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ONE MILLION VOLT STEM AT NAGOYA UNIVERSITY（论文文献综述）
岳鹏星[1]（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邸小松[2]（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指出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钱怡婷[3]（2020）在《大阪市政改革与建设评析（1888-1935）》文中指出明治后期,日本仿照西方城市体制建立了市制,出于稳定、控制大城市的考量,对大阪市等大城市实行了市制特例制度,由府的官员兼任市长等职务,执行市政,由于市制特例制度无视居民利益又缺乏自治精神,引起了各方反对。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旧有的市政体制与市政设施难以满足城市扩张、人民生活的需求,面临挑战。大阪市率先开展市政改革运动,要求对市制进行修改。明治时期对市制进行了全文修改,大正时期又进行了部分的修改,这些修改从市行政组织的变更、市长权限的强化、选举机制的改革等方面扩大了城市的自治权,完善了市政体制,使得大阪市对自身的建设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市政建设开始长足发展。从大阪市的市政改革演变来看,只有不断提高城市的自治权,才能继续推进城市的现代化。
刘威[4]（2012）在《长春近代城市建筑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春是近代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修建之后而兴起的城市。从十九世纪末期为防御马贼而出现的小城堡，到中东铁路时期的城镇，经历南满铁路时期的发展，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改名新京。长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迅速从一个小城镇发展到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长春发展的背后，除了铁路贸易的带动，更多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建设。长春在近代发展的时期，也是东北近代的重要时期，而建筑文化是反映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以长春近代建筑文化为主线，研究在长春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建筑文化的发展特点，引入了历史学、城市学、建筑学、规划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在梳理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史实的基础上，对近代长春的建筑文化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并从中发掘出建筑文化背后的殖民文化因素，通过对长春近代建筑文化的分析，进而来揭示沙俄、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近代铁路的出现，造就了长春这个城市的发展，铁路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城市的进步，傀儡政权的出现，促成了长春城市的蜕变。中东铁路的出现，带动了铁路沿线的城市发展。东北许多城市、城镇都是在中东铁路修建的过程中出现并发展起来的。长春在中东铁路修建的过程中，在宽城子铁路附属地出现了近代城镇的雏形，开始出现第一批近代建筑。日俄战争后，长春成为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的交汇点，日本重点建设南满铁路长春附属地，自行开埠后，长春地方政府也开辟了商埠地，在附属地和商埠地内出现了大批近代建筑，这些建筑不再拘泥于传统中式建筑，而是更多的融入了西方古典建筑和新艺术形式，长春地区初步形成了近代的城区并出现了近代建筑群。中东铁路的修建，使长春出现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城区。在宽城子中东铁路附属地，俄国将近代的市政工程引入，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并修建了一批近代建筑。这些建筑不同于中国传统样式，更多的采用俄式建筑样式，和新艺术运动样式，建筑也更接近西方国家。沙俄修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目的在于分割中国领土，修建与俄国相呼应的城镇，因此，这一时期的近代建筑还停留在照搬西方，特别是俄国本土，没有太多的改变，建筑材料也停留在传统的石材、木材上，没有广泛的使用近代建筑中普遍意义的钢筋、混凝土。日俄战争后，长春成为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和沙俄控制的中东铁路的交汇点。为了扩大日本在华的地位，并取代俄国，日本重点修建南满铁路长春附属地。在长春附属地，满铁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划和建设，这是长春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城区。在城区中，引入欧洲流行的的规划，并修建了大批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在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上，已经同近代接轨。附属地的建筑流露出近代文明的样式，西方古典建筑样式、新艺术形式和巴洛克艺术被广泛的应用于建筑中，钢筋、混凝土的使用使建筑的样式更加丰富，建筑更为经久耐用。这时的附属地建筑，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融合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折衷，通过附属地的建筑，将日本文化融入到其中，将附属地与传统的中国城区隔离开。自行开埠后的长春在铁路附属地的冲击下，旧城不断衰落，为了应对变化，长春修建了商埠地。受到附属地的影响，长春商埠地采用了部分近代化的规划，修建了一批近代建筑，但这一时期的近代建筑，只是模仿西方近代建筑的外形，修建成中西杂糅的建筑，外来建筑文化已经开始融入到长春建筑文化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之后，为了掩盖其侵略的本质，扶植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对伪满洲国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试图掩盖其侵略的真相。将长春定为伪都，改名新京。定都之后即对长春进行规划和建设，并制定了《大新京都市计划》，通过几个阶段的建设，把长春建设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用以掩盖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本质。在建设的过程中，长春出现了大批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一改传统中国建筑的样式，在建筑中大量的融入了日本建筑文化，出现了西方建筑样式和日本建筑样相融合的和洋式建筑，以日本建筑文化融合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的满洲式建筑，这些带有亲日特征的建筑样式被广泛应用到伪满洲国的官厅建筑、公用建筑和民用建筑中。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建筑中采用了日本传统的建筑样式，或是添加近代建筑特征，用以彰显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在长春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日本将殖民文化强行的融入到长春的近代建筑中，使出现的近代建筑流露出浓重的日本文化特点，并严格的控制建筑材料，特别是建筑材料中的战略物资。日本一方面建设伪满洲国，妄图永久占领东北，一方面又大肆掠夺资源，维系其侵略战争。从长春开始的伪满洲国城市建设，先后扩展到奉天、哈尔滨、大连等伪满洲国其他城市，根据不同的城市特点，日本对其建设因城而异。通过对建筑文化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近代长春乃至整个伪满洲国的建筑文化变化，更能看到背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和长期占领东北的目的。
林云鹤[5]（2018）在《唐代山南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图表、归纳等方法对唐代山南道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共分八章,主要观点如下:本文前三章,对唐代山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演变、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地域形势、人口分布、经济特征、地域风俗等进行了系统梳析,从而归纳出唐代山南地区的基本特点。笔者认为,自秦汉以来,山南地区行政区划沿革较为清晰,至隋代,实行郡县两级制,炀帝大业五年（609）,山南地区调整为二十余郡。李唐在统一过程中,大量权置州县,太宗时期又大量省并,大体回到了隋的规模,此后,有唐一代再无剧烈变动。玄宗时期,采访使处置使的设立,结束了唐前期以他官巡察各道的局面,标志着开元十五道的正式形成,山南东、西两道也在真正意义上进行了析分。山南地区位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江流域,自然坏境十分复杂。中国古代沟通南北交通的线路有三条。西线由关中越秦岭,经汉中入蜀,通往大西南。中线由关中、河洛,入荆襄,抵中国南部。东线由中原渡淮,抵长江下游。在三线中西线、中线经过山南地区,交通地位重要。在唐代沟通关中、汉中线路有四条:陈仓古道、褒斜道、骆谷道和子午道,唐人多走骆谷道。关中至荆襄,大体取商山道。山南地区汉中、荆襄两地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起着影响全局的作用。唐前期,山南道各州郡的户口数逐年上升,天宝年间达到最高峰。安史之乱期间,山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至宪宗元和年间,恢复至天宝初年的户数。唐末,王、黄巢起义导致山南地区人口再次大量流失。唐代山南地区的农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分布广泛,但整体水平偏低。荆州地区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商业中心。山南的区域风俗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其一,民族众多,风俗复杂。其二,民风质朴,不尚浮华。其三,好商贾,好迷信。本文后五章就山南地区政局演变对唐王朝全局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笔者认为,唐初山南地区的形势与唐朝的统一密切相关。隋末,朱粲转战至山南地区,建立昌达政权,萧铣也在江陵建立凤鸣政权,山南政局开始动荡。唐王朝平定山南地区后,注重对山南地区的开拓和经营,并利用山南、剑南的人力、物力进行统一战争,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从而加速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唐初山南地区户口数急剧减少,且西道多于东道。至玄宗天宝年间,山南西道户口数已恢复至隋大业水平,东道也反超西道,但仍不及隋大业时的水平。唐前期,荆、襄一带的发展尤为瞩目,人口规模已大幅领先其他地区,成为山南地区最富庶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唐前期政府着力发展基本经济区,对山南地区有所忽略,导致这一地区发展缓慢,且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状况。至唐玄宗天宝年间,缘边节度使体制确立,山南地区丧失了控扼四方的能力。唐前期将官员、皇子、宗室贬黜至山南地区,示意轻贬,均州、房州数次作为皇子的贬黜安置地,有其特殊的原因,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距离两京皆在千里左右,非常方便皇帝及时了解其动向。安史乱后,叛军攻占河南,山南成为前线,玄宗对山南地区进行了数次调整,构筑防线阻止叛军南下,并伺机反攻河南。潼关失守后,玄宗入蜀,在途中以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与此同时,太子北上灵武自立为帝,唐王朝由此形成太上皇玄宗依然掌握实权,皇帝肃宗权力受到限制的二元政治格局,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冲突不可避免,永王李璘事件的悲剧即是冲突最强烈的表现。唐肃宗乾元、上元年间,荆、襄地区的军乱,造成唐王朝对山南、荆南的失控,一度中断了江淮租庸的转运,使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不仅引起了政局动荡,还对整体平叛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崇义割据山南东道,代宗务以姑息,以其为节度使,是这一时期唐王朝诸多矛盾在山南地区冲突爆发后的产物。在现存多数史料中,梁崇义与河朔藩镇以近乎一样的形象传世,但代宗时的梁崇义实际礼貌甚恭,并在维护江汉转运,以及与邻近诸道关系中都可圈可点。其后,梁崇义以武力攫取节钺,又不朝觐,控制江汉转运要道,这对唐王朝是极大的隐患。德宗平定梁崇义,山南东道重回唐廷管辖,梁崇义只能以叛臣身份传世了。唐代宗朝延承了安史之乱的遗恶,同时陇右尽失,来自西北吐蕃的军事压力剧增,长安朝不保夕。在这种形势下,代宗实行慎重、稳妥的藩镇政策,以图恢复实力。德宗即位后,骤改代宗以来的藩镇政策,大力削藩。在这场削藩战争中,南方平定梁崇义实际决定了胜负。德宗朝以后,唐王朝完成了对山南三大镇以文臣代替武臣为节度使的改造,又在山南地区持续销兵,使山南地区成为一个常备军额很少的地区,这十分有利于朝廷稳控山南地区和促进地区发展。唐后期直到灭亡,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山南地区也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此前唐王朝对山南地区的稳控较为成功,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动乱。唐僖宗乾符三年（876）,王、黄起义波及山南,打破了山南东道、荆南的稳定。起义军在山南东道、荆南转战数年,山南东道因节度使李福处置较为得力,破坏不严重,而荆南则惨遭两次兵祸,“死者什三四”,损失重大。王、黄起义后,唐王朝逐渐失去了对山南地区的控制,山南地区形成了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局面。至唐王朝灭亡前,山南西道最终落入王建的管辖范围,山南东道则纳入了朱温的势力范围。总之,唐代山南道所在的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地区政局的演变对唐王朝整体发展和全局形势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忠[6]（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刘丽丽[7]（2020）在《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志愿行动是以促进不特定人群在知识建构、品德修养、人格形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获得成长的志愿行动,自愿性、非营利性和教育性是教育志愿行动的本质特征。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支撑是志愿精神,志愿精神是人类公共精神的汇聚,是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后所追求的价值。大力推动教育志愿行动能够促进志愿精神扎根社会生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援方案,还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教育志愿者的高尚行为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有道德的生活和完满生活。本研究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为研究对象,以人本主义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中日比较的视角,重点剖析两国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探索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激励机制是激励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环节等制度安排的总称,是用一系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激励空间维度、激励时间维度和激励逻辑维度三个维度。按照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动员方式、法制环境、价值认同、动机管理、运行手段、评估反馈、保障奖励,这构成了本研究分析中日两国优势、不足及提出策略的基本框架。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源流、实践演进历程、法制建设情况及政策措施实施情况。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中日两国选取12所大学收集样本,共收集问卷样本442份,访谈样本176份,作品样本201份,撰写参与观察日志3万余字。研究发现,中日两国在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方面各有千秋,批判性地吸取日本经验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动机培育兼顾个人与集体、统筹调配物资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优势,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自我价值认同困难、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评估反馈不畅及保障不够充分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模糊现象突出、组织架构不健全及监管有余评估不足。本研究在分析双方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政放权激活民间志愿组织活力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策略。高明的激励策略应能够促使志愿者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让志愿行动成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与自我融合,成为个体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永飞[8]（2012）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角》文中认为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可以丰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同时开拓西北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民国时期关于“西北地区”的范围说法不一,在分析区域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西北地区以行政区划为准,就是指民国后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城镇的概念各学科解释不尽相同,城镇标准也不一致,结合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发展水平,将城镇界定在县或县以上的政府所在地,也就是县城、省城。城镇近代化就是从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的转变过程。就像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一样,城镇近代化的核心也就是城镇经济的工业化。区域不同,城镇近代化研究的内容会有侧重,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主要研究内容有:行政区划的演变与城镇发展;新式交通与城镇近代化研究;城镇人口演变及其城镇等级体系研究;城镇经济近代化（近代商业、工业、金融等方面）研究;科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城镇近代化。民国时期新疆、青海、宁夏三省区新省、新县的设立,成为推动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城镇近代化的特有模式。民国时期新疆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四个时期,新设县倍增,至1949年共有1市、78县,2设治局合计81个城镇。青海和宁夏经历了建省的质变,至1949年,青海全省下辖1市,19县、2设治局,由建省初的7个城镇发展为22个城镇;宁夏由建省初的9县,发展为1市、13县、2设治局,共记16个城镇。近代以来新式交通成为推动区域城镇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新式交通建设经历了 20世纪20年代的初创阶段、30年代初的发展阶段、抗战时期的建设高潮阶段和战后的停滞衰落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公路运输为主体的交通运输网,陇海铁路到达天水,航空事业初步发展。对于陇海铁路与关中地区城镇的演变和宝鸡城镇的近代化展开深入研究,认为新式交通引发了关中地区交通方式和运输能力的重大变革,导致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出现了宝鸡这样的交通型城镇。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人口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民国前期城镇人口停滞不前甚至衰退时期（1912-1936年）;民国后期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1937—1949年）。从城镇人口规模看,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发展不仅水平低而且与全国城市化水平差距大。城镇等级体系不完整,到民国后期才出现一个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其余皆为一般的小县城。整个区域内不仅缺乏具有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极,而且没有承上启下的坚强的中等城镇,大部分是以县城为主的小城镇,表明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处于一个较为低级的起步阶段。依据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对县等级的划分,结合当时城镇人口发展水平,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划为四个等级。用实证加推理的办法评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13.1%。从最能反映城镇近代化的商业、工业、金融业三个方面集中考察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经济的近代化。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商业在商品种类、贸易范围、商业结构等方面近代化趋势明显,特别是出现了具有近大意义的新型商业组织形式一商会。城镇近代各类工业,如化工、电器、纺织、食品、制药、面粉、火柴、制革、能源等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特别是抗战时期获得较快发展。但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陕西主要集中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仅西安就占全省工厂近一半。兰州工业企业占甘肃全省超出一半。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近代金融机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诞生并得以发展,形成以国家银行为中心,地方银行为基础,商业银行为辅的近代金融体系,城镇金融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但同样表现出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城镇的近代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因素,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的近代化,更需要教育和科技文化及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各级教育均有较大进步,而且科教文化团体、图书馆、新闻报刊等近代文化事业也在西北大地得以发展,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初见端倪,所有这些是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阶段。民族危机阻挡了中国人民探求社会进步的步伐,然而西北地区却获得了发展良机,开启城镇近代化之路。研究表明行政区划的演变是推动西北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城镇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特征;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阶段性特征突出;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表现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且空间分布不均衡等特征。分析认为自然环境、政治军事、地方实力派等是影响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曲晓燕[9]（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表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周琍[10]（2005）在《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文中指出在前代盐业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广东盐业继续获得了长足发展。本文立足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清代广东盐业对于地方社会的诸多影响。 清代,粤盐由官盐和私盐两个部分构成。官盐行销七省,由两大运盐中心（省河和潮桥）负责所有配盐的批发,行销各埠。官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清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盐法制度上,先后经历了按埠定商制、改埠归纲制、改纲归所制、通纲包饷等制度。私盐主要来源于灶户透私。清代广东私盐盛行地区广、数量多,食盐走私贸易极其活跃。总的来看,清代广东盐业总体表现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官营向自由贸易的发展趋势、突出的地域特性以及私盐盛行等特点。 正文从第二章开始,从社会史的视角展开对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清代广东盐业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首先是盐课与广东地方政务的关系。盐课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广东的盐课收入广泛地应用于官员薪俸、养廉、边防军需、缉私费用、抵筹赌饷、河工建设等方面,对地方政务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盐商的报效捐输对地方社会的文化教育、地方公益事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清代历史上,盐商获得殷实资本后,通常采取捐输、报效等方式来回馈社会。盐商的捐助广泛地表现在对书院、对学术文化的支持;对军饷、缉私、捕盗等社会秩序的维护;对育婴堂、河工、灾荒赈济等地方公益事业的资助等方面,同时,盐商也成为“地方”的代表,进行着宗族建设和地方社会建设。 贯穿整个清代的盐业走私问题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等也带来巨大的影响。清代两广地区的食盐走私猖獗,较全国其它盐区更为活跃。本章通过揭示参与走私的各个阶层人员构成及其走私的特点,来展示国家与地方社会、官与商、官与民、商与民、官与盗、民与盗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清代广东私盐盛行的地域特征,以及私盐销售对百姓民生、商品经济、社会风气、地方财政的影响。 粤省作为一个重要的盐区,其食盐不仅行销在广东本地,还流通到江西、福建等地区,与周边地区发生经济贸易联系,对周边地区有着重要的辐射功能,从而与周边省份、州县构成多个经济区域。这种经济上的联系,集中地体现在闽粤赣经济区域、粤湘赣区域的形成。本章试
二、ONE MILLION VOLT STEM AT NAGOYA UNIVERSITY（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ONE MILLION VOLT STEM AT NAGOYA UNIVERSITY（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晚清铁路起步的财税背景与历史情境 |
| 第一节 晚清铁路起步前的财税制度 |
| 一、清代前期的财税结构 |
| 二、道、咸、同时期的财税新变化 |
| 第二节 晚清铁路起步的历史情境 |
| 一、外部的冲击与清政府的正言拒绝 |
| 二、清政府的态度转变与兴办铁路政策的确立 |
| 第三节 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 |
| 一、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衍生 |
| 二、国人认知内容的构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上):税收助力与税收担保 |
| 第一节 官款中的税收助力: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为视点 |
| 一、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出台 |
| 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财政运作 |
| 三、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税源分析 |
| 第二节 晚清铁路外债与税收担保 |
| 一、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形成与影响 |
| 二、税收担保的实施与运作 |
| 三、税收担保的利弊与税收功能的扩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下):商办铁路税收融资 |
| 第一节 寓商于路:商办铁路政策的出台与运行 |
| 一、商办铁路政策的形成 |
|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运行实绩 |
| 第二节 寓税于路:税收融资的举措与税项 |
| 一、各路税收融资的举措 |
| 二、税项与总量分析 |
| 第三节 作用与反作用:税收负担与因应 |
| 一、弱者的反抗:以皖路税收融资为视点 |
| 二、盐政的扰动:以盐斤加价为对象 |
| 三、体制的转变:以粤路和西潼铁路为观照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铁路工程建设中的税收问题 |
| 第一节 铁路购地与税收的联动 |
| 一、早期铁路购地与税收的初涉 |
| 二、制度建构:《铁路购地章程》与《铁路地亩纳税章程》的出台 |
| 三、铁路购地程序与税收的勾联 |
| 第二节 铁路材料与税政的变动 |
| 一、“丛雀渊鱼”: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的制度生成与影响 |
| 二、“在路言路”:自办铁路的材料免税诉求与渐次推展 |
| 三、不免与免:税务处的收束与铁路公司的力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上):陆路关税——以东清铁路为中心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东清铁路修筑前中俄边境陆路贸易与关税制度 |
| 二、东清铁路的筹议与修筑 |
| 第二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生成 |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触及 |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最终形成 |
| 第三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与意义 |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 |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意义:以陆路关税制度变迁为视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下):铁路厘金 |
| 第一节 铁路厘金的发源 |
| 一、“挹彼注兹”:汉口火车货捐局的诞生和初步运行 |
| 二、“援照办理”: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出现 |
| 第二节 铁路厘金的流变 |
| 一、稽征方式、税率、税卡的变动不居 |
| 二、存与废的博弈 |
| 第三节 铁路厘金的影响 |
| 一、督抚之利与区域之困 |
| 二、商民的负担与因应 |
| 三、政府的弊政 |
| 第四节 个案研究——以沪宁铁路厘金为例 |
| 一、沪宁铁路厘金的出现与初期交涉 |
| 二、各方力量的博弈 |
| 三、沪宁铁路厘金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税制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税收征管机构的效用 |
| 一、晚清常关与铁路运营、管理的互动:以张家口和崇文门税关为重心 |
| 二、清末铁路厘局的税收征管能力:以浙丝运宁被扣案为视点 |
| 第二节 税制结构的影响 |
| 一、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租股为中心 |
| 二、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盐税为中心 |
| 第三节 税收负担的分配 |
| 一、晚清铁路公司的税收负担 |
| 二、商民的税负分配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晚清时期铁路与税收制度的耦合性关联 |
| 二、变与不变:制度的力量与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附录 |
| 后记 |
（2）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 (一)“奠都”的考量 |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3）大阪市政改革与建设评析（1888-193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时间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地方自治体制确立前的大阪社会与市政体制 |
| 第一节 明治前期的大阪社会 |
| 一、近代经济的发展 |
| 二、近代社会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明治前期的大阪市政体制的演变 |
| 一、日本的地方自治传统 |
| 二、明治初期的大阪市政体制的沿革 |
| 第二章 地方自治制下的大阪市政改革剖析 |
| 第一节 地方自治与市制特例期间的大阪市政 |
| 一、大阪市制特例的实施 |
| 二、市制特例下大阪市政所存在的问题 |
| 三、大阪市制特例的撤废 |
| 第二节 “一般市制”期间的大阪市政 |
| 一、“一般市制”的实施与大阪市政存在的问题 |
| 二、大阪市政改革运动的展开 |
| 第三章 关一市长时期的大阪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关一市长的市政理念 |
| 一、关一的都市计划事业 |
| 二、关一的都市自治的主张 |
| 第二节 大阪市政建设的繁荣 |
| 一、基础设施的建设 |
| 二、保健卫生事业 |
| 三、教育事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着目录 |
| 后记 |
（4）长春近代城市建筑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创新 |
| 四、资料来源及 |
| 五、研究综述及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长春早期的城区与建筑 |
| 第一节 中东铁路修建之前的长春 |
| 一、长春建筑历史沿革 |
| 二、移民推动长春城市的出现 |
| 三、中东铁路修建之前的长春传统建筑文化 |
| 第二节 中东铁路附属地时期 |
| 一、长春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修建 |
| 二、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主要城市建筑 |
| 三、长春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俄式建筑文化 |
| 第三节 南满铁路附属地时期 |
| 一、长春铁路附属地的建设 |
| 二、长春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主要建筑 |
| 三、南满铁路附属地建筑文化 |
| 第四节 商埠地时期 |
| 一、商埠地的出现 |
| 二、商埠地的建筑 |
| 三、商埠地的建筑文化 |
| 第二章 长春近代城市建筑规划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的出现和执行 |
| 一、伪满洲国定都新京 |
| 二、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的筹备和财政来源 |
| 三、伪满洲国大新京都市计划及建设准备 |
| 四、伪满洲国新京的城市规划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新京建筑的近代化革新 |
| 一、建筑统制 |
| 二、完善建设机构 |
| 三、建筑的分类规则 |
| 第三节 长春城市规划及建筑文化的形成 |
| 一、伪满洲国国都建设的考量 |
| 二、确立长春在东北的中心地位的考量 |
| 三、使长春城市经久耐用的考量 |
| 第三章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主要建筑及建筑文化 |
| 第一节 军警类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建筑 |
| 二、首都警察署建筑 |
| 三、暴力维护统治的建筑文化 |
| 第二节 傀儡统治机构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伪满洲国国务院建筑 |
| 二、伪满洲国综合法衙建筑 |
| 三、亲日性的傀儡建筑文化 |
| 第三节 金融和通信类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伪满中央银行建筑 |
| 二、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建筑 |
| 三、与近代相接轨的建筑文化 |
| 第四节 日本宗教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日本神武殿建筑 |
| 二、建国忠灵庙建筑 |
| 三、推行宗教统治和君权、神权的建筑文化 |
| 第五节 伪满洲国统治中心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伪满皇宫建筑 |
| 二、伪满帝宫建筑 |
| 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建筑文化 |
| 第四章 长春与东北主要城市的建筑文化比较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主要城市的建筑文化 |
| 一、近代沈阳的城市建筑文化 |
| 二、近代哈尔滨的城市建筑文化 |
| 三、近代的大连城市建筑文化 |
| 第二节 长春同沈阳、哈尔滨、大连的建筑文化对比 |
| 第三节 长春及伪满洲国的建筑文化变迁 |
| 一、建筑样式的变化 |
| 二、建筑工艺的成熟 |
| 三、建筑结构和功能的革新 |
| 四、严格控制建筑材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长春城市规划和建设相关法律条文 |
| 附录 2：近代长春主要建筑图片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成果 |
| 后记 |
（5）唐代山南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意义及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唐代山南道的行政区划及演变 |
| 第一节 唐以前山南地区行政沿革概况 |
| 一、秦汉时期 |
|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时期 |
| 第二节 唐前期山南道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山南地区州郡的设置 |
| 二、山南道的设立与东、西道的析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山南道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和地域形势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长江流域 |
| 二、汉江流域 |
| 三、嘉陵江流域 |
| 第二节 交通状况 |
| 第三节 地域形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山南道人口状况、经济特征及地域风俗 |
| 第一节 人口状况 |
| 第二节 经济特征 |
| 第三节 地域风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初山南地区的形势与唐朝统一 |
| 第一节 唐初山南地区的势力角逐 |
| 一、朱粲与昌达政权 |
| 二、萧铣与凤鸣政权 |
| 第二节 平定山南地区与唐朝统一 |
| 一、平定山南的策略 |
| 二、平定山南与国家统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唐前期山南道的发展与战略地位演变 |
| 第一节 山南道的发展及特点 |
| 第二节 山南道战略地位的演变 |
| 第三节 官员流贬山南地区的政治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山南道的动荡政局 |
| 第一节 玄、肃“二元格局”下的山南政局 |
| 一、玄宗对山南道布局的调整 |
| 二、“永王事件”与山南政局 |
| 第二节 山南地区动荡对平定安史之乱的消极影响 |
| 一、荆、襄军乱 |
| 二、对平定安史之乱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梁崇义之叛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唐德宗以后朝廷对山南道的掌控 |
| 第一节 德宗建中时期的山南政策与山南政局 |
| 一、德宗对代宗山南政策的更张 |
| 二、平梁崇义与山南政局演变 |
| 第二节 建中之后朝廷对山南道的掌控 |
| 一、对山南节度使的选任 |
| 二、对山南军额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唐末山南道政局的演变与唐朝灭亡 |
| 第一节 王、黄起义与山南政局的演变 |
| 一、王、黄起义前的山南形势 |
| 二、王、黄起义后的山南政局 |
| 第二节 山南道政局失控与唐朝灭亡的关系 |
| 一、唐末山南道的节帅跋扈 |
| 二、山南道失控与唐朝衰亡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 |
| (二)弱势儿童群体亟待支援 |
| (三)大学生承担着弘扬志愿精神的重任 |
| (四)日本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完善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志愿行动 |
| (二)志愿者 |
| (三)志愿组织 |
| (四)志愿精神 |
| (五)教育志愿行动 |
| (六)激励机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观察法 |
| (三)调查法 |
| (四)教育统计法 |
| 六、理论基础 |
| (一)国内外激励理论发展脉络 |
| (二)人本主义激励理论对本研究的指导 |
| (三)本研究分析框架的建构 |
| 七、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意蕴 |
| 一、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基础 |
| (一)实意生活的德性关照 |
| (二)公共生活的行动范式 |
| (三)完满生活的追求 |
| 二、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特征 |
| (一)育人与自助的双重成长 |
| (二)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 |
| (三)对同质化的积极扬弃 |
| 三、教育志愿行动的当代意义 |
| (一)促进社会和谐 |
| (二)助推教育现代化 |
| (三)重塑中国青年形象 |
| 第二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历史演进 |
| 一、古代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孕育与实践历程 |
| (一)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渊源 |
| (二)教育志愿行动的古代实践 |
| 二、近代教育志愿行动的兴起 |
| (一)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二)日本近代公益组织萌芽 |
| 三、现代教育志愿行动勃发历程 |
| (一)中国萌发公营教育志愿行动 |
| (二)日本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兴起 |
| 四、21世纪教育志愿行动的发展特征 |
| (一)中国教育志愿行动逐步规范化 |
| (二)日本教育志愿行动逐步法制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
| 第三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现状 |
| 一、调查设计 |
| (一)调查思路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样本 |
| (四)调查实施过程 |
| 二、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
| (一)政府自上而下动员 |
| (二)地方性法规是建设法治环境的主力 |
| (三)志愿者普遍认同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 |
| (四)动机管理兼顾个人与集体 |
| (五)依赖组织开展活动 |
| (六)评估反馈依赖组织自律 |
| (七)保障奖励以统筹调配为主 |
| 三、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
| (一)官民协作优化公共治理资源 |
| (二)法制环境比较完善 |
| (三)志愿者普遍认同教育志愿行动的价值 |
| (四)以教育常需培育动机 |
| (五)组织化程度较高 |
| (六)组织反馈坚持长周期、多轮次 |
| (七)保障奖励重视组织运营 |
| 第四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政府主导过强导致民间志愿组织缺乏活力 |
| (二)法制环境有待完善 |
| (三)自我价值认同困难 |
| (四)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 |
| (五)评估反馈不畅 |
| (六)保障不够充足 |
| 二、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动机模糊现象突出 |
| (二)组织架构不健全 |
| (三)监管有余评估不足 |
| 三、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共性问题 |
| (一)宣传不足 |
| (二)筹资能力弱 |
| 第五章 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问题的成因 |
| (一)管控与激励失调 |
| (二)志愿者教育推进艰难 |
| (三)志愿组织成长缓慢 |
| (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 二、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问题的成因 |
| (一)日本人的“娇宠”心理 |
| (二)被动式发展模式 |
| (三)管控宽松导致监管评估不足 |
| 三、造成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共性问题的成因 |
| (一)公民心理尚未成熟 |
| (二)中国的“业余性”与日本的“过依赖” |
| 第六章 完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策略的思考 |
| 一、中日经验的相互借鉴 |
| (一)中国经验对日本的借鉴意义 |
| (二)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二、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原则的思考 |
| (一)立足本土文化背景 |
| (二)以满足需要为核心 |
| (三)尊重个体差异 |
| (四)尊重人的完整发展 |
| 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 |
| (一)简政放权激发民间志愿组织活力 |
| (二)深度优化法制环境 |
| (三)激发志愿责任担当 |
| (四)大力培育大学生志愿组织 |
| (五)评估反馈倾听多方声音 |
| (六)资税双管齐下保障物资供应 |
| (七)营造崇尚互助精神的舆论氛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参与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中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参与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中国访谈样本一览表 |
| 附录六 日本访谈样本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意义 |
| 二、区域的界定和时段的选择 |
| 三、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的主题、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预期创新 |
| 第一章 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环境条件 |
| 一、西北地区自然环境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资源 |
| 三、西北地区之人文环境 |
| 四、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变迁概述 |
| 第二章 新、青、宁三省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一、民国时期新疆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青海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三、民国时期宁夏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式交通与城镇近代化研究 |
| 一、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新式交通建设与布局 |
| 二、陇海铁路与关中地区城镇演变 |
| 三、新式交通对宝鸡城市近代化作用探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镇人口规模及等级体系研究 |
| 一、历史城镇人口研究的思考 |
| 二、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人口及其演变 |
| 三、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等级体系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城镇商业近代化研究 |
| 一、陕西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二、甘肃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三、青海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四、宁夏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五、新疆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城镇近代工业初见成效 |
| 一、1912—1928年城镇工业艰难发展阶段 |
| 二、1928—1937年城镇工业初步进展阶段 |
| 三、1937—1945年城镇工业开发高潮阶段 |
| 四、1945-1949年城镇工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阶段 |
| 小结 |
| 第七章 城镇近代金融体系形成 |
| 一、1912-1932年城镇近代金融业的创建 |
| 二、1932—1937年城镇近代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 |
| 三、1937年—1949年城镇金融体系的形成 |
| 小结 |
| 第八章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城镇近代化 |
| 一、城镇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
| 二、城镇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
| 三、城镇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10）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广东盐业 |
| 第一节 清代以前广东盐业回溯 |
| 第二节 清代广东盐业 |
| 一、官盐 |
| 二、私盐 |
| 第三节 清代广东盐业特点 |
| 第二章 盐课收支与地方政务 |
| 第一节 盐课收入状况 |
| 一、盐税的征收 |
| 二、盐课收入估算 |
| 第二节 盐课之支用 |
| 一、盐务官员薪费及日常开支 |
| 二、地方缉私、捕盗 |
| 三、军饷支出 |
| 四、其他 |
| 第三章 盐商与地方社会建设 |
| 第一节 盐商的捐输 |
| 一、广东盐商的地位 |
| 二、盐商资本的积聚 |
| 三、盐商的捐输 |
| 第二节 盐商与书院发展 |
| 一、清代广东书院发展的特殊背景 |
| 二、盐商对书院的捐助 |
| 三、书院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
| 第三节 盐商与宗族建设 |
| 一、丰顺盐商张如白父子与张氏宗族 |
| 二、围屋里的客家宗族：惠阳盐商叶文昭与崇林世居 |
| 三、“松口不认州”：盐商与地方巨族的形成 |
| 第四章 私盐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走私及其社会成员 |
| 一、盐商贩私 |
| 二、官员纵私、行私 |
| 三、平民走私 |
| 四、盐枭武装贩私 |
| 第二节 走私的地域特性 |
| 一、走私的自然地理条件 |
| 二、走私的地方社会条件 |
| 三、宗族组织的渗入与控制 |
| 第三节 走私影响 |
| 一、便利民生 |
| 二、活跃商品经济 |
| 三、影响社会秩序 |
| 四、削弱地方财政 |
| 第五章 粤盐与周边经济区域 |
| 第一节 食盐贸易与闽粤赣经济区域 |
| 一、盐粮流通与闽粤赣经济区域的形成 |
| 二、盐粮流通与闽粤赣边区社会经济格局 |
| 第二节 湘粤赣区域的食盐贸易 |
| 一、湘粤赣地区的地理位置 |
| 二、湘粤赣食盐贸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后记 |
四、ONE MILLION VOLT STEM AT NAGOYA UNIVERSITY（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
- [2]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大阪市政改革与建设评析（1888-1935）[D]. 钱怡婷. 苏州大学, 2020(03)
- [4]长春近代城市建筑文化研究[D]. 刘威. 吉林大学, 2012(09)
- [5]唐代山南道研究[D]. 林云鹤.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2)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D]. 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8]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角[D]. 王永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3)
- [9]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10]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D]. 周琍. 华中师范大学, 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