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论文文献综述）
郭丹[1]（2020）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研究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导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论文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分别是: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第三章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第四章从19世纪俄国史学史角度阐述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的学术遗产和现实影响。在导论中,主要介绍这个研究的选题缘由和学术价值,国外与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本研究遵循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以及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个人生平和西方派立场。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历史学家是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发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论战,谢·米·索洛维约夫所见识和接受的欧洲兰克史学、基佐史学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俄国在19世纪之前所积累的历史研究遗产,早期西方派代表人物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阐述,是谢·米·索洛维约夫所面对的大时代背景。谢·米·索洛维约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时代中发现问题,继承和超越既往学术传统,进行历史书写,阐述他的历史观的。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在回答俄国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过程中,谢·米·索洛维约夫注重地理因素在俄国历史起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地理因素塑造了西欧与东欧的历史差异,在发展速度上呈现“一快一慢”的历史格局。除此之外,谢·米·索洛维约夫还将地理因素作为俄国历史统一性,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等特征的深层决定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促成俄国与西方历史交流,实现东斯拉夫人思想启蒙,促进东斯拉夫人民族意识形成。与地理因素一样,氏族制度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氏族制度在保持俄国领土统一性,塑造俄国国家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发展样态方面,与斯拉夫派强调伦理、宗法的国家观念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将政治统治和作为国家统治规范的法律发展作为俄国国家历史发展的核心。整个国家以王权为中心和顶点,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型结构。斯拉夫人法律意识逐渐萌生,法律制度的逐步制定和执行,是远古以来俄国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基本线索。领土征服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在表现。从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既存在共同之处,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章在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在谢·米·索洛维约夫从西方派立场进行历史研究的时代,斯拉夫派思想家阿克萨科夫兄弟重视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历史,认为这是未受西方文化“污染”的、俄国本土的历史。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就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历史分割为不同的两个阶段。与此相对,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古代罗斯人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在与周边其他民族交融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民族联结是俄国国家的属性之一。与斯拉夫派的静态国家观、历史观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在谢·米·索洛维约夫看来,国家统一不仅指领土统一,更是指俄国过去与现在是一个统一整体,古代罗斯与现代俄国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继承性。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是继谢·米·索洛维约夫之后俄国国家学派第二代核心代表人物。在国家观念建构中,克柳切夫斯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地理因素,提出殖民史观,注重史料运用,具备世界史视野。两者差异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分期的态度,分析俄国史学史时着重的历史时段以及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鲍·尼·米留科夫在其着作《俄国文化史纲》中,表达了与谢·米·索洛维约夫有同有异的国家观念。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肯定伟大历史人物作用、侧重政治史研究,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进程。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发展的态度。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俄国伟大思想家。在力图建构超越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综合哲学体系过程中,弗·谢·索洛维约夫表达了他的俄国史观。秉持进步史观、具有世界史视野、意识到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是他们俄国史观念的共同之处。但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体现了这对父子的立场差异。第四章从俄国史学史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对19世纪俄国历史学发展的价值与影响。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俄国官方和政界为主动力推动的史料整理运动,使大量珍贵的俄国与外国的历史资料出版,助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学者包括谢·米·索洛维约夫本人,是这一出版运动和计划的具体执行者,这是俄国官方、政界与学界合力推动的一个历史成果。在这一前提之下,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在原始史料援引、原语言历史资料的引用、史料引用的丰富性和权威性方面,在俄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实践方面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样板和范例。谢·米·索洛维约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书写实践,推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中期之前,国家学派作为俄国史学发展史上前后持续存在近百年的俄国史学流派,经历了三代传承与演变。谢·米·索洛维约夫是缔造国家学派和推动国家学派传承的核心人物,与Б.Н.契切林、К.Д.卡维林一起成为国家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成为国家学派的核心领军者,通过自身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为俄国史学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到20世纪中期之前,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们成为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这其中包括鲍·尼·米留科夫、В.А.梁赞诺夫斯基等。最后,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结语部分从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
任建芳[2]（2020）在《《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唐纪》既是《通鉴》的核心部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北宋中后期史学家对唐史的又一次深刻总结。在编纂体例上,司马光及其助手既以编年为体,又善于抓历史大纲,对于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如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往往是以纵深的历史眼光,相对客观、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线索和脉络,寓“纪事本末”手法于编年之中,《目录》即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史料采撰上,《通鉴》参考两《唐书》,但不囿于两《唐书》,或删削正史,或改写正史,或补充正史,或考证其失,或存疑备考,对于野史小说,亦采取同样做法。在丰富和细化历史细节的同时,亦从实践层面回答了唐代刘知几所提出的,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的时代课题,《唐纪》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因主要在此。在历史思想上,则善于通过“载言”与史论相结合的方式,指陈形势,评论人物、事件,鉴往以训今,述往以思来,史论中寄寓着其政论。如此,成功地将记史、考史与论史有机融为一体,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编纂的最高成就。至于其在历史事实选择上的明显倾向性,要辨证地予以认识,一方面,司马光为突出“资治”的目的,为表达其历史观,在记事和材料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研究者需要辨别的;另一方面,这一“局限”主要是由传统史学“借事言理”的叙述模式所决定的,那些不具备说理论道价值的事件,自然被摒弃不录,这是传统史学的普遍特征,并非《通鉴》所独有。
韩艺宽[3]（2019）在《童寯建筑写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童寯（1900-1983）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因此也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然而目前研究大多针对其工程设计实践,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思考和借鉴,关注其长期被忽略的建筑写作文本,具体包括其建筑评论、建筑史写作和园林史写作三种写作产品类型。论文反思了以往研究中过度关注作者生平本身的历史研究范式,转而决定采用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童寯的写作文本与其他建筑学者及建筑师的文本并置,关注它们之间的意义重叠、冲突和交织,进而深入理解童寯建筑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对童寯建筑写作的知识建构与知识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关注其写作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等理论预设,对其历史思考的方式提出发问。并将这种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放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特殊脉络下予以解读。本文共分为六大章节。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内容、方法和意义,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过度关注作者生平事迹的缺憾,并确定了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概括地呈现了童寯建筑写作的特征、分类、分期,以及历史脉络等。第三章是童寯的建筑评论,包括评论内容、写作空间、评论对象、评价的范畴与标准,以及建筑评论与建筑实践的关系。本章还列举了同时期其他团体及个人针对同一对象的评论意见,与童寯的评论进行对照研究。第四章是童寯的建筑史写作,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对包括西方建筑史、苏联及东欧建筑史、日本建筑史、建筑教育史、中国建筑史等写作文本的分析,指出这些建筑史写作在层次、体裁、义例、程序、文笔等方面的编纂特点,以及历史论述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观。第五章是童寯的园林史写作,与上一章类似,依然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对《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造园史纲》等代表作的分析,并通过与刘敦桢等其他园林史学者的研究对比,揭示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等方面的独特特征。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本章除了总结全文外,还指出以上三方面的写作文本大都体现出实践导向、形式主导和现代性追求的特征,这和童寯的建筑师身份关系密切。同时本章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从思想史到观念史研究转变的可能性。
梁瑾[4]（2019）在《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中期,国家内忧外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宋君臣一直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挽救危机的途径。而在北宋的学术界,产生了一股研究唐史的热潮,同时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对史学家论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张唐英《唐史发潜》三部史书是北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评论性史书,皆以唐代历史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总结出唐代历史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为当政者提供鉴戒的目的。孙甫所撰《唐史论断》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唐代历史事件的评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君臣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于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事件的探讨,如朋党问题、宦官擅权的问题、藩镇割据、民族关系的处理等等。范祖禹所撰《唐鉴》带有很强烈的理学色彩,在对“君道”、民族问题、“祖宗之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始终贯穿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张唐英所撰《唐史发潜》则主要是对唐代君臣的辩护或者批判,并进一步挖掘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史事,从而揭示这些史事潜在的真相,并强调“春秋褒贬”的治史理念。三位史学家对唐代历史的评论和研究各有其倾向和侧重,但他们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史学家探讨唐史的共同特点,在编纂上皆为以编年形式为主的史评着作,皆以鉴戒前代历史为撰述宗旨,同时体现出史学理学化的发展倾向。三部史书在北宋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史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出现加深了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此外,这三部史书体现了古代史学的鉴戒传统,为北宋君臣挽救社会危机提供鉴戒,反映了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
侯欣雨[5]（2019）在《“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研究说明"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3日至5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外多所着名音乐学院的专家及教授,主要围绕"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和"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两个专题进行探讨,并针对中西方史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与交流。
杨玉莹[6]（2017）在《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史学所蕴藏的史学思想同样是丰富的,体现为中国史学的评议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秦汉时期产生,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出现总结与嬗变。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史学近代化随之而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中国史家在吸收外国学术思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认识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奠定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基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包含史学思想研究的着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次将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史纳入到中国思想通史之中,使之成为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怀祺是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的专家,他在白寿彝的指引下,从对郑樵和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开始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漫漫长路。吴怀祺对郑樵研究凝结成《郑樵研究》一书,全书展现了郑樵坚韧的治学精神、敢于批评的学术理念、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宽广的治学道路。吴怀祺在研究宋代史学思想时,将史学和哲学联系起来考察,探讨史学和社会的辩证关系,通过详实的史料、朴实的文风展示了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接着,吴怀祺由宋代史学思想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探求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这两部通史性着作中,吴怀祺勾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展现不同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展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及深邃。在贯通研究之后,吴怀祺又觉察在"论"的方面缺乏研究,进而他由博返约的继续开展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专题形式进行通史性的理论研究,考察各类史学思想的源流,从思维角度把握民族史学的特点。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以开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向我们描绘了中国史学思想这幅美丽的画卷,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民族不仅有浩繁的典籍,更有充满魅力的史学思想。吴怀祺在多年治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架构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体系结构,建构起了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他立志要用民族语言,努力发掘民族史学思想的宝库,整理总结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吴怀祺在关注史学思想民族性的同时,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时代性,主张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运用到当代史学的创新中,关注全球化对史学的影响,在世界进程中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信息科学的进展对史学的意义,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开始,白寿彝提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中国史学遗产的问题,他本人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做了大略锥轮的思考。我们当看到,沿着白寿彝的思考,出现了一些总结史学遗产的路径。吴怀祺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瞿林东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陈其泰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积极探索民族精神。吴怀祺、瞿林东及陈其泰的研究都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内的路径创新,虽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的研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陈其泰,屈宁[7]（2016）在《史学探索的魅力——陈其泰教授访谈录》文中提出初冬时节,我借陈其泰教授来山东大学讲学的机会,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早已期盼的采访。陈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多年,撰着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公羊学》、《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等着作多部,又主编有《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在学界很有影响。这次,他是应山东大
刘海波[8]（2014）在《清代《史通》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所谓“《史通》”学,顾名思义,即是对刘知几及其所着《史通》进行研究的学问,就其内容而言,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史通》文本的研究,包括校勘、注释、考证、评论以及续补诸项成果；一是对《史通》所涉及的诸项史学理论议题的阐发。与之相应,本文所谓的“清代《史通》学”,是指自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二百六十余年间,清代学人围绕《史通》文本及其所蕴涵之史学理论议题而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以此内涵进行界定,本课题至少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清代《史通》专书文献研究,指清代学人校勘、注释、评论、批注《史通》文本而产生一系列学术成果。其中既包括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卢文弨《史通拾补》、纪昀《史通削繁》、徐桂林《史通驳议》等刊刻成书者,也包括何焯、冯舒、何镗、陈鳣、吴卓信、顾广圻、季锡畴、周星诒、陆心源、徐承礼、唐翰题、翁同龢、杨守敬等学者对《史通》所作之批注。其二,《史通》与清代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清代学者虽以考证见长,在史学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传统史学理论在清代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如经史关系论、史体论、史例论、史家主体修养论等方面。清代学者当中,不仅有如章学诚等以理论阐述见长的史家,即使以考证为信条之史家,也有许多关于史学理论议题的精僻见解,而清代学人所关注之诸项史学理论议题,多与《史通》所涉及之范畴有关,或是对刘知几观点的继续阐发,或是由批驳刘氏观点而得出。因此,以《史通》为切入点,探讨清代史学的理论成就,也是清代《史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史通》学”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就是将其从一个学术探讨转化为社会公共认知,进而加深学术界对清代研究《史通》概况的认识。以“清代《史通》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廓清它的总体概况,梳理它的发展脉络,总结其中的文献学成就,并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史学理论议题,明确清代《史通》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为当前的历史文献学及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借鉴。基于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的《史通》学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地探讨。全文共有八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绪论。提出“《史通》学”概念,梳理其发展轨迹,并以此为基点论述“清代《史通》学”的研究内容。通过对学术前史的回顾,说明今人对清代《史通》学的研究仍是十分薄弱,故而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全面梳理清代《史通》研究文献,不仅可以为当前的《史通》研究拓展史料、提供借鉴,而且以《史通》为切入点,总结清代史学的理论成就,还可以推动清代史学理论研究走向深入。第一章：清前的《史通》学研究。详细梳理清代以前《史通》的版本与流传概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宋、明时期的《史通》学研究,总结其成就与不足。《史通》在宋代湮没不彰,并没有刻本问世,学者对其态度也多以贬抑为主。明代中后叶,陆深重新校刻《史通》,并撰成《史通会要》,由此发端,逐渐兴起一股《史通》研究热潮：出现了多种勘校、评释版本,如张之象刻本、张鼎思刻本、郭孔延《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等,文本校注的同时,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广受学者关注。宋、明时期《史通》流传命运的转捩,与史学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特别是“义理史学”与“考据史学”的式微与兴盛。清前的《史通》学研究虽存有很大缺憾,但为清代学者奠定了基础,有导夫先路之功。第二章：清代《史通》学研究综论。重点论述清代《史通》学得以兴起的学术因缘、版本流传以及清代学者的研究路径。清代文化事业极为繁盛,学者对传统文献遍加整理,校雠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随着经史关系的重新界定,史学地位也备受学人重视,为《史通》学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此外,科举考试中的史学策也极大地推进了《史通》的流传与研究。在此语境下,清代学者的《史通》研究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最高水平,投身其中者人数众多、成就卓着,不仅出现了《史通训故补》《史通通释》《史通削繁》等多种校注版本,而且研究路径更为多样,在校勘、注释、评论之外,更加以考证与补续。第三章：《史通》与清代官方史学。主要以《明史》与《四库全书总目》为例,考察清代官修史书对于《史通》的理论借鉴,并进而分析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明史》而言,众史官在修纂过程中曾频繁引用刘知几的观点来探讨修史问题,在史馆运作、史料采择、史书体例上都曾借鉴《史通》理论；就《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四库》馆臣经常援引刘知几的相关论述,或用作考证之资,或用以评判史学难题。第四、五章：清代《史通》专书文献研究（上、下）。所谓《史通》专书文献,是指清代学人校勘、注释、评论、批注《史通》文本而产生一系列学术成果。这两章主要从文献学角度对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纪昀《史通削繁》加以分析研究,包括其编纂经过、版本刊刻、校勘方法、注释特点、评语论析等方面。徐桂林所撰《史通驳议》,为笺记体例,首先节引《史通》原文,其下标以作者案语,不涉校勘、注释,唯有评论,并且专意批驳,总共十条。因其卷帙较少,且不为学界所熟知,故而采用笺注案语形式对其加以评述。此外,清代学者的《史通》批注成果也是评注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全面梳理清代学者的批注成果,并选取冯舒、何焯、王峻、顾广圻、陈鳣、周星诒六人之成果加以评述。第六章：考据学视野下的《史通》研究。考证方法一直贯穿有清一代,是清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尤其是乾嘉时期,学者应用朴学方法治史,形成了成就辉煌的历史考证学。本章主要考察了考据学者群体对《史通》的研究,并着重以卢文弨、钱大听、姚振宗为个案分析其研究路径,或校勘《史通》文本、或阐发史学理论议题、或将其视作考证之资加以利用。考据学者之所以推崇《史通》,原因在于刘知几的“实录直书”思想与考据学派“实事求是”理念的契合,一者用于史书撰着,一者用于史书考证,致力之端虽有区别,但忠于历史原貌的态度则并无二致。第七章：《史通》与清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清代学者对《史通》一书高度关注,在校勘文字、注释典故之外,对蕴含其中的传统史学议题也未曾忽视,而是续作探讨。本章主要探讨清代学者对于与《史通》相涉及的传统史学理论议题之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其一,清代学者通过批驳“六家二体”说,打破了六体分类并行的肤浅认识,探明了史体嬗变演进轨迹；突破纪传、编年二体独尊的格局,确立了“纪事本末”的独立史体地位。其二,清代学者在接受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发展,提出“史德论”,判别史学主、客体关系,深化了史家主体修养理论。余论。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疑古》、《惑经》篇在清代的遭际。对于《疑古》、《惑经》两篇,清代学者虽然提出了多种新解释,如浦起龙“借古喻今”说,钱大昕“论史避祸”说,崔述“推广其意”说等,但目的在于帮助《史通》摆脱异端负累,广其流传,但并未摆脱儒家尊经思想束缚,而仍然仅以“六经”为标准,未能以史家“实录”标准平等对待一切史料。这不仅限制了清代《史通》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成为了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化的最大障碍。
陈东辉[9]（2012）在《中国古代文献学理论探微》文中指出在古文献学研究中,关于古文献学理论的研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至今未见这方面的专着问世,相关的论文也很少,并且大多数关于古文献学的论着基本不涉及理论。有不少学者认为,古代文献学无理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古代文献学与中国古代人文科学中的大多数学科一样,理论性论着偏少,再加上古文献学中的版本学、辑佚学和编纂学等,属于实践
陈其泰[10]（2012）在《《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文中认为以往对于《国语》一书,常是作为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史料加以征引,已有的论述也大多关注其成书年代,这对于这部着名典籍是很不相称的。《国语》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大大推进了《尚书》开启的"记言"传统,充分展示出"语"所具有的珍贵历史智慧和丰富内涵,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独放异彩。《国语解》的作者韦昭曾概括《国语》的主要内容是记载"邦国成败,嘉言善语"。宋儒戴仔则评价云:"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可惜前人仅止点到而已。我们今天则应当深入发掘和充分阐释书中大量记载的贤士大夫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具有思想教育意义和鉴戒意义的言论,其所涵盖的内容实达于历史、社会、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堪称异彩纷呈。从而真正认识《国语》一书的特色,并重新评价《国语》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论文提纲范文）
（1）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俄国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人生与学术经历 |
| 第一章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与西方 |
| 一、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与俄国的“反应” |
| 二、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西方派的先声 |
| 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
| 四、西欧史学传统与俄国史学研究交叠 |
| 第二章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观解析 |
| 一、地理环境:俄国历史起源的“长时段” |
| 二、东西交融:俄国历史发展的宗教认同 |
| 三、国家形成:俄国文明发展的现代趋向 |
| 四、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从“以欧化俄”到“以俄化欧” |
| 第三章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谢·米·索洛维约夫 |
| 一、对话与争鸣:与阿克萨科夫兄弟东西方观念的比较 |
| 二、延续与发展:与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国家观念的比较 |
| 三、继承与偏离:与鲍·尼·米留科夫国家观念的比较 |
| 四、超越与融合:与弗·谢·索洛维约夫俄国史观的比较 |
| 第四章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史学史影响与价值 |
| 一、19世纪俄国“历史学的世纪”概况 |
| 二、《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史料学分析与历史书写的规范化 |
| 三、谢·米·索洛维约夫与俄国国家学派的建构与传承 |
| 四、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
| 结语 时代、史家与史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2）《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 |
| 一、记太宗之治 |
| (一) 重视纳谏与从谏如流 |
| (二) 关于为君之德的思考 |
| (三) 关于保业之难的体察 |
| 小结 |
| 二、记安史之乱 |
| (一) 叙事主线之一: 李林甫专政 |
| (二) 叙事主线之二: 安禄山谋反始末 |
| (三) 叙事主线之三: 玄宗之所以失国 |
| 小结 |
| 三、记宦官专权 |
| (一) 叙事主线: 宦官掌兵的四个阶段 |
| (二) 权宦与将领、宰辅间的权势之争 |
| (三) 司马光关于宦官专权的反思 |
| 小结 |
| 四、记牛李党争 |
| (一) 司马光是否偏袒牛党 |
| (二) 《通鉴》中“是李非牛”的记载 |
| (三) 借牛李党争表达熙、丰用兵之见 |
| 小结 |
| 五、记藩镇割据 |
| (一) 安史之乱至建中年间 |
| (二) 元和年间至黄巢起义前 |
| (三) 黄巢起义后至唐亡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及情况表 |
（3）童寯建筑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1.事实层面的意义 |
| 2.史学理论的意义 |
| 3.现实层面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相关研究文献 |
| 1.童寯生平事业的总结与评价 |
| 2.童寯建筑史写作的研究与评价 |
| 3.童寯园林史写作的研究与评价 |
| 4.针对其他建筑(园林)学者的文本研究 |
| 5.广义的建筑历史理论研究 |
| 6.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
| 二、研究现状不足与待发展之处 |
| 1.研究现状的基本矛盾 |
| 2.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启发 |
| 3.本文的解决方式 |
| 三、创新点 |
| 1.系统梳理童寯的建筑写作文本 |
| 2.深入解析童寯的建筑写作文本 |
| 3.重视童寯建筑写作的历史脉络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内容与时空范围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时空范畴界定 |
| 第四节 、框架组织及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框架组织 |
| 1.童寯建筑写作概述 |
| 2.童寯的建筑评论 |
| 3.童寯的建筑史写作 |
| 4.童寯的园林史写作 |
| 二、研究方法 |
| 1.史料搜集 |
| 2.多文本阅读 |
| 3.话语分析 |
| 第一章 图表来源 |
| 第二章 童寯建筑写作概述 |
| 第一节 、写作特点 |
| 一、总体特征 |
| 1.数量多 |
| 2.范围广 |
| 3.周期长 |
| 4.连贯性强 |
| 二、历史编纂特征 |
| 1.层次 |
| 2.体裁 |
| 3.义例 |
| 4.程序 |
| 5.文笔 |
| 第二节 、文本分类 |
| 一、分类方式 |
| 二、产品类型 |
| 1.建筑评论 |
| 2.建筑史 |
| 3.园林史 |
| 第三节 、写作分期 |
| 一、总体分期 |
| 二、分类型分期 |
| 1.建筑评论 |
| 2.建筑史 |
| 3.园林史 |
| 第四节 、历史脉络 |
| 一、民族国家的建立 |
| 二、学科移植 |
| 三、思想碰撞 |
| 四、现代性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竞争:童寯的建筑评论 |
| 第一节 、建筑评论的内容 |
| 一、《建筑艺术纪实》 |
| 二、《中国建筑的外来影响》 |
| 三、《中国建筑的特点》 |
| 四、《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 |
| 五、其他 |
| 第二节 、建筑评论的写作空间 |
| 一、《天下》月刊 |
| 二、《战国策》 |
| 三、《公共工程专刊》 |
| 第三节 、建筑评论的对象 |
| 一、教会的建筑策略 |
| 二、国民政府的建筑政策 |
| 三、中国建筑师的“中国古典复兴式”实践 |
| 四、建国后的建筑政策 |
| 第四节 、建筑评论的范畴与标准 |
| 一、民族性 |
| 1.观点列举 |
| 2.话语基础 |
| 二、时代性 |
| 1.观点列举 |
| 2.话语基础 |
| 三、真实性 |
| 1.观点列举 |
| 2.话语基础 |
| 四、经济性 |
| 1.观点列举 |
| 2.话语基础 |
| 五、阶级性 |
| 1.观点列举 |
| 2.话语基础 |
| 第五节 、建筑评论与工程实践 |
| 一、历史视野下的建筑师职业 |
| 二、工程实践中的风格妥协 |
| 三、工程实践中的现代性追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图表来源 |
| 第四章 历史操作:童寯的建筑史写作 |
| 第一节 、西方建筑史写作 |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童寯西方现代建筑史写作 |
| 1.层次:“述而不作” |
| 2.体裁:纪传体/学案体 |
| 3.义例:突出设计 |
| 4.程序:卡片收集 |
| 5.文笔:简练朴素 |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童寯西方现代建筑史写作 |
| 1.精英建筑师主导下的现代建筑进程 |
| 2.进步史观推动下的现代建筑发展 |
| 3.形式主义美学支配下的现代建筑话语 |
| 4.设计实践取向下的现代建筑论述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苏联-东欧建筑史 |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苏联‐东欧现代建筑史写作 |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苏联‐东欧现代建筑史写作 |
| 1.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下的历史叙述 |
| 2.科技基础决定建筑进程的理论认知 |
| 3.政治干预建筑的历史借鉴 |
| 第三节 、日本建筑史 |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日本近现代建筑史写作 |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日本近现代建筑史写作 |
| 1.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认同下的历史叙述 |
| 2.科技基础决定建筑进程的理论认知 |
| 3.东方民族形式探索的历史借鉴 |
| 第四节 、建筑教育史写作 |
| 一、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建筑教育史写作 |
| 二、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建筑教育史写作 |
| 1.西方建筑教育体系主导的历史叙述 |
| 2.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下的教育史论述 |
| 3.教育实践需求下的教育史选择 |
| 第五节 、中国建筑史写作 |
| 一、写作内容 |
| 1.《北平两塔寺》 |
| 2.《中国建筑的外来影响》 |
| 3.《中国建筑的特点》和《中国建筑艺术》 |
| 二、发展取向 |
| 三、关于研究笔记 |
| 四、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图表来源 |
| 第五章 文人情怀:童寯的园林史写作 |
|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角度下的童寯园林史写作 |
| 一、《江南园林志》 |
| 1.层次:“述”、“论”为主,兼有所“作” |
| 2.体裁:述、记、志、图 |
| 3.义例:注重历史沿革 |
| 4.程序:田野考察和文献考证并重 |
| 5.文笔:繁体字和文言文 |
| 二、《东南园墅》 |
| 三、《造园史纲》 |
| 第二节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童寯园林史写作 |
| 一、文人主导下的园林史进程 |
| 二、诗、画、园统一的园林认知 |
| 三、文化交流背景下的园林史写作 |
| 四、有所不为的园林实践取向 |
| 第三节 、对比与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图表来源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全文概括 |
| 一、建筑评论 |
| 二、建筑史写作 |
| 三、园林史写作 |
| 第二节 、建筑师的写作文本 |
| 一、实践导向 |
| 二、形式主导 |
| 三、现代性追求 |
| 第三节 、展望:从思想史到观念史 |
| 第六章 图表来源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童寯年谱 |
| 附录 B:童寯建筑实践作品 |
| 附录 C:童寯建筑写作 |
| 附录 D:访谈资料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4）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述评 |
| (一) 关于宋代史论的整体性研究 |
| (二) 关于北宋唐史论专书的研究 |
| (三) 若干思考 |
| 三、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北宋唐史论专书的成书背景 |
| 第一节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 |
| 第二节 北宋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加强 |
| 第三节 北宋史学的发展 |
| 第二章 孙甫与《唐史论断》 |
| 第一节 孙甫生平及着作 |
| 一、孙甫的生平 |
| 二、孙甫的着作 |
| 第二节 《唐史论断》的史论内容 |
| 一、评论唐代君臣 |
| 二、论朋党与党争 |
| 三、论“制内臣” |
| 四、论藩镇割据 |
| 五、论夷夏关系 |
| 第三章 范祖禹与《唐鉴》 |
| 第一节 范祖禹生平及着作 |
| 一、范祖禹生平 |
| 二、《唐鉴》的编纂过程 |
| 第二节 《唐鉴》史论的主要内容 |
| 一、强调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 |
| 二、君道 |
| 三、关于“华夷之辨” |
| 四、“祖宗之法”不可变 |
| 第四章 张唐英与《唐史发潜》 |
| 第一节 张唐英生平及着作 |
| 一、张唐英生平 |
| 二、《唐史发潜》的编纂 |
| 第二节 《唐史发潜》的史论内容 |
|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
| 二、揭示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 |
| 三、强调“春秋褒贬”的治史理念 |
| 第五章 北宋唐史论专书的特点和价值 |
| 第一节 北宋唐史论专书的特点 |
| 一、以编年形式为主的史评类着作 |
| 二、崇尚褒贬之法 |
| 三、反映了北宋中期理学对史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北宋唐史论专书的价值 |
| 一、加深了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 |
| 二、对古代历史评论发展有推动作用 |
| 三、对北宋政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今人论着 |
| 附录 |
| 1. 孙甫《唐史论断》篇名表 |
| 2. 张唐英《唐史发潜》篇名表 |
| 致谢 |
（5）“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
| (一) 开幕式 |
| (二) 主旨发言 |
| 二、专题探讨: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 |
| (一) 音乐史学史 |
| (二) 历史编纂学 |
| 四、自由发言与讨论 |
| 五、总结 |
（6）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史学评议传统 |
| 第一节 古代史学的评议传统 |
| 一、古代史学评议的产生与形成 |
| 二、古代史学评议的发展与总结 |
| 第二节 近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建构 |
| 一、西学影响下的传统史学新认识 |
| 二、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
| 第二章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历程 |
| 第一节 白寿彝的引领示范作用 |
| 一、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 |
| 二、建设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构想 |
| 第二节 吴怀祺对郑樵及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 |
| 一、对郑樵的研究 |
| 二、对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研究 |
| 一、一部总论性着作 |
| 二、一套系统的专着 |
| 三、由于博返约的新创获 |
| 第三章 吴怀棋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成就 |
| 第一节 建构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 |
| 一、指出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
| 二、界定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 |
| 三、探索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 |
| 四、自身研究历程体现学科形成思路 |
| 第二节 开展有民族特点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
| 一、发掘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
| 二、思考民族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三节 思想、理论、文化视角总结史学遗产之比较 |
| 一、相同之处 |
| 二、不同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史学探索的魅力——陈其泰教授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术研究的两个重点 |
| 二、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
| 三、春秋公羊学研究 |
| 四、历史编纂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
| 五、用学术前辈的精神激励自己 |
（8）清代《史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史通》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轨迹 |
| 二、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与学术价值 |
| 三、学术前史：研究现状与留存问题 |
| 四、本课题的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前的《史通》学研究 |
| 第一节 《史通》版本与流传情况概述 |
| 一、《史通》在宋代的流传 |
| 二、《史通》在明代的流传 |
| 第二节 宋代的《史通》学研究 |
| 一、宋代学者对《史通》的评论 |
| 二、《史通》对宋代史学的影响 |
| 第三节 明代的《史通》学研究 |
| 一、陆深与《史通会要》 |
| 二、郭孔延与《史通评释》 |
| 三、王惟俭与《史通训故》 |
| 第四节 清前《史通》学研究之评价 |
| 一、史学思潮演变与《史通》命运之沉浮 |
| 二、清前《史通》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 第二章 清代《史通》学研究综论 |
| 第一节 清代《史通》研究兴起原因探析 |
| 一、经史关系的重新界定与史学地位被重视 |
| 二、古籍讹误与文化事业的兴盛 |
| 三、科举考试对《史通》普及的推动 |
| 第二节 《史通》在清代的版本与流传概况 |
| 一、清代的《史通》版本 |
| 二、《史通》在清代的流传——以书目着录为中心 |
| 第三节 清代《史通》研究路径探析 |
| 第三章 《史通》与清代官方史学 |
| 第一节 《史通》与《明史》修纂 |
| 一、《明史》馆臣对《史通》的研读与评价 |
| 二、史馆运作与史料采择 |
| 三、《史通》与《明史》体例 |
| 第二节 《史通》与《四库全书总目》 |
| 一、《总目》徵引、评价《史通》概述 |
| 二、评判史学难题——四库馆臣对刘知几史学观点的认可 |
| 三、用作考证之资——四库馆臣对《史通》史料价值的发掘 |
| 第四章 清代《史通》专书文献研究(上) |
| 第一节 黄叔琳及其《史通训故补》 |
| 一、黄叔琳的学术交游与《史通》研究 |
| 二、《史通训故补》之内容 |
| 三、黄叔琳对史学理论议题之阐发 |
| 第二节 浦起龙及其《史通通释》 |
| 一、《史通通释》之编纂与刊刻 |
| 二、浦起龙所采底本与勘校方法考析 |
| 三、浦起龙注释《史通》之特点 |
| 四、浦起龙《史通通释》评语析论 |
| 第五章 清代《史通》专书文献研究(下) |
| 第一节 纪昀及其《史通削繁》 |
| 一、《史通削繁》的编纂与内容 |
| 二、《史通削繁》所反映的纪昀之史学思想 |
| 第二节 徐桂林及其《史通驳议》 |
| 第三节 清代学者批注《史通》成果考述 |
| 一、清代《史通》批注成果概述 |
| 二、清代学者批注《史通》的代表成果 |
| 第六章 考据学视野下的《史通》研究 |
| 第一节 考据学者对《史通》之态度 |
| 第二节 卢文昭与《史通》研究 |
| 一、卢文昭《群书拾补》与《史通》校勘 |
| 二、卢文昭对《史通》蕴含史学理论议题的阐发 |
| 第三节 钱大昕与《史通》研究 |
| 一、钱大昕援引《史通》以资考证 |
| 二、钱大昕与刘知几史学观点之异同 |
| 三、钱大昕推重《史通》表微 |
| 第四节 姚振宗与《史通》研究——以《隋书经籍志考证》为中心 |
| 一、《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征引《史通》概况 |
| 二、姚振宗对《史通》史料价值之利用 |
| 第七章 《史通》与清代的史学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六家二体说”与清代的史体论研究 |
| 一、并列抑或嬗变——清代学者对史体演进之认识 |
| 二、从二体到三体——清代学者对纪事本末体裁的重新界定 |
| 第二节 清代学者对“史才三长论”的接受与发展 |
| 一、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提出与意蕴 |
| 二、清代学者对“三长论”的接受 |
| 三、章学诚“史德”说的提出及其意蕴 |
| 余论 《疑古》《惑经》篇在清代的遭际 |
| 一、清前之遭际 |
| 二、清代学者对于《疑古》《惑经》篇的态度 |
| 参考文献 |
| 一、《史通》版本与研究着作 |
| 二、工具书与丛书 |
| 三、古籍史料 |
| 四、学人着作 |
| 五、学人论文 |
| 六、未刊学位论文 |
| 附录一 《浦起龙年谱简编》 |
| 附录二 清代学者《史通》序跋辑录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10）《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有关预见成败, 分析情势的言论 |
| 三有关道德伦理的言论 |
| 四关于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 |
四、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论文参考文献）
- [1]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D]. 郭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D]. 任建芳. 山东大学, 2020(12)
- [3]童寯建筑写作研究[D]. 韩艺宽. 东南大学, 2019(01)
- [4]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D]. 梁瑾. 云南大学, 2019(03)
- [5]“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侯欣雨. 音乐探索, 2019(02)
- [6]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D]. 杨玉莹. 安徽大学, 2017(08)
- [7]史学探索的魅力——陈其泰教授访谈录[J]. 陈其泰,屈宁. 史学史研究, 2016(02)
- [8]清代《史通》学研究[D]. 刘海波. 武汉大学, 2014(06)
- [9]中国古代文献学理论探微[J]. 陈东辉. 古籍研究, 2012(Z1)
- [10]《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J]. 陈其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