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青年作家微型论(二篇)(论文文献综述)
赵秀存[1](2019)在《《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文中研究表明地域文化发展在抗战影响下有着显着特征,其中最能体现特定历史文化发展的莫非是那些展示社会发展动态、反映人民情感变化并独具鲜明地域特征的期刊、报刊以及杂志,它们凭借其自身的及时性、战斗性、地域性真实地记载着战时文化发展的历史风貌,对这些期刊、杂志、报刊的研究对我们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现象有着指导性作用。扎根西北、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西北日报》文艺副刊《绿洲》,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里笔者将《绿洲》文艺副刊作为个案研究,就要兼顾其整体运行态势和时代环境,即就是既要从宏观上了解它的整体发展状况,又要从中观层把握它的运行机制和编辑艺术,同时还要对它刊载的创作文本做微观层面的客观分析。此论文的篇章构思主要围绕这三点展开。此论文共有五章。第一、二两章是笔者在对《绿洲》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它的整体发展状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主要是对《绿洲》文本的整体创作特征和其发展阶段以及它产生的外部运行机制(栏目设置、版本设计和编辑策略)作了深入分析。第三、四、五章作为本文的写作重点,与第一章形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第三章立足《绿洲》刊载的具体文本分析了它作为呈现战时西北文化动态和紧扣时代文艺创作道路的“专号”,同时还分析了“专号”产生的时代缘由和社会文学价值。第四章着重从《绿洲》的内部入手对其创作的文本以不同文体,小说(微型)、诗歌、散文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将重点放置于那些印刷清晰的文本解读,挖掘这些文本在战时西北文化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和历史意义,并对其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作了客观判断,第三章与第四章构成了点与面的关系,第五章则将影响《绿洲》整体文艺创作方向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以及西北文坛创作现状的文艺批评作了系统性探讨,这对审视西北文艺创作者的文化心态和审美体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的结束语说明了地域性期刊、报纸等史料的潜藏价值和《绿洲》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对战时西北地域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贡献。
邢丽凤[2](2016)在《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二〇〇八-二〇一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〇〇八年一月四日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揭晓,周晓枫、戴来、谢有顺、温亚军、石舒清、郑小琼、张者七位青年作家获奖。八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文艺报》联合主办的"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对如何运用文艺作品塑造怎样的国家形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朱燕颐[3](2014)在《《文学青年》研究(1981-1987)》文中研究指明温州曾以飞速发展的经济引起世人瞩目,其经济发展模式被誉为“温州模式”。在财富光环之下,它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肥沃的文学土壤,《文学青年》便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的文学热潮席卷之下,温州市文化局开办了这份刊物。与以往的文学刊物不同的是,编辑们在办刊同时还开设了面授班与函授班,集结全国各地广大文学爱好者参与,并邀请了温州当地许多文学名家担任面授班与函授班教师。1983年至1984年间,《文学青年》到达鼎盛时期,刊物发行量达八万册。基于该刊在当时的影响力,有论者将其与《萌芽》、《青春》、《青年作家》并称为青年文学刊物“四小旦”。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通过梳理刊物沿革和办刊特色来展示《文学青年》的基本风貌;第二章通过分析《文学青年》三个阶段的重要作品和优秀作品,观察编辑遴选文章的倾向,借此把握当时国内文学思潮对该刊造成的影响,进而探究创作风格流变;第三章研究刊物的作者群体,将其大致分为全国知名作家与青年文学新秀及本土作家。全国知名作家群体除了创作之外,有一部分被《文学青年》聘为顾问,帮助组稿;青年文学新秀尤其是本土作家中有许多人从《文学青年》走上创作之路。1987年,《文学青年》因各种原因停刊,但它对温州文坛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以王手、陈河、程绍国等人为代表的创作者,与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作家,引发了全国文坛瞩目的文学的“温州现象”。余论对文学的“温州现象”中部分重要作者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与《文学青年》之关联。
颜敏[4](2008)在《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杂生性使得文学期刊构成了鲜活流变、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能够呈现文学历史及其存在样貌的复杂多变性。从这一基点出发,本论文爬梳了“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的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传播与建构的相关情况与若干问题,对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质疑与否定。一是梳理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概况。纵向来看,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陆文学期刊的相关传播活动大体可分为窗口期、高峰期,转型期和整合期四个阶段,同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感也经历了从隐约、凸显、分化和消失的过程。横向来看,首先,由于受众定位的差异,文学期刊中衍生出了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三种基本传播模式:学术的、纯文学的和大众的;其次,由于“地缘意识”、中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组合关系的差异,文学期刊中形塑出三种“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主次分明型、众生平等型和含混重叠型。大陆文学期刊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价值意义的多元流变,否定了那种认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是政治需要之产物的观点。二是鉴定了文学期刊传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时主体性的显现方式。首先,文学期刊通过栏目形制等期刊语言,将选取文本重新组合,并赋予其新的价值意义,使之融入期刊的整体氛围之中,从而体现出建构性力量。其次由于处在多重视角多种力量的纠缠之中,特定文学期刊总是以一种调和协商的方式,寻找不同力量之间的空隙与契合点,以实现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个性化传播。那种忽略对具体传播媒介的考察,只从宏观层面去把握“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研究思路,难免就会失之笼统与偏颇。三是分析了文学期刊的传播活动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影响。文学期刊的现场感源于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它呈现和促进了不同性质文学的融合生长过程。因此,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促进了不同区域与国家华文文学的整合过程,有利于整合性文学观念的形成。随着文学交流的日趋深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划地为界的术语也被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文学、华文文学、中文文学等整合性概念所超越。
钟佳艺[5](2019)在《巴金与新时期文学》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巴金与新时期文学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关联。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发展和建构是学界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人们可以从文艺方针、文学制度、文学期刊、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等多种维度来对此进行分析。如果从文学主体的层面讲,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实践和过程。新时期以来巴金曾经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文坛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分析和论述:首先通过回叙巴金的新时期政治、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历程,还原巴金深入参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史实,揭示巴金作为新时期文坛标杆和旗帜的历史意义;其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阐述巴金的《随想录》真诚呼唤新时期文坛进行现代性反思,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最后,从刊物主编、作家交往、文学评奖、文化交流等主要文学活动的角度,综合阐述了巴金不遗余力地坚持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尽责担纲。毫无疑问,作为文学大师、文坛前辈和作协主席的巴金,充当的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担纲者角色,他在1976-2005这最后的三十年里,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为了积极回应和促进解决新时期文学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巴金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和意义不仅从其文学和社会行动来寻找,更需要从其思想和精神气质去理解。
佘爱春[6](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露[7](2020)在《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文中研究说明现今莫言研究正如火如荼,甚至还出现许多探索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的论文。可以确定的是,莫言从默默无闻的新人作家到蜚声世界文坛的着名作家的转变是经过了时代的重重筛选。因此,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以及文学史的记录都被用以研究对莫言成名的影响。本文将从选学(选刊、选本)视域独特的遴选特点去探究莫言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具体结合不同年代的文学背景和选刊、选本的发展情况去论证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影响。在80年代国内文学热下,文坛出现了大量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文学选刊作为披沙拣金的把关者,从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中发掘莫言小说并对其进行多次推介,其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的推介最为成功,引起了文学界热烈讨论。文学选本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80年代莫言小说的创作实绩。选本选家以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不同的审美取向选录出可以代表本时期小说创作实绩的莫言小说。其中年选、争鸣选本、思潮选本以各自不同的选录标准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等小说。从这些被选刊、选本选择的莫言小说中,我们能看到,80年代新人作家莫言抓住文学新变的创作热潮,勇于尝试,创作出了在当时独具一格的小说作品。80年代的莫言小说得益于文学选刊的慧眼发掘和推荐,引起学界争论,从而获得广泛关注。90年代多元的文学格局,使得在80年代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几篇莫言小说,在本时期得到了更为公正的对待。一方面,文学选刊销量走低,业内掀起改版潮,多家小说选刊将“吸引读者的好作品”作为重要选稿标准。由此,莫言本时期的小说《沈园》《牛》《白棉花》等故事性较强的作品被选刊重点选载。另一方面,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新增经典选本和精品选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入经典选本,对莫言而言,这代表着各专业学者对其小说价值和影响的认证。进入新世纪,纯文学边缘化愈演愈烈,文学选刊以自身的影响力已经难以带来更多的销量,因此借用早前发掘、培养成功的文学作家名气,以转载文学名家作品的形式,吸引大众读者关注,而莫言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莫言小说不仅在新世纪前十年收获了一系列国内外文学大奖,还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时期文学选刊与莫言小说形成较为明显的互推关系,这也正是莫言“反哺”选刊的表现。而文学选本受市场经济影响,“名家崇拜”现象严重,以年选和教材选本为例,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数量激增。
赵京强[8](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说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李丹[9](2015)在《出版社与文学生产互动关系研究 ——以19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被称作第二个“五四”新文学时期,被认为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它上承“十七年”文学,遥呼“五四”新文学,下启1990年代以后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归来者”的诗、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主流”或“非主流”的文学思潮均诞生在这一时期。图书市场与文学期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文学出版社与文学生产之间构成一种理想的良性互动关系。文学出版社主动介入当代文学生产,参与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参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当代文学生产反作用于文学出版社,创作、理论、思潮的大繁荣掀起整个社会的“文化热”。文学出版社助推这场“文化热”,“文化热”反过来引导和刺激文学出版社的全面繁荣。本文以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考察它在1980年代的出版举动和办刊特点,以时间为序展开论述,试图重现一个多元、丰富、复杂、繁荣的文学现场,厘清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生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探究当代文学经典化转向的问题,思考文学出版社在文学边缘化和新媒体冲击下的生存现状及未来发展之路。论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下设六章,如下所示:引言部分描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以简要的文字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将课题置于纵向时间维度进行考量,说明选取19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章讨论《重放的鲜花》事件,通过这一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折射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敏锐的政治眼光、深厚的学术修养和敢为人先的巨大勇气。第二章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通过分析这一跨越七十五年的浩大出版工程,呈现整个上海编辑出版团队的宏深历史眼光、惊人的毅力与信念、继往开来的“殉道式”奉献精神。第三章以社办刊物《小说界》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微型小说”和“留学生文学”两个栏目,试图展示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普遍生态样貌,突出《小说界》编辑部的集体智慧和积极介入当代文学生产的强大“事业心”。第四章探讨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作家、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关系。1980年代,编辑与作家之间是互敬互爱的友好协作关系,文学出版社在培养文学新人和编辑新人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作家、编辑和批评家三者构成文学生产的主力,三者良性互动,促成1980年代文学的繁荣。第五章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学经典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参与文学史书写和文学评奖活动。另外,自主地编选当代文学作品丛书,与其他文学出版社一起推动了文学经典化的转向。第六章围绕“文化热”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0年代走向全面繁荣的外部缘由,敏锐的市场触觉、政治触觉、文化触觉与学术触觉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异于其他文学出版社的根本所在。结语部分侧重于探讨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代表的文学类出版社普遍遭遇“滑铁卢之战”的缘由。
刘霞云[10](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二、四川青年作家微型论(二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青年作家微型论(二篇)(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绿洲》出版状况 |
第一节 《绿洲》的刊办 |
第二节 《绿洲》的发展阶段 |
第二章 《绿洲》运行模式 |
第一节 《绿洲》的栏目设置 |
第二节 《绿洲》的编辑艺术 |
第三章 《绿洲》专号研究 |
第一节 诗歌专号 |
第二节 鲁迅专号 |
第三节 从军专号 |
第四章 《绿洲》文学创作 |
第一节 小说创作 |
第二节 诗歌创作 |
第三节 散文创作 |
第五章 《绿洲》文艺批评 |
第一节 对文艺发展方向的引导 |
第二节 对创作现状的批评 |
第三节 批评形成的多元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2)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二〇〇八-二〇一〇)(论文提纲范文)
二〇〇八年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二〇〇九年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二〇一〇年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3)《文学青年》研究(1981-198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文学青年》的基本风貌 |
1、刊物沿革 |
2、办刊特色 |
2.1 装帧设计 |
2.2 栏目设置 |
2.3 编辑与顾问 |
3、面授与函授 |
二、 《文学青年》的创作实绩 |
1、摸索前进:为有作家梦的青年拓路 |
2、鼎盛时期:在探索中稳步前行 |
3、强弩之末:在风雨飘摇中奋力坚持 |
四、 《文学青年》的作者群体 |
1、《文学青年》中的全国知名作家 |
2、《文学青年》中的重要作家 |
3、《文学青年》中的温州青年作家 |
余论 《文学青年》与文学的“温州现象”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王手、吴树乔访谈 |
附录二:高晓声寄与吴树乔的部分信件 |
附录三:《文学青年》历期目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正文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确立与重要术语的梳理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与问题的提出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述要 |
第二章 大陆文学期刊与"华文文学"之关联 |
第一节 大陆文学期刊作为传播"华文文学"的重要媒介 |
第二节 大陆文学期刊作为"华文文学"大陆化的结构性因素 |
第三章 传播活动的基本阶段与主要趋势 |
第一节 窗口期(1979年——1984年左右) |
第二节 高峰期(1985年——1988年左右) |
第三节 转型期(1989年——1993年左右) |
第四节 整合期(1994年——2002年左右) |
第四章 期刊的受众策略与"华文文学"的传播模式 |
第一节 学术视野下的文学传播——《华文文学》研究 |
第二节 纯文学视野下的"华文文学"——《收获》[朝花夕拾]栏研究 |
第三节 大众视野下的文学传播——《台港文学选刊》研究 |
第五章 期刊的地缘、中国与世界意识和"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 |
第一节 《特区文学》的地缘情结与期刊中的"华文文学" |
第二节 《四海——世界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及其限度 |
第三节 上海情境与《小说界》中的"华文文学" |
第六章 结语: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
一 变动的文学景观——"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概况 |
二 重组与调和——文学期刊建立主体性的两种方式 |
三 在遮蔽和敞开之外——整合性文学观念的形成 |
注释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与邮件电话来往时间概要 |
附录2 孟伟哉的来信 |
大陆主要文学期刊中的"华文文学"作品"索引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其他科研成果 |
后记 |
(5)巴金与新时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深度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实践进程 |
第一节 复出后担起重任 |
第二节 为文学倾心尽力 |
第三节 生前身后的声誉 |
第二章 努力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 |
第一节 《随想录》的创作过程 |
第二节 《随想录》的文化影响 |
第三章 坚持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担纲 |
第一节 主编推发新潮作品 |
第二节 鼓励援助新老作家 |
第三节 维护文艺发展航向 |
第四节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主要参考文献 |
(7)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80年代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选刊对莫言小说的发掘与推广 |
(二)对选本收录莫言早期小说的考察 |
(三)文学选刊对莫言小说的“不选”与“选” |
二、90年代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低迷期的选刊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二)探析选本对莫言80年代小说的高频收录 |
(三)“丰乳肥臀”风波与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三、新世纪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盛名下的莫言小说与选刊的互推关系 |
(二)莫言小说在选本领域的大丰收 |
(三)新世纪文学获奖与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莫言公开发表小说年鉴表(1981—2013) |
附录B 80年代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C 80年代选本收录莫言小说一览表 |
附录D 80年代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附录E 90年代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F 90年代选本收录莫言小说一览表 |
附录G 90年代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附录H 新世纪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I 新世纪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理由 |
二、孔孚其人 |
三、研究综述 |
四、本文其他有关问题 |
第一章 历史溯源与时代呈现 |
一、“源与流”的辨正 |
二、“失重期”的选择 |
三、孔孚留给诗坛的“财富” |
第二章 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新探 |
一、诗是骨感的文体 |
二、捕捉诗美,读者的乐趣 |
三、象现求隐,诗人的游戏 |
四:孔孚的加减辩证 |
五、《峨眉山月》的真美之境 |
六、减隐的极限 |
第三章 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 |
一、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 |
二、诗与“道” |
三、心灵距离 |
四、诗是造假的艺术 |
五、距离的标准 |
第四章 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 |
一、“看山” |
二、山水诗的“创作层” |
三、透视本的秘密——孔孚诗的删改 |
四、孔孚诗歌创作流变 |
第五章 孔孚山水艺术整体观 |
一、错位的批评 |
二、理论自觉的诗人与身为诗人的论者 |
三、升华的艺:孔孚的诗与书 |
四、渊默的道:孔孚的论与文 |
五、山水艺术整体观 |
第六章 孔孚山水创作的试验性 |
一、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 |
二、作为诗语策略的模糊 |
三、文体试验:触壁 |
四、丝人茧行 |
后记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出版社与文学生产互动关系研究 ——以19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现状 |
二、上海文艺出版社历程简述 |
第一章 《重放的鲜花》事件 |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出版背景 |
第二节 《重放的鲜花》出版情况 |
第二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 |
第一节 有关《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
第二节《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 |
一、前期准备工作 |
二、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
第三章 《小说界》:文艺百花园 |
第一节 微型小说文体的独立 |
第二节“留学生文学”引发的讨论 |
一、留学生文学的产生 |
二、《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 |
三、《小说界》之外的“留学生文学” |
第四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作家、批评家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小楼:出版社的暖心之举 |
第二节 谢泉铭:编辑与作家的情谊 |
一、编辑队伍 |
二、作家培养 |
三、编辑培养 |
第三节 出版社与批评家的良性互动 |
第五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学经典化 |
第一节 文学史书写 |
一、“重写文学史”热潮 |
二、“现代派文学”与文学经典化 |
第二节 文学评奖 |
一、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 |
二、“《小说界》作品奖”与文学经典化 |
第三节 参与经典化转向 |
一、“文艺探索书系”与文学经典化 |
二、“小说界文库”与文学经典化 |
第六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化热” |
第一节 背景:“文化热” |
第二节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化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题的缘起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四川青年作家微型论(二篇)(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D]. 赵秀存.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2]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二〇〇八-二〇一〇)[J]. 邢丽凤. 东吴学术, 2016(06)
- [3]《文学青年》研究(1981-1987)[D]. 朱燕颐. 温州大学, 2014(03)
- [4]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D]. 颜敏. 暨南大学, 2008(03)
- [5]巴金与新时期文学[D]. 钟佳艺. 三峡大学, 2019(06)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7]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D]. 蒋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9]出版社与文学生产互动关系研究 ——以19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D]. 李丹. 河南大学, 2015(07)
- [10]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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