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年中国科技战线的重大成果（论文文献综述）
刘建城[1]（2014）在《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两股最活跃的力量，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进入21世纪后，科技革命继续蓬勃发展，并以信息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的最新态势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后，继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向共产主义理想拼搏奋进的道路上实现着一个又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作为这两个伟大历史发展力量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新时期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作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一个最新发展的系统科学和系统论，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做出了新的继承和丰富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和崭新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领域问题的思考也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发作用。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科技实力迅猛发展，实现了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迅速崛起的伟大奇迹。基于我国新时期以来科技发展的事实，本文将尝试提出并分析的这样一个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实力为什么如此之快地实现其跨越式发展？这个发展的路径机制和路径是如何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将参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现代发展——系统论方法之中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将我国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和理论、实践层面的科技战略、方针政策，以及科技思想和政策的科技实践成果，以明晰的形式对其组成要素和结构进行解读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演进的理论和逻辑脉络，并分析原因和总结经验。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绪论中将细致介绍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主要考察的问题，应对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及所要应用的方法论、主要的文献来源等，并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最后介绍本文的若干创新点和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在文章的第二章将对本文所讨论的“新时期”，“科技思想”，“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及“演进”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解析和界定，并对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和梳理。最后，介绍了系统论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方法论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中科学技术思想及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一社会现象的可行性与优势。第三部分，包括文章的第三到第六章，也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这部分将视野聚焦在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环境内，科技思想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驱动科技水平和实力快速提升的运行机制和路径上。考察新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中，科学技术思想如何具体化为各项科学技术政策，并最终得以实现在各项科技和经济社会成果之中。我党关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观点和理论，构成了特定时期内科技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而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科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策性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但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因而，考察一定历史阶段内科技思想与科技政策的内在联系，以及科技思想如何演化为科技政策并最终在实践中结出累累硕果，是考察科技思想“演进”一个应有的纬度。第四部分，即第七章。对前述四章对新时期以来科技工作领域的运行机制，科技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和科技成果得以实现的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本章将对新时期科技思想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科技理论的主体内容入手，分析理论整体中各主要组成要素在不同历史演化和继承发展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最后，文章从中概括出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在新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具有一般性的特征，以及科技工作中突显出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崔永华[2]（2008）在《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规划,作为从国家层次促进和引导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前苏联成功实施以来,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过去长期采取的对科技发展不干预政策,纷纷制定科技规划或科技计划,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八次重大科技规划。从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看,这些相继制定的“科技规划”虽反映着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和战略选择,但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相差很大,相比之下,1956年和1986年颁布的科技规划较为成功。但是,关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包括政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而对科技规划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文尝试突破科技史的研究范围,采用“线上串珠”方式,以历史进程为线索,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四个系统的框架下,对建国以来五个时期的科技规划递嬗和个案进行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益于我国当代。科技发展规划是以科技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科技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科技发展以及以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蓝图,并通过规划的实施来推动这一蓝图的实现。科技规划的目标、期限、涉及范围、组织实施的机构和方法、评估与调整是构成科技规划的五大要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科技规划体制基本上是因循前苏联的科技规划模式。但是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科技规划体系从未达到与前苏联同等周密完善的程度。“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双百”方针,制定了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推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56年科技规划成功实施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化的科学建制、高效的动员机制、留学生的作用、前苏联的援助、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忱和艰苦奋斗精神。这次科技规划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突出国防重工业、轻视基础研究、农业付出沉重代价等局限性。自1957年夏起,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波及到科技规划的实施。一是来自国内。反右扩大化,使被错划为右派的科技人员受到压抑,“双百”方针受到损害；“大跃进”运动中大闹技术革命使科技事业元气大伤。二是来自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科技战线也随即进行调整,颁布“科技宪法”,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十年规划》（1963-1972）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规划方向明确,目标、任务合理,切实可行,执行措施有力,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稳定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国防科技规划特别是“两弹一星”取得巨大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和为实现《十年科学规划》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其发生作用的时间并不局限在执行规划的那三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十年科学规划》一直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规划由“冒进”与调整逐步转变为比较完善的规划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78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邓小平成为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拔乱反正,唤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反映出的浮躁和不切实际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入,1982年对于“八年规划”的全面调整,也就不难理解了。回溯“八年规划”的制定及其调整。从八年规划的制定情况来看,科技和经济互相脱节,没有很好倾听经济专家的意见,没有真正吸收经济专家来参与科技规划制定,也就难以搞好科技规划。只有经济和科技部门共同努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规划,才能真正做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依靠”、“面向”和攀高峰的科技发展方针。90年代,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战略。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我国科技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与完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时期制定实施了多个科学规划,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工作部署为四个层次,真正形成了全面而趋于完善的科技规划体系,即远景规划（15年）→5年滚动计划→专项科技计划→年度计划。其中,《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影响深远,较为成功。这一规划摒弃“赶超”战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二是技术政策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科技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三是相继出台了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保证了规划的实施,为国家管理科技活动、配置科技资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科学和技术R&D活动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快。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需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从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特点包括：第一,明确国家目标,即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第二,突出战略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第三,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第四,强化制度创新。第五,体现区域特色。第六,注重开放环境,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中找到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位置。同时,规划制定的过程面向国际开放。第七,鼓励公众参与,使得规划制定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本文最后从共性与变化、时间维度、偏误现象等几个角度对建国以来重大科技规划进行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规划制定、实施、评估等方面的几点建议：重视技术预见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服务国家目标,构建基于Web Services的科技规划专家咨询系统,加强科技规划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评估体系和评估制度等。
赵小平[3]（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崔禄春[4]（2000）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对新中国科技政策的递嬗进行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益于我国当代。 文章由序言和正文组成。 序言首先从世纪之交、千年交替的关口，回顾中外历史变迁，得出两个结论：一，科学技术逐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凸显；二，随着社会的新陈代谢，当政者越来越看重科学和关心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作为当代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是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此，研究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变迁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其次，对科技政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新中国的科技政策是指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发展科技事业而制定的根本方针和原则。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主要框架与思路。 正文分五章。前四章从宏观上分四个时期对新中国50年科技政策发展的历程进程了梳理。 第一章是奠基时期（1949——1955年）。在追溯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和分析建国初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科技政策的内容与功效。党确立了人民科学的方向；组建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科研机构；团结改造培养科技人才；实行了学习苏联先进科技的政策；提出科学联系国家建设实际等。这是奠基时期，初创阶段，是新中国50年科技政策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源头。 第二章是科技政策“马鞍形”的曲折发展时期（n956——1965年）。1956年，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双百”方针，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实现了科学建制国家化，推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但是，自1957年夏起，科技政策出现偏向。反右扩大化，使被错划为右派的科技人员受到压抑，“双百”方针受到损害；“大跃进”运动中科技界的浮夸和献礼，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闹技术革命等科技“跃进”政策使科技事业元气大伤。于是有了科技调整，颁布“科技宪法”，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新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这是中国式科技政策的探索时期，既取得了很大成果，也存在严重的失误。主要经验教训有：坚持科技发展的规划模式；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双百”方针；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第三章是“文革”十年（1996——1976年）。“左”倾口号和言论代替了系统的科技政策而占主导地位，党的科技政策发生扭曲。“左”倾科技政策主张所谓“两方向”、“三结合”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鼓吹“突出政治”和“开门办科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及“反动”学术观点，反对学习外国。导致大批科技人员受到打击和批判，科技事业受到摧残，科技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同时，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坚持正确的科技政策，采取了－些保护科技发展的措施，使科技事业在动乱中仍取得了若于成就。“文革”时期科技政策的扭曲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要正确处理好科技事业与专政的关系、科技工作与突出政治的关系、学术民主与政治要求的关系、科学研究与群众运动的关系以及正确认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等。 第四章是新时期 11977——1999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邓小平成为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拨乱反正，实现了科技政策的转折．唤来了科学的春天。80年代，党最终确立了“依靠”、“面向”和攀高峰的科技发展方针，制定实施了多个科学规划，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工作部署为三个层次，真正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政策。90年代，为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提出了跨世纪的战略决策——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战略。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我国科技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与完善，鼓励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新时期的科技政策尽管在体制改革、科技投入及人才利用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基本上是－条上升线，具有全面系统性、稳定连续性、与时共进性、眼光宽广性和可操作性等几峪点，促使账发展突飞猛进、捷报频传。 第上章是新中国科技政策的总评。通过对新中国科技政策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新中国科技政策与政治路线密切关联，政治路线的曲折，使科技政策的发展也呈现出曲折性；科技政策的目标是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理论基础；以科技规划为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t文章最后提出了科技政策管理方面的几点启示：政策的稳定压倒一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管理科学技术：匆忘马克思的两个科技观点，即科学己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观点，重视“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科技发展深层次问题的若干建议，包括：明确下世纪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源头上理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体制和机制，依法加大科技投入，加
郭炜[5]（2014）在《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阶段。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和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都在这一关键时期成功地实践。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从理解和关怀的角度，主动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解决知识分子实际困难入手，通过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不断创造有利于知识分子能力和作用发挥的条件和环境。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正逐渐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安邦兴国”的高度，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基本方针指导下，以积极的态度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国家利益与知识分子价值共赢的发展思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能动作用的发挥，波及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关系是通过知识分子政策不断进行调整的。这一时期，按国内环境背景，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主要归纳如下：如何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如何保障知识分子的权益？如何促进知识分子的发展？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过程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形成和确立。本文将从国内环境背景中厘定知识分子政策出台的现实依据；对政策文本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廓清不同时期问题集中的领域和政策调控的重点；通过搜集整理真实论据来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做简单评述。本文综合运用系统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在对大量材料进行梳理中完成对整体框架和内容的理解与把握。全文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首先是阐释问题的提出、选题的意义。其次是界定相关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再次是研究基础与学术史回顾。对本文理论性、科学性的必要支撑进行说明，并阐述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最后是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揭示本文的思考脉络与内在逻辑，并论证本文的研究价值。第一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沿革进行阐述。之后，详解在拨乱反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政策。基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认知，中国共产党从恢复知识分子名誉地位、改善知识分子待遇、重视知识分子培养、规范知识分子管理和使用几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与知识分子的互信关系，为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第二章阐述在全面调整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发展目标要求，秉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方面，积极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第三章阐述在国内外政治局势趋于紧张、改革路遇深层次矛盾的困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从而保证了政策的平稳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高层次人才的优待、管理和使用，引导知识分子合理流动、保障知识分子权益几个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全面优化环境，通过健全法制保障知识分子权益，为促进知识分子的全面发展开辟新路径。在第四章，笔者通过获取和整理能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政策实施情况的政策文本、国家财政投入、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相关数据样本，在实证研究视阈下进行分析与阐释，全面总结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绩效。最后，笔者结合实际，阐释“尊重”应有的涵义。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和规律性，是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政策执行的实效性的前提。“尊重”的立意首先要从知识分子主体性要求出发，准确把握知识分子问题的实质，强化知识分子参与政策制定的作用，以此构建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互利共赢的和谐关系。其次，“尊重”的内容要具体，尊重的层面要扩大。在实践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并立足于解决问题的需要，使政策内容具体化。要恰当地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使政策的执行具有可操作性。要针对不同群体、分类细化知识分子政策，使知识分子政策真正惠及到更多的领域和群体。再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与氛围的营造，要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排解矛盾与阻障，积极创造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条件。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需要有健全的经济体制、社会机制等方面的保障。要建立良好的运行、监督、反馈机制，保证政策效力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达成。最后，要适应发展的需要，统筹现实需求，全面优化环境。要不断完善知识分子政策，保障知识分子权益，体现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创造人尽其才，各尽其能的良好局面。
段治文[6]（2004）在《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文中认为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的研究，而对科学文化史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史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尝试突破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依据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的体制建构以及科学文化观念变迁等三个层次，对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行新的观照。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无序、散漫和缺乏目标的状态，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在探讨中国近代科技的源起及其历史文化缺陷基础上，分三个阶段按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科技建制以及科学文化观的变迁。其中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新意的探索：比如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及政策环境上，文章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三代领导集体的视野和重要探索；在科技发展建制上，文章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当代中国科学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这就是建国初期新体制的建立、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上，文章第一次揭示了科技大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两次历史性合流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上，文章更是首次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经历了“人民科学观”、政治化科学观以及理性化科学观三种形态的历史转换，等等。 通过对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文化思考，本文认为：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成全社会的共识，深入人心，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那种不重视科学以致反科学的老路上去。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中国不仅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而且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更是存在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探索中国本土科学技术发展的出路，推动中国原创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等，仍是今日中国的严峻课题。 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的融合，以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而且要实现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以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更要通过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冲破传统的制约科学发展的文化观念，以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这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科学文化发展方面的必由之路。
康袁璐[7]（2020）在《《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日报》借典型人物报道来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党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它在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人民日报》报道的典型人物的身份,总结典型人物报道的特点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社会的变迁和典型人物身份流变,便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勾画时代特征。论文将新中国70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开赴朝鲜战场的军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和农民;“文革”狂潮中的军人典型和机关干部典型;改革开放初期三类典型人物,即农业技术员、科学家和人民警察;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三类典型人物,即党政干部、人民教师和企业家;新世纪以来涌现的三类典型人物,包括医务工作者、运动员和航天员全体。新中国伊始,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此时最紧迫的任务便是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工业、农业各领域的生产,工人和农民典型占据了这个时期典型人物的大多数;抗美援朝时期冲锋陷阵的军人典型也是《人民日报》此时的关注重点,如果说1950到1953年《人民日报》把军人典型报道重点放在拥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抗美援朝志愿军,那么1954年之后的《人民日报》则更多强调亲民爱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军人典型。到了“文革”时期,军人典型和机关干部典型纷纷被赋予“革命派”“斗争派”的内涵,被戴上“突出政治”“紧跟毛主席”的帽子,不可避免带有一元化、模式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求得知识富万家,一大批农业技术员带领农民一起走科学种田的道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吹散了一度漠视知识分子的沉郁风气,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民警察担负着惩罚罪犯、保护人民、建设先进公安队伍的重要任务。1992年十四大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式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激烈碰撞,在这样的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里,树立不同领域的典型,依靠这些典型传递一致向上的价值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新世纪以来,女排精神、航天精神,这些品质教育我们要成为一个爱岗敬业、心无旁骛、沉下心来干工作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第六章是军人、工人、农民和社会精英这些不同职业身份的典型在70年历史中流变的规律的总结。军人典型报道逐渐亲民化、精英化;工农典型正在向知识型、技能型转变。企业精英除了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激情,还体现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党员干部的实干型、廉洁型、学习型特征便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知识精英凭借“工匠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社会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邓练兵[8]（2013）在《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立志要在2020年之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在内的创新政策，数量之多、内容之全、范围之广，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创新型国家及东亚各国的政策力度，以致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创新政策样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却遗憾地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官方机构、学术界还是国际研究机构，对中国现有创新水平的评价却基本一致：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国家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但自主创新能力依然没有得到加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建立，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依存度依然很高，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以致OECD在其《中国创新体系评估》（Review of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报告中指出：“要成为一个现代化表现出色的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上述现象，本文的中心论题是：为什么中国几乎制定了世界上最全面的创新政策，实际投入巨大，而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非常一般？从这一核心问题出发，本文以1978年为历史起点，重新回到三十多年的政策实践当中，从历史的逻辑中寻找答案。文化大革命以后，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同落后低效率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和中国饱受“文革”摧残极其涣散的科技现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方面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政策层面尽快修复科技体系，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应用推广科技成果。在此背景下，中国隆重召开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等重要政策方针。这次大会迅速扭转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涣散局面，并推动了一系列具体科技政策的出台，使原有科技体制得以恢复，科技活动得以正常开展。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沿用建国后实行的苏联计划模式，以科研机构为科技创新主体，按计划配置科技资源，这种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暴露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现象、科研机构人浮于事等问题。本文观察到，历史上凡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都不允许公有制企业大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而将创新活动交给专门成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企业只是应用研究机构提供的创新成果生产加工产品。经过进一步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计划经济和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激励机制的不相容性，允许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逻辑结果就是极有可能造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第三章）。受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及国家财政危机影响，中国在1985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科技体制的第一次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三个方面：改变拨款制度；加快技术成果市场化推广应用；继续以科技攻关计划为主要方式直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由于以优先权竞争为主的科学研究激励机制与以市场利益最大化竞争为主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不同，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技术化及科研机构的分化。同时由于技术契约的不完全性，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交易越来越少。如果不能设计或自然形成一个比纵向一体化方式有比较优势的可自动实施的风险分担机制，原有基于市场激励机制而设计的促使科研机构转化其技术成果的技术交易市场将逐步走向消亡，通过技术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的政策初衷将不能实现。本文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首要的创新政策——科技计划的变迁历史进行了系统分析。由于目标函数不一致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作为委托方的政府和作为代理人的项目受托方之间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因此，现行模式下的科技计划政策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疑问（第四章）。由于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并没有明显改善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加上1992年中国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企业微观市场主体地位，中国在1996年正式明确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政策，并由此制定下发了一系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同时沿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期望迅速提高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但就实际情况看，大量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并没有选择技术创新的竞争策略，仍然以技术引进为主，并且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状态。就理性分析而言，企业取代科研机构是创新主体基于演化博弈的自然结果，创新政策的变迁也完全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而“市场换技术”政策的不成功背后其实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各利益主体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逻辑必然性（第五章）。由于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家技术安全等问题凸显，原有非创新驱动的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得以打破，中国再次启动了创新政策的重大变迁，于2006年正式提出“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创新战略，由此中国创新政策发展进入新阶段。但政策实施了七年以后，仍然没有实现创新预期，中国官方在2012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随后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都明确指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仍然没有确立，科技体制弊端仍然存在，中国的创新水平仍然与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差距很大。在创新博弈环境压力已经明确同时传导给政府和国内企业，二者创新的紧迫感趋同，政策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陷入非创新路径困境，这似乎与理性原则相悖，令人困惑（第六章）。面对中国创新政策困境，仔细梳理中国创新政策历次变迁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创新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受制于创新系统中的两大关系：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地位即谁是真正的未来创新主力。从中国创新的历史逻辑分析，这两大关系是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最重要因素。经过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历史创新路径、创新状况的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发现，由于激励机制的内在缺陷和行业覆盖面的原因，国有企业难以担任中国创新的市场主力；而民营企业由于创新目标与利益机制的天生一致性，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创新、为谁创新的难题，加上其创新投入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假定市场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将在与国有企业的创新竞赛中获胜。而且从国际实证经验来看，全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实现了国家创新目标的。从AVS标准和TD-SCDMA标准制定、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政策问题的两个案例及中国历史上创新政策全过程中的各种失灵现象可以看出，政府坚守创新政策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极其重要，中国大量创新政策失灵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利用创新政策工具和其他公权不断越过市场的边界，对创新主体的创新预期造成极大的干扰和阻碍。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在于两个方面：创新产品的需求者和创新秩序的维护者。创新政策的边界就应该限定在此区域内。上述经验对目前普遍设定的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的创新政策理论形成了冲击，无论是从理论假设前提还是中国三十多年的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实践上看，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的创新政策理论都存在明显的不适用性（第六章）。而这一历史变迁的逻辑经验在深圳市的城市创新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以市场为导向、民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模式是解决目前中国创新困境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只要有改革的勇气，这一模式完全具有可借鉴意义（第七章）。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八章对中国三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创新政策变迁历史中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和简要论证，并就进一步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展望。
薛建明[9]（2007）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在科技上有过光辉成就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年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技政策、科研体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甚至严重制约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在科技进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并为下一阶段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要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有正确的科技思想来指导科技实践。系统研究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过程，并比较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科技思想的异同，评价其成败得失；以历史为明鉴，以现实为考量，对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主要政策措施等提出参考性建议。因此本选题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学术界多侧重于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而对科技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很不够。而且，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一般仅限于对党的领导人在某个历史时段的个体研究，鲜有人对建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科技思想及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因此本选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时段，以马克思科技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科技思想演进发展为主线，以党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为依托；重点探讨某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指导思想、主要政策措施和实施效果，对其得失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结合新世纪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对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研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形成及其与实践的初步结合。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分析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冲击，来探寻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渊源；其次，对建党前后党的创始人的科学思想进行梳理，探讨其对党的科技思想形成产生的理论影响；第三，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初创、形成和科技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党采取的发展科学技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并研究其对建国初期的影响。第二章研究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科技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实践的影响。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号召，制定了国家科技远景规划；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在国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在本章的三、四节着重研究了党的“技术革命”思想，客观分析了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曲折发展的历程，评述了科学政治化思潮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第三章研究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的科技思想发展深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成功与失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核心，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阐明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倡导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强调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意义；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体系，指导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实践活动。第四章研究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深化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这一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深刻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特点，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组织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民族兴衰的高度；形成了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第五章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科技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按照历史的轨迹对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在本章将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技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对科技本质功能的认识、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和科技发展的动力认识等方面进行横向、客观地比较，探寻党的科技思想演进规律。第六章是历史启事与现实考量。联系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历史研究表明，党的科技思想的演进历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曲折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章结合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科技发展取向、科技发展理念、科技发展路径与科技价值指归四个方面，来反思前人所走过的弯路、探讨新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我党明晰制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和措施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表明：1、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并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状态下开展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虽然党的科技思想经历了曲折，但党的科技思想始终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发展、深化和创新，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着科技实践活动，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三个“黄金期”，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3、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但他们的科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追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其价值取向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时代特征。因此，他们的科技思想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的有机整体，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科技观并与时俱进的产物。4、以史为鉴，实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首先，要保持科学技术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重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以利于科学技术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其次，应将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第四，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以实现科技价值的最终指归。5、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演进和发展，离不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科技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刘亚军[10]（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二、1991年中国科技战线的重大成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1年中国科技战线的重大成果（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一、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思路 |
| （二） 主要问题、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五） 研究意义 |
| 二、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界定及理论渊源 |
| （一） 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界定 |
| 1、 党的科技思想“新时期”发展的时间起点 |
| 2、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演进的阶段划分及依据 |
| 3、 新时期科党的科技思想的内涵 |
| 4、 “演进”概念的两层含义 |
| （二） 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 |
| 2、 毛泽东科技思想 |
| （三） 系统论简介 |
| 1、 系统论的基本概念 |
| 2、 马克思主义中的系统思想与方法 |
| 3、 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
| （四） 小结 |
| 三、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萌芽：1975-1978 |
| （一） 新时期科技思想孕育的政治经济形势 |
| （二）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 |
| 1、 形成脉络与逻辑构成 |
| 2、 科技属性的重新定位与科技工作规律的认识 |
| 3、 科学技术的地位与功能 |
| 4、 科技发展策略思想 |
| （三） 科技方针与政策的起步 |
| 1、 文革前科技政策回顾 |
| 2、 文革后初期科技工作的整顿与恢复 |
| （四） 新时期初期科技事业的恢复 |
| 1、 1976 年科技战线的状况 |
| 2、 1978 年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 |
| 3、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科技水平统计 |
| （五） 小结 |
| 四、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探索与发展：1979-1989 |
| （一） 科技体制改革启动的社会形势 |
| （二）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
| 1、 科技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主要条件 |
| 2、 开拓人才培养渠道 |
| 3、 科技体制改革思想 |
| 4、 发展高技术的思想 |
| 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三） 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与开展 |
| 1、 “依靠 面向”的战略方针 |
| 2、 “一体两翼”的发展思路 |
| 3、 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人才政策 |
| 4、 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和政策 |
| （四） 科技体制改革驱动科技实力快速提升 |
| 1、 科技体制改革成效显着 |
| 2、 年度数据分析：1988 至 1990 年 |
| 3、 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成果：六五和七五期间 |
| （五） 小结 |
| 五、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成熟：1990-2000 |
| （一） 新科技革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
| （二） 江泽民科学技术思想 |
| 1、 党工作重心的进一步战略转移——江泽民科技思想的着眼点 |
| 2、 科教兴国战略——党的新的战略工作重心的具体展开 |
| 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4、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 5、 科技创新与进步的关键在人才 |
| 6、 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
| 7、 科技伦理思想 |
| （三）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科技政策 |
| 1、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落实 |
| 2、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 |
| 3、 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展开 |
| 4、 科技人才政策改革日益深化 |
| 5、 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 |
| （四） 科技思想成果的全面进步 |
| 1、 八五期间的主要科技成就 |
| 2、 九五期间科技进步情况与 2000 年科技发展状况 |
| （五） 小结 |
| 六、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完善：2000-2010 |
| （一） 新世纪开篇的经济政治新形势 |
| （二）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胡锦涛科技思想 |
| 1、 战略方针的深化和任务目标的提出——胡锦涛科技思想的出发点 |
| 2、 胡锦涛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 新世纪的科技发展政策 |
| 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 |
| 2、 创新人才政策 |
| 3、 新世纪国际科技合作政策 |
| （四） 小结 |
| 七、 新时期我党科技思想的主体内容演进分析与启示 |
| （一） 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历史演变 |
| 1、 科技思想历史转折实现的历史背景 |
| 2、 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
| 3、 世纪之交的科技发展新环境 |
| （二）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逐步推进 |
| 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提出 |
| 2、 科学技术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
| 3、 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
| （三） 科技体制改革思想的不断深化 |
| 1、 “双管齐下”的科技体制改革思路 |
| 2、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技体制改革思路 |
| （四） 科教兴国战略的酝酿与完善 |
| 1、 科技教育两手抓 |
| 2、 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 （五） 中国特色科技创新发展理论的演进 |
| 1、 鼓励科技探索与创新 |
| 2、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
| 3、 从“国家创新体系”到“创新型国家” |
| 4、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强国梦 |
| （六） 新时期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主要特征与启示 |
| 1、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2、 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科学技术的优越性 |
| 3、 坚持和深化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开放 |
| 4、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
| 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 附录 2 九五期间科技进步检测结果 |
| 附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 附录 4 十五期间科技进步基本状况评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科技规划的概念 |
| 二、选题的论据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五、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六、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首次科技规划成功实施 |
| 第一节 新中国首次科技规划的背景 |
| 一、冷战国际环境和“一边倒”外交政策 |
| 二、“一五”计划与大规模工业建设 |
| 三、现代技术革命和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与执行 |
| 一、中国科学院制定发展规划 |
| 二、“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 |
| 三、十二年规划的制定 |
| 四、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内容与特点 |
| 五、十二年规划的执行 |
| 第三节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成功因素分析 |
| 一、科学活动全面纳入国家目标 |
| 二、留学归国人员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 |
| 三、新体制下的奖励制度 |
| 四、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 |
| 第四节 十二年规划的历史贡献与几点反思 |
| 一、科学技术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 |
| 二、中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 |
| 三、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 |
| 四、几点反思 |
| 第二章 “文革”时期科技规划实施与中断 |
| 第一节 十年科技规划的背景 |
| 一、国内经济危机与中苏关系恶化 |
| 二、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与技术革命运动及其影响 |
| 三、“科学十四条”与“脱帽加冕”——科技战线的调整 |
| 第二节 十年科技规划的制定 |
| 第三节 十年科学规划的实施与中断 |
| 一、编制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 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若干政策条例 |
|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 |
| 四、十年规划实施取得的成绩 |
| 第四节 《十年科学规划》的特点及其影响 |
| 一、自力更生的思想 |
| 二、赶超战略的调整 |
| 三、强调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 |
| 第五节 “两弹一星”工程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反思 |
| 一、“两弹一星”工程——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突出成果 |
| 二、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并非真正现代意义的“大科学”体制 |
| 第三章 1978年前后科技规划“冒进”与调整 |
| 第一节 1978年前后科技规划的内外环境 |
| 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 |
| 二、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严重摧残 |
| 三、国内经济建设的恢复与“新冒进” |
| 第二节 八年科技规划的制定 |
| 一、《汇报提纲》关于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设想 |
| 二、《八年规划》的制定过程 |
| 三、《八年规划》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及其内容 |
| 四、《八年规划》承袭了“文革”前的赶超思想 |
| 第三节 八年科技规划的调整 |
| 一、国家经济目标的调整 |
| 二、对《八年规划》的批评和重新估价 |
| 三、确定科学技术发展新方针 |
| 四、1982年调整《八年规划》 |
| 第四节 八年科技规划的教训与反思 |
| 一、以科技工作者为主制定规划会带来局限 |
| 二、经济专家应参与科技规划的制定 |
| 第五节 科技规划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的作用 |
| 第四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形成的背景 |
| 一、政治精英主导下的改革 |
| 二、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市场化改革浪潮 |
| 三、从国防到经济的科技发展动力转变 |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战略转移和科技体制改革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
|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 |
|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构成分析 |
| 一、远景科技规划的制定与调整 |
| 二、5年科技攻关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三、专项科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四、科技规划体系的完善 |
| 第四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五章 21世纪初期中国科技发展规划与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科技规划发展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2006-2020中长期科技规划背景与意义 |
| 一、整体发展目标：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二、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区间 |
| 三、总体判断：中国科技发展形势与任务 |
| 第三节 2006-2020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过程 |
| 一、制定程序的变化 |
| 二、《规划纲要》主要内容 |
| 三、规划制定前后的争议 |
| 第四节 2006-2020中长期科技规划与战略选择 |
| 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选择 |
| 二、“自主创新”：战略基点 |
| 三、重点突破：战略部署 |
| 四、政策要点：战略保障 |
| 第五节 关于如何实施《规划纲要》的思考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整体分析与建议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整体分析 |
| 一、科技规划共性与变化分析 |
| 二、科技规划时间维度分析 |
| 三、科技规划制定主体及模式分析 |
| 四、科技规划偏误现象分析 |
| 五、科技规划局限性分析 |
| 第二节 对未来科技规划的几点建议 |
| 一、重视技术预见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 |
| 二、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服务国家目标 |
| 三、构建基于Web Services的科技规划专家咨询系统 |
| 四、加强科技规划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 |
| 五、建立中长期科技规划评估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读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 言 |
| 一、 科技政策的概念 |
| 二、 研究现状和方法 |
| 三、 主要框架与思路 |
| 第一章 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基石（1949—1955年） |
| 一、 科技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一） 解放前中国科学的状况 |
| （二）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回顾 |
| （三） 建国初期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二、 科技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功效分析 |
| （一） 确立“人民科学”的方向 |
| （二） 团结改造培养科技人才 |
| （三） 全盘学习苏联先进科技的得失 |
| （四） 科学研究联系国家建设实际 |
| 三、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式科技政策的曲折发展（1956—1965年） |
| 一、 “向科学进军”的提出与部署 |
| （一） “向科学进军”提出的背景 |
| （二） “向科学进军”的提出与部署 |
| 二、 科技界反右与大跃进——科技政策的偏向 |
| （一） 科技界反右及其扩大化的后果 |
| （二） 科技“大跃进”及其影响 |
| 三、 科技调整——正确科技政策的恢复 |
| （一） 科技调整的背景 |
| （二） 科技调整的内容 |
| （三） 科技调整的成效 |
| 四、 小结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科技政策的扭曲（1966—1976年） |
| 一、 “文革”时期“左”倾科技政策总纲 |
| 二、 “文革”中科技政策的具体内容 |
| （一） “左”倾科技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 正确科技政策的内容 |
| 三、 反思与评价 |
| 第四章 新时期的科技政策（1977—1999年） |
| 一、 新时期科技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一） 建国以来科技政策决策方面的经验教训 |
| （二） 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 |
| （三）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二、 科技政策的转折——拨乱反正 |
| （一） 科学大会实现科技政策的重大转折 |
| （二） 拨乱反正的具体措施 |
| 三、 全面系统的科技政策的提出 |
| （一） 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的确定 |
| （二） 科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
| （三） 科技体制改革的兴起 |
| （四） 科技发展层次和若干计划的提出 |
| 四、 科教兴国——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 |
| （一） 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背景和基础 |
| （二）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 |
| （三） 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中的科技政策 |
| （四）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
| 五、 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科技政策总评 |
| 一、 新中国科技政策总评 |
| （一） 主要特征：新中国的科技政策与政治路线密切关联 |
| （二） 主要目标：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核心 |
| （三）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
| （四） 主要内容：规划模式 |
| 二、 启示与建议 |
| （一） 政策的稳定压倒一切 |
| （二） 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管理科学技术 |
| （三） 勿忘马克思的两个重要科技观点 |
| （四） 解决科技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与书目 |
| 后记 |
（5）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与理论背景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78—198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
| 三、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二节 1978—198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背景 |
| 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 |
| 二、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 |
| 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开启 |
| 第三节 1978—1982 年中共领导集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
| 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 三、最大限度汇聚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
| 第四节 1978—198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恢复知识分子名誉和地位 |
| 二、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 |
| 三、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 |
| 四、规范知识分子的管理和使用 |
| 第五节 1978—198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小结 |
| 一、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 |
| 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构建良好信任关系 |
| 三、服务建设需要大规模造就知识分子队伍 |
| 第二章 1983—1988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 |
| 第一节 1983—1988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
| 二、科教领域改革全面启动 |
| 三、改革衍生问题的全面调整 |
| 第二节 1983—1988 年中共领导集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
| 一、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加大科教投入 |
| 二、利用国外智力，扩大对外开放 |
| 三、推进体制改革，创造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环境 |
| 第三节 1983—1988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 二、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 |
| 三、推进科教体制改革 |
| 四、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 |
| 第四节 1983—1988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小结 |
| 一、科教改革拓展知识分子作用空间 |
| 二、反思现实困境，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
| 三、综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 |
| 第三章 1989—199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 |
| 第一节 1989—199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背景 |
| 一、平息政治风波与领导层的平稳过渡 |
| 二、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
| 三、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
| 第二节 1989—1992 年中共领导集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
| 一、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 |
| 二、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 |
| 三、不断深化改革，全面优化环境 |
| 第三节 1989—199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 |
| 二、高层次人才的优待、管理和使用 |
| 三、引导知识分子的合理流动 |
| 四、保障知识分子权益 |
| 第四节 1989—199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小结 |
| 一、深化改革为知识分子解缚松绑 |
| 二、以激励政策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的管理与使用 |
| 三、推动科技立法，保障知识分子权益 |
| 第四章 从数据看 1978—1992 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效果 |
| 第一节 政策文本相关数据研究 |
| 一、关于组织领导 |
| 二、关于激励政策 |
| 三、关于人才流动 |
| 第二节 国家财政投入相关数据研究 |
| 一、关于财政科技拨款 |
| 二、关于国家教育支出 |
| 三、关于文教科卫事业投入 |
| 第三节 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相关数据研究 |
| 一、关于教育发展 |
| 二、关于科技发展 |
| 三、关于文化卫生事业发展 |
| 第四节 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相关数据研究 |
| 一、关于知识分子变化 |
|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荣誉奖励 |
| 结语“尊重”知识分子的当代解读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源起及其历史缺陷 |
| 一、 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新开端 |
| (一) 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科学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二) 新中国科学的重建 |
| 1 科研机构的组建与中国科学新体制的建立 |
| 2 科学人才的集聚与自然科学界的大团结 |
| 3 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三) 科学文化观的第一次转型与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
| 1 科学文化观的转型与“人民科学观”的历史奠定 |
| 2 自然科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与本士化 |
| 3 对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
| 二、 第一代领袖群体的科技战略思想 |
| (一) 工业化视野下的科技观 |
| (二) “向科学进军”的主要思想和实践 |
| 1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
| 2 切实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努力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 |
| 3 科技发展要与中国实际结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
| 4 走群众路线，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
| (三)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首次合流与历史迷途 |
| 三、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 科学体制的转换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
| 1 建国之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变革 |
| 2 建国以后科学体制的转换与“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
| (二) 科学建制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 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 |
| 2 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 |
| 3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
| (三)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作用和反思 |
| 1 科学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
| 2 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
| 3 “大科学”体制下取得的突出成果 |
| 4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并非真正现代的“大科学”体制 |
| 四、 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文化观的历史迷途 |
| (一) 科学文化观的第二次转型与“政治化科学观”的确立 |
| (二) 科学政治化的背景及原因探析 |
| 1 历史原因:人民科学观的进一步发展与高度政治化的形势 |
| 2 根本原因:整风与反右后全社会政治意识畸形转向并向各领域渗透 |
| 3 现实原因:急于求成，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 |
| 4 内在原因: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 |
| (三)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与民众科学文化的畸形发展 |
| 1 群众性的科技协作网建立 |
| 2 群众性科技革新运动全面开展和畸形演变 |
| (四) 科学与反科学仅一步之遥 |
| 五、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
| (一) 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的演进 |
| 1 拨乱反正“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开端 |
| 2 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展开 |
| 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深化 |
| (二) 江泽民对科技战略思想的发展 |
| 1 科技动力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基础 |
| 2 科教兴国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展开 |
| 3 技术创新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核心 |
| (三)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合流 |
| 1 关于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刻阐述和新认识 |
| 2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再度历史性汇流的战略展开 |
| 六、 中国科技体制的新变革及其影响 |
| (一) 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 |
| 1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 |
| 2 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 |
| 3 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
| (二)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体现 |
| 1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
| 2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技法制体系 |
| 3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科技奖励制度 |
| 4 开始建设并初步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
| (三) 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
| 七、 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的新发展 |
| (一) 科学文化观的再次转型与“理性化科学观”的初步形成 |
| 1 科学文化观再次转型的历程 |
| 2 对科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理性化的时期 |
| (二) 民众科学文化的新发展与民众科学素养评价 |
| 1 民众科学文化的新发展 |
| 2 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 |
| (三) 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 |
| 八、 21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
|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其对科学文化发展的新要求 |
| (二) 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 |
| (三) 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 |
| (四) 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 |
| 附录一: 科学中国的历程:1949-2004年重要文献编目 |
| 附录二: 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团体一览表 |
| 附录三: 作者在中国科技文化史领域发表的相关成果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49-1965)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 一、赤胆忠心的军人模范 |
| 二、勤勤恳恳的工人模范 |
| 二、务实上进的农民模范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一、新中国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 |
| 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
| 三、用劳动精神感召农民 |
| 第二章 “文革”时期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66-1977)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 一、一元化、绝对化的军人典型 |
| 二、模式化、公式化的机关干部典型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一、“四人帮”调动反革命因素 |
| 二、以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指导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 一、为民服务的农业技术员 |
| 二、勇攀知识高峰的科学家 |
| 三、保民安邦的人民警察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一、社会重视发挥农业技术员的作用 |
| 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
| 三、建设先进公安队伍的需要 |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体制下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92-2000)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下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 一、克己奉公、贴心热心的党政干部 |
| 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 |
| 三、不断探索、积极进取的企业家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二、社会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差异化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2001-2019)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 一、妙手丹心的医务工作者 |
| 二、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
| 三、问鼎苍穹的航天员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
| 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 第一节 军人典型的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 一、军人典型的精英化 |
| 二、军人典型的亲民化 |
| 第二节 工农典型的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 一、从底层受压迫者到改革开拓者 |
| 二、工农典型的知识型、技能型转变 |
| 第三节 社会精英的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 一、企业精英 |
| 二、党政精英 |
| 三、知识精英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类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博硕士论文 |
| 后记 |
（8）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 |
| 1.5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政策历程、创新状况及问题的提出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发展历程与创新实践 |
| 2.2 三十年来的创新实践状况及评价 |
| 2.3 问题的提出 |
| 3 初始博弈条件：计划科技体系修复及制度缺陷 |
| 3.1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经济、科技发展状况和制度基础 |
| 3.2 标志性事件：1978 年科学大会 |
| 3.3 相关政策及实施效果 |
| 3.4 计划经济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容性分析 |
| 4 计划科技体制“改良”与潜在创新主体出现 |
| 4.1 科技体制改革动因分析 |
| 4.2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及对科研机构改革的影响 |
| 4.3 技术成果交易难题辨析：不完全契约角度 |
| 4.4 科技计划及制度性障碍分析：基于委托代理框架 |
| 4.5 潜在创新主体出现 |
| 5 创新主体动态选择与政策变迁 |
| 5.1 创新主体动态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 |
| 5.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创新政策演化路径 |
| 5.3 承诺和惩罚的不可置信：“市场换技术”政策分析 |
| 6 创新政策发展新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 |
| 6.1 新世纪中国创新政策变迁动因 |
| 6.2 创新政策的阶段性困境 |
| 6.3 不同政策激励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分析 |
| 6.4 创新政策活动中政府行为的边界：案例分析 |
| 6.5 以市场失灵为创新政策依据的不适用性分析 |
| 7 深圳创新模式：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研究样本 |
| 7.1 追随深圳企业创新的足迹：从三来一补到创新集群 |
| 7.2 深圳创新政策变迁过程 |
| 7.3 独特的深圳城市创新模式 |
| 7.4 深圳创新路径启示：基于市场的动态演化结果 |
| 8 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2 深圳市 1980—2011 年主要创新政策列表 |
| 附录3 中国电子名镇——东莞石碣的调研问卷（节选） |
（9）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方法、重点与结构 |
| 第四节 本研究的结论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科技思想形成及其与实践的初步结合(1921—1949) |
| 第一节 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渊源 |
| 一、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二、洋货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冲击 |
| 三、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 |
| 四、马列主义科技思想的传入 |
| 第二节 “五四”前后党的科技思想萌生 |
| 一、科学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 |
| 二、要以科学方法认识自然和社会 |
| 三、以唯物史观反对玄学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初创 |
| 一、发展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 |
| 二、发展科技事业的措施和成就 |
|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科技思想形成 |
|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科技指导思想 |
| 二、提出“科学大众化”方针 |
| 三、团结、重视科技人才 |
| 四、科学技术同经济生产和抗战事业结合 |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科技思想实践 |
| 一、强调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 |
| 二、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 |
| 三、积极发展科技教育 |
| 四、科技实践对建国初期党的科技政策的影响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党的科技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实践的影响(1949—1976) |
| 第一节 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 |
| 一、“人民科学观”的确立 |
| 二、“人民科学观”的初步实践 |
| 第二节 “向科学进军” |
| 一、“向科学进军”的提出 |
| 二、明确科技人才的历史地位 |
| 三、建立国家规划科学的模式 |
| 四、提出“百家争鸣”科技发展方针 |
| 第三节 技术革命 |
| 一、技术革命思想的形成 |
| 二、技术革命实施的步骤与途径 |
| 三、技术革命的得与失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曲折 |
| 一、反右与大跃进对科技思想的冲击 |
| 二、科技思想的恢复和调整 |
| 三、“文革”时期科技思想的扭曲 |
| 四、“文革”时期党内健康力量的努力纠偏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党的科技思想发展深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导(1976—1989)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转折 |
| 一、党的科技思想转折的背景 |
| 二、科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三、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奠定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 |
| 一、科学技术关键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
| 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与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 |
| 第三节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 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的必然性 |
|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内涵 |
| 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意义 |
| 第四节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 |
| 一、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的背景 |
| 二、科技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 |
| 三、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历程 |
| 第五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历史回顾 |
|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 |
|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实意义 |
|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深化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科技思想深化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1989—2002) |
| 第一节 科学技术优先发展论 |
| 一、科学技术优先发展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科学技术优先发展的意义 |
| 三、科学技术优先发展思想的实践拓展 |
| 第二节 科教兴国战略与实践 |
| 一、科教兴国的历史沿革与背景 |
| 二、科教兴国提出的理论基础 |
| 三、科教兴国的理论内涵 |
| 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途径 |
| 第三节 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 |
| 一、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关系的提出 |
| 二、“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内涵 |
| 三、实现高科技产业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战略重点 |
| 四、以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
| 第四节 科学技术创新 |
| 一、科技创新思想形成的背景分析 |
| 二、科技创新的理论基础 |
| 三、科技创新的内涵 |
| 四、科技创新思想的实现途径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科技思想比较 |
| 第一节 科技思想产生的不同历史境遇 |
| 一、毛泽东:基于“一穷二白”的中国现实 |
| 二、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宽广视野 |
| 三、江泽民: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功能认识比较 |
| 一、毛泽东: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 |
| 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三、江泽民: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
| 第三节 科技发展战略思路对比 |
| 一、毛泽东:以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为标志的“赶超”战略 |
| 二、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依靠”和“面向”战略 |
| 三、江泽民:以提升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科教兴国”战略 |
| 第四节 科技发展动力理论比照 |
| 一、毛泽东:人民—科技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三、江泽民:创新—科技发展的不竭动力 |
| 第六章 历史启示与现实考量 |
| 第一节 科技发展取向:尊重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
| 一、营造支持科学技术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 |
| 二、重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 |
|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构建新型科技伦理观 |
| 第二节 科技发展理念:服务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
| 一、科学技术滥用对人与自然僭越恶果的反思 |
| 二、新世纪科技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
| 三、构建绿色科技观，走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之路” |
| 第三节 科技发展路径: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 |
| 一、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引进的历程及其得失 |
| 二、自主创新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意义 |
| 三、自主创新战略与技术引进策略关系的辩证思考 |
| 第四节 科技价值指归:科技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一、手段与目的:科技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
| 二、需求与动力:人的发展需要推动科技进步 |
| 三、历史活动与终极目标:在科技进步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10）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理论缘起 |
| (二)实践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际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思考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历史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四)分析与综合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 |
| (二)列宁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依据 |
|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 |
| (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 |
| (三)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思想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重视民生的思想 |
| (二)中国古代重视轻重之术的思想 |
| (三)中国古代重视义利观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与确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 |
| (二)经济思想的确立 |
|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
| (一)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二)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 |
| (三)经济思想的成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李富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 |
| (一)产业发展及相互关系 |
| (二)“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 |
| (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
| (四)依靠科技发展生产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 |
| (一)注重市场经济规律 |
| (二)以农业为基础 |
| (三)具备前瞻性与战略眼光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群众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李富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发展思想 |
| (一)农业生产与建设 |
| (二)工业建设与布局 |
| (三)产业之间相互关系 |
| 二、计划工作的思想 |
| (一)计划工作部门的建设 |
| (二)计划工作管理制度 |
| (三)正确认识计划工作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
| (四)计划工作遵循的方针与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
| (五)李富春对计划经济思想的科学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 |
| 一、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来源 |
| (一)李富春对“大跃进”影响的思考 |
| (二)李富春对“大跃进”教训的反思 |
| 二、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内容 |
| (一)农业调整思想 |
| (二)工业调整思想 |
| (三)商业调整思想 |
| (四)工作方法调整思想 |
| (五)计划工作调整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与精髓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 |
| (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 |
| (二)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方法特点 |
| (一)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
| (二)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
| (三)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
| (四)极具实践性的经济理论 |
| (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 |
| (一)综合平衡的辩证法 |
|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三)勤俭节约的方法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当代价值的理论思考 |
| (一)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基石 |
| (二)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基石 |
| (三)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基石 |
| (四)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基石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1991年中国科技战线的重大成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研究[D]. 刘建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2]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D]. 崔永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6)
- [3]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4]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D]. 崔禄春. 中共中央党校, 2000(01)
- [5]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D]. 郭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1)
- [6]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D]. 段治文. 浙江大学, 2004(03)
- [7]《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研究（1949-2019）[D]. 康袁璐.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8)
- [8]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D]. 邓练兵.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 [9]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薛建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5)
- [10]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