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计划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杨发祥[1](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认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郑鹏[2](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提出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杨世琦[3](2003)在《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与农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北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民收入较低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赤贫和经济贫困的共生区。长期以来,由于对乱垦滥伐造成植被大面积破坏而疏于治理,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西北地区和东中部区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途径,治理和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已迫在眉捷。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也出现了经济发展滞缓、农民增收缓慢和农产品质量难以适应市需求等不合理现象也日趋突出,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刻不容缓。 西北地区面对退耕还林草和农业结构调整两大重任,既要完成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工程建设,又要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突破,协调与处理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推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是西北地区全面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本论文在对西北地区退耕坡地与退耕沙化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区与退耕还草区,对完善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方案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对西北地区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西北地区种植业结构、林业结构、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战略;同时提出了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技术保障体系及新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技术体系,形成了完善的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研究的理论体系,在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上取得了重要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成果。 西北地区涉及退耕坡地和退耕沙化地共276.7万hm2,占西北地区耕地面积的17.1%,退耕坡地主要在陕西和甘肃两省,退耕沙化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和宁夏两个自治区,退耕坡地占退耕面积的61.3%,其中陕西省占到退耕坡地的73.0%,退耕沙化地占退耕面积的38.7%,其中新疆自治区占退耕沙化耕地的80.3%。退耕还林还草涉及25°以下缓坡耕地梯田化面积527.5万hm2,占西北地区耕地面积的47.7%。其中陕西省占33.3%,甘肃省占55.4%。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以年降水量500mm为分界线,大于500mm的区域以还林为主,400~500mm区域以造灌木林为主,小于400mm还草为主。退耕还林还草要乔灌草三结合,用宫胁造林理论指导西北地区林草植被的恢复,还林主要面积在陕西省。林业结构调整要坚持的生态防护林为主,不低于60%,控制经济林不高于20%,要选择适地树种和草种,还林还草要树立植物群落思想,避免林、草品种单一化种植模式。 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要体现科技调整、市场调整和优势调整特点,要协调好生l1...........‘......目...............口..-日一,..........目...................口口..口.口.............口州..........目.......................态、经济和社会三效益之间的关系。在粮食发展问题上坚持稳总量求优质,总体上粮食目标定为人均300kg,西北地区保持退耕还林还草之前的粮食总产水平是能够实现的,要打破以粮为纲的农业结构调整思路,把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增收和提高农产品品质作为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只要农民富裕了,就能从市场上购买口粮,自然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特别对于陕西、甘肃和青海三省,宁夏和新疆人均粮食接近400kgo 西北地区发展优质农作物要利用资源优势,合理布局,发展产业化,主要包括:新疆优质甜菜、棉花、葡萄、啤酒大麦和瓜果种植产业区,甘肃优质马铃薯、瓜果和啤酒大麦种植产业区,陕西优质苹果和优质小麦种植产业区,宁夏优质粳稻种植产业区,青海优质马铃薯和优质油菜种植产业区,西北地区高产优质玉米种植产业区,西北地区黄士高原优质小杂粮种植产业区,同时还要重视农产品安全问题。 西北地区牧业结构调整应分牧区牧业和农区牧业。牧区要加强草地和畜种改良建设,农区要加强饲草基地和畜禽改良建设,发展规模化和设施化养殖,农区和牧区都要向牧业产业化发展。西北地区农区牧业要发挥优势,合理布局,主要是陕西陕南生猪,关中肉牛和奶牛,陕北和渭北奶山羊养殖产业区,甘肃河西、陇南、天水和定西生猪,甘南、临夏、庆阳和河西肉羊,甘南肉牛,陇东奶牛养殖产业区,宁夏肉羊、奶牛养殖产业区,新疆奶牛、肉牛和肉羊养殖产业区,青海肉牛和肉羊养殖产业区,同时也要重视畜产品安全问题。 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加快农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发展基础,同时要引导和重视农村运输业、旅游业、餐饮、农业贸易和其它行业的服务业等。 西北地区还耕还林还草技术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补偿(贴)制度,生态移民工程,科技还林还草方案,依法退耕和依法保护林草,开发农村新能源技术体系,发展农村经济和引导农民增收的机制。农业结构调整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农业科技体系建设,农业市场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技术体系,农业与农村教育体系建设,农业与农村综合体系建设。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认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马福云[5](2001)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农民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作为发展主体的广大农村人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总体上而言,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逐步下降,中国人口增长类型正在由此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转变为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但是中国人口的社会结构转型却缓慢得多。中国人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人口数量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实现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 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是建立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因为在人口的现代转型中,社会是基础,个人是主体,而制度却是两者之间的必要纽带。一定背景下实施的制度规范着个人行为,制度是社会运行和人口发展的平台与框架,并对其运行发展具有促进或迟滞的作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制度诱导塑造的结果。对现代化发展进行社会学研究,重视非经济因素的探讨,就不能忽视对制度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正是运用社会学,尤其是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变革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的主题就是考察中国户籍制度在建国以来体制转规前后所发生的变迁;在考察户籍制度本月变迁过程中,也论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诸多权益配置等制度的调整。因为在我国户籍制度并非仅仅涉及到户籍本身,更重要的是户籍和基于户籍之上的户籍权益相关联,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渗透到个人国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户籍制度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制约下,户籍演变为个人身份、地位、社会威望等多方面的表征。 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在回顾我国古代和近代史上户籍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将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和调整置于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系与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中进行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分两阶段阐释了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和户籍挂靠在一起的权益分配格局是如何出现、强化和进行调整改革的。在阐述制度演变的同时也考察了这一户籍制度体系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探讨了户籍体系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及其特征,剖析了制度改革滞后的缘由及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此后,本文运用在山东省昌乐县进行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体系在这一社区中的运行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后果,因在社会现实中,户籍的权益化比户籍本身更为人们所关注。这一部分在介绍昌乐县镇概况和实际户籍制度管理机构、内容和程序的基础上,考察了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权利义务分配两方面的关系,探讨了户籍对人们的社会流动和婚姻家庭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在分析中笔者认为在我国,户籍获得的先天性、户籍变更的严控和户籍的权益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个人在经济社会行为上所进行的自主选择。尽管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正在进行调整,但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却大大滞后了。到目前为止,我国户籍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功能依然没有大的变革,户籍制度仍然是各种权益配置的基本标准之一,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性极大的背景下,户籍制度依旧在对我国人口迁移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农村人口在权益分配上依然处于劣势,而对人口迁移的控制使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难以获得城市居民地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仍需在多方面深化进行,以在户籍平等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过程,改善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加速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
鲍常勇[6](2010)在《新时期完善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解决好人口问题,做好人口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手段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越来越重要。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在当前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要求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运用经济手段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首先,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口发展的科学论述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学人口发展观,以此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本文认为,科学人口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科学论述的总结。其基本内涵是:以人为本是核心,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是手段,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途径,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同时,国内外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理论和实践也为新时期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其次,本文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进行了理论界定,包括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内涵、原则、功能、特征、制度机理和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并从我国人口发展历程、人口政策的演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理念和方法转变等角度论述了我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导向机制建设和完善的历史必然性。再次,本文全面论述了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同时讨论了国外生育决策理论和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借鉴意义。最后,本文就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结合对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建设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总体要求、政策设计,以及核心、拓展、保障和决策协调等四项基本制度。
易新涛[7](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齐凯君[8](2014)在《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文中研究说明“农民进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中一个贯穿性的问题。只有将“农民进城”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框架中审视,才能理清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挖掘其表象后的深层原因,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天津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具备研究的典型意义,同时区域史的考察可以使“农民进城”的整体研究更加深入具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政府主导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赶超型现代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高速度的特点,给“农民进城”打上鲜明的体制烙印和时代特征。“农民进城”随着现代化的探索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1949-1957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民进城”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相对自由到逐渐受到规范和限制;1958-1976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进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探索,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逐渐受到严格地禁止;1977-1985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进城”也开始日趋活跃,进城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从迁入地、迁出地和进城农民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不同时期“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进城渠道和进城后的职业流向与生活处境,纵向地梳理现代化战略与“农民进城”的关系,可以了解“农民进城”与现代化探索,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农民进城”相关政策的演变服务于工业化需要的特点。“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对现代化产生多元复杂的影响:从农民的迁入地看,进城农民是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加速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城市文明的多元化;同时“农民进城”也可能对城市的秩序造成冲击,给城市的管理带来挑战。就迁出地而言,“农民进城”可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迁;但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造成农村优秀人才的流失,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村现代化后继无人,发展乏力。最后,“农民进城”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促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不断走向现代化。“农民进城”在对社会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自上而下的教育,工业的生产方式对农民工人的塑造,以及城市生活的熏陶,都促进了农民传统性的嬗变和现代性的生长。在分析农民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寻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首先需要消除制度的区隔和排斥,这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前提;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是农民现代化的关键;输入地和输出地密切配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权益,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进城农民的自身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通过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的“农民进城”的纵向地考察和横向地分析,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包括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是影响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农民进城”的关键因素,积极主动消解制度性的障碍因素,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前提;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国家政权在“农民进城”中发挥了主导和控制作用,虽然保证了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但是也遏制了农民在迁移和流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保证;农业现代化在“农民进城”问题上具有基础性地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基础,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重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的脱节现象,影响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接受和吸纳,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劳动力顺利有序转移的关键。最后,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农民的现代化对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进城”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吴文俊[9](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萧衡锺[10](2011)在《中国大陆于社会转型期的户籍改革——管理、制度与治理》文中提出由于建政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中国大陆在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管控人口规模最重要的手段便是配合传统户籍制度所施行的各种配套政策,如社会福利保障、粮食配给等制度。至十五届五中全会后,通过确定了要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看法,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并全面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整个户籍管理改革累积经验,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而城市规模战略的确定,必然的牵动其实施手段一户籍制度的变革,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呈现出有步骤的逐渐性,从小城镇开始,到近年来大中城市对于户口管制的松动,均表现出配合城市化战略的步伐。故当前中国大陆的户籍改革与城市化之关系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有利于促进小城镇建设,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服务。’或者可以更明确的说,通过了唯物史观、系统理论及制度主义之检视,当前中国大陆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施行’。
二、有计划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计划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一、 国际舆论 |
二、 国际人口奖 |
结语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参考文献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后记 |
(2)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图-表-专栏目录 |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1.2 文献综述 |
1.2.1 现代性研究 |
1.2.2 治理术研究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3.4 研究借鉴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4.3.1 人“从哪里来”? |
4.3.2 回到“哪里去”?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4.4 小结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5.3.1 降服“红卫兵”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第六章 结语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6.2 乌托邦之殇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参考文献 |
(3)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与农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引言 |
1.1 世界农业发展背景 |
1.1.1 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
1.1.2 可持续发展农业思潮 |
1.1.3 精确化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的道路 |
1.1.4 高效化的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的方向 |
1.1.5 提供安全无毒的农产品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需求 |
1.1.6 全球化是生态农业发展的趋势 |
1.2 中国农业发展的背景 |
1.3 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的影响状况 |
1.4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草)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的思路 |
1.5 小结 |
第二章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现状分析 |
2.1 退耕还林还草背景及政策 |
2.1.1 我国退耕还林还草背景、目标及意义 |
2.1.2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
2.2 西北地区环境 |
2.2.1 概况 |
2.2.2 陕西省自然环境概况 |
2.2.3 甘肃省自然环境概况 |
2.2.4 青海省自然环境概况 |
2.2.5 宁夏自然环境概况 |
2.2.6 新疆自然环境概况 |
2.3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3.1 陕西省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3.2 甘肃省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3.3 青海省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3.4 宁夏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3.5 新疆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3.6 五省区退耕还林还草坡地情况 |
2.4 小结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3.1 引言 |
3.2 西北地区的产业环境 |
3.2.1 第一产业现状及其产业发展环境 |
3.2.2 第二产业现状 |
3.2.3 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现状 |
3.3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总体现状 |
3.3.1 西北地区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现状 |
3.3.2 西北地区产业发展环境 |
3.3.3 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状况 |
3.4 小结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农业结构 |
4.1 西北地区种植业结构现状 |
4.2 西北地区农作物生产潜力 |
4.3 林业结构 |
4.4 牧业与渔业结构 |
4.4.1 牧业结构 |
4.4.2 渔业结构 |
4.5 小结 |
第五章 退耕还林还草区域界定及造林理论 |
5.1 区域界定相关理论研究 |
5.1.1 生物学与生态学理论 |
5.1.2 还林还草区域界定理论 |
5.2 还林区植被恢复理论与途径研究 |
5.3 国外退耕还林还草启示 |
5.4 还林区域界定范围 |
5.5 小结 |
第六章 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战略 |
6.1 农业结构调整思路 |
6.2 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
6.3 “以工促农”的工业调整战略 |
6.3.1 西北地区工业状况 |
6.3.2 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战略 |
6.4 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战略 |
6.4.1 农林牧结构调整 |
6.4.2 农业结构调整战略(种植结构调整战略) |
6.4.3 区域优势作物调整战略 |
6.4.4 西北地区农作物结构调整比较优势 |
6.5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区域林业结构调整 |
6.5.1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及林草建设基本原则 |
6.5.2 西北地区功能林划分及树种特点 |
6.5.3 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区域适地主要树种 |
6.5.4 西北地区树种草种结构调整战略 |
6.6 西北地区牧业结构调整 |
6.6.1 西北地区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
6.6.2 西北地区牧业结构调整战略 |
6.7 第三产业调整战略 |
6.7.1 西北地区第三产业构成分析 |
6.7.2 西北地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战略 |
6.8 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目标 |
6.8.1 农业结构调整依据的标准 |
6.8.2 农业结构需求目标 |
6.9 小结 |
第七章 退耕还林还草与结构调整的技术体系研究 |
7.1 退耕还林还草的保障技术体系 |
7.2 农业结构调整的农业科技体系建设 |
7.2.1 农业科技体系建设概述 |
7.2.2 农业科技体系建设 |
7.3 农业市场体系建设 |
7.4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技术体系 |
7.5 农业与农村教育体系建设 |
7.6 农业综合体系建设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8.1 结论 |
8.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2、研究综述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1、生育的概念 |
2、政治的概念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编、 引言 |
第一章、 选题与研究背景 |
一、 选题的由来及其意义 |
二、 研究背景:中国人口发展 |
三、 研究现状:现有文献综述 |
第二章、 研究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
一、 研究的基本概念 |
二、 研究的理论铺垫 |
三、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
1、 基本研究假设 |
2、 研究方法选择 |
第二编、 户籍制度:历史与现实 |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 |
一、 古代中国户籍制度 |
1、 编户的产生和完善 |
2、 保甲法的出现及其演变 |
二、 近代中国户籍制度 |
1、 近代意义上户籍制度的引入 |
2、 保甲制度的重现 |
三、 历史上户籍制度的启示 |
1、 中国户籍制度存延的原因 |
2、 中国户籍制度的特征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 |
一、 户籍管理的初建 |
1、 建国初期户籍管理 |
2、 农村人口外流与户籍管理的法制化 |
二、 户籍管理的混乱和强化 |
1、 “大跃进”时户籍管理的混乱和强化 |
2、 “文革”时户籍制度的混乱 |
三、 户籍权益化 |
1、 粮食、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 |
2、 住房制度 |
3、 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 |
4、 教育和就业制度 |
5、 兵役制度 |
6、 婚姻家庭制度 |
四、 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反思 |
1、 户籍制度形成的原因 |
2、 户籍制度的影响及后果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
一、 户籍制度的初步调整 |
1、 户籍制度的恢复和强化 |
2、 调整“农转非”政策 |
3、 实施“自理口粮户口”制 |
4、 暂住人口管理方法的出台 |
5、 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 |
二、 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 |
1、 试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 |
2、 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序化 |
3、 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试点及其户籍的放开 |
4、 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解决 |
三、 户籍权益调整 |
1、 粮食、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 |
2、 住房制度 |
3、 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 |
4、 教育和就业制度 |
5、 兵役制度 |
6、 婚姻家庭制度 |
四、 当代户籍制度改革的再探讨 |
1、 户籍制度改革过程的特征 |
2、 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 |
3、 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及后果 |
第三编、 个案研究:户籍与权益 |
第六章、 一个县城镇的户籍管理 |
一、 昌乐县镇概况 |
二、 行政机构及其户籍管理 |
三、 户籍管理的内容 |
1、 户籍管理的基本内容 |
2、 户籍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程序 |
四、 户籍管理中的问题 |
第七章、 户籍制度与资源利益分配 |
一、 改革前的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 |
1、 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2、 非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二、 改革后的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 |
1、 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2、城市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三、 户籍:一种重要的资源 |
第八章、 户籍制度与权利义务分享 |
一、 改革前的户籍与权利义务分配 |
1、 农业户口的权利义务 |
2、 非农业户口的权利义务 |
二、 改革后的户籍与权利义务分配 |
1、 农业户口的权利和义务 |
2、 非农业户口的权利和义务 |
三、 户籍,一种必要的资格 |
第九章、 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
一、 改革前的社会流动 |
1、 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2、 城镇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二、 改革后的社会流动 |
1、 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2、 城镇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三、 户籍,一道无形的壁垒 |
第十章、 户籍制度下的婚姻家庭 |
一、 改革前的婚姻家庭 |
1、 农村的婚姻家庭 |
2、 城镇的婚姻家庭 |
二、 改革后的婚姻家庭 |
1、 农村的婚姻家庭 |
2、 城镇的婚姻家庭 |
三、 户籍,一道人为的屏障 |
第四编、 结语 |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思索 |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构建理念 |
二、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特征 |
三、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逻辑 |
1、 从户籍到身份分野 |
2、 由身份到平等化 |
第十二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前瞻 |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 |
二、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途径 |
三、 余论:制度和发展 |
参考书目 |
附录 |
附录1、 社会调查大纲 |
附录2、 调查问卷 |
附录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
附录4、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年表 |
后记 |
(6)新时期完善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一) 选题的缘由 |
(二) 选题的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方法 |
(一) 根本研究方法 |
(二) 具体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五、研究思路和框架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框架 |
第一章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理论界说 |
一、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内涵和功能 |
(一)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内涵 |
(二)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功能 |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目的和特征 |
(一)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目的 |
(二)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特征 |
三、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机理和评估 |
(一)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机理 |
(二) 人口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评估 |
第二章 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根据和意义 |
一、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理论根据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家关于人口发展的利益导向思想 |
(二)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人口发展的利益导向思想 |
(三) 胡锦涛关于人口发展的利益导向思想 |
二、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现实根据 |
(一) 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征 |
(二) 新时期我国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面临的新问题 |
(三) 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遇到的新情况 |
三、新时期完善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重要意义 |
(一) 有利于现阶段解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突出问题 |
(二) 有利于加大鼓励计划生育家庭的政策力度 |
(三) 有利于探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
第三章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与利益导向机制的历史发展 |
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历史发展的背景 |
(一)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历史发展的人口演变背景 |
(二)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历史发展的人口政策的演变背景 |
二、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 |
(一)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历史发展过程 |
(二)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历史发展的特点 |
三、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成就 |
(一) 推动了群众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
(二) 增强了人口自身发展的协调性 |
(三) 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四) 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第四章 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一、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
(一) 中国特色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理论体系不健全 |
(二) 利益导向制度性措施不完备 |
(三) 利益导向政策执行责任主体不明确 |
(四) 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经费投入总体不足 |
(五) 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基础数据不充分 |
二、当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 某些部门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深刻 |
(二) 历史文化环境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带来新挑战 |
(三)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 |
(四) 有些群众对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有忧虑 |
第五章 国外生育决策理论及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经验教训 |
一、国外生育决策理论评析 |
(一) 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评析 |
(二) 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评析 |
(三) 孩子供给—需求理论评析 |
(四) 代际财富流理论评析 |
(五) 其他家庭生育决策理论评析 |
二、国外实施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经验教训 |
(一) 印度实施利益导向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 |
(二) 俄罗斯实施利益导向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 |
(三) 美国实施利益导向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 |
(四) 日本实施利益导向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 |
三、国外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一) 要符合本国国情 |
(二) 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 |
(三) 要突出以人为本 |
(四) 要辅之以法律、精神等手段 |
第六章 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构建 |
一、新时期我国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总体要求 |
(一) 新时期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指导思想 |
(二) 新时期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原则 |
(三) 新时期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主要目标 |
二、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政策设计 |
(一)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政策设计的立足点 |
(二)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政策体系架构 |
三、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制度构建 |
(一)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核心制度 |
(二)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拓展制度 |
(三)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保障制度 |
(四) 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决策协调制度 |
四、树立科学人口发展观 |
(一) 科学人口发展观的内涵 |
(二) 树立科学人口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工作经历及成果 |
后记 |
(7)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缘起 |
1.2 选题的意义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主要框架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1.6.1 重点 |
1.6.2 难点 |
1.6.3 创新点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2.4.1 民本思想 |
2.4.2 大同思想 |
2.4.3 均平思想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4.2.1 治理盐碱地 |
4.2.2 排涝减渍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7.2.2 灾荒赈济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7.2.4 "五保户"供养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8)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和选题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
四、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城门渐关:1949-1957年的“农民进城” |
第一节 新中国工业化的启动与“农民进城” |
1.1.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农民自由进城 |
1.1.2 吸纳与排斥并存:“一五”时期的“农民进城” |
1.1.3 规范与限制共生:计划经济体制与“农民进城” |
1.1.4 工业化减负前行的保证:动员进城农民还乡 |
第二节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农民进城” |
1.2.1 推动“农民进城”的自然因素分析 |
1.2.2 影响“农民进城”的社会因素分析 |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之间:“农民进城”的目的和渠道 |
1.3.1 比较利益触动下的劳动型迁移 |
1.3.2 为实现家庭团聚的随靠型迁移 |
1.3.3 传统进城渠道的延续:社会关系网络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城门紧闭:1958-1976年的“农民进城”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与“农民进城”的潮起潮落 |
2.1.1 “大跃进”的起落与“农民进城”的顿挫 |
2.1.2 举步维艰:城乡二元壁垒下的“农民进城” |
2.1.3 农村合同工:工业化的“候补部队”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与规范 |
2.2.1 “以粮为纲”、“劳力归田”: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导向 |
2.2.2 “以农补工”的关键:人民公社对“农民进城”的规范 |
第三节 城乡二元壁垒下“农民进城”的目的与渠道分析 |
2.3.1 执着前行:劳动型迁移进城 |
2.3.2 阻碍重重:生活型迁移进城 |
2.3.3 屡禁不止:社会关系网络渠道进城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城门初开:1977-1985年的“农民进城” |
第一节 转折与解冻:“农民进城”的日趋活跃 |
3.1.1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增强 |
3.1.2 选择性和有限性:城市对进城农民的接纳 |
3.1.3 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与“农民进城” |
第二节 推力与引力并存:农村改革与“农民进城” |
3.2.1 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进城”的推动 |
3.2.2 改革的深化:统购制度的解体与农民进城经商的活跃 |
3.2.3 改革的创举:社队工业对“农民进城”的分流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的原因和渠道分析 |
3.3.1 进城脚步的坚定:城乡差距的明显化和清晰化 |
3.3.2 “农民进城”渠道的拓宽和途径的多样化 |
3.3.3 “农民进城”社会关系网络的规范和现代意义的探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民进城”与社会现代化 |
第一节 “农民进城”与城市社会的发展 |
4.1.1 “农民进城”对城市现代化的推动 |
4.1.2 “农民进城”对城市现代化的冲击 |
4.1.3 “农民进城”对城市人口结构的影响 |
第二节 “农民进城”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
4.2.1 “农民进城”对农村发展的积极影响 |
4.2.2 “农民进城”与农村空心化 |
4.2.3 农村的“半边户”与留守现象 |
第三节 “农民进城”与社会管理现代化 |
4.3.1 拆除进城藩篱:户籍制度的破冰与改革 |
4.3.2 消解制度排斥:收容制度的沿革与废止 |
4.3.3 消除就业歧视:用工制度的改革与变迁 |
4.3.4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特征分析和改革方向 |
第五章 “进城”与农民自身的现代化 |
第一节 进城农民传统性的嬗变与现代性的生成 |
5.1.1 有形的塑造: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的教育 |
5.1.2 无声的教育:“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 |
5.1.3 城市的熏陶:进城农民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
第二节 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与认同困境 |
5.2.1 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优势和阻碍 |
5.2.2 进城农民对乡村的归属与疏离 |
5.2.3 兼业对农民现代性的影响 |
第三节 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的途径 |
5.3.1 农民现代化的前提:消除区隔性的制度障碍 |
5.3.2 农民现代化的动力:提高农民的素质 |
5.3.3 农民现代化的保障:“组织起来” |
结语 |
附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二、失业率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一、区域分布 |
二、行业分布 |
三、成份构成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四、有计划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2]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3]西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与农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D]. 杨世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01)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D]. 马福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01)
- [6]新时期完善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D]. 鲍常勇. 武汉大学, 2010(05)
- [7]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8]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D]. 齐凯君. 南开大学, 2014(04)
- [9]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10]中国大陆于社会转型期的户籍改革——管理、制度与治理[A]. 萧衡锺. 2011城市国际化论坛——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都市治理(论文集),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