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真保存原种 努力搞好蜂种的繁殖（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卫[2]（2020）在《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区,是我国典型的马铃薯冬作区,开发冬闲田发展马铃薯产业空间大。近几年,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迅速,但与其它先进省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大力推进广西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提高马铃薯总体单产水平,推进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补足、补齐产业短板,提升马铃薯附加值,对优化广西粮食生产结构、加快精准扶贫助农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国家宏观政策和马铃薯主粮化的大背景出发,针对广西马铃薯产业现状,包括种植区域布局、生产状况、脱毒种薯繁育、品种推广、栽培技术、栽培模式、加工、贸易、消费状况等方面,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广西马铃薯的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化经营各环节以及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发现存在的问题及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推进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广西有适宜的气候条件、耕地资源、区位优势、栽培技术,但区域分布不平衡,加工发展滞后、种薯繁育不足,不易发展规模化种植以及易发生自然灾害与病虫害等。广西应该抓住机遇,精确布局各产业带。以满足春季鲜薯供应淡季需求、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和发展马铃薯深加工为目标,升级产业规模、水平,补足、补齐产业条,创建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加强自然灾害及病虫害防控,完善全产业链扶持政策,推进产业标准化、信息化、品牌化,促进一二三产产业融合,构建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马铃薯产业。
毛光远[3]（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时晨晨[4]（2016）在《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由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产品的品牌化已成为全世界的发展走向。黑龙江省是农副产品产销大省,对黑龙江省的农副产品实施区域品牌发展战略,是打造黑龙江省知名农副产品品牌已是大势所趋。饶河县东北黑蜂品牌具有典型的区域品牌特征,生产的蜂产品具有饶河县当地的地域特色。黑龙江省也非常重视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的品牌发展战略（以下简称“饶河东北黑蜂品牌发展战略”）,鼓励区域品牌发展,创造出更多黑龙江省特色名优品牌,提升黑龙江省农副产品的知名度。饶河东北黑蜂品牌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对于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建设,对于黑龙江省发展特色天然有机保健品,对于帮助黑龙江省农产品多元化发展,对于蜂农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饶河东北黑蜂品牌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夺得一席之地,就要站在品牌战略的高度,建立属于自己的区域品牌发展战略。对饶河东北黑蜂品牌发展战略的研究,有助于提高黑龙江省农副产品在品牌战略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同时,本文研究饶河东北黑蜂品牌发展战略不仅为该区域品牌提供了针对性建议,而且为更多的农副产品品牌发展研究提供了示范性建议。本文研究以PEST分析模型、波特五力模型、SWOT分析模型为研究品牌战略的理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实地调查与分析调查结合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进行研究。通过对黑龙江省饶河东北黑蜂的起源、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的产品分析及区域品牌发展概况,对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的内部环境及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的区域品牌战略认识度不足和区域品牌定位不准确是影响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为了在战略角度对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进行发展,需要饶河县政府及饶河县蜂业协会用政治力量对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进行政策支持及权益保护、加大对蜜源植物的保护力度、实行“优秀溯源产品”标准及时申请品牌保护、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品牌宣传及推广、运用大数据建立品牌、运用“互联网+蜂产品”理念的具体对策建议,为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可行性建议。
王晨[5]（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表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陆强[6]（2014）在《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兽医图书出版对我国人民健康和畜牧业发展以至整个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兽医图书出版属专业出版范畴,在我国有近200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兽医图书出版在经历了萎缩、断层、分散、国际化受阻、品种匮乏、内容质量不高等艰难时期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大潮来袭,兽医图书出版与兽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广大读者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迫切渴望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就为我国从战略层面上规划统筹兽医图书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从战略层面对兽医图书结构布局、资源配置、发展目标、战略措施、发展方向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兽医图书出版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本文立足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兽医图书出版状况的宏观统计和图书品种、内容的深入分析,以专业图书常用分类方法按照学术专着（含译着）、高等教育教材、培训教材、科普读物和出版物学科分类,采用系统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站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出版等各个角度对兽医图书出版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的高度得出了七个结论。主要包括：1.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目标是构建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品种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兽医图书出版体系。2.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必须坚持服务于兽医学科发展与教育、服务于畜牧业生产与安全、服务于大众健康与生活“三个服务”的出版方向,这是坚持为实现新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服务的政治方向的具体体现。3.必须进一步提高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适应性战略措施。即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普遍提高各类兽医图书科技含金量,根据自身优势、突出重点出版物,遵循市场规律,避免盲目竞争。4.必须进一步建立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品牌战略措施。借助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国家重大出版基金项目,树立品牌权威、立传世之作。5.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战略措施。加大投入,创造条件加快建立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出版体系。6.必须进一步建立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环保战略措施。把出版发展纳入国家的生态建设任务之中,使出版走上“绿色”发展之路。7.必须进一步提高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国际交流战略措施。扩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保护知识产权,繁荣“版权”贸易。本研究还就落实出版战略的具体措施方面提出了四条建议：1.通过我国兽医图书的组织与运行,推进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兽医科学技术推广与应用体系。2.深度挖掘和整理传统中兽医学方面古籍,在国家或行业的引导和支持下尽快推进传统中医学着作“走出去”战略的落实。3.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兽医图书出版的指导和规划功能,建立以立项方式为引导的兽医图书重大出版项目体系,强化行业部门和出版企业在出版资源配置和兽医图书出版结构与布局的交流与沟通,为实现“绿色”出版、高效出版奠定坚实基础。4.在新媒体时代,出版企业联合开发兽医学科技术在线服务平台以及应用技术推广体系。
杨文瀚[7]（2014）在《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的调查》文中研究说明凉伞猪是湖南省黔邵花猪的一个类群,属肉脂兼用型猪种,体型中等偏小,体质较结实,躯体结构匀称,其特点是耐粗饲,耐寒暑,抗逆性强。繁殖性能较好,产仔数高。由于相比商品猪生长速度较慢,瘦肉率和养殖经济效益不高,加上对其品种资源保护力度不够,从而导致纯种凉伞猪数量急剧下降,面临资源丢失的危险。因此,应当采取必要资源保护措施,以防止资源丢失,保护好凉伞猪遗传资源并开发利用好这一资源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深入乡镇走访、多层面的座谈讨论,对凉伞猪品种资源状况、品种资源开发及利用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凉伞猪可作为优秀的畜种资源,是新晃发展特色农业,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遗传资源的结果,根据研究结果对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开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及措施。调查结果表明：1、凉伞猪是优良地方品种资源。凉伞猪耐粗饲,耐寒暑,适应力强,繁殖性能较好,产仔数高,窝均产仔12.6头；杂交配合力好,杂种优势明显,杂交后代生长速度较纯种快,且肉质优良,口感鲜美。但是凉伞猪总体数量在减少,要保护好这一优良地方猪种,必须加强其遗传资源保护,并深入开展开发利用,在保护过程中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保护品种资源。2、凉伞猪保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凉伞猪产业建设基础薄弱,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发展相对滞后；资源保护认识上存在问题,缺乏品种登记管理,缺乏保护及开发利用长远规划,未能正确处理好保种与利用的关系；资金投入不足、科技投入不够导致种群数量下降,影响保种工作的进展。3、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的对策和措施。建立凉伞猪原种繁育基地,确保保种经费与任务的落实；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对凉伞猪进行改良,通过杂交、纯繁固定、选育提高等环节,提高凉伞猪的生产性能,从而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利用凉伞猪开展经济杂交,筛选出理想的杂交组合；加强凉伞猪的品种资源调查和鉴定工作促进对凉伞猪的认识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凉伞猪的开发利用来促进保种工作。
曾玉珊[8]（2012）在《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冯泽芳（1899—1959）是我国着名的棉花科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棉花科学研究、棉种繁殖推广和培育植棉人才等方面作出了辉煌业绩。将现代棉业改进事业的开拓者及见证人之一的冯泽芳的学习、研究及实践经历与我国现代棉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了解和掌握关于棉花改良的科研、推广和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成就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冯泽芳一生中有20多年从事农业教育,即使离开教育岗位也兼任一定的教学工作。冯泽芳深知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大学农学院毕业生“要利用个人的思想及知识解决农业的问题,贡献给国家民族,以至于全人类”。在办学中冯泽芳坚持教学、研究与推广相结合,广纳人才,组建一流的教师队伍,结合中国实际编写教材,实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他创办了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所棉花专业的高等学府——河南安阳棉花学院。冯泽芳辛勤耕耘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学生不负厚望,在发展我国棉作科学和生产事业中起到了开创、推动和骨干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棉花科学研究自民国建元开始。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从事植棉科学研究,其研究成果的取得实属来之不易。冯泽芳是中国棉业界为数不多的着文众多的学者,为中国棉业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科技知识财富。他首次列出完整的中棉分类系统表,奠定了中国亚洲棉分类的基础。冯泽芳是我国用孟德尔定律对亚洲棉性状进行遗传研究的先导,较早从事棉花种间杂交及后代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研究结论处于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冯泽芳对木棉进行科学鉴定,肯定其经济价值并大力推广。冯泽芳主持的棉花区试在主要农作物的区域试验中首开先河,为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推广斯字棉与德字棉提供了科学依据。冯泽芳关于棉区划分及棉纺工业布局的科学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商品棉基地,重新进行棉纺业布局调整的重要根据。从1937年起,冯泽芳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的推广上。他奔波在陇海路西段两侧的广大棉区,倡导严格的棉种管理区制度,1940年在陕西推广斯字棉达85万余亩。在云南克服种种困难,大力宣传开发木棉。经过努力,四年后木棉种植达到7万亩。从推广面积、经济效益看,斯字棉最广最大；从棉花改良角度,木棉贡献独特,因为木棉从发现、鉴定、育种、推广,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尤其正值抗战原棉匮乏时期,木棉的推广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20世纪,我国先后成立了三个国家级的棉花研究与推广的专门性机构,冯泽芳因此三次执掌全国棉业改进事业。尤其1934年4月------1937年12月,1947年2月------1949年3月,两次受命于全国棉业最危难之际,肩负着复兴中华棉产的历史使命。在其任内,冯泽芳和同仁相互配合,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棉产改进组织机构,完善棉产改进工作的运行机制,以推广维护研究,以研究充实推广,集政治、科学、经济三种力量,使我国棉花产量与质量在这三个时期都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中国经验农业科学逐步向实验农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急需领军人物的推动作用。冯泽芳顺应时代需求,以坚韧的毅力,开拓创新、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棉作科学研究、棉作推广、棉作专门人才培育领域开展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现代棉作科学的基础,从而也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棉业改进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冯泽芳的成才与成功绝非偶然,其中有良好的人才孵化的外部环境,有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更有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契合。他以服务为目的的学农为人的精神,为学农者的楷模。他高尚的科学道德,颂扬了科技工作者的可贵品质,令世人敬仰。他所践行的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模式对我国目前及今后解决农业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冯泽芳的“大农业论”提出,发展农业必须尽力推动与农业相关的经济、社会、教育、法律、交通、政治等建设。这些论点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石凤翔[9]（2011）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省水产苗种生产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思考》文中指出水产苗种是水产养殖生产的第一要素,水产苗种质量直接关系到广大养殖户的生产效益和水产健康养殖的发展;全面提升我省水产苗种质量,保证生产数量是全省水产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我省水产苗种生产虽然
杨慧[10]（2011）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文中认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先后呈现三次高潮,两次中断,道路极其坎坷不平。这里的农业交流包括物的交流（即粮食、牲畜、大豆、茶叶等农产品贸易）,也包括人及其科技的交流（即中国东北引进俄罗斯农畜良种和先进农机具、双方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互访、签订科研合作项目、相互交换物种资源、相互学习农业技术等）。新中国成立以前,双方农业交流以物的交流为主；建国以后,双方农业交流呈现贸易和科技交流并举的局面。中国与俄罗斯本不是邻国,俄国原本地处欧洲,与中国相距很远,只是由于俄国的不断向东扩张,才开始与中国接壤,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彼此有了交流的可能。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在平等基础上中国东北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互市”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领土的重新分割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东北与俄国的农业交流性质由平等转变为不平等,贸易地点也推进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沿江边区和松花江内陆地区。在粮食、牲畜、毛皮等农畜产品贸易的同时甘蓝、铃当麦等俄国品种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由于俄国远东的移民政策和清政府土地的开禁,双方农业交流得到初步发展。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远东地区的移民不断增加,各种农产品严重短缺,需求量迅速扩大,于是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远东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同时贸易刺激了东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移民人数的增多,双方农业交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东北输入俄国的主要农产品有大豆、粮食和牲畜,俄国在中国东北还兴办各种农畜产品加工业。同时,因为中国东北与俄国远东茶叶贸易的扩大,中国种茶技术传入俄国。从俄国远东也传入中国一些俄国或其他国家的农作物新品种、农机具。俄国十月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农业交流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的农产品贸易有所减弱,但大批俄国人逃往东北所带来的农业良种和农机具却促进了双方的技术交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东北与苏联的经济关系骤然萎缩最后停止消失；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经过多次商洽才打通与苏联贸易的大门,1946—1949年与苏方先后签订三个出口农产品贸易合同,主要以农副产品换取急需的日用军需产品,从而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建国初期（即1949年至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交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和封锁,我国政府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指导下,双方的农业交流随之进入飞跃式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东北向苏联输出大量优质农产品,同时引进苏联农畜良种为农畜品种杂交繁育提供条件、引进农业机械为我国农机实现国产化奠定基础。双方进行人员交流,苏联专家到我国帮助建设国营农场、进行技术指导,我国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改革开放的政策也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段时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得到较为稳定而全面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访、农业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农产品贸易等方面。总体来说,300余年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呈现出间断性、受国际市场制约性和一定盲目性等特点。双方农业交流的成效显着,无论是农产品贸易还是农业科学技术与人员交流,都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俄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缘因素为双方农业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中俄东部边境线全长4300多公里,有公路、铁路相通,山水相连,方便的地缘地理条件成为两区域交流与合作的给力因素。第二,政治因素是国家间能否开展友好往来的基础和前提,是影响农业交流的外部条件,尤其是中俄两国国家政府间所签订的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更是两国农业交流的路标和指南针,在中俄交往过程中,各个时期所签订的不同性质条约深深影响着中俄农业的交流与合作。第三,优势互补的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双方农业交流的重要因素,早期俄国毛皮和中国大豆茶叶的相互输出就是明显的例子；现阶段中国人多地少,俄罗斯人少地多的经济状况为中俄两国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农业劳务输出创造了条件。第四,文化因素也影响着双方的农业交流,中华民族深受儒家学派和学说的影响,讲究忍让、礼仪,如早期的京师互市贸易为俄国使团免费提供食宿。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双重性、两面性和极端性特点,建国初期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正处于高潮阶段因为赫鲁晓夫的鲁莽之举而骤然停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当代,随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从双方的农业科技合作、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和农产品贸易三个方面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看法。
二、认真保存原种 努力搞好蜂种的繁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真保存原种 努力搞好蜂种的繁殖（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马铃薯与马铃薯产业概述 |
| 1.2.2 世界马铃薯产业研究概况 |
| 1.2.3 中国马铃薯产业研究概况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外及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
| 2.1 世界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
| 2.1.1 生产 |
| 2.1.2 消费 |
| 2.1.3 贸易与加工 |
| 2.2 中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
| 2.2.1 生产 |
| 2.2.2 消费 |
| 2.2.3 贸易与加工 |
| 2.3 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
| 2.3.1 生产 |
| 2.3.2 加工、贮藏及贸易 |
| 2.3.3 育种与栽培 |
| 2.3.4 消费 |
| 2.4 马铃薯种植意愿与消费意愿调查 |
| 2.4.1 调查方法 |
| 2.4.2 种植意愿调查 |
| 2.4.3 消费意愿调查 |
| 第三章 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劣势分析 |
| 3.1 主粮化对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
| 3.2 主粮化背景下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缺乏种薯繁育基地,脱毒种薯应用率低 |
| 3.2.2 优良品种少,缺乏加工型品种 |
| 3.2.3 机械化、规模化程度不高 |
| 3.2.4 高产栽培新技术推广不够 |
| 3.2.5 科研条件薄弱 |
| 3.2.6 缺乏精深加工 |
| 3.2.7 冷链物流设施缺乏,贮藏调控能力弱 |
| 3.2.8 缺少大型专业市场 |
| 3.2.9 效益不稳定,影响马铃薯的发展规模 |
| 3.2.10 自然灾害频发 |
| 3.3 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势 |
| 3.3.1 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
| 3.3.2 具备良好的栽培基础 |
| 3.3.3 节令优势 |
| 3.3.4 气候优势 |
| 3.3.5 区位优势 |
| 3.3.6 土地资源优势 |
| 3.4 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劣势 |
| 3.4.1 种薯繁育先天条件不足 |
| 3.4.2 规模化种植推进有难度 |
| 3.4.3 自然灾害威胁 |
| 3.4.4 易发生病虫害 |
| 3.4.5 外部竞争压力大 |
| 3.4.6 种植成本较高 |
| 3.4.7 加工发展严重滞后 |
| 第四章 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1 做好顶层设计,精准定位,精确布局 |
| 4.1.1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涉农部门协同合作 |
| 4.1.2 精准定位、精确布局 |
| 4.1.3 抓好优势区建设 |
| 4.1.4 抓种植面积扩增 |
| 4.1.5 多元发展,多方发力 |
| 4.1.6 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
| 4.2 加强基础研究,加速品种选育 |
| 4.2.1 加强基础研究 |
| 4.2.2 根据不同产业带进行品种选育 |
| 4.3 合理布局,扩展加工产业链 |
| 4.3.1 合理布局,填补空档 |
| 4.3.2 扩大加工型马铃薯种植 |
| 4.3.3 实现初加工 |
| 4.3.4 大力推进精深加工 |
| 4.3.5 推动广西特色马铃薯主食产品研发 |
| 4.3.6 建设绿色加工体系 |
| 4.4 健全脱毒种薯良种繁育体系,扩大脱毒种薯覆盖率 |
| 4.4.1 加强脱毒种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
| 4.4.2 建立种薯质量监测和检测体系 |
| 4.4.3 建设脱毒良种繁育基地 |
| 4.4.4 扩大脱毒种薯覆盖率 |
| 4.5 科技引领,多种形式推广先进栽培技术 |
| 4.5.1 科技引领,健全栽培技术体系 |
| 4.5.2 大力推广先进技术 |
| 4.5.3 强化技术培训 |
| 4.5.4 示范带动 |
| 4.6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机械化的投入力度 |
| 4.7 提高自然灾害及病虫害防控能力 |
| 4.7.1 抓好防霜抗冻工作 |
| 4.7.2 做好马铃薯病虫害综合防治 |
| 4.7.3 建立病虫害预警系统 |
| 4.8 产业扶持全覆盖,保障薯农收益 |
| 4.8.1 财政扶持全面覆盖 |
| 4.8.2 普及农业保险,降低生产风险 |
| 4.8.3 试点马铃薯目标价格保险,保障农民收益 |
| 4.9 健全销售网络 |
| 4.9.1 建立东盟营销网络 |
| 4.9.2 利用节令优势大力拓展外省市场 |
| 4.9.3 积极推广订单式、合同式生产 |
| 4.9.4 推进信息大数据平台建设 |
| 4.9.5 抓好农民营销队伍建设 |
| 4.10 强化马铃薯主粮化消费宣传引导 |
| 第五章 结论与不足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马铃薯种植意愿调查表 |
| 附录2 马铃薯消费意愿调查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品牌 |
| 2.1.2 区域品牌 |
| 2.1.3 品牌战略 |
| 2.1.4 品牌定位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PEST分析模型 |
| 2.2.2 波特五力模型 |
| 2.2.3 SWOT分析模型 |
| 3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内部环境分析 |
| 3.1 黑龙江省饶河东北黑蜂的起源 |
| 3.2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的产品分析 |
| 3.2.1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产品的生产情况 |
| 3.2.2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产品的销售情况 |
| 3.2.3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产品的优缺点 |
| 3.3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概况 |
| 3.3.1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推广情况 |
| 3.3.2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规模 |
| 3.4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资源分析 |
| 3.4.1 组织资源 |
| 3.4.2 人力资源 |
| 3.4.3 技术资源 |
| 3.5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能力分析 |
| 3.5.1 经营能力 |
| 3.5.2 财务能力 |
| 4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外部环境分析 |
| 4.1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宏观环境分析 |
| 4.1.1 政治法律因素 |
| 4.1.2 经济因素 |
| 4.1.3 社会人文因素 |
| 4.1.4 技术因素 |
| 4.2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行业环境分析 |
| 4.2.1 潜在进入者分析 |
| 4.2.2 现有竞争对手分析 |
| 4.2.3 替代品威胁分析 |
| 4.2.4 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分析 |
| 4.2.5 购买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分析 |
| 4.3 国内蜂产品市场品牌竞争分析 |
| 5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SWOT分析及战略定位 |
| 5.1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SWOT分析 |
| 5.2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策略组合及战略选择 |
| 5.2.1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策略组合 |
| 5.2.2 饶河县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战略选择 |
| 5.3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的战略定位 |
| 5.3.1 按市场细分定位 |
| 5.3.2 按品牌形象定位 |
| 5.3.3 按品牌价格定位 |
| 6 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对饶河东北黑蜂品牌战略的政策支持 |
| 6.1.1 政府加大对品牌建设的鼓励与支持力度 |
| 6.1.2 蜂业协会健全保护措施 |
| 6.2 加大对椴树等蜜源植物的保护力度 |
| 6.2.1 加大了宣传教育力度 |
| 6.2.2 依法加强监察管理工作 |
| 6.3 实行“优质溯源产品”标准及时申请品牌保护 |
| 6.3.1 实行“优质溯源产品”标准 |
| 6.3.2 及时申请品牌保护 |
| 6.4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
| 6.4.1 合理规划及区域布局 |
| 6.4.2 蜂产品产业化示范区建设 |
| 6.4.3 加快蜂产品加工产业发展 |
| 6.5 加强品牌宣传及推广 |
| 6.5.1 扩大饶河县东北黑蜂品牌宣传途径 |
| 6.5.2 赞助有影响力的活动 |
| 6.5.3 店面宣传 |
| 6.6 运用大数据建立品牌 |
| 6.7 运用“互联网＋蜂产品”理念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2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与类型分析法 |
| 1.3.2 统计学方法 |
| 1.3.3 比较研究学方法 |
| 1.3.4 实证分析方法 |
| 1.3.5 市场经济学方法 |
| 1.3.6 计量经济学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路线 |
| 1.5 研究数据来源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成果及问题 |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畜牧业的发展概况 |
| 2.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和明细分类概况 |
| 2.3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57年,我国学习前苏联时期的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2 1958年大跃进时期至“文革”前的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3 “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三年改革开放前,兽医图书出版情况 |
| 2.3.4 改革开放初期到2003年,探索性发展时期的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5 深化改革21世纪,2004年--至今,兽医图书出版的成果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他山之石——中外兽医图书比较 |
| 3.1 中外兽医图书选题涉及的专业分类方面比较 |
| 3.2 中外兽医图书涉及图书类型方面比较 |
| 3.3 中外兽医图书在图书内容安排上比较 |
| 3.3.1 中外兽医图书内容结构的完整性 |
| 3.3.2 中外兽医图书描述方式方面 |
| 3.3.3 中外兽医图书版本内容更新方面 |
| 3.3.4 中外兽医图书写作风格方面 |
| 3.4 中外兽医图书出版形式比较 |
| 3.4.1 中外兽医图书搭配光盘方面 |
| 3.4.2 中外兽医图书数字出版方面 |
| 3.4.3 中外兽医图书的装帧设计和制作方式 |
| 3.4.4 中外兽医图书在制作过程方面 |
| 3.5 中外兽医图书出版主体比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存在的问题 |
| 4.1 出版结构不合理 |
| 4.1.1 兽医学科发展不均衡 |
| 4.1.2 中国国情的变化引起兽医图书出版的问题 |
| 4.2 内容与图书题目不完全吻合 |
| 4.3 图谱类图书质量参差不齐 |
| 4.4 版本陈旧,不能及时更新 |
| 4.5 产生中国兽医图书出版问题的主要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影响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因素 |
| 5.1 主流文化对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2 当代畜牧业发展对兽医学科及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3 中兽医医药标准化发展对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4 宠物经济对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4.1 宠物经济对兽医图书的影响 |
| 5.4.2 “宠物热”对兽医知识普及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发展探索 |
| 6.1 探索中国兽医图书出版选题潜在的市场 |
| 6.1.1 中兽医学的科研和图书资源的开发利用 |
| 6.1.2 兽医针灸学的新时代发展 |
| 6.1.3 中兽医学教材的革新 |
| 6.1.4 中兽医的传统魅力尚未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挖掘 |
| 6.2 探索完善兽医图书结构 |
| 6.2.1 图书分类结构的意义 |
| 6.2.2 兽医图书出版结构现有缺陷分析 |
| 6.3 探索对有价值的优秀图书进行深度开发,及时更新改版,产生精品和经典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 |
| 7.1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战略目标 |
| 7.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必须坚持“三个服务”的出版方向 |
| 7.2.1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坚持服务于兽医学科发展与教育 |
| 7.2.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坚持服务于畜牧业生产与安全 |
| 7.2.3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坚持服务于大众健康与生活 |
| 7.3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实施的五项战略措施 |
| 7.3.1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适应战略 |
| 7.3.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品牌战略 |
| 7.3.3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战略 |
| 7.3.4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环保战略 |
| 7.3.5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国际交流战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结论、创新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 |
| 8.3 展望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国内外猪品种资源保护开发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1.1 国外猪品种资源保护开发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1.1 国外猪品种保护开发研究情况 |
| 1.1.2 世界猪品种资源的保存和利用未来发展趋势 |
| 1.2 我国猪品种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情况 |
| 1.2.1 我国主要的猪品种资源 |
| 1.2.2 我国猪品种资源保护及措施 |
| 1.2.3 我国猪品种开发利用研究现状及展望 |
| 1.3 凉伞猪资源调查研究目的、意义 |
| 1.3.1 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调查的目的 |
| 1.3.2 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调查的意义 |
| 第二章 调查材料与方法 |
| 2.1 凉伞猪种质资源调查时间 |
| 2.2 调查概况 |
| 2.3 调查方法 |
| 2.3.1 抽样检测 |
| 2.3.2 资料查阅 |
| 第三章 结果和分析 |
| 3.1 凉伞猪品种资源状况调查 |
| 3.1.1 凉伞猪产区环境特点 |
| 3.1.2 凉伞猪资源分布状态 |
| 3.1.3 凉伞猪品种形成过程 |
| 3.1.4 凉伞猪品种特征 |
| 3.1.5 凉伞猪经济性能 |
| 3.2 凉伞猪资源保护相关调查研究工作 |
| 3.2.1 凉伞猪资源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 |
| 3.2.2 凉伞猪资源保护的技术措施 |
| 3.2.2.1 凉伞猪遗传资源评估 |
| 3.2.2.2 凉伞猪纯种繁育技术 |
| 3.2.2.3 凉伞猪种质特性的研究 |
| 3.2.2.4 开展凉伞猪保种技术研究 |
| 3.2.2.5 推广凉伞猪人工授精技术 |
| 3.2.2.6 推广凉伞猪疫病防治技术 |
| 3.2.2.7 推广凉伞猪生态养殖技术 |
| 3.2.2.8 完善凉伞猪养殖环境处理技术 |
| 3.2.2.9 建立凉伞猪标准体系 |
| 3.2.3 凉伞猪资源保护的组织措施 |
| 3.2.3.1 建立凉伞猪资源保护区和保护场 |
| 3.2.3.2 建立凉伞猪原种繁殖场 |
| 3.2.3.3 建立凉伞猪扩繁场 |
| 3.2.3.4 建立凉伞猪保种及研究工作机制 |
| 3.2.4 凉伞猪资源保护的政策措施 |
| 3.2.4.1 充分运用好国家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的优惠政策 |
| 3.2.4.2 地方政府建立完善凉伞猪资源保护的政策措施 |
| 3.2.4.3 鼓励社会参与凉伞猪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
| 3.3 本品种资源的开发及利用 |
| 3.3.1 建立凉伞猪生态养殖体系 |
| 3.3.2 开发凉伞猪生态系列产品 |
| 3.3.3 凉伞猪产业化开发 |
| 3.3.4 品种间经济杂交利用 |
| 3.4 凉伞猪生态养殖效益分析研究 |
| 3.4.1 凉伞猪产品市场前景与需求 |
| 3.4.2 经济效益分析 |
| 3.4.3 社会效益分析 |
| 3.4.4 生态效益分析 |
| 3.5 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5.1 凉伞猪产业建设基础薄弱 |
| 3.5.2 经费、科技投入不足导致种群数量下降 |
| 3.5.3 资源保护认识上存在问题 |
| 3.6 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对策及措施 |
| 3.6.1 建立凉伞猪原种繁育基地,确保保种经费与任务的落实 |
| 3.6.2 利用品种间种猪的杂交改良,培育优良的杂交配套系 |
| 3.6.3 利用凉伞猪开展经济杂交,筛选出理想的杂交组合 |
| 3.6.4 进一步加强凉伞猪的品种资源调查和鉴定工作 |
| 3.6.5 统一保种思想,强化技术队伍建设 |
| 第四章 结论 |
| 4.1 前期保种和开发利用的成果 |
| 4.2 以开发利用促进资源保护 |
| 4.3 存在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结构和研究重点 |
| 五、创新点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冯泽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投身农业教育和棉作事业的时代背景 |
| 一、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
| 二、农村经济的振兴 |
| 三、中国棉业的复兴 |
| 第二节 冯泽芳的学习经历 |
| 一、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习经历 |
| 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修经历 |
| 三、高等农业教育对冯泽芳植棉事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冯泽芳的工作经历 |
| 一、投身农业教育工作的经历 |
| 二、致力棉业改良和推广工作的经历 |
| 第二章 冯泽芳与棉业教育 |
| 第一节 冯泽芳与现代农业教育 |
| 一、冯泽芳与农业教育师资建设 |
| 二、冯泽芳与农业教育学科设置 |
| 三、冯泽芳的农业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
| 第二节 冯泽芳与棉作学科教材建设 |
| 一、冯泽芳与《中等棉作学》 |
| 二、重视教材建设与科普读物的编写 |
| 第三节 冯泽芳与棉业人才培养 |
| 一、首创棉花专业高等学府 |
| 二、培育后继棉业专门人才 |
| 第三章 冯泽芳与棉花科学研究 |
| 第一节 冯泽芳关于中棉分类的研究 |
| 一、冯泽芳中棉分类研究的基础 |
| 二、冯泽芳中棉分类研究的发展及结论 |
| 三、中国亚洲棉分类之再认识 |
| 第二节 冯泽芳关于棉花遗传育种的研究 |
| 一、亚洲棉的遗传学研究概况 |
| 二、冯泽芳关于亚洲棉的遗传学研究 |
| 三、冯泽芳关于亚美棉种间杂交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 |
| 四、棉花种间杂交研究的发展 |
| 第三节 冯泽芳与云南木棉鉴定 |
| 一、云南木棉的发现 |
| 二、冯泽芳对云南木棉的研究鉴定 |
| 第四节 冯泽芳与棉花品种区域试验 |
| 一、美棉品种区域试验的历史 |
| 二、冯泽芳主持的品种区域试验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品种区域试验 |
| 四、棉花品种区域试验的意义 |
| 第五节 冯泽芳关于棉作区划的研究 |
| 一、棉作分布的影响因子 |
| 二、冯泽芳的棉区划分研究 |
| 三、冯泽芳的棉纺业布局研究 |
| 第四章 冯泽芳与棉作推广 |
| 第一节 棉作推广概述 |
| 第二节 冯泽芳与陕西斯字棉推广 |
| 一、陕西斯字棉推广的缘由 |
| 二、陕西斯字棉推广的进展 |
| 三、棉种管理区制度的推行 |
| 四、斯字棉推广的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冯泽芳与云南木棉推广 |
| 一、云南木棉推广的缘由 |
| 二、云南木棉推广的过程 |
| 三、云南木棉推广的成绩 |
| 第五章 冯泽芳与棉业科技管理 |
| 第一节 冯泽芳在中央棉产改进所的工作 |
| 一、中央棉产改进所的成立 |
| 二、地方棉产改进机构的建立 |
| 三、中央棉产改进所的具体工作 |
| 四、中央棉产改进所的工作成绩 |
| 第二节 冯泽芳在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的工作 |
| 一、棉产改进处成立背景 |
| 二、棉产改进处工作概况 |
| 三、棉产改进取得的成绩 |
| 四、棉产改进的启示 |
| 第三节 冯泽芳在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工作 |
| 一、创办棉花研究所 |
| 二、组织编着《中国棉花栽培学》 |
| 三、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 |
| 四、筹备出版棉业专门刊物 |
| 五、恢复棉花品种区域试验 |
| 六、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
| 第六章 冯泽芳在现代棉业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现代棉作科学的奠基人 |
| 一、归纳中棉分类,奠定研究基础 |
| 二、研究种间杂交,拓展育种途径 |
| 三、划分五大棉区,探讨棉纺布局 |
| 四、潜心科学研究,换得着作等身 |
| 第二节 现代棉产改进的先驱者 |
| 一、主持全国区试、推广棉作良种 |
| 二、鉴定离核木棉,倡导长绒生产 |
| 三、执掌棉产改进,提高产量质量 |
| 第三节 农业教育的伟大实践者 |
| 一、确立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
| 二、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
| 三、构建中国棉花科学家学术谱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汇编 |
| 二、专着、论文集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附录一：冯泽芳先生简历 |
| 附录二：冯泽芳先生论着题录 |
| 致谢 |
（9）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省水产苗种生产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省水产苗种体系建设发展现状 |
| (一) 存在的问题 |
| (二) 面临的形势 |
| 三、我省水产苗种、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发展重点 |
| (三) 发展重点。 |
| 四、国家级、省级水产原 (良) 种场的主要建设内容和工作任务 |
| (一) 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管理。 |
| (二)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
| (三) 加强制度建设, 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
| (四) 逐步树立主导品种的理念。 |
| (五) 加强水产苗种生产质量管理, 全面实行无公害标准化生产。 |
| (六) 加强销售管理, 提高社会信誉。 |
（10）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内容的界定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东北与俄国农业交流的初步发展(1689～1897)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国的互市贸易 |
| 一、齐齐哈尔互市贸易 |
| 二、库克多博—祖鲁海图边境互市贸易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国沿江边区农产品贸易 |
| 一、黑龙江以北边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初步发展 |
| 二、乌苏里江以东边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 第三节 俄商深入东北内地进行农产品贸易与技术交流 |
| 一、清政府对俄国商人深入东北内地进行农产品贸易的态度 |
| 二、松花江流域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 三、中俄农业技术交流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中国东北与俄国农业交流的快速发展(1897～1917)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对俄大豆贸易的兴起 |
| 第二节 粮食贸易及俄资粮食加工业在中国东北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俄农业交流的进一步深化 |
| 一、畜产品贸易与技术交流 |
| 二、茶叶贸易及种茶技术在俄国的传播 |
| 三、中俄农业技术交流的进一步开展 |
| 第三章 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农业交流的曲折发展(1917～1949) |
| 第一节 农产品贸易的曲折发展 |
| 一、十月革命至“九·—八”事变前的曲折发展 |
| 二、伪满时期农产品贸易的停滞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农产品贸易的开展 |
| 第二节 俄资农畜产品加工业在中国东北的衰变 |
| 一、十月革命至“九·一八”事变前的曲折发展 |
| 二、伪满时期俄资农产品加工业的萎缩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俄资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局部恢复 |
| 第三节 农业技术交流的曲折发展 |
| 一、十月革命至“九·一八”事变期间农畜新品种、农机具的引进 |
| 二、伪满时期农业技术交流成果的延续 |
| 三、东北解放区积极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技 |
| 第四章 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交流的飞跃发展(1949-1961)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对苏联农产品贸易 |
| 一、东北地区对苏口岸的农产品贸易 |
| 二、苏联对输出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与东北农作物质量安全措施 |
| 三、黑龙江省对苏农产品贸易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引进苏联农业优良品种 |
| 一、苏联农作物品种的引进 |
| 二、苏联畜牧良种的引进 |
| 第三节 中国东北引进苏联农机具与进口农机具国产化 |
| 一、苏联半机械化农具的推广使用 |
| 二、苏联机械农具的引进与东北机械农具国产化 |
| 三、苏联拖拉机的引进与东北地区拖拉机制造业的发展 |
| 四、中国东北地区引用苏联农机具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人员交流与互访 |
| 一、农业专家及领导人互访 |
| 二、聘请苏联专家来东北 |
| 三、选派留苏学生 |
| 四、苏联专家管理工作 |
| 第五章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全面发展(1980～)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途径 |
| 一、设立专门农业科研机构、搭建对俄科技合作平台 |
| 二、通过农业部“948计划”实施对俄农业科技合作 |
| 三、通过地方农业科研机构合作项目实现科技交流与合作 |
| 四、通过举办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实现科技交流与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和内容 |
| 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访 |
| 二、黑龙江省农科院与俄罗斯农科院全俄大豆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
| 三、地方科研机构农业合作项目与技术培训内容 |
| 四、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良种、技术的引进与输出 |
| 第三节 劳务输出与中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 |
| 一、农业劳务输出的形式 |
| 二、吉林省对俄农业劳务输出情况 |
| 三、中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 |
| 第六章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述评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特点 |
| 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 |
| 二、中国东北对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受国际市场制约 |
| 三、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具有一定盲目性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成效 |
| 一、农产品贸易的成效 |
| 二、科技交流的成效 |
| 三、人员交流的成效 |
| 四、负面影响及失误 |
| 第三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影响因素 |
| 一、地缘因素 |
| 二、政治因素 |
| 三、经济因素 |
| 四、文化因素 |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目录 |
四、认真保存原种 努力搞好蜂种的繁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广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张卫. 广西大学, 2020(07)
- [3]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4]饶河东北黑蜂区域品牌发展战略研究[D]. 时晨晨. 东北农业大学, 2016(02)
- [5]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6]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D]. 陆强.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3)
- [7]凉伞猪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的调查[D]. 杨文瀚. 湖南农业大学, 2014(09)
- [8]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D]. 曾玉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9]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省水产苗种生产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思考[J]. 石凤翔. 渔业致富指南, 2011(24)
- [10]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D]. 杨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