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乔克[1]（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指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陈敏[2]（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邱晓丹[4]（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冯玲[5]（2021）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关于发展经济基本思路的转变》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发展经济工作上逐渐形成一套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的基本思路。然而,1976年"文革"结束（2）前,这一思路在实施上受到限制,相应的体制与效率也变得僵化而低下。"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大力强调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但仍以"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继承着这种思路。不过,源于内在发展生产力的强烈愿望以及紧迫感,并受到出国经济考察团带回信息的冲击,加上经济学界的理论突破,这一发展经济的基本思路逐步发生转变,开始强调要"更多借助经济手段"。这是中共关于发展经济基本思路的一次重要转变。由此出发,中共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迎来了更加深刻的变化。
高冠龙[6]（2017）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未得到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以“左”的经济部署、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冒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成为指导此次会议和国民经济调整的纲领性文件。4月6日至28日,会议围绕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主要对调整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如何调整。具体来说,首先,会议通过分析形势、摆出矛盾、找出原因,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其次,以李先念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为基础,会议从比例关系、规模结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会议提出,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应是: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最后,会议围绕着如何开展调整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为做好调整工作,应着重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讨论,对于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与会者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提出的许多意见建议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议主要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即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要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首先对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中央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放权让利。会上不仅有改革设想和建议措施,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还为使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了努力。会议提出当时我国的企业尚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应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会议围绕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了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环境。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讨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问题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整顿企业、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能从根本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此次会议决定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大量吸收了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成果,并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逐步展开。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清除、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以及本位主义思想等原因,会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会上关于企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设想则得到了较好贯彻落实。尽管会议精神和部分观点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此次会议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认识基础,从而推动了调整和建设进程。此次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既有问题意识,又有攻坚决心;既有务实,又有务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此次会议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经济工作和思想中的“左”的错误,没有充分发挥统一思想、集思广益的作用,以及没有采取措施保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但这些并不能影响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胡鞍钢[7]（2016）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年度封面人物,并评价道:"中国历来故步自封。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5的10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
吴家虎[8]（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杨琳琳[9]（2018）在《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七”干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为贯彻毛泽东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以走“五·七”道路为名,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专院校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类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的场所。1969年8月,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在奉贤各自建立“五·七”干校,其中电影、新闻出版干校位于奉新,文化干校位于塘外。三所干校建校后很快投入到“斗批改”、“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政治运动中,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这种紧张的情况直到1971年上半年随着干校的任务由“斗批改”转为轮训在职干部,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缓和。上海市文教系统16个单位的“五·七”干校逐步并迁至奉新。1975年4月,在原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五·七”干校的原址之上,成立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按照文教组的构想要把所有文教单位的“五·七”干校都集中于此。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五·七”干校生存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全国各级各地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也于1978年11月停办。“五·七”干校打出的旗号就是以“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抗大为榜样,坚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成为“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加之干校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使得知识分子必然要放弃原有的业务工作,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农业生产,这是全国干校的普遍状况。但由于上海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文教干校中的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从事了一些业务工作,组建“翻译连”,从事“白皮书”的翻译工作;建立“外语培训班”,培养外语人才,这是上海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特殊之处。本文介绍了奉贤地区文教系统“五·七”干校出现的背景、并迁过程、办校概况,分析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的办学方针、办学评价,试图还原在“文革”背景下,作为“五·七”干校的教育和改造对象的上海市文教单位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图,深入认识上海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取向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
张明师[10]（2012）在《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文中认为英模表彰是对英雄奉献精神和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肯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评选英模和表彰先进活动。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在运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逐步把英模评选工作制度化和常规化,不断树立典型人物,授予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以激励本人和促进社会生产。1950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模会议,评选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劳模。这一英模群体堪称是新社会的第一代英模。工人、农民和军人中的杰出代表一一英模群体,开始变成新中国革命叙事的主角。他们逐渐成为新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启蒙者”和“布道者”,成为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民间代言人。第一代英模不仅彰显着新中国对“劳动价值”和爱国主义的肯定,而且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英模形象还具有了泛政治化的效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又涌现出了新一批的英模人物。这一新英模群体在时代的映衬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模人物的“技术特征”,从强调体力劳动转变到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技术革命作为一个新的劳动观念被提出。这一时期的英模人物之所以为英模,不仅仅看重的是劳动,更看重的是劳动中的技术含量。“技术”作为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说明新中国的英模群体逐渐成熟,并开始全面发展。“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要求英模人物必须“高大、丰满、光彩照人、完美无缺”。因此,英模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纯而又纯”、“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光辉形象,英模人物都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英模人物并不都是真正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从观念出发,人为地净化和拔高,丧失了英模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性。建国后一批批英模人物被不断的树立起来,这些英模人物既外在的彰显着政治、劳动和道德的特征意义,又内在的对自己的劳模身份高度认同,自觉地承担起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英模群体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敢想、敢说、敢做”,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比、学、赶、帮”。英雄模范不仅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榜样,更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他们典型而又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他们的品质与思想是大大超出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从而具有榜样的力量。英模群体既是普通民众在价值意义上认同的对象,也是需要学习和效仿的模范。这种认同和学习,具有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时空。不同时期的英模群体不仅在特定历史时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时间的解构和结构下,不断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和载体。英模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导向,也是未来的指引。从开国建国功臣、先进生产者,到政治性的红色英模,再到实干家英模,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英模形象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发生着胶合与同构,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着。从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作为沟通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意识的桥梁,英模建构过程不仅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必须参照民众意识的需求。只有取得民众的认可和认同,英模群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火化,实现英模群体价值的最大化。
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转折的概述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初步成效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
| （一）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
| （二）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讨 |
| （三） 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起点 |
| （一）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二）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效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成果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成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轨的偏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历史考察 |
|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偏离 |
| （二） “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偏离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具体表现 |
| （一） 理论探索的失误与偏离 |
| （二） 经济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 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四） 文化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危害 |
|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 （二） 阻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原因 |
| （一） 思想根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 体制根源：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
| （三） 组织根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 |
| （四） 社会历史根源：封建余毒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转折的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与障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障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起步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转折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 |
| （一） 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思社会主义 |
| （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 在文化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 |
|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 |
| （二） 全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中的创新 |
| 一、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体现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依据 |
| 二、在转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 突破发展阶段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 突破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立生产力标准 |
| （三） 突破发展动力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 |
| （四） 突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 |
| （五） 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局限，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思想条件 |
| （一）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为转折实现提供思想动力 |
| （二）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转折实现提供认识基础 |
| （三） 澄清理论误区，为转折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政治条件 |
| （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转折实现指明方向 |
| （二） 推进民主政治，为转折实现提供政治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组织条件 |
| （一） 解放大批老干部，为转折实现准备坚实基础 |
| （二） 大胆提拔年富力强的干部，为转折实现注入新生力量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转折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 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力量 |
| （二）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 |
| （一） 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 |
| （二） 理论纠偏、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发展 |
| （三） 健康力量与“左”的力量的激烈斗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基本经验 |
| （一） 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五） 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1.1 文学的“英雄”主题 |
| 0.1.2 建国后的“英雄”书写 |
| 0.1.3 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 |
| 0.1.4 英雄书写的80年代转向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社会思想史意义 |
| 0.2.2 文学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4 文献与研究综述 |
| 0.4.1 50-70年代的英雄研究 |
| 0.4.2 新时期的英雄研究 |
| 0.4.3 现当代文学中的儒家传统研究 |
| 0.5 论文大纲 |
| 1. 文学英雄书写的形成 |
| 1.1 当代文学的权力受封 |
| 1.1.1 “一体化”研究范式之外 |
| 1.1.2 文学的主动性 |
| 1.2 社会建设事业与文学部门 |
| 1.2.1 建国初社会的理想氛围 |
| 1.2.2 胡风的诚挚理想 |
| 1.2.3 文学内部的竞争与格局确立 |
| 1.3 革命思维与文学真理标准 |
| 1.3.1 社会建设的革命思维 |
| 1.3.2 革命的文学标准 |
| 1.4 文学的英雄书写时代 |
| 1.4.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 |
| 1.4.2 “谁当主角”? |
| 1.4.3 英雄的“工农兵”出身 |
| 1.4.4 说不尽的“知识分子”与《青春之歌》 |
| 1.4.5 文学的选择与浩然的崛起 |
| 2. 道德:英雄特质与儒家伦理 |
| 2.1 成长型英雄与神化型英雄 |
| 2.1.1 集体的“人民”与个体的“英雄” |
| 2.1.2 成长型英雄书写 |
| 2.1.3 神化型英雄书写 |
| 2.2 英雄与儒家的道德联结 |
| 2.2.1 儒学的道德教化历程 |
| 2.2.2 英雄书写的道德规训:正己与正人 |
| 2.2.3 儒家方法的运用:“致广大,尽精微” |
| 2.3 文本英雄的儒家道德特质 |
| 2.3.1 “公私”观念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
| 2.3.2 “人人英雄”与“满街皆圣人”? |
| 2.3.3 从积极入世到“人定胜天” |
| 2.3.4 圣人“三不朽”与英雄“立功” |
| 3. 英雄书写中的儒家传统社会图景 |
| 3.1 小农社会特质的遗存 |
| 3.1.1 向土地回归的“人民” |
| 3.1.2 《武训传》与扫盲运动 |
| 3.1.3 《不能走那条路》与农地欲望 |
| 3.2 宗法:“女英雄”书写中的男权机制 |
| 3.2.1 女性事业心:最合乎理想的嫁妆 |
| 3.2.2 《李双双小传》与孙庄 |
| 3.2.3 《春暖时节》:启蒙人丈夫对妻子的改造 |
| 3.3 宗法:“改造”不了的家庭与血缘 |
| 3.3.1 “落后”人物集锦 |
| 3.3.2 《山乡巨变》与家庭价值认同 |
| 3.3.3 《艳阳天》与“阶级”概念的儒化 |
| 3.4 “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
| 3.4.1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礼运篇》 |
| 3.4.2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答顾东桥书》 |
| 3.4.3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大同书》 |
| 3.4.4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共产主义 |
| 3.4.5 两种乌托邦理想的融合 |
| 4. 历史转型与英雄书写的没落 |
| 4.1 整体中国与儒学基础 |
| 4.1.1 “完整的历史世界” |
| 4.1.2 儒家的自然整体观 |
| 4.1.3 近代历史的转型 |
| 4.2 50-70年代的回归与终结 |
| 4.2.1 《叶里藏金》与一元价值 |
| 4.2.2 《千重浪》与自力更生 |
| 4.2.3 《铁军的步伐》与路线斗争 |
| 4.3 整体观与英雄书写 |
| 4.3.1 天地万物非一体下之“仁” |
| 4.3.2 50-70年代的整体观与集体主义 |
| 4.3.3 加入全球化 |
| 5. 美丽新世界 |
| 5.1 英雄书写的余韵 |
| 5.1.1 “伤痕”文学与英雄的“思想解放” |
| 5.1.2 新时期的社会共同理想 |
| 5.1.3 社会经济转向与理想书写转型 |
| 5.2 现实主义文学的拐点:从路遥到王朔 |
| 5.2.1 路遥理想中的集体性取向 |
| 5.2.2 王朔反叛的个体性倾向 |
| 5.2.3 文学显学地位与80年代文学 |
| 5.3 成为“文学”的文学 |
| 5.3.1 “人文精神大讨论” |
| 5.3.2 《我爱美元》与去道德化的90年代文学 |
| 5.3.3 纯文学的失落 |
| 结语:道德困局与儒学“复兴”?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五、创新点和难点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
| 第一节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形势 |
| 二、“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三、1977、1978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
| 第二节 经济工作中出现新冒进 |
|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 |
| 二、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 |
| 三、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政策 |
| 四、新冒进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
| 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
| 一、中央工作会议的筹备 |
| 二、会议名单及分组 |
| 三、会议的主要经过 |
| 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会议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讨论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
| 一、如何认识我国的当前形势 |
| 二、如何认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
| 三、如何认识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调整比例关系,贯彻农、轻、重的方针 |
| 二、调整规模结构,精简基本建设和引进项目 |
| 三、调整社会政策,改善人民生活 |
|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则 |
| 一、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 |
| 二、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
| 三、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是做好宣传工作 |
| 四、调整国民经济的前提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三章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问题的讨论 |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 一、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权力过于集中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 |
| 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放权让利于地方和企业 |
| 第二节 对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 |
| 一、以建立、健全责任制为核心开展企业整顿 |
| 二、多种途径实现企业的增产节约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环境 |
| 第四章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与评价 |
| 第一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 |
| 一、国民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
| 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
| 第二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
| 一、会议的历史意义 |
| 二、会议的主要特点 |
| 三、会议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结构框架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发端(1969-1973)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理想王国 |
| 一、《“五·七”指示》溯源 |
| 二、知识分子的工农结合之路 |
| 三、《“五·七”指示》与“文革”的发动 |
| 第二节 奉贤境内的文教“五·七”干校 |
| 一、“文革”在上海 |
| 二、上海市新闻出版、电影、文化“五·七”干校 |
| 第三节 奉贤文教“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 |
| 一、生存状态 |
| 二、苦中作乐 |
| 第二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调整(1973-1978) |
| 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之后 |
| 一、“五·七”干校面临危机 |
| 二、“五·七”干校的整顿 |
| 第二节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并迁 |
| 一、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成立 |
| 二、完成合并 |
| 第三节 上海文教系统干校中的外语培训班 |
| 一、背景 |
| 二、上海师范大学“五·七”干校外语培训班概况 |
| 三、办学评价 |
| 第四节 上海市文教系统干校中的翻译连 |
| 一、翻译连的产生 |
| 二、翻译机器 |
| 第三章 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 |
| 第一节 建章立制 |
| 一、组织体制及干部配备 |
| 二、“三条途径、一个目的” |
| 第二节 基础建设 |
| 一、建筑房屋 |
| 二、道路、用水 |
| 第三节 七次轮训 |
| 一、第一期轮训 |
| 二、第二期轮训 |
| 三、第三期轮训 |
| 四、第四期轮训 |
| 五、第五期轮训 |
| 六、第六期轮训 |
| 七、第七期轮训 |
| 第四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结束 |
| 第一节 走向衰落 |
| 一、“文革”落幕 |
| 二、干校的困难与挽救 |
| 第二节 干校停办 |
| 一、中央的拨乱反正 |
| 二、干校的正式撤销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
| 一、毛泽东1966年7月8 日写给给江青的信 |
| 二、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亲历者访谈实录 |
| 三、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创作,组歌《“五﹒七”干校赞歌》 |
| 四、“五·七”干校题材期刊论文目录 |
|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起 |
| 2、选题的意义 |
| 3、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问题的说明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1、英模人物传记和人物辞典 |
| 2、研究着作与论文 |
| 三、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 |
| 1、研究方法 |
| 2、文章结构与内容 |
| 3、特色与创新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模群体 |
| 1、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时期的英模人物 |
| 2、农民运动和红色政权中的英模人物 |
| 3、“长征一代”英模人物 |
| 4、抗战时期的民族英雄 |
| 5、解放战争时期的英模群体 |
| 第一章 建国以来英模群体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英模人物表彰大会的概况 |
| 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0年) |
| 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6年) |
| 三、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1959年) |
| 四、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 |
| 五、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7年) |
| 六、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 |
| 七、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1978年) |
| 第二节 历次劳模大会中的英模结构分析 |
| 一、性别分析 |
| 二、年龄结构 |
| 三、政治面貌 |
| 四、所属行业 |
| 五、品质特征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英模人物(1949-1956)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
| 二、社会主义信仰：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身份地位 |
| 三、严峻的国际形势：保家卫国的现实使命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一、新中国第一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就和贡献 |
| 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 一、革命的主色调：极具革命激情的英模一代 |
| 二、时代精神：从感恩到爱国的转变 |
| 三、英模道德体系的构建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英模人物(1956-1966) |
|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共八大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
| 三、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 一、第二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思想特征 |
|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工人模范与技术话语：建设时期的特殊英雄 |
| 一、先进生产者运动 |
| 二、“技术”：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 |
| 第四章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英模人物 |
| 第一节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 二、饱受摧残的社会经济文化 |
|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口号 |
| 四、拨乱反正时期“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 一、第三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其思想特征 |
| 第三节 “不在场”的英模一代：“文革”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 一、被绝对化、抽象化的“存在者” |
| 二、英模人物个体“不在场”与符号性存在 |
| 三、英模人物与接班人 |
| 第五章 历史与未来：英模精神的二元意义 |
| 第一节 历史的导向：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第二节 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的恒久意义 |
| 一、历史的贯穿：英模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
| 二、英模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三、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
| 第六章 胶合与同构：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英模形象的变迁轨迹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国功臣、建国功臣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先进生产者 |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红高于专的英模 |
| 四、1978年以后：实干家英模 |
| 第二节 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 一、雷锋与雷锋精神的变迁 |
| 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英模 |
| 结语 走出扁平化时代 |
| 一、英模评选社会化 |
| 二、英模监督多元化 |
| 三、英模管理制度化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攻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D]. 邱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关于发展经济基本思路的转变[J]. 冯玲.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1(02)
- [6]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D]. 高冠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A]. 胡鞍钢. 国情报告第十七卷2014年, 2016
- [8]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9]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D]. 杨琳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D]. 张明师.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