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指导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党的建设》杂志发行量达十九万三千份（论文文献综述）
黄建国[1]（2017）在《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文中指出陋俗文化形成于几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产物。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陋俗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直接导致农民群众备受陋俗文化束缚和压迫,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盲从迷信等色彩和倾向。民主革命时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众浓重的陋俗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思想意识上的最大敌人。如不肃清陋俗文化,党就成为农民的党,革命就不会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革命就会变为农民革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得不到贯彻落实,革命目标就不能实现,最终也就归于失败。如何才能在陋俗文化遍布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农村,宣传组织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思想文化革命,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肃清农民群众中的陋俗文化,使之认同并接受革命理论、积极参加革命的红线和主线。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现实,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从走俄国式革命之路到找到了自己的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积极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局部执政的实践尝试。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面对赣南、闽西地处封闭落后的山区,封建陋俗文化异常强大,陋俗文化充斥整个地区,农民群众身上尽是陋俗文化身影的现实,为克服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陋俗文化,改变他们对革命的盲从暖昧、冷漠甚至敌视,使之真正认同接受革命,并以高昂的斗志和亢奋的精神投身革命,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深入系统的反陋俗文化,极大地肃清了陋俗文化,建成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革命阶级觉悟、建立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发展了苏维埃政权、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论文由绪论和五章内容及结语构成。绪论主要就选题的依据及意义,阐述为什么研究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及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就研究的学术梳理和述评、思路和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进行阐述,介绍研究的相关情况。第一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相关概念界定。简单回顾了苏区和中央苏区的相关问题,主要阐述了陋俗文化的涵义、性质和危害,为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背景与原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等四个方面阐述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基于此阐述了中央苏区反陋文化的思想现实动因,主要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反陋俗文化的不彻底和局限性、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开展的历史必然、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先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需要、培养和造就工农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的需要、建设坚定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的需要五个方面。第三章是陋俗文化在中央苏区的现实表现和影响。陋俗文化充斥整个中央苏区,具体包括: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交织,宗教迷信和宗族家族陋习,落后愚昧生活和“黄赌毒”陋俗,封建婚姻和限制妇女陋习等,严重阻碍制约中央苏区革命发展。并重点从出身于旧社会的党员干部小农思想意识强烈、脱胎于旧中国的革命政权未能摆脱封建政权的阴影、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成为笼罩革命的“两个错误倾向”、宗族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革命大公无私无畏精神、陋俗文化是王明“左”倾错误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封建陋俗陋习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表现和影响。第四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重大举措。这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着重从立足文化知识教育、狠抓革命理论教育、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围绕妇女革命动员、着眼革命宣传教育方式、紧抓公共卫生宣传普及和毛泽东等杰出共产党人反陋俗文化的实践等七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途径方法,构建了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科学体系。第五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研究历史重要的是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重要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三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反陋俗文化建成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验证了革命没有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是不可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胜法宝、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等阐述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对当前肃清陋俗文化残余具有重要启示,主要包括:肃清陋俗文化残余必须以科学理论指导为根本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和关键、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着力点和增长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为重要环节、以创新宣传教育媒介载体为必然选择。结语对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指出反陋俗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任道重远的艰巨任务。新时期新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央苏区开始反陋俗文化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着手,从战略上进行全新的构思和设计,以此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探索,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肃清陋俗文化残余推向新的高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中切实肃清陋俗文化。
孙延青[2]（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提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鄢进波[3]（2016）在《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上海因为商业的兴盛逐渐发展为远东地区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也曾被中共看作“罪恶的都市”与“革命的堡垒”1的集合体。建国初期政权新建之时,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国内城市人口最多、社会成分最为多样、工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开展了面向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从历史视角厘清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情背景下,面对上海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党的群众工作经历了从重构、整顿到巩固的特殊发展阶段,针对不同阶层采取了统战、组织、宣传等体现中国特色的工作路径,为现时代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特大型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提供历史借鉴。导言指出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群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成为国内各政党的执政根基和争取对象,党群关系的好坏更是左右了政权更替。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群众思想异质多元,是考验执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场域;建国初期,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这样一座特别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对党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章论述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的缘起。首先,本章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及群众工作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革命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群众工作是中共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组织、教育等实践活动,是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经历了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对象、方式存在差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理论奠定了基础。再次,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治理方式鲜明体现了旧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中共在建国初期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与上海城市的特殊实际情况结合,重新确立上海发展方向,这必然要求党的群众工作从上海实际情况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大城市实际情况的典范。第二章分析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从重建到强化阶段的不同特征。首先,中共接管上海后,面临原国民党政权与群众关系疏远的不利局面,为争取各阶层群众支持,中共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整顿纪律,以恢复生产为核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原则有序接管城市政权,探索构建新型党群关系途径;其次,面对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共动员“单位”与“非单位”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加强对社会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城市政权的合法化地位,体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新型党群关系;再次,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共根据上海私营工商者集中、利益关系复杂的格局,以多种方式动员公私合营,强化了在工商界的群众基础。第三章从实践角度分析对各阶层群众开展的统战、组织和宣传工作。本章分析中共与旧职员、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等群体的合作方式,认为统战政策是党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商界灵活运用的体现;同时,宣传教育作为改造群众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共通过“反投机运动”、“镇反运动”教育社会各阶层群众,并借助报纸、图书馆等宣传载体加强思想渗透,增强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共发挥人民代表会议、工会、工商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协助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群众纳入组织体系,为联系群众提供了多样化渠道。由此可见,中共在上海城市采取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城市实际工作中的体现。第四章分析群众工作的制度建设。稳定的宣传、组织工作制度有利于城市政权的巩固;为了转变宣传工作薄弱的局面,中共根据上海工商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以单位为主要对象进行宣传网制度建设,在基层培养联系群众的宣传员,强化了宣传教育在群众中的作用。同时,针对党与上海无组织里弄群众之间的松散关系,中共领导各里弄居民建设自治性组织制度,在服务居民生活的同时承担了组织、教育居民的责任,是特殊时空环境下中共在城市市民生活空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益尝试。第五章考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及效果。本章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角度分析建国初期上海城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取得的历史成就,认为中共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形成了符合当时上海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是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引以为鉴的地方。
陶海洋[4]（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李建中[5]（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说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陈可猛[6]（2014）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研究（1940-1947）》文中提出《妇女之路》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新华日报》的副刊之一，也是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和寻求实现国统区妇女解放道路的妇女报刊。《妇女之路》共出版149期，597篇各类文章，以通俗生动、朴实无华的语言吹响了国统区妇女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不断解放的号角。对《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其诞生背景、分析其业务实践、梳理其主要内容、总结其基本特点，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妇女之路》的诞生有深刻背景。抗战爆发后，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军民英勇对日斗争；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当局积极组织战略防御；在沦陷区，民众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抗日斗争。总之，不管是在根据地、国统区还是沦陷区，抗日救亡怒潮此起彼伏。这一时期，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多种妇女组织，妇女思想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妇女积极开展拥军支前活动，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在国统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改组，中共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国统区各界妇女宪政运动以及各地妇女解放运动势头迅猛，妇女运动空前活跃。在沦陷区，上海“孤岛”妇女进行不屈斗争，其它沦陷区妇女也在进行顽强抗争，妇女运动迎难而上。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当局以及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领导的妇女报刊空前兴盛。同时，“妇女回家”、“贤妻良母”主义沉渣泛起，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这一话题在报刊上激烈论争。《妇女之路》的业务实践丰富而又成熟。从指导思想上看，《妇女之路》的指导思想服务并服从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抗战时期、战后初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有细微调整和变化。从作者群体上看，《妇女之路》的作者群体有中共领导人、中共南方局妇委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社社内同仁、《新华日报》社社外贤达之分。从文章体裁上看，《妇女之路》的文章可分为诗歌、小说、小品文、报告文学、书评等文学作品类，音乐、书法等艺术作品类，问答、小知识等生活作品类。从编辑艺术上看，《妇女之路》的编辑尽职尽责且有很高的政治修养、业务修养和社会活动能力，对稿件的选择和组稿有严格要求，对版面的编排和美化独具匠心。《妇女之路》的内容全面而深刻。从明确妇女运动的重要地位、阐释妇女运动的先决条件、指明妇女运动的主体力量、强调妇女运动的领导力量、介绍妇女运动的组织形式五个方面传达党对国统区妇女运动的指示；从解放区妇女拥军支前、参政议政、生产劳动、家庭生活四个方面宣传解放区妇女的真实图景；从政治权利缺失、经济地位低下、家庭生活凄惨三方面揭露国统区妇女的悲惨生活；从妇女解放理论、妇女典型事迹两方面介绍国外妇女的生活和斗争；从恋爱、婚姻、家庭三方面介绍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现代恋爱婚姻家庭观。《妇女之路》的基本特色突出而鲜明。其文化性表现为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新思潮、指导国统区妇女的文化生活；其艺术性表现为思想境界的重构性、语言境界的审美性、体裁表现的多元性；其知识性表现为注重关注日常生活常识和职业卫生知识；其科学性表现为传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理念。
钟声[7]（2014）在《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年）》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1919年-1928年）十年间的文本梳理,分析透视当时中国与南洋华社的互动及相互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中国并没有就此进入宪政,更没有进入和平、稳定与发展。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大军阀拥兵自重,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中国大地军阀混战连年。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派也未曾停歇,在军阀斗争中,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努力。革命派与军阀、革命派内部、各大军阀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就实力而言,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来说,最弱的都是孙派革命党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再一次将目光放在了近代革命的传统后方——南洋。在南洋,革命党人首先做的是进行革命的宣传,《新国民日报》便是其在南洋进行革命宣传的机关喉舌。本文正是要通过这份华文报对当时中国与南洋之间的关系,相互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本文第一章对新加坡华文报的发展史进行了简单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华文报的兴起、发展及滥觞。新加坡华文报经历了宗教性报纸、政治性报纸、商业性报纸的转变。政治性报纸的创办,正是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南洋角逐的产物,它们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中国近代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政治性报纸转为商业性报纸,是应时代所趋,既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也是新加坡华社社会变迁的反映。到了现代,华文报发展一度示弱（这也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有关）,但是到了当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声音需要更多的平台传递,新加坡华文报进入大发展期。第二章对《新国民日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第一节介绍该报的前身后续。版面形式的介绍使我们对这份报纸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然后深入了解它的创办宗旨,发行范围、发行量及经营状况。第二节详细介绍了该报的同仁。一份报的思想通过该报的报人来体现、传递,所以要想了解一份报纸必须深刻了解活跃在它上面的报人。《新国民日报》的经理、主编、主要撰稿群体基本向我们传递了该报的思想倾向。第三节整体评价了该报的新闻与评论内容和特征,同时介绍了该报代表性的副刊《新国民杂志》及广告。第三章阐述《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早在19世纪末已经在南洋播种并生根发芽,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的革命思潮不断发展演进,通过《新国民日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革命思想在南洋华社的发展。第四章阐述《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首先介绍了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概况,对南洋华侨民族主义进行了界定,梳理了它的发展,探究了它的成因。然后总结归纳了该报对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加强所作的工作与努力。最后阐述了在民族主义强化下,南洋华社对祖国的认同。第五章阐述《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女性解放运动的勃兴。该报对中国及南洋女性问题极为关注,女性问题成为在该报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问题。女性解放一直伴随中国的政治社会革命,南洋女性解放运动其实也是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一个反映与延伸。通过《新国民日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南洋华社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轨迹,女性解放运动的理论演进,实际行动与成效。通过对《新国民日报》内容形式上的梳理,我们对新加坡这份近代华文报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第三、四、五章具体问题的详细阐述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与南洋华社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报纸是活的历史资料库,历史远去,但是我们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尽量客观的还原历史,藉以指导今天的社会发展。
李伟玲[8]（2020）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路矿工人运动是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深入探究这一历史事件爆发的缘由,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的作用贯穿于工人运动的全程。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即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在国内,路矿工人自身艰难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态以及生活的单调、娱乐文化的缺失等诸多因素都成为路矿工人接受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潜在因素;中国共产党自身亟需增强生命力、扩大影响力等原因成为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因素等等。在国外,社会革命、思潮以及共产国际的建立等是党与路矿工人结合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助燃剂。党早期针对路矿工人自身的诉求及其文化水平,开展了侧重性和针对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处于文盲水平的路矿工人进行了汉字扫盲教育,对初具文化水平的路矿工人进行了基本常识教育,对已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路矿工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革命斗争教育。同时,党十分注重对路矿工人开展文体娱乐教育,以充实路矿工人的精神世界和增强路矿工人的体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了路矿工人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以及身心体魄,促使他们由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将其松散的国内社会各阶层整体化,为党革命事业与阶级壮大提供了助力。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党将工人消费合作社、劳动介绍所、故工抚恤会作为保障,为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给予了物质前提,并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确保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灌输。最后,再依据路矿工人群体的特点,采用报纸、歌谣、宣讲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路矿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同时,针对路矿工人中存在旧式工人团体的问题,党采取内部斗争的工作方法,逐步取代旧式团体,建立新式工人团体。通过上述这些科学系统的教育方法,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方面改善了路矿工人的生存环境,提高了路矿工人的阶级自觉性,坚定了路矿工人的共产主义思想信念,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路矿工人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方面体现了党政策方针的科学性,培育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以及武装力量等。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从受教育者政治思想状况的实际出发,坚持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以物质保障为前提,精神教育为目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等。总之,党早期路矿工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国内路矿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政治意识的提高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开展,对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
王良青[9]（2014）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是在党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其后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热潮。但是其实践却是始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早期的中国知识精英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前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命题已经展开了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视域,有助于深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及其发展壮大中的意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作出了开创性探索。这一探索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执政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全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绪论和正文的五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选题理论和现实的意义,选题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国内外研究概况以及论文相关概念的的界定及历史考查。第一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主客观条件,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第二章论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包括: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撰写文章、翻译经典著作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出版通俗刊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社团、讲堂、学堂、补习学校、课堂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各种纪念活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第三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第四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局限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以下特点:探索大众化的过程由自发到自觉、探索大众化的内容上囿于’阶级斗争”的视域、探索大众化的模式上,深受苏联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掌握传媒的资源不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缺乏有力的机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度;经费短缺、民众文化水平低,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第五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挑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把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充分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建立各种保障机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
陈峥[10]（2014）在《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文中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拯救民族危亡,青年学生踊跃入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人主要关注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关于地方实力派组建学生军的成果则不多。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日本在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政治诱降的方针,以引诱中国军队和政府投降,役使中国民众为其侵略服务。鉴于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抗战初期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修正,由单纯的军事抗战转为对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的重视。对新桂系来说,广州失陷后,广西已经直接面临日军的武力威胁。因留守广西的部队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日军入侵,为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配合正规军作战,新桂系于1938年11月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以下简称学生军）。学生军成立后,经短暂的军政训练后,奉命挺进桂南、桂东南等地,负责动员民众、推行政府政令等工作。桂南会战期间,学生军采取多种方式配合军队作战,保障了会战的进行。会战结束后,学生军配合军队和政府完成了善后工作。1941年8月,学生军被解散。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也十分重视,通过种种方式与新桂系对学生军进行争夺。围绕以上两条线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学生军的组建原因。学生军的成立,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时代背景。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新桂系无论是民众动员还是部队的政训工作,都急需大量人员,为防备蒋介石势力对广西的扩张和中共对广西青年的争夺,鉴于军校学生在国内战争的优异表现和第一、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成功经验,广西当局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第二章对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进行了考察。主要研究了广西当局的宣传动员、考核方式、组建部队、创设领导机构、军政训练等内容。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学生军在桂南会战前后的活动。桂南会战前,学生军主要配合政府进行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方面开展了社会动员；会战爆发后,学生军配合正规军,协助基层政府,动员民众破坏日军后勤补给,打击汉奸势力,建立军民合作站,保证部队后勤供给,为部队提供情报和向导,进行战地宣传等；会战结束后,学生军协助政府恢复基层政权,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收容救济难民,完成了收复区的善后工作。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的争夺是本文的重要内容,论文第四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十分重视,为争夺这批青年,在学生军成立之初,就派遣了大批党员加入。学生军成立后,中共通过派将领和学者在学生军中演讲,为学生军培养宣传骨干,派党员掌握学生军创办的报刊,反击托派分子破坏,反三青团和军官控制,加强上层渗透,组织学生学习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手段,基本掌握了学生军的文化领导权和基层领导权,使很多学生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第五章主要研究了学生军解散的原因及解散后学生的去向问题。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日军从桂南的撤退,在善后工作完成后,新桂系以学生军“赤化”的名义将其解散,随后对学生的去向进行了安排。学生军解散后,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继续活动,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学生军党员领导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的胜利和其他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纵观学生军三年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内部官生兵夫平等,工作方式以分散行动为主,与民众关系密切；在大后方青年中起到了楷模作用；中共则通过在学生军中的活动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对中共在广西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军的人数尽管只相当于正规军的一个师,但这些人员都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有较强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学生,其在宣传和民众动员等工作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远非正规军一个师所能比。其他地方如山西虽然也组建了新的武装,但属于战斗部队。可以说,大规模组建以宣传和动员民众等任务为主的学生武装团体,广西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绝无仅有的。综上所述,在抗战初期的广西,面临日本、蒋介石、中共等多种势力的威胁,为确保自己的地盘,新桂系认识到了单凭已有军队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而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而不得不成立学生军以动员民众来增强自身实力。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协议,中共只能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对广西当局新成立的学生军加以控制和影响。从上述的论述也看出,中共的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指导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党的建设》杂志发行量达十九万三千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指导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党的建设》杂志发行量达十九万三千份（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依据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梳理和述评 |
| (一) 中央苏区研究梳理 |
| (二) 陋俗文化研究梳理 |
| (三)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梳理 |
| (四)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苏区 |
| 一、苏维埃的含义 |
| 二、苏区的时间和区域 |
| 三、苏区的地位和影响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 |
| 一、中央苏区的时间跨度 |
| 二、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 |
| 三、中央苏区的地位影响 |
| 第三节 陋俗文化 |
| 一、陋俗文化的涵义 |
| 二、陋俗文化的性质 |
| 三、陋俗文化的危害 |
| 第二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背景与原因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的呈现和反映 |
|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社会历史环境 |
| 四、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思想现实动因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反陋俗文化的不彻底和局限性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开展的历史必然 |
| 三、建设先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需要 |
| 四、培养和造就工农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的需要 |
| 五、建设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的需要 |
| 第三章 陋俗文化在中央苏区的现实表现和影响 |
| 第一节 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交织掌控人民群众 |
| 一、革命前“四权”是反动统治最强有力的工具 |
| 二、革命后“四权”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是革命的大敌 |
| 三、附着的官僚等级特权思想严重影响革命发展 |
| 第二节 宗教迷信和宗族家族陋习是限制革命的重要因素 |
| 一、宗教迷信作为精神寄托严重影响革命热情 |
| 二、宗族家族陋习作为人身依附严重影响革命意识 |
| 第三节 落后愚昧生活和“黄赌毒”陋俗严重制约革命 |
| 一、落后愚昧生活是迟滞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原因 |
| 二、“黄赌毒”陋俗是影响革命发展的罪恶毒瘤 |
| 第四节 封建婚姻和限制妇女陋习严重阻碍妇女参加革命 |
| 一、封建婚姻是束缚控制妇女的最大精神枷锁 |
| 二、限制妇女陋习是妇女自由解放革命的主要羁绊 |
| 第五节 封建陋俗陋习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表现和影响 |
| 一、出身于旧社会的党员干部小农思想意识强烈 |
| 二、脱胎于旧中国的革命政权未能摆脱封建政权的阴影 |
| 三、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成为笼罩革命的“两个错误倾向” |
| 四、宗族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革命大公无私无畏精神 |
| 五、陋俗文化是王明“左”倾错误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重大举措 |
| 第一节 立足文化知识教育反陋俗文化 |
| 一、设置教育机构构建教育体系,积淀反陋俗文化的文化因素 |
| 二、编印文化教育书刊教材,拓宽反陋俗文化媒介 |
| 三、掀起识字学习运动,扩大文化知识受众群体 |
| 第二节 狠抓革命理论教育反陋俗文化 |
| 一、着重思想建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
| 二、开办党校及训练班,开拓反陋俗文化的平台和阵地 |
| 三、开展革命理论教育,启迪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 |
| 四、增进革命理想信念认同,奠定反陋俗文化的思想基因 |
| 第三节 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反陋俗文化 |
| 一、以革命政权建设,营造反陋俗文化政治生态 |
| 二、健全监督监察体系,着力反对苏区各种陋俗陋习 |
| 三、以先进模范典型,造就一支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 |
| 四、打造最廉洁的执政,获取最广泛的革命资源 |
| 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消除“左”倾错误生存的根基 |
| 第四节 围绕妇女革命动员反陋俗文化 |
| 一、以革除陋俗婚姻为突破,打破妇女束缚的封建枷锁 |
| 二、以参加政治生活为重点,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
| 三、以革命和生产“双重任务”,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
| 四、以妇女解放与发展,营造反陋俗文化的社会氛围 |
| 第五节 着眼革命宣传教育方式反陋俗文化 |
| 一、通过出版发行革命书刊,宣传革命反陋俗文化 |
| 二、通过革命标语口号,宣传革命反陋俗文化 |
| 三、通过群众性文艺活动,宣传革命新思想新文化 |
| 四、以通俗化大众化教育,为反陋俗文化提供动力保障 |
| 第六节 紧抓公共卫生宣传普及反陋俗文化 |
| 一、宣传普及提高公共卫生知识,改变愚昧落后生活状态 |
| 二、着力于公共卫生建设反陋俗陋习,树立新生活观念 |
| 第七节 毛泽东等杰出共产党人反陋俗文化实践 |
| 一、毛泽东反陋俗文化改造农民成分的党 |
| 二、朱德加强军队建设反陋俗文化 |
| 三、周恩来围绕右倾和“左”倾错误反陋俗文化 |
| 四、张闻天在反王明“左”倾错误中反陋俗文化 |
| 五、刘少奇着力改造工矿企业反陋俗文化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三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 |
| 二、反陋俗文化建成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 |
| 三、验证了革命没有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是不可能胜利 |
| 四、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胜法宝 |
| 五、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对当前肃清陋俗文化残余的启示 |
| 一、必须以科学理论指导为根本要求 |
| 二、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和关键 |
| 三、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着力点和增长点 |
| 四、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
| 五、必须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为重要环节 |
| 六、必须以创新宣传教育媒介载体为必然选择 |
| 结语 反陋俗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任道重远的艰巨任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因商而兴：上海精神与上海人 |
| 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五、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中共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阐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
| 二、1949至1956年的时段内涵 |
| 第二节 中共群众路线的起源及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一、中共群众路线的提出及群众工作实践历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群众工作的探索过程 |
| 三、上海解放前中共接管城市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 |
| 一、上海城市发展促使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上升为精英阶层 |
| 二、上海城市发展为工人阶级壮大创造了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城市发展为底层边缘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 |
| 四、上海城市发展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的四重变奏与发展定位 |
|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 |
| 二、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到海防前沿和国际友好交流平台 |
| 三、民间社团组织从散漫到有序化 |
| 四、人口结构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 |
| 第二章 重构到强化：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重构：中共在上海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1949-1950） |
| 一、劫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上海群众关系恶化 |
| 二、集训：中共部队接管上海前的筹备工作 |
| 三、接管：中共密切上海群众关系的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调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党群互动（1950-1953） |
| 一、抗美援朝运动前上海各阶层群众的社会心态 |
| 二、中共领导上海各阶层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过程 |
| 三、上海各行业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阶段群众的道路选择（1953-1956） |
| 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利益各方的复杂关系 |
| 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会的作用及工作方式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协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 |
| 一、留用与改造：中共对原政府机构人员的工作方式分析 |
| 二、协商：中共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中共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合作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宣传教育：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
| 一、反投机活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及作用分析 |
| 二、群众性运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分析 |
| 三、宣传载体联系群众的作用与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组织协助：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门机构 |
| 一、人民代表会议是党和政府沟通群众的渠道 |
| 二、工会是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的助手 |
| 三、工商联合会是协助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群众工作的宣传制度分析 |
| 一、宣传网制度初建阶段宣传员的发展方式分析 |
| 二、宣传网制度巩固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作用分析 |
| 三、宣传网整顿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分析 |
| 第二节 群众工作的组织制度分析 |
| 一、里弄临时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二、里弄常规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三、里弄群众组织制度的案例分析——以宝兴里为例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与效果考察 |
| 一、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分析 |
| 二、走向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效果考察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与启示 |
| 一、历史经验分析 |
| 二、评价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4）《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6）《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研究（1940-194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研究综述 |
| 一、 概念阐释 |
| 二、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写作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妇女之路》的诞生背景 |
| 第一节 抗日救亡怒潮此起彼伏 |
| 一、 敌后战场广阔开辟 |
| 二、 正面战场战略防御 |
| 三、 沦陷区人民顽强抗争 |
| 第二节 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
| 一、 根据地妇女运动如火如荼 |
| 二、 国统区妇女运动空前活跃 |
| 三、 沦陷区妇女运动迎难而上 |
| 第三节 妇女报刊副刊空前兴盛 |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报刊 |
| 二、 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妇女报刊 |
| 三、 各党派社团领导的妇女报刊 |
| 第四节 贤妻良母主义沉渣泛起 |
| 一、 贤妻良母主义出现背景 |
| 二、 贤妻良母主义论争展开 |
| 三、 贤妻良母主义论争意义 |
| 第二章 《妇女之路》的业务实践 |
| 第一节 《妇女之路》的指导思想 |
| 一、 抗战时期《妇女之路》的指导思想 |
| 二、 战后初期《妇女之路》的指导思想 |
| 三、 内战时期《妇女之路》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妇女之路》的作者群体 |
| 一、 中共领导人 |
| 二、 南方局妇委妇女组 |
| 三、 《新华日报》社内同仁 |
| 四、 《新华日报》社外贤达 |
| 第三节 《妇女之路》的文章体裁 |
| 一、 文学作品 |
| 二、 艺术作品 |
| 三、 生活作品 |
| 第四节 《妇女之路》的编辑艺术 |
| 一、 编辑的职责和修养 |
| 二、 稿件的选择和组稿 |
| 三、 版面的编排和美化 |
| 第三章 《妇女之路》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传达党对妇女运动的指示 |
| 一、 明确妇女运动的重要地位 |
| 二、 阐释妇女运动的先决条件 |
| 三、 指明妇女运动的主体力量 |
| 四、 强调妇女运动的领导力量 |
| 五、 介绍妇女运动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宣传解放区妇女真实图景 |
| 一、 解放区妇女拥军支前 |
| 二、 解放区妇女参政议政 |
| 三、 解放区妇女生产劳动 |
| 四、 解放区妇女家庭生活 |
| 第三节 揭露国统区妇女悲惨景象 |
| 一、 政治权利缺失 |
| 二、 经济地位低下 |
| 三、 家庭生活凄惨 |
| 第四节 介绍国外妇女生活和斗争 |
| 一、 妇女解放理论 |
| 二、 妇女先驱事迹 |
| 第五节 倡导现代恋爱婚姻家庭观 |
| 一、 恋爱 |
| 二、 婚姻 |
| 三、 家庭 |
| 第四章 《妇女之路》的基本特性 |
| 第一节 文化性 |
| 一、 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新思潮 |
| 二、 指导国统区妇女的文化生活 |
| 第二节 艺术性 |
| 一、 思想境界的重构性 |
| 二、 语言境界的审美性 |
| 三、 体裁表现的多元性 |
| 第三节 知识性 |
| 一、 日常生活常识 |
| 二、 职业卫生知识 |
| 第四节 科学性 |
| 一、 传播自然科学 |
| 二、 传播社会科学 |
| 三、 传播科学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妇女之路》刊文目录 |
| 作者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7）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设想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加坡华文报概况 |
| 第一节 新加坡华文报业的兴起 |
| 一、传教士创办的华文刊物 |
| 二、早期华人创办的华文报 |
| 第二节 新加坡华文报业的发展 |
| 一、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时期 |
| 二、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日本投降前的商业化时期 |
| 三、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 |
| 第三节 新加坡华文报的滥觞 |
| 一、华侨办报到华人办报的转型期 |
| 二、新的大发展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国民日报》概况 |
| 第一节《新国民日报》的创办 |
| 一、《新国民日报》的前身后续 |
| 二、《新国民日报》的宗旨及版面形式 |
| 三、新国民日报》的发行范围和发行量 |
| 第二节《新国民日报》的同仁 |
| 一、《新国民日报》经理 |
| 二、《新国民日报》主笔张叔耐 |
| 三、《新国民日报》主要撰稿群体 |
| 第三节《新国民日报》概貌 |
| 一、新闻与评论内容 |
| 二、新闻与评论风格特征 |
| 三、《新国民杂志》 |
| 四、广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
| 第一节《新国民日报》与南洋社会反专制思想 |
| 一、揭露北洋政府的腐败内政 |
| 二、鞭挞北洋政府的无能外交 |
| 三、《新国民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学界 |
| 第二节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
| 一、鼓吹资产阶级革命 |
| 二、维护民主共和——与《叻报》的论战 |
| 三、提倡社会革命 |
| 第三节 对共产主义思潮态度的演变 |
| 一、初期的碰撞 |
| 二、接纳中的合作 |
| 三、合作中的容忍、背叛与清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 |
| 第一节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概况 |
| 一、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界定 |
| 二、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 |
| 三、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成因 |
| 第二节《新国民日报》对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情绪的促进 |
| 一、关注华侨经济利益 |
| 二、批判殖民地政府对南洋华侨的不公 |
| 三、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 |
| 第三节 南洋华侨社会对祖国的认同 |
| 一、华侨对祖国革命的支持 |
| 二、华侨对国内灾难的赈济 |
| 三、华侨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女性解放运动的勃兴 |
| 第一节 南洋华侨女性问题的概况 |
| 一、女性出洋 |
| 二、娼妓问题 |
| 三、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 |
| 四、沉舟侧畔的新式女性 |
| 第二节 南洋华侨女性解放运动及其发展 |
| 一、南洋华侨女性解放运动的狂飙突进 |
| 二、女性解放运动下南洋华侨婚恋观的嬗变 |
| 第三节 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 |
| 一、新加坡女子教育体系 |
| 二、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 |
| 三、女子的新监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8）中国共产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评价 |
| (三)研究目的 |
| 二、研究设计和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
| 一、改善生存环境是提高路矿工人政治意识的物质需要 |
| (一)改善“仿佛一座地狱”工作及居住条件的需要 |
| (二)降低“突破道德极限与纯粹身体极限”工作时长与强度的需要 |
| (三)提高“尚不如骡马”工资待遇及政治地位的需要 |
| (四)转变“到处都是烟馆和赌馆”生活风气及封建迷信精神风貌的需要 |
| 二、加强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壮大力量的内在需求 |
| (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需要 |
| (二)彰显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的需要 |
| (三)壮大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需要 |
| 三、加强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推进国内社会革命进程的时代需要 |
| (一)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内社会革命领导人的必然性 |
| (二)路矿工人数量、力量在一战前后的逐渐增加及展现 |
| 四、加强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坚持国际共产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一)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学习苏联模式的必然性 |
| (二)中国共产党加入并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必然性 |
| 第三章 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一、加强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打好文化基础 |
| (一)开展汉字扫盲教育,提升路矿工人的基本阅读能力 |
| (二)开展科学的基本文化及常识教育,提升路矿工人的基本素养 |
|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教育,提升路矿工人的思想觉悟和身体素质 |
| 二、加强政治教育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
|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升路矿工人的政治理论水平 |
| (二)开展反帝反军阀教育,唤醒路矿工人阶级自觉意识 |
| (三)开展政治斗争教育,引导路矿工人追求政治权益 |
| 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为工人运动的胜利给予保障 |
| (一)开展统一战线教育,增强路矿工人的团结意识 |
| (二)开展反工贼、反招牌工会教育，增强路矿工人群体的纯洁性与团结性 |
| 第四章 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
| 一、通过工人消费合作社、劳动介绍所、故工抚恤会增强路矿工人的向心力 |
| 二、通过办校、工人俱乐部提升路矿工人文化水平 |
| 三、通过报刊、歌谣、讲演等方式提高路矿工人革命意识 |
| 四、通过融入、分化、瓦解层层深入地改造旧式工人团体 |
| (一)积极吸收、教育旧式工人团体中的工人骨干,通过“当小弟”的方式融入与旧式工人团体 |
| (二)利用内部矛盾,联合旧式工人团体中下层,分化旧式工人团体 |
| 第五章 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
| 一、提高了路矿工人的生活质量,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 |
| 二、提高了路矿工人的自信心与政治自觉,坚定了路矿工人对共产党的拥护 |
| 三、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奠定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 |
| (一)路矿工人入会、入党人数的逐年递增 |
| (二)培育了党的武装力量,支援了国民革命 |
| (三)培育了党的后备军,为党的壮大以及革命斗争奠定了阶级基础 |
| 第六章 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及当代启示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
| (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
|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以物质保障为前提,精神教育为目的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 (二)与时偕行、不断探索新方法是新时期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 |
| (三)紧密把握时代主题是新时代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
| (四)坚持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新时代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依据 |
| (一) 理论依据 |
| (二) 现实依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与本论题相关的主要观点简介 |
| 四、相关基本概念 |
| (一)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
| (二) 马克思主义者概念及其判断的标准的历史考察 |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必要性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观件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 |
|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念 |
|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情怀 |
|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条件 |
| (一) 探索的理论依据 |
| (二) 探索的文化基础 |
| (三) 探索的语言载体 |
| 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需要 |
| (三) 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四) 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
| 第二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
| 一、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一) 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
| (二) 唤醒民众的方法 |
| 二、撰写文章、翻译经典著作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
| (一) 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平事迹 |
| (三)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 三、出版通俗刊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版期刊客观有利条件 |
| (二)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下出现了出版、发行期刊的热潮 |
|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
| 四、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 |
| (一) 与实用主义代表胡适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
| (二) 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 |
| (三)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
| 五、社团、讲堂、学堂、补习学校、课堂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 |
| (一) 成立各种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开设工人补习学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 马克思主义进课堂 |
| 六、各种纪念活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相关纪念活动 |
|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纪念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三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
| 一、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一) 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作用 |
| (二) 利用各种形式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三) 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促进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
| (一) 农民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二) 方法手段与农民特点的一致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实效的关键 |
| (三) 解放农民的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一致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 |
| 三、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
| (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
| (二) 党的组织的发展壮大 |
| 第四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局限性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
| (一) 探索大众化的过程由自发到自觉 |
| (二) 探索大众化的内容上囿于“阶级斗争”的视域 |
| (三) 探索大众化的模式上,深受苏联的影响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 |
| (二) 掌握传媒的资源不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 |
| (三) 缺乏有力的机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度 |
| (四) 经费短缺、民众文化水平低,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 |
| 第五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
| 一、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挑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 |
| (一) 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
| (二)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
|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把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
| (一) 与时俱进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
| (二) 引导大众有效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
| 三、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一) 针对不同受众对象，釆用不同的方法措施 |
| (二) 在宣传的手段，要把传统传媒与现代传媒结合起来 |
| 四、充分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建立各种保障机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 |
| (一) 执政的组织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
| (二) 执政的理论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
| (三) 执政的群众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群众基础 |
| (四) 依托执政的人力资源建立支稳定优秀的宣传队伍 |
| (五) 执政的历史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历史借鉴 |
| (六) 执政的经济资源为大众化提供物质保障 |
| 第六章 参考文献 |
| 博士就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 |
| 后记 |
（10）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 三、资料运用与论文结构 |
| 四、资料来源综述 |
| 第一章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组建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国内外对学生军训的重视与学生军的出色表现 |
| 一、世界各国重视学生军训给新桂系的启发 |
| 二、现代战争宣传对知识青年的需要 |
| 三、学生军在历次国内战争中的战绩 |
| 第二节 多种矛盾消长沉浮的驱动 |
| 一、民众动员工作中基层干部的极度缺乏 |
| 二、军队对政工人员的需求 |
| 三、抵制蒋介石势力扩张 |
| 四、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 |
| 第三节 “寓将于学”政策推行的结果 |
| 一、“寓将于学”政策的产物 |
| 二、第一届广西学生军在“六一”事件中的出色表现 |
| 三、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在省外的突出成就 |
| 第二章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 |
| 第一节 征召与选拔 |
| 一、宣传动员 |
| 二、考核方式 |
| 三、第二次招考 |
| 第二节 队伍组建 |
| 一、临时组队 |
| 二、组建部队 |
| 三、创设领导机构 |
| 第三节 军政训练 |
| 一、自我教育 |
| 二、集中训练 |
| 三、工作过程中的训练 |
| 第三章 桂南会战前后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
| 第一节 战前社会动员 |
| 一、军事政治动员 |
| 二、经济动员 |
| 三、文化动员 |
| 第二节 配合桂南会战 |
| 一、破坏日军后勤补给 |
| 二、建立军民合作站 |
| 三、收集情报与战地宣传 |
| 四、实行对日作战 |
| 第三节 处理善后工作 |
| 一、恢复基层政权 |
| 二、处理战争遗留问题 |
| 三、收容救济灾民 |
| 第四章 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领导权的争夺 |
| 第一节 加强思想文化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一、公开演讲培训 |
| 二、掌握报刊领导权 |
| 三、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加强党组织建设,控制青年领导机构 |
| 一、中共组织在学生军中的发展历程 |
| 二、反击托派分子 |
| 三、控制三青团 |
| 第三节 反对军官控制,掌握基层领导权 |
| 一、反击中上层军官 |
| 二、加强上层渗透 |
| 三、掌握基层领导权 |
| 第五章 学生军解散后学生的去向 |
| 第一节 学生军解散的原因考察 |
| 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
| 二、担心被中共控制 |
| 三、学生回校复学的愿望 |
| 第二节 学生军解散后学生的归宿 |
| 一、安排继续学习 |
| 二、送合作训练班受训 |
| 三、军队留用 |
| 第三节 学生军中共党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胜利 |
| 一、学生军解散前夕中共的应对 |
| 二、“豫湘桂战役”期间学生军党员组织和领导的游击战争 |
| 三、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学生军党员的斗争 |
| 结语 |
| 一、学生军的工作特点 |
| 二、在大后方青年中起了楷模和带头作用 |
| 三、为中共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 |
| 四、特殊还是普遍：与山西新军之比较 |
| 主要征引文献 |
| 附录 |
| 一、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大事记 |
| 二、在学生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部分中共党员简况 |
| 三、社会调查访谈笔录 |
| 后记 |
四、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指导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党的建设》杂志发行量达十九万三千份（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D]. 黄建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3]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D]. 鄢进波. 上海大学, 2016(02)
- [4]《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5]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6]《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研究（1940-1947）[D]. 陈可猛. 郑州大学, 2014(12)
- [7]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年）[D]. 钟声.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6)
- [8]中国共产党早期路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李伟玲.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0(04)
- [9]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D]. 王良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10]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D]. 陈峥. 复旦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