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收入与工业增长之间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范剑勇,莫家伟[1]（2014）在《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文中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膨胀。本文构建工业投资者-地方政府模型,从债务的双重引资作用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举债冲动难以遏制的原因。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论证了以下机制:债务作为地方政府动用资金能力的体现,不仅表现为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增加GDP,而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双重渠道吸引工业投资,对当地工业增长起到杠杆作用。同时,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与禀赋的地区来说,以债务推动工业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两类风险:1)禀赋较差的地区在引资竞争中处于劣势,未来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不足以偿还债务;2)禀赋较好的地区在引资竞争中将土地资源过度配置到工业部门,导致商住用地资源紧缺、房价快速上涨。
付敏杰,张平,袁富华[2]（2017）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文中认为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演进过程中的财税体制变迁,本文分析工业税制对于工业化、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的激励作用,揭示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下工业化税收和公共服务支出的不匹配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土地经营导致的工业税收替代效应,发现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都显着抑制工业税收增长。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财政体制转变的三个逻辑:福利支出增长导致的城市化成本刚性上升;工业税基逐步削弱的确定性与服务业税收增长的不确定性;土地财政造成的财政幻觉。基于典型事实和理论分析,本文对城市化新阶段的财税体制转型方向给出了建议。
谢贞发,严瑾,李培[3]（2017）在《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面临着"压力型体制"下复杂多样的压力来源,积极汲取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应对压力的主要途经,从而形成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财政压力变化的财源增长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在同一地区内,取消农业税改革后财政压力更大的县,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产值实现了更快增长。但这一结果并未出现在同一地区中农业税占比更大的县,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设行为更多来自财政压力的激励而非税收结构变化的激励。这种财政压力的工业增长效应更多发生于工业基础薄弱和财政自给率高的地区,且放松环境规制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工业增长效应的重要手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李伟,Sri Mulyani Indrawati,刘世锦,韩俊,Klaus Rohland,Bert Hofman,侯永志,Mara Warwick,Chorching Goh,何宇鹏,刘培林,卓贤[4]（2014）在《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文中提出中国城镇化有力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快速转型,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城市贫困、失业和贫民窟,但压力也开始显现。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这些挑战,倡导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模式,以适应新的发展目标。新型城镇化模式需要政府重新定位,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本报告提出构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六大优先领域:一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二是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具备技能的劳动者自由流动;三是将城市融资建立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同时建立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四是改革城市规划和设计;五是应对环境压力;六是改善地方政府治理。本报告提出的政策议程是全面的,需要确定优先序。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土地方面的议程;其次,政府需要关注各种形式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最后,在全面铺开以市场为基础的城乡土地转化之前,需要开展更多试点。其他改革也应尽快提出落实改革议程的全面规划并建立监测督促机制。
文雁兵[5]（2014）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三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三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张林[6]（2016）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三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三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三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赵文哲,杨继东[7]（2015）在《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文中研究指明在现有分税体制下,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缓解财政缺口压力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20032010年中国149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并结合2003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缺口增加时出让土地的作用。本文基本结论是:当面临较高的财政缺口压力时,地方政府会以较低的价格向国有企业增加出让土地,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下滑阶段、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财政缺口增加导致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城市协议土地出让比例更高。从互利角度来讲,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价格低廉的土地作为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时,地方政府会因地方国有企业投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
王海荣[8]（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张伟[9]（2019）在《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正历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1）。这对我国不同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参考相关文献和百度百科,经开区是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简称。它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经中央政府批准设立,承载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要历史使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开区在带动经济发展,利用外资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按照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全国219家经开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为91364亿元,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3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资企业再投资总额3758亿元,同比增长13.8%（2）。在肯定经开区取得成就的同时,通过查阅现有文献发现,经开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部分经开区存在着发展质量不高、产业结构趋同、资源能耗较高等一系列不适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经开区是政府设立的特殊政策区域,这些发展问题的背后离不开所在区域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是否与地方官员治理存在必然联系?为此,论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从地方官员治理的角度深入分析其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探索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参照相关研究方法,论文分析的地方官员主要是负责整个经开区开发建设的“一把手”官员。为实现论文研究的科学性,在论文的写作中首先花费大量时间搜集甄别官员及经开区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主要参考了围绕开发区（含经开区）发展的多方面的文献、理论和实践成果,查阅引用了官员治理包括任期、晋升、来源、去向、交流及更替等多个方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同时,对经开区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献也进行了必要的论述。参考的主要理论包括:（1）公共选择的官僚制及激励理论。官员是承担某种职责的公务员,但官员又存在着种种利益诉求,公共选择的官僚制理论为我们理解这方面现象提供了研究视角;（2）中国特色的联邦制,该理论从财政和行政分权的角度探讨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是理解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基础;（3）周黎安教授的行政发包制和晋升锦标赛进一步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研究了官员、政府之间形成的关系,是论文重要的分析框架;（4）基于土地、财税等制度基础上的地方政府与土地之间形成的关系,有利于从制度层面协调地方官员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我国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看,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具有多重效用,土地效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影响;（5）以威廉姆森《治理机制》的组织、个体及治理三层结构为基础的适应理论有利于理解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论文共分九章内容,前三章为引言、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第四章立足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研究官员、土地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探究地方政府官员、土地及经开区经济存在的内在关系,查找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第五章至第八章重点分析官员治理的重要特征,包括任期、晋升压力、来源及去向、交流及更替等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方面的关系。同时,在分析中引入了影响经开区发展的相关因素如相关经济变量以及经开区所在区位、管理体制、升级时间、所在城市等级等做为控制变量。第九章为论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晋升锦标赛在地方官员治理中普遍存在,经开区作为特殊政策区域,这种晋升竞争可能更为显着。在这种治理导向下,表现为官员任期较短、更替较为频繁,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及资源能源利用方面短视化,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官员的年龄、学历、籍贯等治理特征也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从来源、去向或交流看,经验效应和匹配效应也具有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提升官员治理水平,促进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借助STATA14.0对2010-2015年覆盖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90个经开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研究的难点在于经开区面板数据获取十分困难,特别是土地、绿色创新等指标数据在数量上更少。从2017年初开始,研究数据的搜集整理贯穿于论文构思、写作的始终。为增强论文的说服力,通过比较法、图表法等绘制了经开区这一期间的土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外向经济发展趋势图,这些图表对实证回归结果起到补充分析的作用。论文研究探索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期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目前相关研究围绕省级、市级官员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民生、企业行为等关系而展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经开区——特殊政策区域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官员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是对现有理论的创新研究。但由于当前研究数据获取的局限性,难免存在偏颇,可以相信随着大数据和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此方面的研究也一定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丁宁[10]（2019）在《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成为推动城乡关系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加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构建和谐健康的城乡关系,有效推动城乡之间相互支援、共同繁荣,逐渐破除城乡之间的差异,同时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与根本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由于片面的追求规模效应,使得城乡发展的整体质量不高。这种城乡关系的发展模式既拉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积累了城乡之间巨大差距。如何处理好我国城乡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破解城乡关系不协调困境,为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待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方法,以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并梳理了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影响,并对我国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重点就是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和创新之处与不足进行了概述说明,为论文创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第二章剖析了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这部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系统的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乡关系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综合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关系的理论探索和经验,对城乡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为解决城乡关系的不协调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梳理了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演变历程。以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为主线,将城乡关系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阶段、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城乡二元体制破冰阶段、新世纪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以及十八大以来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阶段,为论文增加了历史支撑。第四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发展演变逻辑。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国要结合实际国情出发,选择合适国情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充分认识到城乡关系发展的渐进性。第五章以问题意识为主要导向,分析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由于我国受到长期以来体制机制的影响,造成城乡之间的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第六章重点探讨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路径选择。在对现行城乡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树立科学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的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协调好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之间的关系,全面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借鉴作用。
二、财政收入与工业增长之间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收入与工业增长之间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 制度背景和财政压力指标设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实证策略及变量、数据说明 |
| (一) 实证策略 |
| (二)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四、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一) 基本回归结果 |
| (二) 稳健性检验 |
| 1. 财政压力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及替代指标 |
| 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时间趋势动态分析 |
| 3. 剔除改革试点地区的回归检验 |
| 4.“强县扩权”与“省直管县”改革的冲击 |
| 五、备择假说、异质性和作用途径分析 |
| (一) 备择假说检验 |
| (二) 异质性分析 |
| (三) 作用途径分析 |
| 1. 降低税收征管效率 |
| 2. 增加财政支出或补贴 |
| 3. 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16) |
| 4. 低工业地价 |
| 5. 放松环境规制 |
| 六、结论及讨论 |
（4）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言 |
| 二、成就与挑战 |
| (一)中国城镇化取得的成就 |
| (二)效率 |
| 1.城镇化与聚集效应 |
| 2.低效的资本利用 |
| 3.不完整的人口迁移 |
| 4.低效的土地利用 |
| 5.城镇化与内需 |
| (三)包容性 |
| 1.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增加 |
| 2.户籍制度的演进 |
| 3.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
| 4.住房供给 |
| 5.农村地区的服务供给 |
| (四)可持续性 |
| 1.中国城市污染的代价 |
| 2.城镇化加剧中国资源的紧张 |
| 3.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的全球背景 |
| 4.环境监管和治理 |
| 三、改革议程 |
| (一)改革战略 |
| 1.一揽子改革方案 |
| 2.2030 年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愿景 |
| 3.中国有能力实现新型城镇化 |
| (二)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 |
| 1.改革的背景 |
| 2.强化产权 |
| 3.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 |
| 4.发展农村建设用地市场 |
| 5.城市周边区域土地制度的创新 |
| 6.完善城市土地的使用 |
| 7.将土地利用规划与住房、基础设施和融资问题统筹考虑 |
| (三)改革户籍、社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制度 |
| 1.改革户籍 |
| 2.获得服务的权利扩大到在城市居住的流动人口 |
| 3.在全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4.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 |
| (四)改革城市融资 |
| 1.改革背景 |
| 2.改革政府收入来源 |
| 3.改革分税制 |
| 4.改革土地财政 |
| 5.加强公共财政管理 |
| 6.推动公私合作关系的发展 |
| 7.改善债务融资政策框架 |
| (五)推动更绿色的城镇化 |
| 1.改革背景 |
| 2.加强绿色治理 |
| 3.跨越行政边界的绿色管理 |
| 4.部门政策的“绿色化” |
| (六)保障粮食安全 |
| 1.增强国内粮食生产能力 |
| 2.提高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 |
| 3.提升利用国际市场和海外资源能力 |
| 4.改革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
| 5.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效率 |
| 6.改革粮食储备和流通体系 |
| (七)改革的时机、次序和风险 |
| 1.时机和次序 |
| 2.风险 |
| 3.改革的协调机构和治理要求 |
（5）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目次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思想缘起 |
| 1.1.2 研究动机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的制度视角：制度的作用、形成与演化 |
| 2.1.1 制度的作用与案例 |
| 2.1.2 制度的形成与演化 |
| 2.1.3 制度的适宜与发展 |
| 2.2 经济发展的政府视角：政府的作用、机制与演化 |
| 2.2.1 政府作用的三种理论 |
| 2.2.2 政府作用的两种机制 |
| 2.2.3 政府行为的三种选择 |
| 2.3 经济发展的包容视角：包容的表现、内涵和测度 |
| 2.4 总结性评述 |
| 3 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 |
| 3.1 国家理论与政府治理 |
| 3.2 包容型政府的定义 |
| 3.3 包容型政府的特征 |
| 3.4 包容型政府的内容 |
| 3.4.1 政府治理包容 |
| 3.4.2 经济增长包容 |
| 3.4.3 社会发展包容 |
| 3.4.4 思想市场包容 |
| 3.5 包容型政府分析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思想市场与经济增长：适宜制度视角 |
| 4.1 思想市场与经济增长 |
| 4.1.1 概念与分类 |
| 4.1.2 特征与生产 |
| 4.2 思想市场与技术创新 |
| 4.2.1 内生增长理论之外：对“思想”的忽略 |
| 4.2.2 内生增长理论缺陷：对“思想”的偏离 |
| 4.2.3 知识积累机制 |
| 4.2.4 人力资本机制 |
| 4.3 适宜制度与经济增长 |
| 4.3.1 适宜制度的功能 |
| 4.3.2 技术(知识)特征 |
| 4.3.3 适宜制度的最优化策略 |
| 5 适宜制度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视角 |
| 5.1 文献回顾 |
| 5.1.1 历史考察：大西洋贸易启示 |
| 5.1.2 中国故事：通商制度的遗产 |
| 5.1.3 适宜制度：制度与贸易互动 |
| 5.2 制度内涵与“中国化”指标 |
| 5.2.1 制度与制度质量 |
| 5.2.2 “中国化”的制度质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
| 5.3 制度的贸易效应与实证 |
| 5.3.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5.3.3 长期均衡协整检验 |
| 5.3.4 短期动态调整检验 |
| 5.3.5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5.4 贸易的制度激励机制 |
| 5.4.1 基准模型 |
| 5.4.2 南北贸易与制度差异 |
| 5.4.3 贸易均衡与制度优势 |
| 5.4.4 力争上游机制 |
| 5.4.5 甘居下游机制 |
| 5.4.6 左右逢源机制 |
| 5.5 结论与拓展 |
| 6 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产业发展视角 |
| 6.1 文献回顾 |
| 6.1.1 理论回顾 |
| 6.1.2 现有研究不足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基准模型C-P |
| 6.2.2 模型拓展C-P-I |
| 6.3 产业集聚：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的渗透效应 |
| 6.3.1 短期均衡 |
| 6.3.2 长期均衡 |
| 6.4 结论和政策含义 |
| 6.5 产业关联：技术外溢与农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
| 6.5.1 产业关联对农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 |
| 6.5.2 实证分析 |
| 6.5.3 政策含义 |
| 7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演变：区域异质视角 |
| 7.1 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
| 7.2 策略性选择机制的发现：禀赋差异与理论假说 |
| 7.2.1 基本假说与行为偏好 |
| 7.2.2 禀赋异质与行为选择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7.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7.3.4 资源诅咒再检验 |
| 7.3.5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7.4 策略性选择机制的拓展 |
| 7.4.1 模型设定与新假说 |
| 7.4.2 实证检验与新发现 |
| 7.5 本章小结 |
| 8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及其治理绩效 |
| 8.1 “南方崛起”中的政府 |
| 8.2 “中国奇迹”中的政府 |
| 8.3 实证策略 |
| 8.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8.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8.4 政治周期与政府行为 |
| 8.4.1 政治晋升竞标赛：存在与质疑 |
| 8.4.2 政治周期与换届效应 |
| 8.4.3 全国结果及其分析 |
| 8.4.4 区域结果及其分析 |
| 8.4.5 稳健性检验 |
| 8.4.6 研究结论 |
| 8.5 政府规模与发展包容 |
| 8.5.1 中国政府规模的历史演变 |
| 8.5.2 理论假说及其发展 |
| 8.5.3 全国结果及其分析 |
| 8.5.4 区域结果及其分析 |
| 8.5.5 稳健性检验 |
| 8.6 政府干预与社会福利 |
| 8.6.1 理论假说讨论 |
| 8.6.2 基准回归分析 |
| 8.6.3 门槛效应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9 我国发展包容与贫困缓解：理论与实证 |
| 9.1 贫困缓解的两种策略 |
| 9.1.1 自上而下策略：持续增长与成果共享 |
| 9.1.2 自下而上策略：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 |
| 9.2 经验事实与诊断框架 |
| 9.2.1 二次分配的经验事实 |
| 9.2.2 包容性增长诊断框架 |
| 9.3 实证检验 |
| 9.3.1 变量定义与指标选取 |
| 9.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9.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9.3.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4 包容型政府构建：一个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耦合的视角 |
| 9.4.1 社会流动的理论解构 |
| 9.4.2 为何耦合?：现实与意义 |
| 9.4.3 如何耦合?：渠道与机制 |
| 9.4.4 耦合机制构建 |
| 9.4.5 结论与思考 |
| 10 结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主要科研成果 |
（6）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背景 |
| 1.2 研究的目标及思路 |
| 1.3 研究的假设及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资料 |
| 1.5 研究的特色及创新 |
| 2 基础理论、文献综述与国际经验借鉴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 |
| 2.1.2 财政激励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3 相关研究述评 |
| 2.3 国际经验借鉴 |
| 2.3.1 德国的实践经验借鉴 |
| 2.3.2 美国的实践经验借鉴 |
| 2.3.3 日本的实践经验借鉴 |
| 2.4 本章小结 |
| 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
| 3.1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概念界定 |
| 3.1.1 金融业态深化的概念及内涵 |
| 3.1.2 财政政策激励的概念及内涵 |
| 3.1.3 实体经济增长的概念及内涵 |
| 3.2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原理 |
| 3.2.1 金融业态深化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原理 |
| 3.2.2 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原理 |
| 3.2.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原理 |
| 3.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 |
| 3.3.1 金融业态深化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3.2 财政政策激励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3.3 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4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 |
| 4.1 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
| 4.1.1 基于全国序列数据的分析 |
| 4.1.2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
| 4.2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 |
| 4.2.1 金融业态深化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 |
| 4.2.2 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 |
| 4.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 |
| 4.3.1 金融业态深化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 |
| 4.3.2 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规模 |
| 5.1 引言 |
| 5.2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规模的理论分析 |
| 5.2.1 金融业态深化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 |
| 5.2.2 财政政策激励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 |
| 5.2.3 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 |
| 5.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规模的实证研究 |
| 5.3.1 空间计量方法 |
| 5.3.2 计量模型设定 |
| 5.3.3 空间权重构建 |
| 5.3.4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3.5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动力 |
| 6.1 引言 |
| 6.2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分析 |
| 6.2.1 金融业态深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 |
| 6.2.2 财政政策激励对实体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 |
| 6.2.3 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 |
| 6.3 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率的测算与分析 |
| 6.3.1 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分析 |
| 6.4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动力的实证研究 |
| 6.4.1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6.4.2 模型估计与检验方法 |
| 6.4.3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结构 |
| 7.1 引言 |
| 7.2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结构的理论分析 |
| 7.2.1 金融业态深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 |
| 7.2.2 财政政策激励对实体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 |
| 7.2.3 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 |
| 7.3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结构的实证研究 |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 7.3.2 模型估计方法 |
| 7.3.3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3.4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机制设计 |
| 8.1 金融业态深化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
| 8.1.1 科技金融促进机制 |
| 8.1.2 多元金融协调机制 |
| 8.1.3 绿色金融服务机制 |
| 8.2 财政政策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
| 8.2.1 政府投资驱动机制 |
| 8.2.2 财政补贴引导机制 |
| 8.2.3 税费减免扶持机制 |
| 8.3 金融财政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
| 8.3.1 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
| 8.3.2 资源成果共享机制 |
| 8.3.3 国有民营协同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 |
| 9.2.2 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 |
| 9.2.3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 |
| 9.2.4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 |
| 9.2.5 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 |
| 9.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研的科研项目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获奖情况 |
（7）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假说——一个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利的分析框架 |
| 三、回归分析 |
| (一)基准模型回归 |
| (二)稳健性分析 |
| (三)一个自然实验 |
| 四、互利合作机制实证分析 |
| 五、结论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论文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政府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
| 2.1.2 关于开发区(包含经开区)相关不同角度的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地方政府、政府官员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
| 2.2.2 开发区(包含经开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3.1 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
| 3.1.1 地方官员治理的理解 |
| 3.1.2 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
| 3.2 地方官员治理的理论基础 |
| 3.2.1 官僚制及激励理论 |
| 3.2.2 中国特色的联邦制 |
| 3.2.3 行政发包制与晋升锦标赛理论 |
| 3.2.4 从土地效应研究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
| 3.3 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优化地方官员治理机制分析 |
| 3.3.1 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核心 |
| 3.3.2 优化地方官员治理机制与经开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官员治理、土地效应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我国经开区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
| 4.3 地方官员治理与土地效应之间的关系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4.3.3 稳定性检验 |
| 4.4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土地效应与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
| 4.4.1 土地效应与经开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 4.4.2 土地效应与经开区产业升级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2 研究指标及官员任职特征分析 |
| 5.1.3 模型设定、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
| 5.1.4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5.1.5 稳定性检验 |
| 5.2 不同区位的官员任期、晋升与经开区经济增长 |
| 5.2.1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5.2.2 稳定性检验 |
| 5.3 经开区体制、升级时间影响下的官员任期、晋升与经济增长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 6.1 经开区工业及第三产业发展趋势比较分析 |
| 6.1.1 经开区工业发展趋势比较分析 |
| 6.1.2 经开区第三产业发展趋势比较分析 |
| 6.2 官员任期、晋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
| 6.2.1 指标选择、模型设定及变量含义 |
| 6.2.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6.2.3 稳定性检验 |
| 6.3 官员来源、去向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 |
| 6.3.1 经开区官员来源及去向情况 |
| 6.3.2 模型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
| 6.3.3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6.3.4 稳定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
| 7.1 2010 年以来东部及中西部外向型经济比较分析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现有研究及研究方法 |
| 7.2.2 指标选取及模型设立 |
| 7.2.3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7.2.4 稳定性检验 |
| 7.2.5 从官员更替的角度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关系分析 |
| 8.1 研究设计 |
| 8.1.1 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8.1.2 构建模型及主要变量 |
| 8.1.3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8.1.4 稳定性检验 |
| 8.2 本章结论 |
| 第9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 |
| 2.1.2 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
| 2.2 西方学者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2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3 核心-边缘理论 |
| 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 2.3.1 城乡兼顾思想 |
| 2.3.2 城乡互动思想 |
| 2.3.3 城乡均衡思想 |
| 2.3.4 城乡一体化思想 |
| 2.3.5 城乡融合思想 |
| 第3章 中国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演变历程 |
| 3.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 |
| 3.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1949-1957) |
| 3.1.2 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1958-1977) |
| 3.2 改革开放到20 世纪末城乡二元体制破冰阶段 |
| 3.2.1 城乡关系的缓和(1978-1984) |
| 3.2.2 城乡关系的反复(1985-2002) |
| 3.3 新世纪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
| 3.3.1 城乡关系的调整(2003-2006) |
| 3.3.2 统筹城乡发展(2006-2011) |
| 3.4 十八大以来建立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 |
| 3.4.1 推动城乡一体化(2012-2017) |
| 3.4.2 融合发展新时代(2017-至今) |
| 第4章 西方典型国家城乡关系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 4.1 西方典型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 |
| 4.1.1 美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
| 4.1.2 德国城乡等值的发展 |
| 4.1.3 日本以城养乡的发展 |
| 4.2 西方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借鉴 |
| 4.2.1 高度重视“以城哺乡”的战略地位 |
| 4.2.2 选择适合国情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 |
| 4.2.3 充分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渐进性 |
| 第5章 实现城乡融合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5.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1 城乡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 |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 |
| 5.1.3 城乡基础设施配置不均衡 |
| 5.1.4 城乡之间产业发展不平衡 |
| 5.1.5 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
| 5.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问题的成因 |
| 5.2.1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认识不足 |
| 5.2.2 城乡二元制度因素的制约 |
| 5.2.3 城乡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 |
| 第6章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1 树立科学城乡融合发展理念 |
| 6.1.1 充分认识城乡融合发展意义 |
| 6.1.2 合理选择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 6.2 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 |
| 6.2.1 建立城市人才入乡鼓励机制 |
| 6.2.2 建立城乡统一土地管理制度 |
| 6.2.3 建立城乡统一财政管理制度 |
| 6.2.4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 6.3 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
| 6.3.1 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
| 6.3.2 加快城乡医疗卫生联动发展 |
| 6.3.3 建立互惠共享社会保障制度 |
| 6.3.4 加快城乡就业服务的均等化 |
| 6.4 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6.4.1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
| 6.4.2 全面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 6.4.3 建立统一城乡基础设施管理制度 |
| 6.5 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
| 6.5.1 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联动与融动 |
| 6.5.2 发展农村新产业延伸产业链 |
| 6.5.3 优化产品产业结构解决供需矛盾 |
| 6.5.4 完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财政收入与工业增长之间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J]. 范剑勇,莫家伟. 经济研究, 2014(01)
- [2]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J]. 付敏杰,张平,袁富华. 经济研究, 2017(12)
- [3]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 谢贞发,严瑾,李培. 管理世界, 2017(12)
- [4]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J].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李伟,Sri Mulyani Indrawati,刘世锦,韩俊,Klaus Rohland,Bert Hofman,侯永志,Mara Warwick,Chorching Goh,何宇鹏,刘培林,卓贤. 管理世界, 2014(04)
- [5]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08)
- [6]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03)
- [7]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J]. 赵文哲,杨继东. 管理世界, 2015(04)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9]地方官员治理与经开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D]. 张伟. 辽宁大学, 2019(05)
- [10]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D]. 丁宁. 吉林大学, 2019(02)