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件敦煌遗书看唐玄宗与佛教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霞[1]（2020）在《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文中指出佛教自两汉之际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敦煌成为传播路上的必经之地,事实证明佛教在敦煌扎根发芽,使敦煌成为一佛教都市。隋唐至北宋的敦煌,更是将当地佛教发展推至极盛。佛界最重视的离俗原则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随着与世俗力量的交流碰撞而发生了极大变化——世俗化。“唐中后期五代宋初”的敦煌历经吐蕃占领时期及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是敦煌政治历史上较长且完整存续的重要时段,特殊的政治环境于佛教世俗化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佛教文化兴盛的敦煌留下了丰富的石窟及文书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得知,该时期的佛教世俗化在佛寺、僧尼、佛法等佛教界重大内容中皆有体现。文章以“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主要利用敦煌写本文献资料及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从佛寺、僧尼及佛法三方面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进行探究。文章除绪论外,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对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发展概况进行叙述,在唐王朝历代帝王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结合敦煌文书资料探讨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地方政权与佛界势力的相互依存关系。吐蕃占领时期保留了敦煌佛教势力,且采取崇佛政策;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继续发展,官寺数量达十七所,僧尼人数上千人。但二者皆非无限制的护佑佛教,其间实行的压制佛教发展的举措同样值得注意,这些举措体现了世俗政权与教界相互抗衡却不得不彼此借力的微妙关系。第二、三、四章以佛寺、僧尼、佛法为划分依据,逐章进行探析。佛教寺院作为僧尼居止、各项佛教活动甚至世俗活动也以之为中心开展的场所,是佛教发展的基础,是探究佛教发展离不开的论题,也是了解敦煌佛教世俗化绕不开的一环,故而作“佛寺与佛教世俗化”一章,从佛寺建立、寺院经济、寺院管理等三节进行论述。第三章“僧尼与佛教世俗化”研究。首先讨论了敦煌僧尼的来源及组成,进一步探究当地世家大族和佛界之密切联系,紧接着将“僧尼公度、卖度、僧尼籍及其管理”等僧尼受戒中所体现的佛教世俗化现象加以论述。随后,集中力量讨论僧尼生活中“饮食文化上的不合戒律、经济生活中的过度敛财、俗世关系中的‘不离家’及政治上的过度参与”等世俗化表现。第四章“佛法与佛教世俗化”研究。藏经内容的“多元化、多样化”,敦煌人“诸《经》皆奉”,“多宗并行”;佛事活动的“平民化、大众化”,生、老、病、死皆与佛教密切相关;宣扬方式的“通俗化、自由化”,俗讲变文与讲因缘因时而生;佛事目的的“世俗化、功利化”,于释门抑或于俗世而言,佛事的宗教旨意渐弱。
闫章虎[2]（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陈大为,陈菡旖[3]（2016）在《敦煌开元寺史事辑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唐五代宋初敦煌开元寺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其建置沿革、僧人寺户状况以及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开元寺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敕建寺院,内有玄宗圣容像,僧人及寺户人数较多。由于是唐朝敕建寺院,所以与世俗政权关系密切,归义军政权通过对开元寺有效的利用与管理,使之成为与唐王朝之间妥善处理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段鹏[4]（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聂顺新[5]（2012）在《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讨论由唐代佛教官寺制度而生的一则传说,通过考证传说文本的演变,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和史实。认为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传说的产生应反映了唐代先后设立的佛教官寺的地位转移问题。该传说在南宋末年和元代继续在中国的南北方流传,则反映了唐代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张长彬[6]（2014）在《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敦煌遺書中保存著一批自稱“曲子”或“雜曲子”的歌辭作品，這些歌辭連同那些體制相同但末標“曲子”之名的作品，共分布在53個寫本之中。本文以这些寫本以及寫本上的曲子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由緒論及上、下二编組成．緒論從當今敦煌學的學科現狀入手，分析了敦煌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認為以寫本學的方法治理敦煌文學應是今後敦煌文學研究的大勢。出於這種認識，緒論第二部分回顧並分析了寫本學的發生發展狀況，認為寫本學是随著敦煌學的建立而自然發生的，在實踐與理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總體來說仍處在起步階段。緒論第三部分介紹了本文對敦煌曲子辭寫本研究的具體方法。上编以寫本為單位對53個敦煌曲子辭寫本進行了文獻整理與分析，共分為辭集、叢鈔、散鈔三部分，進而按寫本的物質形態分為卷子、冊子、散紙三類。辭集、叢鈔類寫本鈔有較多數量的曲子辭，相對更為重要，故以每號為一篇進行整理與分析。整理部分包括圖版信息、寫本形態、内容介紹以及曲子辭校錄等頊，分析部分一般包括鈔寫順序、時間信息、存在場所三項；部分有特殊意義之寫本又另有別頊。散鈔類寫本共分卷子、冊子、散紙三篇，各篇除對諸曲子辭予以校錄以外，還對每件寫本的圖版、形態、背景文書、合鈔文書、文書佈局、書寫狀況、寫本性質、鈔寫時間等項目進行了介紹或分析。敦煌寫本有著刻本文獻所不具備的豐富信息，這些信息可以生動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但寫本文獻與刻本文獻相比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就是，它們一般不具備明確的時間和場所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對寫本作年代判斷、功能判斷便存在一定的風險．本文上编通過對53個曲子辭寫本的整理與分析基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對每件寫本的時空特徵都作了較明確的定位。由於曲子辭寫本上同時鈔有多種其他文書，所以這種定位不僅為敦煌曲子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條件，也為其他相關研究提供了依據。在這重意義上，敦煌文獻中的許多寫本也可以用此種方式進行重新整理。除了以上的成果以外，上编遗有一些其他的收穫。在資料蒐集方面，從前賢發現的敦煌歌辭寫本中甄別出52件曲子辭寫本，並新發現曲子辭寫本一件（伯4525第18分號）、曲子辭作品一種（浙敦113號之《定西番》）。在寫本修復方面，將伯2682與伯3128、伯3911與橋川時雄攝影本進行了綴合。在正、背面關係辨證方面，糾正了以往對斯2607、伯4692寫本正背面關係的錯誤認識。在人物考證方面，發現了龍興寺道真與金光明寺道真本是二人。在曲子辭作者辨證等方面，論證了斯2607所載六首《菩薩蠻》並非唐昭宗及其臣下所作，同時也否定了先前人們對該組辭創作時間的結論。在曲子辭創作方法分析方面，解析了《望江南》 “敦煌郡”等三辭隱括詩歌的創作手法，並推斷了其寫作年代與寫作背景。在曲調考證方面，糾正了前人誤以為《浪濤沙》乃《浣溪沙》之訛的觀點。在曲子辭校錄方面，在前人豐富成果的基礎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如首次校錄了ⅡX02147本《曲子喜秋天》，並據此本糾正了前人對此套作品的一些誤校；另外，對其他曲子辭的前人舊校也有一些修正，如伯3360“五臺山曲子”中的“定水潛流一日三過到”之句，前人皆校為“定水潛流，一日二回到”，句意難通，本文認為此句當以斯2985本之“定水潛流一里三迴倒”最為準確，即定水在一里之內有三次倒轉回流之意。對於曲子辭寫本上的其他文書，我們也作了相關考證。如寫於斯6537卷背的“諸雜要緣字”一語從未見於別處，也未見前人解釋，本文根據其字義並結合寫本實際情況，判斷“緣字”一詞當是指可供借鑒的書信和條據範文，另外還根據原本的鈔序質疑了前人將卷背寫於“諸雜要緣字”之前的諸文都視為“諸雜要緣字”的看法。又如伯3718正面鈔有多種邈真讚，為了對此本的場所進行準確定位，我們將之與伯4660邈真讚集進行了對比，發現前者乃鈔件而後者為實用件，並根據伯4660的內容與形式信息判斷出該集的製作地點在寺廟之真堂，其製作方法是將後入者貼在前件之右以卷子形態保存。下編主體部分有六章，首尾分別為引言與餘論。引言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範圍及“曲子辭”的定義，並製作了“敦煌曲子辭寫本主要特徵表”第一章分4種視角介紹了敦煌曲子辭寫本的文獻形態：從作品聚合形式的角度，可分為辭集、叢鈔、散鈔三種形態：從作品記錄方式的角度，可分為鈔寫、默寫、聽錄三種形態；從寫本的文書構成角度，可分為既有背景文書又有合鈔文書、無背景文書而有合鈔文書、曲子辭獨立寫本三種形態；從寫本的物質形態角度，可分為卷子、冊子、散紙三種形態。第二章是《雲謠集》寫本的個案研究。該章結論如下：斯1441、伯2838的核心文書首先是齋文，其次是抄在正面的《勵忠節抄》與會計文書；而《雲謠集》的抄入則是一個偶然事件。在較長一段時間裹，這兩個寫本是作為齋文集保存的。在敦煌寫本中，這種齋文集有三種形態，對應于齋儀文集形成史上的三個階段。斯144l第二群落、伯2838、斯1441第四群落的文書分別屬之。考察齋文文集的演進過程，可以發現兩種形式變化，其一是更加重視分類，更加有序；其二是儀式性增強，文中人稱漸由實指變為虛指。與此相對應，伯2838齋文集中的第二個“小組合”抄寫于曹議金為“令公”之時，即928年至935年間。《雲謠集》的抄寫時間亦在這一時期或稍後。由此推斷，中國第一部曲子辭總集《雲謠集》至晚编成於935年。第三章是對曲子辭寫本親緣材料伯3539之研究。伯3539鈔有著名的二十個音樂譜字，將它與曲子辭寫本建立聯繫後我們發現：鈔於斯7 1l l的《別仙子》辭與鈔於伯3539的二十譜字類名為同一人所寫，二者關係密切，因而敦煌寫本中的曲子辭在當時必然是入唱的．此文還考證出伯3539的鈔寫者為上族文人，鈔寫時代在881年至藏經洞封閉的這一百餘年間，並由此也定位了曲子辭寫本斯7111的鈔寫時間。另外，此文還發現了歸義軍時期授官勅牒的形式變化，為判定部分寫本的鈔寫時代提供了一種新的尺度。第四章是對曲子辭寫本的一種特殊用紙一一兌廢經寫本的專題研究，本質上是為豐富寫本學而做的一種嘗試。它是從曲子辭寫本出發的，但又是一種延伸性研究，此頊研究在實現了對曲子辭寫本斯711l、伯4692、伯4525（18）的存在場所和鈔寫時代的認識以外，主要還有以下結論：兌廢經在敦煌遗書中具有特殊紙張形態，在英法兩國共藏一千餘件，它們大都是歸義軍時期官方寫經活動的遣存。其中帶有合鈔文書的四十餘件兌廢經信息豐富，可生動地復原当时官方寫經活動在都司的組織下開展的全景。這種寫經活動從九世紀中葉到十一世紀初在敦煌曾多次發生，它的組織形式與蕃佔期的鈔經活動迥然相異。研究遗發現：都司可能位於節度使衙内；兌廢經合鈔文書的書寫者多為中低級官吏。第五章是對敦煌曲子辭寫本上的各種異於今人觀念的調名或題名方式的研究，通過研究，有如下認識：敦煌寫本中存在著九首《浪濤沙》辭，這些作品被大多數學者判定為《浣溪沙》，並取得了越來越一致的認可。通過敦煌寫本中的許多材料可以得知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敦煌本《浪濤沙》曲子辭與唐代《浪濤沙》聲詩關係密切，或為同曲之演化。伯3821《感皇恩》題下有兩種句法的曲子辭各二首，後二首與《蘇莫遮》格律一致，但它們也是《感皇恩》辭，它們的存在為《唐會要》所記錄的改金風調《蘇莫遮》為《感皇恩》的歷史事實提供了實證依據。敦煌曲子辭寫本中存在著許多令人費解的“同前”辭，這種現象背後所隱藏的信息應引起注意。第六章是對以表演為主要傳播方式的那部分曲子辭的文體研究。該章分析指出敦煌曲子辭寫本上保存著的若干種被曲學研究者忽視了的演故事類表演底本，它們之中有代言類故事曲辭，有演故事之舞曲，有體制近同鼓子詞的故事講唱辭，有略具唱賺體制的故事類套辭，還有多宮調套曲之辭。這些體制不同的曲子辭作品可以彌合戲曲發展史上從唐曲子到宋元戲曲之間的一斷“暗流”，證實了任半塘先生所預測的後世的曲體乃起源於唐曲子一說。另外，那些演故事性的套曲辭的某些篇章遗曾以隻曲或組曲的方式流傳，这一現象要求我們對敦煌曲子辭的文體構成乃至曲體的早期發展史都要進行重新的思考。餘論部分遗就敦煌曲子辭寫本的流行時間、敦煌曲子辭的風格分類、敦煌曲子辭在文本化過程中的文體獨立意識等問題以及本文在寫本研究中取得的一些經驗作了簡要說明．由於敦煌寫本的構成因素複雜，對其進行寫本學研究需要各學科通力合作，也需要以多種分類方式進行分類考查．真正的寫本研究還沒有大規模開展，本文僅是自覺地以寫本學方法對敦煌寫本進行整理與研究的一次初步嘗試，故論題較為分散，僅希望能為更廣闊的寫本研究提供一些啟發。
梁克敏[7]（2018）在《唐代城市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聚落形态,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管理。唐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城市管理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前,学术界对唐代城市已多有研究,但对唐代城市管理的研究则局限在长安市场和治安等领域。事实上唐代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尚有不少领域值得探讨。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唐代都城和地方城市的管理,对推进唐史研究和深化对唐代社会的认识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夏商周三代初步形成,中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在城市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是唐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基础。在唐代289年间,城市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都奠定了城市管理的现实基础,并提出了城市管理的客观要求。唐代城市的管理首先表现在对城市规划的管理。唐王朝在宏观上对城市的设置和等级均有管理,形成了都城——州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从微观上看,唐王朝对都城、地方城市规划的决策、编制和执行过程也有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城市生活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内容,故而经济管理在唐代城市管理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唐王朝十分重视市场管理,制定了废置市场的法令,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规定了市场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加强了对商品质量的监控和市场秩序的管理。在手工业方面,唐王朝加强对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的管理,设置了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并对工匠征调、原料供应、质量控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对私营手工业者推行一种歧视性政策,实行匠籍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唐代私营手工业中还出现了自治性的“行”,在私营手工业的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正仓、常平仓、义仓等城市仓库的管理,在仓库的设置、管理机构及查验受纳、贮藏保管和验符出给等方面都有详细的举措。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因而城市的社会管理也显得相当重要。唐代城市的社会管理包括人口、社区、治安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城市人口管理,是对城市在籍人口户籍的编撰和管理,也包括对国内移民和入唐的外来使臣、商人、僧侣等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城市社区管理,涉及“坊”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情况、坊的管理职能及一些城市中的新罗坊、蕃坊等入唐侨民社区管理。城市治安管理,表现为对两京及地方治安管理机构的设置,唐律对危害治安行为的惩处规定,坊里团保制度的实施,宵禁制度和私藏兵器制度的推行等等。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则表现为对城门墙垣、道路桥梁、沟渠井泉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及运行的管理。城市不仅是一个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中心,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宗教等集中的文化中心。因而唐王朝也很注意城市的文化管理。唐代城市的教育管理是以官学为主要对象。中央官学的管理包括对学生的入学、教学、生活及留学生的管理,地方城市的官学则由当地的博士等相关官员进行管理;对私学唐政府一直持鼓励包容的政策。唐代城市宗教信仰的管理者有崇玄署、祠部、州府功曹等行政机构及三纲、僧录、道门威仪等僧道官,在管理内容上则对寺观建设和僧道出家都有一定的管控,制定有处罚僧道违戒犯法行为的法令,唐政府对摩尼教、祆教和景教等外来宗教及民间信仰也有管理。生态环境对城市也有重大的影响,故唐代曾采取一些措施对城市环境进行管理。唐政府设有虞部、司农寺等相关管理机构,且颁布断屠钓禁令、建立保护区、重视城市绿化,唐律中也有维护城市公共卫生的规定。城市经常会遭受到水、旱、火等灾害及战争的破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唐政府在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等都采取了系列措施,确保城市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减少损失。唐代城市管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中央集权式分级管理和城乡合一的管理体制,二是以政府为主的一元化管理主体,三是管理方法上以行政管理为主、法律的和经济的管理方法应用增多。唐代城市管理的成就主要是以人为本和以法治城管理理念的出现,重视城市的规划和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管理,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唐代城市管理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从城市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唐代城市管理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并对今天的城市管理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运用历史学和城市管理学的理论对唐代城市管理进行系统的研究,把地方城市管理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二,扩大了唐代城市管理研究的范围,将城市宏观规划、文化、社会、环境管理与危机应对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畴中。
秦樺林[8]（2014）在《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絲绸之路”不僅是一條連接古代中国與西域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條承载着柬西方文明互勤、交融的文化之路。20世纪以来在其沿线不断發现的出土汉文刻本便是後者最好的見證,同時也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向西傳播的有力佐證。这些汉文刻本主要出土自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印刷时間横跨唐、五代、宋（遼、金、西夏）、元等各个歷史時期,数量聚多,文献構成複雜。既有估主體的佛教颊刻本,也不乏经、史、子、集“四部”類书籍,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僵值。然而與出土寫本相比,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相封比较薄弱,值得研究者对其造行深入而广泛的探索。本論文即以絲绸之路沿綫（主要是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出土的汉文刻本作為研究对象,從文献學（特别是版本學）的角度進行相關考索。论文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封“絲绸之路”與“書籍之路”之間的关系進行了分析,並对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總體情况作了筒要介绍。敦煌出土的刻本主要以晚唐、五代和宋初的印刷品为主；吐魯番出土的刻本主要涉及宋、遼、金、元時期；黑水城出土的刻本則跨越来、遼、金、西夏、元等多個時期。以上三地出土刻本在時代上可互相銜接、互為補充,堪稱見證雕版印刷術從初兴到发展壯壯大的實物寶库。此外,第一章回顾了從1909年至今的關於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概沉,指出前賢時彦在取得豐碩研究成果的同時,遐存在一定不足,仍有待今後加强追方面的工作。第二章封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價值進行了分析和介绍。就文献學角度而言,练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的發現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版本學的整體面貌,不僅為版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更促使版本學提出一系列嶄新的課題。就歷史學角度而言,絲绸之路出土漢文刻本不僅有助於深入研究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史,而且是構建完备的印刷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材料。就宗教學角度而言,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不僅有助於封西域佛教傅播的研究,而且有助於加深封各階層宗教信仰情況的了解。就語言學角度而言,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給漢語文字、詞彙和音韻研究都提供了寶貴的材料。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以往封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往往过多地沿襲自封出土寫本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规,而未能兼顧版本學的某些特點。同畴,出土刻本也不同於傅世刻本,有其自身的文物特殊性,加之出土刻本以残葉居多,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封傅世刻本的研究方法。相關研究中存在的種種不足,大多舆研究方法不够全面有關。针封這-情况,論文徙区分刻本材料直至最後考定版本性質,提出了五項大的研究步骤。每一项步骤之下,又针对具體問题盡可能祥细地提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比如“缀合殘葉”一項,输文认為在缀合前需要封研究封象進行嚴格審查,應遵循五个“同一”（即出土地點同一、物質载髓同一、所記内容同一、行款格式同一、刻印字形同一）的原则。第四章以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為中心探討了唐五代印刷史的概況。有關這一時期印刷史内容的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論文立足“二重證據法”和史源學的考辨方法,仍然試圖寫出新意。比如針對不少印刷史名著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如文獻記載的史源缺乏考證,出土刻本的描述存在偏差等）,提出駁正意見。此章對唐代印刷術初興的分期問題進行了梳理,指出當前學術界盛行的“高宗一一武周時說”缺乏堅實的依據,並不可信,當以“文宗时說”最為可靠。输文将考察唐代印刷的地理分布間题與分析唐代印刷品的结構结合起來,指出唐代印刷業正是围统印製曆日而展開,構成了完整的生產、销售链條,從而维繁了印刷作坊持續性的生崖。關於五代印刷史概况,主要侧重分析國子監雕印“九经”這一重要歷史事件。論文指出朝廷明令将國子監本《九经》地位視同前代石经,意味着刻本首次具有了高於窟本的权威性,意羲深远。而且五代國子监本经書探用的是蝴蝶装册本,使得正統讀書人不僅閱讀的載體發生了改變（從寫本逐漸變為刻本）,甚至連書籍的裝幀形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卷軸到册本）。因此,後周廣順三年（953）六月,國子監本經書印成之日,可謂標誌着中國书籍史正式完全步入了“刻本时代”。第五章将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與傅世文献的记载结合起來,封北宋、遼、金、西夏的印刷史情况造行简要介绍。比如指出北宋时期书籍“刻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给中國文化的整體面貌带來了深速的影响。第六章着重考察了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害籍制度,包括装帧、版式、附屬品等内容。输文指出一些刻本的版式可以溯源,比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罩葉佛像,其版式設計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與刺繡佛像。再比如宋、金刻本中正題名佔據雙行的樣式,實際上早在唐代刻本中即已出現。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封练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的經、史、子、集“四部”類刻本進行了版本考索。這四章连同第十一章也是本输文的重點。《絲路出土经部刻本文献叢考》章中指出德藏吐鲁番文獻中的TID1015號刻本韻书以及九行本《切韻》刻本,並非前辈學者所推测的五代刻本或北宋刻本,此二本寶為遼刻《唐韻》增字本韻書。遼刻《唐韻》增字本與《大宋重修廣韻》的编订、刊刻各不相侔,前者並非後者的母本。它们属於《唐韻》系统的雨个不同分支。《练路出土史部刻本文獻叢考》章中重點考察了黑水城出土的正史颊、编年類刻本。输文封於出土刻本舆傅世善本之間如何造行版本比地,提出了具体的意見,指出面封刊刻於同一地域、刊刻風格又極為近似的刻本應重點把握住字形造一標尺,凡找出字形間的微殊之處,而不能僅僅通過對版本的“觀風望氣”,便將兩種刻本牽合為一。《絲路出土子部刻本文献叢考》章在缀合的基础上指出黑水城出土《初學記》屬於南宋建本系统,版式可與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紹興十七年余氏本進行比較,但黑水城本的刊刻時間很可能更早,也更接近於绍兴四年建阳刻本的原貌。此外,论文结合讳字與内容,指出黑水城出土《文酒清話》當為宋刻本,成書時間大約在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很可能出自熟悉汴梁生活的“書會才人”之手,具有文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絲路出土集部刻本文獻叢考》章在對黑水城出土《三國志文類》、《薛仁貴征遼事略》定名的基礎上,分别考察了這兩個刻本的版本特徵,指出此二書同為元代建安坊刻本,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價值。第十一章是《絲路出土佛教刻本文献叢考》。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佛教文献不僅估據了总量的絕大部分,而且内涵豐富。此章選取吐鲁番、黑水城出土的中土撰述類佛教刻本進行考索。比如指出吐鲁番本《御製綠識》雖然帶有千字文编號,但很可能只是一單刻本。該本覆刻自《金藏》本,大概是出於方便持誦的考慮,吐魯番本將《金藏》本原來的卷軸裝樣式變换為蝴蝶裝册本,在版本學上具有寶貴的標本價值。第十二章是《絲路出土汉文刻本鑑定雜考》,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鑑定既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點,也是一个鞋點。比如黑水城文献中包括宋、遼、金、西夏、元等朝代的刻本,來源複雜,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誤判。論文選出十六種可靠的西夏漢文刻本對其版本特徵進行考察,在版式、字體、諱字等方面初步提出一些鑑定意見。並對黑水城文獻中三件誤定朝代的漢文刻本進行了重新審定。
武玉秀[9]（2012）在《敦煌遺書及其中的文學所反映的淨土信仰研究》文中认为公元2世纪下半藁,浮土信仰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晋六朝净土高僧的活动使其得到了缓慢的发展。唐代善导和法照等净土高僧通过身体力行大力推崇,则使净土宗正式成为一大宗派,并在随後的长达三四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影乡了整个中国。随著净土思想的传入,净土艺术的创作也兴盛起来。淨土艺术作为佛教艺术的分支,对於揭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歷史造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印度佛教艺术随著佛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乡。隋唐时期佛教艺术的进入中国主要经由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首先是外来粉本传入,接著是唐代画家在学习外来粉本的基础上自创粉本。隋唐佛教发展带来了佛画的繁荣,当时宫廷和民间都有大量的画家,從事佛画的绘制工作。五代宋初,皇家绘画机构设置尤为完备,受中原政权绘画职官设置的影乡,边远地区如敦煌也有画院、画行之设,这直接刺激了敦煌地区绘画艺术的繁荣。隋唐五代画史中也有大量的关於净土绘画创作的记载。隋唐五代绘画艺术的大遗存在二十世纪初於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了,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色彩纷呈的敦煌遗画,就敦煌遗画的制作材質而言,绢画等布帛类艺术品数量是最多的。敦煌遗画之材質——布帛,很多就是由中原地区流入敦煌的,这是由於敦煌当地布帛生产并不兴盛,种类也较为有限。唐代布帛生产的兴盛为遗画的创作提供了前提,唐代布帛生产之所以如此繁盛,主要是因为布帛是唐代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布帛在国家的统治中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故而有时还被当做货币使用。唐代宫廷还设有繁琐的染织机构,负责对布帛进行再加工本文主要从绢画、刺绣、版画三大方面来阐释敦煌遗画。敦煌遗画中数量最多的是绢画,古代敦煌人造像的现实功利性很强,为亡者追福而造是最为常见的。造像供养的功利性,不仅反映在供养人造像的动机上,而且也表现在供养人对造像主尊的选择上,这在敦煌绢纸绘画中表现得更加明确。与耗资巨大的石窟造像大多由世家大族把持不同,费用较低的绢纸造像更多地为中下级官具、普通百姓所参与。敦煌绢纸造像供养的主尊主要有阿弥陀佛、乐师佛、弥勒佛、观音菩薩、地藏菩萨、天王等,尤其以观音菩薩（引路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像、水月观音、十一面观音、四臂观音、六臂观音、如意轮观音、观音曼荼罗、延寿命观音等）数量最多。而其中阿弥陀佛、乐师佛、弥勒佛、观音菩薩、地藏菩薩都与净土信仰息息相关。故而,研究敦煌遗画对於考察敦煌地区民间净土信仰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随著佛教在中国的流行与发展,刺繍这一中国傻秀传统工艺也开始应用于佛像及佛经的制作上。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刺繍遗物的发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存敦煌吐鲁番刺繍佛像保存较为完整者,主要包括南北朝时期1件、隋唐五代6件,这7件佛像繍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时佛教刺绣艺术的成就。後来,还出现了刺繍佛经,法藏敦煌文献P.4500即为其代表,这表明刺绣工艺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具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领域。唐代净土信仰空前盛行,唐人文集中也存有为数不少的讚颂给繍与净土信仰密切相关的佛、菩薩及变相的篇章。唐代善男信女繍造净土佛像、菩薩及变相之功德新求,大多是出於为亡者资福以往生净土,这也就成为净土信仰反映刺绣上的重要内容。制作刺绣艺术品作为功德讲究精细,越精细才越见诚心,尤其是繍像,要尽可能完美地表现法相的荘最以及西方极乐淨土的盛况,这就对绣造技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於唐代文人画师的广泛参与,还产生了画供稿、艺人繍制,画繍结合的繍画。唐代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的关於佛教刺繍艺术品的赞文,其中大量的是讚颂与净土信仰有关的阿弼陀佛、弥勒佛、乐师佛、观音菩薩、地藏菩薩及浮土变相等的篇章,这些文献记载是敦煌吐鲁番刺繍遗留物的重要补充。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於揭示唐代佛教刺繍（主要是净土刺绣）活动之光盛具有重要的歷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敦煌版画中也出现了淨土信仰,版画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在经歷了汉字楷体化、纸张的普遍行用、雕刻技术成熟等前提条件之後,雕版印刷最终产生于隋代,经唐五代的发展,到宋元时期全面繁荣,明清时期臻於巅峰。而雕版印刷品的内容又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从雕版印刷品的相关发願文来看,版画中关於净土信仰的雕版印制尤为流行,且历时长久,自五代大量刊刻的阿尔陀佛、观世音菩薩、文殊师利菩薩、地藏菩薩等版画开始,这四种早期版画的普遍流行,表明净土信仰在晚唐至宋初在敦煌乃至整个中国都是被民众广泛接受的。至宋代雕刻《竺兰陁心文经》等经文,直至明清大规模雕刻《陀罗尼》等经文,在相关的发願文字中都出现了净土信仰倾向。由此可见,在中国民间,從晚唐五代直至明清,这种净土信仰的熟情在雕版印刷术中是一路传承而来的。敦煌遗画中不管是绢画、刺绣还是版画中都出现了净土信仰的倾向,而这批艺术品的裂作年代又多在晚唐五代宋初,这说明唐至宋初净土信仰在敦煌民间有著广泛的传承,己经深入到了广大信众的深層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当时民众普泛的功德诉求。敦煌雕地处边地,但也是华夏大地的一个小缩影,通过对敦煌地区遗画中保存的净土信仰的探求,可以推知在唐至宋初的三四百年间,净土信仰在民间的信仰中估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敦煌遗画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主要有四点：祭祀文化、寺院文化、职官文化和姓氏文化。敦煌遗画文学尤其是绢画的经变题榜与敦煌浮土类讲经文也有某种关联；敦煌遗画的发願文与敦煌地区的佛事文学也有著密切的关联,文章从佛事文学中的初丧文学、治丧文学、国祭文学和私祭文学四个方面做了分析。
杨晓慧[10]（2012）在《唐代俗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帝国是诗的国度,唐代诗歌光芒四射,光照千古,因而自古及今,世人对唐诗的研究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唐文的研究虽不如唐诗那样热闹纷繁,但也不绝如缕,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唐诗研究的门庭若市,唐文研究的日益升温相比,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研究则有些岑寂冷落。事实上,唐代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唐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因而唐代文化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态势。唐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日益俗化的趋势。至中晚唐时期,各种俗文学活动热闹纷繁、异彩纷呈。可是,由于俗文学历来不受重视,因而文献记载较少,加之有些俗文学形式乃口传心授,本不易流传,所以俗文学的研究既受到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资料匮乏的羁绊。而唐代雅文学与俗文学是唐代文学母体的双翼,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学,俗文学之研究自然不可忽视。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的发掘,唐代俗文学的研究日益丰富深入,但多为具体篇目地探究,宏观整体地把握较少。即便是有些宏观地研究,也多集中在基本内容地介绍,相对来说,还缺乏较为深入地整体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唐代俗文学活动生成的原因及条件,唐代俗文学生成与都市民俗风情的关系,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特征,唐代俗文学活动与雅文学的互动,唐代俗文学活动对后世俗文学活动的影响等方面做新的探索性研究。俗文学作品的分类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现存的许多分类中常有标准不一的现象。针对唐代俗文学的实际情况,参照赵景深先生的观点,笔者将唐代俗文学活动按照表现形式,分为口承俗文学活动和笔传俗文学活动。口承俗文学活动包括：俗讲、变文、话本、戏曲、民谣、颜语等等。笔传俗文学活动分为：俗诗、词文、俗赋、曲子词、唐传奇、竹枝词等。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唐代口承俗文学的成就是最为耀眼的,其参与者非常广泛。笔传俗文学留下了更多士人的手迹。笔者在此对唐代各体俗文学活动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与总结。唐代俗文学生成的原因及条件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常说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如仪式宗教,多元开放,城市繁荣以及人们对功利目的地追求等等,都促进了唐代俗文学的发生发展。历史传承是唐代俗文学的历史渊源；俚俗都市是唐代俗文学的市民热情；寺庙酒肆是唐代俗文学的活动中心。在整个人类文学创作与审美活动中,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高雅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相对较少,而通俗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相对较多,这是人类雅俗文学活动的普遍倾向。除此之外,唐代文学还呈现出明显的雅俗共赏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唐代的雅俗文学在当时都很受欢迎；同时,很多文人士子既能创作雅文学,又能创作俗文学,可谓雅俗兼擅。唐代俗文学与诗歌、散文等正统雅文学的发展处于相融互补的关系之中,文人雅士往往从当时流行的口授心传的俗文学作品中获取再创作的素材,而俗文学则借助于文人再创造使自身得到提高,同时在书面化的过程中获得更为广泛的流传。因而形成唐代文学发展中这种雅俗互动、雅俗互补的现象,对后世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俗文学活动作为文学活动的一部分,它包括俗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活动。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消费特征包括实用性的俗文学活动,夸示性的俗文学活动,人格化的俗文学活动。俗文学的实用性即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使俗文学活动更注重其审美娱乐功能。20世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布伦提出了“夸示性消费”的理论,借用这种理论来分析唐代俗文学活动中的一些现象也未尝不可。关键在于,唐代的一些俗文学活动背后也存在着惊人的夸饰性消费成分。唐代俗文学的各种文体,既是在继承前代各种文体尤其是俗文体基础上的大发展,又对唐代及其后文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与渗透。唐代俗文学创作题材和内容相当广泛,艺术成就同样引人瞩目。唐代俗文学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也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因而具有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价值。唐代俗文学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戏曲说唱结合、以演唱为主的艺术形式,应当深受敦煌变文的影响。而从后世戏曲的创作题材看,许多作品深受唐代说唱文学,甚至唐传奇的影响。同时,历史题材变文的基本要素乃至历史素材,对宋元话本及承变宋元话本之历史演义小说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以来,随着敦煌遗书的大发现,唐代俗文学得到空前的重视与研究。一方面,整理研究唐代敦煌俗文学的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唐代俗文学继续发挥着其久远的影响力。
二、从一件敦煌遗书看唐玄宗与佛教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一件敦煌遗书看唐玄宗与佛教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关于本研究专题的含义界定 |
| (一)研究时限 |
| (二)敦煌佛教世俗化及世俗化程度 |
| 三、研究史回顾 |
| (一)佛寺 |
| (二)僧尼 |
| (三)佛法 |
| (四)佛教世俗化 |
| 第一章 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佛寺与佛教世俗化 |
| 第一节 世俗政权参与捐建、修营、赐额佛寺 |
| 一、世俗政权与寺院修建 |
| 二、寺名由来及赐额情况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世俗社会 |
| 一、寺院经济来源 |
| 二、财政用途 |
| 三、关于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剥削现象 |
| 第三节 寺院管理 |
| 一、僧职任命 |
| 二、僧务管理 |
| 第三章 僧尼与佛教世俗化 |
| 第一节 僧尼来源及组成 |
| 第二节 僧尼受戒 |
| 第三节 僧尼生活 |
| 一、饮食文化中的饮酒与“非时”食 |
| 二、经济生活中的敛财 |
| 三、俗世关系 |
| 第四节 佛教影响的世俗信众 |
| 第四章 佛法与佛教世俗化 |
| 第一节 藏经内容的“多元化、多样化” |
| 第二节 佛事活动的“平民化、大众化” |
| 一、转经、抄经 |
| 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岁时佛俗 |
| 第三节 宣扬方式的“通俗化、自由化” |
| 一、俗讲 |
| 二、说因缘 |
| 第四节 佛事目的的“世俗化、功利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视角与术语释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资料评述 |
| 第四节 本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礼仪与政治语境中的书法 |
| 第一节 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 |
| 第二节 礼仪活动中的书法因素:以“册”类书迹为中心的讨论 |
| 一、皇帝即位、册太子、上尊号仪式中的玉册及其书法情况 |
| 二、丧葬仪式中的哀册、谥册、神主与墓志 |
| 1、唐代哀册、谥册、墓志及神主使用制度概述 |
| 2、现存唐代哀册、谥册的书法分析 |
| 三、“册”的书写者、所用书体及相关问题 |
| 第三节 书法活动的政治意涵 |
| 一、建构政治合法性 |
| 二、恩宠与褒功:唐代皇帝的赐“御书”活动 |
| 三、纪功与纪念:碑刻的政治色彩 |
| 第二章 试以政事:文书行政视角下的“楷法遒美”和“工书” |
| 第一节 唐代之前的“文书行政”与官吏的“行政技能” |
| 第二节 唐代的“文书行政” |
| 第三节 作为官吏“行政技能”的“楷法遒美”和“工书” |
| 一、“楷法遒美”的重要性及其内涵 |
| 二、“工书”标准与流外官的铨选 |
| 第四节“楷法遒美”、“工书”的性质及其与唐代楷书发展的关系 |
| 第五节“书判拔萃”相关问题考辨 |
| 第三章 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宫廷中的翰林书待诏 |
| 第一节 翰林院及待诏群体的性质 |
| 第二节 翰林书待诏的供职模式与工作内容 |
| 第三节 进入翰林院的途径及书待诏的仕途 |
| 第四节 墓志所见书待诏的社会关系 |
| 第五节 宫廷书法影响下的翰林书待诏 |
| 第六节 翰林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基于石刻的考察 |
| 一、字体、风格的多样性 |
| 二、“各有所长”与“分工合作” |
| 三、书法传承的家族性 |
| 四、“创作意识”的出现?:关于书待诏书写格式的一个推测 |
| 第四章 专职缮写:行政及文馆机构中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及告身书写人 |
| 第一节 普遍设置的文书吏 |
| 第二节 秘书省及诸文馆中的“职业抄写员”:楷书手 |
| 一、楷书手的设置及职能 |
| 二、楷书手的选拔与仕途前景 |
| 三、“楷书手”称名问题考 |
| 四、楷书手书法的特征:以敦煌所出宫廷写经为中心 |
| 1、唐代官方抄写制度略说 |
| 2、楷书手书法的“职业特征” |
| 第三节 作为“专业人才”的书直 |
| 一、书直的设置及其职责 |
| 二、书直的选拔标准、来源及迁转诸问题 |
| 第四节 唐代的告身书写人及现存告身的书法形态 |
| 一、告身颁给制度及告身书写人 |
| 二、现存告身的类别及书法形态 |
| 第五章 唐代“书法教育制度”再研究 |
| 第一节“文字教育机构”还是“书法教育机构”?:国子监书学性质考辨 |
| 一、国子监书学的制度起源 |
| 二、作为文字教育机构的唐代书学 |
| 三、唐代官学的兴废及书学对书法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弘文馆书法教学活动的短暂性 |
| 第三节 宫教博士与内廷书法教育 |
| 一、宫教博士的设置及相关问题考论 |
| 二、宫教博士的阶官化与内廷书法教育的式微 |
| 第四节 作为皇室“职业书法教师”的侍书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3）敦煌开元寺史事辑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敦煌开元寺的由来 |
| 二敦煌开元寺的僧人、寺户 |
| 三敦煌开元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
（4）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及其表现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祭祀的传统 |
| 二、佛、道二教对中国传统祭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唐宋时期佛、道交涉与三教汇融 |
| 四、大乘佛教的影响与功德思想的盛行 |
| 五、密教兴起与在敦煌的传播 |
| 第二节 程式化:敦煌斋会盛行的文本表征 |
| 一、沟通凡圣:早期道教三官手书与敦煌道教斋会文本 |
| 二、唐代佛教斋文的书写与使用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中的替代形式 |
| 四、从写卷到“小册子”:九、十世纪斋文写本物质形态的变化 |
| 第三节 宗教生活:九、十世纪斋会与敦煌社会生活的互融 |
| 一、宗教与社会生活 |
| 二、《斋琬文》所见斋会概况 |
| 三、“小册子”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 |
| 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与社会生活的互融及其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四时顺序、风雨应时:岁时与斋会 |
| 第一节 福建新春:敦煌正月印沙、燃灯诸行事 |
| 一、新春正月祈福 |
| 二、正月印沙佛、塔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正月燃灯 |
| 四、安伞、旋城、赛天王 |
| 五、燃灯社、三长邑义:正月斋会的组织 |
| 第二节 游四门、行城:敦煌二月八行事及其宗教史意义 |
| 一、早期佛教经典中“游四门”叙事 |
| 二、行城、讲经:九、十世纪敦煌的二月八行事 |
| 三、幡花隘路:二月八行城中的幡 |
| 四、行像社、行像司:二月八行城的组织 |
| 五、文化象征与延续:西南边疆二月八“游四门”文献与行事 |
| 第三节 敦煌七月十五行事及其思想 |
| 一、“家家列馔,处处敷筵”:七月十五斋会的盛行 |
| 二、九、十世纪敦煌七月十五斋会行事 |
| 三、造幡绘像:敦煌七月十五日行事的多样 |
| 四、报恩行孝:佛教报恩思想与中国传统孝道的进一步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九、十世纪敦煌农事诉求与灾害应对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祈愿 |
| 一、唐前河西的蚕桑 |
| 二、农桑业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丝?倍获于常年:蚕农的祈愿 |
| 四、斋会文本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养殖 |
| 第二节 蝗虫永散、不害于人民:蝗灾的禳除 |
| 一、古代河西走廊为主要的蝗灾区 |
| 二、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对蝗虫的认识 |
| 三、九、十世纪敦煌社会的蝗灾 |
| 四、从祭祀到禳除:九、十世纪佛、道二教于蝗灾的应对 |
| 第三节 农事斋文中的神祇整合 |
| 一、牛王、马鸣菩萨:《蚕筵愿文》中的佛教诸神 |
| 二、女仙之宗:西王母于蚕桑业中的象征 |
| 三、各司其职:九、十世纪农事中神祇的组合及其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生重命:疾病救赎与公共疫情应对 |
| 第一节 母子平安:难月与庆生祈愿 |
| 一、难月祈愿与救度 |
| 二、降生设斋与回谢 |
| 三、满月与生辰庆诞 |
| 第二节 设斋忏悔:斋文所见宗教对疾病的救赎 |
| 一、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患文》 |
| 二、佛为医王:《患文》所见佛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三、《病差文》所见道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四、设斋、抄经:病愈后的还愿 |
| 第三节 社会公共性疾病的应对 |
| 一、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疫疠”流行及其祈愿 |
| 二、“城中灾疫疠”: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几次公共性疾病 |
| 三、归义军时期对于公共性疾病的认识与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禳灾、护国与结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密教化 |
| 第一节 结坛与《结坛文》 |
| 一、何谓结坛? |
| 二、护国禳灾:唐宋时期佛、道二教结坛法之异曲同工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结坛文》释录 |
| 第二节 敷佛像于四门: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构建 |
| 一、四门即沙州城四门?:敦煌斋会文本中“四门”的再认识 |
| 二、四门设像:《坛法仪则》与《坛图式稿》的对应 |
| 三、S.2139《金刚界曼荼罗简图》: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复原 |
| 四、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一、九、十世纪密教在河西地区的弘传 |
| 二、护国、禳灾: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唐五代:现存传说的最早记录 |
| 二南宋末:传说的拆分与改造 |
| 三元代:传说的继续层累 |
| 四结语 |
（6）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上编：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分析 |
| 凡例 |
| 一、辞集 |
| (一) 卷子类 |
| 斯一四四一+斯五七六三：雲谣集杂曲子十八首 |
| 伯二八三八：雲谣集杂曲子十四首 |
| 斯二六○七+斯九九三一二十九首 |
| 斯二六八二+伯三一二八十五首 |
| 津艺一三四十三首 |
| 伯二八○九八首+三首 |
| 斯六五三七八种共二十首 |
| 伯三二七一七种共十三首 |
| (二) 册子类 |
| 伯三九一一+桥川时雄摄影本十二首 |
| 伯三八三六、伯三一三七缀合本十首 |
| 伯三八二一十五首 |
| 二、叢钞 |
| (一) 散纸类 |
| 伯三三六○：大唐五台曲子五首寄在苏莫遮六首十一首 |
| 斯二○八○+斯四○一二：[五台山曲子苏莫遮]六首 |
| 斯四六七：五台山曲子六首六首 |
| 斯二九八五：[五台山曲子藕莫遮]三首 |
| 伯三二五一六首 |
| 伯三三三三三首 |
| 伯四六九 |
| 斯四三三二三首 |
| 斯四五七八：泳月婆罗门曲子四首 |
| 斯七一一一三首 |
| Дx二一四七五首 |
| 某《心经》写本五首 |
| (二) 卷子类 |
| 伯二五○六五首 |
| 伯二七四八三首 |
| 伯三○九三三首 |
| 伯三六三○+伯三七一八六首 |
| 斯一四九七五首 |
| 罗振玉藏《春秋後语》写卷三首 |
| (三) 册子类 |
| 伯三九九四五首 |
| 斯五五五六三首 |
| 斯五六四三四首 |
| 三、散钞 |
| (一) 卷子类 |
| 伯二六四一一首 |
| 伯二七○二二首 |
| 伯三一五五二首 |
| 伯三三一九一首 |
| 伯三七○六一首 |
| 斯三二九+斯三六一四首 |
| 斯一五八九二首 |
| 斯二一○四一首 |
| 斯四三五九二首 |
| Дx一三六八、Дx二八四二+Дx二七五二、Дx六○五九+Дx六○一九+Дx二一五三+Φ二四七+Дx二一九七一首 |
| (二) 散纸颊 |
| 伯三一二三一首 |
| 伯三一五六P1一首 |
| 伯四五二五(十八)一首 |
| 斯四五○八一首 |
| 斯五八五二曲子一本(存一首) |
| Дx一四六八一首 |
| 浙敦一一三一首 |
| 历博五四一首 |
| (三) 册子类 |
| 伯三九○六二首 |
| 伯四○一七二首 |
| 斯五五四○一首 |
| 下编：敦煌曲子辞写本研究 |
| 引言 |
| 第一章 敦煌曲子辞写本的文献形态 |
| 一、敦煌曲子辞的聚合形态 |
| 二、敦煌曲子辞的记录形态 |
| 三、敦煌曲子辞写本的文书构成 |
| 四、敦煌曲子辞写本的物质形态 |
| 第二章 《霎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研究 |
| 一、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 |
| 二、三种形态的齐文文集 |
| 三、《雲谣集》写本的钞写年代 |
| 第三章 曲子辞写本的重要親缘材料——敦煌二十谱字写本伯3539研究 |
| 一、伯3539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 |
| 二、二十谱字的钞写者 |
| 三、二十谱字的钞写年代 |
| 四、伯3539、斯7111关系考 |
| 第四章 曲子辞写本的一种特殊用纸——兑废经写本之研究 |
| 一、英法藏兑废经文献综述 |
| 二、兑废经合钞文书分析 |
| 三、从兑废经写本看敦煌官方写经活动的人员与地点 |
| 四、从兑废经写本看敦煌官方写经活动的历史面貌 |
| 結語 |
| 第五章 敦煌曲子辞调名辨正 |
| 一、《浪涛沙》、《浣溪沙》之辨 |
| 二、《感皇恩》、《苏莫遮》之辨 |
| 三、令人困惑的“同前”辞 |
| 結語 |
| 第六章 敦煌曲子辞文体研究 |
| 一、《菩薩蛮》七首：代言类演故事曲辞 |
| 二、斯7111《别仙子》：演故事之舞曲 |
| 三、孟姜女故事《擣練子》：体制近同鼓子词 |
| 四、津艺134之辞：已具唱赚辞之体制 |
| 五、斯2607卷首之“同前”残辞初露端倪的多宫调套曲 |
| 結語 |
| 馀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唐代城市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代城市管理的基础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基础 |
| 一、先秦时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 二、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发展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管理的现实基础 |
| 一、隋唐时期城市的发展状况 |
| 二、唐代的社会管理制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城市的规划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体系规划管理 |
| 一、城市的建置 |
| 二、城市等级的划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建设规划管理 |
| 一、都城的规划管理 |
| 二、地方城市的规划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城市的经济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市场管理 |
| 一、市场废置的管理 |
| 二、市场秩序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手工业管理 |
| 一、官营手工业的管理 |
| 二、私营手工业的管理 |
| 第三节 唐代城市的仓库管理 |
| 一、仓库的设置 |
| 二、仓库的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城市的社会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人口管理 |
| 一、在籍人口的管理 |
| 二、流动人口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社区管理 |
| 一、坊的设置与管理 |
| 二、新罗坊、蕃坊的管理 |
| 第三节 唐代城市的治安管理 |
| 一、城市治安的管理主体 |
| 二、城市治安的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唐代城市的基础设施管理 |
| 一、城门墙垣等防御设施的管理 |
| 二、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管理 |
| 三、沟渠井泉等水利设施的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城市的文化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教育管理 |
| 一、城市教育体系的建立 |
| 二、学校教育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宗教管理 |
| 一、城市宗教的管理者 |
| 二、城市宗教管理的内容 |
| 小结 |
| 第六章 唐代城市的环境管理与危机应对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环境管理 |
| 一、城市环境的管理机构 |
| 二、城市环境的管理制度 |
| 三、城市卫生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危机应对 |
| 一、城市灾害危机的应对 |
| 二、城市战争危机的应对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唐代城市管理的主要特点 |
| 二、唐代城市管理的成就与不足 |
| 三、唐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謝 |
| 摘要 |
| Abstact |
| 凡例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節 “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 |
| 第二節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簡介 |
| 第三節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研究綜述 |
| 第二章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的研究價值 |
| 第一節 絲路出土刻本的文獻學价值 |
| 第二節 絲路出土刻本的歷史學價值 |
| 第三節 絲路出土刻本的宗教學價值 |
| 第四節 絲路出土刻本的語言學價值 |
| 第三章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節 區分刻本,鑑别材料 |
| 第二節 編製目錄,精擇圖版 |
| 第三節 比定内容,綴合殘葉 |
| 第四節 校錄文字,推算行款 |
| 第五節 著錄细節,考定版本 |
| 第四章 唐五代印刷史概况——以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為中心 |
| 第一節 唐代印刷史概况 |
| 第二節 五代印刷史概况 |
| 第五章 北宋、辽、金、西夏印刷史概况——以絲路出土漢文刻本为中心 |
| 第一節 北宋印刷史概况 |
| 第二節 遼代印刷史概况 |
| 第三節 金代印刷史概况 |
| 第四節 西夏印刷史概况 |
| 第六章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所見書籍制度 |
| 第一節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的装幀 |
| 第二節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的版式 |
| 第三節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的附加品 |
| 第七章 絲路出土經部刻本文獻叢考 |
| 第一節 吐魯番出土TID 1015號刻本韻書殘葉考 |
| 第二節 吐魯番出土九行本《切韻》刻本殘葉考 |
| 第三節 莫高窟北區出土《排字韻》刻本殘葉考 |
| 第四節 吐魯番出土《龍龕手鑑·禾部》刻本殘葉考 |
| 第八章 絲路出土史部刻本文獻叢考 |
| 第一節 吐魯番、黑水城出土正史刻本殘葉考 |
| 第二節 英藏黑水城出土《資治通鑑纲目》殘葉考 |
| 第三節 黑水城出土《元一统志》刻本殘葉考 |
| 第九章 练路出土子部刻本文獻叢考 |
| 第一節 黑水城出土《初學记》刻本殘葉考 |
| 第二節 黑水城出土《南華真經》刻本殘葉考 |
| 第三節 黑水城出土《吕觀文進莊子義》刻本殘葉考 |
| 第四節 黑水城出土《文酒清語》刻本殘葉考 |
| 第十章 絲路出土集部刻本文獻叢考 |
| 第一節 黑水城出土《三国志文類》刻本殘葉考 |
| 第二節 黑水城出土《薛仁貴征遼事略》刻本殘葉考 |
| 第十一章 絲路出土佛教刻本文獻叢考 |
| 第一節 吐魯番出土《御製缘識》刻本殘葉考 |
| 第二節 黑水城出土《注華嚴法界觀門》刻本殘葉考 |
| 第三節 黑水城出土《注心要法門》刻本殘葉考 |
| 第十二章 絲路出土漢文刻本鑑定雜考 |
| 第一節 西夏漢文刻本鑑定初探 |
| 第二節 黑水城文獻幾件誤定朝代的漢文刻本 |
| 第三節 吐魯番出土Ch349r、Ch1002r號道經非刻本辨 |
| 附錄：絲绸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簡明目錄 |
| 徵引文獻 |
| 作者簡歷 |
（9）敦煌遺書及其中的文學所反映的淨土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 敦煌遗画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 敦煌遗画文学的界定 |
| 三 该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藏遗画机构对敦煌精美遗画的影印出版 |
| (二) 国内对敦煌遗画(主要是遗画文学)的研究现状 |
| (三) 对敦煌遗画文学中所反映的淨土信仰的研究情况 |
| 第一章 佛教淨土思想传入中土及其发展 |
| 第一节 淨土信仰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
| 一 佛教的传入 |
| 二 早期淨土类经典翻译情况 |
| 三 早期淨土高僧的布教活动 |
| 第二节 唐五代——淨土信仰的繁盛期 |
| 一 唐代周边国家佛教信仰的有关情况 |
| 二 唐代中原地区淨土高僧的传教活动 |
| 三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淨土类经典 |
| 第二章 佛教艺术的传入及在唐至宋初的发展 |
| 第一节 佛教艺术的传入 |
| 一 印度佛教艺术的兴起及其影响 |
| 二 隋唐时期佛教艺术传入的路线及粉本问题 |
| 第二节 隋唐绘画机构设置及各类画工 |
| 一 唐代宫廷绘画机构 |
| 二 唐代著名的宫廷宗教画家 |
| 三 隋唐数量庞大的民间宗教画家 |
| 第三节 五代宋初的绘画机构 |
| 一 五代的绘画机构：皇家翰林国画院建立 |
| 二 宋初：皇家画院的繁荣时期 |
| 第四节 敦煌绘画的机构——画院、画行 |
| 第五节 唐至宋初画史所载的寺观淨土绘画创作 |
| 第三章 敦煌遗画之主要材质布帛的生产与加工 |
| 第一节 唐代布帛生产概述 |
| 一 布帛是唐代赋税的重要来源 |
| 二 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的布帛生产 |
| 三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的布帛生产 |
| 四 《新唐书》记载的布帛贡赋 |
| 第二节 唐代宫廷繁琐的布帛加工机构 |
| 一 布帛染织所隸属的机构 |
| 二 唐至宋初布帛艺术品的大发现 |
| 三 唐至五代的印染工艺 |
| 第四章 敦煌绢画所反映的阿弥陀淨土信仰 |
| 第一节 慈悲怡然——观音菩薩部 |
| 一 作为弥陀肋侍的观世音菩萨 |
| 二 水月观音 |
| 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
| 四 不空羂索观音菩薩 |
| 五 十一面观音菩薩 |
| 六 十二面六臂观音 |
| 第二节 广济群生——地藏菩薩部 |
| 一 五代宋初地藏信仰与美术 |
| 二 绢画地藏菩薩 |
| 三 十王经图 |
| 第三节 阿弥陀淨土经变 |
| 第四节 观无量寿经变 |
| 第五节 观音经变 |
| 第五章 刺繡艺术所反映的弥陀淨土信仰 |
| 第一节 唐以前的佛教刺繡工艺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刺繡工艺 |
| 一 繡造技术在舞衣上的广泛应用 |
| 二 繡造技术被用在装饰佛像的衣物上 |
| 三 刺繡被用在繡造佛经上 |
| 第三节 唐代繡像赞文所反映的弥陀淨土信仰 |
| 一 妙相庄严——繡造阿弥陀佛 |
| 二 慈悲怡然——刺繡观世音菩萨 |
| 三 拔济众生——刺繡地藏菩薩 |
| 四 繡造西方浮土变相 |
| 第四节 刺繡艺术的外传及在五代宋的发展 |
| 第六章 版画所反映的弥陀淨土信仰 |
| 第一节 雕版印刷产生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
| 第三节 敦煌四种版画及其文学所反映的淨土信仰 |
| 一 《四十八願阿弥陁佛像并供养略仪》版画 |
| 二 《聖观自在菩薩心真言念诵略义》版画 |
| 三 《大聖地藏菩萨像》版画 |
| 四 《大聖文殊师利菩薩像》版画 |
| 第四节 宋至明清雕版印刷品中所反映的淨土信仰 |
| 一 宋代雕版印刷品中所反映的净土信仰 |
| 二 明清雕版印刷品中所反映的净土信仰 |
| 第七章 敦煌遗画所反映的弥勒净土信仰 |
| 第一节 绢画弥勒佛 |
| 第二节 絹童弥勒浮土经变 |
| 第八章 敦煌遗画所反映的药師淨土信仰 |
| 第一节 绢画所反映的药師淨土信仰 |
| 一 慈湣济世——药師琉璃光佛 |
| 二 药师净土变 |
| 第二节 刺繍所反映的药师净土信仰 |
| 第九章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敦煌遗画文学——以绢画发願文為中心 |
| 第一节 敦煌遺画文学所反映的敦煌祭祀文化 |
| 第二节 绢画所反映的敦煌地区的寺院文化 |
| 第三节 绢画所反映的職官文化——歸義軍使衙僚佐 |
| 第四节 遗画所反映的姓氏文化 |
| 第十章 敦煌遗画文学与敦煌文學的关系 |
| 第一节 與敦煌浮土類讲经文的关聯性 |
| 一 《佛说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
| 二 《佛说阿弥陀经讲經文》 |
| 三 《说三歸五戒讲经文》 |
| 四 《阿弥陀經押座文》 |
| 第二節 与敦煌佛事文学的相關性 |
| 一 初丧礼义——臨壙設祭文学 |
| 二 治丧礼义——七七及十王齋文 |
| 三 国祭——行香文 |
| 四 私祭——祭文 |
| 结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已發表论文 |
（10）唐代俗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现当代我国俗文学研究回顾 |
| 三、唐代俗文学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内容、创新期待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俗文学概述 |
| 1.1 口承俗文学：动“地”惊“天” |
| 1.1.1 俗讲、变文 |
| 1.1.2 戏曲 |
| 1.1.3 民谣 |
| 1.1.4 谚语 |
| 1.2 笔传俗文学：士庶皆尚 |
| 1.2.1 曲子词 |
| 1.2.2 俗诗 |
| 1.2.3 词文、俗赋 |
| 1.2.4 唐传奇 |
| 1.2.5 竹枝词 |
| 第二章 唐代俗文学生成的原因及条件 |
| 2.1 宗教活动：唐代俗文学的原初动力 |
| 2.1.1 俗讲转变与宗教活动 |
| 2.1.2 歌舞戏、傩戏与宗教活动 |
| 2.2 多元开放：唐代俗文学的活力之源 |
| 2.2.1 唐代多元开放的社会文化 |
| 2.2.2 俗讲变文与多元开放的社会文化 |
| 2.2.3 词与多元开放的社会文化 |
| 2.2.4 歌舞戏与多元开放的社会文化 |
| 2.3 城市繁荣：唐代俗文学的经济基础 |
| 2.3.1 唐代城市繁荣的原因及表现 |
| 2.3.2 唐代俗文学与城市繁荣的关系 |
| 2.4 功利目的：唐代俗文学的直接动力 |
| 2.4.1 宗教俗文学活动中的功利目的 |
| 2.4.2 文人俗文学活动中的功利目的 |
| 2.4.3 唐代民间剧团的功利目的 |
| 第三章 唐代俗文学生成与都市民俗风情 |
| 3.1 历史传承：唐代俗文学的历史渊源 |
| 3.1.1 唐代传奇的文学渊源 |
| 3.1.2 俗讲变文的历史传承 |
| 3.1.3 唐代词的渐变 |
| 3.2 俚俗都市：唐代俗文学的市民热情 |
| 3.2.1 唐代俚俗之风的社会背景 |
| 3.2.2 唐代俚俗之风的社会表现 |
| 3.3 寺庙与歌楼：唐代俗文学的活动中心 |
| 3.3.1 庙会戏场 |
| 3.3.2 歌楼酒肆 |
| 3.3.3 曲江园林 |
| 3.3.4 皇家禁苑 |
| 第四章 唐代俗文学与雅文学的互动 |
| 4.1 雅俗共赏 |
| 4.1.1 唐人对雅文学的热爱 |
| 4.1.2 唐人对俗文学的钟情 |
| 4.1.3 文人才子的雅俗兼擅 |
| 4.2 雅俗互动 |
| 4.2.1 唐传奇与诗歌的相互影响 |
| 4.2.2 史传文学与传奇的互动互渗 |
| 4.2.3 唐代俗文学对唐代诗文叙事之风的影响 |
| 4.2.4 诗歌的由雅入俗 |
| 4.2.5 雅俗文学对词体的影响 |
| 第五章 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消费特征 |
| 5.1 实用性的俗文学活动 |
| 5.1.1 实用性的宗教俗文学活动 |
| 5.1.2 实用性的词体文学活动 |
| 5.1.3 唐传奇中所呈现的实用性目的 |
| 5.2 夸示性的俗文学活动 |
| 5.2.1 民间的夸示性俗文学活动 |
| 5.2.2 官方的夸示性俗文学活动 |
| 5.3 人格化的俗文学活动 |
| 5.3.1 艺人的人格化俗文学艺术活动 |
| 5.3.2 文人的人格化俗文学活动 |
| 5.3.3 无名氏的人格化俗文学活动 |
| 第六章 唐代俗文学的地位、价值与影响 |
| 6.1 唐代俗文学的地位与价值 |
| 6.1.1 唐代俗文学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
| 6.1.2 唐代俗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 |
| 6.1.3 唐代俗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 |
| 6.2 唐代俗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
| 6.2.1 唐代俗文学对宋元明清文学的影响 |
| 6.2.2 唐代俗文学的现代影响 |
| 6.2.3 唐代俗文学的海外影响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从一件敦煌遗书看唐玄宗与佛教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D]. 李海霞. 兰州大学, 2020(01)
- [2]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3]敦煌开元寺史事辑考[J]. 陈大为,陈菡旖. 史林, 2016(04)
- [4]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5]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J]. 聂顺新. 敦煌研究, 2012(05)
- [6]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D]. 张长彬. 扬州大学, 2014(10)
- [7]唐代城市管理研究[D]. 梁克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研究[D]. 秦樺林. 浙江大学, 2014(03)
- [9]敦煌遺書及其中的文學所反映的淨土信仰研究[D]. 武玉秀. 扬州大学, 2012(04)
- [10]唐代俗文学研究[D]. 杨晓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