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三年解困 目标可望实现(论文文献综述)
邵梦茹[1](2020)在《《经济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框架研究 ——基于发展新闻学的理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
张金钢[2](2020)在《刑行交叉问题之乱象考察与处理进路》文中研究说明在一国的法律体系内,刑法与行政法可能产生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现象。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政犯被写入刑法之中,并且与行政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我国的刑法典,其中不少犯罪以违反行政法规设定的义务为前提,只有违反了行政法,始才有成立犯罪的之可能,至于犯罪行为的具体体现,也只能通过参阅行政规范才能加以明确;某些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被委任由相关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等方式加以补充,如行为人在侵害法益的行为之外,还必须满足未获取行政机关的许可、未遵守行政机关的命令甚至曾受到过行政机关的处罚等条件时方成立犯罪;还有不少条文将行政法中所规定的概念不加解释地直接写入刑法条文,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直接关系到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等核心概念的认定。因此,这些刑法条文就在实质上具有了“从属”于行政法律规范的特征。而在逐步迈进风险社会的今天,具有行政从属性的刑法条文已属于常态,广泛分布于交通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税收犯罪等领域中,势必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数量也会明显增长。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之下,运用法治思维和通过法治方式实现社会治理成为大势所趋,这其中公法规制占据主导地位刑法与行政法扮演者重要角色,如何更好的发挥两种公法规制方式的“合力”尚需进一步探讨。众所周知,刑法与行政法作为两个重要的部门法,在各自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政犯被写入到刑法之中,并且与行政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由于在违法性、责任承担、衔接适用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从而使得刑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问题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的难题,正如德国学者克斯特林所说:“这是一个令法学者陷入绝望的问题”。从部门法的调整范围来看,可以说行政法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则将行政法调整的大部分领域囊括其中,由此出现了刑法与行政法在调整范围上的重合,致使刑行规范冲突比较常见。赵春华非法持枪案、王立军无证收购玉米案、陆勇销售抗癌药案等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议和讨论,正是因为未能妥当处理和协调好刑法与行政法的规定,致使在刑法上的评价结论在妥当性上往往受到公众的质疑。虽然这个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刑法与行政法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从审判实务的角度来看,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仍然难以区分;从权利分界的角度来看,刑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分标准仍不清晰;从实践角度来看,刑行衔接状况并不太理想。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手段,刑事法与行政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法律体系内部构成来说,这两种法必须形成一个协调一致、衔接有序的有机整体。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处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犯罪化趋势加强的形势下,如何平衡社会综合治理目标和刑法恪守谦抑性原则的矛盾成为刑法学者应当思考的命题。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我国刑罚权与行政处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与交叉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围的基本领域。在合理界分两者权力作用范围的基础上,还应当妥当地将两者作必要的、良性的衔接,进而促使公权力的整体运行趋于平稳和正当。显然区分犯罪与行政违法的必要性,在于澄清刑罚权与行政处罚权的作用范围。而如此即牵涉行政法和刑事法层面的法律责任问题、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问题、立法层面的模式问题等诸多方面。故如何在理论与现实中寻找可以共赢的平衡点,在这一话题的研讨中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选择参照系时,中国实践始终是最重要的立足点,利用理论如何能够说清楚中国的问题,则是新时代中国实践所应具备的刑法理论自觉,同时也是理论界的基本职责。刑法规范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前提,刑法要从社会中寻找。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学不仅仅包括对刑法规范本身的研究,同样包括对刑事法律与社会控制的诸多方面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作为公法体系的两大支柱性部门法规范,刑法与行政法分别依托不同的权利载体来发挥并实现其功效。可以说,无论是从宏观角度来言,抑或是从具体上部门法的制度编制与构建,刑法与行政法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面是符合法律其内在发展规律,但这两大部门法如无法有效的开展对话与交流则是悖离目标的异化现象。因此,对于刑行交叉问题之乱象考察与处理进路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向度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思想,本文主要以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行交叉问题的诸多乱象出发,提出“规范保护目的”违法性判断标准,提倡刑法相对从属的判断立场,对刑行交叉现象诸问题做出科学回答。可以说刑法学是一门老而弥新的学科。晚近以降,随着德、日刑法理论的日渐涌入,体系性思维和问题性思维并重的研究方法开始得到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作为价值判断的学科,刑法学中的问题又似乎处处充满着辩论甚至对立的学术争论。近代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学派之争不断深化、求同存异的过程。本着体系性思考与问题性思考的立场,笔者选取了部分近年来刑行交叉问题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具有争议的若干问题为研究对象,并且分章节展开探讨。一方面力求阐发作者对于“刑行交叉之乱像考察与处理进路”这一热点问题的片段性思考;另一方面通过详尽的论证,也试图尽可能地展现当下刑法理论和实践对上述刑行交叉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众周所知,刑法价值、刑法规范与刑法实践都各自表达了对确立刑法目的的重要意义,“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律科学”,在研究刑行交叉问题的场合,唯有运用严谨的、精确的思维方式进行问题的精致思考,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沿循着上述思路,本文共分为六部分,这六部分内容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第一章,历史与演进:刑法与行政法交叉之考察,研究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理论证成。该部分研究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历史证成及价值证成,其中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历史证成主要研究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趋势。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价值证成主要从刑法与行政法的价值差异入手,到刑法与行政法在发展中价值归结的统一。第二章,交叉与关联: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之概述,该部分主要研究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概念及范围、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产生的原因、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的分类等问题。第三章,检讨与确立: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界分之进路。该部分主要研究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的界分、各种违法性判断立场之争鸣、“刑法相对从属性”基本立场之考察、判断规则之确立、规范保护目的之构建等问题。第四章,责任与衔接: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责任与处罚衔接问题。该部分主要研究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分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之缘由、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的实践乱象、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理论的反思。第五章,竞合与适用: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竞合的处理原则。该部分主要研究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竞合处理原则、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竞合处理原则的具体运用以及处理原则具体适上需要注意的问题。第六章,特殊与例外: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疑难问题探讨。该部分内容主要研究违法行政行为对犯罪构成的影响、行政规范变更对刑法效力的影响、行政规范冲突对犯罪的影响等刑法与行政法动态交叉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进行研究。这六部分集中体现了笔者在刑行交叉问题领域内的探索,不同章节所讨论的问题层重点不同:有的章节侧重理论分析,有的章节侧重于具体的司法实践,以求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宋建欣[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咸辉[4](2020)在《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11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文中研究表明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一、2019年工作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一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区上下坚持以
崔晓强[5](2019)在《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文中提出1949年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会体系,国有企业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享受到优先配给的公共资源,资源壁垒促使国有企业内生出较独立的公共空间,工厂职工在其中工作、生活,形成典型的社区团体,形成特殊的群体意识——社区身份。上世纪八十年代萌发,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打破了原本泾渭分明的资源壁垒,工厂职工的生活半径被大大拓展,曾经的工人社区的规范性日益淡化。在国企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而建构?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工厂形象历经怎样变迁?国企工人对不同阶段的社区身份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工人的集体记忆与媒体的媒介记忆是否重叠,有何异同?本文按照历史变迁的脉络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做出回答。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原安徽省蚌埠市金光钢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受三线建设影响,金光钢厂于大别山区起步,改革开放后异地搬迁至蚌埠市,其主营产品轮辋钢曾占据全国22%的市场份额,最终落幕于国企改制浪潮。本文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将多位原金光钢厂职工、中层领导、职工子女作为重点访谈对象,记录他们口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下的身份变迁与个人记忆。此外,本文留意挖掘在集体记忆之外个人记忆及行动“偏差”的情况,讨论了较少关注的国企工人内部分层现象,在描绘较统一的身份变迁之余记录下个人意识的萌发。本文将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分为“单位人”“厂里人”“下岗工人”“社会人”四个阶段。本文认为在“单位人”身份是由单位制由上而下主导建构,又通过独立的企业体系和与农民的对比增强的;伴随企业效益的增加带来的多项福利将“单位人”身份强化成“厂里人”;又因国企改制后经济、社会地位的滑坡产生被边缘化的认知成为“下岗工人”;进入社会后,不论是被迫转移失落情绪还是自我角色的主动苏醒,经过一段较漫长时间后实现成“社会人”的转变。研究发现,历经国企改制后,转型成“社会人”的国企职工仍然保留曾经的社区交往轨迹,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转化为基于共同志趣的互动空间,这个互动空间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由于参与者的老龄化日渐难以维系。而作为曾经赖以生存的实物社区,则由于人员的流动逐渐淡化国企色彩,在保留些许地域特色之余已融入所在城市。关于工厂的集体记忆与媒介记忆在工厂的繁荣年代较为一致,红火的生产车间、富足的物资供应是该时期的共同底色,而媒体则鲜有对破产时期工厂的报道,显示出该阶段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错位。最后,本文认为,尽管有不同的原生家庭和个人志趣,坚持奋斗、努力生活是历经风雨的国企工人的必然选择,他们曾被单位制下的荣光照耀也被国企改制所裹胁,如今面对潜在的延迟退休政策也感到忧虑。他们无法为大时代变迁买单,却被历史的进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如今,如何存证这段历史,如何回应他们的需求,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李国敏[6](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认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林杨莹[7](2019)在《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国家形象建构分析》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是世界各国面临的课题。国家形象建构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执行与国家利益的得失。由新闻媒体主导的国际新闻传播是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渠道,但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中国在国际舆论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面临“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尴尬境遇,尽管中国媒体积极“走出去”但却没能真正“走进去”对象国,近70%的海外受众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1],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新闻奖是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获奖作品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了怎样的国家形象?获奖作品是怎样建构国家形象的?获奖作品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有何不足之处?要如何进行改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研究中,笔者综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基于国家形象理论、新闻框架理论、新闻叙事学理论,对2010年—2018年九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进行文本研究和内容分析。在文本研究方面,首先笔者运用国家形象理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四个维度,分析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的国家形象;其次笔者运用框架理论和新闻叙事学理论分析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在内容分析方面,笔者对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的获奖情况进行分析,在明确获奖情况的基础上总结获奖作品的传播短板,针对获奖作品的短板提出改进策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展形象”,是新闻媒体五大使命任务之一,与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密切相关,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密不可分。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对我国媒体在国际新闻中建构国家形象,我国优化国际传播战略布局提供思路。
谢玮[8](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王琳颢[9](2019)在《泌阳县金融扶贫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直以来,扶贫是我国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工作成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宏伟目标的实现。金融是一国核心竞争力之一,金融体系助力扶贫工作是新时期扶贫工作的一种有益探索。2016年3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印发《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第一次提出“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改进和提升扶贫金融服务,增强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金融扶贫”作为推进扶贫工作的重要工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此背景下,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逐渐成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力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贫困县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已达95.83%。“金融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举措,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泌阳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于2011年被认定为省级贫困县。响应中央扶贫工作精神,该县在2016年动员全县力量,全面开展金融扶贫实践。经过两年多的不断努力,该县扶贫工作成绩较为突出:县域整体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贫困户贷款获得率显着提高,贫困人口逐年降低,无一例脱贫户返贫。肯定泌阳县金融扶贫工作成绩的同时,在金融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开展金融扶贫工作过程中,泌阳县主要面临金融扶贫资金总量较小,资金期限安排不合理,金融机构面临风险较高及贫困户对金融扶贫工作认识不到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下阶段泌阳县应在提高扶贫金融产品研发力度、强化基层金融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提高资金供给精细化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以确保减贫效果得以持续。研究“金融扶贫”在泌阳县脱贫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及暴露出的问题,对当地政府及金融机构接下来开展工作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并对巩固扶贫成果有一定意义。泌阳县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缩影,总结泌阳金融扶贫经验,可为全国情况相似的地区提供一定借鉴。扶贫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作,金融扶贫是扶贫工作一个方面,需要总结梳理,不断丰富完善相关理论及实践。
梁林军[10](2018)在《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深入、专业的思想以及突出的事功,张謇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是其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却是一以贯之,即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謇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认为这是国强民富的根本之道。张謇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民族危机不同于王朝更迭,也不同于太平军、捻军叛乱,而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和根本破坏,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这也并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武装军队就能解决的,中国必须要革新社会,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建立并全面发展实业,真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进行民族之间的竞争。张謇是开放、包容、革新的儒家,他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博取而精择之”;同时他又认为中学为立身始基,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反对全盘西化或言必称西化。面对西方工业化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张謇抓住中华振兴的核心问题——工业化,并且舍身饲虎,投身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无数新路。张謇的探索说明,儒家并不阻碍工业化,也能学习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甚至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学思想发展有深入研习,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状元。张謇认同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深受桐城派大师的影响,从文风、学脉方面讲应归于桐城派。张謇入募庆军多年,跟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参与平叛朝鲜,从军经历增益了张謇的男儿血性和担当意识。张謇认同明清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问、气节和品格,深受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于王夫之,张謇也有研习;对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湘军,张謇更是佩服有加,他认为这是近世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代表和巅峰,后人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张謇重视学,更看重学以致用,学习就是要服务百姓、改造社会,而不是坐而论道、高谈阔论。张謇认为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儒学应该治实用的学问,并将实用的学问用于实用的事业。士人必须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责任,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埋头做对社会、民生无益的学问。张謇最终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教育,源于其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也根植于其宏大的儒商理想,即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以及地方自治。张謇秉承儒家思想,虽然“术”与“道”有天然的区分和隔离,但是它们也有必然的渗透和相互作用。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常常引用儒家经典进行说明,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无时无刻不影响其商业的具体运行。对于《周易》,张謇用力颇深,在完成周易研究专着的同时,他对易经的学术史也深有体会,认同朱子的《周易本义》的相关阐释。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取名源自于易经,深刻反映了《周易》的仁爱与民本思想。张謇实业救国的核心主张就是“父教育、母实业”,以父母关系比喻,也充分体现了易经的阴阳和合观念。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比较注重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的适时调整,这与易经饱含的通经合变思想有本质性的联结。张謇一直倡导的“棉铁主义”也与易经中刚柔相济的思想相通。张謇对于儒家的礼学思想着实重视,在乱世之中,这种倾向有增无减。张謇提倡礼学更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社会混乱,人们价值观缺失,六神无主。在具体的商业运行中,张謇比较注重商业市场中的“礼”,即商业竞争需要有序,不能恶意竞争,最终害人害己。在企业的管理中,张謇提倡“以严为轨”,主张严格管理。张謇崇尚中庸之道,认为圣人之道即中道,且“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人只要尽人道、尽职守,同样可以入圣人之域。区别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謇提出“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实质上对儒家义利思想在工业化背景下有积极的发展和创新。从“取”到“生”,从“小利”到“大利”,本质上是张謇看重儒家应该对社会整体财富有所创造。张謇认为,遇到利益鉴定或分配困惑时,应把握“裁利于义”的原则,即用“义”来裁量、裁定利益,解决何利可取、应取多少的问题。张謇也注重区分“公利”和“私利”的区别,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公利,对社会、民生有所助益。张謇在利益分配上,受西方现代企业思想影响,肯定合理的利益报酬,同时他也始终坚持“以劳取利”,厌恶并不耻不劳而获的商业模式和行为。张謇注重人的诚信和企业的信用,提出“忠信笃敬”的四字原则,具体体现在其信用观和用人观中。张謇认为商业成功的法门不外乎“勤苦简朴”,其中他尤其注重节俭之美德。中国在商业上处于混沌迷茫、一穷二白的阶段,张謇认为中国的商人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一定的合力。张謇的儒商商道至今仍有深刻的内涵和魅力,究其根本在于合理地处理官商关系。张謇创造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组织形式臃肿、效率低下之时,在观念陈旧、政府禁锢森严的历史环境下,开辟了民营企业的商道模式。张謇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行业的选择、利益的分配等重大问题上,有深思熟虑的考虑,因此张謇的商道观念和精神于今天仍有极强的榜样价值。如果按照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标准,张謇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主要、关键的企业家精神指标,张謇都符合并有一定超越。张謇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仁爱、奉献、勤俭、自强、务实等儒商精神与工业文明并行而不悖,甚至是非常好的补充和融合,这些精神在今天价值有更高的凸显。如果理性地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弊病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张謇的儒商思想和实践表明,儒家宝贵的道德伦理资源可以与工业化有更好的磨合和融通。张謇是中国儒商的典范,是儒家圣人在商界,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难以逾越的巅峰。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其可贵的实业实践,也应该细致考量他的思想构建和远见卓识。
二、国企三年解困 目标可望实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企三年解困 目标可望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2)刑行交叉问题之乱象考察与处理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summary |
导言 |
一、问题的缘起与提出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五、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历史与演进:刑法与行政法交叉之考察 |
第一节 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历史证成 |
一、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历史考察 |
二、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当代趋势 |
第二节 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价值证成 |
一、刑法与行政法价值的差异 |
二、刑法与行政法在发展中价值归结的统一 |
第二章 交叉与关联: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之概述 |
第一节 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
一、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概念 |
二、刑法与行政法交叉案件的构成要素 |
第二节 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产生之原因 |
一、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产生之理论因素 |
二、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产生之规范因素 |
三、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产生之现实基础 |
第三节 刑法与行政法交叉问题之类型化划分 |
一、刑法与行政法的静态交叉 |
二、刑法与行政法的动态交叉 |
第三章 检讨与确立: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界分之进路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概述 |
一、刑事违法性概述 |
二、行政违法性概述 |
第二节 违法性判断立场之争鸣 |
一、传统学说:刑法从属性立场与刑法独立性立场之意涵与检讨 |
二、新近学说:相对从属性立场与相对独立性立场之诠释与差异 |
三、立场提倡:刑法相对从属立场之确立 |
四、判断规则:依据规范保护目的之异同的判断方法 |
第三节 规范保护目的之构建 |
一、规范保护目的之学理诠释 |
二、规范保护目的概念之本体解构 |
三、规范保护目理论与相关概念之关联 |
四、刑法规范保护目的解释观的应然取向 |
第四章 责任与衔接: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责任与处罚衔接问题 |
第一节 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分野 |
一、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之概念 |
二、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之联系 |
三、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之区别 |
第二节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之缘由 |
一、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调整对象上之重合性 |
二、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作用上之差异性 |
第三节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的实践乱象 |
一、罪不当罚 |
二、罚不当罪 |
第四节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理论的反思 |
一、刑事优先原则的理解 |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反思 |
第五章 竞合与适用: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竞合的处理原则 |
第一节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竞合处理原则 |
一、处理原则之理论聚讼 |
二、合并适用原则 |
第二节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竞合处理原则的具体运用 |
一、先刑后罚之适用 |
二、先罚后刑之适用 |
第六章 特殊与例外:刑法与行政法交叉的疑难问题探讨 |
第一节 违法行政行为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
一、行政行为效力之于法院的约束力 |
二、国内外制度之借鉴 |
三、规则之构建 |
第二节 行政规范变更对刑法效力的影响 |
一、行政规范变更与刑法规范变更的关系 |
二、行政规范之行为变更对刑法溯及力的影响 |
第三节 行政规范冲突对犯罪的影响 |
一、规范冲突应考虑的因素 |
二、规范冲突的处理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致谢:感恩之心永怀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 |
2.1 南海争端的产生根源 |
2.1.1 历史因素 |
2.1.2 经济因素 |
2.1.3 地缘因素 |
2.1.4 法律因素 |
2.2 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 |
2.2.1 岛屿主权问题 |
2.2.2 海域划界问题 |
2.2.3 海洋资源问题 |
2.2.4 “航行自由”问题 |
2.3 南海争端的现实状况 |
2.3.1 域外国家继续干涉 |
2.3.2 域内国家磋商合作 |
2.3.3 整体局势依然严峻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 |
3.1 历史依据 |
3.1.1 最早发现与命名 |
3.1.2 持续开发与管治 |
3.1.3 国际社会的承认 |
3.2 法理依据 |
3.2.1 相关国际法律 |
3.2.2 相关中国法律 |
3.3 理论基础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 |
3.3.2 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 |
3.4 实践基础 |
3.4.1 晚清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3.4.2 国民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3.4.3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1978-2012) |
4.1 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 |
4.1.1 主权宣示与外交抗议 |
4.1.2 反对域外大国的干预 |
4.2 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 |
4.2.1 执行国家海防战略 |
4.2.2 发展南海军事力量 |
4.2.3 实施军事维权行动 |
4.3 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 |
4.3.1 开展南海科学考察 |
4.3.2 逐步开发南海资源 |
4.3.3 修建南海基础设施 |
4.4 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4.4.1 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4.4.2 与南海各国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
4.4.3 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机制 |
4.4.4 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
4.4.5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南海主权权益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 |
5.1 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
5.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5.1.2 倡导“双轨思路”解决争端 |
5.1.3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5.2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 |
5.2.1 升级南海行政建制 |
5.2.2 改革海上执法体制 |
5.2.3 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
5.2.4 加速南海资源开发 |
5.3 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 |
5.3.1 与南海各国建立多领域务实合作 |
5.3.2 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5.3.3 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5.4 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 |
5.4.1 警告与拦截擅闯中国南海的美舰美机 |
5.4.2 推动中国同域外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 |
6.1.1 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 |
6.1.2 顺利完成北部湾的划界 |
6.1.3 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6.1.4 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 |
6.2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经验 |
6.2.1 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 |
6.2.2 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6.2.3 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6.2.4 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 |
6.3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启示 |
6.3.1 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合作关系 |
6.3.2 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 |
6.3.3 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 |
6.3.4 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5)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背景 |
(四)思路与方法 |
一、单位制下的身份认同:“单位人” |
(一)身份政治与身份认同 |
(二)外因:归属感的来源 |
(三)对比:身份识别的途径 |
二、身份的强化:从“单位人”到“厂里人” |
(一)繁荣年代:进城与增产 |
(二)骄傲记忆:福利与满足 |
三、单位的消解:从“厂里人”到“下岗工人” |
(一)人才流动:南方的召唤 |
(二)心理滑坡:今不如昔的感慨 |
(三)抗争与调适:社会角色的苏醒 |
四、漫长的和解:从“下岗工人”到“社会人” |
(一)重头再来:再社会化之路 |
(二)路径的选择:自我角色的浮现 |
(三)新媒体凝聚老集体:线上线下话旧情 |
(四)融入与遗忘:居住社区的转型与危机 |
五、讨论与思考 |
(一)媒介与集体:关于记忆的偏差 |
(二)集体到个体:关于记忆的变迁 |
(三)权力主导:助推身份建构 |
(四)权利限缩:催生个体意识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四、论文的结构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三、跨国公司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一、后危机时代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一、非政治风险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结论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国家形象建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综述 |
一、国家形象研究 |
二、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研究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一、建构主义 |
二、框架理论 |
三、新闻叙事学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新闻(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的国家形象 |
第一节 政治形象:软硬兼施,有责任敢担当 |
一、对内坚决扞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战士形象 |
二、对外和平崛起、有责任敢担当的合作者形象 |
第二节 经济形象:可持续发展,互利共赢 |
一、对内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后劲十足 |
二、对外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第三节 文化形象:博大精深,兼容并蓄 |
一、展现源远流长、底蕴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
二、体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 |
三、呈现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积极活跃的形象 |
第四节 社会形象:和谐发展,积极向上 |
一、科教文卫全面进步,社会和谐发展 |
二、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 |
第二章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 |
第一节 以论立言争夺国际话语权 |
一、先声夺人:阐述国家的立场主张 |
二、以理服人:反驳敌视国家的诋毁与攻击 |
第二节 多元人物看中国 |
一、“我者”视角下的中国 |
二、“他者”视角观照中国 |
第三节 国际化叙事策略讲中国故事 |
一、叙述模式:新闻故事化 |
二、叙述视角:三种聚焦,合理切换 |
三、叙述声音:三种身份,恰当组合 |
第三章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不足和改进策略 |
第一节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情况 |
一、从题材占比看,时事政治题材占比大 |
二、从媒体层级看,地方媒体比重逐年上升 |
三、从媒体类型看,作品高度集中于传统媒体 |
第二节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传播策略不足 |
一、传播渠道单一 |
二、传播矩阵失衡 |
三、报喜不报忧的固化思维 |
第三节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改进策略 |
一、渠道:搭建融合互通传播渠道,打造立体联动传播矩阵 |
二、内容:叙述故事化,强化对话意识、增强问题意识 |
三、体制:创新国际传播管理模式优化国际传播战略布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一、课题的来源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六、小结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本章小结 |
结论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泌阳县金融扶贫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泌阳县金融扶贫背景 |
第一节 泌阳县经济发展情况 |
一、泌阳县概况 |
二、泌阳县经济发展情况 |
三、泌阳县金融业发展情况 |
第二节 泌阳县贫困状况 |
一、泌阳县总体贫困情况 |
二、乡镇分布状况 |
三、贫困原因 |
第三节 金融扶贫政策及实施 |
一、对金融扶贫概念的理解 |
二、我国扶贫相关政策 |
三、主要金融扶贫模式 |
第三章 泌阳县金融扶贫主要做法 |
第一节 构筑金融扶贫工作体系 |
一、泌阳县金融扶贫模式选择 |
二、完善制度设计 |
三、创新人员激励机制 |
第二节 探索金融扶贫措施 |
一、甄选带贫产业 |
二、健全金融扶贫资金发放模式 |
第三节 确立风险控制机制 |
一、创新资金支用模式 |
二、完善风险分担模式 |
第四章 泌阳县金融扶贫成效、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泌阳县金融扶贫成效 |
一、金融机构参与度有所提高 |
二、金融服务惠及贫困人口 |
三、金融扶贫助力带贫产业发展 |
第二节 泌阳县金融扶贫存在问题 |
一、金融扶贫资金总量较小 |
二、金融扶贫资金期限不合理 |
三、金融扶贫资金投放风险较大 |
第三节 泌阳县金融扶贫问题原因分析 |
一、金融体系原因 |
二、金融机构原因 |
三、贫困户自身原因 |
第五章 对泌阳县金融扶贫工作的建议 |
第一节 优化金融扶贫体系 |
一、健全金融扶贫机构 |
二、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
三、推行正向激励机制 |
第二节 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水平 |
一、建立金融扶贫事业部 |
二、加大扶贫金融产品研发力度 |
三、强化基层金融工作人员业务水平 |
第三节 提高贫困户素质 |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
二、实施“增信心”工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 |
(10)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当儒学遭遇工业化 |
二、旧道德与新知识:张謇的回应 |
三、言商仍向儒:儒商张謇 |
第二节 张謇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一、张謇研究的回顾 |
二、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简析 |
第三节 本文的旨趣与结构 |
一、主题和框架 |
二、资料及其说明 |
三、研究工具和方法 |
第一章 张謇的士人精神与儒商理想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一、师承 |
二、随军 |
三、科考 |
四、经世致用 |
第二节 士人担当 |
一、儒家信徒 |
二、学以致用 |
三、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 |
第三节 张謇的儒商理想 |
一、实业救国 |
二、教育兴邦 |
三、村落主义与地方自治 |
第二章 实业与儒家思想 |
第一节 张謇与易学思想 |
一、张謇与《周易》 |
二、大生集团与“生生之谓易” |
三、商业经营与通经合变 |
第二节 礼学思想与企业经营 |
一、张謇与礼学思想 |
二、商业礼让与利导整齐 |
第三节 中庸思想及其实业应用 |
一、圣人之道即中道 |
二、人尽人道 |
第三章 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 |
第一节 “大利不言”的义利观 |
一、裁利于义 |
二、公不自利 |
三、以劳取利 |
第二节 “忠信笃敬”的诚信观 |
一、忠信笃敬的信用观 |
二、笃实安分的用人观 |
第三节 “勤苦俭朴”与成功法门 |
一、勤苦俭朴 |
二、俭德 |
三、聚力合群 |
第四章 张謇的儒商商道与儒商精神 |
第一节 商道与官商关系 |
一、绅领商办 |
二、官商关系 |
三、张謇的商道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与儒商精神 |
一、张謇与企业家精神 |
二、张謇的儒商精神 |
第三节 儒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 |
一、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 |
二、资本主义精神 |
三、张謇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国企三年解困 目标可望实现(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框架研究 ——基于发展新闻学的理论视角[D]. 邵梦茹. 北京工商大学, 2020
- [2]刑行交叉问题之乱象考察与处理进路[D]. 张金钢.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4]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11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J]. 咸辉.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0(02)
- [5]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D]. 崔晓强.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2)
- [6]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国家形象建构分析[D]. 林杨莹. 中国传媒大学, 2019(02)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9]泌阳县金融扶贫问题研究[D]. 王琳颢. 郑州大学, 2019(08)
- [10]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D]. 梁林军. 武汉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