建式转型而使这一矛盾获得解决。第二个策略执行后汉族叛乱在较长时段内步入低潮,胡族叛乱态势则稳中有升、未获有力的控制,但它一直被继承下来直到太武帝中期的盖吴起义。盖吴起义前后是北魏调整其胡-胡统治策略的分水岭。盖吴起义中诸胡群起响应,密集的镇戍机构形同虚设的现实暴露了粗放式军管治标不治本的漏洞。起义被镇压后,北魏以编户化为中心,开始着手撤销带有羁縻色彩的护军和军镇,整改以关中为主的胡区的行政机构,将大量胡族直接纳入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体制中。太武帝这一政策的改变在文成、献文二帝时期得到继承,至孝文帝时期基本告一段落。其表现是原胡族聚居区的护军、军镇有效地减少,而代之以地方政府直辖的郡县。相应的,胡族叛乱源在盖吴起义之后虽然仍占首位,但已在数十年间,由太武帝时的七成下降到文成、献文帝时的不足四成。到孝文帝即位至迁都洛阳前的二十二年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胡族叛乱持续减少,汉族叛乱的比重相对地又开始增多至百分之六十余,这一时期重新凸显出来的胡-汉矛盾就给孝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北魏政府百年来封建化的积累,让孝文帝具备了实现更高政治理想的现实基础。他意识到简单粗暴的压迫与反压迫政治生态不可能在北魏境内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一步加速乃至完成北魏的汉化进程,通过和汉族认同度的加深,才能求得在根本上减少由胡汉矛盾表现出来的官民对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开启了北魏的另一个时期。
王小甫[2]（2018）在《魏末北镇难民潮的化解》文中研究说明北魏末年发生的六镇暴动,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走势和隋唐政治源流。然而学界对暴动性质和目的的认识,长期存在分歧。其实六镇暴动是一次古代"难民潮",其"求生"性质显示暴动是北族南徙内迁过程的继续,是要反抗军镇压迫,争取改变镇民府户的特殊身份,从而成为与中原华人一样的编户齐民。综合前人成果对北人融入中原社会的过程进行梳理,则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由中国中古北族难民潮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北镇暴动是反政治压迫争取编民身份的斗争,所以进入中原的北镇难民最终经"启立州郡"成为朝廷编民。
杨晓康[3]（2020）在《北魏末期中央权力的崩溃、更替与分化 ——以霸府为核心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六镇起义后,北魏全境民变四起,北魏在“平叛”的过程中接连失利,北魏中央权力开始崩溃。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孝文帝改革后,实行“门阀政策”造成北镇之人地位下降,失去仕宦复除的权力,导致其对北魏政府不满,最终发生起义。但“北镇之人”概念本身比较宽泛,仅就北镇豪帅这一群体来说,他们社会地位本就不高,因此并不存在地位下降的问题。而最终导致北魏中央权力的崩溃,有以下两方面因素,其一是北方草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北魏北方边境压力减小,不再重视缘边诸镇,中央逐渐失去对边镇的控制,从而导致边镇“叛乱”。其次是“改镇为州”的不当做法,加剧了缘边诸镇对中央的不满,使得局势更为恶化。后以六镇降户为主的河北起义,彻底摧垮了北魏政权。在“平叛”过程中逐渐崛起的尔朱荣霸府,开始控制北魏中央,“河阴之变”后,在事实上完成了对北魏中央权力的“更替”。但尔朱氏霸府由于自身统治的问题很快被代表北镇豪帅利益的高欢霸府所取代。而被高欢拥立的孝武帝不甘作为政治傀儡,纠和各方势力对抗高欢霸府。最终结果孝武帝战败,使得以元魏宗室、胡汉官僚为核心重建洛阳中央权威计划破产,高欢借此将原先输往洛阳的供赋全部转移至邺城,至此关东权力中心在高欢霸府影响下由洛阳转移到邺城和晋阳,统治阶层亦由自孝文帝以来“汉化”的胡汉官僚转移到北镇豪帅之手。东魏初期,北镇豪帅成为国家统治阶层,形成以晋阳为中心的勋贵势力。由此中央权力出现分化,形成以勋贵为中心的晋阳和以元魏皇权为代表的邺城。但实际这时邺城是处于勋贵控制之下,所以分化尚不明显。后作为勋贵领袖的高欢逐渐产生嬗代想法,与昔日的勋贵走到对立面。经过高澄、高洋兄弟的经营,在邺城形成了独立于晋阳勋贵的的霸府力量,最终由高洋完成嬗代。但也正式形成两都对立的情况,即以高氏皇权为中心的邺城和以勋贵势力中心的晋阳。在高洋统治时期通过各种手段暂时压制了勋贵力量,但在其死后,晋阳勋贵势力立刻发动政变,挑战高氏皇权。最终在勋贵势力的扶植下高演继位,由于高演的权力基础来自于勋贵,皇权不得不对勋贵势力作出退让,由此形成了两方势力“共享”中央权力的政治格局,结束了两都对立局面。
段锐超[4]（2014）在《北朝民族认同研究》文中认为北朝时期，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少数族与汉民族，在儒家民族认同思想的指导下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条件作用下，顺应十六国以来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之势，经由民族互动的实践，实现了对新的文化体系的认同和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由此完成了民族融合，历程艰难曲折。北朝民族认同对北朝民族融合和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北朝的民族关系史，就是一部通过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的历史。先秦以降儒家民族思想中蕴含的华夷民族认同思想观念，成为北朝君臣推动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动力。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与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认同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在大一统情怀的激励下，进行了塑造正统和致力统一的不懈努力。北朝统治者持续推行的离散部落政策，以及平城时期、洛阳时期和六镇反乱之后三个阶段的民族迁徙，更使北朝民族分布格局发生深刻演变。领民酋长制与六州都督制、郡县制等军政体制的并轨，以及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的衔接及向正式军政官员的转化，标志着南下部落的基本解体和民族认同的客观条件趋于成熟。在北朝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是民族认同一体之两面。民族身份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第一层次和直观表现。血缘认同、拟血缘认同、地域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等多种途径和方式，都被各种积极力量用于建构和支撑北朝拓跋鲜卑与汉人对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双方的民族身份渐趋一致。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第二层次，是其核心与灵魂。北朝民族身份认同的图景得以呈现的同时，包含语言文字认同、制度文化认同、精神文化认同等内容丰富的北朝民族文化认同多层面、全方位地展开并趋于完成。北朝语言文字认同既是北朝民族认同的基础，也是北朝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拓跋鲜卑的母语是鲜卑语，无相应文字，对鲜卑语的记录是用汉字拼写的。鲜卑语在与汉语的接触和竞争中逐渐被拓跋鲜卑自上而下地弃用而趋于消亡，融入了鲜卑语的汉语言文字成为融合而成的鲜汉民族共同体唯一的语言文字。制度文化认同和精神文化认同是文化认同之两翼。北朝的职官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中世袭因素的剔除过程，正是鲜卑制度文化色彩趋于消失和汉民族制度文化色彩逐渐浓郁的过程，军号世袭制和世袭州郡县制的演化以及领民酋长制的变迁正是其例。北朝礼制文化的认同也是北朝制度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化趋势是向着儒家礼制文化的方向发展。拓跋鲜卑“观渔”之礼在北魏的延续与停废，以及在西魏北周的反复与终止，展现了“观渔”合礼性的波动与质变，是北朝礼制文化内容变更的直观反映和北朝民族认同的缩影和佐证。北朝精神文化认同是拓跋鲜卑与汉民族达成文化共识、塑造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是北朝文化认同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形式。北朝君臣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征引儒家经典中的语句及其思想运用于修齐治平的实践,以及皇室命名中儒家色彩的普遍化和皇帝屡屡给臣下赐改具有儒家思想意蕴的名字，正是北朝儒家思想文化认同走向完成的两种表现形式。它的完成，意味着儒家思想作为北朝核心统治思想的地位逐步确立并稳固，民族共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共同的文化意识趋于形成，是鲜汉民族共同体基本成型的重要标志。北朝汉族士人和拓跋鲜卑的艰难心路，是北朝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的心理投射。文化认同的过程，也是对文化的重新选择与扬弃的过程，认同的阻力是明显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实质上都是文化冲突与认同之难的表露。在文化冲突与整合之下，拓跋鲜卑与汉人都经历了心灵困境，通过艰辛努力，双方的民族隔阂和异族感逐渐消尽，文化认同方趋于完成。心路历程艰辛曲折，认同成果来之不易。北朝民族认同之路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曲折性、系统性、选择性、必然性等共性特征，以及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统治者的坚定性与创造性等个性特征。北朝民族认同发生发展和得以完成的背景以及推动力量和强化途径包括：十六国时期的基础及民族认同的历史惯性与潮流；思想基础的具备；大迁徙造成的民族分布的变化所提供的时代契机；民族互动的深入；统治者出于民族自身发展和国家稳定、南北统一的需要而大力推动及汉族士人的助力；由早期的军事掠夺经济和游牧渔猎经济转换为农业经济的经济转型的支撑；中华认同之下北南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和民间信仰认同形成助力等。北朝民族认同的完成与保持，推动了国家认同和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相互促进，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的南北统一及辉煌的隋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北朝民族认同是一个成功的历史样本，是中华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历史典范。
崔明德,闵海霞,曹鲁超[5]（2011）在《北朝民族关系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北朝民族关系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学界已在民族融合、鲜卑与汉族的关系、北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北朝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如下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微观研究成果较多,但从宏观角度探讨北朝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成果较少;二是对具有指导意义的民族关系思想缺乏足够的重视;三是北朝民族融合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四是研究着力不均。对北朝民族关系的研究还需要专家学者付出更多的心血,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力求取得更多的精品力作。
连国龙[6]（2020）在《北朝高车斛律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斛律氏是生活于北魏、东魏和北齐三朝的一个大姓,是《魏书·高车传》中记载的“高车六姓”之一。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爆发后,斛律氏凭借军功崭露头角,至北齐时家族达到极盛。对于斛律氏家族,史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东魏北齐时期的斛律金、斛律光等代表人物上,而将斛律氏家族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论著较少。本文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依据文献和墓志等资料,对斛律氏族人的族源、世系、仕宦、政治表现、婚姻、经济状况和家族门风等进行论述。斛律氏虽然在北魏初就已内附,但并未进入勋贵的行列,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斛律氏造成的影响较为有限,也未曾形成如其他勋贵世族一般的家学门风。斛律氏人初期多任武职,北魏末年因辅佐高氏建立政权之功而成为勋贵,斛律光被杀后即开始没落并逐渐不见于史籍记载,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是与东魏北齐政权的兴衰紧密关联的。
王奥克[7]（2021）在《北魏领民酋长制探析》文中提出从北魏初建到北齐灭亡,领民酋长制延续了191年。领民酋长制对北魏政权的走向有重要影响。六镇起义后,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领民酋长帮助北魏四处平叛,维护了北魏统治。但在河阴之变中,尔朱荣杀害朝廷官员两千余人,加速了北魏的分裂与灭亡。之后,包括领民酋长在内的六镇军人帮助高欢建立东魏,正式宣告了北魏的灭亡。本文第一章对领民酋长制进行了历史考察,主要论述了北魏领民酋长制的渊源,北魏保留领民酋长制的原因,领民酋长制的消亡。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北魏领民酋长制的内涵,包括领民酋长的义务,领民酋长的地位,领民酋长制受羁縻政策影响。第三章对领民酋长制进行了评析,领民酋长制反映了北魏的胡汉分治政策、阻碍了游牧部落汉化、加速了北魏分裂,分析了特定历史环境下领民酋长制对北魏政权的影响,对民族融合的影响。结语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化。
侯旭东[8]（2008）在《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文中认为关于北魏朝廷对待拓跋、汉人以外的其他胡族政策的演进,新近公布的《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与关中地区的其他石刻提供了有益参照。北魏立国后,对于境内其他胡族的统治策略围绕两个侧面展开:一是相机逐步推行"离散部落"将部民编户化;另一是沿用魏晋十六国旧制,在胡族聚居区设立护军,创立镇戍制,驻军设官加以镇抚,同时容忍胡族旧有部落组织的存在。两种政策交织并行了很长时间,可以说伴随了北魏一朝。前者源自十六国,后者则是汉族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两种政策交替演进与北魏政治局势、军队构成的变化以及国家形态有直接关系。
王小甫[9]（2018）在《宇文泰“关中化”政策及其对华夏文化发展的影响》文中提出本文一一考证辨析陈寅恪所谓"关中本位政策"的内容和性质:府兵制初期并非是鲜卑部落兵制,其兵农分离改变了内迁北人的镇民府户身份,有利于北族编民化从而融入华夏社会;所谓"八柱国"和"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一类措施,全是宇文泰在创业过程中超压同侪、势逼帝尊的掩耳盗铃手段;李虎家族确曾移镇武川,并同宇文泰家族一道卷入葛荣之乱;宇文泰改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本意是要以首望统领乡兵,而非"以断绝其乡土之思"。这些表明,宇文泰的"关中化"其实是汉化政策,是其北族南徙内迁过程的继续;其改用《周官》要在返本开新,冲击荡涤"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相应,推动了华夏文化更新和社会演进。
唐长孺,黄惠贤[10]（1964）在《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文中提出 我们在上一篇论文中申述北镇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同时,我们也认为北镇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所以具有这样的色彩,是由于这次镇民起义是和北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山胡、勅勒人内反魏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而北镇镇民不小一部分即来自山胡、勅勒,他们和本族人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这（?）斗争具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北魏统治者有时把它笼统地说成好象和拓跋本
二、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1）北魏前期叛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道武帝时期：部内、胡-汉、胡-胡三类矛盾的初现及对策的草创 |
| 第一节 文明转型中频发的部内叛乱与道武帝的部内政策 |
| 第二节 汉、胡叛乱及道武帝“威制”胡夏策略的形成 |
| (一) 汉族 |
| (二) 胡族 |
| 第二章 明元帝时期：部内政策的调整与胡、汉政策的延续 |
| 第一节 调整政策与新设制度：部内矛盾的显著缓解 |
| 第二节 威制政策的延续：未获解决的胡-汉、胡-胡矛盾 |
| (一) 汉族 |
| (二) 胡族 |
| 第三章 太武帝时期：胡、汉矛盾迎来转机 |
| 第一节 太武朝胡族统治政策的转向 |
| (一) 胡族叛乱达到顶峰 |
| (二) 以编户化为中心：胡-胡统治政策全面改革之始 |
| 第二节 加速的汉化运动：胡-汉统治政策的局部调整 |
| 第三节 皇权体制战胜鲜卑故习：部内关系转型的实现 |
| 第四章 文成、献文帝时期：承先启后 |
| 第一节 胡族政策改革的初步成功 |
| 第二节 稳中略升：汉族叛乱来源多样化 |
| 第三节 渐趋沉寂的部内叛乱(附论孝文帝时期) |
| 第五章 孝文帝时期(471-493)：汉族叛乱再度高发与拓跋鲜卑的统治困境 |
| 第一节 胡-胡矛盾降至底谷 |
| 第二节 胡-汉矛盾升至首位 |
| 第三节 拓跋鲜卑的困境——孝文帝破局之伏笔 |
| 第四节 得与失——北魏前、后期叛乱比较 |
| 第五节 结语 |
| 附表1：道武帝时期(386-409)叛乱表 |
| 附表2：明元帝时期(409-423)叛乱表 |
| 附表3：太武帝时期(423-452)叛乱表 |
| 附表4：文成、献文帝时期(452-471)叛乱表 |
| 附表5：孝文帝时期(471-493)叛乱表 |
| 附表6：孝明帝时期(515-528)叛乱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北魏末期中央权力的崩溃、更替与分化 ——以霸府为核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对霸府问题的相关研究 |
| (二)对北朝政治史的整体研究 |
| (三)对北魏六镇问题的相关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北魏中央权力崩溃的起点——六镇起义 |
| 第一节 北镇豪帅地位问题 |
| 一、六镇起义 |
| 二、北镇豪帅地位分析 |
| 第二节 北魏王朝中央权力的崩溃 |
| 一、北方草原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北魏政治布局的失当 |
| 二、“改镇为州”致使北镇彻底反叛 |
| 三、六镇降户河北起义耗尽中央实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北魏中央权力的更替——霸府统治的展开 |
| 第一节 霸府初起 |
| 一、霸府源流 |
| 二、元渊初建霸府的尝试 |
| 第二节 尔朱荣霸府对北魏政权的削弱 |
| 一、尔朱荣霸府的建立 |
| 二、尔朱荣霸府对北魏政权的“替代” |
| 第三节 高欢霸府统治的展开 |
| 一、高欢霸府对尔朱氏霸府的取代 |
| 二、高欢霸府与孝武帝对抗 |
| 三、高欢霸府组织机构及具体运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魏北齐中央权力的分化 |
| 第一节 晋阳勋贵对邺城的控制 |
| 第二节 高氏霸府对北魏政权的瓦解 |
| 一、高澄霸府主导下邺城行政中心的确立 |
| 二、高洋霸府嬗代下与勋贵的冲突 |
| 第三节 乾明政变前后政治格局之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北朝民族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概念的辨析及本文的时间断限 |
| 四 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结构设计和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发挥与运用 |
| 一 北朝君臣的民族认同思想渊源：儒家民族思想观念中蕴含的华夷认同思想 |
| 二 古代民族认同思想的北朝形态及其指导下北朝君臣的文化建设合力 |
| 三 北朝君臣的正统塑造及其所表达的民族认同思想与实践的新境界 |
| 四 北朝诸帝的民族统一观和大一统情怀与统一努力 |
| 第二章 北朝民族格局的演化与民族认同客观条件的成熟 |
| 一 离散部落与实行领民酋长制并行：酋长向领民酋长的转化 |
| 二 魏末风云中的领民酋长与其部落势力及领民酋长世袭制的延续 |
| 三 领民酋长的虚号化、与六州都督的衔接及其终结 |
| 第三章 北朝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呈现 |
| 一 基于血缘认同的北朝民族身份认同 |
| 二 基于拟血缘认同的北朝民族身份认同 |
| 三 基于地域身份认同的北朝民族身份认同 |
| 四 基于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北朝民族身份认同 |
| 第四章 “一从正音”与“北杂夷虏”：北朝语言文字认同 |
| 第一节 拓跋鲜卑无民族文字及以汉字拼记鲜卑语考辨 |
| 一 拓跋鲜卑无民族文字考 |
| 二 用汉字拼写记录的鲜卑语书籍可供粗通汉语的鲜卑人传习 |
| 第二节 北朝语言文字认同 |
| 一 北朝语言文字认同的建构历程与逐步呈现 |
| 二 鲜卑语消亡和北朝语言文字认同完成的原因 |
| 三 拓跋鲜卑对汉语言文字的贡献 |
| 第五章 北朝制度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北魏军号世袭制考论 |
| 一 军号世袭制的发端、溯源及社会含义 |
| 二 军号世袭制的实施及其适用对象 |
| 三 军号世袭制的实践中表现出的特征及世袭条件与制度目的 |
| 四 军号世袭制的终结及其原因、意义分析 |
| 第二节 北朝世袭州郡县制探研 |
| 一 世袭州郡县制的实施、授职对象及授职原因 |
| 二 世袭州郡县制的产生背景及其性质 |
| 三 世袭州郡县制的停废及其原因与意义 |
| 第三节 北朝“观渔”与民族认同 |
| 一 从“臧僖伯谏观鱼”谈起 |
| 二 北朝诸帝观渔 |
| 三 北朝“观渔”之礼的兴废反映出经济转型和民族认同的演进 |
| 第六章 北朝精神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修齐治平：北朝君臣的经典征引与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进程 |
| 一 修身 |
| 二 齐家 |
| 三 治国 |
| 四 平天下 |
| 第二节 仁义礼智：北朝皇室命名及皇帝赐改名与儒家思想认同进程 |
| 一 皇帝给臣下赐改之名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认同信息 |
| 二 北朝名字儒家文化色彩渐浓与儒家思想认同的演进 |
| 三 北朝后期皇室之名的汉化、雅化路径指向儒家思想认同的完成 |
| 第七章 艰难心路：北朝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心理投射 |
| 一 平城时期：合作中的猜忌与疑惧 |
| 二 孝文帝迁洛之后：高度互信的建立与异族感的消失 |
| 三 六镇反乱后与东西分立时期：更快走完曾经的心路历程 |
| 第八章 对北朝民族认同相关问题的总结与反思 |
| 一 北朝民族认同之路的特征 |
| 二 北朝民族认同的推动力量及强化途径 |
| 三 北朝民族认同实现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与所包含的历史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北朝民族关系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族融合问题 |
| 二、鲜卑与汉族关系问题 |
| (一) 鲜卑与汉族的交流融合 |
| (二) 鲜卑族的汉化 |
| (三) 汉化改革 |
| 三、北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问题 |
| (一) 北朝与柔然的关系 |
| (二) 北朝与突厥的关系 |
| (三) 北朝与西域的关系 |
| (四) 北朝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
| (五) 北魏与契丹、后燕的关系 |
| 四、民族通婚及宗教与民族关系问题 |
| 五、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民族关系问题 |
| 六、结 语 |
（6）北朝高车斛律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斛律氏的族源、迁徙与世系 |
| (一)斛律氏的族源与迁徙情况 |
| (二)北魏时期的斛律氏族人 |
| (三)东魏北齐时期的斛律氏族人 |
| 二、斛律氏的仕宦与政治表现 |
| (一)斛律氏的仕宦情况 |
| (二)斛律氏的政治表现 |
| 三、斛律氏的经济、婚姻与门风 |
| (一)斛律氏的经济状况 |
| (二)斛律氏的婚姻状况 |
| (三)斛律氏的门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北魏领民酋长制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对研究时期的界定 |
| (二)对“领民酋长”概念的界定 |
| (三)对“领民酋长制”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领民酋长制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北魏领民酋长制的渊源 |
| 一、酋长世袭继承 |
| 二、以畜牧业为主 |
| 三、游牧区域固定 |
| 四、军事性义务 |
| 第二节 北魏保留领民酋长制的原因 |
| 一、“以类粗犷,不任使役” |
| 二、部落势小易制 |
| 三、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三节 领民酋长制的消亡 |
| 一、六镇起义后的领民酋长 |
| 二、领民酋长成为虚号 |
| 三、领民酋长制退出历史舞台 |
| 第二章 北魏领民酋长制的内涵 |
| 第一节 领民酋长的义务 |
| 一、入侍宫廷 |
| 二、戍守地方 |
| 三、率众从征 |
| 四、纳税贡献 |
| 第二节 领民酋长的地位 |
| 一、领民酋长不是正式职官 |
| 二、领民酋长享受优厚待遇 |
| 三、领民酋长属于统治阶级 |
| 第三节 领民酋长制受羁縻政策影响 |
| 一、领民酋长遣子入侍 |
| 二、领民酋长接受地方节制 |
| 三、领民酋长受赐官爵财物 |
| 第三章 北魏领民酋长制评析 |
| 第一节 领民酋长制反映了胡汉分治 |
| 第二节 领民酋长制阻碍了胡人汉化 |
| 第三节 领民酋长制加速了北魏分裂 |
| 一、领民酋长制壮大了领民酋长的实力 |
| 二、领民酋长制强化了领民酋长的权威 |
| 三、尔朱氏凭借契胡部落掌握北魏政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护军制、镇戍制与北魏对待胡族的羁縻政策 |
| 二、“离散部落”与北魏胡族部落民的编户化 |
| 三、尾声:豳州胡族的编户化 |
（9）宇文泰“关中化”政策及其对华夏文化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府兵制与内迁北族编民化 |
| 二、李唐氏族相关问题 |
| 三、《周官》制度与华夏文化的更新 |
四、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论文参考文献）
- [1]北魏前期叛乱研究[D]. 董刚.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2]魏末北镇难民潮的化解[J]. 王小甫.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
- [3]北魏末期中央权力的崩溃、更替与分化 ——以霸府为核心考察[D]. 杨晓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北朝民族认同研究[D]. 段锐超. 郑州大学, 2014(12)
- [5]北朝民族关系研究述评[J]. 崔明德,闵海霞,曹鲁超.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2)
- [6]北朝高车斛律氏研究[D]. 连国龙.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7]北魏领民酋长制探析[D]. 王奥克. 烟台大学, 2021
- [8]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J]. 侯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 2008(05)
- [9]宇文泰“关中化”政策及其对华夏文化发展的影响[J]. 王小甫. 民族研究, 2018(05)
- [10]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J]. 唐长孺,黄惠贤.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