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区国营工业企业的出路与金融运作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陈雪儿[1]（2020）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基于双强模式的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七年多的改革中,我国逐步探索出一种独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互动新模式——“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强”互动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七年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上。由此,本文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是如何一步步探索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双强”模式?这种运行模式又有何具体的逻辑、特点与表现形式?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这种模式的实际运作效果如何?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历史性问题或是出现一些时代性的新情况?这些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措施又当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把握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运行实践,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史论结合法以及跨学科联系分析法,论述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历程、特点及经验总结,分析了全面深化改革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运行方式、实践成效、存在问题以及相关原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双强”模式更高效地运行。本论文的研究围绕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导论,具体内容为研究背景与意义、相关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其中从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互动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关系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概念做了简要阐释。第二部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历程分析,从历时性视角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的起伏波动、改革开放初期的试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调整稳定以及如今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磨合优化阶段,并概括性指出调整关系认识上经历了从单向摸索向多方完善的逐渐转变,逻辑上遵循改革实践逻辑,理论上吸收借鉴了西方理论精华。由此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的历史依据。第三部分“双强”模式的运行方式及实践成效。首先,阐释政府与市场关系“双强”模式的实质内涵和本质要求,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不仅需要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积极履行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以及调节收入分配等各项职能,做到“有所为”;而且需要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设定,深入解决行政对于市场的过多干预问题,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增强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样化主体的权力,做到“有所不为”。其次,系统性论述了现阶段“双强”模式的实践成效——市场持续转型开放,有序竞争保活力、政府职能调整,转型服务见实效以及社会服务优化升级,公平分配得保障。第四部分“双强”模式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首先,分析指出一些时代性的新情况和历史性的旧问题阻碍了政府与市场“双强”模式的更好发展,突出分析现阶段影响二者关系的三个主要问题:信息化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监管难度加大、政府与市场的强弱对比依旧明显、体制性顽疾难以短时间根治。其次,根据最新改革精神尝试提出了构建法治化信息化政府、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完善理论范式等对策建议,希冀能够有助于破除障碍、更好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双强”模式的有效运作。
范瑞滨[2]（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提出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孙贵林[4]（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张健康[5]（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赵静[6]（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李其成[7]（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徐浩[8]（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靳海婷[9]（2019）在《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暂行法是以“暂行”“试行”命名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总称。截止目前,在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所统计的51560部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冠以“暂行”“试行”名称的共计5480部,占比近10.63%。在我国的立法研究中,暂行法这一特殊的立法形式一直被研究者忽视,却经常出现在立法实务领域。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的特定时期或特定领域,暂行法往往是立法者所能采用的缓解立法与变革紧张关系的一种重要立法形式。尽管暂行法常出现在立法实践中,但《立法法》始终未明确规定如何赋予某项立法以“暂行”“试行”的状态。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规则虽然对暂行法的名称、时效等事项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远不足以为暂行法的立法过程提供系统的规范指引。于是,实践中赋予某项立法以“暂行”或者“试行”的状态往往出于非确定性的理由或者权宜之计的考量。然而,随着人们对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价值追求不断提高,进而对各种立法行为包括暂行法立法产生了系统性规范和约束的需求。目前,大部分暂行法的实际实施时间很长,并未完全符合立法赋予的“暂行”或者“试行”要求,还会产生一些适用上的困惑。而在我国当下或者将来的社会转型时期,暂行法作为一种应对立法与变革紧张关系的有效形式仍需要得到关注和研究。基于此,对暂行法立法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第一章主要理清暂行法的基本问题,包括基本概念、存续价值与立法定位,属于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界对于暂行法的概念界定存在“不符合法定构成要素”说、“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说、折中说、立法功能说的不同认知。虽然各种认知尚存片面性,还不足以清晰地界定暂行法,但是从中可以窥见暂行法某些贯穿始终的核心内涵。暂行法的临时立法、先行立法、准变通立法、试验立法以及转化立法等核心内涵,可以初步勾勒出暂行法的整体概念。同时,依据这些核心内涵能够将暂行法与正式立法、紧急状态立法以及法的修改、法的废止等概念加以区别。区别的存在意味着独特价值的存在。暂行法的价值分别体现在缓和社会变迁与法的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保证立法者有限理性制约下的立法需求实现,采用实践检验的方式弥补立法预判的不足,协调立法争议中各方利益等方面。基于概念区别与价值分析,证实暂行法可以作为独立的立法概念。因而,暂行法需要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得到相应的立法定位,即暂行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立法形式,弥补正式立法经验不足的辅助立法形式,稳定社会转型与改革秩序的过渡立法形式。第二章主要梳理暂行法的立法发展史,探究的是暂行法的产生与变迁过程,以证明暂行法的存续价值与立法定位。按照立法史阶段的划分,暂行法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及探索时期的萌芽阶段、文革时期的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启动及探索时期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构建及完善时期的减缓阶段。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暂行法分别在立法分布、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以及立法构造等方面表现出其演变特点。从暂行法的整体发展历程来归纳,暂行法演进的六个特点分别表现为:暂行法立法具有连续性且始终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暂行法立法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相适应;暂行法立法因时代背景不同呈现不同的内容偏重;暂行法立法分布于各位阶法中且有集中的趋势;暂行法立法程序逐步公开与规范;暂行法的法的构造处于不断进化过程。可见,暂行法始终处于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同时持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助力。第三章考察暂行法的立法现状与存在问题,属于发现问题与剖析问题的关键步骤,为实现暂行法的系统性规范目标提供基础素材。基于暂行法的立法分布、立法起因、立法权规范、立法主体、立法程序与立法变动等方面的考察,形成暂行法立法现状的初步认识,并总结出暂行法立法现状的特点。暂行法对当前阶段、特定领域与特定地域的立法具有价值,显示暂行法应用存在界限。暂行法主要在立法紧迫、立法者对立法效果把握不够、立法调整对象短暂存在、授权立法等特定情况下采用,呈现出暂行法立法起因多样化且不成体系的特点。各立法规则极少甚至完全未对暂行法立法权与权限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导致暂行法立法权与权限的规定不明确、不统一。暂行法的立法主体虽仍以具有立法权为依据,但以地方立法主体与行政立法主体居多。暂行法依据一般立法程序制定,却仍存在法案提出阶段立法创新造成暂行法立法依据的不确定,法案审议阶段赋予法以暂行状态的时机与方式不确定,法案表决阶段以“原则通过”为结果导致暂行法表决意涵的不确定。暂行法立法后实施阶段不受重视,体现为非常态化的立法评估与较低的司法适用率。暂行法时间效力的确定存在随意性,通过是否变动、变动频率、变动周期与变动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来。综合上述暂行法的立法现状,可推测出系统规范暂行法的阻碍在于:暂行法存在立法主体、权力与权限未明确、立法程序缺乏针对性以及有效期条款欠规范等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实现暂行法立法系统规范与依法立法的目标。第四章解决的是暂行法立法主体、立法权与权限规定模糊的问题,以保证立法者行使暂行法立法权的规范性与合法性。暂行法的立法主体、立法权与立法权限是暂行法立法体制构建的首要步骤。由于暂行法立法主体与立法权限的规范缺失,而各立法主体却不同程度具有采用暂行法立法形式的客观实践与需求,因而需要根据各立法主体特点分别设置暂行法的立法权。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采用暂行法形式立法;国务院及其部门可有限度地采用暂行法形式立法;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可采用暂行法立法形式立法;地方政府采用暂行法立法形式立法已经具有法律依据。这些暂行法的立法权通过授权立法形式、职权立法形式、授权立法与职权立法混合等形式获得,意味着暂行法立法主体拥有暂行法的创议权能、制定权能、监督权能、解释权能、评估权能、变动权能。依据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与合作”的理念,暂行法立法应遵循均衡性、协调性、及时性等原则,因而暂行法立法权限设定在授权立法、先行立法、变通立法、政策性立法、技术标准立法以及法律调整事项具有较强时间限制等立法范围之中。此外,授权立法下的暂行法立法需要遵循不越权原则,职权立法下的暂行法立法需要遵守不抵触原则,以此确保各立法主体制定暂行法权限的合法性,维护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第五章解决的是暂行法的立法程序针对性欠缺问题,进一步细化暂行法立法活动的相关程序,提高立法程序的规范与指引功能。暂行法的立法程序乃是暂行法立法规范的有效保障。暂行法立法程序应当在遵循规范立法权正当行使、提供立法的形式合法基础以及弥补有限理性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加以构造。针对一般立法程序不能为暂行法立法提供规范与指引的部分,制定与细化相应的立法程序。提案前需创制立法依据、审议中需生成暂行理由、表决时不应采用“原则通过”的形式,加入立法监督程序维护法律体系统一,借助立法评估程序做出阶段性立法决策。因此,暂行法的具体程序设计应包括准备程序、制定程序、解释程序、监督程序、评估程序与转化程序。其中,准备程序主要是针对具有时间限制的暂行法立法所应借助的必要性论证程序,针对政策性的暂行法立法应前置政策合法性审查程序,针对授权情况的暂行法立法应补充授权申请程序。制定程序是对一般立法程序的细化,明确法案提出时赋予暂行状态的建议程序、法案审议时立法理由专门审议程序、暂行法法案的特殊表决程序、暂行法法案公布的特别告知程序。解释程序明确了启动主体与解释主体及相关方式与步骤。监督程序依靠批准、备案审查、改变和撤销等方式进行。评估程序从评估启动、评估实施、评估结论产生与应用三个方面进行构建。转化程序针对暂行法在期限届满时可能产生的废止、继续暂行或者转化等不同结果,分别与现有立法程序进行衔接。第六章解决的是暂行法有效期条款欠规范问题,进一步科学构造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以减少规则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设置是暂行法最突出的立法标志。有效期条款的设置体现了与变法模式相配合、与立法理念相适应、保障立法质量以及实施立法监督的精神。实践中,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设置不规范导致暂行法循环暂行无法更新的情况广泛存在。对此,可以从立法表达形式、立法模式选择以及时限确定三个方面实现有效期条款的规范设置。有效期条款设置存在特定条款适用、单独适用、一体适用、以一体适用为主单独适用为辅等模式。这四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但一体适用为主单独适用为辅的复合模式因能够降低立法成本同时为特殊情形适用留有余地而更具有优势,兼顾了立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效期条款的期限确定通常属于立法者的裁量范围,但仍存在影响该期限长短的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法律位阶与立法分歧程度等。由于有效期条款的设置造成暂行法规则的不稳定,客观上降低了暂行法的司法适用率,提高了公民信赖保护的难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暂行法的司法适用与公民信赖,以促进暂行法实效性的发挥。综上,基于对暂行法基本概念的重塑,立法变迁的梳理,立法现状与问题的剖析,从立法权、立法程序与有效期条款三个方面为暂行法立法提供了一套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制度构建方案。以期为规范暂行法的立法活动,实现依法立法目标,维护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提供助益。
范小仲[10]（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二、特区国营工业企业的出路与金融运作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区国营工业企业的出路与金融运作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基于双强模式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 |
| 3.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及其评述 |
| 1.国内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概述 |
| 2.国外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概述 |
| 3.当前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求证法 |
| 2.史论结合法 |
| 3.跨学科研究法 |
|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历程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主要阶段划分 |
| 1.改革开放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波动期(1949—1978) |
| 2.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期(1978—1992) |
| 3.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期(1992—2012) |
| 4.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双强”探索的磨合期(2013—至今) |
|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特点及经验总结 |
| 1.关系调整的认识深化:从单向摸索到多方完善 |
| 2.关系调整的逻辑依据:改革实践与市场倒逼 |
| 3.关系调整的理论借鉴:开放包容地吸收西方相关理论精华 |
| 三、“双强”模式的运行方式及实践成效 |
| (一)“双强”模式的运行方式 |
| 1.职能清晰定位有为政府 |
| 2.体系建构定位有效市场 |
| (二)现阶段“双强”模式的实践成效 |
| 1.市场持续转型开放,有序竞争保活力 |
| 2.政府职能调整,转型服务见实效 |
| 3.社会服务优化升级,公平分配得保障 |
| 四、“双强”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建议 |
| (一)“双强”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1.信息化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监管难度加大 |
| 2.政府和市场的强弱对比依旧明显 |
| 3.深层次的市场和行政体制的惯性制约力量仍然强大 |
| (二)进一步完善“双强”模式的建议 |
| 1.构建法治化信息化政府,充分服务市场 |
| 2.积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培育成熟市场 |
| 3.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理论范式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期刊 |
| 三、报纸文章 |
| 四、电子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研究现状评析 |
| 四、 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 |
| 1. 研究思路 |
| 2. 主要观点 |
| 五、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
| 第一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一、 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
| 二、 资本主义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 |
| 三、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
| 四、 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审视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及中国革命探索 |
|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 |
|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探索 |
| 第二节 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一、 融入社会主义阵营及社会主义改造 |
| 二、 在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历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 二、 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 |
| 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发展布局的调整 |
| 2.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 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
| 4.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 |
| 一、 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逆全球化运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三、 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来源 |
| 一、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
| 二、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来源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与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
| 二、 世界历史与中国革命的转变 |
|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
|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一国胜利论”的运用和发展 |
| 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多样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建设国情基础的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一、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二、 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 |
| 四、 毛泽东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方位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创新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条件 |
| 一、 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 世界历史下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下资本的两面性与资本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二、 世界历史下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与资本作用的历史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握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特点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 |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借鉴 |
| 第六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发展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背景 |
| 一、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
| 1.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 |
| 2.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
| 3. 自由人联合体的主要特征 |
| 二、 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时代远大规划和部署 |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 |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规划 |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质 |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 |
|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层次 |
| 4.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途径 |
| 结语 |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理论指导 |
| 二、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2 相关概念解析 |
| 0.3 研究现状分析 |
| 0.3.1 经济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
| 0.3.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
| 0.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1章 体系生成: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形成背景和过程 |
| 1.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世情、国情与党情出现新变化 |
| 1.1.2 历史镜鉴: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的深刻反思 |
| 1.1.3 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
| 1.1.4 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 |
| 1.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 |
| 1.2.1 酝酿萌发阶段 |
| 1.2.2 积极探索阶段 |
| 1.2.3 初步形成阶段 |
| 1.2.4 成熟完善阶段 |
| 第2章 制度保障: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民主 |
| 2.1 所有制与经济民主 |
| 2.1.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 |
| 2.1.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民主内涵 |
| 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民主 |
| 2.2.1 经济主体的基本含义 |
| 2.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 |
| 2.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内涵 |
| 2.3 分配制度与经济民主 |
| 2.3.1 重新确立物质利益原则 |
| 2.3.2 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拨乱反正 |
| 2.3.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经济民主内涵 |
| 第3章 基本任务:经济管理民主化 |
| 3.1 经济管理民主化的提出 |
| 3.2 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 |
| 3.2.1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原则 |
| 3.2.2 “民主集中制”原则 |
| 3.2.3 “权、责、利相统一”原则 |
| 3.2.4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3.2.5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原则 |
| 3.3 宏观经济民主管理的全面推进 |
| 3.3.1 给政府分权:处理好党政关系 |
| 3.3.2 给地方分权:处理好上下关系 |
| 3.3.3 给企业分权:处理好政企关系 |
| 3.3.4 给集体经济组织分权:处理好政社关系 |
| 3.4 企业民主管理的全面推进 |
| 3.4.1 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
| 3.4.2 让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 |
| 第4章 关键环节:经济决策民主化 |
| 4.1 经济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
| 4.1.1 经济决策在党和政府决策中的地位 |
| 4.1.2 经济决策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 4.1.3 经济决策的重要作用 |
| 4.2 经济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4.3 经济决策民主制定 |
| 4.3.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决策制定的必要条件 |
| 4.3.2 群众路线:经济决策制定的基本方法 |
| 4.3.3 民主集中制:经济决策制定的重要保证 |
| 4.4 经济决策民主执行 |
| 4.4.1 “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经济决策执行的动力之源 |
| 4.4.2 “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经济决策执行的必然选择 |
| 4.4.3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经济决策执行的重要原则 |
| 4.5 经济决策民主检验 |
| 4.5.1 “实践”:经济决策检验的唯一标准 |
| 4.5.2 “三个有利于”:经济决策检验的具体标准 |
| 第5章 实践成效: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 |
| 5.1 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的变迁 |
| 5.1.1 计划体制时期行政调控下的生产 |
| 5.1.2 改革开放后生产向自主经营的转变 |
| 5.2 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的变迁 |
| 5.2.1 计划体制时期计划调拨下的交换 |
| 5.2.2 改革开放后交换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
| 5.3 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变迁 |
| 5.3.1 计划体制时期平均主义下的分配 |
| 5.3.2 改革开放后分配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转变 |
| 5.4 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的变迁 |
| 5.4.1 计划体制时期计划调节下的消费 |
| 5.4.2 改革开放后消费向适度可持续的转变 |
| 第6章 理论解析: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和特点 |
| 6.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 |
| 6.1.1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 |
| 6.1.2 中国共产党:经济民主的领导核心 |
| 6.1.3 发展生产力:经济民主的物质前提 |
| 6.1.4 人民自主:经济民主的价值诉求 |
| 6.1.5 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民主的终极目标 |
| 6.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 |
| 6.2.1 坚持经济与民主的统一 |
| 6.2.2 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
| 6.2.3 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 |
| 6.2.4 坚持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 |
| 6.2.5 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
| 6.2.6 坚持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 |
| 第7章 现实观照: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1.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7.1.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 |
| 7.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实践价值 |
| 7.2.1 进一步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 |
| 7.2.2 全面深入推动经济管理民主化进程 |
| 7.2.3 全面深入推动经济决策民主化进程 |
| 7.2.4 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相关立法原理研究 |
| (二)相关立法制度研究 |
| (三)相关立法技术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三、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立法原理研究 |
| (二)立法制度研究 |
| (三)立法技术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证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证思路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暂行法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概念 |
| 一、现有概念的评析 |
| 二、暂行法概念的核心意涵 |
| 三、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二节 暂行法的存续价值 |
| 一、缓和社会变迁与法的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
| 二、保证立法者有限理性制约下的立法需求实现 |
| 三、采用实践检验的方式弥补立法预判的不足 |
| 四、协调立法争议中各方利益的折中方式 |
| 第三节 暂行法的立法定位 |
|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立法形式 |
| 二、弥补正式立法经验不足的辅助立法形式 |
| 三、稳定社会转型与改革秩序的过渡立法形式 |
| 第二章 我国暂行法的立法发展史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立法发展进程 |
| 一、新中国建立及探索时期(1949-1965):暂行法的萌芽 |
| 二、文革时期(1966-1976):暂行法的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启动及探索时期(1977-1992):暂行法的激增 |
| 四、改革开放构建及完善时期(1993-至今):暂行法的减缓 |
| 第二节 暂行法立法发展的演变规律 |
| 一、暂行法立法具有连续性且始终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
| 二、暂行法立法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相适应 |
| 三、暂行法立法因时代背景不同呈现不同的内容偏重 |
| 四、暂行法分布于各位阶法中且有集中趋势 |
| 五、暂行法立法程序逐步公开与规范 |
| 六、暂行法的法构造处于不断进化过程 |
| 第三章 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立法现状考察 |
| 一、暂行法数量、领域及地域的考察 |
| 二、暂行法的立法起因考察 |
| 三、暂行法的立法权考察 |
| 四、暂行法的立法主体考察 |
| 五、暂行法的立法程序考察 |
| 六、暂行法的立法变动考察 |
| 第二节 暂行法立法现状的特点 |
| 一、暂行法在当前阶段、特定领域与特定地域立法中应用 |
| 二、暂行法立法起因多样且主观性较强 |
| 三、暂行法立法权与权限规定不统一 |
| 四、暂行法立法主体多为地方或行政立法主体 |
| 五、暂行法立法中程序不确定及立法后程序不受重视 |
| 六、暂行法的变动存在随意性 |
| 第三节 暂行法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暂行法的立法主体、立法权与权限皆未明确 |
| 二、暂行法的立法程序缺乏针对性 |
| 三、暂行法的有效期条款欠规范 |
| 第四章 暂行法的立法主体、权力与权限 |
| 第一节 暂行法的立法主体 |
| 一、各立法主体的暂行法立法需求分析 |
| 二、暂行法的立法主体设定 |
| 第二节 暂行法的立法权 |
| 一、暂行法立法权释义 |
| 二、暂行法立法权的形式 |
| 三、暂行法立法权的权能 |
| 第三节 暂行法的立法权限 |
| 一、暂行法立法权限的设定基础与标准 |
| 二、暂行法的立法权限体系构建 |
| 三、暂行法的立法界限 |
| 第五章 暂行法的立法程序 |
| 第一节 暂行法立法程序的特征与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暂行法立法程序的构成要素与原因分析 |
| 一、提案前需创制立法依据 |
| 二、审议中应生成暂行理由 |
| 三、表决时不应采用“原则通过”的形式 |
| 四、应明确立法监督程序 |
| 五、应完善立法解释程序以回应暂行法适用 |
| 六、应借助立法评估以做出阶段性立法决策 |
| 第三节 暂行法立法程序的具体设计 |
| 一、准备程序 |
| 二、制定程序 |
| 三、监督程序 |
| 四、解释程序 |
| 五、评估程序 |
| 六、转化程序 |
| 第六章 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立法构造 |
| 第一节 有效期条款设置意义 |
| 第二节 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构造与设计 |
| 一、暂行法有效期立法形式的审视 |
| 二、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立法模式 |
| 三、暂行法有效期条款的期限确定 |
| 第三节 有效期条款所致规则不稳定及解决路径 |
| 一、有效期条款对规则稳定性的影响 |
| 二、规则不稳定所致司法适用率低的解决途径 |
| 三、规则不稳定状态下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特区国营工业企业的出路与金融运作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基于双强模式的探索[D]. 陈雪儿.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20(06)
- [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5]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9]我国暂行法的立法研究[D]. 靳海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