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至四期目录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孙元成[1](2021)在《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文中认为汉代器物铭文是指传世和出土的刻铸在汉代器物上的文字。铭文与墨书不同,墨书指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由於铜镜铭文具有较强的美化性和装饰性,需专门考察。墨书、铜镜铭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只是根据需要,文中个别之处或涉及墨书与铜镜铭文。本文旨在以汉代器物铭文为主要研究材料,对其中的异体字进行考察,总结分析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类型和特点,说明汉代器物铭文在汉字构形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异体字是指在一个稳定文字系统内变异的构形,它们记录同一个词或语素,并且读音相同或相近。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一套由构形成分组成的、不断变化和协调的构形机制。笔画、构件是常见的构形成分。根据构件功能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分别为构件简省与增繁的异体字、构件位移的异体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构形变异为异体字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复杂多变的文字。构形成分是携带意义的、按照一定层次从构形中离析出来的构形要素,它们的功能各异,彼此相互影响。构形成分在汉代器物铭文构形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构形调节和完善。依据异体字构件数量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可分为构件简省的异体字、构件增繁的异体字;根据异体字构件组合关系的共性,可分为构件相对位置改变而同一构件方向没有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没有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调换的异体字;参照异体字构件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形声字、双声字、部分是形声字而部分是双声字、非形声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这三种异体字分别在数量、组合关系、形态等构件功能上较一致。从构件功能一致性出发对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分类是可行的。变异为异体字产生提供了必要途径,变异构形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相同是形成异体字的基础。变异影响构形。构形成分变异引起构形趋异和类同,类化、音化是两种不同的变异过程及变异结果。类化主要表现为字内类化和字际类化。音化促进非形声字向形声字、形声字向双声字或与原来构形有别的形声字转变。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不同的类化、音化构形不是异体字构形。异体字由构形变异产生,异体字不是汉字构形变异的唯一结果。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文字,构形成分的调整和运行影响构形关系。器物铭文文字的形态和结构从早期汉字构形演变而来,与汉代文字构形密切相关,这体现了构形的历史演进和承袭更新。所以,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构形关系既包含同一历史时期使用的汉字构形关系,又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构形的传承和演变关系,这展示出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历时传承和共时认同。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语的字词关系。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类化字存在部分交叉,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笔画与构形里的饰笔、借笔或有重叠。这些问题也体现了异体字构形复杂和多变。
顾王乐[2](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提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陈龙[3](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研究指明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秦洁[4](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黄秋硕[5](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景李斌[6](2020)在《田本相学术年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九三二年,出生。五月五日,出生于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即现天津市南郊区葛沽镇。祖父田鹤年(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北洋大学俄文系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曾在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师参谋长等职。父亲田澍雨(一九○七-一九三八),笔名阿农,曾在天津创办《治新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受到迫害。母亲朱文玲具有《北京人》中愫芳那样的默默的耐性,承受生活的重担,有仁慈的心肠。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六岁至十二岁。一九三八年,
袁耀辉[7](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邹武龙[8](2019)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现实需要下(如红军大学教材极其短缺,为红军大学讲演教学而写,为即将到来的抗战作战略准备,批判党内错误军事路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有关会议决议(如遵义会议决议)内容的基础上而写的,写的内容是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红军大学曾印发“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稿给学员学习,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1941年2月23日毛泽东应八路军军政杂志社请求,同意将油印本在延安铅印出版单行本。自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后,其他出版社纷纷传印,出现了大量的单行本,很多集子或全文刊印或摘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若干章节将其收录。建国后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此文的版本非常多,可以划分为1949年10月以前的各种版本和1949年10月及以后的各种版本,两个时期的版本差别较大。本文最广泛的搜集已经出版的版本,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要版本及其内容变化进行研究。
刘潇[9](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至四期目录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至四期目录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异体字的界定 |
第二节 研究材料 |
一、汉代器物铭文材料 |
二、非汉代器物铭文材料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概述 |
一、清代之前及清代的研究 |
二、民国至今的研究 |
第二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构形成分 |
第一节 构形成分的性质 |
第二节 构形成分的作用和功能 |
第三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类型 |
第一节 构件简省和增繁的异体字 |
第二节 构件位移的异体字 |
第三节 构件替换的异体字 |
第四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产生 |
第一节 异体字的产生途径 |
第二节 异体字的产生过程 |
一、类化与非类化 |
二、音化与非音化 |
第五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历时演变与共时认同 |
第一节 历时演变 |
一、研究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历时演变的主要内容 |
二、分析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历时演变应注意的问题 |
第二节 共时认同及共时认同与历时演变的关系 |
第六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研究意义 |
第一节 异体字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
一、促进语音研究 |
二、反映词汇演变 |
三、揭示语法现象 |
第二节 异体字对文献研究的意义 |
一、对出土文献研究的意义 |
二、对传世文献研究的意义 |
第七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相关问题研究 |
第一节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语字词关系 |
一、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 |
二、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 |
第二节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类化字 |
第三节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构形中的饰笔和借笔 |
结语 |
附录一 汉代器物铭文字形来源 |
附录二 引用书籍及简称 |
附录三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字例简表 |
凡例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J |
K |
L |
M |
N |
P |
Q |
R |
S |
T |
W |
X |
Y |
Z |
索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後记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三、误说字本义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结语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单字索引 |
简称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于右任的诗话着述及其早期诗学观念 |
第一节 《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一、傅辑本《骚心丛谈》补遗勘误 |
二、《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 |
三、《骚心丛谈》的诗学观念 |
第二节 《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一、《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 |
二、《独树斋诗话》的诗学观念 |
第二章 于右任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与诗风演变 |
第一节 于右任的人生轨迹与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 |
一、倡言革命,反帝反清 |
二、山河沦落,革命艰难 |
三、落叶归根,遥望大陆 |
第二节 于右任的人生历程与诗风演变 |
一、早期诗歌(1906年以前):慷慨悲愤 |
二、中期诗歌(1906—1949年):沉郁顿挫 |
三、后期诗歌(1950—1964年):悲凉感伤 |
第三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 |
第一节 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发生发展 |
一、《神州日报》《民呼日报》与前南社时代 |
二、《民吁日报》与南社的崛起 |
三、《民立报》与南社的兴盛 |
第二节 陕西靖国军诗群及其诗歌活动考论 |
一、陕西靖国军诗群的崛起 |
二、陕西靖国军诗群谱系述略 |
三、陕西靖国军诗群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三节 民族诗坛及其“民国诗运动”考论 |
一、民族诗坛考述 |
二、民族诗坛的“民国诗运动” |
三、民族诗坛在抗战诗史上的影响 |
余论 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及其诗学改革 |
一、“朝野齐推为诗魁”: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 |
二、“诗体解放说”与台湾诗学改革 |
第四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歌的近现代化 |
第一节 晚清诗歌近代化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一、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鸦片战争爱国诗潮 |
二、中国诗歌近代化的阶段特征 |
三、《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第二节 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
一、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 |
二、旧新诗体共同发展的启示 |
附录一 《半哭半笑楼》辑录 |
附录二 《骚心丛谈》辑录 |
附录三 《独树斋诗话》辑录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报载于右任佚诗辑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后记 |
(4)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一、生平与易着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二、六艺与易教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余论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索引 |
个人简历 |
(7)《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现状 |
1.2 选题缘起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相关说明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2.7 小结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3.4 小结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4.1 俗语词概述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4.5 小结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5.8 小结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6.3 小结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7.3 小结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8.1 语言学价值 |
8.2 文化学价值 |
8.3 小结 |
第九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1949年10月以前的研究 |
(二)1949年10月及以后的研究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四)不足之处 |
第1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背景、成文和出版过程 |
1.1 写作背景 |
1.2 成文、出版过程 |
第2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旨、历史作用 |
2.1 主旨 |
2.2 历史作用 |
第3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文版本概况 |
3.1 1949年10月以前的版本 |
3.2 1949年10月及之后的版本 |
第4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校勘与分析 |
4.1 1949年10月以前版本校勘与分析 |
4.1.1 1945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与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校勘与分析 |
4.1.2 1946年《党的政策选集》版与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校勘与分析 |
4.2 1949年10月及以后版本校勘与分析 |
4.2.1 1952年《毛选》第2版和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4.2.2 1967年《毛选》版和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4.2.3 1975年单行本和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4.3 1951年《毛选》第1版与1941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校勘与分析 |
4.3.1 标点符号的修改 |
4.3.2 文字的修改 |
4.3.3 使表述更通俗、明白的文字修改 |
4.3.4 使表述更准确、合理和全面的文字修改 |
4.3.5 政治性、思想性修改: |
4.3.6 删除文字 |
4.3.7 增加了题解、注释 |
4.4 1991年《毛选》第2版与1951年《毛选》第1版校勘与分析 |
4.4.1 正文校勘与分析 |
4.4.2 注释校勘与分析 |
第5章 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些思考 |
5.1 《问题》版本及其修改的特点 |
5.1.1 《问题》的版本具有广泛性 |
5.1.2 修改后更具有科学性 |
5.1.3 修改后更注重中国的特殊性 |
5.2 《问题》的现实影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四、论文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宋代官刻书籍发展的因素 |
第一节 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
一、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 |
二、造纸、印刷、制墨技术的提高 |
三、宋代雕版印刷中心的形成 |
四、官刻工匠群体的扩大 |
第二节 政治制度的推行 |
一、文官政治的推行 |
二、科举入仕 |
第三节 教育文化的发展 |
一、学校教育的兴盛及普及 |
二、文化的发展 |
第四节 官刻多层次机构的设置 |
一、中央官营刻印机构 |
二、地方刻印机构 |
第二章 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上) |
第一节 经部书籍 |
一、经类及注疏书籍刊刻 |
二、韵书、字类书籍的刊刻 |
第二节 史部书籍 |
一、史书的修订及编撰 |
二、政事、官制等类书籍的刻印 |
四、刑法及敕令类刻印 |
第三章 官刻经史类书籍(下) |
第一节 宋代地理类书籍大量出现的原因 |
第二节 两宋方志撰修汇总 |
一、总志和其他志书的编修 |
二、路州县地方志的编修 |
第三节 宋代编修方志的特点 |
一、以当地执政官员为主持编修者 |
二、以基层官员及学校教员为编修人员 |
三、广泛搜集各类编修材料,考订取舍 |
四、多方筹集编修资金 |
第四节 宋代方志的影响 |
第四章 官刻子部集部书籍 |
第一节 子部书籍 |
一、诸子、类书的刊刻 |
二、医学类书籍的刊印 |
三、历日及生产技术类书籍的刊印 |
四、释、道类书籍的刊刻 |
五、其它类书籍刊刻 |
第二节 集部书籍 |
一、总集类书籍刊刻 |
二、别集类书籍刊刻 |
第五章 官刻书籍的收藏与流通 |
第一节 官刻书籍的收藏 |
一、宋代的征书、献书 |
二、图书的收藏 |
第二节 官刻书籍的流通 |
一、中央颁赐 |
二、市场流通 |
三、官府藏书流失 |
第六章 宋代官刻书籍的影响 |
第一节 官刻书籍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
第二节 官刻书籍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
第三节 官刻书籍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
第四节 官刻书籍对刻印出版业的影响 |
结语 |
附表 |
附表一:刊刻机构刻工表 |
附表二: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附表三: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部分 |
二、今人着述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至四期目录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D]. 孙元成.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3]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田本相学术年谱[J]. 景李斌. 东吴学术, 2020(02)
- [7]《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8]《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版本研究[D]. 邹武龙. 湘潭大学, 2019(02)
- [9]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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