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论文文献综述）
刘维哲[1]（1977）在《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文中提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另搞一套,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借“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以“儒法斗争”取代历史上的全部阶级斗争,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他们捏造了一套以儒法划线的谬论,硬把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不同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分别挤进“儒”、“法”两个框子里去,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
李剑萍,傅海伦,张学强,瀚青,王国新,张平海,张国霖,岳龙,邓小泉,刘静,杨旭[2]（2000）在《世纪回眸1900-1999中国教育人物志 1900-1999中国教育大事志》文中指出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史是一部除旧布新的历史。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几千年封建教育的废墟上构建现代教育大厦，一切从零开始，谈何容易！凭着自己的热血、汗水和才智，现代教育的先驱们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历史因此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因此而对他们满怀崇高的敬意。
唐国战[3]（2016）在《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文风,即文章所反映出的一种态度或风格。中国共产党的文风,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为实现自身目标和理想,通过文章、讲话或会议等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执政风格和特点。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宣传、鼓动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和办法。所谓文风建设的历史考察,即从“文风建设”这个视角,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在文风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与方法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更多借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无数艰难挫折,最终在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在这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文风一直倍受重视,虽然早期并未直接以该词界定,但也提出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举措与要求。总体来说,文风在推进中国共产党奋斗、探索、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当然,由于经验、方法和认识等方面的不足,文风也出现过较大起伏,直接和间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鉴于文风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曾在1942年首先对此进行了彻底整顿。但由于引起文风问题的因素很多,文风整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后的数十年来,文风整顿一直未曾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段时有松紧罢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文风建设历史,依据党史的发展线索,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一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情况;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及曲折发展时期的文风建设情况;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文风建设情况;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风建设情况。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文风思想。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凝聚民族力量,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指导性;内容上要体现党的领导目标和宗旨意识;形式上要简洁通俗;风格上要准确、鲜明和生动等。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主要举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思想和理论来教育全党;通过整顿党风来促进文风;通过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所创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文风理论和思想进行宣传和指导;加强党对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的领导和指导;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推进文风的科学化发展等。文风建设的好坏,主要与党在不同时期思想路线制定的正确与否有关,也与党在推进该时期思想路线的方式方法等因素有关。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文风建设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不同时代的主题决定着不同时代的文风风貌;人民群众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不竭动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主要领导人的文风思想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文风建设呈现出渐进复发性。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启示是:弘扬优良文风,必须坚持求真务实;唱响主旋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文风活力,必须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文风治理,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展示中国风貌,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施敏[4]（2012）在《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 ——1949年以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研究》文中认为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教育是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科书是这种变迁具体的、集中的文本体现。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学语文教科书内容的梳理,以文本解读和内容分析的方式对新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变迁过程加以考察,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国家是如何通过对语文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来建构官方经典,从而在传授官方知识的同时,努力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使得受教育者按照国家意志建立国家认同感。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反映出的时代印记；国家话语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制度性策略；国家意识形态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具体路径。本文在内容安排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概览性地考察各个年代的语文教科书中的时代印记如何反映了社会变迁；第二章,交代国家话语介入教科书的制度性策略,从教科书制度到教学大纲和选文标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国家始终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第三章至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具体路径,包括语文教科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语文教科书中建构的经典体系、以解读鲁迅作品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经典阐释的改写、对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外国文学的操纵与利用,以及语文教科书中核心价值观的变迁。国家介入教科书有赖于制度,而教科书制度就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教育观念等息息相关。国家作为课程知识准入的最终决定主体,从教科书制度的确立到教学大纲的制定,它在教科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语文教科书中选文标准的政治性倾向的分析,体现出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过程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教科书的过程,语文教科书就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之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中国共产党在语文教科书中通过对课程内容的“趋利”选择,充斥在各个时代的课文中。毛泽东是中学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教育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符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语文教科书中的渗透方式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统治阶级的权力通过对教科书的影响,使教科书中的“合法知识”成为巩固自身权力合法化的有效工具和手段。1949年以后,国家的文化建构与党派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建构也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在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取舍之间不仅反映出统治阶级对于文化资本的分配,更体现出拥有法定知识选择权的统治阶级把自己认可的经典变成“所有人的经典”,从而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经典体系,使得意识形态的控制渗透其间,以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充分体现出国家权力控制着“经典大门的开关”。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作品篇数仅次于毛泽东的人就是鲁迅。经过语文教育的普及与推广,鲁迅其人其文成为人们探讨“国民性”的必然话题。根据对鲁迅作品被选入教科书的情况,探究这些作品在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过程中的更替、保留、退出,从而窥见在这位作家经典地位型塑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对他的改写与利用。除了传授本国文化以外,通过对外国作品在1949年以后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沿革、经典建构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依据自己的政治利益需要,对语文课程内容的操纵与利用。通过对六十年以来语文教科书中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观变迁的梳理,可以发现,教科书充分发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载体的应有功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新中国的语文教育中,几乎是贯彻其的一根“红线’而随着社会变迁,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变化,语文教科书内容的选择变化基本上是对应国家意识形态作出符合其要求的反应。通过对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在我国中学通行的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对语文教科书内容所反映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控制是相当有力的。国家统治者通过将自己认可的思想、观念渗入语文教科书,潜移默化地让青少年接受并内化国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观,从而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刘霞[5]（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提出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易振龙[6]（2016）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对于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现有研究十分薄弱,存在加强研究的必要。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间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总结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及成功经验,同时分析其历史局限,为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镜鉴和启示。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共分五章。绪论包含选题的依据和意义,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等各项内容。第一章分析中国干部选拔的理论及实践基础。首先阐述中国传统选官理念与实践的演变历程,然后简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干部选拔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紧接着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理论及实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后对西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简要阐述。这一章旨在从四个角度（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外部借鉴）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二章阐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条件。着重从现实需要和改革既有条件方面论述。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干部队伍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存在巨大差距,突显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另一方面,随着拨乱反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改革的组织条件、理论准备和外部环境逐渐具备。总之,改革因现实需要而产生了内在动力,又因既有条件的促成而具备了改革的可能。第三章论述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组织路线的调整、干部选拔方针的确立以及思想理论的创新等方面阐述了干部选拔指导思想的革新；从离退休制度、干部能上能下、顾问委员会三个角度分析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举措及实施过程；从推进干部年轻化、探索集体交接班制度、加强干部培养等方面阐述了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和实践。第四章分析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三个基本要素。本章围绕“谁来选”、“选拔谁”、“如何选”这三个核心要素展开。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主体逐渐多元化,在一定条件下,组织、个人、群众都成为干部选拔的主体。影响干部选拔的因素发生改变,干部选拔对象出现精英转化趋势。多种干部选拔方式得以运用,干部选拔的具体操作流程更为规范,干部选拔的监督工作得到加强。第五章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行总结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行实效性评价,归纳了其在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五大成就；其次,总结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形成的五项经验；最后,分析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三个方面的不足并简要阐述了原因。结束语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通过阐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启示,对深化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作出若干思考。
韩承鹏[7]（2007）在《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的身影。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撰写的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标语口号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的特征。标语口号就象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在浩瀚的标语口号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力强大但内容欠妥。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黄广友[8]（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元[9]（2018）在《段力佩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段力佩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学教育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他1950年起任上海市育才中学校长,1984年退居二线、任名誉校长,直到1996年离休,领导和影响育才中学近半个世纪。期间,段力佩分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领导育才中学进行三次大的教育改革,先后产生“十六字”经验、“八字”教学法和“三自”教育思想,享誉中国教育界。本文考察了段力佩家世、教育实践历程、教育思想形成的脉络及其思想内涵,尝试系统地梳理段力佩教育思想,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学教育的自主探索之路,探寻教育家的成长规律。段力佩在育才中学半个世纪的教改历程,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十六字经验,突出的是对“教”的改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教学法,转而为对“学”的关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治自理、自学自创、自觉体锻”“三自”教育思想,已上升到了“育”的层面,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这是一条由关注教学到关注教育的思路,是一条由关注“他者”到关注学生“自体”的思路。除了形成“教—学—育”的思路,段力佩还从课堂教学改革入手,开展了课程、教材、教学、评价、管理等的整体改革,以保障学生的全面、自主、个性化发展。从“教”到“学”、再到“育”,段力佩对教育的探索已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局部走向整体;已不再限于“如何育才”,而对“为谁育才”和“育什么才”的认识也有了根本转变,反映出段力佩对教育的探索已从经验层面上升到了思想层面。从“教”到“学”、再到“育”,既是一条段力佩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教育法”、办社会主义新型学校的道路,也是我国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所走过的路。段力佩教育思想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人本主义特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学教育思想。段力佩的教育探索给我们留下一笔厚重而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段力佩成长为教育家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成就一位教育家需要诸多要素的合力。除了要有能充分开展教育实践的土壤或舞台,教育工作者还需具备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专业意识、探索精神、独立人格等优秀品质,树立实践思想和群众观念,更需要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不断积极地回应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挑战。
阙艳华[10]（2017）在《中国共产党的戏曲实践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主要的民族传统艺术形式。戏曲政策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党指导文化建设、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主要抓手。除了绪论和结语,本文的正文部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中国戏曲实践与戏曲政策的思想基础。第二部分梳理了党的戏曲实践及政策的历史轨迹。第三部分总结了党的戏曲实践及政策的经验及启示,探索党指导戏曲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还对完善党的戏曲政策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部分（第一章）重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党的戏曲政策提供直接理论来源: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戏剧观、戏剧艺术的阶级倾向性、戏剧艺术的实践性以及戏剧要坚持党性原则、为群众服务等思想。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涵养源泉,在批判继承历代戏曲政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制定了党的戏曲政策。在当代戏曲事业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扮演着极为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本文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具体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戏曲实践及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戏曲指导的特点可总结为实践先于理论、客观需要决定戏曲作品。从建党初期对戏曲活动的初步指导,苏区时期党的戏曲政策的孕育,抗战时期党的戏曲政策的继续发展,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对戏曲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戏曲发展一直比较重视,采取了辩证发展的指导原则、以实践为基础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政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为戏曲政策的制定创造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一时期的戏曲政策又可分为两个具体的时期: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党的戏曲方针政策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总方针的指导下,大致经历了从“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政策到“两条腿走路”、“三并举”剧目政策的演变历程,在实践中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戏曲政策评价需要紧密联系样板戏来分析。虽然当时样板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戏曲却遭到了整体性摧残:剧团被撤销、剧本被焚烧、艺人被迫害,大量传统剧目不得上演,导致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在“文革”十年出现文化断层,许多表演传统在这场十年浩劫中不复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戏曲政策的指导始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后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时期是新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赋予“二为方向”新的含义,拨乱反正结束后,文艺从属政治的口号被舍弃,并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为新时期戏曲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如,恢复了“双百方针”,实行民主艺术,建立健全了民主制度。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完成,戏曲进入恢复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对党的戏曲政策提出了要尊重艺术规律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戏曲政策主要体现在振兴戏曲、剧目创作、体制改革等方面。然而,随着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出现,戏曲面临着巨大危机,如何使戏曲重返市场是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对戏曲工作的指导进入探索发展阶段。在戏曲院团体制改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振兴戏曲被日益提上日程,如何释放戏曲艺术自身的魅力,如何创造适合戏曲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如何使戏曲的创作演出走向繁荣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戏曲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戏曲实践及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围绕着振兴戏曲,同时要求戏曲工作者增强文化自信。本文第三部分（第五章）重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戏曲发展的主要经验和主要启示。主要经验包括:加强和改进党对戏曲的指导工作,要尊重戏曲自身的艺术规律,戏曲政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制定戏曲政策时要防止“左”右两种倾向。主要启示包括:在指导戏曲发展时要正确处理好戏曲与政治的关系,戏曲与经济的关系,戏曲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关系等。本文主要从党和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三个角度提出了构建新时期党的戏曲政策体系的几点建议:首先,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要加强顶层设计。实施振兴戏曲计划,从而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党对文化政策制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主导作用,推动形成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工程应该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的地方特色重点发展。其次,在社会层面,要营造有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环境。营造全社会关注传统文化的环境,社会要广泛支持戏曲的振兴。振兴戏曲,弘扬中华文化是一项社会事业,应该广泛借助社会力量,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协作。吸引关心中华文化发展的各界人士,鼓励他们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建立健全戏曲演出市场、消费市场、品牌打造等在内的综合性市场体系。在信息时代下,要充分利用宣传平台扩大影响,并采取贴合时代的方式吸引群众。最后,在个体层面,要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和其他个体的积极性。重点是名家传带“育”人才、搭建舞台“推”人才;要把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作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关键是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收入水平相一致的高雅艺术消费观;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支持和参与戏曲发展,构建起党和国家关心、社会各界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戏曲艺术发展格局。总之,戏曲政策作为党指导戏曲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对它的研究应从政治的、应用的和艺术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党的戏曲政策,是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与科学性并重的课题。党的戏曲政策是先进文化方向的集中体现,需要把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作为新时期的政策选择和根本出发点。
二、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思想 |
| 一、无产阶级要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 |
| 二、宁愿把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
| 三、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 |
| 四、反对“法国式虚荣” |
| 五、言简意赅的句子最容易让人记住 |
| 六、风格即人 |
| 七、文学应该歌颂叱咤风云的革命无产者 |
| 八、要竭力使报纸变得富有生气 |
| 第二节 列宁、斯大林的文风思想 |
| 一、写作事业应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 |
| 二、真话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
| 三、多深入基层 |
| 四、请写得简短些 |
| 五、对人民不能咬文嚼字 |
| 六、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一切不变的结论和公式 |
| 七、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 |
| 第三节 经典作家文风思想的指导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文风思想的重要根基 |
| 二、经典作家的文风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文风理论的重要基础 |
| 三、经典作家的文风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文风建设的根本指南 |
| 第二章 革命时期文风建设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文风探索 |
| 一、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文风的影响 |
|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文风探索 |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避免使用恐怖或疑忌的术语对待国民党 |
| 二、从农民的生活中找说话的材料 |
| 三、机关报要通俗化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加强党刊建设 |
| 二、宣传与鼓动 |
| 三、反对本本主义 |
| 四、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
| 五、张闻天反对“党八股” |
| 六、中共中央对转变时局宣传工作的要求 |
|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实践论》与《矛盾论》 |
| 二、《中国工人发刊词》 |
| 三、总政治部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 |
| 四、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 |
| 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
| 六、毛泽东论《反对党八股》 |
| 七、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
| 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反对“客里空”运动 |
| 二、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
| 三、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
| 四、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及曲折发展时期的文风建设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风建设 |
| 一、各部门负责人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 |
| 二、1950年全党全军整风中的文风整顿 |
| 三、中共中央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 |
|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五、刘少奇对新华社的两次指示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二、习仲勋、曾一凡关于改进文风会风的建议 |
| 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
| 四、中共中央关于在新闻报道中必须消灭弄虚作假的通知 |
| 五、刘少奇同新华社、《人民日报》负责人及胡乔木的谈话 |
| 六、周恩来对外宣文风建设的指示 |
|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及结束后徘徊前进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毛泽东对文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 |
| 二、1972年文风整改活动 |
| 三、“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文风改进 |
| 四、集中揭批“帮八股”恶劣文风活动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文风建设 |
| 第一节 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中共中央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 |
| 二、中共中央关于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 |
| 三、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 |
| 四、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的指示 |
| 五、邓小平的主要文风建设思想 |
| 第二节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风建设 |
| 一、改作风抓文风 |
| 二、进一步精简会议、文件与简报的意见 |
| 三、修订和新订党政机关公文管理条例和办法 |
| 四、“三贴近”、“三项教育”与“走转改”活动 |
| 五、江泽民的主要文风建设思想 |
| 六、胡锦涛的主要文风建设思想 |
| 第三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风建设 |
| 一、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
| 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三、“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 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改进文风 |
| 五、习近平对文风建设的一系列要求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主要特点与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不同时代的主题决定着不同时代的文风风貌 |
| 二、人民群众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不竭动力 |
| 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重要目标 |
| 四、主要领导人的文风思想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
| 五、文风建设呈现出渐进复发性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启示 |
| 一、弘扬优良文风，必须坚持求真务实 |
| 二、唱响主旋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三、保持文风活力，必须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 |
| 四、加强文风治理，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
| 五、展示中国风貌，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 ——1949年以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教科书与社会变迁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语文教科书中的时代印记 |
| 一、建国初期——“唱支山歌给党听” |
| 二、“大跃进”时期——写实的艰难与虚幻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语录大潮与批判狂飙 |
| 四、拨乱反正期——思想政治并重 |
| 五、改革开放发展期——批判与守望 |
| 六、新世纪的一纲多本——立人为本 |
| 第二章 语文教科书与国家话语——嵌入的路径 |
| 一、教科书制度的基本模式 |
| 二、教学大纲目的的变化 |
| 三、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 |
| 四、选文标准——教化与社会主义新人 |
| 第三章 国家意识形态的叙事手段——语文教科书与中国共产党 |
| 一、语文教科书中的向“伟大领袖”——毛泽东 |
| 二、群星闪烁——语文教科书中的其他领导人 |
| 三、政治化文本——语文教科书中的党的文献 |
| 第四章 国家话语与经典建构 |
| 一、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作家 |
| 二、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之作 |
| 三、“红色经典”的祛魅 |
| 第五章 鲁迅——国家意识形态的采纳与重构 |
| 一、鲁迅作品在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地位 |
| 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选编史概略 |
| 三、鲁迅——“圣化”之路 |
| 四、对鲁迅作品的时代诠释 |
| 第六章 政治操纵与思想利用——语文教科书中的外国作品 |
| 一、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历史沿革 |
| 二、不同年代入选语文教科书的外国文学作品呈现出的时代特点 |
| 三、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外国作品及经典作家的建构 |
| 四、关于外国文学作品选编的原则探究 |
| 第七章 连续与断裂——语文教科书中核心价值观的变迁 |
|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十年的张扬 |
| 二、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 |
| 三、审美情趣和科学精神的回归 |
| 结语 作为社会控制中介的语文教科书 |
| 一、语文教科书中的国家话语与思想灌输 |
| 二、语文教科书中国的国家知识与政治认同 |
| 三、语文教科书中官方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六、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干部选拔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选官理念与实践 |
| (一) 中国古代重视官员选拔及德才标准的优良传统 |
| (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实践历程 |
| (三) 近代中国的选官制度及其变革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干部选拔理论及在苏联的实践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干部选拔理论 |
| (二) 列宁的干部选拔理论 |
| (三) 苏联干部选拔制度及其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的理论和实践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选拔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选拔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 |
| 第四节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
| (二)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三) 西方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影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条件 |
| 第一节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一) 新的政治路线要靠新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
| (二) 现有组织状况不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 |
| (三) 原有干部选拔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
| 第二节 干部工作的拨乱反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 |
| (二) 清理“三种人” |
| 第三节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思想条件逐渐具备 |
| (一)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思想及“两个凡是”的批判 |
| (二)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突破 |
| (三) 对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新认识 |
| (四)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外部参照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良好开局 |
| 第一节 革新干部选拔指导思想 |
| (一) 组织路线：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二) 基本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
| (三) 时代标准：有改革开放实绩 |
| (四) 选拔途径：走群众路线和加强民主 |
| (五) 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 |
| 第二节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
| (一) 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 |
| (二) 探索干部任期制和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
| (三) 设置顾问委员会 |
| 第三节 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 |
| (一) 推进干部年轻化 |
| (二) 探索集体交接班制度 |
| (三) 加强中青年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基本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谁来选”：干部选拔主体多元化 |
| (一)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干部选拔主体多元化 |
| (二) 干部选拔主体分析 |
| (三) “官民”共选干部的初步尝试 |
| 第二节 “选拔谁”：选拔客体的精英转化 |
| (一) 改革开放初期影响干部选拔的因素 |
| (二) 推动党外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妇女干部的选拔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客体的精英转化趋势 |
| 第三节 “如何选”：规范干部选拔的方式和程序 |
| (一) 创新干部选拔方式 |
| (二) 完善干部选拔程序 |
| (三) 加强对干部选拔的监督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评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成就和意义 |
| (一) 初步建立了一支“四化”干部队伍 |
| (二) 顺利实现了高层干部的新老交替 |
| (三) 提高了干部选拔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 |
| (四) 促进了选人用人观念和执政理念的更新 |
| (五) 为深化选拔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
| (一) 将时代需求与党和人民的需求相结合 |
| (二) 将核心领导层的强力推动和致力于顶层设计相结合 |
| (三) 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党的正确引导相结合 |
| (四) 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五) 将坚持干部选拔的基本原则与借鉴优秀管理经验相结合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局限性 |
| (一) “民选”和“官选”的相互关系尚未理顺 |
| (二) 干部选拔政策的执行具有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 |
| (三) 尚未构建干部选拔的全新体系 |
| 结束语 有关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7）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提要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的语义略解 |
| 第二节 标语口号的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一、本领域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
| 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选题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选题意义 |
| 注释 |
| 第二章 标语口号的成因考察 |
| 第一节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
| 第二节 强大的群体心理效应 |
| 一、群体心理特征:激情盲从易感染 |
| 二、群体力量探源:爆发强大潜能 |
| 第三节 显着的动员传播效果 |
| 一、标语口号契合了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 |
| 二、标语口号易于识记 |
| 三、标语口号能创设力量氛围 |
| 四、口号能凝聚人心 |
| 注释 |
| 第三章 动员型标语口号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标语口号动员内容的时代性 |
| 一、古代中国 |
| 二、近代中国 |
|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
| 第二节 动员性标语口号来源的特定性 |
| 一、权威人士 |
| 二、组织机构 |
| 三、重要会议 |
| 四、人民群众 |
| 第三节 动员类标语制作材料的多样性 |
| 一、工农红军时期的标语制作 |
| 二、改革开放前的标语制作 |
|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标语制作 |
| 第四节 标语口号动员效果的鼓动性 |
| 一、情感型鼓动 |
| 二、目标型鼓动 |
| 三、理想型鼓动 |
| 四、利益激励型鼓动 |
| 第五节 标语口号动员目标的针对性 |
| 一、针对中心工作 |
| 二、针对特定人群 |
| 三、针对特定需要 |
| 注释 |
| 第四章 标语口号的动员效果透视 |
| 第一节 动员导向功能 |
| 一、政治动员导向功能 |
| 二、政策动员导向功能 |
| 三、政治社会化动员功能 |
| 第二节 政治动员功能 |
| 一、实现政治决策动员 |
| 二、实现政治目标动员 |
| 第三节 动员激励功能 |
| 一、目标式激励动员 |
| 二、激情迸发式动员 |
| 注释 |
| 第五章 当代标语口号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动员力强但内容不妥 |
| 一、动员力强大但却有碍社会发展 |
| 二、虚幻理想但却昙花一现 |
| 三、有强烈的震慑力但却缺少人文关怀 |
| 四、权威动员但显法治意识淡薄 |
| 五、动员目的明确但内容滑稽荒诞 |
| 六、动员内容引起岐义 |
| 七、动员内容泛政治化 |
| 八、动员面太广缺乏针对性 |
| 第二节 标语位置失当 |
| 第三节 动员目的欠佳 |
| 一、观念误区，以虚抵实 |
| 二、作风不实，上行下效 |
| 三、跟风应景，敷衍塞责 |
| 四、频换口号，误导社会 |
| 五、劳命伤财，华而不实 |
| 注释 |
| 第六章 发挥标语口号动员功能的有效办法与措施 |
| 第一节 把握制定标语口号的原则 |
|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
| 二、满足利益需求的原则 |
|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 四、可行性原则 |
| 五、准确把握口号时机的原则 |
| 六、正确把握口号转换的原则 |
| 第二节 正确表达标语口号 |
| 一、明确标语口号的特性 |
| 二、符合规范要求 |
| 三、正确掌握表达方法 |
| 第三节 加强对标语口号的监管 |
| 一、端正思想，以人为本 |
| 二、务求实效，力戒“虚功” |
| 三、讲求诚信，兑现承诺 |
| 第四节 现时代标语口号的发展取向 |
| 一、更新观念，依法动员 |
| 二、创新发展，推陈出新 |
| 注释 |
| 附录：中国近现代动员类标语口号例举 |
| 第一节 政治动员 |
| 第二节 社会动员 |
| 第三节 科教文卫建设动员 |
| 第四节 经济建设动员 |
| 第五节 军事领域动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段力佩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的基本走向 |
| (二)研究的主要集中点 |
| 三、研究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为教育而生 |
| 第一节 出生教育世家 |
| 一、世代书香,家学渊源 |
| 二、生性叛逆,求学坎坷 |
| 第二节 从教育者到革命者 |
| 一、奔走上海,投身革命 |
| 二、执掌储能,初露锋芒 |
| 第二章 为育才而来 |
| 第一节 接管育才中学：在混乱中改造 |
| 一、领导名校,机遇和挑战并存 |
| 二、礼贤下士,甘当“后勤部长” |
| 第二节 对待“苏联经验”：在学习中反思 |
| 一、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 |
| 二、决心探索中国的教育学 |
| 第三节 应对“政治运动”：在转化中坚守 |
| 一、反思“政治运动”对教育的冲击 |
| 二、变“土法炼钢”为创造性教育 |
| 第三章 教改初体验：形成“十六字”经验 |
| 第一节 教改的背景和初衷 |
| 一、恢复“以教学为中心” |
| 二、致力减负,改革教法 |
| 第二节 经验的产生与褒贬 |
| 一、形成“十六字”经验 |
| 二、“文革”中被打倒 |
| 第四章 经验之重光：探索“八字”教学法 |
| 第一节 因势利导：在乱中看到生机 |
| 一、变“授”为“学” |
| 二、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 |
| 第二节 以点带面：将教改进行到底 |
| 一、全方位的教育改革 |
| 二、“教育教学改革的旗帜” |
| 第五章 第三次超越：总结“三自”育人目标 |
| 第一节 深化教改,辐射全国 |
| 一、引领上海课程教材改革 |
| 二、在宣传推广中总结提炼 |
| 第二节 教育立场,全面育人 |
| 一、从个性培养到“三自”目标 |
| 二、从教学经验到教育思想 |
| 下编 |
| 第六章 教育的性质与目的取向 |
| 第一节 教育的性质 |
| 一、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 |
| 二、普通教育的性质 |
| 第二节 教育对象与教育目的取向 |
| 一、教育对象 |
| 二、教育目的的取向 |
| 三、教育目的的实现 |
| 第七章 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思想 |
| 第一节 人的全面发展 |
| 一、“德育是根本,智育是关键,健康是第一”的提出 |
| 二、正确处理德智体三方面的关系 |
| 第二节 人的个性发展 |
| 一、“共性和个性”思想的提出 |
| 二、共性、个性相互关系及其流变 |
| 三、“共性和个性”思想的评价 |
| 第八章 着眼于“育”的课程、教材改革 |
| 第一节 着眼于“育”的课程改革 |
| 一、学制、课程、课时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 |
| 二、专攻与博览、必修与选修、课内与课外结合 |
| 第二节 着眼于“育”的教材改革 |
| 一、教材编写应坚持七原则 |
| 二、着眼于“育”的教材改革实践 |
| 三、教材改革的意义 |
| 第九章 关注“学”的教学、评价改革 |
| 第一节 关注“学”的教学改革 |
| 一、课堂不是讲堂而是学堂 |
| 二、教学必须循序渐进 |
| 三、“因材施教”的教学观 |
| 第二节 人性化的评价改革 |
| 一、要做学习的主人不做分数的奴隶 |
| 二、反对以分数刺激学生 |
| 第十章 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一节 德育的重要性、紧迫性 |
| 一、德育的地位与功能 |
| 二、德育工作“时不宜迟” |
| 第二节 德育的原则与途径 |
| 一、德育的原则 |
| 二、德育的实现途径 |
| 第十一章 体育工作 |
| 第一节 健康是第一 |
| 一、“健康是第一”的思想渊源 |
| 二、如何理解“健康是第一” |
| 第二节 如何做到“健康第一” |
| 一、“男拳女舞” |
| 二、体卫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段力佩大事年表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共产党的戏曲实践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戏曲实践与政策的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戏剧的主要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戏剧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戏剧思想 |
| 第二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政策 |
| 一、古典戏曲思想中的人民性 |
| 二、宋元明清时期戏曲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宋元明清时期戏曲政策对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重要启示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戏曲思想 |
| 一、陈独秀的戏曲思想 |
| 二、瞿秋白的戏曲思想 |
| 三、鲁迅的戏曲思想 |
| 第二节 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指导戏曲发展的初步实践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指导戏曲的初步实践 |
| 二、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发展 |
| 三、长征时期党领导下的戏曲实践 |
| 第三节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
| 一、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
| 二、《讲话》是抗战时期党指导戏曲实践的核心文本 |
| 三、国统区党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
| 一、中共戏曲政策指导下的解放区戏曲 |
| 二、中共戏曲政策指导下的国统区戏曲 |
|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戏曲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戏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
| 二、戏曲实践的社会属性 |
| 三、戏曲的地位和作用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戏曲实践与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结构体系 |
| 一、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指导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三、中国共产党戏曲政策的结构 |
| 第二节 毛泽东的戏曲思想 |
| 一、毛泽东戏曲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二、毛泽东戏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新中国头十七年的戏曲实践与探索(1949－1966) |
| 一、新中国头七年的戏曲实践与政策(1949-1956) |
|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的戏曲政策与实践(1956-1966) |
| 三、新中国“十七年”党的戏曲政策的总体特征及启示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指导戏曲发展的失误(1966—1976) |
|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戏曲政策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戏曲活动及评价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戏曲政策的概括及评价 |
| 一、戏曲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
| 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
| 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
| 四、党对戏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
| 五、加强党对戏曲艺术的组织领导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戏曲实践与政策(1976-2017) |
| 第一节 第四次文代会前后戏曲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一、戏曲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
| 二、拨乱反正时期的戏曲实践活动 |
| 三、新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 第二节 戏曲方针政策指导下戏曲的恢复阶段(1980－1992) |
| 一、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与戏曲观点 |
| 二、恢复发展阶段党指导戏曲发展的实践及政策 |
| 三、党的戏曲方针政策指导下的戏曲实践 |
| 第三节 戏曲方针政策指导下戏曲的探索发展阶段(1992－2012) |
| 一、探索发展阶段党指导戏曲发展的思想 |
| 二、探索发展阶段党指导戏曲发展的基本政策 |
| 三、探索发展阶段党指导戏曲发展的实践 |
| 第四节 戏曲方针政策指导下戏曲的繁荣发展阶段(2012－) |
| 一、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二、繁荣发展阶段党指导戏曲发展基本政策 |
| 三、繁荣发展阶段党指导戏曲发展的实践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戏曲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根本方向 |
| 二、“两个尊重”是基本原则 |
| 三、社会效益是最高准则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指导戏曲发展的主要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指导戏曲发展的主要经验 |
| 一、加强和改进党对戏曲工作的领导 |
| 二、党制定戏曲政策应遵循戏曲自身的艺术规律 |
| 三、戏曲政策要为人民群众服务 |
| 四、制定戏曲政策要防止“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指导戏曲发展的主要启示 |
| 一、要正确处理戏曲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
| 二、要正确处理戏曲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
| 三、要正确处理戏曲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关系 |
| 四、要正确处理戏曲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
| 第三节 对发展新时期党的戏曲政策体系的几点思考 |
| 一、党和国家的层面——加强对戏曲政策的宏观指导 |
| 二、社会层面——营造有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环境 |
| 三、个体层面——发挥自身及全社会的积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J]. 刘维哲. 天津教育, 1977(11)
- [2]世纪回眸1900-1999中国教育人物志 1900-1999中国教育大事志[J]. 李剑萍,傅海伦,张学强,瀚青,王国新,张平海,张国霖,岳龙,邓小泉,刘静,杨旭. 山东教育, 2000(Z2)
- [3]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D]. 唐国战.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4]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 ——1949年以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研究[D]. 施敏. 南京大学, 2012(07)
- [5]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6]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D]. 易振龙. 武汉大学, 2016(06)
- [7]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 韩承鹏. 复旦大学, 2007(06)
- [8]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9]段力佩教育思想研究[D]. 李元.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10]中国共产党的戏曲实践及政策研究[D]. 阙艳华.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