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学《中国革命史》要览（论文文献综述）
余柏青[1]（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认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周作明[2]（1998）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文中认为概述１１建室简史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成立于１９５３年，至今已有４５年的历史。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的有蒙达坦副教授（１９５３—１９６０）、任一鸣副教授（１９６０—１９６４）、覃延欢教授（１９６４—１９７８）、严沛教授（１９７８—１９８３）、何应忠教授(１９...
汪云生[3]（1996）在《自学《中国革命史》要览》文中研究表明 一、中国革命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第一,学习中国革命史,要广泛了解近代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扞卫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卖国独裁统治,为振兴中华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了解在这一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的光辉业绩,从而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
肖贵清,李田贵[4]（1995）在《自学中国革命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中研究表明自学中国革命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肖贵清，李田贵中国革命史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有关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由于这门课教材份量重，时间跨度长，需要掌握的内容多，因此其难度也较大。在近几年的自学考试中及格率比较低．除考生对公共课重视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考生...
宋泉[5]（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提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牛晨越[6]（2019）在《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已经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出版业多元化的研究,多以当代出版机构作为研究重点和出发点,很少涉及到民国前期的出版多元化发展。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对1912-1931年间的出版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本选题属于断代出版史的专题研究。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多元化发展进行了界定,介绍了研究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正文部分,论文研究了出版机构的主业多元化,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为例,研究了三大书局出主业多元化特征,并对三者的主业多元化发展方式进行了比较。接下来,论文从出版物形态和出版物内容类型入手,研究了三大书局“书——刊”交融的发展模式;又对当时的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了除书局外,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多元化现象。论文对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做了重点的分析。论文发现,商务印书馆不仅拍摄电影,还在教育培训、制造业等领域有嘱目的成就,跨界多元化发展程度最高。中华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紧紧围绕主业展开,主要拓展教育领域的产业;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与主业的关联程度最低,主要从事信托事业和地产事业。论文最后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理论方面,论文首先根据媒介生态学理论,对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借用媒介环境学理论中的补偿媒介理论,对出版业多元化对出版内容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史料方面,论文将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多元化现象进行了划分,将民国前期出版业的多元化现象划分为主业的多元化、出版物形态的多元化以及跨界多元化三种。最后,文章对1912-1931年间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提炼、总结和归纳。
董节英[7]（2006）在《1949-1957年的中国法学教育》文中提出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法制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依法治国”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上升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国家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法学教育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法治和法学教育密不可分、相互促进。从历史到现实,验证了“法治兴,则法学兴,则国兴;法治废,则法学教育废,则国废”,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史即是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是中国法治进程的见证史,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本文主要研究1949-1957年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阐述了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创新之处以及文章架构。第一章,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1860-1949）。对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进行简要梳理。介绍了清末近代法学教育的开端、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政法教育。第二章,新民主主义法学教育的发展（1949-1951）。在废除《六法全书》和“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背景下,新中国法学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性质转变。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发展贯穿着“改造”与“立新”两条主线,在对旧有法学院系进行课程改革的同时着手发展新型政法教育。其建设途径全面体现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的“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思路。第三章,法学教育的整顿与重构（1952-1953）。1952-1953年,相继而来的司法改革运动和法学院系调整,完成了法学教育的整顿与重构,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法教育体系。本章详细研究了司法改革运动发起的原因和开展的经过,以及法学院系调整的过程。这两大事件造成了法学教育规模的锐减、近代以来的法学教育成果的中断、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以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抬头。第四章,社会主义政法教育的初步发展（1954-1956）。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在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开展教学改革的教育背景下,1954年召开了全国政法教育会议,确定了今后政法教育的方针任务。1954-1956年的法学教育以苏联法律教育经验为范本,从制订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翻译苏联教材、设置教研室到聘请苏联专家、外派留学生等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全方位学习。学术团体和研究刊物创立,政法科学研究初步展开。“八大”的召开和“双
王伟[8]（2014）在《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政治精英培训的制度史。中共通过有计划的培养政治精英，提升了政党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政党的能力建设。在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也逐步探索、构建并完善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制度的物质载体是进行政治精英培训的场域基地，主要是党校和干部院校；理论载体是培训的课程和内容体系；功能是塑造与政党要求相一致的新型政治精英，从而提升政党素质，推动政党发展。在中共发展的九十多年里，制度根据政党的目标和战略，主要培养了两类政治精英：革命精英和执政精英。这些精英也都成为了中共革命和执政的中坚力量，由此也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变迁与中共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的特征，是中共发展的缩影。在建国之前，制度开始初步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适应战争环境的优秀革命精英，制度的物质载体不断完善，理论载体在经历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后实现了本土化的创新，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建国至“文革”结束，制度实现了演进发展，但最终走向分化和断裂，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革命后执政精英，但是由于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制度的理论载体演变为新的教条主义，最终制度走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制度得以恢复，并实现了变迁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制度致力于培养符合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并在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上实现了创新。在物质载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精英培训基地体系，并将制度的边界延伸到了国外，派遣政治精英到海外受训或调研考察；在理论载体上，构建了意识形态导向和实用主义导向两个维度的培训内容体系，其中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意识形态思想，现实主义导向的课程内容则更加丰富。制度的功能在于再生产出符合政党要求的新型政治精英。一方面，提升政党的学习能力，使政党能够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主要在意识形态教育和党性锻炼两个方面，强化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当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个人利益的张力、政治逻辑与市场侵袭的张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让政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本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界定论文使用的关键概念、提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讨论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从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谈起，论述政治精英培养对现代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本章比较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培养选举导向型的政治精英，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本章重点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特征和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强调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严密和处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之中的特点，因此政治精英的培养模式也显着区别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第三章，讨论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将建党至建国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分别讨论这几个时期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所处的环境、制度的具体安排、制度的绩效和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第四章，讨论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民恢复生产秩序，开展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实现了制度演进，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体系。但是在1957年之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制度缺乏继续演进和变迁的土壤，相继出现了分化和断裂。第五章，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在这一时期，中共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也需要培养大量适应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在这一阶段，中共实现了政治精英培训物质载体的完善和理论载体的持续更新，促进了制度的变迁。第六章，讨论制度的特征、功能和问题。制度呈现出与中共同步性变迁的特征，主要是由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增强政党的学习能力和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制度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世俗利益的张力、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张力。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在提升中共政党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是中共实现政治精英培养、加强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基本的政党内部制度安排。本文还认为，制度与中共具有同步性变迁的特征，其变迁受到内部冲突、外部压力、新观念输入、政治精英推动这些基本变量的影响。要解决制度存在的内在张力，就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持续更新。
任云飞[9]（2018）在《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文中研究指明1948年底,在北平全城解放之前,解放军下属文管会已对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成功接管,后来又接管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在接管中,文管会首先铲除了国民党、三青团残余势力,废除了国民党党义课程和训导制,在各校设立校委会管理校政。对于教会高校和私立高校,文管会坚持了维持原状,仅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的方针。随后,文管会在各校建立了政治大课制度,对广大师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安排他们通过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实践中深入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管会对各大高校的课程进行了精简,加入了马列主义学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等内容,并作为必修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造绕不开的话题。北京众多高校的教授大都曾在西方求学,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在思想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在错误认识。从1950年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清理中层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等一系列旨在改造、教育广大教师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越来越剧烈,虽然出现了随意上纲上线、学生斗老师等不良现象,却从根本上破除了高校教师们的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了教育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为之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高校的组织结构,各高校人事权和重大事项的裁决权统一归教育部,高校各部门实行集体领导制,分别设立管委会。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教会高校、私立高校开始出现生源短缺,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的恶化,燕京、辅仁等教会高校和大批私立高校悉数被改为公立,私立高校在北京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开始从地下转为地上,纷纷公开组织,随着广大师生觉悟的提升,他们入党、入团积极性高涨,党团组织迎来了大发展。通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1951年到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堪称改造的高潮,无论是波及范围,还是调整幅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少见的。北京的高校院系调整,是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对高校院系、课程、教学等各方面的彻底改造。运动以195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北京解放之初,院系调整较为缓慢,1952年为调整的高潮,短短数月的时间,北京几乎所有高校中的院系皆被重新打乱再次整合,综合性高校锐减,大批单科性理工科院校和多科性理工类院校相继产生,着名的有“八大学院”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作为新设立高校,其组织结构特点值得注意。接收、改造高等教育,必然要涉及课程的改造。文管会对高校课程的改造,是按照先政治课、后专业课,先文法专业、后理工专业的次序进行的。各高校删减了大量不合时宜的课程,添设了一些苏联高校的课程,但是照搬过于艰深的苏联教材,也增加了师生的负担。在教学中,北京高校模仿苏联体制,系之下分专业,专业下设若干教研组,以教学研究组为基本教学单位。在讲课前制定教学计划,按照苏联教学大纲进行讲授,甚至翻译、使用了大量苏联教材。此外,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更加突出“整齐划一”,小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甚至课程的增减,都要由高等教育部定夺,全国高校开始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北京高校也开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高校自主权大为缩小。苏联模式的优势是突出课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政策的提出,我们仿照苏联模式,也开办了大批工农速成中学。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接管与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师生的生活状态,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南下工作团、暑期学习团、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学园等,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并且通过实地参加土地改革,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可爱和剥削阶级的丑恶,消除了原先的错误认识。朝鲜战争爆发后,广大师生又投入到抗美援朝的宣传中去,他们深入乡间,用各种形式向民众宣传,还纷纷向前线捐款捐物,一些同学甚至直接要求参军,奉献自己的一切,体现了勇于报国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对北京高校的改造是北京高等教育逐步由欧美式向苏联式转换的过程。夺取革命胜利不久的中共,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习苏联经验被认为是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的捷径。但是没有很好地联系国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得不够好,出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在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中,采用“运动式治国”的方式,出现了“一刀切”等简单粗暴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北京高等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各大高校规模扩大,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工农群众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人才保障,也为以后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袁洪权[10]（2010）在《“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主要理论立足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后,“统一战线”政策仍然作为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对文艺队伍、文艺思想的有效清理与整合,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不能否认,建国初期新中国文艺思想的组成、文艺队伍的组合是复杂的。建国初期无疑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时间段,它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全国文艺界必然要进行“转型”,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段。“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包含深刻的政治内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也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统一战线”政策文艺战线上的具体实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文艺队伍、指导中国文艺的思想,都在这次会议上得以确立；9月,文教政策的立论依据,仍旧依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1950年,中共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为1951年党外整风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同时,经历一年的经济及文化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局面得到了一定的转变,这为1951年文艺界展开文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本论文集中关注1951年中国文艺界,试图勾勒出1951年在新中国作为关键年份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1951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跟新中国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1952年全国性学习《“文艺讲话”》和文艺界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以专题为框架,以点和线的梳理为基础,达到对1951年作整体观照。梳理过程中,论文以中央文学研究所、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为横向考察点,试图通过这几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还原,勾勒出1951年的重要意义。第1章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建及学员学习作考察。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一文艺学校,已经表明中共对新中国文艺队伍的“不信任”。中共试图建立一支纯洁的文艺队伍,努力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建立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合法地位。但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中央文学研究所最终招收1期2班学员来充斥新的文艺队伍,形塑着新中国文艺队伍。这为新中国文艺队伍的“整合”提供了经验。第2章以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及遭遇批判为考察中心。展开对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针对的是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这一私营性质的经济形态。昆仑因其革命贡献,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战对象”,但经济的过渡是新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中共选择昆仑为突破口,从而对私营电影业进行了改造,对在私营电影业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产生了“震慑作用”,赵丹、孙瑜、郑君里之后的电影遭遇已经证明它的意义。对私营电影业昆仑影业公司的批判,直接导致新中国电影局面的“转变”,私营电影业1952年寿终正寝。它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3章以开明版“新文学选集”和三联·人文版“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为考察视点。“新文学选集”和“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开始都有“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但“文艺建设丛书”最终出版之时,这一文艺政策没有考虑,它成为“清一色”的延安文艺青年文艺创作实绩的表现。“新文学选集”虽然作为“统一战线”的产物,但与新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存在距离,最终于1952年12月出版普及版之后,融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家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因素,“编选”原则及选目标准则发生改变。这为新中国文学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第4章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为考察契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实践论》得以重新发表,其背后原来是强大的学习运动在酝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全国政协会议确立思想改造为全国政治运动。显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为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话语蓝本”,之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遍及全国,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酝酿成功,《“文艺讲话”》成为思想学习运动中引用率最高的文本,这为1952年《“文艺讲话”》十年纪念和全国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坚实舆论。它们为新中国文艺队伍和文艺思想进一步的“整合”扫清了障碍,形成了统一认识,“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无疑,1951年是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重要年份,虽然文艺界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所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强烈的政治价值作为基本准则的。
二、自学《中国革命史》要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学《中国革命史》要览（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6）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 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性声明 |
|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主要工作（贡献）声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1.1 出版业 |
| 1.1.2 出版业的多元化发展 |
| 1.1.3 研究起止点 |
| 1.2 研究理论 |
| 1.2.1 媒介生态理论 |
| 1.2.2 媒介补偿理论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出版多元化相关着作 |
| 1.3.2 出版多元化相关论文 |
| 1.3.3 研究现状小结 |
| 1.4 创新点 |
| 1.4.1 选题创新 |
| 1.4.2 视角创新 |
| 1.4.3 材料创新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为建立科学的完备的出版史提供资料 |
| 1.5.2 为今天的出版多元化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案例研究法 |
| 1.6.3 比较研究法 |
| 第2章 民国前期的出版产业链多元化 |
| 2.1 出版机构产业链 |
| 2.1.1 宋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发展 |
| 2.1.2 出版机构产业链多元化的萌芽 |
| 2.2 民国前期三大出版机构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1 三大机构的典型特征 |
| 2.2.2 商务印书馆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3 中华书局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4 世界书局的产业链多元化 |
| 2.2.5 小结 |
| 2.3 三大出版机构的产业链多元化比较 |
| 2.3.1 相同之处 |
| 2.3.2 不同之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民国前期出版物的多元化 |
| 3.1 三大机构出版物的转型 |
| 3.1.1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新特点 |
| 3.1.2 中华书局的出版新特点 |
| 3.1.3 世界书局的出版新特点 |
| 3.1.4 小结 |
| 3.2 三大书局的出版多元化 |
| 3.2.1 商务印书馆的杂志出版 |
| 3.2.2 中华书局的杂志出版 |
| 3.2.3 世界书局的杂志出版 |
| 3.3 民国前期三大书局出版物多元化分析 |
| 3.3.1 “书——刊”出版时间交融 |
| 3.3.2 “书——刊”主题交融 |
| 3.4 报馆、杂志社的出版物多元化 |
| 3.4.1 报馆的图书出版 |
| 3.4.2 杂志社的图书出版 |
| 3.4.3 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类型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 |
| 4.1 商务印书馆的电影工作 |
| 4.1.1 购买电影器材 |
| 4.1.2 搭建影棚 |
| 4.1.3 搭建办公楼 |
| 4.1.4 拍摄影片 |
| 4.2 商务印书馆电影工作与出版工作的关联 |
| 4.2.1 图书内容成为电影内容的来源 |
| 4.2.2 电影丰富了图书和杂志的内容 |
| 4.2.3 小结 |
| 4.3 商务印书馆的其他跨界多元化 |
| 4.3.1 制造仪器 |
| 4.3.2 开设教育机构 |
| 4.3.3 开设广告公司 |
| 4.4 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 |
| 4.4.1 中华书局开办制造厂 |
| 4.4.2 世界书局开展信托工作 |
| 4.4.3 世界书局开展地产工作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912-1931年图书出版机构统计表 |
| 附录二:1912年-1931年报馆/杂志社出版图书一览表 |
| 附录三:商务印书馆出品剧情片电影一览表 |
| 附录四:1931年前报刊中以“活动影戏“为标题文章一览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1949-1957年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内 容 提 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1840-1949）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开端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法教育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法学教育的发展（1949-1951） |
| 第一节 向新民主主义法学教育转变的背景 |
| 第二节 旧有大学法学院系课程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三节 旧有大学法学院系课程改革的全面实施 |
| 第四节 发展政法教育 |
| 小结 |
| 第三章 法学教育的整顿与重构（1952-1953） |
| 第一节 司法改革运动发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司法改革运动开展的经过 |
| 第三节 法学院系的调整 |
| 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政法教育的初步发展（1954-1956）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政法教育任务的确立 |
| 第二节 全面学习苏联法学教育 |
| 第三节 政法科学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法学界的“百家争鸣” |
| 小结 |
| 第五章 反右运动对法学教育的冲击（1957） |
| 第一节 学术争鸣的进一步推进 |
| 第二节 整风运动中法学界的“鸣”与“放” |
| 第三节 反右运动后的法学教育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评价 |
| 二、原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三、 进一步开展对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学术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 |
| 三、 比较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 政治精英与中共政治精英 |
| 二、 政党能力建设 |
| 第五节 本文的分析思路 |
| 第六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 |
| 第一节 现代政党建设与政治精英培养 |
| 一、 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 |
| 二、 现代政党发展与政治精英队伍建设 |
| 三、 现代政党政治录用与政治精英培养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政党政治精英培养机制 |
| 一、 资产阶级政党与选举导向型政治精英培养 |
| 二、 社会民主党与多向度政治精英培养 |
| 第三节 干部培训与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精英培养 |
| 一、 强意识形态政党与纲领型政治精英培养 |
| 二、 组织严密的政党结构与政治精英培养的主客观需求 |
| 三、 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与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培养目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的探索与创立：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 |
| 第一节 制度的探索：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培训（1919—1927.7） |
| 一、 革命需要与意识形态引入：干部培训制度产生的早期环境 |
| 二、 制度载体的产生与革命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的初步探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建的制度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的创立：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27.8—1937.7） |
| 一、 对抗中生存与意识形态中国化：冲突环境下制度的独立发展 |
| 二、 核心制度的创立与实干型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的形成：关键节点与制度生成动因 |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37.7—1945.8） |
| 一、 政党自主发展与意识形态整合：战争环境下制度的全面发展 |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政治精英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三、 制度的完善：路径依赖与制度内在价值的重构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45.8—1949.10） |
| 一、 国家机器扩张与干部紧缺的矛盾：全面战争环境下对干部的需求 |
| 二、 阶级基础扩大与制度边界延伸：制度载体的拓展与全方位干部培训 |
| 三、 制度边际延伸与政党整合：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现实需要 |
| 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演进与制度断裂：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制度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49—1956） |
| 一、 主体角色转变与客体多样化：过渡时期制度演进的环境 |
| 二、 政治精英培训正规化：制度体系与内涵的建构 |
| 三、 制度的演进：倾向与影响变量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的分化：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56.9—1966.6） |
| 一、 制度环境变迁与制度分化 |
| 二、 制度的分化与调整 |
| 三、 制度规定与现实运行的分化 |
| 第三节 制度断裂：“文革”时期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扭曲（1966—1976） |
| 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76.10—1982.9） |
| 一、 政治路线回归与意识形态重构 |
| 二、 制度的变迁：载体恢复与内涵重建 |
| 三、 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与影响变量 |
| 第二节 制度化与科学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82.10—2000） |
| 一、 意识形态发展与二元结构环境下对执政精英的要求 |
| 二、 制度化与科学化：任务与目标的转变 |
| 三、 推动制度化与科学化的综合动因 |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新时期围绕培养高素质执政精英的干部培训（2000—） |
| 一、 国情变化与政党能力提升 |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完善的特征与影响变量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制度的特征、功能与问题的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同步性变迁及根源 |
| 一、 制度的同步性变迁 |
| 二、 制度同步性变迁的根源 |
| 第二节 制度的主要功能 |
| 一、 强化政党学习能力 |
| 二、 加大政党整合力度 |
| 第三节 制度发展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
| 一、 意识形态标准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 |
| 二、 党性修养与世俗利益的冲突 |
| 三、 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矛盾 |
| 四、 应对问题的策略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重点 |
| (三) 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北平高校 |
| 第一节 公立高校 |
| 第二节 教会高校与私立高校 |
| 第三节 党的活动与学生运动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等院校的接管和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等院校的接管经过 |
| 第二节 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京高等院校的初步改造 |
| 第三节 思想改造、三反、“清理中层运动”在北京高校中的展开 |
| 第三章 接管后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等院校组织结构的调整 |
| 第一节 公立高等院校组织结构的变迁 |
| 第二节 教会高等院校组织结构的变迁 |
| 第三节 高校内中共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
| 第四章 北京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
| 第一节 北京高等院校调整的开始 |
| 第二节 北京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高潮 |
| 第三节 北京的新建高校及其特点 |
| 第五章 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校园生活的变化 |
| 第一节 课程设置 |
| 第二节 师生生活 |
| 第三节 教学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10）“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选题缘起 |
| 绪论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新中国"文艺界"作为观察视点 |
| 第一节 "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轨迹及经验 |
| 第二节 1949至1951年新中国"文艺界"描述的"关键词" |
| 第三节 "文坛霸权主义"的文学格局与《"文艺讲话"》的"裂缝"——1949至1951年中国“文艺界”的总体观照 |
| 第四节 1951年:考察新中国"文艺界"整合的关键年份 |
| 第一章 培养新文艺工作者的"实验"——中央文学研究所1951年开学的前前后后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前文艺学校建构的"历史经验"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文艺学校的"构想" |
| 第三节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简况 |
| 第四节 "文艺学校"的体制化探索经验——微观考察中央文学研究所 |
| 第二章 宿命的召唤:1951年昆仑影业公司的"命运"——以电影《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批判为视角 |
| 第一节 电影经验总结的透视与新中国电影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的电影格局与昆仑影业公司 |
| 第三节 私营电影业的新处境与昆仑影业公司的拍片——《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拍摄简况 |
| 第四节 批判声浪中私营电影业的"命运" |
| 第三章 "文艺建设丛书"与"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与影响 |
| 第二节 "文艺建设丛书"的出版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 第四节 思想的"整合":两种丛书不同的命运走向——“文艺建设丛书”、“新文学选集”最终命运的考察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与发行的"背后" |
| 第一节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前奏曲" |
| 第二节 思想改造运动话语建构的"蓝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
| 第三节 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全国文艺界文艺学习运动的"新动向"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四、自学《中国革命史》要览（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2]中国古代史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J]. 周作明.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S1)
- [3]自学《中国革命史》要览[J]. 汪云生. 中国考试, 1996(S1)
- [4]自学中国革命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 肖贵清,李田贵. 河北自学考试, 1995(09)
- [5]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D]. 牛晨越.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1949-1957年的中国法学教育[D]. 董节英. 中共中央党校, 2006(12)
- [8]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D]. 王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9]中国共产党对北京高校的接管、改造与调整（1948-1952）[D]. 任云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 ——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袁洪权.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