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张志忠[1]（2016）在《《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文中研究表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状况的典范性文本。它统领了此后10年间对中外古今文学艺术进行大批判大扫荡的否定性评价的官方口径。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的反复修改过程,解读了《纪要》中讲到的"17年文艺黑线"、"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等要点,也揭示了其中的"黑八论"的由来,进而凸显文艺领域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
王静静[2]（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认为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武善增[3]（2015）在《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1976-1978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
王俊[4]（2014）在《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文中提出京剧改良运动从清末开始,以社会改良与革命的内容介入戏曲戏剧改良。经过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直到1930年代至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而最终趋向大众化和革命化。中国的戏曲戏剧改良道路也走过了从启蒙排满,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到要推倒旧戏的形式,以一种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态度来对待旧戏,企图将其推倒重建,试图实现文化上革新的尝试。不过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旧戏仍然还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方向继续前进。真正使京剧改良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期是1940年代延安时期,这时的文艺大众化推动了京剧改革。由于抗战的需要,反映抗战的主题成为京剧舞台的主要内容,而舞台上的主角这时也被工农兵所取代。戏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紧密程度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延安时期戏改的许多做法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京剧改革中被继承。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前,京剧现代戏已经成为京剧演出舞台最主要的形式。江青在大会上以《谈京剧革命》的讲话登上政治舞台,《谈京剧革命》也成为指导京剧革命的方针,这次观摩大会成为文革样板戏的前奏。从1964年直到文革开始的这一段时间,主要的样板戏剧目都已经基本成型。以上这些是本论文论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样板戏剧本改编现象的探讨是本论文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中主要围绕从革命现代戏到样板戏修改和演变过程来展开讨论,对江青和样板戏命名之间的关系,样板戏各个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的探究,以及在样板戏的创作和改编中的“两结合”和“三突出”策略的运用和样板戏主题多角度考察都成为在研究样板戏改编的时候重要考察对象。此外,在文革期间,为了更广泛的传播样板戏,样板戏的改编不仅仅只限于的京剧的舞台,对于样板戏进行电影化的改编也是文革期间江青所着力推行的,样板戏电影的改编所遵循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在拍摄的过程中充分的利用了各种电影语言,按照“三突出”的要求来处理样板戏中的各种人物。这种对样板戏的银幕化,使样板戏在传播的时候更加便捷和广泛,强化了样板戏中的一些理念,这成为文革结束之后样板戏某种程度上“回潮”的原因之一。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至今,样板戏虽然不再是戏剧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但也没有消失于历史的幕后。样板戏在1980年代经过重新包装以后再次流行,以及新世纪之初,随着“红色经典”的兴起,样板戏被重新的影视化,都是“后样板戏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此时的样板戏改编“热潮”的出现,更多的是大众消费文化推动的结果。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支配样板戏改编的力量都和时代政治文化变化紧密的联结在一起的。在本论文的写作中,笔者着力探究的是自晚清直到文革以来驱动京剧以及样板戏改良和革命内在的动力,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的改编。另外本文所要关注的就是“后样板戏时代”对样板戏题材影视剧改编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分五章进行探讨。在正文前的绪论中,主要从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以及具体的论文写作概要这三个方面来说明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戏曲形式,样板戏在中国戏曲改良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它的出现之于文革文艺的意义,以及它在改编的时候所突出的理念如何支配样板戏的改编。正文分为五章,主要阐述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和样板戏的改编,其中样板戏的改编包括了样板戏剧本的改编、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以及样板戏的电视化。其中样板戏的剧本改编是重点论述和分析的部分。其中,本文的第一章,论述了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运动,延伸到五四运动时期,直至延安时期的京剧现代戏的改革。晚清的戏剧改良,关注的是戏曲内容方面,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戏曲改良者们试图以社会改良的内容进入戏曲,并借此进行启蒙,以便于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而延安时期的京剧改良运动则是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京剧现代戏演出的前奏,建国后戏曲工作的基本体制和改革方向在此时都已经基本确立。第二章,论文将重点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到1964年间的京剧改革与实践。其中包括了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体制化和组织化,以及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的实践。对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组织化的介绍为了说明新中国戏曲改革拥有组织上和体制上的保证,而京剧现代戏的演出是从实践上保证戏改的现代戏方向。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这一章集中探讨从京剧现代戏到样板戏的修改和演变。本章先对样板戏命名进行了探究,并对其与江青的关系加以梳理。在对样板戏的剧本来源进行探究的时候,对于样板戏各类剧本进行了分类,梳理各自的改编情况,并指出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对于样板戏创作和改编的总策略,本文主要是从“两结合”和“三突出”这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释,论述了这两个原则如何贯彻到样板戏的改编之中。而改编之后成型的样板戏如何体现文革的精神实质,在这一章里主要从阶级斗争、政治文学化和领袖崇拜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样板戏与文革的同质性。第四章涉及到的是对样板戏拍摄和改编成电影的探讨。样板戏电影的拍摄,依据的是江青提出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使用电影镜头语言对样板戏中的人物重新塑造。对不同类型的人物,不同的环境,在使用镜头的时候都判然有别。运用这些手法拍摄的样板戏电影,是对样板戏的再塑造,也是对文革的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电影作为一种当时较为新式的传播手段,对于影像化的样板戏的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样板戏“怀旧”时的影像依据。本论文的第五章是关于文革结束之后的样板戏现象。比较多关注到的是样板戏在“红色经典”出现背景下样板戏被改编的情况,在样板戏和大众消费文化结合之后,样板戏如何再一次演变成为样板戏影视剧改编的热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何在?大众消费文化对于普通民众消费趣味的投合与引导,其价值与意义何在?都是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周小兰[5]（2016）在《“红色经典”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时期,近年来颇受关注。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十七年文学”深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在“工农兵的文艺”和“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政治化思想和“政治性标准第一,艺术性标准第二”的文艺创作标准的影响之下,革命英雄叙事小说的创作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大量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代表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创作成就。历史的复杂和跌宕起伏使这些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受批判,并被更加“革命”的文艺形式——“革命样板戏”所代替。80年代初,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这些具有传奇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再次成为焦点,当年盛极一时的“经典”夹杂着再思考开始复苏。总之,“红色经典”的起起落落伴随着文学与政治及其他因素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贯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本文立足于“红色经典”的文本分析,参考各个时期的文学史论述,试图探究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成就的“红色经典”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以及“红色经典”的沉浮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价值意义,从而确立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绪论首先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动机进行了简要叙述。其次,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红色经典”进行概念界定和阐释,明确本文的论证对象和范围。接着对涉及本论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本论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进行简要概括,明确本文的现实意义及其研究价值。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背后的文艺政策,进而追溯到1942年的《讲话》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都是政治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接着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解读当时的文学史发现,这一批革命历史叙事作品从一开始就受到较高的评价。不仅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革命美学的崇高解读,甚至对作品缺点的评价也是根据其对政治的影响力的缺乏来进行批判的。总之,“十七年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唯政治,唯生活,唯现实主义,这是对《讲话》及其后来历代文代会确立的文艺政策的形象解读。第二章,梳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批判现象,“红色经典”相关作品受到了重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文件,贯穿着整个文革期间的文化大批判运动。以“黑八论”为代表的“文艺黑线”论是批判“红色经典”的重要依据,包括小说、电影等文体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是“红色经典”的革命历史叙事与“文化革命”下的历史叙事相冲突的结果。包括创作主题、文艺界领导、文艺创作队伍等要素在内的“红色经典”都因不符合《纪要》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而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革命”的红卫兵诗歌、“革命样板戏”等文艺样式。此时,以手抄本小说、白洋淀诗歌为代表的“地下文学”也在繁荣发展,既承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又为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文学解冻现象,并对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叙事的重新发现进行论述及原因分析。伴随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这为国内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新的文学视域下,文艺界开始疏离政治,转而以人道主义、人性等角度重新思考并塑造了新的革命历史,创作了新历史小说。最后将《红高粱》、《灵旗》、《迷舟》、《大年》等新历史小说与“红色经典”作品进行比较,从而窥视革命历史叙事在新时期的新面貌。第四章,主要对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现象进行探究。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契机。在新的传媒形式的普及下出现了“红色经典”的改编热现象,这是市场、政治、革命与历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象。消费主义意识与政治、审美意识的统一使得“红色经典”在当下呈现出了新价值,在充斥金钱、消遣、娱乐等文化虚无主义观的当下,重温“红色经典”有利于重新树立爱国、奉献等较为正面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红色经典”在当下的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意义,在改编中出所出现的一些冲突与问题同样需要进行调和与规训。在结语部分,指出“红色经典”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历次的跌宕起伏中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并提出余音: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影响文学的发展,文学如何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坚持自身的发展和美学规律呢?
李静[6]（2014）在《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创构的新的文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与“五四”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又直接规范并影响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发展。从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来看,延安文艺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从延安文艺影响来看,延安文艺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而“文革”文学的爱情叙事、“智斗”书写和“诉苦”书写也都能从延安文艺找到渊源。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入手,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和影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文学体制、政治、美学以及叙事模式等,看待延安文艺的历史形态、现实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和价值。以“价值重估”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利于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进行整合,进行历史的再审视、再考量。本文的论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章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化”本土特色文艺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化”的延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一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反观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化”本土文化出发,研究延安这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的“创造”和“生产”,形成了延安独特的本土文艺经验。探察延安文艺在创造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及“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第二章延安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是继承“左翼”文学对“大众化”倡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文艺实践。它突破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过于“欧化”的语言倾向,整合民间文化资源,以大众语言进行“工农兵”文学创作,突破了“左翼”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对农民文化的选择真正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方针,以人民性的突显体现了“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实践初期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工农兵”文学普及,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大众阅读“趣味”的多元要求。所以,必须深入思考时代和作家对受众“趣味”的想象与受众真实的阅读“趣味”的问题。第三章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从文学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延安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等组织形式以及众多社团等都已经初具规模,而文学会议、文艺批评等又对文艺进行了规范。新的文学体制也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在新的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学体制内比较重要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稿酬”制度,一个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作家体验生活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新的文学制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制度。第四章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从政治意识、文艺创作、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从政治意识入手,审视文艺在与政治的博弈之下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从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和作家身份来阐释这一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是主潮的话,“十七年文学”中的大众文化则呈现了向主流文化的融会,而具体到人物描写上,无论是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的分类还是对人物思想“改造”的描写,都呈现出政治的规训作用。从美学形态来看,在二元思维下,文学审美也倾向于美丑、好坏,崇高与优美等,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人性美的书写以及“大团圆”结局的喜剧追求,这是两个时期文艺审美的共性。第五章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从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的书写到“文革”革“文化”之命,这一发展与革命语境和战争心态密不可分,但也导致了“唯政治”的创作现象和批评标准。从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来看,“文革”时期“集体写作”的方式以及“样板”文化的推广和对文艺“提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文艺的高度集约化发展。另外,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及以“智斗”方式塑造英雄人物,都可见两个时代文艺的传承。但无产阶级文学对政治性、阶级性的强调,导致了从作家到作品的窄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在“样板戏”以“诉苦”方式来进行“痛说革命家史”式叙事的同时,也使“样板戏”的叙事走向了窄化。余论:以延安情感和延安精神进行总结,进而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发展与延安文艺精神的联系进行再审视,探讨延安文艺的当下意义。
吴婷婷[7]（2018）在《“样板戏”在《人民日报》（1966-1976）中的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日报》作为“文革”期间极少数的没有被停刊的党报之一,有着庞大的阅读群体,它的报道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是党中央的喉舌耳目。作为核心媒介,《人民日报》对“文革”时期主流文化形式——“样板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推广。本文以“文革”期间“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为研究对象,依据框架理论和传播学知识,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厘清“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概貌,总结其传播特点,并考察其功能及效果,探寻背后的政治权力运作与意识形态控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思新闻传播规律和戏剧存在的文化生态,为今后媒介发展及戏剧文化建设提供借镜。论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阐明此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概貌。在钩沉了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将“文革”期间“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宣传报道按照时间、标题、供稿来源、体裁、版面、篇幅等类目进行整理爬梳,利用统计学的知识最大程度地复原《人民日报》对“样板戏”的传播面貌,揭示官方是如何通过纸媒的渠道来传播“样板戏”、维护自身文化垄断地位的。第二章“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特点。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人民日报》在“样板戏”传播方面的特点:1、泛政治化报道。表现在毛主席语录频繁引用、政治口号漫天飞舞、溢美之词不绝于耳;2、高度模式化报道。从报道标题、报道署名、写作范式都可看出报道的高度模式化倾向;3、集束型全方位报道。集束型指大量地密集型报道,全方位指连环画、唱腔选集、剧本翻译等各种纸质文本的出版、音像制品、邮票等其它衍生物及有关“样板戏”移植、改编的报道;4、持续性叠加式报道。指为了增加“样板戏”曝光率和影响力而采用的长时间、分阶段连续报道以及增加其他报刊相互转载的叠加式报道。第三章“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功能及效果。本章考察“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报道所达到的传播功能及效果,既有服务于权力斗争的政治功能,也有专业知识分子对“样板戏”进行文艺宣传与集体“帮腔”的文艺功能,又有反馈群众接受“样板戏”教育效果及体会的教育功能,还有传递“样板戏”各种演出动态的信息功能,反映出特殊的政治语境和精神气候对“样板戏”传播与接受的影响。结语在事实判断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通过“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状况、特点及其功能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思文艺与政治、舆论宣传与文艺生态的关系,探究文艺传播的规律与经验,实现对“样板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阐释。
齐人,艾淑英[8]（2003）在《江青“旗手”的大旗是怎样竖起来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的前前后后》文中研究表明 在十年浩劫中,江青曾被某些人捧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她手中挥舞的一面大旗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个《纪要》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其实这个《纪要》的主要内容并非谈部队文艺工作的,也不是由与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后形成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江氏“一言堂”的产
子舒[9]（2001）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产生的内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集解放军的4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后,由张春桥、陈伯达参加,写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纪要》。《纪要》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阴谋破坏文艺战线,进而夺权的开
郑晓锋[10]（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2）“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鲁迅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
| 二、“十七年”时期的鲁迅研究 |
| 三、历史的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方向的最初选择 |
| 第一节 鲁迅之死 |
|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 第三节 赵树理的方向与质疑 |
| 第二章 鲁迅作品规范的建立 |
| 第一节 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鲁迅作品 |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再版 |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阿Q形象的转变 |
| 第三章 左翼分裂与鲁迅的工具化 |
|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小品文的新危机” |
| 第三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 |
| 第四节 批判周扬 |
| 第四章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方向的确立 |
| 第一节 后期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要求与表态: 《纪要》的修改及影响 |
|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及新文化先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与话语模态 |
| 二、瓦解“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策略与理论限度 |
| 三、颠覆“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三种叙事流向 |
| 四、结语：重新勘定“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 |
（4）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
| 三、章节安排与写作概要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至延安时期京剧改良与改革 |
| 第一节 晚清民初及五四时期京剧改良运动 |
| 一、清末民初的戏剧改良运动 |
| 二、五四时期的戏剧改良运动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平剧(京剧)现代戏演出和改革 |
| 一、边区群众性的平剧(京剧)演出活动 |
| 二、延安时期戏剧革命理论 |
| 第二章 1949—1964年间京剧改革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戏剧工作的体制化与组织化 |
| 一、戏曲机构的体制化与组织化 |
| 二、戏曲改革方针的确立与意义 |
| 第二节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实践 |
| 第三章 从京剧现代戏到革命样板戏的修改与演变 |
| 第一节 样板戏命名探源 |
| 一、样板戏名称的缘起 |
| 二、江青与样板戏的命名 |
| 三、样板戏名称的正式出笼与推广 |
| 第二节 样板戏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探究 |
| 一、首批样板戏中战争题材剧本改编概况 |
| 二、首批样板戏中工农题材剧本改编概况 |
| 三、一部同名移植剧本 |
| 四、第二批样板戏剧本改编情况 |
| 五、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 |
| 第三节 样板戏创作与改编总策略 |
| “两结合” |
| 一、“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 |
| 二、样板戏与“革命浪漫主义” |
| 三、样板戏与“革命现实主义” |
| 四、“革命浪漫主义”优先性辨析 |
| “三突出” |
| 一、“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提出 |
| 二、“三突出”在样板戏剧本改编中的运用 |
| 第四节 样板戏剧本主题的多维考察 |
| 一、阶级与阶级斗争 |
| 二、高层政治斗争 |
| 三、领袖崇拜 |
| 第四章 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 |
| 第一节 样板戏电影化的取舍与依据 |
| 第二节 电影对样板戏的再塑造 |
| 第五章 “后样板戏时代”的样板戏现象研究 |
| 第一节 1980年代样板戏的流行 |
| 第二节 作为“红色经典”的样板戏现象 |
| 第三节 围绕样板戏改编所产生的争议与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红色经典”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崇高的革命英雄叙事 |
| 第一节 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革命叙事 |
| 第二节 革命叙事的艺术成就 |
| 第二章“文化革命”下的英雄叙事 |
| 第一节“文艺黑线”下的文学批判 |
| 第二节“文化革命”下的叙事冲突 |
| 第三节“极左运动”下的文学书写 |
| 第三章 新时期的革命重现 |
| 第一节 文学解冻与革命重现 |
| 第二节 革命重现的多重影响 |
| 第三节 重塑革命历史叙事 |
| 第四章 革命英雄的另类崛起 |
| 第一节 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化改编 |
| 第二节 消费主义意识下的妥协与选择 |
| 第三节 革命、历史、当下的叙事冲突与调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从价值重估视角研究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及其影响研究的现状 |
| 第二节 价值重估视角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延安实践 |
| 一、马克思反映论的“中国化”与文艺实践 |
| 二、马克思阶级论的“中国化”与文艺实践 |
| 第二节 本土化的文学“创造”及“生产” |
| 一、延安文艺空间的文学“创造” |
| 二、延安文艺空间的文学“生产” |
| 第三节 民族国家的文学救赎及其构想 |
| 一、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艺 |
|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趋势 |
| 第二章 延安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
| 第一节 “民族化”、“大众化”的阐释与实践 |
| 一、“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出与阐释 |
| 二、“民族化”、“大众化”与形式改良 |
| 第二节 “民族化”、“大众化”与文艺方向的形成 |
| 一、农民文化的择向与实践 |
| 二、“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与中国经验 |
| 第三节 “民族化”、“大众化”与大众“趣味” |
| 一、趋同的文学实践(前期) |
| 二、背离的文学“趣味”(后期) |
| 第三章 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文艺制度: 体制化的组织与生产 |
| 一、文学的组织结构 |
| 二、文学生产方式 |
| 第二节 文学稿酬: 文艺制度健全的一个表现 |
| 一、延安时期的文学稿酬 |
| 二、文学稿酬制度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的文学体制: 特点与意义 |
| 一、新的文学体制的特点 |
| 二、新的文学体制的意义 |
| 第四节 “柳青模式”: 新的文学制度探索的典范 |
| 一、“柳青模式”的形成和经验总结 |
| 二、知识分子群体的“柳青模式”化 |
| 第四章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 |
| 第一节 文艺制度规范下的政治意识反思 |
| 一、强力规范与自由意志的双重博弈 |
| 二、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例: 反观批评标准 |
| 三、由作家身份反观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 |
| 第二节 文艺创作的反思 |
| 一、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融会 |
| 二、从“两极现象”到“中间人物”论 |
| 三、“改造”的政治化规训书写 |
| 第三节 美学形态的反思 |
| 一、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审美价值判断 |
| 二、女性: 革命书写中的人性美化身 |
| 三、“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文化内涵 |
| 第五章 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 |
| 第一节 革命文艺与革“文化”之命 |
| 一、革命与革命文艺 |
| 二、战争心态与文学话语 |
| 三、从“政治第一”到“唯政治”标准 |
| 第二节 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的高度集约化 |
| 一、“突击文化”与集体写作 |
| 二、“方向性”文化与“样板”文化 |
| 三、艺术“提高”与普及“样板” |
| 第三节 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 |
| 一、英雄文化传统的接续与重构 |
| 二、“智斗”书写与英雄的打造 |
| 三、英雄人物的政治隐喻 |
| 第四节 无产阶级文学的空前“窄化” |
| 一、作家到作品的空前窄化 |
| 二、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 |
| 三、“样板戏”叙事的窄化与“经典”的反思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样板戏”在《人民日报》（1966-1976）中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概貌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传播“样板戏”的政治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对“样板戏”传播报道的统计学分析 |
| 第二章 “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特点 |
| 第一节 泛政治化报道 |
| 第二节 高度模式化报道 |
| 第三节 集束型全方位报道 |
| 第四节 持续性叠加式报道 |
| 第三章 “样板戏”在《人民日报》中的传播功能及效果 |
| 第一节 政治功能及效果:为权力斗争制造舆论 |
| 第二节 文艺功能及效果:为文艺评论提供交流平台 |
| 第三节 教育功能及效果:反馈群众接受“样板戏”教育的体会 |
| 第四节 信息功能及效果:分享“样板戏”各种演出信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J]. 张志忠.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
- [2]“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3]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J]. 武善增. 江苏社会科学, 2015(01)
- [4]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D]. 王俊. 南京大学, 2014(05)
- [5]“红色经典”新论[D]. 周小兰. 苏州大学, 2016(02)
- [6]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D]. 李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7]“样板戏”在《人民日报》（1966-1976）中的传播研究[D]. 吴婷婷. 扬州大学, 2018(01)
- [8]江青“旗手”的大旗是怎样竖起来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的前前后后[J]. 齐人,艾淑英. 党史博采, 2003(07)
- [9]《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产生的内幕[J]. 子舒. 党史天地, 2001(09)
- [10]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