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生活的悲喜剧——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论文文献综述）
赵嘉敏[1]（2017）在《新时期文学起源之一隅 ——以《汾水》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976年至1981年山西省文艺工作室出版发行的《汾水》杂志为研究对象,力图在梳理考析相关作家作品基础上,展现复杂的新时期起源脉络,侧证新时期文学起源之讨论。《汾水》作为《火花》和《山西文学》对接的夹缝、桥梁,承接了“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呈现出山西文学转型期的基本风貌和发展情况,对山西当代文学进程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第一章对《汾水》办刊背景及刊物相关内容做了介绍、统计。1971年后思想文化界趋于放宽的政策、大批地方综合性文学刊物复刊潮以及山西文艺界人士多方努力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汾水》创刊。刊物创办六年间,不仅发表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发掘扶植了一批新人作家。本章从时代镜像、栏目设置及编辑队伍的角度考证山西新时期初期多种话语力量交汇互动,以此展现《汾水》在新时期发轫之初的历史地位。第二章对《汾水》刊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从主题嬗变、“新时期人物”构成两个维度入手,观照同时代“伤痕文学”思潮创作,发现短篇小说文本主题上体现了山西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复杂渐进,既有“文革文学”叙事模式残存,也有新时期话语的隐现,没有着意渲染“伤痕”,大部分是现实主义作品的递进。第三章展现《汾水》时期山西几代作家的共同创作与代际更迭,重现创作者当时的创作观念和写作历程,有助于阐明《汾水》时期文学场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一方面,“山药蛋派”延至“晋军”的几代作家创作于全国思潮对接,另一方面,“山药蛋派”传统书写主题和艺术风貌继续传承,又于一般理解中的新时期思潮有所疏离。
王雨田[2]（2017）在《论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多样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多样化角度考察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是如何因革命伦理的现代化理想,而被要求向符合该理想的不同形象、身份之转变过程中的泛化现象。换言之,革命伦理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农民自身身份的转变。这导致,至少在小说中,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特质被逐渐抽空,并使得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被逐渐边缘化。但作家在应景的同时,时常以偏离外部规范的方式释放出被抑制的农民之音。这让观者得以在规范叙事之内外两面感受到中国农村及其居民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全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3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以下是各部分主要内容:绪论部分确定研究目的、意义和范围;阐释基本概念;概述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第1章,作为农民之镜像的地主。首先考察解放区小说中地主形象的嬗变,从中可以看到地主形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随后,这一形象工程在进入十七年文学后,也在土地运动小说对农民的多样化建构中以多维视角呈现。这其中,农民向地主的泛化既是革命伦理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建构之结果,也是现实中农民的诉求在小说中的投射。此时,已经消逝的地主身影隐现于农民自身。随后通过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互相泛化的趋势。第2章,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化与重农思想的影响。本章阐述了中农概念的生成,以及中农被革命伦理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有其历史根据的,进而指出革命伦理对中农的批判是继土改后的又一次土地革命,这是为彻底进入合作化阶段扫平道路。对此,一部分重要作家却纷纷后撤,这表明他们并不认同以农民为革命对象的又一次土地运动。因而,作家描述的中农形象往往成为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的矛盾体。这从更深层揭示出相关作家以民为本的重农思想,它通过小说中隐晦存在的饥饿现象得到确认。第3章,饥饿农民的抽象表达及作家潜意识里的对话。首先指出相关小说中的丰收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缺粮现象,这种悖论常常通过藏匿、倒卖粮食等行为在中农、干部身上呈现出来。随后论述了中农形象的复杂性,这使得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揭示出土改后在农村中占多数的中农群体所遭受的饥饿的侵袭。然后通过比较,指出这种饥饿叙事与1930年代左翼小说中的饥饿叙事之间存在的异同。本章最后论析了身在海外的张爱玲与身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对土地运动及其延伸出的饥饿、暴力、农民干部形象等问题的关注点存在一致性,这构成相关作家之间潜意识里的对话。第4章,对现代化农民形塑的尝试。本章从农民的泛工人化与泛军人化两个角度,阐述农民是如何被革命伦理朝着具有现代化意味的工人、士兵身份塑造的。首先是对泛工人化现象的历史背景予以解读,指出革命伦理力图将农村工业化,并让居于其中的农民向服务于这种工业化的工人形象转变。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这其中存在农民身份丧失,而工人身份又未能完全构建起来的问题。革命伦理对工人的引领,依靠的是具有军方背景的革命新人。因此,这部分论述从先锋理论入手,辨析了“政治先锋”与“艺术先锋”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先锋类型。随后指出,在居于优势地位的“政治先锋”影响之下,出现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泛军人化现象,这是对农民身份的激进重构,并揭示出作家对农民泛军人化,及其延伸出的农村泛军事化管理现象的疑虑。最后,进一步阐述农民泛军人化的极端情况是:以军事先锋的浪漫化构成对现代的反动。第5章,农民形象在文本之内的短暂复位。这一章讨论的是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本真思想、行为和言语。首先,论述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的错觉,这表明扭转农民私有制观念的艰难。但相关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已抛弃土地私有错觉的农民,却常常以私心的流露消解掉革命伦理赋予他们的荣耀。这是革命理想与农民的实利观之间的冲突,它在大部分相关小说中都以后者的隐晦胜利而告终。因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必须满足农民的现实利益或对未来作出承诺,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现实与虚构叙事的合法、合理性。因而,对农民实利观的描述,涉及如何“写真实”的问题。这在“干预生活”小说中得到整个十七年文学中最好的表达机会。其次,以往对干预生活小说的理解,并非基于以农村为叙事对象的那部分作品,这与苏联干预生活小说并不一致。所以,本章力图重新定位那些以土地运动为叙事对象的干预生活小说,这其中描述的农民形象已经与五四文学传统形成一定联系。因而,农民形象的短暂复位在干预生活小说中得到最终确认,这是作家对革命伦理主导下的多样化农民形象的纠正。结语。对全文所论问题进行概述,并指出其创新之处。
邱婷[3]（2015）在《论《三里湾》的叙事模式》文中认为《三里湾》是赵树理的一部长篇叙事小说。由于作者的农民作家身份和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学者们对其小说的民间性和政治意识形态关注得比较多,而忽视了在跨文化阐释语境下对《三里湾》进行重新解读。本文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结合文本细读法、文献调查法及跨文化研究等方法,对《三里湾》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探究,着重分析了其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方面的特点,充分发掘了《三里湾》叙事模式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相关性。与此同时,我们还把《三里湾》与赵树理其他小说作了比较,以进一步凸显《三里湾》叙事模式的特殊性。本文包括三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叙事学的理论,并对叙事与叙述作了明确的辨析,同时也梳理了《三里湾》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三里湾》的叙事模式研究的意义。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三里湾》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并把《三里湾》与赵树理的其他小说作了比较。共分三节,一是全知式的说书人,这是赵树理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二是不介入的叙述者,分析了《三里湾》所采用的叙述者不显身不介入故事的叙述方式;三是第三人称客观叙事,从人称视角方面探究《三里湾》的叙事模式。第二章,“别具一格的叙事时间”,主要从传统的连贯叙事、独特的断续插入和缓急交错的叙事速度三个层面对《三里湾》进行了探析,并将《三里湾》与赵树理的其他小说进行对比。第三章,“丰富多样的叙事结构”,共分三节。一是故事化的内容结构,赵树理的小说（包括《三里湾》在内）都是以故事为中心的;二是“小人”与“清官”的二元对立结构,《三里湾》及赵树理其他小说在人物设置方面,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小人——清官”的文学叙事模式;三是大团圆结局的情节结构,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又一显着特点,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一贯采用的结局模式。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通过对《三里湾》叙事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既继承了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又有创新,其独特的叙事模式与西方叙事学理论暗合。
余琼[4]（2015）在《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从对1990年代《新华文摘》选摘的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梳理入手，从《新华文摘》这一切入口，探析199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发展脉络，并试图分析《新华文摘》对1990年代文学走向的把握。《新华文摘》作为最具权威性的综合类选刊，自诞生之日便以“博大精深新”为其刊物特点，其选文不仅内容广博，涉及各学科领域，如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历史、教育、文化等；而且更注重选文的时效性和权威性。《新华文摘》发展到1990年代，遇到了中国期刊界整体下滑的尴尬遭遇，却在其自身期刊地位的基础上及时作出调整，然而在总体上的变化并不大，无论是期刊定位、栏目分类、还是在选文趣味、来源期刊质量等方面都相对保持稳中求进的状态。文章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进行外部研究，即通过对原始资料，也即1990年代《新华文摘》的整体关照，分析1990年代《新华文摘》的生存处境以及刊物调整，探寻其在本时期内应对市场危机的调整策略。经笔者观察以及查阅相关资料，认为《新华文摘》在此时期内的刊物风格稳中微调、期刊质量有所提升、栏目风格迎合读者趣味、历任编辑“传帮带”推动期刊不断发展，并且其选文风格在读者群体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基本稳定。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支撑对该期刊进行内部研究。笔者将1990年代《新华文摘》所选摘的文学作品与评论的趋向分为三个平行的方面，第一方面，即第二章，探讨《新华文摘》所选摘的主旋律性质作品与评论。《新华文摘》作为官方主流期刊，它将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获奖征文大联展”作品作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媒介，并且以及时性与纪实性并存的报告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记录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则有助于加强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第二方面，即第三章，探讨《新华文摘》所选取的带有消费元素的作品及评论。1990年代的时代特点之一便是商业文化的兴起，《新华文摘》作为时效性较强的选刊，将本时期带有时代特点的作品与评论也纳入其中，但是从其选择的角度和数量，可以看出《新华文摘》对商业化写作持抵制与批判态度；第三方面，即第四章，探讨《新华文摘》所选“纯文学”作品及评论。1990年代是“50后”作家的黄金期，也是文学事件频发的年代，如坚守文学理想的文学家们对“人文精神”的呼求，以及“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等一系列急促的文学命名所昭示出的批评家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努力等，都代表着1990年代文学发展的特征。从这里可以看出，1990年代的《新华文摘》对“主旋律文学”和“纯文学”的推崇以及对“商业化写作”的抵制呈现了它作为官方主流期刊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虽然它既有推崇又有抵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以客观真实全面的态度记录着本时期文学的发生及发展过程。结语部分作为一个粗略的总结，因为单从1990年代来考察当时的文学发展趋势是有先在的局限的。然而从后三章的分析也可以总结出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选文特征，即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不久之后的中共十四大将市场经济合法化为标志，我国全面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作为官方主流选刊的《新华文摘》也以199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新华文摘》，即1989年后半年、1990年和1991年的《新华文摘》的选文多呈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末期社会运动的“批判”、“清理”的特点。而1993年之后的《新华文摘》选文便将主流文学、消费元素写作和纯文学熔于一炉，较为真实地记录着1990年代文学发展的状貌。
杨海燕[5]（2011）在《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文中提出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文学”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建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文学教育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罗兰·巴尔特说,文学“就是课堂上所教的那些东西”,“文学”成为“文学教育”的结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学语文教育是最广泛意义上文学传播的有效途径。文学阅读群体的主要构成,应该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在学习过程中,教科书对学习者有“强迫”阅读的权力。因此可以说中学语文教科书影响了大多数受教育者对文学的认识和想象。当一种事物能够产生广泛的“意识塑形”的作用时,它理应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当代语文教育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对当前语文教育影响最为直接的阶段。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学语文教材建构出怎样的文学经典,具体哪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教材对于经典的选择,这种经典的建构又如何参与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文学的经典化历史,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的当代命运。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无疑和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联系最为密切,许多的经验与痼疾,都直接地来源于这段历史,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能让我们发现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的教科书编写以及语文教学提供参照。本论文聚焦于当代,以中学语文教材为对象,着眼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透视各种权力因素是如何在中学语文教育领域互相“交织”和“较量”,并进而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要出版机构。“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前期,它一度是唯一法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实行了“一纲多本”的政策,但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仍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本论文主要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对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交代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正文分为三编：上编重点呈现建国后文学教育及语文教材的变迁历史,为进一步厘清教材中现当代文学选文的变迁呈现了相关的话语背景。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进行的教育；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却几乎始终未得到明确。语文教材的变迁、文学教育地位的浮沉,这一过程是多重权力因素复杂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十七年”时期人教社出过4版教材,伴随着教材改版,文学教育经历了从边缘到凸显再回归沉寂的跌宕。在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改革和1963年语文教育工具观的确立,前者促成了文学教育的凸显,后者却使文学教育成为一个禁区。相反的结果,背后却都有着民族国家政权意志和语文教育自身诉求的复杂交织：民族国家政权意志强力控制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而语文教育一面服从,一面也在不断伺机实现自我诉求。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语文教育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是“文学教育”的复归之路却并不平坦。1978至1990年代末,语文教育继承和发展了1963年的“工具观”,虽然这对“文革”时期教育观念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也严重限制了“文学教育”地位的提升,语文教育大大落后于时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考察其深层原因,主要仍在于语文教育从体制上到利益上乃至于整体心理上对于民族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过度依赖。这一时期的亮点是1990年代末爆发的一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讨论的中坚力量多有文学研究的背景,他们用占据时代主流的人文话语全面批判中学语文教育,可谓是文学领域针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一次主动的话语争夺运动,这为中学语文教育教材改革带来了活力和动力。新世纪以来,语文教育、教材进入一个深刻变革期,由对“工具性”的单—性重视走向工具性、人文性统一的探索之路,文学教育的地位也由此得以极大提升。但由于体制变革难以一蹴而就,政策法规不完善、落实不到位,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利益驱动等原因,多样化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推广仍面临诸多问题。中编从整体上梳理语文教材对于现当代文学的选择,具体考察到底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进入了教材。在梳理过程中,也将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纳入视野当中,从三者的整体关系中进一步展现教材的话语倾向。“十七年”教材中的文学,在政治的夹缝中被选择、被呈现。建国初期的语文教材对文学价值体系进行了重构,透露出鲜明的“厚今薄古”、弃旧立新的倾向。教材选入大量报刊时文,其主要的话语内涵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充分贯彻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系统迫切追求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加快建设的执政意图。1956年文学课本选文的质量大大提升,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但它也依然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政治印记,以对新文学的重新书写（甚至是误读和遮蔽）完成了宣传和塑造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责。1958年到1962年,语文课本成了政治性读物的集锦,文学性严重下滑,大跃进民歌的选入即是一例。虽然教材选入的大跃进民歌还是属于传诵较广、艺术上较好的,但由于大跃进民歌整体艺术水平有限,在教材中,这些民歌除了同步地传达那个时代的跃进精神,促成着学生陷入政治迷狂和虚伪浮夸之风中外,其有益作用十分有限。1963年,在教育领域和文学领域的双重促进下,现当代文学选文展现出相对丰富性和经典性,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选入增多。论文以许地山的《落花生》为例,说明作品此时进入教材同作品自身的艺术特性、现代时期的铺垫以及作家身份的被塑造等息息相关。新时期以后语文教材中的文学景观,经历了一个由单调到丰富,由社会政治话语的单一性传达到人文话语的多元表达的过程。1978年到1990年代末,教材选文的变化只是局部的、零星的,选文体系及阐释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表达的依然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政治话语,其中对“十七年”文学的选择就是一个代表。笔者认为,文革前语文教材对“十七年”文学的选入在当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新时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的传播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但很快这种积极意义就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减弱。新时期教材强化了“十七年”文学的经典性,同时也由于语文教育的僵化和“十七年”文学的内在局限而引发了读者的质疑。新世纪语文教材编写面对的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文化环境：多元话语互相对抗、复杂交织,甚至彼此渗透、融合。语文教材中,民族国家话语不再采用鲜明的政治性表达方式,而是与人文话语充分融合；教材积极吸收全球话语,外国文学选文体现出比重大、开放性、人文性的特点,但教材也借助部分选文巧妙地表达了民族国家的自身立场。大众话语对精英话语的冲击构成了教科书编写的新的矛盾聚焦点,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金庸小说进教材和《Q版语文》的出版。同属于大众话语的表达,《Q版语文》最终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金庸小说却进入了语文教材,这是因为它们对于精英话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对精英话语的彻底反叛,后者却对精英话语采取了对话态度。以上过程表明,教科书选文从根本上受制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同时,教育自身功能的维护、文学领域的冲击、文化领域内不同话语的争夺与交织,都影响着教科书对文学经典的选择。教材编写只有淡化政治性、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密切关注文学研究领域的思想进程并积极吸纳,才能选择出更适合语文教育的文学经典。下编集中探讨语文教材对于文学的改写策略。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改写最为严重的可谓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形象,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本编从知识分子个案入手探查教材在形象塑造和作品选择时采用的一系列话语策略。第一章从知识分子的内部构成,即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在教材中的形象变化史入手,说明了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教材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筛选与过滤策略。“十七年”时期教材对于知识分子的表现,基本是通过“去知识分子化”完成的,知识分子以错位的身份（和其他身份结合或身份改写以后）被接受,除此之外,便是落后甚至是反动知识分子了。新时期以后,科技知识分子形象率先进入教材表现的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形象的改观却相当迟缓。究其原因,科技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立身,比较容易适应执政系统所要求的稳定结构；而以人文性和思想性为特征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同历史充满了太多的纠葛,当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自身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时候,笼罩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历史阴霾更难以被驱散。新世纪语文教材则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更加侧重于表现他们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勇于批判,深入思考和探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正义感和悲悯情怀的知识分子品质。第二章从鲁迅形象的展示及鲁迅作品的收录与阐释角度,分析了教材在鲁迅接受过程中所采取的改写、误读与重写策略。“十七年”时期,对鲁迅的改写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二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话语,处处充满误读。1978至1990年代语文教材对“鲁迅”进行了有限的重写,虽然其配合政治运动的色彩减弱了,但鲁迅依然被局限于“革命家”的身份。新世纪教材对鲁迅的塑造则以“人文鲁迅”为基点,人性、情感性、思想启蒙的意义被凸显。第三章从孙犁选文入手,进一步讨论哪些因素能够使作品一定程度上减弱教材话语策略的操控。本章通过孙犁与其他作家,尤其是与赵树理的比较分析,发现孙犁之所以能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一棵“长青树”,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作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契合。其次则在于孙犁的小说,一直同政治话语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既在话语规范之中,又不拘泥于政治,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视角来观照时代,从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能够适应不同时期的话语环境。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文学教育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建议。本论文立足于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主要运用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借鉴知识考古学和场域理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这一课题。选择本课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希望语文教材能够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有益的作用,并最终使文学的精神与审美价值能够通过促进“人的成长”得以充分实现。
朱凌[6]（2009）在《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文中指出本文围绕“赵树理与‘现代启蒙传统’”、“赵树理与‘大众化’”、“赵树理与‘民间’”、“赵树理与‘时代政治’”、“赵树理与‘现代性’”、“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等几个重要问题,全面梳理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赵树理的阐释历史,重点考察了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其身份与角色的复杂位移和其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变迁。“赵树理”是20世纪每一次时代转折的独特映像,对他的褒贬毁誉都和不同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复杂性密切关联着,赵树理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文化姿态,也同时便在每一次历史转折所依托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谱系中被凸现。赵树理与“现代启蒙传统”关系的复杂性,具体呈现为他对这一传统继承与超越的叠加状态。“赵树理方向”中被规约的“大众化”与赵树理创作中所呈现的“大众化”价值取向有着重大差异。赵树理以其对“自我民间”的一以贯之的坚守,从而使自己的“民间意义”归属既超越了左翼范畴,又实现了在“现代性”中对民间意义的重构;赵树理创作所表征的文化精神,显然有着鲜明的“五四”以来的“现代”胎记,但同时他又以貌似传统的方式对精英化写作姿态进行了自觉解构。将“赵树理阐释史”作为一个独特现象置于“现代性”视野中进行考察,真正实现对赵树理文学史价值的客观衡定。
鲁普文[7]（2008）在《论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的影响 ——兼论当代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文中提出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赵树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赵树理一直是评论界言说的重要对象,对赵树理研究的变化往往折射出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变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受到大量关注的作家,对他的作品的价值评判历来却分歧很大、甚至是大起大落。显然,这种价值评判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是与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不符的。造成赵树理研究中的这种价值评价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的主要原因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知识分子眼中很多时候赵树理都被看做是“不纯分子”甚至“异类”。而赵树理之所以被他们看做“他者”,除了来源于赵树理身份、创作资源的“异质性”以及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更根本的原因是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的深远影响。儒家中间人思想影响了赵树理的自我身份认定,赵树理是自觉承担着中共政权与广大农民之间协调者的角色。同时,儒家思想也影响着赵树理的文学功能观并且直接决定了作家在建国后左倾思潮愈演愈烈、政治日益专制的形势下,能够坚持“以道抗势”的传统式儒家知识分子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造成赵树理评价史的波动性、歧义性以及他的悲剧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儒家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权力的关系的角度对赵树理现象进行重新审视。笔者以为,赵树理及延安以来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是偶然的。赵树理是五四以来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具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延安政治权力互相磨合妥协的产物,背后反映出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角力:它仍然是几千年以来儒家士人和权力之间的一幕幕悲喜剧的现代重演,反映了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面对绝对权力时的无力,知识分子话语的虚拟性。
李明[8]（2006）在《文学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 ——论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文中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传统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学自身在中西文化交融冲突和继承民族本土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追求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历史过程。它自始就走了一条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更迥然有异于西方文学的道路。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作为文学现代化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观念及其实践,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体现出几代中国人现代化追求所凝聚的整体文化取向和文化价值目标,以及构建民族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想象,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中国实际,对文学现代化道路的不懈追求历程,其中蕴藏有许多文学经验和教训。这一“方向”所蕴含的文学精神,对于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未来文学的发展,仍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直贯穿文学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历史过程的“工农兵方向”所蕴含的重要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经验,是本文所要着力研讨的现代中国文学“工农兵方向”的基本内涵。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追求进程中,在文学观念和实践方面,始终存在一个思考并解决文学“工农兵方向”的复杂问题。 论文梳理了文学“工农兵方向”的确立和变化过程。以“事件”为线索,重点探讨文学“工农兵方向”现代生成演变的本土历史语境,以鲁迅、毛泽东、周扬、赵树理等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论证,揭示了文学“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涵和历史局限,以期深入理解并客观评价“方向”影响下现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成就,理清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进程中的理论创造与文学实践的脉络,对当下及未来中国文学发展提供有益的文学经验和思想启示。 第一章认为:“工农兵文学现象”并非古代传统“悯农”文学的翻版,“文学革命”的真正目的在现代思想文化启蒙。《新青年》对社会底层工农兵大众的关注,强化了为现实、为人生的功利型文学观念,对之后“革命文学”有一种催生的作用,也为左翼文学的风行,做了文学思潮调整前的观念铺垫和必要准备。鲁迅是现代中国为劳苦大众文学的艺术拓荒者,深受“劳工神圣”思潮影响。鲁迅“平民文学”理想中激进的文化革命思想,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鲁迅启蒙民众,甚至从文化上实现民众解放,最后以民众之力创造新文化的方向,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现代方向,对后来“工农兵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章探讨了左翼文学的现代历史发展过程。左翼文学蕴涵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精神为现代中国文学“工农兵方向”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生成资源。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虽然左翼文学不可能真正实现大众化,但为后来解放区产生“工农兵方向”指引下的大众化文学艺术提供了经验。在激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想象中,本土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文学是对抗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体现。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在
魏立忠[9]（2005）在《焦虑：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精神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年代,伴随文化上的转型,文化启蒙的实践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本时代面临新的困境,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时代背景,同时知识分子也丌始对自我价值和存在定位进行反思与重估,构成与时代转型相契合的精神上的焦虑,这必然要影响到知识分子的文本创作,在文本创作中或隐或显地流露出来,成为转型时代的一个缩影。 本文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大量文本的具体解读和主题倾向归类,在第一章中指出了焦虑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精神想象的存在,这在文本中表现为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即角色弱化与逃匿的三种倾向:边缘化、世俗化和革命化;同时一部分文本对于西方文化也呈现出怀疑与戏谑的倾向,潜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认同焦虑的流露。在第二章中,通过具体的文本挖掘出了传统文化在四十年代的情感变迁,把家族作为一个典型的意象;而在新文化下的文本中存在着革命叙事与个人话语冲突的焦虑,由此分析出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归途和自我存在的一个核心——思想改造。在第三章中,主要分析了焦虑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文本中所展现的两种美学品格:忧愤美和哀婉美。
魏家文[10]（2005）在《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乡土小说》文中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 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在日益严重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西方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民族国家理论,建立一个与西方相抗衡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共同的历史诉求。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艰难探索之后,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基础是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尤其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转换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在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乡土小说应运而生。乡土文学的理论主要由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人完成,但他们关于乡土文学的不同看法,事实上影响了后来作家的创作。乡土文学的出现,不仅使新文学从乡土中国的历史中获得了无比深厚的思想底蕴,五四反封建的思想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新文学现实主义也因为乡土小说的出现而得以发展壮大。 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国家理论,知识分子引进了国民性理论。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但由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任务不同,民族国家意识的内涵也随之不同,这就影响了乡土小说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也影响了艺术上的变化。 五四时期,民族国家的建构侧重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国民精神,为了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转换,就必须对已经失去活力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笔下,改造国民性思想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批判色彩,乡土作家在乡风民俗的展示中寄寓着自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与此同时,当知识分子用启蒙思想来审视乡土中国和传统文化时,知识分子开始了悲剧意识的觉醒。在对传统大团圆模式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五四知识分子着力于现代悲剧观的确立,这表现在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悲剧成因的文化探询,鲁迅的乡土小说创造了悲剧艺术的典范。鲁迅不仅重视平凡生活中悲剧的发现,而且还把批判的目光投向悲剧主人公自身,从悲剧主人公自身寻找悲剧的成因。在艺术手法上,鲁迅创造了悲喜交融的艺术手法,从而把悲剧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作家的创作。
二、时代生活的悲喜剧——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时代生活的悲喜剧——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文学起源之一隅 ——以《汾水》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承前启后的《汾水》 |
| 1.1 办刊历程 |
| 1.2 刊物特色 |
| 1.2.1 时代镜像 |
| 1.2.2 栏目设置 |
| 1.2.3 编辑理念 |
| 第二章 七八十年代转型中的短篇小说 |
| 2.1 主题的嬗变 |
| 2.1.1“文革文学”创作模式延续 |
| 2.1.2“伤痕文学”辩证法 |
| 2.1.3“现代化”书写的可能性 |
| 2.2“新时期人物”的构成 |
| 2.2.1 地方性话语中的农民 |
| 2.2.2 问题小说境遇中的干部 |
| 2.2.3 知识分子重返日常生活 |
| 第三章 《汾水》与山西作家的代际更迭 |
| 3.1 老作家 |
| 3.2 二代作家 |
| 3.3“新”作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论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多样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相关概念的阐释 |
| (一) 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 |
| (二) 农民 |
| (三) 地主 |
| (四) 农民形象多样化 |
| 三、研究历史、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一) 专着类 |
| (二) 期刊类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作为农民之镜像的地主 |
| 第一节 地主形象的不同书写及其向当代的转变 |
| 一、温和的地主 |
| 二、喜剧化的地主 |
| 三、极端化的地主形象 |
| 第二节 农民的泛地主化书写 |
| 一、农民向地主泛化的政策背景 |
| 二、作家个体伦理对政治伦理思想的偏离 |
| 三、灰色地带的复杂性与地主心态的泛化 |
| 第二章 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化及重农思想的隐现 |
| 第一节 中农形塑的两种维度 |
| 一、中农概念的生成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 |
| 二、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化 |
| 三、中农作为一种书写策略的存在 |
| 第二节 被抑制的重农思想及其书写 |
| 一、小说中重农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二、作家个性在重农思想中的呈现 |
| 三、重农思想在小说中的表现形态 |
| 第三章 饥饿农民的抽象表达及作家潜意识里的对话 |
| 第一节 饥饿的农民形象 |
| 一、饥饿的暗示性书写及其历史背景 |
| 二、缺粮现象的争议书写及其成因 |
| 三、作为“表达性现实”的饥饿叙事及其审美之维 |
| 第二节 潜意识里的对话:张爱玲与几位作家的土地运动叙事 |
| 一、女性眼中的土地运动及其影响 |
| 二、作家的后撤——以几种不同的农村干部形象为例 |
| 三、作家对土地运动认知的潜在互文性 |
| 第四章 对现代化农民形塑的尝试 |
| 第一节 农民向工人的泛化现象 |
| 一、农民向工人泛化的历史背景 |
| 二、农民在小说中被转变的财产观 |
| 三、农民未被确立的工人身份 |
| 第二节 “先锋”视野下的农民泛军人化现象 |
| 一、先锋的两种维度 |
| 二、革命先锋的泛军人化 |
| 三、农民向军人泛化的浪漫性 |
| 第五章 农民形象在文本之内的短暂复位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错觉 |
| 一、错觉的产生背景 |
| 二、错觉的具体呈现 |
| 三、错觉的祛除与农民的实利观 |
| 第二节 农民形象在“干预生活”小说中的短暂复位 |
| 一、以土地运动为核心的“干预生活”小说 |
| 二、“干预生活”创作观的现实主义传统 |
| 三、沉默的农民及其隐喻—以《并不愉快的故事》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论《三里湾》的叙事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 |
| 第一节 全知式的说书人 |
| 一 《三里湾》中的说书人 |
| 二 不同说书人的身份对比 |
| 第二节 不介入的叙述者 |
| 一 《三里湾》中的叙述者 |
| 二 叙述者的显隐方式对比 |
| 第三节 第三人称客观叙事 |
| 一 《三里湾》中的第三人称视角 |
| 二 《三里湾》与赵树理其他小说中的第三人称比较 |
| 第二章 别具一格的叙事时间 |
| 第一节 传统的连贯叙事 |
| 一 《三里湾》中的连叙方式 |
| 二 《三里湾》与赵树理其他小说的比较 |
| 第二节 独特的断续插入 |
| 一 《三里湾》中的设悬、结扣技法 |
| 二 《三里湾》与赵树理其他小说的比较 |
| 第三节 缓急交错的叙事速度 |
| 一 《三里湾》的叙事速度 |
| 二 《三里湾》和赵树理其他小说的比较 |
| 第三章 丰富多样的叙事结构 |
| 第一节 故事化的内容结构 |
| 一 《三里湾》的单体式叙事结构 |
| 二 《三里湾》与赵树理其他小说的比较 |
| 第二节“小人”与“清官”的二元对立结构 |
| 一 《三里湾》的“小人”——“清官”对立结构 |
| 二 《三里湾》和赵树理其他小说的比较 |
| 第三节 大团圆结局的情节结构 |
| 一 《三里湾》的结局模式 |
| 二 《三里湾》和赵树理其他小说的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选刊策略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处境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选刊运营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选文策略 |
| 第二章 彰显主旋律的选刊取向 |
| 第一节 对“获奖征文大联展”的青睐 |
| 第二节 对报告文学关注的几点变化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坚守 |
| 第三章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写作的警惕与接纳 |
| 第一节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的警惕 |
| 第二节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的接纳 |
| 第四章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对文学思潮的关注与引领 |
| 第一节 选摘“纯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几个特征 |
| 第二节 对“文学的命名”的关注 |
| 第三节 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关注 |
| 结语：1990 年代《新华文摘》的总体样态与局限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90 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目录 |
| 附录二：1990 年代《新华文摘》期刊来源数据表 |
| 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过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文学教育与教材 |
| 第一章 文学教育:边缘、凸显与沉——"十七年"时期教材 |
| 第一节 文学教育的边缘化:1950—1955年教材 |
| 第二节 文学教育的凸显:1956年文学分科教材 |
| 第三节 文学教育的沉寂:1958—1962年教材 |
| 第四节 工具观的确立:1963—1965年教材 |
| 第二章 文学教育:变化与弱化——新时期教材 |
| 第一节 拨乱反正:1978—1985年教材 |
| 第二节 工具性的强化:1986—1990年代教材 |
| 第三节 语文教育大讨论 |
| 第三章 文学教育的新气象——新世纪教材 |
| 第一节 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大纲与课程标准 |
| 第二节 人文性凸显:新教材 |
| 第三节 教材变革动因 |
| 中编:文学景观 |
| 第一章 政治夹缝中的风景:"十七年"教材中的文学 |
| 第一节 1950—1955:文学价值体系的重构 |
| 第二节 1956:"带着镣铐的舞蹈" |
| 第三节 1958—1962:文学的匮乏 |
| 第四节 1963:文学经典的短暂复归 |
| 第二章 艰难的转型:新时期教材中的文学 |
| 第一节 语文教育与文坛:冷热两重天 |
| 第二节 "十七年"文学与语文教材 |
| 第三章 多元与有序:新世纪教材中的文学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话语与人文话语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话语与全球话语 |
| 第三节 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 |
| 下编:话语策略 |
| 第一章 筛选与过滤:语文教材中的知识分子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缺席的出席者 |
| 第二节 新时期:地位的提升与主体的匮乏 |
| 第三节 新世纪:主体的确立 |
| 第二章 改写、误读与重写:语文教材中的鲁迅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脸谱化改写 |
| 第二节 新时期:有限的重写 |
| 第三节 新世纪:人文鲁迅 |
| 第三章 经典的产生——以孙犁为例 |
| 第一节 孙犁与其他作家 |
| 第二节 孙犁与赵树理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关于"赵树理阐释史"的阶段划分 |
| 1、赵树理崛起的历史机缘 |
| 2、文学激进思潮中赵树理被价值化过程的复杂性 |
| 3、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赵树理研究的恢复与开拓 |
| 4、80年代至90年代末,赵树理研究的困境与突围 |
| 5、新世纪以来,赵树理研究的新景观 |
| 6、国外研究文献评述 |
| 二、关于赵树理研究的几个重要范畴 |
| 1、赵树理与"启蒙" |
| 2、赵树理与"大众化" |
| 3、赵树理与"民间" |
| 4、传统与现代的互融 |
| 5、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
| 三、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一章 五四文化精神的承继与对“五四”精英化写作姿态的反叛 |
| 第一节 不同语境对赵树理价值的择取 |
| 1、解放区语境对赵树理“阶级”价值的选择 |
| 2、赵树理“启蒙”价值在80年代的变迁 |
| 3、90年代以来“启蒙”退隐下的多元化历史语境对赵树理的选择 |
| 第二节 赵树理的选择 |
| 1、启蒙:"姿态"与"精神" |
| 2、自我"身份"的选择与重构 |
| 3、语境:"契合"与"冲突" |
| 第三节 新的"现代性" |
| 1、赵树理对"五四"现代性的拓展 |
| 2、赵树理创作"现代性"的复杂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话语中的大众化选择 |
| 第一节 关于"赵树理方向"的"问题" |
| 1、关于"赵树理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解读 |
| 2、关于"赵树理方向"与"工农兵方向"的辨析 |
| 3、被规约的"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审美期待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多义化解读 |
| 1、社会主义文化情境中的"现实主义" |
| 2、被分裂的"现实主义" |
| 3、赵树理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的复杂关系 |
| 第三节 "大众化"视阈与赵树理研究的浮沉 |
| 1、政治规约下的"大众化"方向与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
| 2、接受视野下的"大众化"与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间智慧与自由精神 |
| 第一节 时代的"民间" |
| 1、赵树理的"民间"构成 |
| 2、"被规约的民间"与"纯民间" |
| 第二节 赵树理的"民间"选择 |
| 1、赵树理对"民间形式"的自由选择 |
| 2、赵树理对"民间"自由精神的吸纳 |
| 3、赵树理选择"民间"的意义 |
| 第三节 赵树理"民间"的"现代性"问题 |
| 1、赵树理"民间"品格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
| 2、赵树理"民间"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
| 小结 |
| 第四章 "传统"与"现代"的互融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与俗文化 |
| 1、雅文化的精神与俗文化的形式 |
| 2、"雅俗共赏"与赵树理的"传统"观 |
| 第二节 "五四"精神与传统儒学师教 |
| 1、"五四"启蒙的现代精神与传统儒学师教 |
| 2、赵树理现代"启蒙"意识与传统师教"育人"观念的兼容性 |
| 第三节 赵树理的"女性"观 |
| 1、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妇女" |
| 2、解放区语境下的妇女观“现代”与赵树理女性观的矛盾与契合 |
| 第四节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中定位赵树理及赵树理研究的“现 代性”价值 |
| 1、赵树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阈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范畴 |
| 2、传统与现代的互融视角推动了赵树理研究的“现代”价值视阈的扩充 |
| 3、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对赵树理身份复杂性的确认 |
| 小结 |
| 第五章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
| 第一节 主体的拒绝与客体的归入 |
| 1、作为"流散星团"的"山药蛋派" |
| 2、各种文学评价对赵树理归入性选择的演绎 |
| 第二节 地域归属、时代感认同与文化身份交错的复杂性而引起的流派认同与质疑 |
| 1、地域归属、创作风格等认同引起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不可拒绝的相关性 |
| 2、文化归属的复杂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引发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质疑 |
| 第三节 赵树理对"山药蛋派"的价值和意义 |
| 1、时代语境中的起伏的现代意义 |
| 2、对五四现代文化传统承继独特价值 |
| 3、传统走向现代的"民间"的现代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赵树理阐释文献资料汇编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论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的影响 ——兼论当代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1章 青少年时代:儒家思想对赵树理人格理性的塑造 |
| 1.1 前言 |
| 1.2 私塾等教育方式 |
| 1.3 民间的礼俗方式 |
| 1.4 其他非正统文化 |
| 1.5 小结 |
| 第2章 儒家中间人思想与赵树理之自我身份认同 |
| 2.1 前言 |
| 2.2 儒家中间人思想对赵树理身份认同之影响 |
| 2.3 赵树理儒家中间人立场形成之原因 |
| 2.4 赵树理中间人思想之内涵 |
| 2.4.1 对农民的教化 |
| 2.4.2 对权力的规约 |
| 2.5 小结 |
| 第3章 儒家的兴观群怨说与赵树理的文学功能观以及赵树理对儒家“以道抗势”传统的继承 |
| 3.1 儒家的兴观群怨说与赵树理的文学功能观 |
| 3.1.1 “观”与“怨”的双重视角 |
| 3.1.2 “婉而多讽”与“分寸感” |
| 3.1.3 “势”的异化与“和”的理想的破灭 |
| 3.2 现实主义与儒家之“道”:“以道抗势”传统的继承 |
| 3.2.1 “现实主义”:赵树理心目中的“道统” |
| 3.2.2 以“势”压“道”:“势”、“道”分歧的必然结局 |
| 第4章 由赵树理的突然崛起看知识分子和新政权关系之演变 |
| 4.1 前言 |
| 4.2 磨合与冲突 |
| 4.3 赵树理一举成名之原因 |
| 4.3.1 磨合的样板 |
| 4.3.2 异质性因素 |
| 4.3.3 权宜之计 |
| 4.4 重塑与遮蔽:主流政治的阐释策略 |
| 4.4.1 作者身份的“阶级包装” |
| 4.4.2 文本语言的“去知识分子化” |
| 4.4.3 描写视角的纯化和心理描写的缺席 |
| 4.4.4 个体声音的“剔除” |
| 4.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文学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 ——论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由“问题”引发的“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工农兵方向”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五四新文学“工农兵”意识的萌芽 |
| 第一节 传统悯农文学与现代“工农兵文学现象”的差异 |
| 第二节 《新青年》对“工农兵”的关注 |
| 第三节 “劳工神圣”与民粹思潮对文学的影响 |
| 第四节 鲁迅：为劳苦大众的文学主张及实践 |
| 第二章 左翼文学对文学大众化的推进 |
| 第一节 左翼文学的发生原因及重要主张 |
| 第二节 左翼文学的现代精神 |
| 第三节 左翼文学的政治实践品格 |
| 第四节 左翼文学与现代国家想象 |
| 第五节 1940年代文学现代化追求的曲折进程 |
| 第三章 现代中国文学“工农兵方向”的确立 |
| 第一节 《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 |
| 第二节 《讲话》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表述及意义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周扬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阐释 |
| 第四节 周扬对文学大众化的主张 |
| 第五节 周扬对“文学工农兵方向”的阐释与论证 |
| 第六节 周扬在《讲话》权威地位确立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文学“工农兵方向”的真诚实践者——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的思考 |
| 第一节 并非天生的大众艺术家 |
| 第二节 文学实践与“工农兵方向”的契合 |
| 第三节 “写农民像农民”的民族语言大师 |
| 第四节“风格是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 |
| 第五节 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 |
| 第六节 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 |
| 第五章 当代文学“工农兵方向”的流变 |
| 第一节 1949—1976年“方向”指引下的文学得失 |
| 第二节 文学“工农兵方向”的逐步退隐 |
| 第三节 “工农兵方向”与当下文学的困境 |
| 第四节 启示与观察：“工农兵方向”的文学生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焦虑：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精神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文学创作中启蒙文化的焦虑 |
| 第一节 启蒙主体解构的焦虑:知识分子角色的弱化与逃匿 |
| 第二节 焦虑的反思:对西方文化的解构与戏谑 |
| 第二章 文化重建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建构 |
| 第一节 “家”的焦虑之一:由单向的启蒙批判到“批判+眷恋”的转变 |
| 第二节 “家”的焦虑之二:革命宏大叙事下的个人话语 |
| 第三章 焦虑的美学品格:忧愤美与哀婉美 |
| 第一节 焦虑的美学品格之一:忧愤美 |
| 第二节 焦虑的美学品格之二:哀婉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乡土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乡土小说的发生 |
|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
| 第二节 乡土小说：一个新的时代命题 |
| 一、乡土小说诞生的时代语境 |
| 二、乡土文学的理论建设 |
| 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拓展 |
| 第二章 现代乡土小说的思想主题及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演变 |
|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改造国民性 |
| 二、民族国家意识与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演变 |
| 第二节 作家的彷徨与选择 |
| 一、启蒙思想与民间文化 |
| 二、从思想启蒙到社会革命 |
| 第三章 现代乡土小说的艺术选择 |
| 第一节 “五四”：现代悲剧观的觉醒与实践 |
| 第二节 三十年代：“力的文学”与乡土抒情的渐次喑哑 |
| 第三节 四十年代：走向民间 |
|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
| 二、由“乡土”到“乡村”：土性的淡化与板结 |
| 第四章 接受与变形：现代乡土小说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阿Q正传》 |
| 一、鲁迅与国民性理论 |
| 二、鲁迅精神的复杂性探源 |
| 三、《阿Q正传》：国民性代表的质疑 |
| 第二节 《生死场》：被误读的经典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女性视角与乡村女性的生存体验 |
| 三、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意识 |
| 第三节、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新论 |
| 一、现代性的不同解读 |
| 二、毛泽东话语的现代性 |
| 三、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 |
| 第四节 沈从文：被误读的大师 |
| 一、理想与时代的错位 |
| 二、《边城》：民族重建之路的诗意表达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时代生活的悲喜剧——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文学起源之一隅 ——以《汾水》为中心的考察[D]. 赵嘉敏. 山西大学, 2017(03)
- [2]论十七年土地运动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多样化[D]. 王雨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3]论《三里湾》的叙事模式[D]. 邱婷. 湖北民族学院, 2015(11)
- [4]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D]. 余琼.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5]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D]. 杨海燕. 山东大学, 2011(11)
- [6]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D]. 朱凌. 福建师范大学, 2009(01)
- [7]论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的影响 ——兼论当代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D]. 鲁普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08(01)
- [8]文学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 ——论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D]. 李明. 兰州大学, 2006(09)
- [9]焦虑：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精神现象研究[D]. 魏立忠. 南京师范大学, 2005(03)
- [10]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乡土小说[D]. 魏家文. 武汉大学, 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