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六六年新产品试制工作总结（论文文献综述）
张杨[1]（2021）在《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文中研究表明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冷战格局下中共中央实施的一项国防备战工程。三线企业选址遵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进山进沟进洞,导致基建投资过大、生产成本上升、协作关系缺乏,严重影响三线企业的生产经营。为解决内迁企业的协作问题,各级部门采取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兴建小城镇、从一线搬迁配套企业、由沿海进行技术支援等方式,在三线地区初步建立起配套协作的工业体系。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曹杰[3]（2020）在《福建小三线职工群体生产生活研究（1964-1980）》文中研究指明
李雪玲[4]（2020）在《平湖针织厂精简职工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平湖县袜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平湖针织厂经历了“大跃进”运动以及国民经济的调整,其职工人数出现了大幅波动。为实现“赶超英美”的工业计划,政府下放招工权限到地方,全国职工人数出现较大增长,随后却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政府出台支援农业的调整计划,压缩城镇人口与精简职工成为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平湖地区重要的经济产业——平湖针织厂,其职工人数、结构急剧变化。建国前后,大大小小的袜厂生产经营困难,私私联营之后艰难存续,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方向性引导后公私合营为平湖针织厂。“大跃进”期间,全国大办工业企业,工资改革与“增产节约”运动极大促进了生产力,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大量周边地区劳动力涌入,针织厂扩充为千人职工的大厂。但由于原料供应紧张,针织厂内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影响着职工的生活。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针织厂从千人职工在三年时间内减至230人左右,比公私合营初期减少超过一半。整个精简时期,针织厂无论从思想动员工作抑或精简安置中都具有普遍性意义,分析其每一阶段的精简过程,反映出针织厂在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面对精简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针织厂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下听上达的作用,而浙江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精简遗留问题,长远的影响了受众群体。
王毅[5]（2020）在《四川三线建设企业布局与工业发展刍议》文中研究表明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其三线建设企业涵盖了机械、冶金、化学、电子、能源、兵器、航空、航天、船舶及核工业等工业门类。三线建设提高了四川的工业生产能力,增强了其工业实力,使四川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在"分散、靠山、隐蔽"布局方针的指导下,三线建设企业以成都、重庆为轴心,沿铁路线呈"H"形分布,既基本遵循了工业布局的客观规律,又将"分散、靠山、隐蔽"布局方针同四川的地形地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特殊年代既达到了战略防御的目的,又使四川的工业布局相对均衡,同时起到了平衡全国工业布局的作用。
朱睿超[6]（2020）在《兰州“三线”建设研究（1964-1990）》文中研究指明兰州作为甘肃省省会,老牌工业城市,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本文以兰州三线建设及调整改造为研究对象,探讨三线建设在兰州的实施过程、重点成果等,研究三线建设在兰州的实施目的、造成的主要影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传统的文献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调查法、分析法、比较法,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兰州三线建设及调整改造的实施原因、实施情况及各阶段发展成果等。本文研究认为,兰州三线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4至1966年,国家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布局并实施,兰州地区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进行规划与企事业单位搬迁;第二阶段,1966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三线建设遭遇重重阻力,但军工企业发展迅速,在备战背景下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三阶段,1976至1990年,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改变,兰州地区进行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军转民”成果突出。依据档案资料、数据比对,兰州三线建设及调整改造在兰州市工业城市建设、国防科技建设、城市经济水平、军民共享技术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为兰州市作为今日“一带一路”倡议下重要城市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秀丽[7]（2019）在《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文中指出器物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或传统精神的物化形态。器物不能只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每件器物的身上都蕴藏着与之相连的当时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内涵。陕西南部地区传统油纸伞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梳理二十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陕南手工业的发展起落、工匠群体的身份演化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可视化复原,能够留存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遗产,弥缝即将断裂的陕南地域文化记忆,重建历史、回忆与传承之间的联系,达成“传统”与“现代”的和解。整体来看,本研究以陕南传统油纸伞为研究本体,通过田野考察、档案追踪、伞匠访谈和工艺再造等多种研究路径,致力于三大层面,即理论层面、历史层面和工艺层面的探讨与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的文化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指引;历史层面的陕南油纸伞的空间分布、匠人主体、行业组织、档案记忆、报纸记忆、商标记忆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地域维度的历史钩沉;工艺层面的材料再造、工艺复原、技术原理、工艺传承、文化记忆、工匠精神等形而下之“器”和形而上之“道”的复原与重建,旨在勾勒陕南地区传统油纸伞的生产和发展格局,复原并留存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最终形成以“理论纲领”为导引,以“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以“工艺复原”为核心,以“传承发展”为旨归的研究脉络。具体内容按章节分述如下:第一章即绪论。此部分在呈现陕南油纸伞濒临失传、无人抢救、研究缺位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一是“史沉”,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碎片化,并趋于消亡化;二是“工陨”,陕南油纸伞的制作工匠陆续离世,文化记忆难以留存:三是“材逝技凋”,陕南油纸伞的制作材料与手作技艺失传,工艺复原困难重重。这三大难题同时也是本研究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第二、第三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体,分别从陕南油纸伞的历史追踪、社会记忆和工艺复原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其中第二章在概述油纸伞历史流变和陕南油纸伞生产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有代表性的陕南地区安康市汉阴县油纸伞业为研究个案,重点从油纸伞在此地的源起、发展和雨伞社的兴衰历程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油纸伞为代表的陕南手工业匠人体系、行业组织等生产、传习方式变迁。第三章借助地方档案中油纸伞的生产、销售资料及其它历史文献,对其商贸景象进行区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手工业的盛衰升降与区域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的结论,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和多元特性。第四章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为研究背景,重点从实践层面进行陕南传统油纸伞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可视化复原。制伞材料因工艺生发环境的变迁和工匠的离世等诸多原因,在陕南地区已难以再觅,它地寻访、多点支撑成为解决困难的有效途径。在具体执行上,笔者跟随伞匠学习制作技术,以获得隐性经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白描图稿,通过可视化展现和解析制作工序、原理,将既往不易于流传的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为陕南传统油纸伞的制作工艺留存示范性图像“秘籍”,以挽救这项濒临失传的手工制作技艺。第五章是研究的结论部分,主要讨论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陕南油纸伞所属的地方手工业文化体系已经出现“失忆症”,导致文化链条断裂,使我们正在越来越快地跌入一个不可逆转地“死去了的过去”之中。记忆危机伴随而来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危机正发生于陕南油纸伞这个个案之中,但时间和历史性的强流卷走的远不止陕南油纸伞这一例。历史见证者的经验记忆需要转化成流传后世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续存与传承不能仅停留在“记录”层面上,也不能仅站在时间的某一历史刻度上去讨论其曾经的存在状态。探索如何使其成为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通过研究,笔者认为:（1）社会变迁的身影并非仅在“大处”体现,器物再小,同样能够见证社会跳动的脉搏并与其同步兴衰。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亦是一部社会的变迁史。油纸伞作为一个微观媒介,能够镜像出我国手工业生产和工匠文化的诸多历史风貌。（2）器物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空间“适宜性”。但当此“适宜的”空间不再,器物亦将被迫下线。陕南传统油纸伞的源起是历史上移民文化“在地化”的产物,其当下濒临失传的困境亦是由不断前进的时代引发的新一轮文化变迁浪潮所致。（3）工匠是使“器”成“器”的创造者和赋“器”生命的源头。随着老工匠的离世,陕南活生生的油纸伞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现在和过去的脱节也将最终导致记忆的危机和文化的断层,为失去历史声音的人“树碑立传”成为当务之急。（4）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工匠精神”。从严格的制伞规范和质量标准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以用为上、恪守规范的工匠精神在现代浮躁的、“娱乐至死”的社会世相下显得如此珍贵,值得现代人学习。（5）传统手工技艺的断流与现代转型之痛并非陕南油纸伞这一例。“滑铁卢”境遇下更应冷静思考传统手工技艺和我国文化遗产的现实出路。
白林[8]（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黄腾飞[9]（2018）在《福建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国开展的以国防科技、工业、交通为主要内容的,以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即为三线建设。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布局、国防建设都有重大的影响。三线有大小三线之分,福建小三线建设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福建小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从1964年三线建设的决策到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考究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详细梳理福建小三线的建设历程,对福建小三线的职工的生活、心态进行考察分析。最后,力图对福建小三线建设进行考量,探究福建小三线建设的特殊性,成效和偏差,以此,为福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借鉴。
代四同[10]（2018）在《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指出莫干山路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全长582米,西侧为昌化路,南侧为澳门路,北侧和东侧为苏州河。苏州河流经此处时,由北向迅速转为西向,形成以莫干山路为中心的两面环水尖角区域.即“叉袋角”。由于工部局越界筑路绕过了“叉袋角”,导致叉袋角的地价相对于苏州河沿岸其他区域更为低廉。在低廉地价的吸引下,以阜丰面粉厂和信源堆栈为代表的孙氏企业在此设立。190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始在此修筑莫干山路,此后四十年间不断扩建。莫干山路修建后,“叉袋角”交通更为便利,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福新面粉二厂、四厂、八厂和申新九厂为代表的荣氏企业开始在此建立,莫干山路工业区最终形成。“八一三”事变后,莫干山路工业区出现畸形繁荣,周志俊在此建立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和信孚纺织印染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莫干山路工业区的纺织厂被实行军管理而停工停产,面粉厂则由于日军的管控而处于低水平盈利的状态。解放战争期间,工业区内的纺织厂经历了恢复——暴利——崩溃的过程,面粉厂则一直处于萧条的状态。上海解放前夕,各厂工人纷纷发起护厂运动,有效地保护了工厂。上海解放后,各厂很快复工生产。在“重工业优先”及工业原料计划管理等政策的作用下,莫干山路工业区各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代莫干山路工业区实行大规模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一些企业被改为重工业企业,一些企业外迁支援内地建设,留下来的企业则通过技术革新和兼并周围小厂的方式继续发展。改革开放后,上海开始实行“退二进三”的战略,苏州河的环境治理也全面展开,莫干山路工业区各厂纷纷转型,退出中心城区,遗留下大量的厂房设备。政府和厂方开始利用这些工业遗产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最为成功的是M50创意园。M50创意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再利用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通过论述1900年至1937年工业区的形成与扩大、1937年至1949年工业区的艰难生存、1949年以后工业区的演进以及改革开放后工业区的转型四个时期的情况,并在分析M50创意园再利用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区工业遗产的现状和价值,同时在全球化视角下,结合国内外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及涉及到的问题,对莫干山路工业遗产的再利用进行系统和宏观的思考。莫干山路工业区是研究1949年前后上海工业变迁和空间转移、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型个案,不仅对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有所揭示,更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具有启示意义。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工业遗产是解放前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些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是上海城市建设中资源利用的有效方式,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对研究上海城区更新中的工业布局调整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一九六六年新产品试制工作总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九六六年新产品试制工作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1）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线企业选址“六字”方针的内涵 |
| 二、三线企业选址所引发的问题 |
| (一)增加企业搬迁成本。 |
| (二)上下游产业缺乏协作。 |
| 三、三线企业配套协作的解决路径 |
| (一)兴建小城镇与地方小型配套企业 |
| (二)搬迁企业拆分筹建专业厂，相互配套 |
| (三)沿海搬迁协作企业和技术支援 |
| 四、结 论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平湖针织厂精简职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三、资料来源和说明 |
| 第一章 平湖针织厂的概况 |
| 一、从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 |
| 二、平湖针织厂的职工与经营 |
| 第二章 “大跃进”运动与职工膨胀 |
| 一、工资改革、增产节约与整风运动 |
| 二、“大跃进”运动 |
| 三、“跃进”乏力与职工膨胀 |
| 第三章 经济调整与精简职工 |
| 一、初步精简 |
| 二、全面精简 |
| 三、精简收尾 |
| 第四章 精简遗留问题 |
| 一、平湖针织厂精简后 |
| 二、精简问题在浙江、全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四川三线建设企业布局与工业发展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四川三线建设企业发展概况 |
| 二、四川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及特点 |
| 1.“大分散”与“小集中”相结合 |
| 2.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沿铁路线呈“H”形分布 |
| 3.沿四川盆地边缘呈不规则的圆形分布 |
| 三、结 语 |
（6）兰州“三线”建设研究（1964-199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兰州三线建设的背景与开端(1964-1966) |
| 第一节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成因与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兰州实施三线建设的条件 |
| 第三节 兰州三线建设开始实施 |
| 一、三线建设在兰州地区的实施过程 |
| 二、兰州三线建设开端阶段的成果 |
| 第四节 兰州三线建设开端阶段的评价 |
| 第二章 “文革”中的兰州三线建设(1966-1976) |
| 第一节 “文革”对兰州三线建设的影响 |
| 第二节 “文革”中的兰州三线企业建设个案分析 |
| 一、兰州真空设备厂 |
| 二、连城铝厂 |
| 三、兰州万里机电厂 |
| 四、国营504厂 |
| 第三节 “文革”中的兰州三线建设评价 |
| 第三章 兰州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1976-1990) |
| 第一节 兰州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背景 |
| 第二节 兰州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成效 |
| 一、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
| 二、兰州万里机电厂 |
| 三、甘肃久联和平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
| 四、兰州瑞德实业集团 |
| 第三节 兰州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评价 |
| 第四章 兰州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兰州三线建设的成果 |
| 第二节 兰州三线建设过程中的困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趋势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体系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三大难题 |
| 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匠人主体与行业组织 |
| 1.1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1.1 伞的历史流变 |
| 1.1.2 油纸伞在陕南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2 汉阴油纸伞的历史源起与匠人主体 |
| 1.2.1 源起于技艺移民 |
| 1.2.2 生发受自然条件护佑 |
| 1.2.3 孙氏伞匠家族记忆再现汉阴油纸伞历史 |
| 1.2.4 民国档案中的油纸伞匠铺历史残片 |
| 1.3 汉阴雨伞社的行业组织 |
| 1.3.1 印章更迭见证汉阴雨伞社组织变迁 |
| 1.3.2 汉阴雨伞社组织成员考略 |
| 1.3.3 汉阴雨伞社砍竹运输路线暗合古商道 |
| 1.3.4 伞社皮纸供应的地方性发展与退化 |
| 1.4 小结:传统手工业生产与传习方式变迁 |
| 第2章 基于文献的陕南油纸伞社会记忆 |
| 2.1 档案文献中的油纸伞记录 |
| 2.1.1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生产规范与质量评定标准 |
| 2.1.2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产销记录 |
| 2.2 民国广告文献中的伞业贸易及手工业变迁 |
| 2.2.1 民国报纸广告作为镜像媒介 |
| 2.2.2 民国报纸上的油纸伞广告样本分析 |
| 2.2.3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贸盛况 |
| 2.2.4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业设计 |
| 2.2.5 油纸伞商贸盛景中的手工业社会变迁 |
| 2.3 近代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中的社会记忆 |
| 2.3.1 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 |
| 2.3.2 近代油纸伞商标及其竞争记忆 |
| 2.3.3 油纸伞商标的图像语义与社会记忆 |
| 2.4 小结: 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与多元特性 |
| 第3章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 |
| 3.1 传统制伞材料再造 |
| 3.1.1 柿子油 |
| 3.1.2 桐油 |
| 3.1.3 头发绳 |
| 3.2 传统制伞工艺复原 |
| 3.2.1 备料 |
| 3.2.2 伞骨 |
| 3.2.3 伞键 |
| 3.2.4 伞托 |
| 3.2.5 组装 |
| 3.2.6 网伞 |
| 3.2.7 糊伞 |
| 3.2.8 晾伞 |
| 3.2.9 扣扎 |
| 3.2.10 伞杆 |
| 3.2.11 上油 |
| 3.2.12 渡伞,成器 |
| 3.3 传统制伞工艺原理分析 |
| 3.3.1 自然的立场: 油纸伞中的竹骨担当 |
| 3.3.2 科学的立场: 油纸伞结构设计 |
| 3.3.3 地域的立场: 油纸伞制作工艺差异 |
| 3.4 小结: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的技术路径 |
| 第4章 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 |
| 4.1 文化符号: 器物的逝去与再生 |
| 4.2 记忆留存: 历史记忆的危机与转化 |
| 4.3 实验作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油纸伞记忆存储的媒介 |
| 4.4 工匠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陕南油纸伞工匠及家庭谱系调研表 |
| 附录二: 陕南油纸伞工匠照片 |
| 附录三: 2016-2018年田野调查进程 |
| 附录四: 工匠访谈手稿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福建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二、论文选题之缘由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三线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三线建设原因 |
| (一) 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 |
| (二) 改善我国工业布局 |
| 第二节 三线决策过程 |
| (一) 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 |
| (二) 福建小三线建设指导方针的确立 |
| 第三节 福建进行三线建设的客观条件 |
| (一) 生产条件 |
| (二) 工业基础 |
| 第二章 福建小三线建设历程 |
| 第一节 小三线的部署 |
| (一) 领导机构的成立 |
| (二) 勘测选址 |
| (三) 劳动力的投入 |
| 第二节 福建小三线建设起伏 |
| (一) 艰苦创业(1965.5-1966.11) |
| (二) 步履艰难(1966.12-1969.3) |
| (三) 热火朝天(1969.3-1972.12) |
| (四) 犹豫彷徨(1973.1-1978.12) |
| 第三章 福建小三线职工考察 |
| 第一节 小三线的民生问题 |
| (一) 后勤保障 |
| (二) 卫生医疗 |
| (三) 子女教育 |
| 第二节 迁厂动员下的职工心态分析 |
| (一) 革命狂热型 |
| (二) 利益驱动型 |
| (三) 拱手听命型 |
| (四) 迫不得已型 |
| 第四章 福建小三线考量 |
| 第一节 福建小三线的特殊性 |
| (一) 后方建设起步早 |
| (二) 二三线区分不明显 |
| (三) 思想戒备高 |
| (四) 备战经验丰富 |
| 第二节 福建小三线取得成效 |
| (一) 改善福建经济布局 |
| (二) 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 |
| (三) 培育了一批人才 |
| 第三节 福建小三线的偏差 |
| (一) 选址缺乏科学性 |
| (二) 夸大主观能动性 |
| (三) 生活保障脱节 |
| 第四节 启示 |
| 附录一: 1964年福建省行政区划 |
| 附录二: 内迁福建小三线企业名称 |
| 附录三: 福建小三线军工厂厂名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核心资料与内容框架 |
| 五、创新点与难点分析 |
| 第一章 莫干山路与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形成 |
| 第一节 莫干山路的修筑 |
| 一、越界筑路 |
| 二、阜丰面粉厂和信源堆栈的建立 |
| 三、莫干山路的修筑 |
| 第二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形成 |
| 一、莫干山路工业区形成的条件 |
| 二、荣氏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建立 |
| 三、抗战前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的扩大 |
| 一、周志俊“三信企业”的迁入 |
| 二、寅丰毛纺织染厂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艰难生存 |
| 第一节 “八一三”事变后的畸形繁荣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动荡 |
| 一、纺织厂的军管理 |
| 二、面粉厂的“低水平盈利”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复兴与衰退 |
| 一、纺织厂的暴利与崩溃 |
| 二、面粉厂的持续萧条 |
| 三、热情高涨的护厂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解放后的演进 |
| 第一节 上海解放初期的调整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期的调整 |
| 二、“重工业优先”下的产业调整 |
| 三、工业原料的计划管理 |
| 四、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60年代的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 |
| 一、工业改组中的剧烈变动 |
| 二、技术改造的强化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停滞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区更新中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功能转型 |
| 第一节 功能转型的背景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工业布局的调整 |
| 二、苏州河的环境治理 |
| 三、企业的功能转型 |
| 第二节 M50的再利用过程及运营情况 |
| 一、M50的再利用过程 |
| 二、M50的运营情况 |
| 三、M50再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三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工业遗产现状及价值梳理 |
| 一、工业遗产现状 |
| 二、工业遗产的价值梳理 |
| 第四节 基于M50对上海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思考 |
| 第五节 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及涉及到的问题 |
| 一、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 |
| 二、工业遗产再利用涉及到的问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大事记 |
| 二、各厂沿革简介 |
四、一九六六年新产品试制工作总结（论文参考文献）
- [1]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J]. 张杨. 浙江学刊, 2021(05)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福建小三线职工群体生产生活研究（1964-1980）[D]. 曹杰.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4]平湖针织厂精简职工问题研究[D]. 李雪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5]四川三线建设企业布局与工业发展刍议[J]. 王毅.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03)
- [6]兰州“三线”建设研究（1964-1990）[D]. 朱睿超.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7]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D]. 王秀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9]福建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D]. 黄腾飞.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10]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D]. 代四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