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问题解决了吗?（论文文献综述）
黄圣[1]（201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是反腐廉政实践反映在政党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意识运动形式。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能动性,将反腐廉政实践中得来的感性认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和由内而外的辩证思维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来指导反腐廉政实践,并随着反腐廉政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其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什么是反腐廉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腐廉政以及如何反腐廉政。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为整体研究对象,按照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和党的核心领导人的反腐廉政思想。本文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共产党对反腐廉政重要性的认知和对反腐廉政形势的判断,共产党进行反腐廉政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的方针原则、工作思路、任务部署和组织领导等方面重要思想,阐述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在指导反腐廉政实践,确保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中的历史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作出预判。本文的正文部分包括六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为理论基石,批判地继承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反腐廉政思想,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实践,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为出发点来思考反腐廉政建设,主要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反腐廉政的形势判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等一系列反腐廉政思想。其中,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是导致党员干部经济贪污和生活腐化的思想原因,因而侧重运用思想教育的柔性引导来培育党员干部的反腐廉政自觉。同时,中国共产党沿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开展反腐廉政建设,取得了显着的反腐廉政成效。但是,反腐廉政思想中的有益因子未能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出发点来思考反腐廉政建设,主要依据党的八大对反腐廉政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提出了防止党内产生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等一系列反腐廉政思想。其中,毛泽东注重从阶级斗争的视野来看待腐败问题,经常性地发动群众运动反对腐败,有效地防止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对共产党的腐蚀和侵袭。反对特权和干部特殊化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导致他将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以及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加之共产党缺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对反腐廉政建设客观规律的探索研究不足,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反腐廉政建设脱离了党的领导,给党内团结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着力消除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给党员干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围绕着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特殊化现象,打击经济犯罪和防止权力商品化等问题开展反腐廉政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和新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反腐廉政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执政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确立了方针原则和提供了具体思路。第五章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围绕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对中国特色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思路、领导体制、基本原则和工作格局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了时代变革对党的建设和反腐廉政建设的新要求,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把反腐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反腐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的观点和论断,使得反腐廉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同时,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由政治自觉转变为文化自觉。
刘占虎[2]（2015）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文中提出廉洁兴邦、腐败丧权,是古今中外政权运行的必然规律。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是一项支撑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事业。廉洁政治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世代先贤为此孜孜以求、铢积寸累。对于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作为时代的“常识”毋庸赘言。对于腐败治理中的困境,至今尚未找到理想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种法律或制度是天衣无缝的,可以有效规训权力、规范行为；也没有一种道德或伦理是自发而成的,可以彻底征服人心、调节贪望。当然,健全而完善的防治措施本身并不代表着反腐倡廉的有效性,丰富而多样的治理路径也不意味着就能形成应有的“聚合力”。在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协同性已成为科学和有效治理腐败的内在诉求。本文从权力形态的分化中理清腐败生发的多重逻辑,在多元原因解析、多种防治方式协同、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维度上探析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实现机制,以增强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权力作为腐败的核心要素,在现代性境遇下发生了多元分化,腐败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本文立足权力本身,通过对不同时空和制度语境下腐败与廉政的内涵检视和逻辑分析,阐明“反腐”与“倡廉”的一致性和互成性。在比较分析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德性制约权力、以文化制约权力、以政策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实践局限的基础上指出,协同性作为整体性的重要表征,是事物系统及各系统诸要素之间的配合、协调,使得多种力量集聚成一个总力量,形成大于单一要素功能总和的协同效应。增强反腐倡廉的协同性,是实现“惩防并举”与“标本兼治”的内在诉求。协同性理论是以哈肯的协同学为根基,并包括政治系统论、社会工程论、空间生产论、交往实践论中的协同性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德法共治、西方制度伦理和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思想的整体性思想。反腐倡廉协同性是以彰显公共权力的政道为目标,运用协同学的基本原理把众多具有善政取向的防治举措和治理主体协同起来,在防治权力滥用、建设廉洁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整体效应。具体包括制度建构的协同性、过程机制的协同性、实践主体的协同性。为了实现反腐倡廉的科学化、有效化和廉价化,就必须从权力腐败生发的心灵场、物理场、心物场中形成制度建构、过程机制与治理主体之间多维的动态的协同性,通过预防、监督、惩处、教育和保障机制的有机互成来实现治理对策的高度协同。当代中国的腐败是普遍性机理和特殊性元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决定着中国在治理腐败的目标、方略和路径选择上的特殊性。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作为主要实现方式,存在着实践中的困境,诸如制度反腐缺乏支撑制度执行力的法治精神和过程机制,文化倡廉缺乏人文化成的廉洁教育和制度实践,运动反腐缺乏过程防腐的长效机制和法制保障。针对以上不足,需要以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为主线,在预防、监督、惩处、教育、保障五个维度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机制。在预防机制上,重在推进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和信息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干部任用的制度化与公开化；在监督机制上,横向层面加强监督权的制衡力和制度保障,纵向层面推进中央巡视监督的常态化和全面化,空间维度推进多元监督力量的网络化和动态化；在惩处机制上,坚持一视同仁与依法严惩的原则统一,坚持党纪处分与国法惩治的内容统一,坚持制度惩处与公开透明的方式统一；在教育机制上,坚持政治教育与岗位教育相结合,警示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行为示范与环境育人相结合；在保障机制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协同的领导原则；坚持“长期规划”与“五年计划”协同的战略原则；坚持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协同的实践原则。在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制度建设要充分考量过程防腐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在完善系列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对既有制度体系的清理和整合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文化倡廉重在坚持执政为民来扬弃“官本位”文化,坚持依法行政来杜绝权力“潜规则”,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廉政文化的育成依托于公职人员的为民务实清廉,通过廉洁职业文化养成实现干部清正,通过廉洁政治文化生成实现政府清廉,通过廉洁社会文化育成实现政治清明。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政道逻辑决定着建设廉洁政治的可预期性。悠久而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复杂的国情差异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单一举措和单向行动。本文通过回到权力本身,建构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基础理论,探寻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机制,增强反腐倡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旨在让权力成为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承载人民福祉的力量。
高晶华[3]（2019）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新高度,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此,习近平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观点、新理念和新方法,目标直指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诸多“老问题”与“新问题”,应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严峻“四大考险”。通过党的自我革新,应对党面临着的“四大危验”。核心要义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和广大党员保持“初心”,整体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这一切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的地位得以保障。正是在这一逻辑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真正地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创造了党的建设历史上乃至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奇迹,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中国化做出最新贡献,向世界各国政党政治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科学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围绕什么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一主线,呈现出丰富的内涵。首先,习近平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整体布局,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关于政治建设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水平。其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最鲜明特色。习近平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精神“补钙”论,理想信念“总开关论”,赋予了理想信念以新的内涵,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进行探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提高执政为民的服务意识。第三,习近平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认识高度,明确指出世界最大党组织建设于兴党兴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既要抓住关键少数,选拔任用好干部,又要优化党员队伍内部治理,提高组织的整体力量。第四,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论述,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大亮点。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始终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重点解决党内四风问题,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第五,习近平特别提到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新的部署。第六,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抓住了制度问题的症结。探索与推进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高管党治党的法治化水平,以严明的制度推进世界最大党成为世界最强党,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治党逻辑。第七,习近平还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打破了以往的潜规则,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努力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改变传统运动式、集中式反腐,构建腐败治理的三不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反对和克服一切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体现了辩证思维,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认识矛盾,分析并解决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这一管党治党的最新科学认识最鲜明的特点是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战略高度对党的建设作出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运用了创新思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创新精神。新时代党的建设趋向于法治化,政党治理步入法治轨道,开启了法治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征程。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德法共治的治理理念,将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党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梦想予以新的结合,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目的,服务于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治国理政的新需要,坚持自我革命与强化监督相结合,实现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又一鲜明特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在战略指导下做出重大策略,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与制度治党双管齐下,吸取一切优秀治理成果,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大党、老党的建设新道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好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回答了如何加强管党治党,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大时代意义。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准概括,对党的建设的核心要旨予以新升华新凝练。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学说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强化的重大举措,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习近平在新的条件下高度凸显出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性,以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党员干部,并把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良效。从世界性视角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具有典型的示范效果。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被越来越多的政党学习、借鉴。同时,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党的建设实践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党的面貌也开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加强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党的党性修养,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自我教育、自我革新的能力,从而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是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结晶,也进一步拓宽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眼界和战略思维。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能否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关系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否顺利推进。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党的政党功能的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引领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开辟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境界。
朱庆跃[4]（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孟复[5]（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李志杰[6]（2020）在《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形式和内涵层面的依托,实现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重点关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议题,为搭建一个兼具系统性和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做出必要的学术探索与恰切的理论准备。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视角深化研究主题丰富和扩展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继而为明晰政策执行问题之影响因子探寻提升政策执行产出与效果水平的实现路径,做出有益的探索与努力。追寻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发展轨迹品查国内外理论成果的思想启明,在审视与总结的基础之上,本文确立了最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即认为当前学界相关研究视角略显狭仄,特别是聚焦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问题的专项理论探讨的确还是存在着较为显着的进展空间。具体而言,现阶段政策执行相关研究视角及主流理念仍重点聚焦于政策主体之范畴,其核心思想旨在通过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回应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并未给予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之议题以真挚而充分的关切,现有之尝试也集中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指导力求凭借对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利益或内在需求的满足实现其主观能动性的提升,相关研讨明显缺乏更加系统完整的分析架构,因而难以针对如何提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水平之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策略分析。面对现阶段政策执行理论视域中存在的可称作是细微之遗漏,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便是本篇论文的研究初心和最重要的探讨议题。遵循此逻辑理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内涵和形式层面的依托,本文实现了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其中,“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聚焦（受信者）政策执行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的的可靠性指数;“信任”维度则重点关注（施信者）目标群体愿意给予信任资源的主观倾向（主观能动性）水平。由此,本文初步完成了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主干部分的搭建。接下来,将重点着墨于相关内容针对性的论述与阐释工作。首先,“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致力于实现政策环境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反应了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其影响因子包括:1.能力配置即政策执行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和实力（政策本身设计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保障性）有效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确保公共利益或需求得以回应与满足;2.正直品格即政策执行能否在长期的时间维度下保持对于目标群体持续的一致的公正对待;3.善意内涵即政策执行坚持公共利益或需求导向性的本质属性等三个方面。需要指明,尽管本文搭建的分析框架给予了目标群体之要素以重点关注,但是“值得信任”维度依然应被视作政策执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前提,其在理论和实务工作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次,“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一个影响要素是理性的认知型因子,也即关注目标群体成员个人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对于其认知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依凭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目标群体以等级序列呈现的诸项内在需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获得动态、针对性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其形成或加深愿意自觉强化主观能动性的所谓积极乐观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水平。由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间需求结构层次以及面向不同类型需求的满足程度均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使得政策执行无法精准回应和满足全体目标群体成员的内在需求。因此,现代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不能单纯立足“值得信任”之客观维度设计具体实践策略,而应当着眼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内在需求进展性发展的动态趋势予以针对性的关切与重视,推动传统意义上“应然-实然”两点论理念向着“应该是什么-期望是什么-是什么”三点论理念做出必要的演化与转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依据特定政策环境的现实状况在“压力”作用和“阻力”效应之间寻求一个动态、针对性的平衡,并着眼长远的发展目标选择适当的切入点设计合理的干预度。以及时准确地审视与把握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和相关期望发展变化为基础,并举保障性与激励性之手段或方法竭力引导目标群体主动将其自身需求进展性水平同政策执行的干预度实现适当的契合,从而最大限度争取来自目标群体的信任资源缓解相应的阻滞机制,实现良好的政策产出与政策效果。最后,“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二个影响要素为非理性的情感型因子,乃是聚焦目标群体成员在政策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对于其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经验表明,即便身处相同文化环境并且内在需求进展性水平大致接近的个体成员之间,其主观信任倾向水平往往依然可能存在着较为显着的程度差异。因此,若仅仅关注认知型因素之影响而忽视目标群体成员内在的情感型意向和偏好,势必将会陷入理论研究的狭隘空间。事实上,与认知型因子着眼“外在”刺激效应有所不同,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情感型因子重点聚焦“内在”因素之于“信任”维度的作用和影响,本质上乃是对于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利益或需求视界的恰切完善与必要突破,也是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相关问题研究视角的有力补充。需要指明,情感型因子所关注的是目标群体成员以人性生物学基础为发端,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被不断塑造和发展的剥离了认知因素的情感型信任倾向。而本文拟综合社会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以及基因组学等跨学科理论成果和话语体系,对于情感型因子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做出科学严谨的表述。及至政策执行之阈限,其作用与影响表现为:依凭社会生物学“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之研究范式,政策执行（自然选择）过程的不断推进将促使目标群体成员原本身处的政策环境的固有生存状况发生转变,于是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开始朝向生存优势型等位基因进行漂变,而政策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的等位基因将会指导目标群体成员形成和发展相应类型的情感型信任倾向。最终,政策执行这种对于目标群体成员原本政策环境中生存优势的影响,将逐步改变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成员、目标群体整群以至整个政策环境本身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的质量与水平。有鉴于此,着眼长远国家应该通过不断优化“自然选择”的内涵机理与运行机制努力构建道德与善的政策执行环境,为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指引明确的进化方向,保障作为道义主义的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等位基因取得必要而显着的生存竞争优势,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孕育出社会成员相应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继而从根本上净化政策执行的实践土壤。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谋求搭建的关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其分析对象兼具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以及目标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实际综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路径的特色与优势。其本身既是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响应政策执行理论研究面向“整合”路径的发展大势,也是对于该领域理论研究之使命与精神的继承和传播。其中,我们着重关注了“目标群体”这一核心要素组成,并对于影响其主观能动性水平的变量因子展开了系统性的凝练与总结,使得该要素在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分量,较之以往的确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和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有研究视角的更加完善以及研究架构的继续优化,事实上这也即是本文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贡献。此外,本文将信任理论工具作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分析框架形式与内涵层面的重要依托,将跨学科知识成果做为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有机借镜,对于进一步丰富政策科学之话语体系充分汲取多学科知识养分而言乃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从政策科学视角出发对于信任问题本身也做出了恰切而深入的查考。在尝试建构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的同时,对于信任问题的理论内涵与研究工具也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理解与认知,使得本篇论文的研究趣意和理论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与提升。
徐绯璐[7]（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廉政是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构成。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廉政思想的探索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地域,在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廉政始终是伴随着政治而生的重要议题。无论社会的发展形态、民族的文化特点、国家的统治阶层、政党的思想路线、政府的治理模式如何,廉政始终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文明的产物,也有着对廉政相关理论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指导无产阶级廉政建设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是无产阶级如何摆脱资产阶级压迫,改变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政权,政治上实现清正廉洁,进而实现物质丰富精神富足的政治状态。本文集中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思想渊源、社会背景、历史逻辑、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实践总结、理论诉求和当代价值等内容,全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包含三个小节。首先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选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就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研究情况、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认知情况加以概述,指出国内外针对此选题的研究不足之处和有待完善之处。最后列举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主要包含三大方面。第一方面,界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核心词汇,廉政、廉政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第二方面,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贫富分化的加速、阶级对立的扩大、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第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思想渊源,即理想国家思想、法权思想、社会契约理论、个人自由思想、社会和谐思想。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历史逻辑。初步萌芽时期,对廉政的最初感悟;逐步发展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腐败的批判;基本形成时期,廉政思想的理性表达;愈加成熟时期,政治经济学中廉政思想的深入阐发;日臻完善时期,现实廉政的总结与未来展望。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包含五大方面。第一方面,廉政的本质,即廉政取决于社会制度,廉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固有形态,廉政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廉政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第二方面,廉政的经济逻辑,即廉政基于劳动价值的贡献,资本支配一切是廉政的反动,公有制是廉政的客观要求,按需分配是实现廉政的必然。第三方面,廉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根基,即党的本质决定廉政的应然,党的纲领昭示廉政的旗帜,党的民主是是实行廉政的制度保障,党的纪律是实现廉政的保证机制。第四方面,廉政的政府取向,即建立议政合一、普选制、批评撤换罢免、政务公开的廉政政府。第五方面,廉政的共产主义归一,即共产主义是廉政实体境界和形上境界的统一,共产主义是廉政的体现,共产主义是廉政的归宿,共产主义是廉政理想形态之域。第五章,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时代意蕴。主要包含三大方面。第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即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批判性与构建性相结合、一般性与具体性相呼应、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融合。第二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理论诉求,即明确政治哲学的廉政取向、指明政治伦理的理想目标、阐明政治生态建设的指向、提升国家管理的基本能力。第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实践总结,即1848年欧洲革命的实践、国际工人协会的运动、1871年巴黎公社政权、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构想。第六章,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构建廉政的制度体系,即廉政靠制度、以制度规范权力、制度反腐是根治腐败的根本之策。第二部分,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即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发扬优良的党风。第三部分,形成民主开放的廉政监督体制,即以强有力的监督遏制腐败、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发挥“巡视”的利剑功能。第四部分,构建全面法治的廉政制约机制,即以法治腐、依法规权、廉政法治化。
李春艳[8]（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曹明珠[9]（2014）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当前,世界各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反腐倡廉成为不同国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多年来,中国一贯强调反腐倡廉建设,采取多种措施治理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从制度层面研究反腐败问题,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为此,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路由以往的单项法规制度的制定上升到“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创新”这一新高度,这对于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交叉研究法、实证分析法以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提出了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研究框架：一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二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三是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运行机制和长效实施机制。本文的正文和结语都是围绕这一框架展开的。第一章导论。该部分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第二章腐败与治理腐败的基本理论。本章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腐败概念的研究成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将“腐败”界定为公职人员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即权力腐败。本章还对腐败成因理论和治理腐败理论进行梳理,阐述了现代化理论、寻租理论、委托—代理论和交互决定理论等腐败成因理论,论述了反腐败战略理论、反腐败体系理论以及反腐败机制设计理论等治理腐败理论。第三章当代中国腐败现象与反腐倡廉阐释。本章从分析权力腐败的突出表现、主要特点以及根本原因入手,找出诱发腐败的个体心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公共权力因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及其成效。第四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本章主要从制度的结构、价值、功能这三个方面入手,紧紧围绕十八大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构建以“四大制度”（教育制度、监督制度、预防制度和惩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并在四大制度中体现教育的长效机制、监督的保障机制、预防的防范机制以及惩治的惩戒机制等四大机制,为建立“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五、六、七、八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第五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础：教育制度建设。本章在明确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考察了目前教育制度建设的实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完善当前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的对策与思路。第六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监督制度建设。本章在了解反腐倡廉监督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监督制度建设的现状及成效,指出了监督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反腐倡廉监督制度的对策与思路。第七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根本：预防制度建设。本章重点论述了反腐倡廉预防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预防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了构建预防制度的对策与思路。第八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点：惩治制度建设。本章分析了反腐倡廉惩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惩治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惩治制度的对策和建议。结语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认为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最终要取得成效,还需要建立长效实施机制和科学运行机制。
陈南南[10]（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决定着我们党的肌体是否健康、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国家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重拳出击、常抓不懈,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我们党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四种危险”“四大考验”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完成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需要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态。沿着理论解析—历史探源—现实问题分析—原因解剖—提出推进策略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完善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实现各要素间的生态联动,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协调运行。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理论,阐述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梳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总结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剖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为建设好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借鉴。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的发展时期。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更加重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走向引领世界的舞台中央等显着特征,系统解析党内政治生态理论,明确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结构要素、功能特征及评价标准,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奠定基础。创新性地把党的环境系统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进行考察分析,将党内政治生态看作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四维体系;归纳出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等特征及服务保障、协调联动、自我修复等功能;把党内政治文化是否健康、人民性是否得到坚持、党内政治生活是否严肃、党内行为是否合乎党员标准、党内政治运行机制是否良好、党内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执行、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是否良性运行等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科学阐释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清晰把握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基本前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是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思想基础,尤其以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诸如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群关系更加和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等主要成就;积累了诸如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等基本经验。然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存在着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良文化的侵蚀、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等。坚持问题导向,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规范党内行为、推进制度治党、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等推进策略。创新性地把国家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生态作为党的环境系统的外生态进行了重点解析,对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进行了系统阐释,尝试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问题解决了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问题解决了吗?（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2.1 国外研究综述 |
| 0.2.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 本论题的核心概念 |
| 0.3.1 腐败和反腐败 |
| 0.3.2 廉政和反腐廉政 |
| 0.3.3 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
| 0.3.4 反腐廉政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 |
| 0.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0.5.2 研究的创新点 |
| 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理论源流和历史基础 |
| 1.1 以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反腐廉政思想为历史借鉴 |
| 1.1.1 传统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民族源泉 |
| 1.1.2 西方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外来流源 |
| 1.2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为理论基石 |
| 1.2.1 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
| 1.2.2 廉价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特征 |
| 1.2.3 社会公仆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属性 |
| 1.2.4 无产阶级政党要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
| 1.2.5 无产阶级政党要及时清除贪污腐化分子 |
| 1.2.6 官僚主义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因素 |
| 1.2.7 无产阶级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
| 1.3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实践为历史基础 |
| 1.3.1 党建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实践 |
| 1.3.2 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实践 |
| 2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2.1 全面执政给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建设带来考验与危险 |
| 2.1.1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权力的考验 |
| 2.1.2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新环境的考验 |
| 2.1.3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 |
| 2.1.4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 |
| 2.1.5 全面执政后共产党还面临着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的侵蚀 |
| 2.2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2.2.1 贪污腐化是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结果 |
| 2.2.2 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人民服务 |
| 2.2.3 党和政府的权力运行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
| 2.2.4 思想政治教育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 |
| 2.2.5 群众运动是反腐廉政建设的有效形式 |
| 2.2.6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反对腐败 |
| 2.3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2.3.1 以恢复国民经济与巩固新生政权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2.3.2 沿袭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开展反腐廉政建设 |
| 2.3.3 侧重运用思想教育的柔性引导来培育党员干部的反腐廉政自觉 |
| 2.3.4 反腐廉政思想的有益因子未能理论化和系统化 |
| 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3.1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反腐廉政建设面临的新考验 |
| 3.1.1 和平建设环境使得党员干部更易脱离群众 |
| 3.1.2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双重影响 |
| 3.1.3 “和平演变”使得共产党面临着国际资产阶级势力的思想渗透 |
| 3.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2.1 思想教育和制度并重是反腐廉政建设的新思路 |
| 3.2.2 共产党要防止党内形成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 |
| 3.2.3 共产党要反对官僚主义以维护人民权利 |
| 3.2.4 共产党要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
| 3.2.5 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原则 |
| 3.3 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3.4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3.4.1 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3.4.2 从阶级斗争视野来看待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 |
| 3.4.3 反对特权和干部特殊化是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
| 3.4.4 制度制约在反腐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
| 3.4.5 群众运动反腐不是依靠群众反对腐败的唯一方式 |
| 4 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4.1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机遇与挑战 |
| 4.1.1 拨乱反正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发展契机 |
| 4.1.2 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活力与挑战 |
| 4.2 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2.1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4.2.2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
| 4.2.3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4.2.4 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依靠群众 |
| 4.2.5 教育和法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
| 4.2.6 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
| 4.2.7 腐败会随着发展和改革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
| 4.3 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4.3.1 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开展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4.3.2 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反腐廉政思想 |
| 4.3.3 探索了执政党反腐廉政建设新思路 |
|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5.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建设的时代背景 |
| 5.1.1 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新挑战 |
| 5.1.2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给反腐廉政建设提出新课题 |
| 5.1.3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新考验 |
| 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5.2.1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
| 5.2.2 反腐廉政建设要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 5.2.3 反腐败斗争具有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
| 5.2.4 恢复和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
| 5.2.5 反腐廉政建设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抓起 |
| 5.2.6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
| 5.2.7 治国必先治党和治党务必从严 |
| 5.2.8 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 |
| 5.2.9 反腐廉政建设要坚持德法并举 |
| 5.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5.3.1 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5.3.2 深化了对转型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认识 |
| 5.3.3 推进了转型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理论创新 |
| 6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6.1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的复杂影响 |
| 6.1.1 世情的深刻变化对反腐廉政建设的严峻考验 |
| 6.1.2 国情的深刻变化对反腐廉政建设的双重影响 |
| 6.1.3 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交流对反腐廉政建设的有益借鉴 |
| 6.2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6.2.1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 6.2.2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2.3 以求真务实精神来加强反腐廉政建设 |
| 6.2.4 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是全党的重大任务 |
| 6.2.5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 |
| 6.2.6 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 |
| 6.2.7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6.2.8 反腐廉政建设要提高科学化水平 |
| 6.2.9 反腐败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6.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6.3.1 反腐廉政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
| 6.3.2 反腐廉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 |
| 6.3.3 反腐廉政建设从政治自觉向文化自觉转变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2）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 逻辑框架、创新思考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二)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上篇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基础理论 |
| 第一章 腐败与廉政的内涵阐释和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腐败的生成逻辑与哲学反思 |
| 一、古今内涵：以权谋私与契约侵蚀 |
| 二、生发逻辑：权力让渡与权力异化 |
| 三、哲学反思：人性渊源与制度困境 |
| 第二节 廉政的制度保障和主体自觉 |
| 一、古今内涵：清官明君与为民务实清廉 |
| 二、制度保障：善治诉求与制度自觉 |
| 三、德性自觉：贤能之治与德法共治 |
| 四、文化自觉：廉政文化与廉洁教育 |
| 第二章 治理腐败常规方式的困境与可能路径 |
| 第一节 治理腐败的常规方式 |
| 一、制度反腐：以“权力”制约权力 |
| 二、社会反腐：以“权利”制约权力 |
| 三、道德反腐：以“德性”制约权力 |
| 四、文化反腐：以“文化”制约权力 |
| 五、运动反腐：以“政策”制约权力 |
| 第二节 权力生产中的格式化困境 |
| 一、强制与排他：权力极端化的制约困境 |
| 二、有形与无形：权力虚拟化的规制困境 |
| 三、资源与博弈：权力合作化的规范困境 |
| 四、职权与能力：权力个体化的自觉困境 |
| 第三节 协同性：突破腐败治理困境的可能进路 |
| 一、对策协调：联通“制度—过程—文化” |
| 二、时空衔接：规制权力的隐性化和虚拟化 |
| 三、主体互动：协同“国家—政党—社会” |
| 第三章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协同性的理论资源 |
| 一、协同学理论 |
| 二、政治系统论 |
| 三、社会工程论 |
| 四、空间生产论 |
| 五、交往实践论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德法共治的思想资源 |
| 一、修齐治平的政治本位 |
| 二、家国同构的伦理教化 |
| 三、礼法相济的治政传统 |
| 第三节 西方制度伦理的思想资源 |
| 一、制度设计：正义与程序并重 |
| 二、制度保障：民主与法治相济 |
| 三、制度实施：平等与效率兼顾 |
| 四、制度效力：信用与公开并行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以人民民主防止权力异化 |
| 二、列宁：以人民监督防止官僚主义 |
| 三、毛泽东：以思想教育确保公仆本色 |
| 四、邓小平：以法制建设规避权力腐败 |
| 五、江泽民：教育法制监督的三维反腐 |
| 六、胡锦涛：健全惩预体系的综合治理 |
| 七、习近平：科学防治腐败的有效推进 |
| 第四章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容与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涵 |
| 一、协同性的内涵 |
| 二、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涵 |
| 第二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追求 |
| 一、反腐倡廉的科学化 |
| 二、反腐倡廉的有效化 |
| 三、反腐倡廉的廉价化 |
| 第三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场域 |
| 一、心灵场：心性—行为 |
| 二、物理场：环境—制度 |
| 三、心物场：心灵—环境 |
| 第四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内容 |
| 一、反腐倡廉制度建构的协同性 |
| 二、反腐倡廉过程机制的协同性 |
| 三、反腐倡廉实践主体的协同性 |
| 第五节 反腐倡廉协同性的机制 |
| 一、协同性的预防腐败机制 |
| 二、协同性的权力监督机制 |
| 三、协同性的腐败惩处机制 |
| 四、协同性的廉洁教育机制 |
| 五、协同性的廉政保障机制 |
| 下篇 协同治理腐败的中国语境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形势与目标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腐败的主要内容和趋势 |
| 一、视角：从构成要素界分腐败类型 |
| 二、内容：公权私用与契约侵蚀并存 |
| 三、趋势：时空交汇与多元衍生蔓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成效与形势 |
| 一、评估当代中国腐败形势的比较视野 |
| 二、从实践历程看全面治理腐败的形势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目标、方略与路径 |
| 一、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
| 二、方略：把权力关在善治的制度笼子里 |
| 三、路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主要形式与局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制度反腐的实践特性与局限 |
| 一、制度反腐的内涵与理路 |
| 二、当代中国制度反腐的实践特性 |
| 三、当代中国制度反腐的实践困境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过程防腐的实现形式与问题 |
| 一、过程防腐的提出和意义 |
| 二、当代中国过程防腐的主要实现形式 |
| 三、当代中国过程防腐展开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化倡廉的实现形式与难点 |
| 一、文化倡廉的内容与目标 |
| 二、当代中国文化倡廉的主要实现形式 |
| 三、当代中国文化倡廉的实施难点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预防腐败机制协同化 |
| 一、政务公开的法制化与信息化 |
| 二、财产申报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
| 三、干部任用的制度化与公开化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权力监督机制协同化 |
| 一、横向监督：加强监督权的制衡力和制度保障 |
| 二、纵向监督：推进巡视监督的常态化和全面化 |
| 三、空间监督：形成多元监督的网络化和动态化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腐败惩处机制协同化 |
| 一、基本原则：一视同仁与依法严惩 |
| 二、惩处内容：党纪处分与国法惩治 |
| 三、实现方式：法制惩处与公开透明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廉洁教育机制协同化 |
| 一、政治教育与岗位教育结合 |
| 二、警示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 |
| 三、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 |
| 四、行为示范与环境育人结合 |
| 第五节 当代中国廉政保障机制协同化 |
| 一、领导原则：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协同 |
| 二、战略原则：长期规划与五年计划协同 |
| 三、实践原则：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协同 |
| 四、激励原则：物质保障与精神鼓励协同 |
| 第八章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制度反腐注重制度体系协同性和实效性 |
| 一、完善系列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既有法律制度体系的协同性 |
| 三、重点推进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
| 第二节 文化倡廉重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 |
| 一、坚持执政为民,扬弃“官本位”文化 |
| 二、坚持依法行政,杜绝权力“潜规则” |
| 三、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 |
| 第三节 廉洁政治是廉政实践与廉洁文化的协同共生 |
| 一、公职人员为民务实清廉与廉洁职业文化养成 |
| 二、党政机关为政清廉高效与廉洁政治文化生成 |
| 三、构建清正廉明政治生态与廉洁社会文化育成 |
| 结论 |
| 一 主要结论 |
| 二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和过程 |
| 2.1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世情 |
| 2.1.2 国情 |
| 2.1.3 党情 |
| 2.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2.2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2.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2.3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对以往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2.3.1 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回答了党的建设与伟大复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
| 2.3.2 给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3.3 以党的建设来解决如何驾驭资本逻辑的问题 |
| 2.4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 |
| 2.5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政治建设新认识 |
| 3.1.1 发扬优良传统统领党的建设 |
| 3.1.2 加强问题指向回答首要问题 |
| 3.1.3 加强政治建设推动政治发展 |
| 3.2 思想建设新境界 |
| 3.2.1 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3.2.2 创新意识形态服务治国理政 |
| 3.2.3 发展群众路线强化宗旨意识 |
| 3.3 组织建设新规定 |
| 3.3.1 落实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 |
| 3.3.2 抓住关键少数选好用好干部 |
| 3.3.3 优化组织结构提高整体质量 |
| 3.4 作风建设新征程 |
| 3.4.1 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 |
| 3.4.2 加强党性修养密切党群关系 |
| 3.4.3 重点解决四风净化政治生态 |
| 3.5 纪律建设新部署 |
| 3.5.1 更加突出位置前所未有高度 |
| 3.5.2 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 |
| 3.5.3 阐述基本要义加强纪律执行 |
| 3.6 制度建设新标准 |
| 3.6.1 权力关进笼子坚持依规治党 |
| 3.6.2 加强民主集中维护制度权威 |
| 3.6.3 补齐制度短板重在制度执行 |
| 3.7 反腐败斗争新要求 |
| 3.7.1 治腐败零容忍打老虎拍苍蝇 |
| 3.7.2 构建三不机制落实主体责任 |
| 3.7.3 反对特权思想克服特权现象 |
| 3.8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和鲜明特点 |
| 4.1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思维方法 |
| 4.1.1 以辩证思维破解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矛盾 |
| 4.1.2 以战略思维确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 |
| 4.1.3 以创新思维激发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 |
| 4.1.4 以法治思维树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法治精神 |
| 4.2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
| 4.2.1 贯穿着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 |
| 4.2.2 以中国梦统领全面从严治党 |
| 4.2.3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新结合 |
| 4.2.4 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新统一 |
| 4.2.5 标本兼治的管党治党新思路 |
| 4.2.6 自我革命和增强监督相结合 |
| 4.3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把握维度 |
| 5.1 时代维度：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1.1 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 |
| 5.1.2 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须选择 |
| 5.1.3 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
| 5.1.4 加强党的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 |
| 5.2 理论维度：统一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2.1 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根本立场 |
| 5.2.2 以夯实领导核心地位为根本目标 |
| 5.2.3 协调推进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
| 5.3 实践维度：总结于“伟大工程”实践经验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 |
| 5.3.1 突出党的建设的全面性特点 |
| 5.3.2 注重党的建设的治理化能力 |
| 5.3.3 强调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导向 |
| 5.3.4 重视党的建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重大时代意义 |
| 6.1 开辟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新天地 |
| 6.1.1 引领和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
| 6.1.2 拓宽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范围 |
| 6.2 发展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
| 6.2.1 总结和凝练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 6.2.2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的学说 |
| 6.3 指导党的建设实践收效显着 |
| 6.3.1 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
| 6.3.2 推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积极落实 |
| 6.3.3 开启了党领导现代化进程路径的重大创新 |
| 6.4 形成了成熟定型的政党制度文化 |
| 6.4.1 确立起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文化新理念 |
| 6.4.2 在培育政党文化过程中优化政党功能 |
| 6.5 为世界政党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
| 6.5.1 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 |
| 6.5.2 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洁与廉政 |
| (二) 廉洁教育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恩等经典作家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 |
| (三)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演进和经验总结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萌发期(1949年—1976年)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初步发展(1976年—2005年)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快速发展期(2005年—2012年) |
| (四)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全面建设期(2012年—)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 |
| (三) 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 |
| (四) 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调研的基本情况 |
| (一) 调研的内容和方式 |
| (二) 当前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成效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队伍建设不到位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不完善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方法不丰富 |
| (四) 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 |
| (二) 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 |
| (三) 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境外借鉴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国外借鉴 |
| (一) 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 |
| (二) 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 |
| (三) 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香港经验 |
| (一) 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 (二) 全方位的育人实践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培育土壤 |
| 三、国外和香港地区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
| (一) 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 |
| (二) 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 |
| (三) 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总体思路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目标 |
| (一) 增强廉洁认知 |
| (二) 提升廉洁认同 |
| (三) 树立廉洁观念 |
| (四) 践行廉洁行为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原则 |
| (一) 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 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的原则 |
| (三) 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的原则 |
| (四)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原则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机制建设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体构建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组织机制建设 |
| (三)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保障机制建设 |
| (四)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评价机制建设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路径探索 |
| 一、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三) 加强新时代使命担当的理论教育 |
| 二、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载体 |
| (一) 优化新时代大学生课堂廉洁教育 |
| (二) 丰富新时代大学生实践廉洁教育 |
| (三) 创新新时代大学生网络廉洁教育 |
| (四) 拓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 |
| 三、优化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环境 |
| (一) 营造清廉社会环境 |
| (二) 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
| (三) 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
| (四) 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策执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信任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信任理论的研究范式 |
| (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
| (三)文献研究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信任理论工具的内涵剖析 |
| (一)人格特质:心理学分析的集中体现 |
| (二)认知判断: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共同关注 |
| (三)性质、结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与焦点 |
| 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架构 |
| (一)值得信任与信任: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两大维度 |
| (二)“认知-情感”矩阵: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的施“信”选择 |
| 第二章 值得信任: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 |
| 一、“值得信任”维度的理论解读 |
| (一)有效性:政策执行的能力配置 |
| (二)公正性:政策执行的正直品格 |
| (三)公共利益导向性:政策执行的善意内涵 |
| 二、“值得信任”维度的现实对照 |
| (一)普惠型: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 (二)规制型: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 第三章 认知型因子影响的信任: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 |
| 一、逻辑与意涵:政策执行“信任”维度中的认知型因子 |
| (一)认知型因子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内在契合 |
| (二)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认知型因子的概念阐释 |
| 二、影响与启示:政策执行研究中认知型因子的解析和应用 |
| (一)认知型因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作用机理 |
| (二)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提升策略 |
| 三、以史为鉴:“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启示 |
| (一)“耗羡归公”政策的颁设背景:清代官员的低俸制度 |
| (二)临危受命:“耗羡归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刚柔相济:“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情感型因子塑造的信任: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 一、理论与范式: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研究基础 |
| (一)从达尔文到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渊源 |
| (二)“基因-文化”协同:情感型信任倾向问题的研究范式 |
| 二、还原论与简化论:社会生物学面临的抨击与反诘 |
| (一)还原论:政治邪说与种族主义的“高帽” |
| (二)简化论:异想天开的轻率之举? |
| 三、口径调适:社会生物学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
| (一)属性层面:政策执行乃是一个“精明的钟表匠” |
| (二)进度层面:政策执行中“基因-文化”协同更加迅速 |
| (三)对象层面:政策执行研究需要简化逻辑勾连 |
| 四、过程与延伸:政策执行研究中情感型因子的展示和反思 |
| (一)情感型因子如何完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塑造? |
| (二)非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强化路径 |
| 第五章 应用之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角色与影响 |
| 一、逻辑前提:“值得信任”维度的可靠性指数稳步攀升 |
| (一)总体而言,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较大但幅度渐趋平稳 |
| (二)中观层面,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平稳之势未来可期 |
| (三)具体年份,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幅度并非受到重视程度主导 |
| 二、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其信任倾向水平的波动 |
| (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水平之评估 |
| (二)教育政策执行对于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回应历程 |
| 第六章 应用之二: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演进 |
| 一、1956-1976:教育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左”倾教育思想的萌生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教育思想的蔓延与影响 |
| 二、邓小平教育思想对于政策实践土壤的改良 |
| (一)目标群体生存状况的转变:教育战线“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 |
| (二)等位基因进化方向的指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显着提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概念释义 |
| 2.1.1 廉政 |
| 2.1.2 廉政思想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 |
| 2.2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2.2.1 贫富分化的加速 |
| 2.2.2 阶级对立的扩大 |
| 2.2.3 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 |
| 2.3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2.3.1 理想国家思想 |
| 2.3.2 法权思想 |
| 2.3.3 社会契约理论 |
| 2.3.4 个人自由思想 |
| 2.3.5 社会和谐思想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历史逻辑 |
| 3.1 初步萌芽: 对廉政的最初感悟 |
| 3.1.1 “博士论文”关于廉政的自我意识认知 |
| 3.1.2 “莱茵报”时期关于廉政的自由本质评论 |
| 3.1.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市民社会的廉政端倪 |
| 3.2 逐步发展: 对资本主义社会腐败的批判 |
| 3.2.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劳动异化视阈分析腐败 |
| 3.2.2 《神圣家族》从阶级对立视阈揭露腐败 |
| 3.3 基本形成: 廉政思想的理性表达 |
| 3.3.1 《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唯物史观的廉政基本特质 |
| 3.3.2 《共产党宣言》揭示共产主义的廉政本质内涵 |
| 3.4 愈加成熟: 政治经济学中廉政思想的深入阐发 |
| 3.4.2 《资本论》中廉政的资本要素归旨 |
| 3.5 日臻完善: 廉政的总结与展望 |
| 3.5.1 《法兰西内战》总结巴黎公社的廉政实践 |
| 3.5.2 《哥达纲领批判》概括未来社会的廉政必然 |
| 3.5.3 《人类学笔记》阐述“三个解放”的廉政主题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1 廉政的本质 |
| 4.1.1 廉政取决于社会制度 |
| 4.1.2 廉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固有形态 |
| 4.1.3 廉政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 |
| 4.1.4 廉政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
| 4.2 廉政的经济逻辑 |
| 4.2.1 廉政基于劳动的价值贡献 |
| 4.2.2 资本支配一切是廉政的反动 |
| 4.2.3 公有制是廉政的客观要求 |
| 4.2.4 按需分配是实现廉政的必然 |
| 4.3 廉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根基 |
| 4.3.1 党的本质决定廉政的应然 |
| 4.3.2 党的纲领昭示廉政的旗帜 |
| 4.3.3 党的民主是实行廉政的制度保障 |
| 4.3.4 党的纪律是实现廉政的保证机制 |
| 4.4 廉政的政府取向 |
| 4.4.1 议政合一 |
| 4.4.2 普选制 |
| 4.4.3 批评、撤换、罢免机制 |
| 4.4.4 政务公开 |
| 4.5 廉政的共产主义归一 |
| 4.5.1 共产主义是廉政实体境界和形上境界的统一 |
| 4.5.2 共产主义是廉政的体现 |
| 4.5.3 共产主义是廉政的归宿 |
| 4.5.4 共产主义是廉政理想形态之域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时代意蕴 |
| 5.1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 |
| 5.1.1 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1.2 批判性与构建性相结合 |
| 5.1.3 一般性与具体性相呼应 |
| 5.1.4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融合 |
| 5.2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理论诉求 |
| 5.2.1 明确政治哲学的廉政取向 |
| 5.2.2 指明政治伦理的理想目标 |
| 5.2.3 阐明政治生态建设的指向 |
| 5.2.4 提升国家管理的基本能力 |
| 5.3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实践总结 |
| 5.3.1 1848年欧洲革命实践 |
| 5.3.2 国际工人协会运动 |
| 5.3.3 1871年巴黎公社政权 |
| 5.3.4 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构想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
| 6.1 构建廉政的制度体系 |
| 6.1.1 廉政靠制度 |
| 6.1.2 以制度规范权力 |
| 6.1.3 制度反腐是根治腐败的根本之策 |
| 6.2 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
| 6.2.1 强化党的政治建设 |
| 6.2.2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 6.2.3 发扬优良的党风 |
| 6.3 形成民主开放的廉政监督体制 |
| 6.3.1 以强有力的监督遏制腐败 |
| 6.3.2 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 |
| 6.3.3 发挥“巡视”的利剑功能 |
| 6.4 建设全面法治的廉政制约机制 |
| 6.4.1 以法治腐 |
| 6.4.2 依法规权 |
| 6.4.3 廉政法治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 |
| 引言:人民至上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宗旨和价值归宿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一)反抗旧制度的卑劣性要发挥“人民要求”的决定性作用 |
| (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
|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须依靠人民获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思想 |
| (一)坚信无产阶级才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敌视专制制度的先进战士 |
| (二)无产阶级政党要让人民群众来掌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 |
| (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工作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
| (一)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 |
| (二)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 |
| (三)廉政工作关乎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 |
| (四)廉政建设要坚持“三为民”的廉政文化观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
| 引言:坚持制度反腐是廉政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要义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腐败的制度根源的分析及其破解 |
|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
| (二)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 (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和罢免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 |
| 二、列宁关于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的思想 |
|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防止权力专断 |
| (二)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以保证党政机关廉洁 |
| (三)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监督检查机构 |
| (四)法制建设与提高文化水平合力惩治腐败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的思想 |
| (一)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 |
| (三)通过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倡廉工作 |
| (四)加强国家廉政立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纯洁党组织的思想 |
| 引言:纯洁执政党组织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诉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 |
| (一)廉政之根在党,党之廉政在本 |
| (二)强化理论武装,以保思想纯洁 |
| (三)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 |
|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的思想 |
| (一)严格党员发展以保证党员质量 |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 |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要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
| (五)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权力运行不纯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 |
| (一)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 |
| (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 |
| (三)整治不正之风以涵养廉洁之风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 |
| 引言:特权是破坏廉政建设的政治毒瘤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所进行的系统性彻底性批判 |
| (一)特权的形成源自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 |
| (二)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它未能完成彻底废除特权的重任 |
|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 |
| 二、列宁关于“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的思想 |
| (一)对旧社会中特权现象存在的揭露和批判 |
| (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特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
| (三)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党员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重的责任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思想 |
| (一)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
| (二)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 |
| (三)党员干部“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 (四)制度面前没有特权、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 |
| (一)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之路 |
| (二)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廉政建设核心理念 |
| (三)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权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二)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 |
| (三)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
| (四)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 |
| (五)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 |
| (六)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 |
| 1.4.2 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腐败与治理腐败的基本理论 |
| 2.1 腐败及其成因理论 |
| 2.1.1 腐败的概念 |
| 2.1.2 腐败成因理论 |
| 2.2 治理腐败理论 |
| 2.2.1 反腐败战略理论 |
| 2.2.2 反腐败体系理论 |
| 2.2.3 反腐败机制设计理论 |
| 3. 当代中国腐败现象及反腐倡廉阐释 |
| 3.1 当代中国腐败现象理论分析 |
| 3.1.1 突出表现 |
| 3.1.2 主要特点 |
| 3.1.3 根本原因 |
| 3.2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实践及其成效 |
| 3.2.1 反腐败历程 |
| 3.2.2 工作成效 |
| 3.2.3 存在问题 |
| 4.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 |
| 4.1 反腐倡廉“四位一体”体系构建 |
| 4.1.1 “四位一体”制度体系 |
| 4.1.2 严密的制度结构 |
| 4.2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价值分析 |
| 4.2.1 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定位 |
| 4.2.2 制度体系的强大抑制作用 |
| 4.3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功能分析 |
| 4.3.1 制度系统整体功能 |
| 4.3.2 制度子系统功能 |
| 5.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础：教育制度建设 |
| 5.1 教育制度建设概述 |
| 5.1.1 教育制度的地位 |
| 5.1.2 教育制度的作用 |
| 5.1.3 教育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
| 5.2 教育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1 存在“通吃”和“空转”的问题 |
| 5.2.2 存在普及不够、渗透力不强问题 |
| 5.2.3 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
| 5.2.4 缺乏制度保障 |
| 5.3 构建教育制度的对策思路 |
| 5.3.1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教育制度 |
| 5.3.2 各学科取长补短,改进教育理念 |
| 5.3.3 创新教育的形式 |
| 6.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监督制度建设 |
| 6.1 监督制度建设概述 |
| 6.1.1 监督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
| 6.1.2 我国监督制度的现状 |
| 6.1.3 监督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
| 6.2 监督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1 工作思路的局限 |
| 6.2.2 体制机制的障碍 |
| 6.2.3 权力监督的失衡 |
| 6.2.4 整体效能的缺失 |
| 6.2.5 监督制度的缺陷 |
| 6.3 构建监督制度的对策思路 |
| 6.3.1 监督主体要全面 |
| 6.3.2 权力约束要硬化 |
| 6.3.3 监督手段要强化 |
| 7.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根本：预防制度建设 |
| 7.1 预防制度建设概述 |
| 7.1.1 预防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
| 7.1.2 预防制度建设的成效 |
| 7.2 预防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7.2.1 惩治与预防力度失衡 |
| 7.2.2 预防制度建设工作进入“瓶颈期” |
| 7.2.3 防范机制的缺失 |
| 7.3 构建预防制度的对策思路 |
| 7.3.1 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
| 7.3.2 完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
| 7.3.3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
| 8.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点：惩治制度建设 |
| 8.1 惩治制度建设概述 |
| 8.1.1 惩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
| 8.1.2 我国惩治制度的现状 |
| 8.1.3 开始注重惩治制度的“治本”功能 |
| 8.2 惩治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8.2.1 惩治机制的滞后性 |
| 8.2.2 惩治机制的不严密性 |
| 8.2.3 惩治结果的不平衡性 |
| 8.3 构建惩治制度的对策思路 |
| 8.3.1 树立专门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
| 8.3.2 建立完善的惩治制度 |
| 8.3.3 现代法治：应对腐败实行“轻刑必罚” |
| 9. 结语：建立反腐倡廉制度的长效实施机制和科学运行机制 |
| 9.1 执行：制度的生命力 |
| 9.2 法制：制度的保障力 |
| 9.3 问责：制度的约束力 |
| 9.4 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四位一体”机制的长效运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理论解析 |
| 2.1 新时代的内涵与特点 |
| 2.1.1 新时代的内涵 |
| 2.1.2 新时代的特点 |
| 2.2 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 |
| 2.2.1 政治生态 |
| 2.2.2 党内政治生态 |
| 2.3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与功能 |
| 2.3.1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 |
| 2.3.2 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 |
| 2.4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与评价标准 |
| 2.4.1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 |
| 2.4.2 党内政治生态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
| 3.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 |
| 3.1.1 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 |
| 3.1.2 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 |
| 3.1.3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3.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意义 |
| 3.2.1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 |
| 3.2.2 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
| 3.2.3 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 |
| 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2 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3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1 毛泽东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2 邓小平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3 江泽民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4 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5 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5.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5.1.1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 |
| 5.1.2 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 |
| 5.1.3 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 |
| 5.1.4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5.1.5 党群关系更加和谐 |
| 5.1.6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 |
| 5.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 |
| 5.2.2 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 |
| 5.2.3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4 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6.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 |
| 6.1.1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 |
| 6.1.2 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 |
| 6.1.3 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 |
| 6.1.4 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 |
| 6.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1 不良文化的侵蚀 |
| 6.2.2 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 |
| 6.2.3 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
| 6.2.4 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 |
| 6.2.5 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 |
| 7.1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7.1.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7.1.2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 |
| 7.1.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7.1.4 培育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
| 7.2 规范党内行为 |
| 7.2.1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
| 7.2.2 规范选人用人行为 |
| 7.2.3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7.2.4 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
| 7.3 推进制度治党 |
| 7.3.1 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 |
| 7.3.2 健全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
| 7.3.3 推进制度治党的“三个结合” |
| 7.4 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 |
| 7.4.1 加强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7.4.2 强化党内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问题解决了吗?（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D]. 黄圣. 武汉大学, 2013(12)
- [2]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D]. 刘占虎. 兰州大学, 2015(02)
- [3]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高晶华. 西安科技大学, 2019(01)
- [4]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5]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D]. 李志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7]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徐绯璐.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9]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D]. 曹明珠. 内蒙古大学, 2014(01)
- [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陈南南. 河北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